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的邮编是多少:第一次性解放：寻欢作乐的原则

18世纪的英格兰道德是如何个人化的

寻欢作乐的原则

18世纪的英格兰道德是如何个人化的

《性的起源：第一次性解放的历史》（The Origins of Sex: A History of the First Sexual Revolution）作者：Faramerz Dabhoiwala.Allen Lane，484页，25欧元，将由美国牛津出版社在5月出版，34.95美元

对许多的生活在一千年以前的欧洲人来说，性法律能够得到大多数简朴的毛拉（伊斯兰教神学家）的赞同。13世纪至16世纪的英国，通奸罪就是通过这样的精神来监管，大概90%的诉讼都是通过教堂法庭来反对通奸，乱伦，兽奸以及卖淫。惩罚往往很严酷。当16世纪中叶改革开始的时候，去除非法性行为的热情又上升了一个等级。新的严格的国家法律通过了，例如1534年通过的一个法律规定兽奸是一个很大的犯罪。在1552年对教会法规的一个修改意味着通奸者可能会面临终身监禁或者流放的处罚。性滥交者将会受到鞭刑，受到公众屈辱，有的甚至会在身体上做犯罪烙印。

一百年以后，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到18世纪中叶，英国（以及大多数）的性观念发生了一次革命，Faramerz Dabhoiwala写到，他是牛津的历史学家，花了过去20年当中的大部分时间来研究这个课题。这次爆发比1963年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更具传奇色彩，根据诗人Philip Larkin，那个时候“性行为开始了”。在距因为通奸而被处决的Mary Latham（新英格兰的一个年青女清教徒）的不到100年以后，许多人思考性的方式会令当代许多读者感到惭愧。富人或者当权者得意并开放的展示他们的情人。公众对妓女以及由高层社会沦为妓女（例如被多次描述的Kitty Fisher）的生活的淫秽流言的狂热，以及色情文学随处可得。

近代英国的假设认为性迫害对良好的社会秩序是必要的，跟今天在更保守的伊斯兰共和国的假设是不一样的。一方面的根源在于宗教以及地狱之火的隐现威胁。另一方面也是家长制度的产物，其认为妇女只是父亲或丈夫的财产。如果一个女的和一个陌生人发生性关系，家人会认为她对他们犯罪了。

这也有另外一个实际的考虑。对于一个富裕的家庭来说，突然出现一个混蛋小孩会对严重损害遗产继承的规则。来自穷家庭的不合法小孩被看成是整个团体的负担，同时，人们总是害怕荡妇会传染性病。因为这个可怕的后果每个人都应该自觉抵制不正当的性行为。监管也非常有效因为大多数人都住在小村庄或小城镇，这些地方的隐私不为人知。

何时并且为何事情开始转变？17世界下半叶开始出现对极端清教主义的抵制，特别是一些上层阶级，因为他们目睹了查理二世领导的朝廷的骄奢淫逸的生活。但是Dabhoiwala先生有力的指出第一次性解放的原因是复杂且多样的。人们向大城市迁移使传统的道德规范难以执行，而成批印制的媒介的爆炸式发展不仅传播了性丑闻，也增加了一些好色之徒对此的兴趣。探险活动也对此有一些影响，因为旅行家带回了完全不同的性文化故事。

但是，Dabhoiwala先生相信最关键的推动力，在于广泛传播的宗教容忍和新教活动，这削弱了教堂的权威并让人们自己去定义道德。塞缪尔·约翰逊，一个高度保守的英国国教徒，在1750年对此发表了很多看法，他认为每一个男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良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他亲密的朋友及助理James Boswell，记录了他自己和妓女的频繁交往，并认为一夫多妻制没有任何罪过。对于Boswell和他同时代的人来说，道德是一个不确定的东西。1732年在苏格兰成立的穷人的祝福俱乐部，其中上层阶级的成员常举办一些聚会，并认为饮酒、唱歌以及调戏赤裸妇女没有任何问题。可以这样说，当他们集体的向一个青瓷盘射精的时候，这些夜晚进入了一种高潮。这本书中有很多这样的小故事，有的有趣、动人，有的则比较下流。

但是将18世纪末人们对性的态度看成我们今天的原型是不对的。性解放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富裕的人群中。通常认为男人去寻找性机会是自然的，但是女的在本能上更贞洁（跟前面的女性在强烈的性欲中难以自拔的看法截然相反）。因此妇女很难抵挡男性的诱惑，特别是那些无耻下流的坏蛋，与妓女合谋来诱捕无辜的女性。William Hogarth的1732年的雕刻“娼妓的进步”非常出名，就像Samuel Richardson的道德小说“帕梅拉”“克拉丽莎”一样。伦敦的妓女的数量成指数增长，但是她们没有被看成诱人的妖女，而被看成男人性欲的受害者，她们不应该受到惩罚反而应该得到人们的同情——有时候甚至得到慈善组织的救助和解放。

《性的起源》这本书信息量博文广志并极具娱乐性，但是Dabhoiwala先生留给我们一个极其令人沮丧的开放的结尾。例如，他对20世纪60年代的性解放的主题——避孕讲解的很少。在18世纪，各种不同的避孕套变的很流行，但是自由思想者，例如Casanova，更多的把这个看成是防止疾病传染的方式，而不是控制生育的方式。女性对避孕套的看法在本书中没有探讨。作者通过将时间限制在1600年到1800年，他绕开了后维多利亚时代对性戒律的回归，这次回归延长到上个世界。他可能会说，其区别就在于即使最装正经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也把性行为看成是一个隐私的问题，国家不应该来评价或者试图去规范。伊朗人能够这样幸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