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迈落地签:王新军被殴案的死循环

                        　　　　　　　　　　　    
　　“王新军当时是骨外伤，他后来的精神病能与这骨外伤有什么关系？我就弄不明白，骨外伤一定能引起精神病吗？”在山东省青岛市颐中集团青岛卷烟厂副厂长姜耀明的办公室里，他这样充满疑惑地提出质疑。
　　王新军是青岛市颐中集团下属青岛卷烟厂的一名工人，1998年7月14日晚，因他违反厂规将摩托车推进厂区，被卷烟厂的保卫干部林伟青调动指挥十余名保安将其致右臂致伤，至于是怎样“致伤”的，被害人与厂方的说法截然不同。王新军的妻子明瑞芬在投诉中说，当时“王在岗位上干活，工厂保安队长林伟青带领十几名保安来车间,和王几句话没说完就一声令下。把正在干活的王打倒在地并拖至三百米远的传达室，林又电话告之保安处长施久恩，施久恩到传达室后。王新军对施说：‘我的胳膊被他们打断了’，施说：‘就是把你打残了也没事，最多厂里养着你’。施又上前抓着王的腰带将王提起扔在铁链椅上。后保安见王的胳膊真的断了，才停止折磨。将王新军拖到施处长车上，送骨伤医院抢救。”
　　1999年6月，经青岛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鉴定，王新军系重伤。据明瑞芬介绍，早在骨伤医院住院期间，王新军的情绪就出现明显反常，对穿着类似保安制服的人表现出异常的恐惧，并且经常出现挨打的幻觉，因此，骨伤医院的医生建议对王新军做一次精神病检查，经青岛市精神病医院的检查，又得出了王新军患有“心因反应性精神病”的结论，因此，王新军又转院住进了精神病医院（照片），并由此开始了至今长达五年之久的鸡蛋与石头的抗争。
　　本来，这是一起极为简单的案件，不应该在侦查上有什么难度，在王新军挨打的同时，明瑞芬就向公安报了警，青岛市公安局市北分局华阳路派出所及时进行了调查取证，在王新军的重伤结论得出之后，曾经有一位主办此案的副所长向明瑞芬表示：“这下行了，不抓人说不过去了。”
　　但是，事情远非象明瑞芬想象的那么简单，她说，保安的行为百分之百是得到了厂方的支持，工厂领导根本不愿意处理保卫干部，该起事件的主要组织、指挥者是林伟青，他应该承担主要责任，但是他却得到了厂方的全力庇护，至今林伟青还在保卫处做着他的队长，没有受到任何处理。
　　明瑞芬还介绍说，颐中集团属下的青岛卷烟厂是青岛市数一数二的大企业，财力雄厚，地方上的公、检、法机关经常接受其经济支援，如果是在平常，即使是华阳路派出所，卷烟厂也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而且还曾为民工暂住证问题反过脸，王新军事件后，卷烟厂为保当年精神文明先进称号对华阳路派出所进行了一些大小动作。致使这一本来简单的案件变得复杂起来。
　　正如明瑞芬所料，就在华阳路派出所向明瑞芬表示“不抓人说不过去了”之后不久，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再也不向被害人及其家属有什么正面交待，推诿、搪塞、拖延。经过明瑞芬无数次的奔波、催促之后，终于在事发两年之后的2000年8月22日，向明瑞芬出具了一张“不予立案通知书”，该通知书的全文如下：

                                                      　　　　青岛市公安局市北分局
　　　　　　　　　　　　　                       不予立案通知书
　　　　　　　　　　　　　　　　　青北不立字（2000）3号

　　控告人王新军，你于1998年9月27日提出控告的王效青等人涉嫌伤害一案，我局经审查认为无犯罪事实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决定不予立案，特此通知。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向青岛市公安局市北分局提请复议。           
