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名人名著摘抄大全:历代班禅

擅长壁画与雕塑的一世班禅

一世班禅克珠杰·格勒巴桑

克珠杰是全藏敬信的尊者宗喀巴的首要弟子，在藏传佛教史上声名显赫。

克珠杰，童年时在萨迦寺出家，拜萨迦派的僧格坚赞为师，受了沙弥戒。16岁时去昂仁寺与珀东班禅等辩论经教，获得胜利，声誉鹊起。随后又返回萨迦寺，从吉尊热蓬娃学习密宗。

18岁时，到前藏听宗喀巴讲经。宗喀巴向克珠杰讲说"三藏"，授大灌顶，克珠杰对宗喀巴的渊博知识深感钦佩。克珠杰在22岁时，再次赴前藏，正式拜宗喀巴为师，从此成为宗喀巴的忠实信徒。当时一些旧教派对宗喀巴所创立的和鲁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持敌对态度，极力贬低和诽谤。据说当时一位很有影响的宁玛派（红教）法王叫绒青巴，与他进行长时期的辩论，结果，绒青巴认输。这事传开后，克珠杰的声望大振，公认他是宗喀巴的第二大弟子。

1432年，贾曹·达玛仁钦圆寂后，甘丹寺的全体僧众化推克珠杰继任甘丹寺第三任赤巴（法台）。克珠杰任法台达8年之久，为巩固和发展格鲁派，尽心竭力。他在任期内由于大力倡导，各方募捐，筹集资金和财物，在存放宗喀巴肉身银塔的藏式大殿的屋顶上，建造了一座汉式的金顶，俗称“金瓦寺”。这是甘丹历史上建筑的第一座金瓦寺。

自1407年克珠杰师事宗喀巴以后，跟随宗喀巴12年，在阐述格鲁派教义、制定格鲁派的各种法规和学习程序、建立寺院的管理制度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由于贾曹和克珠杰作为宗连长巴师的第一、第二两大助手，对于创立格鲁派起了奠定基础的作用，因此藏族宗教界把宗喀巴、贾曹和克主杰三人合称为“师徒三尊”、“父子三尊”，在寺院中有他们的塑像。

相传克珠杰还是一位很有才华的画家和雕塑家，现在甘丹寺有两幅壁画，就是他的佳作。

克珠杰于藏历第七绕迥之土马年（1438年）三月二十一日圆寂。于公元1645年将克珠杰追认为第一世班禅额尔德尼。

自称牛犊的二世班禅

二世班禅恩萨·索南却朗

二世班禅索南却朗于藏历第七绕迥之土羊年（1439年）正月十日诞生在后藏恩萨（今日喀则江当区）地方。幼时传说他能追述班禅第一世生前之事迹，聪明异常，后到噶丹寺出家为僧，一日去到当时担任噶丹寺赤巴拔梭·曲结坚赞座前顶礼时，赤巴问他叫什么名字？回答“毕乌”（即牛犊之意）。赤巴曰：“犊长成牛。”牛，藏语称“朗”，因此赐法名索却吉朗布，简称索南却朗。见其灵慧异常，遂收为门徒，授以灌顶。由于他勤奋好学，精通显密二宗，特别善长于辩论，在当时噶丹寺的三千喇嘛中，凡与索南却朗辩论过的人，都败在他的手下，在噶丹寺“声名大著”，得有格西学位。

索南却朗中年以后，离开噶丹寺返回后藏，驻锡隐更寺，专事禅修，不问俗务，有僧徒十六人，俱成大器，广宣佛法，在后藏宣扬和发展黄教有一定的贡献。

于藏历第八绕迥之木鼠年（1504年）三月二十五日圆寂，享寿65岁。后来被追认为二世班禅额尔德尼。

显密兼修的三世班禅

三世班禅恩萨·罗桑丹珠

三世班禅罗桑丹珠，于藏历第八绕迥之木牛年(1505年，明弘治十八年)正月初四在后藏恩萨地力降生。他与二世班禅索南曲朗是同一家族。

罗桑丹珠11岁时，到拉仁孜寺出家为僧，拜该寺格白堪钦为师，受了沙弥戒，少年时期，主要学习显宗。后来到后藏各寺院，拜许多高僧为师，研习《集密金刚灌顶》、《菩提道次第广论》、《时轮金刚》、《大威德金刚》等经法，对显密二宗有了较深造诣。

中年以后，曾云游后藏各地，宣讲格鲁派教义。他招收了许多门徒，对格鲁派在后藏的发展，作了一定贡献。晚年一直在恩萨寺内闭关静修，并撰写了一部阐述格鲁派教义的著作。由于罗桑丹珠在后藏地区有较高声望，恩萨寺僧众确认他为索南曲朗的转世活佛，后来被追认为三世班禅。

罗桑丹珠于藏历第九绕迥之火虎年(1566年，明嘉靖四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圆寂，享年62岁。

兼为政治领袖的四世班禅(图)

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

四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却吉坚赞，意为“善法幢”，于藏历第十绕迥之金马年（1570年，明隆庆四年）诞生在后藏拉珠嘉尔地方（即今之日喀则）西面兰伦热布庄园之竹加白哇村。父措协才让班觉，母措嘉。给其取幼名为曲嘉华丹桑波。5岁时，恩萨寺的喇嘛发现他灵异非凡，便向他父母了解有关情况。13岁时送到恩萨寺出家，从克智桑杰益西受沙弥戒，赐法名罗桑却吉坚赞，简称罗桑却吉。从此在寺内学经，克智桑杰益西传授给他密集灌顶等许多教法，参加辩经。当时江孜八果曲丹寺高僧慈诚来恩萨寺传法，与该寺喇嘛辩经。他发现罗桑却吉虽然年幼，但精通佛经，很有辩才，大为惊奇。于是请他到自己的卧室，敬之以茶，赠送黄色斗篷一件，并请罗桑却吉给自己传法。这事一下轰动了恩萨寺，僧众一致认为罗桑却吉是罗桑丹珠的转世灵童。但罗桑却吉本人说自己德性不深，佛法浅薄，只是一个普通喇嘛，并非活佛。

1583年2月3日，为罗桑却吉举行坐床典礼，拥立为恩萨寺赤巴(法台)。火狗年(1586年)，他17岁时，前往札什伦布寺学经，在寺院学习《因明论》，参加辩论，以求深造，遂成为能言善辩者。22岁，他拜札什伦布寺第十四任法台唐却雅佩为师，在拉章坚赞宫中受近圆戒。是年秋天，他前往拉萨朝拜学经，在甘丹寺以学识渊博及有辩才著名。1598年29岁时，返回恩萨寺，接受寺政，收徒传法。其后又应岗坚曲培寺之请，兼任该寺赤巴(法台)。这时札什伦布寺的第十五任法台卸任，札寺僧众迎请罗桑却吉前来担任第十六任法台。当时札什伦布寺寺政废驰，锅破饭少，僧众生活极苦，罗桑却吉为了解决僧众吃饭问题，先铸造了一口新锅，一次可煮1775斤米，供2000僧众同时吃饭。接着又铸造了熬茶的三口大锅和百余个大铜茶壶，解决了僧众在大经堂诵经时的喝茶问题。由于寺内生活改善，纪律严明，僧众都称颂罗却吉治寺有力。

