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穿越红色帝国:钟子麟：张灵甫之死何以成为“罗生门”？(3)

　如果说，当年国民党蒋介石宣传张灵甫“临难不苟”自杀是美化、别有用心而不值一信的话，那么在上世纪的60至80年代，当邱维达、黄政、李怀胜这几位留在大陆的原整编第74师各级旧部撰写回忆文章的时候，张灵甫早已被我们的史书定为内战罪人了，他们不会也没有必要再以谎言来为张灵甫之死涂脂抹粉，然而几十年后，他们在大陆不同地方不同时间先后发表的文史回忆文章中，却仍众口一词指证了一个相同的事实：张灵甫决意自杀成仁，自己命令部下向他开枪执行。其中两位还指名道姓说开枪者是74师参谋科长刘立梓，并同声说用的是卡宾枪。邱维达转述的是张灵甫身边随从参谋的话，黄政听的的是张灵甫身边亲兵的汇报，而李怀胜不仅亲眼见了现场，更亲耳听了刘立梓的说词。邱、黄、李各自所叙述的情节和时间，大体上也确实能够相互印证，形成一个可以采信的证据链。 　　为了进一步澄清核实上述74师旧部人员的文字回忆，以及杨占春向王玉龄报告的真实性，笔者又向钟世炎先生查证，当年在山洞里与张灵甫在一起的原整74师军官当中，钟先生大概是至今在大陆唯一的健在者了，由于工作关系，他与张灵甫日常接触频繁。他告诉笔者：一、张灵甫最后所在的山洞不大，有二十来个人就很挤了，钟世炎和报务组就挤在一个小角落里。张灵甫在孟良崮上向上级和友军收发的电报，多由他编译，最后发给蒋介石的“成仁”电报，也是由他亲手译发的，原稿后来给组长收起来了。他获释后见过一本书，首页是张灵甫的大幅照片，还有一些手迹，其中就有最后的电报底稿。 　　二、张灵甫的死亡时间，在电报发出之后不久，是下午而不是傍晚，钟世炎当时就在师部山洞的现场。 　　三、张灵甫等人死后，其余的人大都离开山洞跑散了，一部分人去了附近的一个指挥所(笔者注：此点与黄政的回忆吻合，即张灵甫死后，师部有一批人，包括张灵甫的勤务兵跑到了58旅的指挥所哭诉；李怀胜也回忆说，他进入山洞目睹张灵甫等人已死后，与其他人一起逃离了山洞)。当话题转回到张灵甫究竟是怎么死的，钟先生显得顾虑重重，不愿详述目击的经过。笔者将邱维达、黄政、李怀胜等原74师军官回忆张灵甫自杀的情节及杨占春的说法向他求证是否属实，钟先生听后，欲言又止：“这件事，几十年来我对这个事情的态度一直是……沉默，反正你也明白的，就那么一回事，你还是让我继续保持沉默吧。” 　　“那么，张灵甫等人死后，你们有没有与解放军在山洞发生战斗？” 　　“长官都死了，我们还等在洞里做啥？大部分跑散了嘛！参谋长、副参谋长没死。我出去后躲在一个岩石下面，到后来都听不到枪声了，下了一场暴雨。我是最后打扫战场的时候被俘的，天已经黑了。”“现在又有一种说法，说张灵甫是被俘后被解放军某干部泄愤枪杀的。以您了解的情况，有这种可能吗？” 　　钟先生沉默良久，缓缓说道：“你要是了解他是怎么样一个人，看过他的最后电报，就知道他会怎么做了。” 　　五1947年5月16日夜晚，也是蒋介石的一个难熬的不眠之夜，台湾的《蒋“总统”事略稿》记录了他当天的反应：“下午据空军报告，整编第74师现仅据守孟良崮之一个山地，其地面积狭小，空投粮弹均感困难，且敌冒用我陆空联络符号，真伪莫辨，极难监视。公闻之焦虑无已。”“深夜，得整编第74师全军覆没之报，忧思不能合睫。公谓：‘悲痛之情，睊睊心目，为近来所未尝有也。’”《蒋中正档案——蒋总统事略稿》台湾国史馆典藏号002060100224016第二天，留在南京参加中央训练团学习的74师副师长邱维达一大早就被俞济时的电话吵醒，俞济时在电话里要他即刻到侍从室候命，又不肯告诉他有什么急事。上午九时，邱维达赶到侍从室面见俞济时，才知道74师自昨晚起已经失去电讯联系，现在情况不明，俞济时告诉邱维达，蒋介石要他火速去前方。