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附体视频:《世上最疼我的那个人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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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最疼我的那个人走了

文 / 张洁 2012年0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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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我还不习惯一转身已经寻不见妈的身影,一回家已经不能先叫一声“妈”,一进家门已经没有妈颤巍巍地扶着门框在等我的生活。看到报纸上不管是谁的讣告,我仍情不自禁地先看故人的享年,比一比妈的享年孰多孰少。我也觉得随时就会听见她低低地叫我一声“小洁”!可我旋即知道,小洁这个称呼跟着妈一起永远地从世界上消失了。

作家张洁

 



 

张洁自小与母亲相依为命,度过了几十年坎坷的岁月。最困难的时候,母亲甚至上街卖冰棍贴补家用。后来家境好转,张洁一心期望给母亲一个舒适幸福的晚年。不想因为脑垂体瘤手术后引起血栓,母亲丢下张洁,离开了人世。

“一个人在五十四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要比在四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苦多了”!母亲去后,张洁大病。一年多痛苦挣扎,几度命运捉弄,她终于写完了这些不能不写的文字,“了了一份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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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衰老了,身体也分崩离析地说垮就垮了。好像昨天还好好地,今天就不行了,连个渐进的过程也没有。

她得黄胆性肝炎以后,我每半年带她做一次B超,检查她的肝、脾、肠、子宫等等,医生每次都说她什么病也没有,一定能活到一百岁。 我虽然不敢奢望母亲活到一百岁,我想她活到九十、九十五岁是不成问题的。

我这样盲目的乐观,还可能是因为妈太自强、太不需要我的关照,什么事都自己做。就在一九八七年秋天因为黄胆性肝炎住进医院的前几天,还自己步行到魏公村口腔医院看牙呢;就在她去世前的五六个月,还给我熬中药呢。

而且我那时不知为什么愚蠢地认为,那个半年一次的B超检查,就是妈整个健康状况的鉴定,既然做B超的医生说她什么病也没有,她就真是什么问题也没有了。我现在悔之晚矣地悟到,其实B超了解的只是腹腔方面的情况,至于心、肺、脑方面的情况还是一无所知。

我算是大不孝了

妈年事渐高以后,我并没有经常守在她的身旁,而是把她丢给小阿姨,或游走列国他乡;或应酬交际;或忙于写作;或去陪伴我的先生……以为有小阿姨在她身边,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尽管现在我不论走到什么地方都把妈的一点骨灰带上,可这还有什么用呢?在她老迈力衰,最需要我左右一旁的时候,我却把她远远地丢下了。

一九九一年七月初我到哈尔滨大庆采油七厂采访,她比我哪一次外出都更想念我。听小阿姨说,她不断地说:“张洁快回来了,张洁快回来了。”好像在为无人照顾的自己鼓劲。可是我在哈尔滨给她打长途电话,问她各方面情况如何的时候,她老是说,“没事,挺好的。”

她从不要求我的关照,从不抱怨我在她八十岁的高龄,总是大撒手地把她丢给小阿姨。我在哈尔滨呆了不过十几天。一到家就发现,短短几天里她就颤颤巍巍地驼了腰。走起路来磕磕绊绊,举步维艰,两只脚掌嚓、嚓、嚓地磨蹭着地面。

裤带也常常忘了系,吊吊地拖垂在衬衣下摆的外面。妈再不是那个不管什么时候都利利索索的妈了。可我还是想不到,或不愿意那么想,妈是不行了。我还以为,或我宁肯以为她不过是在懈怠自己。

我说:“妈,您怎么这样走路,好好走。”

或者我内心深处已模模糊糊地感到,妈也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不管我多么一厢情愿地认为妈能活到九十五。否则为什么一见妈那个样子走路我就心里发紧?心里越是发紧,才越是轻描淡写地对妈说:“妈,好好走。”

她就抵赖、隐瞒、解释着,说她脚痛;或是鞋不合适;或是刚睡起来、刚坐起来,腿脚还没活动开……

也许她心里早就明白,否则为什么老是找出各种理由来蒙混我,也蒙混她自己——那可怕的结局不可避免地快要到来。

那个时候她大概就知道,她其实已经不行了。可是她不肯对我说实话,她怕我受不了这个打击——一直是互相搀扶才能挣扎过来的、只有我们两个人组成的这个列队,即将剩下我一个人了。

所以她的抵赖、隐瞒、解释里,总含着隐隐的歉疚。好像她不但不能再扶我一把,反倒把我一个人丢下,让我独自在这实在没有多少乐趣,甚至苦不堪言的人生里继续跋涉、挣扎,是对我的一种背弃。

她真的老了

左肩的歪斜,可能是从一九八九年开始的。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号我去意大利的时候还没有发现,后来我从意大利转往美国,并在一九九0年二月把她接到美国的时候,突然发现她的左肩歪斜了。不过远没有一九九一年夏天歪斜得这么厉害。我说:“妈,您的肩膀怎么歪了?”

她辩解说:“这是因为右手老拄拐杖的缘故,右肩老撑着,左肩就歪蹋下去了。”妈几乎不拄拐杖,拐杖拿在她手里只在心理上起一种依赖保护的作用。何谈右肩老是撑着,左肩就歪蹋下去,她只是不肯承认那是衰老的象征。在她辩解的深处,恐怕隐藏着对衰老无力、无奈的忌讳,更主要的是她知道我不愿意她老。

我老是一厢情愿地觉得,妈还是拉扯着我在饥寒交迫、世态炎凉的日子里挣扎、苦斗的母亲,有她在,我永远不会感到无处可去,无所依托,即便是现在,我看上去已经是足够的强大、自立、独立的样子了。只有妈深知,不过是看上去而已。

她也一厢情愿地想着她不能老,更不能走。她要是老了、去了,谁还能像她那样呵护我、疼我、安慰我、倾听我……随时准备着把她的一腔热血都倒给我呢?