水兔年(160S年)，罗桑却吉创立了札什伦布寺的传召大法会，规定每年藏历正月初三至十六日为会期，其内容与拉萨大昭寺的传召大法会相同。这样不但免除了该寺僧众每年到拉萨参加传召大法会约两个月往返的辛苦，而且扩大了在教民中的影响。这期间，在他的主持下，札寺制作佛像，修建佛殿，新建僧舍，还创建了专修密宗的欧巴札仓(即密宗经院)，使札什伦布寺发展成为有完整的显密传授系统的大寺院。1603年，他受拉萨三大寺僧众的邀请，到拉萨为四世达赖云丹嘉措剃度授戒，并取法名。这是班禅和达赖第一次成为师徒关系，长者为师，幼者为徒，从此成为定例。1614年，罗桑却吉又给四世达赖授了比丘戒。木虎年(1616年)十二月十五日，四世达赖在哲蚌寺的噶丹颇章突然暴亡，罗桑却吉赶到拉萨，主持云丹嘉措的超度仪式，并祈祷灵童早日转世。

当时控制西藏地方政权的藏巴汗，不准寻找四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并以武力压制格鲁派。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承担起主持格鲁派教务的重任，忍辱负重，保存和发展格鲁派的力量。

这时藏巴汗突然生了病，请了许多医生医治均不见效。罗桑却吉精通藏医，藏巴汗只好请他治疗。经罗桑却吉精心治疗，藏巴汗很快恢复了健康。藏巴汗准备向札寺捐献一个庄园作为酬谢，但罗桑却吉坚辞不受，仅仅提出一个条件，要求藏巴汗允许寻找四世达赖的转世灵童，藏巴汗只好应允。于是哲蚌寺公开寻访灵童，很快找到了五世达赖罗桑嘉措。1625年，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又应邀到拉萨，为五世达赖剃度，取法名阿旺罗桑嘉措，并授了沙弥戒。1638年，他又给五世达赖授了比丘戒。

1642年，四世班禅和五世达赖筹划，在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的帮助下，打败了藏巴汗和噶玛噶举派的势力，建立了以达赖为首的噶丹颇章政权，从此才确立了格鲁派在藏传佛教中的统治地位。紧接着四世班禅还和五世达赖、固始汗一起商定，派使者到盛京(今沈阳)向即将入关的清朝通好。

在这场斗争中，四世班禅罗桑却吉是实际的领袖，达赖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来源于班禅的主张。但在公开场合，他常以“调解者”的身份出面，并且非常谦逊，从不居功。由于他的威望和功绩，1645年固始汗赠给他“班禅博克多”的称号。“班”为梵语“班智达”的简称，意为精通佛教五明之学的贤哲；“禅”为藏语“钦波”的简称，意为“巨大”；“博克多”是蒙语，是对睿智英武圣明之人的称呼。从此“班禅”成为这一活佛转世系统的专称，对别的佛教学者不再用这一称呼。自四世班禅以后，札什伦布寺的赤巴都由历代班禅大师担任，其他人不能充任此职。

藏历第十一绕迥之水虎年(1662年，清康熙元年)二月十三日，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在札什伦布寺赤巴任内圆寂，享年92岁。又一说其生卒年为1567—1662年。

世班禅不仅是一位功德无量的宗教领袖，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领袖。他为格鲁派的发展，为维护祖国统一，为促进汉、满、蒙、藏各兄弟民族的友爱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佛教力面，他主张教门少争门立户，特别崇奉宗喀巴，精通显密，刊印经卷，其著作约计有100种左右，其中《恩萨巴等三大智者传》、《四世班禅自传》等为其代表作。

四世班禅圆寂后、札什伦布寺决定保存其肉体，供人瞻仰。建造了一座金塔。将肉体奉安于其中，成为历代班禅的第一座灵塔。

权力大增的五世班禅

四世班禅去世后，罗桑意希成为其转世班禅。他出生于后藏托卜加地方。清康熙六年（1667）被迎至扎什伦布寺坐床，师事达赖五世。达赖五世死后，主持达赖六世寻认、受戒诸事。达赖七世进藏、坐床诸事亦由他主持。康熙五十二年（1713）清廷封以“额尔德尼”称号，并颁金册金印。至此，清朝中央政府予以确认，分管后藏部分地区政教事务的大权，大大分散了达赖在后藏政教方面的权力，常驻扎什伦布寺。教徒尊为无量光佛化身。

广为传颂的六世班禅

六世班禅罗桑华丹益

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华丹益希，于藏历第十二绕迥之土马年(1738年，清乾隆三年)生在襄地扎西则(今后藏南木林宗扎西则)地方。父唐拉，咒师出身；母尼达昂茂，系贵族宗室之女。

1740年，经过札什伦布寺喇嘛寻访考察，在拉萨请护法神降神，七世达赖派代表，会同噶厦政府官员，共同确认罗桑华丹益希是前世班禅转世灵童。七世达赖使正式通知札什伦布寺，并通知驻藏大臣纪山，请他转奏清高宗皇帝，不久使得到乾隆皇帝的恩准。七世达赖给六世班禅取法名罗桑华丹益希。金鸡年(1741年)六月四日，将灵童迎到札什伦布寺日光殿举行坐床典礼，乾隆帝特派专位与七世达赖的代表一起由颇罗鼐陪同到札什伦布寺祝贺坐床典礼。土蛇年(1749年)九月，六世班禅到拉萨拜会七世达赖。七世达赖说：“前世班禅是我的上师，给我传授了许多经典教授。现在要把我学到的经典传授给你”。七世达赖给他授了沙弥戒，从此便建立了师徒关系。六世班禅住在布达拉宫，每天由七世达赖给他传授经论。

火牛年(1757年)二月，七世达赖在拉萨圆寂，六世班禅对七世达赖的逝世，感到十分悲痛，下令札什伦布寺全体僧众哀悼三天，诵经祈祷达赖喇嘛早日转世。当乾隆帝接到七世达赖圆寂的奏报后，担心西藏局势不稳，即派国师章嘉·若白多杰入藏办理七世达赖的后事，并主持认定转世灵童。是年六月，由经师罗桑群佩在札什伦布寺为六世班禅授比丘戒。

土虎年(1758)四月，章嘉·若白多杰赴后藏到札什伦布寺看望六世班禅，商议西藏政教事务。1759年二月，章嘉国师和噶厦政府请六世班禅到拉萨，为章嘉国师等6000多名僧众传授时轮大灌顶，并和章菇国师一起为七世达赖的灵塔开光。1760年，六世班禅派人在后藏托布嘉地方访到八世达赖灵童后，经乾隆帝恩准，接到札什伦布寺，由六世班禅为他剪发起法名。1762年，在六世班禅的主持下，为八世达赖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典礼。1765年，六世班禅又到拉萨为八世达赖授沙弥戒，并在布达拉宫为八世达赖讲经两个多月。1766年，乾隆帝遣使到札什伦布寺册封六世班禅，颁给金册金印。金册大意是赞誉班禅是札什伦布寺的一名德高望重的高憎，且是达赖的上师，精通佛法，要向僧俗公众宣传，严守正确的戒律，要整饬发展卫藏的佛教事业，努力使卫藏的每个庶民知晓德行礼节。班禅大师写了一封奏折向皇上谢恩。1769年，他3l岁时，乾隆帝又赐给了一颗用230两黄金铸成的有藏、满、蒙三种文字的班禅额尔德尼金印。

