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b8090在线观看视频:近十五年来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研究述评

近十五年来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研究述评
[导读]“帮凶说”是港台等地评价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作用的一种代表性观点。有学者认为，不能认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错误，但决不能说他是“文化大革命”的“帮凶”。
转播到腾讯微博

 
资料图：文革中的周恩来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
作者系浙江绍兴文理学院上虞分院教授
“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一场内乱，也是20世纪中国最大、最复杂的一场政治运动。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了十分重要而复杂的角色。因此，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一直成为中国当代史和中共党史中一个既重要、又复杂而难于研究的课题。近15年来，学术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深化和拓展对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本文试就此作简要述评，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文章目录：
一、研究概况
二、主要研究成果
（一）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党和国家的特殊贡献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周恩来是“文化大革命”中力挽狂澜、苦撑危局的中流砥柱。学术界还高度评价了周恩来对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初步形成的历史贡献。
（二）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态度问题
学术界较为一致地认为，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态度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即从不理解到拥护和赞成，在矛盾和困惑中被动跟进，再到限制和抗争。
研究者还认为，周恩来是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情况下被动卷入“文化大革命”的，面对“文化大革命”初期疯狂和暴烈的行为，周恩来感到十分痛苦，并努力加以克服和纠正。
尽管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觉醒比较早，但是他为什么没有明确表示否定并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研究者对此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主要是由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另一种观点认为主要是周恩来的性格特点和处事方式使然。
学术界对所谓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自保”和“顺守之道”这种论调认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忍辱负重，是为了“自保”；他说的那些“违心”话、做的那些“违心”事，也是为了“自保”。“顺守之道”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哲学。的论调也进行了批驳。
（三）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违心之举问题
杨尚昆：周恩来必须首先保住手中那部分被觊觎的权力，只有保住自己作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地位，才能实现他要做的事情。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讲过一些违心的话，做过一些违心的事，甚至说过错话，办过错事，都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历史留给他的回旋余地太小了。
（四）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局限问题
“帮凶说”是港台等地评价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作用的一种代表性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充任领导者、决策者；周恩来具体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执行者。他一是帮助制造“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难辞其职；二是若没有他的实际运作和制衡，“文化大革命”早就破产了，不可能拖10年之久，因而，他实际上起了延长历史灾难的作用。有学者认为，不能认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错误，但决不能说他是“文化大革命”的“帮凶”。
三、存在的不足和今后研究方向
 
一、研究概况
 
近15年来，学术界发表和出版了一批关于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论著。据不完全统计，关于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论文已发表60余篇。有些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如金冲及的《“文革”时期周恩来的两难处境》、金春明的《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石仲泉的《周恩来--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又一历史伟人》和《为周恩来辩护--纪念中华之子周恩来诞辰110周年》、童小鹏等的《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党和国家的巨大贡献》、陈扬勇的《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与态度》等。代表性的专著有刘武生的《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人民出版社，2006年）、陈扬勇的《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和《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重庆出版社，2005年）、安建设编著的《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等。