　　　                               　　　　　　　　　　　　　　　　　青岛市公安局市北分局
　　　　　　　　　　　                                     　　　　　　　　　　　2000年8月22日 
　　这个“不予立案通知书”让当事人摸不着头脑，因为他们向公安报案是工厂保安干部林伟青指挥保安打人，根本没有控告过这个“王效青”，他们更不知道这个王效青是谁。甚至他们都不知道有没有“王效青”这个人。
　　事情就这样复杂化了，它复杂的是那样的荒谬，那样的没有逻辑，没有情理。而它又确确实实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存在于我们的“司法公正”之中。
　　为什么在事发两年之后才认定“无犯罪事实发生”？这个“王效青”是谁？哪里来的？如果王效青不是犯罪人，那么犯罪人是谁？王效青没有犯罪，就可以认定“无犯罪事实发生”吗？作为一个重伤案件，公安有没有侦查的责任？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来到青岛市进行了采访。
　　现在，明瑞芬母女为了照顾王新军，全家三口一起住进了精神病医院的一间狭小的病房里，每天过道里是其他精神病人歇斯底里的号叫。面对记者的询问，王新军答非所问，明瑞芬又是泣不成声。
　　“为了照顾王新军，我早就不能正常上班，现在已经下岗了，女儿由于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性格也变得乖戾，暴躁，现在我最担心的是孩子。为了讨一个公道，我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上访。”
　　她告诉记者，因为保安都是工厂从农村招骋的，事件发生后，参予殴打王新军的保安都被工厂打发走了，曾经有过两个看到王新军挨打的普通工人，原来律师调查的时候还敢讲，后来也不敢讲了。
　　明瑞芬拿出一个纸包，从里面掏出一大堆挂号信的收据，还有一些是青岛市政府信访办、青岛市人大，青岛市政法委的批复（照片），几乎所有的批复都只告诉她一个信息，就是要她去“找公安局解决”。
　　她对这张“不予立案通知书”申请了复议，结果是可想而知，无奈之下，经过向律师请教，她向青岛市市北法院提出了起诉青岛市公安局市北分局“行政不作为”的起诉。结果被该法院拒绝受理。公正和公平这一“最后的底线”就这样向她关上了大门，走到这里，她感觉到自己已经无路可走了。
　　她们一家接二连三地接到一些黑帮的威胁和恫吓，其中一些直接到她们家里威胁她，并且告诉她是姜耀明副厂长让他们来的，如果他们再上访告状，就要敲断他们的脊梁骨。而且还告诉她，厂里的老板是“红道黑道都有人”。
　　但是，作为青岛卷烟厂副厂长的姜耀明，对这一过程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描述，他说：“王新军那天是酒后进厂，又违规将摩托车推进厂区，保安制止他时，他手持木棍与保安对峙，十多名保安为了制止其行凶，在将其放倒抬至传达室的过程中是王新军自己挣扎导致了骨伤。”记者问道当时指挥、参予的保卫干部林伟青是否受到处理时，姜说：“他如果犯了法，由法律处理，他没犯法，说明他是对的，我们怎么处理？”
　　姜副厂长拿出一叠厚厚的卷宗复制件给记者看，那几乎全是现场保安的证言材料。姜耀明副厂长告诉记者，这些证据材料都是公安“按照法定程序收集的”。他还谈到了在当前形势下工厂保安的重要：
　　“他们忠心耿耿，工作认真负责，保护了工厂大量的财产。颐中集团名声在外，很多犯罪集团就专门描准我们这里下手。前段时间，有一帮‘东北虎’就专门描上了我，从东北过来，下了车就买了一把半米长的刺刀直奔我家，结果还没来得及下手就被保安盯上了，保卫干部紧急调集了二十多名保安将罪犯团团围住，经过劝说中止了这一犯罪，最后迫使他放下了武器，让保安将其送到了派出所。这样的保安，我们怎么忍心处理他们？如果他们受到了处理，谁还愿意干这样的苦差？”