1774年，英国东印公司与不丹发生战争，不丹国王请六世班禅写信调解。英国驻印总督哈斯汀士遂利用这一机会，派遣东印公司职员英国人波格尔擅自闯到札什伦布寺见六世班禅。六世班禅用印度语与他交谈，强调不丹是中国藩属，而西藏属中国领土，一切要听从中国大皇帝的圣旨办事。对波格尔提出的英国与西藏建立联系、英方与西藏自由通商、请介绍到拉萨见驻藏大臣并在拉萨设立代表等要求，一律加以拒绝，使波格尔的计划未能得逞。

火鸡年(1777年)四月，六世班禅应邀在拉萨大昭寺为八世达赖授比丘戒。在布达拉宫居住一年，给达赖传经。

1778年，乾隆帝为庆贺自己的70大寿，邀请六世班禅进京。土猪年(1779年)六月，六世班禅率13名勒参巴及随行人员2000余人，从札什伦布寺启程，经过羊八井时，八世达赖、驻藏大臣、摄政和全体噶伦前来隆重迎送。进入青海后，陕甘总督和西宁办事大臣等率僧俗数万人分批迎接。当年十月十五日到次年三月十日，六世班掸一行驻锡塔尔寺过冬；从塔尔寺出发前班禅大师让二世嘉木样活佛为其随从人员种痘，他自己却没种。金鼠年(1780年)七月二十一日，六世班禅一行到达承德，清高宗命王公大臣等迎入专为六世班禅入觐时居住而兴建的须弥福寿庙。六世班禅乘轿到承德避暑山庄觐见清高宗时，清高宗特许乘轿至殿前，见面时问道：“喇嘛身体好吗?一路上辛苦了吧?”班禅答称：“托皇上拱福，沿途无恙。”清高宗又说：“朕今年已70岁，以如此高龄，幸见喇嘛，甚慰朕怀。从此中土佛法弘扬可期，四海人民得歌升乎。”并将自己用的珍珠串、玉如意和一条内库哈达赠给六世班禅。次日，清高宗亲临须弥福寿庙看望班禅，高宗说：“昔日五世达赖来朝，我祖特建黄寺以馆之。朕今特建热河札什伦布寺，以备喇嘛驻锡。切欲对话，故学藏语，但只能讲普通用语，圣经文奥典，仍须由章嘉呼图克图译述。”皇上能用藏语交谈，班禅大为惊讶，也深受感动。七月二十四日清高宗在避暑山庄万树园宴请六世班禅。八月三日，高宗又派内大臣二人到须弥福寿庙给班禅颁赐玉册玉印。八月七日，六世班禅和章嘉国师率僧众至避暑山庄诵经，为高宗祝寿，班禅进献重300两的金佛像、佛案和菩萨画像81幅、全套《甘珠尔》、重30两的金制护身盒、琥珀串珠三挂等物品，作为寿礼。八月十三日，六世班禅又到避暑山庄率僧众诵经祝福乾隆帝万寿无疆，并参加祝寿宴会等活动。八月二十五日，六世班禅离热河经古北口至北京，由皇六子和章嘉国师陪同游览圆明园、大钟寺、颐和园、香山等地，为殿堂、园林、寺院开光加持。九月十八日，清高宗谒陵后返京，与六世班禅在香山昭庙会见，高宗又向班禅献金如意、羊脂五香炉、宝体等；班禅向高宗南佛像及袈裟等。九月二十五日，高宗到黄寺看望班禅。十月三日，在紫禁城保和殿宴请六世班禅，特许六世班禅乘轿至层丹墀。十月二十七日，班禅在雍和宫为高宗传授佛法。

金鼠年(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二日下午，六世班禅在北京黄寺因患天花治疗无效而圆寂，享年42岁。班禅遗体在黄寺停放了6天，供各界人士和佛教徒瞻仰。然后用防腐药水浸洗，移置到由高宗御赐的用7000两黄金制造的天降金塔里。次年二月，六世班禅的灵塔运往西藏札什伦布寺，札什伦布寺僧众造了一座大银塔，将御赐金塔供奉在内。高宗为了纪念六世班禅，特命在他生前住过的黄寺西侧，建立了一座宏伟的"清净化城塔"，俗称西黄寺。寺内有清高宗御制的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书写的碑文。

六世班禅的著作有《持乐国愿望》、《自传》上下册、《道情歌集汇编》、《菩提道次第面授法·利他甘露瓶》、《显密集要点问答汇编》、《十六罗汉绕佛记》、《喇巴强巴传》、《圣·洛桑巴传奇·不可思议》、书札、仪轨、修行等方面的典籍共98种之多。

维护西藏团结的七世班禅

七世班禅丹白尼玛

七世班禅丹白尼玛，意为“佛日”，系后藏白朗宗吉雄谿卡人，出生于藏历第十三绕迥之水虎年（1782年，清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八日。父名巴丹敦主，母名季美甲姆。

六世班禅巴丹益喜圆寂以后，共找了四个转世灵童。扎什伦布寺派出六世班禅的苏本堪布前往四个“灵童”的家属进行明察暗访，并拿出六世班禅生前用过的茶杯、铃杵、念珠等，让“灵童”自己挑选，以行试验。据说只有白朗宗吉雄谿卡的“灵童”选出的器物，都是六世班禅用过的。于是苏本堪布首先肯定这个“灵童”确系六世班禅的“转世”。于是扎寺即请驻藏大臣博清额转奏清高宗予以批准。1782年，清高宗批准了奏请。七世班禅完成了认定手续。

1784年，“灵童”被迎到扎什伦布寺，八月十二日在扎寺日光殿上举行了七世班禅坐床大典，由驻藏大臣博清额亲自主持。九月初七日，在扎什伦布寺的益格穹曾宫内，举行了八世达赖给七世班禅剪发并取法名的典礼，取法名为吉总罗桑巴丹丹白尼玛确来南加贝桑布，简称丹白尼玛。接着，又授近事戒。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六月四日，由八世达赖授给沙弥戒。1801年(清嘉庆六年)七世班禅丹白尼玛十九岁，由八世达赖授比丘戒。

七世班禅自坐床以来，是清朝中央政权对西藏地方的统治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钦定二十九条章程》和西藏重大政治制度与宗教制度，都是在这一时期制定的。但是，西藏地方开始遭到外国势力的侵略，廓尔喀人两次攻入西藏，把扎什伦布寺抢掠一空，幸亏当时清朝政府及时派兵入藏，将侵入西藏的廓尔喀人全部驱逐出境。在廓尔喀人入侵时，扎什伦布寺本身不仅遭到重大破坏，扎寺所属百姓，更遭到敌人的残酷蹂躏。由于七世班禅的辛勤工作，领导有方，再加上国家的大力支援，到七世班禅晚年时，扎寺及所属百姓，基本上恢复到灾前的水平。这些都应说是七世班禅的贡献。七世班禅一生经历了清高宗、清仁宗、清宣宗和清文宗四个皇帝的统治，和他共事的驻藏大臣前后有37人，帮办大臣有39人(其中有些帮办大臣后来升任办事大臣)。七世班禅始终坚定地站在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站在西藏地方属于清朝中央的立场，对于历代皇帝都是非常恭顺的，对历任驻藏大臣都是很尊重的，凡是扎寺的大事，都通过驻藏大臣请示皇帝批准；清朝皇帝要他办的事情，他都是尽心尽力办理。所以历代皇帝与历任驻藏大臣对七世班禅都是很信任的。这是七世班禅在维护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方面的重大贡献。另外，七世班禅是八世达赖的徒弟，他又是九、十、十一世达赖的师傅，他和这几代达赖的关系都是很好的。他很注意搞好与达赖集团的关系。例如，在清道光二十四年，清宣宗令他为西藏摄政，起初他不愿担任，后因不能违抗“圣旨”，而勉强担任了八个月摄政，以后坚决辞去。这种明智的态度，对巩固西藏内部的团结作出了贡献。