有关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年谱资料、回忆录和一些传记相继出版。力平、马芷荪主编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公布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量文献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专题性的回忆录和文章有：吴庆彤的《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回忆周总理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张佐良的《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位保健医生的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张民的《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一个工作组成员的亲身经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高振普《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成元功《周恩来总理卫士长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李琦主编《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赵炜的《西花厅岁月--我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三十七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和杨尚昆的《相识相知五十年--我所了解的恩来同志》等。逄先知等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金冲及等主编的《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王力的《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英〕迪克·威尔逊的《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美〕费正清的《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等，也都涉及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
有关周恩来的纪念活动和学术活动也比较活跃。较大规模的重要学术研讨会大多集中在1998年周恩来诞生100周年和2008年周恩来诞辰110周年之际，如中共中央隆重举行了纪念周恩来诞生100周年大会和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座谈会，高度评价周恩来一生的丰功伟绩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特殊贡献。1998年2月23日，江泽民在纪念周恩来诞生10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2008年3月1日，胡锦涛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这两篇讲话为我们研究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基础。此外，中央有关部门、研究机构、高校、地方政府等都多次举办学术研讨会。在这些学术研讨会上，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这一课题均受到重视，并展开研讨。
二、主要研究成果
近15年来，关于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研究成果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党和国家的特殊贡献问题
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和110周年之际，江泽民和胡锦涛分别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的特殊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江泽民从政治、经济、外交三方面概括周恩来的特殊贡献：（1）政治上努力维护党和国家正常运转，保护了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协助毛主席挫败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九一三事件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坚决斗争；促成邓小平复出，主持召开四届人大重申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2）经济上坚持排除干扰，始终不放松经济工作；全力支持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参与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且精心组织、部署实施；特别关注水利建设和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3）外交上协助毛主席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为今天我国外交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江泽民：《在周恩来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8年2月24日。胡锦涛则把“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的卓越贡献概括为：“保护了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协助毛泽东同志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批判和纠正极左思潮的错误，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决策积极促成和落实邓小平同志复出并主持中央工作，全力支持邓小平同志领导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身患绝症仍顽强坚持工作，并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同志等一起，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极大鼓舞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胡锦涛：《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3/01/content_7695001.htm。
学术界首先在宏观上，从不同视角阐述和评价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殊贡献。有的学者认为，周恩来是“文化大革命”中力挽狂澜、苦撑危局的中流砥柱。这主要体现在：忍辱负重，尽力保护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始终反对各种形式的疯狂暴烈行动，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着坚忍不拔的斗争，苦撑危局，努力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挽狂澜于既倒，使国民经济免于崩溃，使党和国家免于分裂，起到了任何人难以起到的“中和”作用。石仲泉：《周恩来--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又一历史伟人》，《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有的学者进而认为：“如果不是周恩来运用他的影响力和政治技巧对‘文化大革命’的危害加以限制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肯定会在历史上写下更为残酷、血腥的一页。”〔英〕迪克·威尔逊著、封长虹译：《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第321页。也有学者把周恩来的历史贡献概括为三个方面或六个方面。“三方面说”是：（1）尽力维持党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2）极力降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3）努力清除“左”的影响，筹划光明的未来。作出这些贡献有着多方面原因：根本原因是深厚的群众基础，直接原因是高超的斗争艺术，内在原因是高尚的个人品德，外在原因是崇高的领导地位。童小鹏等：《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党和国家的巨大贡献》，《周恩来百周年纪念--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02~310页。