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佛菩萨唯以大事:任志强：资源向权贵倾斜 垄断造成社会分配不公

地产大佬任志强(资料图)

　　市场经济这个变化，我觉得最大是实现了人身自由。像张维迎教授在前面讲到的，我们最缺的是人身自由，比如户籍限制，我们不能动。市场经济之后我们可以跑了，取消了投机倒把，从短缺开始走向过剩。重要的是生产要素的流通，这里面包括人、资源、资金等等各种方面的条件。于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开始提高了。因此我们从市场经济看到的最大的是这样的一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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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92年到2010年我们发生了一个巨大变化，就是人均GDP的增长，邓小平当时提出的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叶达到人均GDP4000美元，我们大概提前了40年，2010年实现了这个目标。这可能是邓小平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这也是市场经济导致这样的速度。如果中国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相比的话，在多少年以前人们已经实现了这样一个目标，我们是在市场经济之后开始进入和走向这个目标，我们大概和日本、韩国相差了30年到60年，和美国大概相差了80年以上，这样一个平衡增长的一个过程，也预示着我们未来也可以增长，但前提条件是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在实行市场化和非市场化之后，我们的人均住房制度发生了变化，虽然我们作为开发商被称之为人民公敌，因为房价过高导致年轻人无法买房子。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城市化当中看到，如果按户籍制度来讲，农民被苦苦困死在农村。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凡是实现了人口自由迁徙权利，市场自由化程度的时候，当人身自由出现变化的时候，市场自由远远比我们高得很多。但是和韩国相比，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差别，显示的是恰恰是1990年以后或者是1992年南巡之后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是拐点，拐点出现在南巡讲话之后，从人口变化可以看出来，从1995年我们的城市化率达到30%的时候，每年大概是2400万人口进城。但是事后我们国进民退之后我们就变成每年只有1200万人口进城了。在改革之前，我们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毛主席从小学六岁的孩子就去当会计等等。那时候的城市化速度是返乡，改革开放之后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快速增长了，恰恰符合我们现有的经济规律。当城市化率超过30%进入70%之间的时候，确实是一个城市和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而我们国家正处在这样一个现象之中。到目前为止，我们大城市只有60%的可城市化率，而三四线城市和四五线城市接近30%。不是中国没有发展的动力了，而是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和适应中国正在发展的经济阶段。

　　在世界的平衡点来看，在同等的人均收入和人均GDP来看，我们和国际相比差了4到6个点，我们和国际的水平线还是差很多。这恰恰是我们可以保留未来预期发展的一个过程，只是在于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邓小平先生告诉我们，这个南巡讲话说了什么，最主要是没有阶级斗争。为什么从阶级斗争来看，恰恰是人权、自由权、产权，这也是张教授提到的问题。说要走1905年的一段苏联革命的反复，还是要走直接进入1917年以后苏联直接进入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这段争论在党内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停止过，一直到七届二中全会以后，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短暂时期，最后到解放以后又发生了变化。所以信用社的争论是我们党的进步，也是我们社会的进步。

　　社会主义也需要市场经济，但现在的疑问是，我们要不要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发展之后，我们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贫富差别问题，环境的污染问题，社会的腐败问题等等。

　　这一系列问题都会归罪于市场经济，实际上这些是不是市场经济产生的呢？我们认为不是，不在于市场经济，而在于政治制度的改革滞后于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比如说分配不公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央企和国企大概占全国就业人数的8%，但是分配的工资和福利占到了55%。所以是垄断造成更多的社会分配不公。

　　有人说小资本家发财了，民营企业家发财了。我们认为发财的话，那是因为他们用劳动和风险去获得去拥有，不代表不公平，不公平是在同样的情况下但你得到的收入比我的收入高。比如同样我们有国营和民营形成自由竞争，比如电信业自由竞争了，这个工资不是因为资源垄断而获得的福利，这样才是公平。

　　我们也有权钱交易等等，也导致了二元结构，就是农村的土地和户籍制度，使农民无法用土地变成现金，变成进城的资本和就业的资本。我们可以看看城市里面一个破房子，随着时代的进步、发展，突然他的房子从200块钱一个平米到了现在差不多12万一平米，但是农民的房子还是新房子，可能在原宅基地上新盖的房子，也仍然不值钱，就是没有办法转换。

　　二元结构，同时也导致了权力的失控。现在的腐败仍然在盛行，这个盛行的结果主要在于权力不被监督，如果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去，也许我们的民主会发挥巨大的作用，使监督不再仅仅依赖于举报，依赖于纪委，也许我们会获得更多的成功。

　　垄断也导致社会资源向权贵倾斜，我们看到很多方面民众都在抱怨，包括住房制度都在抱怨。但是我们高级领导干部拥有的医疗费用的倾斜、服务及质量占的比例非常高，甚至于占了医疗经费的80%以上的比例。教育也同样。

　　这一系列的问题恰恰导致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市场化，医院、学校、教育等等一系列都部分实行市场化。比如说在加拿大是用社会公益的办法，比如保险基金来限制医院的收费和获取利润，甚至搞到一个医生最高只能得35万加币，超过之后就是白看病不付你工资了。

　　我们也提出环境污染，也是因为能源的垄断而形成的浪费而污染。我试图把这所有的原因都归结为非市场化因素，也许我是错的，但恰恰是市场化因素会让这些所有的弊病都有一个限制性条件。当我们实行民主，不是因为民主会选出最优秀的领导，而是民主有纠错机制，我们认为市场化的最大功能在于拥有一个很良好的纠错机制，当你错的时候会在竞争中被淘汰，于是新的会产生。当新的产生之后会打破旧的垄断形成一个新的结构，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这十年我们看到的是国进民退，越来越多的国进民退让市场经济在萎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行政干预，甚至于发改委会找某个企业谈你的价格如何。或者看到我们的政府在操纵市场。限制价格和规定价格就是操纵市场，限定一个人只能买两斤猪肉，就是限制价格、限制市场，也变成一种政府的操纵。甚至福利分配制度，都可能因为这个而产生差别。

　　1998年以后的市场化导致住房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不是要进行保障，这个问题不需要争论，因为在联合国人权公约上，所有的政府必须确保公民的居住权利，但是居住权利在中国变成了财产权利，这种福利的分房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倒退，变成了更加不公平的垄断性的权利造成的结果。而我们越来越看到不断加大的垄断，导致的结果就是当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最需要的是还原到南巡讲话的小平精神上，还是要发挥市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