六祖坛经讲解视频星云:纪念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08:12:47
南方谈话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要点包括六个部分:(一)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二)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就干不出新的事业。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三)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四)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五)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六)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续写“春天的故事”

——纪念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2012年02月13日07:51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续写“春天的故事”--中国共产党新闻

【字号 】 打印 留言 社区 手机点评  纠错E-mail推荐: 分享


   邓小平同志在武昌火车站与湖北省负责人谈话。资料图片

   邓小平同志在深圳视察。资料图片

   邓小平同志视察珠海亚洲仿真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资料图片



  编者的话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是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为我们抓住机遇,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踏步向前推进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本期“大家论道”刊发的两篇文章就在新形势下深刻领会和贯彻南方谈话的核心思想和精神,进一步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续写“春天的故事”进行了阐述。

  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国防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深圳城市美景。


  严 亮摄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党和国家的发展处在重要历史关头。在这一复杂形势下,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谈话。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核心思想,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他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这些重要论述,表明了我们党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的决心,从思想上解除了人们的担忧和疑虑,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今年是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就是对南方谈话的最好纪念。

  党的基本路线是在科学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

  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在一定历史时期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而制定的行动纲领,是指导党的各项具体工作的行动指南。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我们党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

  党的基本路线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总结。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鲜明地提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后改用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的阶段的思想,并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为党的基本路线的确立奠定了立论基础和重要依据。1987年,党的十三大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条基本路线,反映了党和人民的意志,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党的基本路线是被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证明了的正确路线。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苏联东欧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垮台,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局动荡,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我国虽经历政治风波干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非典型肺炎疫情袭击、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以及遭受四川汶川特大地震、青海玉树地震、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灾害的破坏,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稳步推进,成就令世人瞩目。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以年均近10%的速度稳步增长,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到总体小康的跨越。同时,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不断加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日益繁荣,社会呈现安定和谐的局面。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我们党坚定不移地坚持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紧紧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展开各项工作。实践充分证明,党的基本路线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路线。

  党的基本路线的客观依据没有变

  当前,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党的基本路线的客观依据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一重要论断,科学分析判断了我国当前面临的形势,是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客观依据。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基本国情是我们党制定和坚持基本路线的基础。认清基本国情,最重要的是认清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准确把握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并从这一国情出发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指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仍然没有变。从历史和现实来看,要改变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状况、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还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没有变。社会主要矛盾是制定基本路线、确定中心工作和发展目标的直接依据。在我国现阶段,虽然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从国内来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存在着种种矛盾,并且各种矛盾和问题叠加出现。但应看到,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稳定的,人们的主要需求还是提高生活水平、过安居乐业的生活。从国际上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尽管一些西方国家不断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但是我国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并没有变。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特别是近年来,我国战胜了许多重大自然灾害,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大型活动,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令世界惊叹。随着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高,有些人认为我国已经不再是发展中国家,进入了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数据,我国人均GDP世界排名100位左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我国的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较大差距,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复杂多样,各种思潮不断涌现,一些怀疑和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的“杂音”、“噪音”也时而出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就要旗帜鲜明地抵制和反对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要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做到思想上坚信不疑、行动上坚定不移,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深刻指明了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重大意义,为坚持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提供了根本遵循。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关键是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是党和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全党全国都要围绕这个中心、配合这个中心开展工作。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党和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保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党和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相互贯通、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必须全面坚持、一以贯之,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必须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在强调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的长期性稳定性时指出:“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党的基本路线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更加自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提供理论支持,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神圣而光荣的责任。我们必须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深入研究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创造的新鲜经验,在理论创新中不断赋予党的基本路线以新的时代内涵,永葆党的基本路线的旺盛生命力。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必须大力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是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是我们党和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在革命、建设年代,我们需要发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以争取革命、建设的胜利。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同样需要发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不能靠侵略掠夺弱小国家,也不能寄希望于西方国家的“恩赐”,只能靠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把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充分激发出来。当然,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并不是否定人们合理的物质文化需求,要求人们过“苦行僧”式的生活,而是要把现代化建设的基点建立在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上,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的作风。

  (执笔:季 明 孙存良)

 

南方谈话对发展问题的探索和回答

  教育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探索和回答的四个基本问题。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集中论述了当代中国的发展问题,进一步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路径。

  对“为何要发展”的探索和回答

  发展是当代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邓小平同志指出,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对于我国来说,发展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因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现在周边国家发展很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

  发展对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总结苏东剧变的教训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邓小平同志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因此,要坚持不懈地抓发展。他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在这里,邓小平同志不仅指出了发展的重要性,而且强调了发展的长期性和持续性。