　　王新军一家受到黑社会分子威胁的事，姜耀明副厂长说：“是他们先找到一些黑社会分子来威胁我的，而且明瑞芬还亲自打电话用极其下流的话来侮辱我，结果我就找了几个黑社会的高手，我找的这些人比她找的人要‘高’的多。”
　　对于当地司法机关经常接受颐中集团的资助，受其影响的指责，姜耀明副厂长没有正面回答，他只叹气说：“现在做企业难，企业就是块唐僧肉，谁见了都想吃一口，颐中集团作为中央直属企业，在人家这块地面上，就要想方设法给他们搞好关系，但是在王新军这个事件上，我们没有找任何公、检、法的人说过话。造成这样的后果作为厂方我们是有一些责任，但是我们为了给王新军治病经花费了相当多的费用，付出了极高的代价。而且我对王新军的重伤结果一直就表示怀疑，我们要求给他重新鉴定，他们坚决不做，更让我想不通的是，骨外伤能引起精神病吗？别的那些骨外伤病人为什么没有得精神病？”
　　五年之后，青岛市公安局市北分局已经是局在人非，当年的领导和办案人已经全调走了，接待记者采访的一位主任面对原市北分局出具的这张“无犯罪事实发生”的结论也百思不得其解，他说，虽然我是学法律的，但是怎么能在王新军重伤鉴定之后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也实在看不明白。王新军作为受害人，他是按步就班地在寻求法律上的公正，法院也应该受理。他承认，基层干警办的案子有时“粗糙的惊人”。
　　他认为，象颐中集团这样的大企业，似乎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事件，如果同样的事件发生在海尔集团或者海信集团，他们可能会是另外一种处理方法。
　　无论如何，姜耀明副厂长提到的“王新军当时手持木棍与保安对峙”是本案极其重要的一个情节，但是现有保安提供的证言又不能不让人怀疑，为了搞清楚当时的情形，记者来到了明瑞芬提供的一个现场目击工人的家中。
　　这是一个极为普通的烟厂工人的家，室内狭小而且零乱，男主人不在家，女主人40出头，起先还算客气，但是当记者说明了来意之后，她的脸色陡然改变了，她说：“别的事好说，这件事情你不要来为难我们，我们还想有碗饭吃，谁敢得罪工厂领导？如果孩子他爸今天说了实话，他明天就得下岗……”正说着，那位工人走了进来，进来后，妻子当着记者的面告诫他说“你听我的，就做一回哑巴！这话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
　　他知道了记者的身份，看来他是有些话要告诉记者，在妻子还在朝着他千叮咛万嘱咐的时候，他突然一咬牙说：“我就豁出去了，当时……”刚说到这里，妻子突然与他大吵起来：“别人都没长眼，就你长了一双眼？别人为什么不讲就你敢讲？这日子别过了，咱们这就去打离婚……”她转朝着记者说：“我们不是不坚持正义，如果他年龄大了即将退休，我们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我就让他把真相讲出来，可是他还能干好多年呀，你就别在为难他了吧。”
    看到了他们的表现，记者明白了一切。也看到了司法公正面对这些悲惨事实时的局限和无奈。也看到了鸡蛋和石头在谋求各自利益保护的过程中是怎样借助、调度和影响着司法公正。人们都在盼望着司法公正能够象参天大树一样不为物欲所动，能够象磐石一样不为权势所摧，而现实生活中却往往给出我们许多大大的问号。
　　至今，明瑞芬还在为王新军重伤五年无人受理的案件奔走呼号，她报案——申请法医鉴定——被告知“无犯罪事实发生”后申请复议——复议被驳回后起诉公安不作为——起诉被法院裁定不受理后开始上访——众多的上访被告知“还要去找公安”，这个案子就这样进入了一个数学上的死循环。究竟明瑞芬还要付出多少精力在这个“死循环”上跑步，目前还无法得知。至于那个“不立案通知书”中的“王效青”是谁，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人告诉她。
  　对于该案，本刊将会继续予以关注。

原载《方圆》杂志2003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