1853年(清咸丰三年)农历正月十四日，久病不愈的七世班禅丹白尼码，在扎什伦布寺的拉让内圆寂，享年七十二岁。

偏爱红教的八世班禅

八世班禅丹白旺修

丹白旺修，是第八世班禅。后藏托布加谿卡人，生于清咸丰五年(1855)八月八日。父名丹增旺嘉，母名扎西拉姆。

七世班禅丹白尼玛圆寂以后，扎什伦布寺派出代表到各地找寻其“转世”的“灵童”。当时共找了三个“灵童”。经1857年在布达拉宫举行“金瓶掣签”，掣出的是托布加谿卡丹增旺嘉的孩子的名字，遂被认定为八世班禅。由摄政哷征阿齐图呼克图担任堪布，给八世班禅剃发换僧衣，并取法名为曲结扎巴丹白旺修贝桑布，简称丹白旺修。

清咸丰十年(1860)十月初三月，迎请八世班禅到扎什伦布寺举行了坐床典礼。初七日由摄政哷征阿齐图呼图克图给授沙弥戒。八世班禅受沙弥戒以后。经驻藏大臣呈请清文宗批准任命噶青罗布藏丹巴坚赞为经师，“留心教习经典”，并赏给诺门罕名号。这时我国正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了圆明园，清文宗逃到承德避暑山庄，不久在承德逝世。接着清穆宗当了皇帝，改元同治。

1875年(清光绪元年)，八世班禅年满二十一岁，由普觉活佛给授了比丘戒。八世班禅受了比丘戒以后，对宗喀巴创立的格鲁派的教义并不用心学习，他感兴趣的是“红教”宁玛派的教义。因此引起扎什伦布寺的喇嘛，特别是铁桑林扎仓的全体喇嘛的反对。据八世班禅的藏文传记载，经扎寺札萨喇嘛一再解释，一场风波才告平息。对这件事，《清实录》中也有记载：“光绪二年(公元1878)驻藏大臣松溎奏：班禅额尔德尼惑习红教，现令具结改悔。得旨，著随时察看，妥慎处理。”

1878年(清光绪四年)正月十一日，八世班禅在摄政、驻藏大臣、全体噶伦、三大寺代表等多人陪同下，到达公堂寺，在该寺大经堂内给十三世达赖剃发换了僧衣，并取法名。

八世班禅丹白旺修生活的这一时期，西藏发生了僧俗大农奴主之间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即摄政哷征阿齐图呼图克图与哲蚌寺罗赛林扎仓的堪布之间的矛盾公开化。结果哷征阿齐图呼图克图被清朝政府注销名号。不准再令转世。批准“即以汪曲结布协理西藏事务”。1864年，汪曲结布病故，经驻藏大臣满庆奏请清朝政府批准，由罗布藏青饶汪曲办理商上一切事务，并赏诺门罕名号。

八世班禅丹白旺修自受比丘戒以后。身体就不很健康。到了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病情加重，食欲不振，精神萎靡；扎什伦布寺僧官请他回到扎寺治病，他不愿回寺(当时八世班禅住在藏北甲错地方)，而于是年五月初六日，移居他的故居养病，但病势日益严重，于7月15日圆寂。只活了二十七岁。

奋勇抗英抗日的九世班禅

曲吉尼玛，系第九世班禅的法名，全称是罗桑图丹曲吉尼玛格勒南结贝桑布，他的乳名叫仓珠嘉措。前藏达布地方噶夏村人，生于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正月12日。刘家驹的《班禅大师全集》说，“寄父名当珍，母名当琼措姆”，“班禅生而母哑”。

八世班禅丹白旺修去世以后，扎什伦布寺派出代表多人，寻找“转世”的“灵童”，结果在西藏地方找到了三个“灵童”。遵照清朝政府批准择定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正月15日，在布达拉宫皇帝牌位前面，举行掣签仪式，从金瓶中用象牙筷子抽出一名，是达布地区的仓珠嘉措的名字，于是就认定为九世班禅。当天在布达拉宫的日光殿上，九世班禅拜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为师，剃发取法名为吉总罗桑曲吉尼玛格勒南结贝桑布，简称曲吉尼玛。

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正月初三日，九世班禅在扎布伦布寺坐床。摄政第穆呼图克图给九世班禅授了沙弥戒。为了祝贺九世班禅坐床，清朝政府特赐白银一万两，由四川总督刘秉璋由“司库提领”，“派员迅速解往”。九世班禅坐床以后，特派堪布罗布藏荣垫前往北京，向慈禧太后和清德宗“谢恩”。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由十三世达赖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给九世班禅授了比丘戒。同年五月初十日，九世班禅由拉萨返回扎什伦布寺。九世班禅曲吉尼玛从出生到受比丘戒这一时期，正是英帝国主义者向西藏地区进行军事侵略时期，也是西藏僧俗人民进行英勇的抗英战争时期。第一次抗英战争发生于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当时英国人全部占领了哲孟雄（锡金），已于西藏接壤，西藏方面为了阻止英人入侵，在与哲孟雄接壤的隆吐地方，构筑防线，不准英人逾越。为了表示西藏僧俗人民的抗英决心，光绪十三年（1887），西藏三大寺、扎什伦布寺、西藏地方政府的七品以上全体官员，向驻藏大臣文硕上了一道公禀，声明“纵有男尽女绝之忧，惟当复仇抵御，永远力阻，别无所思。”当时的驻藏大臣文硕忠于职守，站在西藏人民一边，全力支持他们的抗英正义斗争。但是，由于当时清朝政府执行对外屈服政策，加上英国的新式武器与藏军的弓箭刀矛和火枪的相差悬殊，隆吐防线被英军攻占。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次抗英战争。

在第一次抗英战争中达赖方面和班禅方面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达赖方面是由三大寺出面，班禅方面是由扎什伦布寺带头出面。开赴前线的藏军中，也有班禅管辖地区的民兵。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元月4日，英军攻占春丕，6日攻占帕里。4月11日英军进抵江孜，在此双方又发生激烈的战斗，江孜堡垒被毁，藏军损失很大，英军也死伤不少。这就是西藏历史上著名的江孜保卫战。8月初英军攻占拉萨。十三世达赖在英军抵拉萨的前夕，为了避免被英军俘获，被迫出走，经过青海，到了外蒙古。对此，驻藏大臣向清朝政府的奏摺中“弹劾”十三世达赖“平日跋扈妄为，临事潜逃无踪，请褫革达赖喇嘛的名号”。清朝政府回电：“著即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革去，并着班禅额尔德尼暂摄”。

