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模式能解锁pa吗:10万亿财政收入的突破逻辑

据测算，2011年我国财政收入将突破10万亿，前8个月的进度足以佐证，这不是“被突破”。

国人十分熟悉“突破”这一词汇的政治性演绎。其中，有些“突破”是突而不破，有些“突破”却是真突破，毒食品突破了人类最后的道德底线，没廉耻的腐败干部突破了幼女的底裤，最新技术的动车突破了行驶轨道，已不是奇迹，而财政收入屡屡突破经济的萎靡不振，则是这几年被低调忽视的奇迹。

10万亿财政收入，意味着13亿人口人均背负近8000元。2000年我国的财政收入约1.3万亿，按当时12.9亿人口计算，人均背负财政收入只有1000元，当时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6280元。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虽增至19109元，但扣除掉价格因素，实际增长缓慢，明显低于GDP和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而财政收入已连续几年递增20%以上，又明显高于GDP增长速度。

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2000年为13.3%，2010上升到20.8%，实际占比更大。2010年财政收入达到8.31万亿，2011年如实现10万亿，又将在很高基数上递增20%，在国内外经济动荡、增速明显放缓背景下，我国财政收入的递增，正连续突破巴菲特记录。

在可公布的财政收入之外，还有一笔乱收费乱罚款政府收入，这笔庞大收入去向，始终是个谜团，它的大部分并不对接公共服务，一方面，采取收支两条线和小金库方式滋润了特定的公职人群，抵消了物价上涨对他们的侵害，另一方面，补充了依附于行政体制的各种子孙事业机构的经费，计入这笔隐性的财政收入，我国人均实际背负财政收入超过万元是可以推导的。

贫富差距严重已成事实，职务侵占的收入转换也成常态，即便忽略统计手段的“被增长”技术应用，普通民众的收入也会大打折扣，无法达到统计局发布的人均数额。我国实际赋税已很高，不仅数据上可以出结论，数据背后的东西，更让我们不轻松。

高赋税并没有带来匹配的社会高福利。不论是民众面对的“新三座大山”，还是公共安全和未来预期的普遍焦虑，都与政府公共服务是否到位关系密切，绝不能靠“人口众多”推脱未尽之责。在教育、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等上的财政投入，我国低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占比，并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占比。

世界上高税收国家，大都实施高福利国策。欧洲民众由于被保障，无忧无虑，悠闲至懒散，福利稍微差点，隔三差五就罢工，就着海风喝啤酒烦了，还要骂骂娘，万恶的资本主义竟是如此。欧债发生后，这些国家根本不着急，借钱的是大爷，改善民众生活，即便还不上，谁会有怨言？倒是我国部分人士很八卦，人家谈的是压缩免费鱼翅供应量，他扯淡的是没饿死人多伟大。

对于倡导反腐倡廉和艰苦朴素，相当多的领导干部需要不断统一思想，直到统一到退休才恍然大悟，而对于大兴土木和大幅加税，更多领导干部悟性却极高，不需要启蒙。一个浅显的道理比真理实用，只要在位并占位，收上来的钱越多，主导社会财富的机会就越大。

财政支出的走向，彰显了财政支出结构的非良性失衡。

2010年，我国财政实际支出9万多亿，财政赤字已连续在万亿大关徘徊。财政支出如此庞大，民生领域直接投入并没有获得更大财政占比，日益膨胀的投资支出和名目繁多的行政管理支出，大量吞噬掉财政收入。

地方政府投资胃口膨胀，GDP驱动的背后，牵涉更多的私利博弈。身处边缘还要打造国际中心，拉根电线就敢建设产业基地，史上规模最大的拆迁和造城运动，在全国声势浩大展开，巨额地方债应运而生。可以想象到的是，难以为继后，半拉子工程会大量衍生。尽管依靠公开数据无法精确推算，但计入地方债等因素，政府投资拉动支出可能已超过财政支出的30%，绑住了我国财政收支的一条腿。

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比例，已由1978年不到5%上升到20%，财政预算采用新科目体系后，行政费支出分散到一般公共服务之中，再辅助预算外开支变相通道，实际支出会更大。中央部委公开的公务接待开支，玩笑般的相差悬殊，行政费用的统计不亚于“哥德巴赫猜想”，其中多少被私用更无从查证。中央部委还相对规范，地方政府那里，获得类似的数据，更会难上加难。

相当部分的县级以上政府，正犯愁买不到真茅台，五粮液、中华烟已是接待必备，茅台不断涨价的底气就是公款消费。高标烟酒当然不会配饭团和野菜，饕餮盛宴不奇怪，走时礼物也要好好预备。喝酒殉职的干部越来越多，酒后乱性的干部比比皆是。公务出国考察变成私人度假，芝麻官不让坐奥迪就改高标吉普，不鸣警灯已算低调，社会上的奢靡之风是无法花自己的钱普及的。

由财政开支供养人员约有几千万，人头费累加，绑住了我国财政收支的另一条腿。机构改革进行过多次，最终又回原点，并再行反转到高点，走的是长牛行情。现在，名义上的党政机关编制卡的很紧，而准公务员的事业人员却大量衍生，其主要事业是社会扰乱而不是社会服务，而生存标准向高标准看齐，也一定会给社会增添更大麻烦。

上述开支占到财政收入大半，同时，近年来环境破坏引发的被动修复及自然灾害频发，也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剩下可直接用到民生保障的钱自然会捉襟见肘。再添加缺乏效率的浪费和严重的贪腐，我国社会公共管理成本极大，即便如此，公共安全事件依然不断发生。

相信会有无缘无故的爱情，但不相信会有无缘无故的“突破”，财政收入甩开民众收入独立乘风破浪，源于公共收支不透明和缺失监督机制，源于公共事务管理无序失效和上下脱节，源于国进民退的强制性差价红利。

没有民富基础的国富是畸形的，我国历史不存在国富带动民富例证。所谓盛世，都是休养生息、让利于民的时期，是政府克制住了横征暴敛。不论是与民争利，还是没有限制的国家利益优先，不论是失职公共事务管理责任，还是拒绝民众监督公共财政，都不应是和谐社会财政收支的基础逻辑。

中央公开“三公”开支举措，无论成败，也是一种真突破，比10万亿财政收入的突破更有意义，我们更期待财政收支的新逻辑，来体现我国改革开放不倒退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