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腾讯历史频道推出《转型中国1864-1949》系列原创策划，我们希望尝试着去追寻这样一个命题：“辛亥年，她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并希望此策划，能够成为解读另一命题——“现代中国，她从何处来，向何处”——的一个注脚。策划以年份为单位，逐一梳理近代史关键命题。敬请关注。

1901

关键词：变法上谕 义和团 八国联军 张之洞 刘坤一

年度事件：朝廷颁布变法上谕

这是一个“改革”开始的年份。然而，一场以“献媚”为初始动机的改革，从它启动的那一刻，就缺乏诚意，如何可能成功？同时，这还是一个民心急骤流失的年份，在浩瀚的史海里，很难再找到如此悲摧的情节：那些朴素的乡民，因为爱朝廷而遭受朝廷的迫害，为了生存，最后终于投入了敌人的怀抱；古往今来，爱朝廷从未爱得如此艰难过……

改革上谕：老太后为个人权力向列强献媚

1901年1月29日，逃亡西安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新政改革上谕，上谕中说：

“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成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月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仿如琴瑟之改弦……”

意思即是说：除了三纲五常不能改，满清皇帝的统治不能变之外，其他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改革。这是自洋务自强运动以来，满清最高当局第一次明确“赐予”帝国子民如此大尺度的改革空间。这份上谕也因此被视作晚清立宪运动的起点，被称作“清末新政的开始”。

但这个“开始”，本非政策，而仅仅只是权术。

●对中国该如何处置？

“对中国该如何处置”——这是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之后，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同时也是逃亡西安的老太后最关心的问题。

原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以华制华”的观点也许最具代表性。丁氏庚子年九月二十八日在上海演讲说：

“为今之计，当先请皇帝复辟，另举西使中之贤者一人，入军机处，赞襄新政，则中国可安，而后患可兔矣。次当限制中国乏军备，散其营伍，毁其制造各厂。南中督抚以保商保土为念，订约保护，自是正办。余深望西国政府联络南省，整顿北省，须俟太后归政，罪魁重惩，方与退兵议和，万不可先退兵也。”

丁氏极力建议列强废黜慈禧太后，扶植光绪帝上台。这种政治立场，缘自当时西方世界对清廷内部的两个势力集团截然相反的估价和态度。丁氏把慈禧视为庚子年间中国排外运动的罪魁祸首、义和团的同党和满族保守势力的总代表。对光绪，则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同情和支持。在丁氏眼里，光绪与慈禧是两种截然对立的政治力量：光绪帝代表“进步党”，而慈禧太后则代表保守的“反动党”，丁氏说：“我们必须区分汉人和满族统治者。前者被人引入歧途，而后者背信弃义，不可饶恕。在满人中间，又得区分进步的光绪帝和排外的慈禧太后。”光绪是满人中的一个例外：“由于是外族君临中国的王朝，满族对外国的各种影响一概生妒忌之心，他们都是排外的，唯一的例外是光绪帝，他接受的是汉人改革家的影响。在当今王朝的王室成员中只有光绪表现出能广泛地认识和超越民族偏见，热切希望他的政府适应西方文明。他因热烈支持进步而被剥夺权力，因此他特别值得我们的同情。”丁氏对光绪的上台充满了期望：“从没有象在年轻的皇帝统治的短暂时期那样，排外情绪一蹶不振”，对外国人的“敌视情绪”“几乎消失了”。

丁氏的这些“处置中国”的意见，在庚子年九月十五日出版的京津《泰晤土报》上被正式归纳总结、公开发表，其主要内容包括：(1)为了根除慈禧太后制造的灾难，在各大国共同议定下，将慈禧放逐，恢复光绪帝的合法权力；(2)取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颁布的一切政令，包括她任命的党羽的委任状，新政权许可者除外；(3)恢复光绪帝的改革方案，在各国批准后执行；(4)让各国划分利益范围，指派代表控制在其势力范围内的各省督府的行动。

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于也于庚子年七月十四日为列强拟订了一份“处置中国”的意见书，并印发给西方各国政府机构以供参考，意见书的基本内容如下：