然而，九世班禅是有政治远见、顾全大局的。他考虑到十三世达赖离藏期间，由他代理达赖的职权，只会增加他们之间的隔阂，对西藏内部的团结是很不利的。因此，九世班禅接到驻藏大臣的通知后，以“后藏为紧急之区，地方公事须人料理，且后藏距江孜仅二日程，英人出没靡常，尤宜严密防范，若分身前往前藏，恐有顾此失彼之虞。”没有接受要他前去代理达赖职务的要求。

英帝国主义者乘十三世达赖逃亡之机会，命在江孜留驻的鄂康诺大佐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9月24日，率英军50余人，突然到达日喀则，借口他不日即将回国，特来向九世班禅告辞。九世班禅还是很有礼貌地接待了鄂康诺。在接见中，鄂康诺突然提出让九世班禅赴印度。“班禅当即回称：我往印度不难，但须禀陈钦宪，奏知大皇帝殊批照准，方可起程，否则难以从命。该英员即称，该国有信，不去不行，请细思之等语”。并且以英军要占日喀则和忆什伦布寺为由进行威胁。在此情况下，九世班禅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10月12日离日喀则去印度。九世班禅到印度后见英皇太子时，鄂康诺要班禅跪拜，“班禅未从，当称我只在大皇帝前跪拜，其余不行。仍行执手常礼。”当时清朝政府外务部“已电达驻印钦使及印督等，班禅来印赴会则可，若逼令干预藏事，即令班禅亲自画押，盖用印信，均作为废纸”。这样，英人的阴谋未遂，不得不厚礼送归九世班禅。

九世班禅一行1905年12月返回江孜，在江孜休息两天后返回扎什伦布寺。这次班禅被迫赴印，未做丝毫有损主权的事情。

1909年（清宣统元年）4月 15日，十三世达赖又自塔尔寺启程，八月初八日到达西藏北方的重镇那曲（黑河）。九世班禅曲吉尼玛从扎什伦布寺远道前来那曲，欢迎达赖回藏。与此同时，川军入藏，对此达赖不满，遂与驻藏大臣发生尖锐矛盾。按理讲，驻藏大臣要求清朝政府派官兵入藏，清朝政府也予以批准，是正当的，因为西藏是大清帝国的领土，迭遭英帝的侵略，为了保卫边疆，巩固国防，中央政府有权也应该派遣军队进驻西藏。但是，在1910年“川军前队抵拉萨，联豫（驻藏大臣）派卫队迎之。卫队归途开枪，击毙巡警一名，大昭寺之济仲大喇嘛于琉璃桥畔饮弹而亡，卫队又向布达拉宫开枪乱击，僧众亦有带伤者，一时全城震动，人心不安，达赖恐遭危险，即挈其左右逃往印度。”（见朱绣著《西藏六十年大事记》）因十三世达赖出逃印度，驻藏大臣联豫紧追不舍，于是达赖由亚东，逃到了印度大吉岭，受到英国官员的“热诚接待”。对此清朝政府又根据驻藏大臣的建议，宣布“革除”达赖名号，并要另找灵童代替，引起很大震动。但清政府不愿收回成命，只令驻藏大臣联豫派人前去印度，设法劝说十三世达赖回来。直到1912年（民国元年）袁世凯发表恢复十三世达赖名号的命令。同时，也加封了九世班禅，加封令是1913年（民国二年）颁发的，全文是：“大总统令，据班禅额尔德尼称，久仰中邦，实沾德喜。凡在我属汉边官军民等，借饷筹食，无微不至等语。该额尔德尼实赞共和，效忠民国，维持藏事，备著勤劳。本大总统实深嘉慰。应即加封致忠阐化名号，以彰民国优待忠勤，尊崇黄教之意。此令”。

九世班禅接到加封命令后，向袁世凯写信表示感谢：“癸丑年，番三月二十五日，陆委员兴祺专人至招，蒙大总统加封致忠阐化名号，谨在扎什伦布寺内，恭设香案，敬叩祗领跪谢。致忠阐化班禅额尔德尼谨呈”。

1912年，十三世达赖从大吉岭回藏以后，达赖与班禅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其原因是：1915年，达赖在日喀则设立了基宗（相当于内地行政专员公署），任命僧官罗桑敦主、俗官木霞二人为基宗（后藏总官）。基宗的职权很大，他们除管辖达赖在后藏的所有宗谿之外，也管辖班禅所属四个宗和所有谿卡，这就侵犯了班禅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在设立了基宗之后，即向班禅辖区的百姓征收与摊派军粮税款和乌拉。这样就使班禅与达赖这间的关系日趋恶化。1916年班禅写信给达赖，指出基宗干涉寺政不当，并要求会晤，解决问题，达赖复信拒绝。到了1919年春，达赖同意班禅去拉萨会晤，但无结果。这样，一直到了1923年，达赖命令扎什伦布寺的几个负责官员前往拉萨，这几个官员到拉萨后，未经审问，即被投入监狱。当班禅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是大祸临头的先光，如不逃走，势将危及自己的生命安全。于是立即决定，向内地出走。但他怕日喀则基发觉，作了必要安排。1923年11月15日夜，九世班禅领侍从15人，向北出走，无人知晓。三日之后，即11月18日晚，九世班禅的苏本堪布罗桑坚赞等100余人乘月色逃出，追赶班禅，疾行五日夜，才会合一起，直向藏北羌塘前进。由那里越唐古拉山脉，即入青海境内。1924年农历5月4日到达兰州，甘肃督军陆洪涛率领官员、军队数千人在兰州郊外迎接。班禅经过的街道皆用黄布铺路，扎了彩色牌坊，“备极庄严”。北洋政府大总统曹锟特派李乃芬为“迎护专员”，率卫队百人由北京前来兰州欢迎。从此，九世班禅在国内各地流浪了整整十四年之久。

1937年，当九世班禅回藏受阻以后，仍将行辕设在青海玉树大寺的甲拉颇章时，当时日军已侵占了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抗战形势日趋严重，班禅即从玉树捐献三万元，购公债二万元，并动员行辕全体同仁踊跃捐款，汇集前方，慰劳抗战将士及救济伤兵与难民。并在玉树寺诵经祈祷抗战早日胜利。同年11月4日，九世班视野饮食难进，每食即吐，左肋剧育，不能安卧，而且日趋严重。到12月1日，在玉树大寺甲拉颇章宫内圆寂，享年五十四岁。1941年2月4日，九世班禅灵柩运到后藏，在扎什伦布寺建宝塔供养。

九世班禅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也是斗争的一生。九世班禅不仅佛学造诣极深，而且政治上也很成熟。早期他与十三世达赖共同领导了抗英斗争，晚年又积极从事抗日斗争，可说是一位勇敢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士。至于他对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维护，更是始终一贯，坚持到死，在西藏宗教上层人物中是难能可贵的。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是西藏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反帝国领袖人物。

爱国爱教的十世班禅

十世班禅罗桑确吉坚赞，意为“法幢”，于藏历第十六绕迥之土虎年正月初三（1938年12月19日）诞生在青海省循化县温都乡一家贫苦农民的家里，乳名贡布才旦。父古公才旦，母索南卓玛，胞弟温都·公布甲。