“六方面说”则是：（1）维护党的团结和国家的完整统一，维护中国社会最低限度的正常秩序；（2）始终抓紧和推动工农业生产，保证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3）千方百计保护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努力保护各级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保护邓小平并使之复出，为党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保留了脊柱和栋梁；（4）维护中国的国际形象，协助毛泽东打开中美交流之门，推动国际新格局的出现；（5）协助毛泽东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保持党和人民军队的稳定和团结；（6）以模范行动和人格魅力为粉碎“四人帮”和结束“文化大革命”准备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金春明：《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党政干部学刊》2001年第1期。
学术界还就“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对经济社会发展若干重要方面的贡献进行了研究。（1）关于经济指导思想。有学者认为周恩来的经济指导思想主要是：巧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尽力保护生产；始终把农业作为支撑全局的基础；把住经济关口，坚持“交通命脉，决不能中断”；坚持“国民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巩玉闽：《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的经济指导思想》，《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2）关于农业和粮食问题。研究者认为，周恩来不仅是“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思想的倡导者，更是排除干扰、纠正失误、稳住农业基础的领导人。由于他的努力，我国农业在动乱中没有出现大的“滑坡”，并有缓慢增长。张化：《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中稳住农业基础--“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在农业领域的贡献》，《周恩来百周年纪念--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第658~668页。周恩来还为稳定粮食局势殚精竭虑：阻止冲击农业，强调不违农时；坚持不懈努力，扭转南粮北调；解决“三个突破”，力保粮食稳定；重视节约用粮，反对粮食浪费；坚持“以出养进”开展粮食外贸。唐正芒：《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粮食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3）关于对外经济工作。有学者指出了周恩来的四大贡献：积极推进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贸易往来；提出利用外资、开创“特区”的设想，积极推进对外经贸交流和合作；领导和组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促进民族工业发展；不断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扩大出口。王骏：《“文革”后期周恩来在对外经济工作中的贡献》，《党的文献》1999年第1期。（4）关于环境保护工作。周恩来不愧为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奠基人。他强调要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注意汲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指导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加快了我国环境保护的步伐。杨文利：《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环境保护工作》，徐行主编《二十一世纪周恩来研究的新视野--第三届周恩来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528~536页。应该指出，学术界对于周恩来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以外的其他领域的贡献，关注和研究得还很不够，成果也显得单薄，这是亟待加强的。
此外，学术界还高度评价了周恩来对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初步形成的历史贡献。代表性观点有：周恩来大量解放和安置老干部，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初步形成奠定了组织基础；纠正“左”倾思潮，初步治理整顿，为第二代领导集体全面纠“左”及实施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信任、培养和重用邓小平，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初步形成树起了有力的核心。赵军祥：《周恩来对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初步形成的历史贡献》，《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二）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态度问题
 
学术界较为一致地认为，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态度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即从不理解到拥护和赞成，在矛盾和困惑中被动跟进，再到限制和抗争。至于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认识的具体发展过程，研究者的理解则不尽一致。一种观点认为，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66年5月政治局会议前后的“文化大革命”酝酿和开始阶段，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既是被动接受的，也是拥护和赞成的；第二阶段为八届十一中全会到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后，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是在矛盾、困惑、不理解中被动地跟进；第三阶段是1967年以后，开始逐渐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并基本形成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态度。陈扬勇：《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与态度》，《党的文献》1998年第3期。另一种观点认为，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过程是：“在没有思想准备中力求理解，在力求理解中争取跟进，在争取跟进中加以限制，在加以限制中进行各种形式的抗争。”而且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性和残酷性，这个过程是互相交错进行的。刘武生：《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页。第三种观点认为，“文化大革命”开始，周恩来是从好的积极方面去理解的，同时要求自己努力跟进。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也逐渐发生变化，特别是九一三事件前后是一个转折点。金春明：《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党政干部学刊》2001年第1期。
