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伟：从梁思成到吴良镛的成就与无奈

2012年02月15日 08:39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徐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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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伟

欣闻我们的前辈同行，著名的城市规划及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在日前举办的2011年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也是长久以来，建筑规划学这一门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典学科第一次因为个人的成就而受到如此广泛的社会关注与认同，可喜可贺。

可以看到，吴先生长期以来致力推动人居环境科学，倡导城乡和谐发展的举措，深深影响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规划与建设行为。这是一门探索研究人类生存活动空间、场所、领域的学问；是一门包括乡村、集镇、城市等在内，研究以人为中心的人类聚居活动与生物圈联系的科学和艺术；是对建筑学、城市规划学、景观建筑学的综合。

在国内，吴先生是最早将城市与建筑理论体系化的学者之一，他较早树立了建筑城市一体化发展的认识观。但更让我们觉得窘迫的是，作为梁思成先生的学生和同事，吴良镛尽管一生反对古城大拆大建，却难阻止梁林故居被“维修性拆除”， 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对“菊儿胡同改造”尽管做出了保护与开发平衡的有效探索，却再无后继效仿者出现；人居环境学的研究成就，尽管能得到国家科技奖的高度肯定，却依然经常为广大城市管理和建设者所漠视，原因何在？

人居环境科学的核心在于“以人为本”，城市也是因人兴而兴，以哥本哈根为代表的欧洲城市，将人本主义情怀发挥到极致——步行尺度、绿色环境、宜人街道和活力场所，无不体现了城市对其建设者的正面回馈。但是国内的城市建设行为，却往往漠视了其使用主体——人，要么用以凸显绩效，以速度换取眼球，此结果无疑是粗制滥造；要么用以凸显经济，城市建设让位于产业发展，此结果无疑是杀鸡取卵；要么用以凸显形象，宏大尺度加“夺目地标”，此结果无疑是哗众取宠。这种结果下创造出的城市空间必然是缺少灵魂，缺乏活力。此为其一。

以建筑学和城乡规划学为基础的人居环境科学，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对于城市建设和发展有相当的指导意义，但长期以来“官本位”思想的存在，使得现今普遍的情况是，长官意志多强于专家谏言，一份城市规划的方案文本，一般先开专家评审会，后上规委会，最终以行政决策为句号为评审收尾。规划的调整和修改，有时候也以相关领导的个人意图为主导，政府所聘请的城市建设顾问团队，多数是作为例行评审公事所需，真正在提议优化上面，所能行使的权力有限。正如前段时间网络上所热议的北京密云“欧洲风情小镇”，估计就是“外行指导内行”的产物。在此流程下，最终成型通过的文本，也会因此过滤掉不少精华，无法真正因地制宜地指导建设。此为其二。

人居环境科学与城市发展建设密不可分。城市的成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在中国城市非常规发展的背景下，城市规划的落地经常“快速硬着陆”，一个好的城市规划方案也往往在过程中受到层层阻碍，要么因资金建设缺口，使得基础设施建设偷工减料，要么因为开发博弈，使得建设意图被随意更改，要么因为想增加土地收益，擅自侵害公众利益，一个规划设计方案想要付诸实施，多半是以打折为代价。而在各种实践中，城市规划工作者作为蓝图的捍卫者，也希望采取多种手段赢得主动——比如某些城市绿色廊道，本来20米已足够，我们会控制为30米——这就是为了应对必然到来的“被迫打折”，是应对技巧，更是迫于无奈。此为其三。

正因为上述三点原因，我们自己的城市专家、城市建设管理者和城市拥有者三个群体，尴尬地站在了三个孤立的角落，彼此毫无关联。这才导致了吴先生“台上领奖风光，台下形单影只”的客观现实。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从有机论的观点认知，其成长也如同生物般，带有一定的自我完善属性，这种属性本质上依附于其使用者——人类本身，只有人类建设行为的长期正向回馈，才能将城市建设拉入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因此，我们每个人作为城市的主人，应把公众参与作为切身投入城市建设的最重要利器。这是一个连续的双向交换意见的过程，它增进公众对政府机构、集体单位等在城市建设方面的做法与过程的了解；积极征求全体有关公民对各类建设行为的意见和感觉，有效推动了城市建设与市民认知的高度互动。目前中国此类制度已经陆续出台，但还不够完善，所能发出的声音还很微小。欧美的城市规划公众参与工作，则始于上世纪50年代，经过多年的总结、反思和探索，到今天已形成了一套长效健全的制度，深刻地影响着现代欧美城市的可持续更新。

一个人难以改变世界，但一个健全的制度却可以，中国城市的发展需要唤起公众的力量，尽快建立起具有行之实效的公众参与制度，让民众和吴先生等专家学者一起投入到城市建设的监督和实践中，让城市发展少一分浮躁，多一份精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将人居环境理论的精髓深入运用于实践。

梁思成先生等先辈落下的遗憾，不能周而复始地无奈复制，世间变化，旧病难医，留给中国城市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作者系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主任、《城市中国》杂志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