九世班禅圆寂后，按照惯例，噶厦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札什伦布寺等，均积极进行寻找转世灵童工作。经过错综复杂的过程和斗争，最后于1949年6月3日，在广州的国民政府颁布命令：“青海灵童官保慈丹（即贡布才旦），慧性澄圆，灵异夙著，查系第九世班禅额尼德尼转世，应即免于掣签，特准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同年8月10日，在国民党政府专使关吉玉（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和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主持下，在塔尔寺举行了坐床大典。班禅堪布会议厅邀请拉卜楞寺著名喇嘛拉科仓·晋美赤烈嘉措为贡布才旦剪发，取法名为罗桑赤烈伦珠确吉坚赞，简称确吉坚赞，并受了沙弥戒。

十世班禅诞生和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命运决战的历史时期。同时，还面临着西藏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妄图搞“西藏独立”的严峻局面。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政治形势下，幼年的十世班禅便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对他的成长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1949年4月，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解放在即，蒋家王朝即将覆灭。这时的国民政府极力拉拢、诱骗班禅堪布会议厅的主要成员，企图把班禅和堪厅迁往台湾。堪厅的主要成员詹东·计晋美决然作出了正确的决定：“不去台湾，留在西北，审时度势，视情而行”。当时班禅才11岁，虽然不可能决定政治上的重大问题，但他在父母和长辈的影响下，自己有一个明确的主张：我是藏族人，是喝黄河水长大的，我爱故乡，不到外边去，绝不能离开生我养我的土地。这说明幼小的十世班禅有非凡的灵性。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使避居在青海牧区班禅香火地--香日德寺的班禅欢欣鼓舞，当即分别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致敬电。随后，班禅大师收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员的复电，希望班禅“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西北局和青海省政府的关怀下，班禅和堪布会议厅由香日德返回塔尔寺。此后，班禅主要在塔尔寺学习藏文和经典。曾任九世班禅经师年高望重的拉科活佛继任十世班禅的经师，后又由嘉雅活佛任经师。每天上下午和晚上，按照规定的课程，学习藏文《三十颂》、练习书法、读书念经、背诵经文。

1951年春，十四世达赖亲政，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商定在北京举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中央特邀十世班禅进京，共商国事。当年4月中旬，班禅赴京途中在西安会见习促勋时说：“我们是专程去北京向毛主席致敬的，我们把藏族人民对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良好祝愿亲自传达给毛主席”。班禅表示：“要坚决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决心与西藏各界爱国人士一道，为西藏的解放和藏族人民的团结而努力奋斗”。4月25日，班禅一行45人到达北京，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为班禅接风洗尘。宴会前，周总理同班禅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班禅被周总理渊博的知识、诚恳的态度、谦虚的作风、端庄的举止、慈祥的笑容深度吸引，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对班禅以后的成长产生了深刻影响。

1951年“五·一”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班禅，使他十分激动。6月23日，举行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字仪式。次日下午，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和班禅一行。班禅向毛主席献了哈达，赠送了锦旗、金盾、长寿铜像、银曼札、藏香及其它珍贵礼品。当晚毛主席举行盛大宴会，班禅大师发表祝酒词：“多少年来没有解决的中国内部的民族问题——西藏问题，在毛主席领导下胜利地解决了。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国各民族大家庭的一大喜事。中央人民政府、达赖和班禅三方面的团结，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才能实现”。6月2日，班禅赴天津、上海、杭州等地参观。6月26日返抵塔尔寺。

九世班禅自1923年离开后藏的札什伦布寺以来，至十世班禅时逢全国解放的时候，两代班禅已有20多年无法回到他的驻锡地札什伦布寺了。所以，解放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非常关心达赖和班禅的团结，谨慎而又公正地处理噶厦和堪厅之间的历史问题，并认真解决十世班禅回藏问题。在做好了工切工作之后，十世班禅和堪厅的主要成员，于1951年12月离开西宁，经过4个多月的艰苦跋涉，于1952年4月28日安抵拉萨，受到拉萨各族各界僧俗群众和驻藏人民解放军官兵的热烈欢迎。当日下午，班禅在布达拉宫日光殿拜会达赖，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达赖和班禅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标志着两位宗教领袖之间长达29年之久的隔阂消除。随后班禅在拉萨住了一个多月，即于6月6日离开拉萨，23日回到了日喀则的札什伦布寺。

年仅14岁的十世班禅回到札什伦布寺后，在安定的环境下，主要是认真学习经典。嘉雅经师继续指导班禅学习。后嘉雅返回青海，由札什伦布寺很有声望的活佛洛桑曲培·桑达丹巴坚赞（又称恩久）继任经师。这一阶段班禅系统地研读了《常颂经典》、《仪轨大全》、《入行论》、《大威德金刚灌顶仪》、《时轮金刚大全》、《诸护法神供赞文》、《祈愿文》、《普提道次第广论》等。1956年以后，又学习了显宗五部大论、慈氏五论，继又学习了藏传教密宗的基本理论——“四续部”等。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班禅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他于7月16日从日喀则启程，9月1日与先期从拉萨启程的达赖在西安相会，一同前往北京。9月11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达赖和班禅。藏传佛教界认为，毛主席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达赖是观音菩萨的化身，班禅是无量光佛的化身，三位长尊至圣的菩萨在人间的化身相会在一起，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9月27日，班禅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12月25日，班禅在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1955年3月9日，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在周总理主持下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由达赖任主任委员，班禅任第一副主任委员。当日，毛主席亲自到畅观楼看望班禅，并说：“每个民族都应当有自己的民族领袖，西藏有达赖和班禅这样的领袖是很好的”。3月10日，周总理举行宴会，为达赖、班禅送行。3月12日，班禅离京返藏。

在中共西藏工委卓有“成效的”工作和达赖、班禅的积极配合下，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筹建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筹委会成立前，中央决定派陈毅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前往西藏祝贺，指导工作。中央代表团于1956年4月17日到达拉萨。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在拉萨隆重开幕，达赖和班禅发表了重要讲话，陈毅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对西藏工作做了重要指示。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有关部门分别发电报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正式成立，得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标志着西藏的工作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当时西藏的情况是很复杂的，筹委会成立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和挫折，也存在着尖锐复杂的斗争。这时的十世班禅在对待西藏工作的所有方面，包括他同达赖的团结问题，都表现了以国家大局为重，以民族利益为重的高尚风格。班禅大师与陈毅元帅还成了挚友，大师把陈毅当作良师，直至十年动乱前，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从这时起，十世班禅个人的成长和他肩负的使命，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已成为18岁的成年人了，开始以自己的眼光观察事物，以自己的头脑分析问题，以一个政治家的面貌独立开展活动。他明白只有使自己的才学和佛教地位相称，才能在振兴和弘扬藏传佛教事业上有所作为；继承和弘扬前九世班禅开创的事业，建设繁荣幸福的新西藏，是他肩负的历代班禅所没有遇到的新使命。因此，他下定决心，刻苦学习，尽快地充实自己，提高自己。1955年返藏途中，就开始学习汉语文，3年后他已掌握二、三千个汉字，能阅读一般的汉文文件和书报了。还学习了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史，领袖人物的革命斗争史等。在佛学方面，继续在恩久经师的指志下，细读深研五部大论，慈氏五论和四续部，并有很大的利益。