研究者还认为，周恩来是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情况下被动卷入“文化大革命”的，面对“文化大革命”初期疯狂和暴烈的行为，周恩来感到十分痛苦，并努力加以克服和纠正。一种观点认为，周恩来事前没有参与“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和准备，是被动地卷入“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的，对许多事情感到难以理解。但当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有它的黑暗面，需要“找出一种形式”，放手发动群众，“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周恩来是拥护这种主张的，尽管他对当时出现的许多严重违反政策的行为并不赞成。随着“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灾难性恶果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周恩来比较早地觉察到这些问题，十分忧虑，力图加以限制或避免。刘武生：《周恩来的晚年岁月》，序第2页。另一种观点认为，周恩来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突然卷入“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的。他虽然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也表示赞成和支持，但他从未想到“文化大革命”会是那样的混乱、暴烈、疯狂、残酷！他不可能对这场“革命”公开地表示反对，在一些场合甚至还要讲违心附和的话。他充当的角色，就像他敬仰的大禹那样，治水宜疏不宜堵，因势利导，筑堤束洪，纳入河道，百川归海。但是，造乱的势力太大，治乱与造乱的斗争，是他一生的经历中所从未有过的艰难。石仲泉：《我观周恩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395页。
尽管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觉醒比较早，但是他为什么没有明确表示否定并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研究者对此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主要是由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由于毛泽东一直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在党内外享有极高的权威。对他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也好，其他领导人也好，在当时情况下都难以反对。这种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不正常现象，也是酿成“文化大革命”悲剧的主要原因之一。李琦：《关于周恩来研究的几点思考》，《南开学报》1998年第2期。另一种观点认为主要是周恩来的性格特点和处事方式使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并肯定的，顾全大局、相忍为党是周恩来一贯的性格和处事方式；二是也不排斥周恩来寄希望并相信毛泽东自己能够觉醒，等待毛泽东有朝一日能像对待“大跃进”那样，自己最终会发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加以纠正。陈扬勇：《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与态度》，《党的文献》1998年第3期。第三种观点认为是各方面因素综合促进的。一是出于对毛泽东的信赖；二是由于已经形成的反修防变时代特点和大环境；三是缺乏实践检验。金春明：《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党政干部学刊》2001年第1期。
学者们还认为，虽然周恩来没有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一种观点认为：“在有些人看来，好像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林彪、江青一伙只是一味地退让和忍耐。其实不然。一旦时机成熟，火候适当，周恩来会像闪电一样，迅猛出手，给做恶者以打击。”“如果只是一味忍耐退让，‘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结局，绝不是后来这种样子，只会更糟。”陈扬勇：《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序第5页。另一种观点认为，周恩来的斗争采取了一种不追求形式上的先声夺人，而是后发制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性，使得这种斗争并不主要以激烈的形式表示，往往表现出一种调和的表象。在特定的条件下，协调又可以成为斗争的一种重要手段，协调中包含着斗争，斗争的结果又促进了协调。杨先农：《浅析周恩来减轻“文革”错误的对策》，《毛泽东思想研究》1998年增刊。第三种观点认为，对于周恩来本人来说，选择拍案而起比选择忍辱负重更轻松，更容易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但对于党、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来说，选择忍辱负重比选择拍案而起更稳健，更有利。两相权衡，周恩来选择了忍辱负重。这样一种斗争方式和策略，自始至终充满荆棘和旋涡，也伴随痛苦和折磨。陈扬勇：《抗争与策略：对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一封信的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1期。
学术界对所谓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自保”和“顺守之道”这种论调认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忍辱负重，是为了“自保”；他说的那些“违心”话、做的那些“违心”事，也是为了“自保”。“顺守之道”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哲学。的论调也进行了批驳。有学者认为，忍辱负重是周恩来的一个重要政治品格，也是周恩来所以为“周恩来”的个性化特征。“保持晚节”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提出的操守理念，也是他后来的行为准则。周恩来的这种操守理念和行为准则，是立党为公、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相忍为国”，不是明哲保身、“自保”为己。就整个“文化大革命”言，就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总的关系言，周只能“顺守”，因为他没有认识到整个“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和毛泽东犯了大错误；就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动乱和破坏而言，他并没有坐视不管，而是不断地“治乱”，尽量减少损失，尽量减轻灾难，也可以说他没有“顺守”。因此，笼统地讲“顺守之道”是周恩来的政治哲学，是不科学的。石仲泉：《我观周恩来》，第424~428页。有学者更是明确指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不是他胆小怕事、软弱可欺；也不是他盲目愚忠、推波助澜；更不是他留恋名位、明哲保身。他是从国家、人民、民族的利益出发，以其博大的胸怀和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智慧，管理着国家的事务，协调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和矛盾。董俊山：《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家品格》，《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相对而言，学术界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期、后期对“文化大革命”认识和态度的研究，尚有待加强和深化。
 
 