邱维达走进蒋介石的办公室等候接见，正撞见蒋介石满面怒容在与汤恩伯通电话，他对邱维达没有多说话，只告诉他陈诚正在机场等他，要他立即出发随陈诚同往临沂，去前线负责查明情况，办理善后。由于情况紧急，邱维达连家也来不及回，于上午10时即搭乘陈诚的专机，从明故宫机场直飞徐州。在徐州的陆军总部，他们先与顾祝同、韩德勤会了面，顾、韩两人对前方的具体战况也不甚了了，只知道根据解放军的广播宣称，整编第74师已经被全歼了。 　　陈诚和邱维达随即又再飞临沂，下了飞机，汤恩伯等人已经在场等候接机。汤恩伯见了陈诚，一开口便失声痛哭：“我对不起整74师官兵……”陈诚冷冷地打断他的话：“不要提这些了。邱师长赶快去做收容工作吧！临沂所有卫生部队(包括医院和担架队)，统由你指挥。”参见邱维达《沧桑集》(台湾《传记文学》1992年5月、7、8、9月) 邱维达带领卫生队在垛庄、孟良崮战场前后忙了足足三天，毛森等人也参与了救护，收容伤残，掩埋死者，有些重伤兵由于抢救时间担搁而枉死，收容的伤员几天的怨气全撒在收容队头上，一路上骂声不绝，毛森说，他们只能充耳不闻，尽力安慰。众人在山上找到了蔡仁杰、卢醒等人的遗体，由于天气炎热，尸体已经开始腐烂，运回徐州之后由家属认领回老家安葬。张灵甫的遗体，他们查知已经被解放军运走埋葬了，但是后来国民党军方面也始终没找到墓地的具体位置。 　　对于张灵甫等人的死，蒋介石极为哀痛，据他的亲近侍卫私下告诉毛森，蒋介石曾经为张灵甫等人默默致哀。毛森在战后根据他在汤兵团所了解的事情，将战役的地形环节、各部队素质、敌我情况、作战经过及失败原因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并附上解放军攻击路线和位置图，到南京面呈蒋介石。蒋介石看后，对统帅部不察前线地形详情，不顾整74师的特点长短，部署错误而让张灵甫和74师因此送死，深感内疚。毛森认为，蒋介石对李天霞先是怒而欲杀之，过后却从轻发落，也与蒋介石看了这份报告而内疚有关毛森《往事追忆——毛森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第456号2000年)。 　　为了褒扬“忠烈”，激励遭受重大打击的士气，国民党对张灵甫等人“临难不苟之正气，见危授命之精神” 大肆宣传表彰。 　　1947年5月29日，蒋介石发出《为追念张灵甫师长剿匪成仁通告国军官兵》：“查‘共党’蓄谋，毁灭国家，制造赤化，挟其绝灭人性之暴力集团，实行全面叛乱，中央鉴于战后人民之疾苦，国力之损耗，非统一莫由图存，非安定莫由建设，不惜再三忍让，委曲求全，冀能获致苏息生养之机，俾免陷于万劫不复之地。无如奸党暴乱成性，迄无悔祸之诚，中央为保障国家之统一，拯救人民于水火，万不得已，乃实施军事绥靖，以挽救国家之危机，保全抗战之成果，凡此苦心孤诣，余已掬诚昭告我全国同胞暨我忠勇之将士，顾自国军进行绥靖以来，赤焰猖獗，迄未少戢，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每为乌合之众所陷害，此中原因，或以谍报不确，地形不明，或以研究不足，部署错误，驯至精神不振，行动萎靡，士气低落，影响作战力量，虽亦为其重要因素；然究其最大缺点，厥为各级指挥官每存苟且自保之妄念，既乏敌忾同仇之认识，更无协同一致之精神，坐是为敌所制，以致各个击破者，实为我军各将领取辱召祸最大之原因。若其不惜牺牲一己，以策全局之安危，牺牲本军以赴友军之急难，而确能至死不屈，舍身取义，如我陆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全体官兵，在最近鲁南一役之壮烈殉职者，实为国军截击奸党以来最悲壮之史诗，亦为我革命军人莫大之光荣。