1956年11月25日，达赖和班禅到达新德里，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大会。这时班禅受到了在印度的一小撮分裂主义分子的拉拢，企图煽动他背叛祖国。班禅摆脱了反动分子的纠缠和干扰，于1957年1月29日，毅然乘飞机先期返回拉萨。

1959年3月间，发生了举世瞩目的拉萨叛乱和达赖仓惶出走的事件。在事件发生和中央处理这一事件过程中，班禅始终拥护中央采取的措施，保持了日喀则地区的基本稳定。3月28日周总理发布命令决定人民解放军彻底平息叛乱，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行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任命班禅代理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职务。班禅于4月5日到达拉萨，主持自治区筹委会工作。当年4月14日，班禅到京出席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当晚周总理设宴欢迎。4月15日出席了毛主席召集的第十六次扩大的国务会议，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这届全国人大会议选举班禅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会后，班禅迅即返回拉萨。在中共西藏工委领导下西藏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9月25日，班禅飞抵北京，参加建国10周年庆祝活动。当晚，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10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听取班禅关于西藏工作的汇报。10月21日，全国政协和北京市政府联合举行会议，邀请班禅讲话，介绍西藏的形势。班禅着重讲了进行民主改革，推翻农奴制取得的胜利。10月22日，毛主席在勤政殿接见班禅、阿沛·阿旺晋美和帕巴拉·格列朗杰。

正当西藏的民主改革深入发展的时候，出现了全国范围的“左”的错误，这不可能不影响到西藏。1960至1961年，班禅作为副委员长，不但领导西藏工作，还到青、甘、川、滇等省的藏区视察。班禅发现，这些地区在平叛、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草原建设、农田基本建设等方面，尤其是在执行民族、宗教、统战政策方面，出现了严重失误，群众的生产生活遇到了许多困难。在庐山会议后，本应纠正“左”，可全国继续“反右倾，鼓干劲”，“左”的政策继续发展。

班禅是早熟型的人物，从小聪明睿智，有个性，有主见，有很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成年后，他的性格耿直，胸怀坦荡，豁达大度，为人正直，刚直不阿，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由于班禅的性格，更由于他一贯热爱党，热爱祖国，珍惜藏族同胞和其它兄弟民族的幸福生活，在面对国家的一些方面一再出现失误的时候，他非常痛心，有时甚至非常愤怒。作为党的诤友，他不能明哲保身，缄口默言。于是，决心向中央领导和有关领导部门反映他所了解的情况和意见要求，虔诚地期望错误的东西能够尽快地得到纠正，中央领导指示的正确方针能够切实地贯彻执行，使落后的西藏和其它藏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够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1960年9月，班禅到北京参加建国11周年庆祝活动，便向周总理和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汇报了自己的意见，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接着中央责成李维汉、陈叔通两位副委员长和汪锋陪同班禅去南方疗养、参观，以“神仙会”形式，认真深入地讲座西藏和其它藏区的工作。李维汉是老一辈革命家，是中共党内的民族问题专家。在两个月的“逍遥游”时间里，李维汉与班禅非常严肃认真地做了13次长谈，有时陈叔通也在座。他们交谈的内容，最后形成了一份名为“李维汉同志和班禅副委长谈话纪要”，上报了中央。

1961年1月23日，班禅回到北京，毛主席在中南海同他谈话，在座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维汉、张经武等。毛主席指出，现在西藏要纠正“左”的偏向，并就如何纠正“左”，从六个方面做了详尽指示。次日，周总理又同班禅谈话，还宴请了班禅和他的父母、经师和随行人员。周总理强调指出，改革运动中出了点“左”，要纠正。班禅对这些谈话，总的说是满意的。但他又觉得有些问题没有谈透。

1961年至1962年间，班禅继续在西藏和川、青、滇藏区视察，调查研究。1962年初，还到甘肃、新疆考察民族工作。他在深入调查中发现，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在很多地区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班禅认为，自己有责任做疏通工作，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他还认为，光口头讲不行，要写成系统的材料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当大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身边工作人员时，他们都建议大师不要再向中央反映了，更不要书面报告了。但是，班禅大师认为，自己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完全是出于公心，是为了把西藏和整个藏区的工作搞好，作为一个国家干部，看到问题不向中央反映，是对党对人民事业不负责任的态度，是最大的失职。班禅大师力排众议，从1961年底开始，认真地书写意见。

这期间，大师有较多的机会同贺龙、陈毅、习仲勋交往。在轻松愉快的坦诚相处中，他得知这些老一代革命家在生活困难的时刻，过着非常清苦的生活。班禅用苹果招待他们时，都不肯吃，班禅让他们带回去吃，最后陈毅只拿了一个，说带回去给张茜解解馋。还有一次，贺龙在班禅家做客时想抽烟，打火机总是打不着，原来是火石用完了。班禅说“换一个吧”。贺龙说“没有了，这是最后一个。”班禅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把他们的火石拿来送给了贺龙，大师问：“还要不要？”贺龙说：“贺龙用兵，多多益善。军委好些人，早就没有这东西了。”通过这些生活小事，班禅大师深受感动。他心想：陈毅、贺龙声名显赫，是开国元勋，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在困难时期却过着如此清贫的生活。这样廉洁的政党，这样大公无私，克已奉公的干部，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班禅从心底里更加热爱党、热爱毛主席，也更加崇敬周总理、陈毅、贺龙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更加坚定了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共渡难关的信心和决心。同时，班禅也更坚定了应该向中央反映意见的想法，认为这是他热爱党，与党肝胆相照，坦诚相见，风雨同舟，共渡难关的真诚表现。于是，他更积极、更认真、更严肃地书写意见。

1962年的春天，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这时国民经济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已经有了明显好转。年初中央召集了7000人大会，接着又召开了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4月21日至5月29日，中央又召开了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中央统战部队认真对待这次会议，他想按照毛主席批准的安排，在这次会上，认真总结几年来民族工作的经验教训，纠正“左”的错误，把民族、宗教工作做好。会上，与会者反映了不少实际问题。

会议期间，班禅没有多讲话，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广泛地同全国民族界、宗教界的人士进行接触，了解各地的情况，起草“意见书”。

班禅大师意见书的题目为《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和其它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这就是著名的“七万言书”（汉字7万）。1962年6月上旬，班禅把意见书送交了中央，同时进见了周总理、彭真、乌兰夫、李维汉、习促勋等，面陈了意见。后来，毛主席为此还专门接见了班禅。

对班禅的意见书，中央责成李维汉、习仲勋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研究讨论，提出改进西藏工作的意见。此后不久，班禅受到批判。