（三）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违心之举问题
 
众所周知，在“文化大革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周恩来也有一些违心之举。1980年8月，邓小平有过一段很深刻的论述：“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情，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8页。一直以来，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较为敏感，也相对困难。十五大以来，学术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较为全面、深刻地分析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特殊处境，揭示了产生违心之举的必然性和主客观原因，较之以前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
研究者普遍认为，在“文化大革命”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周恩来的“违心之举”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他既能保护自己、又有利于维护党和国家利益的唯一而痛苦的选择。有学者认为，在“文化大革命”特殊环境中，无论哪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无法站出来公开反对。当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个个被打倒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周恩来，视他为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周恩来必须首先保住手中那部分被觊觎的权力，只有保住自己作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地位，才能实现他要做的事情。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讲过一些违心的话，做过一些违心的事，甚至说过错话，办过错事，都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历史留给他的回旋余地太小了。杨尚昆：《相识相知五十年》，《周恩来百周年纪念--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第49页。有学者更是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在某种程度上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那只能意味着同毛泽东决裂，然后被打倒。它的后果，不是什么个人问题。另一种选择，得表示支持“文化大革命”，有时还得违心地说一些话和做一些事，这对他是一种十分痛苦的选择，但不付出这些代价，就不可能发挥这些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的作用。金冲及：《“文革”时期周恩来的两难处境》，《党的文献》2006年第1期。还有研究者认为，周恩来是一个非常看重道德人格的政治家。自己有时不得已的违心之举，对他来说是痛苦的；别人甚至有些并肩战斗几十年的老同志对此也不理解，周恩来就更为痛苦。但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为了民族的安危和前途，他抛弃个人的荣辱得失而忍辱负重。这是一种更高境界的高尚人格。陈扬勇：《抗争与策略：对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一封信的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1期。邓颖超也曾说：“当你告别人间的时候，我了解你。你是忧党、忧国、忧民，把满腹忧恨埋在你的心里，跟你一起走了。”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198页。
研究者还进一步分析了周恩来违心之举的本质所在和产生的主客观原因。关于周恩来违心之举的本质问题：一是认为周恩来的违心之举是表面现象，不是本质。因为当时对于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老干部的政治生命，周恩来同志是无能为力的，但他在尽可能的范围内，运用巧妙、迂回的方法，做了许多保护刘、邓（包括许多老干部），关照刘、邓，对刘、邓有利的事，这些实实在在的事情，都是反映本质的，反映周恩来同志内心感情的。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引言第14页。二是认为周恩来的某些所谓“违心”之举，实质上是有益于党、国家和人民之所为，在某种意义上使全党的团结和统一得到了有效的维护，在很大程度上使国民经济避免了全面性崩溃，在相当范围内使相当一大批老干部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使党和国家的领导大权最终未落入林彪、“四人帮”之手。关于周恩来违心之举的原因，客观上是由于当时党内政治生活的极不正常和当时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得势于一时；主观上一是在思想上过于相信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绝对正确性，二是他外在柔和的性格。唐根华：《略谈当年“文革”中周恩来的所谓“违心”》，徐行主编《二十一世纪周恩来研究的新视野--第三届周恩来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763~769页。
对于周恩来的违心之举，也有学者提出了迥然不同的观点，认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主要不是“相忍”和“违心”，而是“抵制”和“抗争”。这主要表现在：（1）全力保护老干部，对迫害、打击老干部的抵制和抗争，多于相忍；态度坚决地保护干部的努力，多于“违心”。（2）坚决反对极左，在阻止“文化大革命”混乱局面，防止“文化大革命”局势恶化的问题上，同极左势力进行了艰苦的斗争。（3）最早提出、并于1972年全力推进整顿工作，从而使1975年整顿成为最有组织、最具规模、最有成效的一次全面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行动。那么，既然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抵制”和“抗争”，为什么没有被打倒？论者认为，这并不是因为“相忍”和“违心”保住了自己，而是因为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使极左势力难抓把柄，同时，周恩来主持的纷繁复杂的国务管理工作别人无法替代，周恩来的高尚人格和崇高威望，使林彪、江青集团既想扳倒他，又惧怕他。胡连生、刘光慧：《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抗争》，《理论探讨》1999年第1期。
笔者认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违心之举是客观存在、毋庸讳言的，这既不会影响我们对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特殊历史贡献的高度评价，也并不是否定他对“文化大革命”错误路线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抵制”和“抗争”始终是主要方面。问题的关键在于搞清楚周恩来在什么环境、什么情况下产生违心之举，以及主客观原因是什么，这对于深化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四）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局限问题
 