“目前中国既然没有一个被各国信任并能执行条约义务的中央政府，北京政权已通过一个秘密策划使全国陷入战争状态，两年来致力于驱逐外国人出境，现又在北京与直隶省进行，各国被迫必须组织一个新的、能够维持永久秩序使中国人和外国人获得持久和平与繁荣的联合内阁。

1．这个内阁将由一半外国人和一半中国人共同组成； 2.每一个能派遣一万名常备军驻扎在中国的大国得派二人为阁员； 3．中国的总督和巡抚得推派同等数目的人(譬如说十二人)为阁员。这些人必须是列强所绝对信任的； 4．这个内阁的主要任务是：(1)保护各国人民的生命财产；(2)保障中国的领土完整；(3)毫无歧视地保护所有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一国或几国的利益； 5．新内阁将不受任何一国的直接管辖； 6．应组织一个最高国际法庭处理这个联合内阁产生的一切问题； 7．在过渡时期责成各省督抚负责各自辖区内的秩序，不可派遣军队援救北京。

●对慈禧太后该如何处置？

丁韪良与李提摩太们的意见，其实也是列强们的意见——列强所提出的两个最重要的议和前提条件，一是“惩凶”，即惩办把持清廷中央政权的“顽固势力”。二是“两宫回銮”，即迫使慈禧太后回到北京，回到联军的势力所及范围之内，因为惟有如此，列强才可能达成其迫切的另组“新政府”的意图——用驻日公使李盛铎的话说，是：“中国须将旧政府大臣更换，另选大臣，立一新政府，各国方能议和”——此处的“政府”，乃是指军机处，列强并无意推翻清廷，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看得很清楚：“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的四分之一。”

在列强无意推翻清廷的前提下，如何强迫中国政府改组，尤其是如何处置慈禧太后，就成了问题的核心。自戊戌以来，承认慈禧还是拥护光绪，就一直是西方舆论的焦点，庚子年义和团的排外，终于使得西方舆论在这个问题上获得了空前一致的统一。譬如：英商在上海的喉舌《字林西报》发表社论说：“希望有可能把光绪皇帝寻出来，重新置于皇位之上。与此同时必须对中国人明白指出，挑起目前战争的是慈禧太后”；德国《德文新报》说：“如有可能；光绪帝应予恢复。如不可能，应物色一名不同慈禧集团相联系的新皇帝。端王之子大阿哥的继承权应予废去，慈禧应令其退隐。”美国《纽约时报》说：“列强如能使用因其军队驻华而获得的影响，坚持恢复光绪帝的权力而不采纳解决问题的其他更好的办法，这就是件大好事。”

在华西方传教士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最为坚决。庚子年9月，代表20个传教团体的大约400名英美传教士集会上海，致电西方国家政府，要求“恢复光绪的合法权力”，“迅速和适当地惩处起自慈禧太后的所有煽动暴乱的官员”。

如何处置慈禧太后，遂成了列强“如何处置中国”的主要内容。德国曾坚持将“惩办真正的祸首”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而且明言：所谓祸首，“必须是些大家伙”。英国方面则认为“惩办皇太后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从现实利益的角度考虑，这“将冒着废弃中国整个国家组织的危险，这对于欧洲也是不利的”。

●不先塑造出自己的“开明”形象，老太后不敢回京

列强希望重组一个亲西方的中国政府，而慈禧太后则日夜担忧自己的政治权力被列强剥夺。如何达成二者的共容？——惟有老太后发布改革上谕。

平心而论，慈禧本不是一个反对改革的人，其反对改革，唯有在改革威胁其权力之时。戊戌年扼杀维新无关乎政见，只是纯粹的权斗；庚子年掀动义和团，同样无关乎政见，而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抗衡列强的归政压力罢了。1901年度改革上谕，与上述情形并无二致。

湖广总督张之洞对新政谕旨的迷惑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张氏庚子年坐镇江楚，与刘坤一、李鸿章等人联合发起“东南互保”，将中国从亡国边缘拯救了回来，可谓居功至伟。张氏密切关注着整个时局的变化，尤其是朝廷的政治动向。张氏在接到新政上谕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写信给在京的关系网，希望弄清楚谕旨的来路：“何人陈请？何人赞成？”