  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依靠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担子重”就是发展的任务重,“责任大”就是通过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重大。

  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的探索和回答

  发展的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同志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这一重大论断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认识。

  发展必须是全面协调的发展。邓小平同志强调,发展应该是协调的,既要讲速度,也要讲效益;既要讲全面,又要讲重点;既要大胆而不失时机,又要防止急躁冒进而陷入困境;既要注重国内政策的稳定,调动一切积极性,又要积极对外开放,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他指出,发展“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

  发展的目标是共同富裕。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实现共同富裕。在南方谈话中,他继续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对“怎样发展”的探索和回答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是兴国之要。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顺利推进,前提之一就在于我们坚持实行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注重改善人民生活。

  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邓小平同志认为,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否则就会葬送社会主义事业。为此,他在南方谈话中正式提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这两只手都要硬”的命题,并把它作为全党的一项硬任务确定下来。

  发展必须抢抓机遇。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他提醒我们,“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发展必须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邓小平同志不仅关注经济发展速度,而且提出要在加快发展中力争使我国经济发展上台阶。他曾经指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在南方谈话中,他进一步指出,“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因此,要正确分析形势,善于认识机遇,把握机遇,用好机遇,不要坐失良机。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力争每隔几年经济上一个新台阶。

  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要把科学技术搞上去,把教育作为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来抓。在南方谈话中,他再次强调:“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他还提出:“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他要求,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不要搞无谓的争论,耽误发展机遇,影响发展的速度和效益。

  发展必须注重大胆吸收和借鉴国外经验。邓小平同志认为,我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关起门来搞建设,必须抓住机遇,扩大开放。他认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发展必须保持国内政策的稳定。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谁要想改变这一政策,人们会不同意,谁就会被打倒。“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

  判断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标准。针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各种疑虑,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把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是邓小平同志反复思考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发展得出的重要结论。这一标准的提出,对于我们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发展的关键在人。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南方谈话对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探索和回答,集中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的发展思想,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方谈话发表20年来,我们党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进一步探索和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进一步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在新形势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仍然是当代中国面临的根本任务。

  (执笔:秦 宣)

 

秦宣:邓小平南方谈话对四个基本问题的探索和回答2012年01月06日09:48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秦宣:邓小平南方谈话对四个基本问题的探索和回答--中国共产党新闻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留言 社区 手机点评  纠错E-mail推荐: 分享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时明确指出:“30年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归结起来就是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今天,当我们重温20年前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时,我们认为,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四个基本问题都进行了的探索和回答,这些探索和回答至今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和回答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入的阐释。邓小平认为,我们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我们国家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要建立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立国之本。因此,在当代中国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他反复告诫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十分重要,坚持社会主义对中国也十分重要。……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作了总结性论述。

  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期曾有过十分详细的论述。比如说,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所以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由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所以理解马克思主义不能断章取义;“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所以要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所以我们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所以,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了以下几点:第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但并不玄奥。他说:“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第二,“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第三,“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邓小平特别强调“实事求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应有地位,他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精辟地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和精髓。第四,“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这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时已经强调过的。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这一点,主要是因为苏联东欧已经丧失了社会主义政权,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遭遇到各方面的挑战。

  关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曾反复强调,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教条,从中找现成答案;而应该把它当作行动指南,从中找立场、观点和方法。针对苏东剧变后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阐述了以下几点:第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针对苏东剧变后国外一度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消失了”、“失败了”、“没有用了”等论调,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明确指出,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不可逆转,但道路是曲折的,“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他坚信,只要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第二,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永远生机勃勃并充满创造性地向前发展的。它绝不是一种孤立的、静止的、封闭的思想体系。它紧密联系实际,随着实践的发展以及各门具体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第三,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我们理解,这里的“精”,一是指要学“经典”,因为“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二是要把握“精髓”,即实事求是。他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这里所说“管用”,我们理解,一是要对树立政治信仰管用,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二是要对解决实际问题管用。

  邓小平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仅用科学的态度去对待马克思主义,而且以此为起点,用巨大的政治勇气去开辟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同时又以此为依托,用巨大的理论勇气去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可以说,正是基于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邓小平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运用与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紧紧结合在一起,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借鉴世界经验又不照搬别国模式,从而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科学态度和理论创新,使其成为当代中国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

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回答

  什么是什么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理论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反复强调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他认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前所经历的曲折与失误,归根到底就在于对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改革开放时期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疑虑和困扰,归根到底也在于这对个基本的理论问题没有搞清楚。1980年,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1984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就指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就在南方谈话前的几个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还在强调:“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了,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在阐释这一首要基本理论问题时,做出了以下几点理论贡献:

  第一,分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论述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的传统观念的思想束缚,从而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正是在南方谈话的指导下,中国走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经过十几年的艰辛探索,中国终于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总结性的理论概括。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概括,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的,突出了发展生产力的首要基础地位。这一概括,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时代的要求,廓清了不合乎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模糊观念,摆脱了长期以来拘泥于具体模式而忽略社会主义本质的错误倾向,深化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这一概括对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推进改革,指导改革沿着合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方向发展,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三,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如何衡量我们是否坚持了社会主义,是否准确把握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是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期对此问题作了多次论述。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说社会主义本质论主要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那么“三个有利于”标准则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三个有利于”标准把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者有机结合起来,这是邓小平反复思考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得出的重要结论。这一标准的提出,对于我们排除姓“资”姓“社”的抽象争论的干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四,阐述了社会主义的长期性。提出和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再次谈到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一是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长期的历史阶段,因此必须长期坚持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基本路线至少要管一百年。二是强调了建议和巩固社会主义的长期性。他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这些论述,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探索和回答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是我们党自成立以来一直在探讨的问题。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的战略思考,并围绕这个“伟大的工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如何建设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一系列问题,形成了毛泽东独特的党建学说。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很早就关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1965年6月,他在同外国党的领导人谈话时就曾提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这不仅是我们这一代的问题,也是下一代、再下一代的问题。一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有了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1980年,邓小平又明确提出了“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的问题,强调要切实加强党的建设,从而开启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在党的建设方面,邓小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理论、毛泽东的党建学说与新时期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相结合,围绕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学说。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就如何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如何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许多新观点。

  第一,明确提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这是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经验教训和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而得出的一个深刻启示,也是应对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提出的一个警示。邓小平强调:“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

  第二,提出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建设。党的建设必须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进行,这是邓小平党建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党不断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反复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因此,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加强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

  第三,明确提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邓小平指出:“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如何抓廉政建设?邓小平提出,一要是要靠法制,“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二是要靠教育,“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

  第四,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邓小平明确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如何培养人?邓小平强调,一是“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二是要“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三是“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要注意下一代接班人的培养,要通过“帮助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

  第五,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强调的一项基本原则。1979年,邓小平明确指出:“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其实质是反对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主张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针对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
四、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探索和回答

  发展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邓小平以其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睿智和胆识,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提出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靠自己的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集中阐发了他的发展观。

  ——关于为何要发展。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如下观点:第一,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现在周边国家发展也很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所以,必须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第二,发展对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第三,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必须依靠发展。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如果从建国起,用100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关于实现什么样的发展。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了如下几点:第一,发展的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这一论断大大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认识。第二,发展必须是全面的发展。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将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联系在一起,既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又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既强调建设物质文明,也强调建设精神文明。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准确的表述语言。”这段话无疑是邓小平对自己的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思想的总结。第三,发展必须是协调的发展。发展是协调的。既要讲速度,也要讲效益;既要讲效益,又要讲质量;既要讲全面,又要讲重点;既要大胆而不失时机,又要防止急躁冒进而陷入困境;既要注重国内政策的稳定,调动一切积极性,又要积极对外开放,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邓小平强调,在发展过程中,“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第四,发展的目标是共同富裕。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原则也是共同富裕。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继续强调“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他分析了共同富裕的基本构想,就是“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甚至还列出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时刻表,他认为,到底何时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共同富裕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很好地研究。他说:“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怎样发展?邓小平提出,第一,“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是兴国之要。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他认为,如果不是我们坚持实施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注重改善人民生活,“六四”这一关我们闯不过去;第二,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硬”方针。他认为,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否则就会葬送社会主义事业。为此他正式提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这两只手都要硬”的命题,并作为全党的一项硬任务提出来。第三,发展必须抢抓机遇。邓小平指出:“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他提醒我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关起门来搞建设,搞无味的争论,必须抓住机遇,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我国社会发展推向持续、快速的发展轨道。否则,后果不敢设想。“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第四,发展必须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邓小平不仅关注经济发展速度,而且提出要在加快发展中力争使我国经济发展上台阶。他说:“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之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因此,要正确分析形势,善于认识机遇,把握机遇,用好机遇,不要坐失良机。遇到机遇就不要丢,就是要坚持,要干起来。“要好好地干,埋头苦干,放开手脚干。”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力争每隔几年经济上一个新台阶。第五,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一再强调要把科学技术搞上去,把教育作为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来抓。早在1977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他还提出:“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第六,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第七,发展必须保持国内政策的稳定,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