关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局限性，是一个既十分敏感又绕不开的活题。近15年来，学术界主要在如何正确认识周恩来的失误及其发生失误的原因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
首先，研究者认为，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失误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回避，更不能护短。有学者认为，周恩来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没有错误吗？当然有。而且在那种“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处于他的那种地位，不犯任何错误倒是不可想象的事。要举出他处理不当甚至完全错误的人和事，那是可以举出不少的。至今还有人对周恩来亲自处理的某人某事有意见，这也在情理之中，是可以理解的。金春明：《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党政干部学刊》2001年第1期。也有论者认为，“文化大革命”中以至于“文化大革命”后，党内有些老同志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工作有些不满，甚至带有怨气。例如，周恩来有时也跟着喊一些不该喊的口号，参加一些不该参加的批斗会，对某些问题的处理不够恰当等等。这也是事实，不无道理。但是从历史的大背景看，设身处地来分析当时党内斗争的形势，也许会改变这种看法，消除对周恩来同志的误解，减少一些怨气。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第265~266页。
其次，研究者认为，评价“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的功过是非，一定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能脱离当时特殊的具体历史环境。有论者指出，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行为，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因为“四人帮”一伙横行霸道，他们要做的许多事情，最后要以政府的名义或以党的名义去做。当时很多的事情并不由周总理决定，但要用周恩来的名字签署。说是被迫签字也得签啊！在党和国家生活秩序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还得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不能分裂。所以，对有些事情的处理，周恩来是违心的，是不得已的。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有些是“四人帮”决定的，有些是毛泽东决定的，周恩来不得不履行手续。如果不弄清楚当时这件事情的整个情况，只看档案上谁签的字，以此来对人物作历史的评价，就会作出不符合当时实际的结论。“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根据历史的真实情况对周恩来作出科学的、真实的历史评价，免得后人被一些错综复杂的表面东西所误导。”宋平：《怀念周恩来同志》，《话说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2、13页。
不少研究者还从早期教育和传统文化的影响等视角来分析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失误的原因。有学者认为，人都有弱点，而且一个人的优点和弱点，常常是联结在一起的。周恩来自己曾说：我的好学和好静，是从母亲那里学来的。延安整风时，他在重庆又讲过：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对他也有影响。这是符合实际的。周恩来曾说：刘伯承同志是举轻若重，邓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对我来说，我更欣赏举重若轻，但我做不到，我只能做到举轻若重。金冲及：《在周恩来研究述评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党的文献》1996年第4期。也有学者认为，周恩来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民族，在任何情况下从未改变过这一信念。当然，在周恩来的“忠”里也包含对党的领袖迷信的“愚忠”，是其“忠”的思想的消极成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特别是在后期一再遭受疑忌的时候，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忠诚也没有丝毫动摇。这既与他从小所受的传统教育的深刻影响有关，更与对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形成的迷信有关。石仲泉：《我观周恩来》，第407~408页。笔者认为，导致周恩来“文化大革命”中的失误，性格方面的特点恐怕是一个重要因素，这有些类似于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的自我剖析：“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瞿秋白：《多余的话》，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帮凶说”是港台等地评价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作用的一种代表性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充任领导者、决策者；周恩来具体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执行者。他一是帮助制造“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难辞其职；二是若没有他的实际运作和制衡，“文化大革命”早就破产了，不可能拖10年之久，因而，他实际上起了延长历史灾难的作用。有学者认为，不能认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错误，但决不能说他是“文化大革命”的“帮凶”。理由是：第一，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是被动的，他始终不赞成“文化大革命”的那些狂暴做法，根本谈不上“助纣为虐”。所谓“帮凶”，即帮助行凶作恶者，从政治层面言，周恩来不存在这个问题；从法制层面讲，周恩来与那些事根本不沾边，因此，何论“帮凶”呢？！第二，“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执行者是中央文革，而不是周恩来，这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件中早有明确说法。简单地说周恩来是“文化大革命”实际执行者，没有文件依据，不符合历史实际。第三，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努力“治乱”，减少损失，绝非“起了延长历史灾难的作用”。这是“文化大革命”亲历者有目共睹的。因此，说周恩来起了“延长历史灾难”的作用，实在有悖于历史发展的实际逻辑。石仲泉：《我观周恩来》，第412~415页。
 
 
三、存在的不足和今后研究方向
 
尽管学术界对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就进一步拓展领域、深化研究而言，还存在三个方面不足。
1.研究资料公开、挖掘不够。一方面是有关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档案资料整理和公布还不够。《周恩来年谱（1949-1976）》、《周恩来传（1949-1976）》和一些回忆录的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大量原始资料，但是有关周恩来在一些重要会议上的讲话以及对一些重要事件的处理情况，现有资料公布得不多甚至没有公布，直接影响着研究的全面深入开展。另一方面，研究者对现有资料的挖掘和利用得还不够，特别是运用有关当事人的回忆资料和相关传记资料，对“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的思想和实践进行深入的研究，还有不少文章可做。如有人回忆1970年庐山会议前，周总理为排解心中的苦闷，亲笔写下《西厢记》中的几句戏文：“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参要寒。种菜哥哥要落雨，采桑娘子要晴干。”参见廖心文：《关于深入开展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的思考和措施》，http://wxyjh.wxyjs.org.cn/GB/zel/186557/11404517.html。类似这种材料形象而生动地说明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艰难处境和特殊心理，很值得研究者深入挖掘和充分运用。