在各个信息渠道的反馈均表明这一谕旨出自“圣意”，并得到了荣禄和鹿传霖的“赞成”之后，张氏曾一度认为朝廷是真的要变法了。但很快，安徽巡抚王之春的来电却将惊出了一身冷汗，王氏在电报中说：“顷行在军机章京密报：……‘奏复变法，毋偏重西’云，想见两宫宗旨，奈何？然就复我古法立论，或不干怒。”张之洞无法理解：“变法不重西，所变何事？”——朝廷既已宣布变法，又不让重点提西法，那这个“变法”，究竟是想要变什么，“变法”的目的又是什么？

为探明朝廷变法的真实意图，张之洞特地致电鹿传霖询问王之春来电“切嘱各省复奏万勿多言西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张氏在电报里充满了忧虑：“窃思采用西法，见诸上谕明文。鄙意此后一线生机，或思自强，或图相安，非多改旧章、多仿西法不可。若不言西法，仍是旧日整顿故套空文，有何益处？不惟贫弱，各国看我中国，乃别是一顽固自大之人，将不以平等与国待我，日日受制受辱不成为国矣。”

张氏希望从鹿传霖处得知慈禧和荣禄的真实态度、哪些改革提案是可行的，哪些改革内容是碰不得的雷区：“究竟此事慈意若何？略园(荣禄)能透澈否？各省能否切实复奏？哪几种事可望更张？”

鹿传霖的回电否定了王之春的说法，极力鼓励张之洞放下思想包袱，拿出自己的变法提案，同时却又极委婉地暗示最好不要提什么“西学”——“ 不必拘定西学名目，授人攻击之柄。”

张氏随后复电鹿传霖，沉痛感慨中国如此“变法”，距离亡国之日已经不远：“嗣闻人言内意不愿多言西法，尊电亦言勿袭西法皮毛，免贻口实等语。不觉废然长叹：若果如此，变法二字尚未对题，仍是无用，中国终归澌灭矣！盖变法二字，为环球各国所愿助、天下志士所愿闻者，皆指变中国旧法从西法也，非泛泛改章整顿之谓也。”

按照张氏此一时期的政治主张，乃是要“大变西法”——“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精华谈何容易，正当先从皮毛学起，一切迂谈陈话全行扫除。”但王之春和鹿传霖带来的消息显然使他变得谨慎了起来，一方面，张氏致电王之春，让他不要急着上奏回复、响应朝廷的变法上谕；另一方面，则联络东南各省，就变法问题“互通声气”，希望共同拿出一个变法方案，如此，则可以有更多的人来承担责任。于是遂有1901年十余省督抚参与讨论、张之洞、刘坤一主笔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具体内容此处略去不谈，倒是有几个细节很值得注意：一是朝廷发布变法谕旨之后，要求各省督抚回奏，并限期两个月，然而在这两个月里，竟没有一位督抚向朝廷回奏过自己的变法意见。二是复奏期限已过之后，朝廷又屡次催促张之洞回奏，张却并不急于下笔，而是继续选择观察朝野的政治风向；三是两广总督陶模一方面认为朝廷“未必真欲变革”，一方面又回奏朝廷希望开设议院，结果其建议被朝廷冷藏，并未下发给督抚们讨论；四是此一时期的张之洞思想激进，不仅是呼吁“大变西法”，而且主张“仿行”西方议院和“公举”各级官员，但这些主张并没有写入奏稿，原因是：在与各省督抚商议联衔会奏的过程中，张之洞提出设立议院的主张时，被刘坤一否决了，刘氏认为朝廷的“变法”尺度不可能容忍设立议院。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在延迟了朝廷规定的回奏期间近半年之后才送抵慈禧太后的手里。这种迟钝背后，是帝国地方督抚对朝廷“改革”诚意的严重怀疑——袁世凯曾有一封催促张之洞、刘坤一早日回奏的电报，其中对举行“新政”与慈禧“回銮”的利害关系，说得相当透彻：