1966年的夏天起，“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中国大地，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班禅大师也遭到不公正的对待。从1968年春起，他无法与人交谈，冷冰的铁门，灰暗的单人牢房，整个监狱像死一样的沉寂、烦闷、恐惧到极点的时候，他就在牢房里狂怒地奔走，猛烈地敲打铁门，愤懑地呼喊：“打开铁门、把我拉出去，交给群众批斗”。“你们为什么不批判我，不提审我，我要见人，我要说话”！班禅在狱中有时故意打翻饭碗，或放风时故意踢看守一脚，以便惹他们生气，找机会吵一架，才感到好受一些。大师后来说：“那些解放军都是好人，他们严格遵守纪律，我骂他们，踢他们，人家跟本不还口，不还手”，“想吵架、想打架，可是吵不起来，更打不起来”。但是，班禅大师毕竟是意志坚强的人，具有顽强的毅力，他利用坐监的机会，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汉语，把一本《新华字典》翻破了，攻读了大量毛泽东著作和马列著作，从中获得的知识，终生受用不尽。

1977年10月出狱后，班禅成了北京市的普通公民。每天起来得很早，念过晨经，就出去跑步，从北京站一直跑到天安门广场。他贪婪地呼吸着空气，自由自在地同早起的北京人一块做操，见到任何人都可以亲切地问声好。跑步回来，吃过早点，就看书学习。学习累了，就到胡同里转转，有时自己去买菜、买日用品。他虽然过着普通人的自在生活，但他的年龄毕竟还不过38岁，精力充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因此当他每天清晨见到长安街上的急急擦肩而过的人流时，他就觉得他们去上班，有工作，多么美好，便勾起他心里一股难以言状的冲动：十几年来，他失去了许多，但令人最痛心的是失去了为祖国效力的机会，失去了为人民服务的权力。当时，班禅仰望天安门城楼，凝视着毛主席的画像，回忆起了1951年“五一”节和1954年国庆节，曾经登上天安门，受到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接见的情景。如今，毛主席已长眠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纪念堂里，刘少奇含冤逝世，朱德和周总理也永远离开了我们，彭德怀、贺龙、陈毅……这些开国功勋，也永远地离去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陆续为他落实政策，安排工作。1979年7月2日，在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班禅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80年，被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不久，他就去藏区视察。临行前，邓小平对大师说：“你是我们国家最好的爱国者”，视察中“你自己的活动，可以放手，不要顾虑”。“你在这次下去的时候可以说，文化革命中那些事情都错了。你不要怕，就说这是中央领导同志讲的。”班禅受到很大鼓舞，决心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重新工作后的10年中，大师不辞劳苦，风尘仆仆七次去西藏，三次去青海，两次去四川藏区视察，万里高原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1987年10月8日，拉萨骚乱事件发生不久，正在西宁视察的班禅发表长篇讲话，谴责分裂活动，态度鲜明地维护祖国的统一完整。后来，班禅曾率代表团出访的澳大利亚、尼泊尔及南美数国，增进了各国人民、宗教界人士之间的友谊。

1988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对班禅大师进行了平反。

班禅大师十分关心继承和发展具有悠久历史的藏族文化传统，非常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强调学习和使用藏语文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在大师的倡导和主持下，于北京创办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他亲自担任院长，培养政治上热爱祖国，宗教上有较高造诣的佛学知识分子。

1989年1月9日，班禅离京去日喀则，参加五世至九世班禅合葬灵塔、东陵札什南捷的落成开光典礼。1月10日，班禅到大昭寺朝拜大昭寺朝拜释迦牟尼佛像，诵经祈祷。1月11日上午，中共中央委员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热地，把60年代从班禅家没收的档案材料，包括“七万言书”手稿和照片、梦兆录、卦辞等退还给班禅本人。大师面对“七万言书”手稿感慨万千，向在座的人说：“你们看，这意见书，全是我亲手书写，亲自修改的，为了它，我花了不少心血。批判时，说是这个人写的，那个人写的，冤枉了不少人。”1月13日，抵达札什伦布寺。1月22日，举行合葬灵塔的开光典礼，班禅发表了激动人心的长篇讲话。1月23日，班禅邀请参加开光典礼的地专级以上干部举行座谈会，征求他们对藏区工作的意见。25日与有关同志商讨工作。26日给信教群众摩顶祝福。27日听取灵塔建设办公室同志汇报工作，研究表彰奖励建塔有功人员；晚上宴请日喀则地区县以上干部，直至28日凌晨1时多才上床休息；躺在床上，还看了半个多小时的报纸。1月28日4时许，班禅大师感到身体不适，胸部疼痛，医务人员给服了药，躺下小睡了一会儿；8时半醒来，大师说“好多了”，神志清醒，医务人员给做心电图；8时35分，大师“噢”地大叫一声，随即昏了过去。后经中央立即派来的医疗专家小组和地方医务人员多方抢救，均无效，一颗伟大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终年51岁。

续转法轮的十一世班禅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２９日下午，国务院特准坚赞诺布继任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

１１月２９日，曙光初照的拉萨古城美丽宁静，坐落在市中心的大昭寺香烟缭绕，佛灯齐明，彩幡飘舞，一派祥和气氛。

国务院代表、国务委员罗干首先宣读国务院批准３名儿童为金瓶掣签候选人的批准书，特派专员、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江村罗布宣布金瓶掣签开始。

两名身着紫红袈裟的年轻僧人恭敬地捧出金瓶。这是１７９２年由清朝皇帝颁赐给西藏的吉祥至宝，在盏盏佛灯的照耀下熠熠生辉。

在场的国务院代表、特派专员、自治区领导、高僧活佛、３名灵童父母对写有３名候选儿童姓名的象牙签、牌一一查看，国务院特派专员、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宣布名签书写正确。扎什伦布寺民管会主任、寻访领导小组负责人喇嘛·次仁将名签在签筒中摇动数次后一并装入金瓶，并将金瓶供奉在释迦牟尼像前，数十名僧人高声念经祈祷。然后由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寻访领导小组成员波米·强巴洛珠掣签。这位年过七旬、精通五部大论的代理甘丹池巴面向释迦牟尼像和金瓶深深顶礼，默默祈祷，然后掣出一签，递给江村罗布。江村罗布请在场的各位领导及高僧活佛、中签儿童父母验视名签之后，庄严宣布：“嘉黎县坚赞诺布中签，为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待报国务院批准继任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这时现场一片欢腾，法号齐鸣，人们抛撒糌粑，欢呼声经久不息。

金瓶掣签后，转世灵童拜高僧波米·强巴洛珠为师，波米·强巴洛珠按宗教仪轨为转世灵童剃度，取法名为吉尊·洛桑强巴伦珠确吉杰布·白桑布。

至此，信仰藏传佛教地区的广大僧俗群众日日祈愿的佛门盛事金瓶掣签仪式圆满完成。

下午４时，在拉萨班禅大师的行宫雪林多吉颇章，举行了册立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典礼。

国务院代表、国务委员罗干宣布国务院于当日发出的《关于特准经金瓶掣签认定的坚赞诺布继任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的批复》。

国务院批复全文如下：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

你区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２９日关于《请国务院批准经金瓶掣签认定的坚赞诺布继任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请示》悉。国务院特准经金瓶掣签认定的１９９０年２月１３日（藏历第十七饶迥土蛇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生的西藏自治区嘉黎县坚赞诺布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灵童，继任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

典礼开始前，罗干亲切地握着迎到大门外的坚赞诺布的手说：“希望你发扬历代班禅的爱国主义传统，好好学习，爱国爱教。扎西德勒（吉祥如意）！”

坚赞诺布是这一天早晨按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在拉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由国务院派员主持金瓶掣签认定的，并由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电请国务院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