2.研究领域不宽。众所周知，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有研究者认为，单就保护和“解放”广大老干部这一问题来说，周恩来的历史功绩便难以估量。“至于其他方面，如经济、国防、外交、统战、科技、文教等等，哪一项事业的发展能离开周恩来的关怀，没有浸透周恩来的心血？”陈扬勇：《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年》，序第5页。周恩来的贡献和影响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社会事务和外交等领域，但从现有成果看，研究者的视角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和外交领域，对其他领域的内容涉猎不多也不深。
3.研究深度不够。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成果虽然已经不少，但回忆性、纪实性、实践活动性的论著较多，一般性的、重复性的研究较多，真正有深刻见解的理论性及原创性论著较少，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研究则属凤毛麟角。尤其是对一些关键问题如“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周恩来的违心之举和历史局限等的研究，基本上停滞在15年以前的水平，缺乏高水平和有深度的研究成果。对海外有关晚年周恩来研究的一些谬误，也缺乏有理有据、针锋相对的回应。
在新时期，要继续推进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除了进一步公布有关档案资料、充分利用现有资料加强分析和研究，拓宽研究领域外，特别要把握以下三个方面：
1.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紧密联系“文化大革命”特定的历史环境来研究周恩来的思想和实践。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0~471页。“文化大革命”是党的主要领袖毛泽东的决策失误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这一失误肆虐横行交织在一起的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不能从单一的人类情感层面和一般的社会道德考评来衡量，一定要紧密联系“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复杂的历史背景，放在“文化大革命”特定的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来考辨和鉴别。诸如“文化大革命”初期第一代领导集体其他成员的认识如何？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是怎样的？周恩来与其他领导人的关系是怎样的？与林彪、江青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从“不理解”到“被动接受”，再到“抵制”和“纠正”，他的心路历程是如何发展的？搞清楚这些复杂的关系和问题，对全面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周恩来是十分必要的。
2.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着眼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全面客观准确评价“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的功绩和失误。研究和评价“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既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社会事务和外交等领域，全面系统地总结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贡献和特殊作用，这方面必须说够说透；也要实事求是地分析他的历史局限和失误，并且科学分析产生失误的主客观原因。尤其需要加强研究的是，“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遇到过哪些复杂棘手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某些失误，有一些什么样的负面效应？正如著名学者金冲及所指出的：我们应该认真考察当时的环境、弄清当时面对问题难办的地方在哪里？受到了哪些条件的制约？周恩来当时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做的结果，哪些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哪些与原来预期的不符？总结历史经验，不仅是为了评论前人，更多的是要从前人那里总结经验，使我们变得更加聪明起来。金冲及：《在周恩来研究述评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党的文献》1996年第4期。
3.坚持从“事实的整体上”和“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的科学方法，深化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开创新局面。列宁认为：“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64页。深化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必须坚持科学的研究方法，学会从事实的整体上和事实的内部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进一步研究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和实践，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才能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如196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后，周恩来给“大闹怀仁堂”而受批判的老同志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有学者认为，这封信虽然措辞严厉，但字里行间浸透着周恩来对老同志的一片苦心，意味深长。它既体现了周恩来对老干部的苦心保护，同时也典型地反映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既积极抗争，又十分注意策略。陈扬勇：《抗争与策略：对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一封信的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1期。
这位学者以科学的态度、翔实的史料、严谨的分析和细腻的笔调，揭示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心路历程，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这样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只有创新研究方法，坚持历史和逻辑的内在统一，才能进一步推进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开创新局面，取得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