查该师此次乘胜深入敌巢，当进至坦埠附近地区，遭遇敌四个纵队以上之兵力，血战凡四昼夜，前仆后继，裹伤浴血，愈战愈坚，寻以众寡势殊，奉令退守孟良崮之高地，该地石崖层叠，目标暴露，形成弹巢，数日之间，死亡相继，饮水断绝，粮弹俱尽，全师孤悬，四面受敌，而该师官兵明知无法达成任务，仍以彻底遵奉命令为职志，一心一德，再接再厉，死守阵地，誓共存亡，卒致当时阵亡者，有副旅长明灿等官兵一万余人，最后不屈相率自戕者，有师长张灵甫、副师长蔡仁杰、旅长卢醒、团长周少宾高级将领凡二十余人。呜呼！悽惨壮烈，可谓史无前例，能不悲哀痛愤，为我忠勇将士复仇雪恨，继承其遗志大业乎！似此临难不苟之正气，见危授命之精神，允足发扬我革命军人之崇高武德，而无愧为我总理三民主义之真实信徒。综览此役战斗被害之经过，详加检讨，实以地形过于恶劣，遂致损失特别惨重，同时友军应援不力，召此惨败，亦为重大原因。中追念忠烈，既深痛悼，尤增愤激，除特对该故师长以下殉职及负伤官兵分别优予褒恤，用昭国家恤典外，另发临时抚恤费五亿圆，抚慰遗族，以示特恤。至于当时之应援各师，其作战不力者，除整编第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已革职拿办，交军法审判外，并将邻近各师长与作战应援有关者，迅即查明责任，依法严处，以昭炯戒。自今以后，务望我全体将士惩前毖后，激发志节，同伸义愤，奋患难相共之精神，袪畏葸卑怯之劣性，果能协同一致，互助不懈，首尾相应，左右相顾，则以我国军雄强之威力，彼奸党一切飘窜偷袭之鬼伎，悉将归于粉碎，永无再逞之时，扫除氛熸，克奏肤功，必可计日而待。所以慰我成仁先烈张师长灵甫等之英灵者在此，所以挽救国家危难湔雪国军耻辱者亦即在此。惟我忠勇许国之全体官兵共勉之！”《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七别录1947年秦孝仪编(台湾中正文教基金会网站) 通读整篇通告，就如蒋介石之前和之后的许多言论一样，对于战败之责，总是怨天怨地怨部属，军心民气低迷的根本原因究竟何在，他是不愿意去正视的。 　　大约一周之后，俞济时和王耀武提请为张灵甫、蔡仁杰、卢醒、明灿等各追晋一级并予褒扬，蒋介石很快核准了提议。1947年7月30日，国民政府发表公报，追赠张灵甫为陆军中将，并颁第3号旌忠状，蔡仁杰、卢醒、明灿也均获准追赠一级并予褒扬。 　　蒋介石还批准将山东的蒙阴县更名为“灵甫县”，将从英国租借的护航驱逐舰“Mendip”号命名为“灵甫号”。1948年5月29日，该舰与“重庆号”巡洋舰一起在英国朴资茅斯军港接收，当“灵甫号”开抵南京时，张灵甫的夫人王玉龄也应邀出席了典礼，她怀抱此生无缘见父亲一面的一岁幼儿张道宇，和正副舰长郑天杰上校和池孟彬中校在舰船上留下了一张合影。“灵甫号”驱逐舰原定租期八年，1949年，由于“重庆号”起义在先，英方心生忌惮，当“灵甫号”从广州奉调海南岛中途停留香港加油时，英方借机强行收回，舰上官兵也分道扬镳，其中有73人起义回到大陆，正副舰长郑天杰、池孟彬率四十余名官兵于5月28日转赴台湾。 1947年8月13日，张灵甫等人的追悼大会在重建的整编第74师驻地安徽滁县举行，灵堂内高悬蒋介石亲自手书的挽联“河岳英灵”，仪式开始时，礼炮齐鸣。出席公祭仪式的有六千余人。南京中央方面原本派俞济时代表蒋介石出席致辞，因俞济时临时有要务，改派中将高级参谋杨学房为代表，在仪式上宣读了蒋介石长达万余言的训词。王玉龄和蔡仁杰、卢醒、明灿等人的家属也出席了仪式。滁县的追悼会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仪式，由于张灵甫的遗体下落不明，其余人等的遗体也早已由家属运回原籍安葬，会场并没有死者的棺木2003年12月笔者与王玉龄女士的访谈。。 