随时,我的眼前都能现出她住进医院的前一天,还在坚持锻炼的样子:手杖依旧横空地握在右手,她常说:“我不拄,我就是拿着它壮壮胆。”不管命运如何安排,她要以八十岁的老身奋力延缓着依赖它物、他人那个时刻的到来。

发卡胡乱地卡在头发上。稀疏的白发,东一络、西一络地四下支楞着。妈是极要体面的人,不管条件、情况怎样,她总是把我和她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可是,早晚有一天人人都会有的,那个力不从心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双臂勉强地、尽快地摆动着,好像还在协调地配合着快速、利索、其实举迈已经相当艰难的双腿。她晃动着双臂往前挣扎着,满脸都是对生命力怎么一下子就无影无踪了的不明不白,不甘不屈,以及在这毫无胜利指望的斗争中,心力耗尽后的思索。

吃饭的时候,她眼睛茫然地瞪着前方,不知其味地、机械地往嘴里填着。端碗、拿筷子的手也颤抖得厉害,已经不能准确地把饭菜送到嘴里去了。连端碗的样子都变了。不是端,而是用左手的食指抠着碗边,把碗夹在食指、拇指和中指的中间,我纠正她几次,可是没用,下次她还是那么拿碗。她的脑子里,好像什么都装不进去了。

而在十多年前,她还没有这么多退休金,而我的月收入也只有五十六块钱的时候,以她七十岁的高龄,夏天推个小车在酷暑的太阳底下卖冰棍,冬天到小卖部卖杂货,赚点小钱以贴补我无力维持的家用。那时候卖冰棍不像现在这样赚钱,一个月干下来,赚多赚少只能拿二十多块钱。叫做补齐差额。即卖冰棍或卖货的收入,加上退休工资不得超过退休时的工资额,但对我们来说,这二十多块钱,就是一笔很大的收入了。

只是在我有了稿费收入以后,妈才不上街卖冰棍、卖杂货了。记得我将第一笔稿费一百七十八块钱放在她手里,对她说“妈,咱们有钱了,您再别出去卖冰棍了”的时候,她瘪着嘴无声地哭了……到现在,我的眼前还时常浮现出那些又大、又浓、又重、又急的泪滴。

确诊时,祝大夫一搭脉,就说了一句让我心里一疼的话:“老太太把全身的劲都使光啦!”此外,关于母亲的病情,他再没有说出什么。祝大夫的这句话,既道出了母亲的病根,也道出了母亲的一生,是不是他那时就看出母亲已是灯油耗尽,不论谁、不论什么办法,都是回天无力了。我也永远忘不了那间屋子里的灯光,突然间就昏暗得让人心无抓挠。

我没敢搭腔,更不敢让大夫再说个仔细,我怕妈会想起她一生中许许多多、桩桩件件都得豁出全身的劲儿去对付的事情。可是妈却淡淡地,像是没有听见的样子。对于把她全身的劲儿都耗光了的往事,她已撂手,不再追念。

她的眼睛闭上了。

她那一生都处在亢奋、紧张状态下的,紧凑、深刻、坚硬、光亮、坚挺了一辈子的皱纹,现在松弛了、疲软了、暗淡了、风息浪止了。

从我记事起,她那即使在高兴时也难以完全解开的双眉,现在是永远地舒展了。

火葬场的人让我再看妈一眼,我掀开盖在妈身上的白布单,看了看妈的脸和妈的全身,这就是那永诀的一眼,又亲了亲妈的脸颊,这也是五十四年来,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肌肤相亲。从此以后我们就是阴阳相隔,就连这个没有了生命的妈,我再想看也看不见、再想亲也亲不着了。

我一件件抚摸着她用过的东西;坐一坐她坐过的沙发;戴一戴她戴过的手表;穿一穿她穿过的衣裳……心里想,我永远地失去了她,我是再也看不见她了。其实,一个人在五十四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要比在四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苦多了。我一生碰到的难堪、痛苦可谓多矣,但都不如妈的离去给我的伤痛这样难熬。

我甚至自私地想,还不如我走在她的前头,那样我就可以躲过这个打击。可是我又想,要是我走在她的前头,又有谁能来代替我给她养老送终呢?虽然我也没有把她照料好。最好的办法是将我以后的寿数与她均分,我再比她多上几天,等我安排好她的后事便立刻随她而去。要是我自己的那个时辰来到,我都会顺其自然,不会下那么大力气去拒绝那个时刻的到来,然而,哪怕是一小点病痛放在妈的身上、更不要说走完她的人生之旅,且不说我失去她的悲伤,一想到她在生老病死的挣扎,我就感到痛疼难当。

直到现在,我还不习惯一转身已经寻不见妈的身影,一回家已经不能先叫一声“妈”,一进家门已经没有妈颤巍巍地扶着门框在等我的生活。

看到报纸上不管是谁的讣告,我仍情不自禁地先看故人的享年,比一比妈的享年孰多孰少。

我常常真切地感到,她就在我身边走来走去,好像我一回头就能看见她趴在我电脑桌旁的窗户上,对着前门大街的霓虹灯火说道:“真好看呐。”可我一伸出手去,却触摸不到一个实在的她;

我也觉得随时就会听见她低低地叫我一声“小洁”!可我旋即知道,小洁这个称呼跟着妈一起永远地从世界上消失了。谁还能再低低地叫一声我的小名呢?就是有人再叫我一声“小洁”,那也不是妈的呼唤了;

谁还能来跟我一起念叨那五味俱全的往事……

我终于明白:爱人是可以更换的,而母亲却是唯一的。

写自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一九九三年七月十四号于

(摘自《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 山东画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