关于张灵甫的遗体下落，后来也出现了一些不确的传说。 　　江渭清回忆说： “我们遵照陈毅同志的指示，将张灵甫的尸体擦洗干净，换上干净服装，弄了口好棺材，入殓以后，通过关系转交给国民党方面接受。”又说：“张的灵柩运到浦口，国民党派大员迎接，蒋介石亲临致祭。”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灵甫《华东解放战争纪实》也有类似的说法：“蒋介石在南京为张灵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在玄武湖边立碑纪念(1949年第三野战军解放南京后，拆除了张灵甫的纪念碑)。”刘统《华东解放战争纪实》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甚至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撰的张灵甫个人传略也称将张灵甫“公葬紫金山下陵园区”。蒋介石的确关心过爱将的下落，当时的陕西省主席祝绍周曾特地致电蒋介石，报告了张灵甫西安家人的情况，并称待张灵甫的灵柩运回陕西后将亲自去张府吊唁，以致蒋介石起先以为张灵甫遗体寻获后被家人安葬在了西安，直到大半年后的1948年1月，他得知解放军将张灵甫运葬在沂水县，具体地点依然不详，蒋介石在俞济时的报告上生气地批示道：“当时确报张灵甫灵柩已运回徐州，而今忽报尚在鲁中，此应由何人负责，彻究责任呈报。”《俞济时呈蒋中正报告》(1948年2月1日)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档案》典藏号002080200538222)俞济时遂要求山东将领李玉堂协助查寻，之后因战局变化也就不了了之，因此并不存在解放军通过关系交还遗体，国民党大员浦口迎灵之事。至于其他坊间的传说，比如由国民党军方面运回淮阴或滁县另葬，此事连张灵甫的家人都一无所知，应属无稽之谈了。至于原在南京玄武湖畔的所谓“张灵甫碑”，它的正式名称是“陆军整编第74师剿匪阵亡将士纪念塔”，纪念塔是继任整编第74师师长邱维达所建。1947年9月6日，邱维达根据蒋介石的指示致函南京市市长沈怡，要求市府在城内五洲公园内划出一块地，供建造“陆军整编第74师剿匪阵亡将士纪念塔”。建塔选址最后商定在玄武湖畔翠洲翠红亭旁(今翠洲“南京书画院”的东北侧)，该纪念塔的设计图纸由74师提供市园管处修改，图纸档案现仍由南京相关管理部门保存。纪念塔于1948年3月落成，高约十一米，基座为八角形，塔顶有国民党党徽与鹰展翅雕刻图案，碑座、碑身由白矾石、人造石砌成，石栏内外的花台由市园管处种上刺柏、黄杨球、千头柏、海桐、雪松、石楠等植物。墓碑上是有“灵公升天，天为之泣”之类的碑文，但却不是张灵甫个人的墓葬和纪念碑，也不是他的衣冠冢。新中国成立后，该塔与南京其他国民党纪念性碑塔一道被炸毁参见《玄武湖内的“张灵甫碑”》(李源编著《玄武湖趣史》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 　　国民党政府退居台湾后，张灵甫被入祀忠烈祠，台北圆山忠烈祠“武烈士”馆内层层叠叠的众多灵位中，张灵甫至今仍赫然位列第一排前列。不过，熙熙攘攘的中外游客对忠烈祠门外站岗的仪仗兵更感兴趣，广场上每小时一轮的换岗仪式，是如今台北的一个著名观光景点，当年轻的仪仗兵踢着复杂的步操列队穿过广场，两侧的游人举起相机蜂拥着追逐他们的步伐而去，背后留下的那一排排灵位，在高大空旷的纪念馆内，寂寞地留守着一段段逐渐封尘的故事。
来源: 摘自《蒋介石王牌悍将张灵甫传》 | 责任编辑：程仕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