“回銮以前，如不先行新政，有大可虑者二：各国以现之政府守旧顽固，倘回銮后，各国要挟以更换执政，拒之不足，国体安在?可虑一。各国皆盼我变法，倘回銮后各国缕列多款，要挟照行，执政不敌，允则干预，可虑二。”——换言之，不先把“新政”做出点样子来，给洋人们看一看，不先塑造出自己的“开明”形象，老太后是不敢回京的。

迫害拳民：政府逼着义和团成为基督徒

向列强献媚，是1901年清廷高层政治的主旋律。在出台变法上谕之外，另一重要的献媚手段，是对义和团的迫害。这种迫害，在1901年，深入到了乡土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乡绅刘大鹏日记：州县官驱民入洋教

义和团运动前后，山西太原乡绅刘大鹏亲曾在太谷县南席村私塾任教，撰有《退想斋日记》，真实记录下了辛丑年朝廷对拳民们的迫害。迫害的形式各式各样，试举两例说明：

1、山西春荒，地方政府只赈济教民，而不赈济不入教的平民，据刘大鹏了解，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洋人对山西义和团运动的谅解：“当此之时，教民横行，武断乡曲，欺虐良民，州县各官不敢一撄其锋，惟是一意抚循以求无事，而教民由是益肆无忌惮矣，而百姓由是恨教民愈深矣。各州县之教民，官皆赈济，大口银三两，小口半之，而不入教之穷民，饥饿而死者枕藉於野，未闻官开仓赈济，以救民于水火之中；人事如此，安望天之溥降甘霖乎。” (1901年4月16日)

2、地方官将办理教案当作第一要务，以教民之意为圣旨，随意锁拿“拳民”： 今日有徐沟及太谷差役来南席村，锁拿去年练习义和拳者。其指名之人且系在京为商者，现不在家，并非拳民。此系清源教民捏造者也。嗟夫！教民现恃洋夷之强，控告邻里及诸拳民，缧泄满狱，官不能保民，惟听教民之言以肆毒。成何世界乎?殊令人心意俱酸。（1901年5月21日）

再如：太原一郡之州县官无他政之办，唯是办理教案，听教民之指挥而已。当此之时，差役四出，恫吓乡民，乡民恐惧；贿役求免，而役遂生无厌之求，闾巷何以能安乎?新抚到晋之初，即发帑金十万赈济教民(每人月五两)。其未奉教之民，饥饿垂毙，置之不问，此固离散民之一端也。（1901年5月22日)

刘大鹏总结说，政府如此做法，一方面会招致民众铤而走险暴动——“去年练习义和拳者，城镇村庄处处皆有，今日听洋夷教民之言，差役锁拿以治其罪，是迫之使变也”；另一方面，则等于是驱赶民众加入洋教，可谓玩忽职守“丧失天良”：

“中国编氓信从洋教，屡入而不能已，罪虽在民，而推其究竟，殆州县官力洋人殴焉尔。……今之州牧县令，百姓啼饥而不问，百姓号寒而不知，百姓愁赋重而赋上加赋；百姓苦政烦而政外有政；百姓生齿繁，而坐视其贫困；百姓昧礼义而一听其昏迷。好百姓之所恶，恶百姓之所好。上不体朝廷视民如伤之意，下不念黎庶颠连困苦之情。洋人诱之，州县官殴之。……州牧县令唯是袒庇教民，唬吓百姓，以求事之了结而已。教民虽曲，而刑罚不加，百姓虽直，而箠楚不免。州牧县令如此待民，而蚩蚩者氓有不忿然兴起接踵入教者乎?故曰：为渊驱鱼者，獭也，……为洋教驱民者，州牧县令也。驱民入教而不自省，反谓朝廷放纵洋夷、煽惑中国百姓，莫能禁止百姓入教，是诚丧失天良有愧官箴者也。”

●反洋教的义和团拳民也入了洋教

普通平民不堪地方政府的黑暗，为求保护而入教，在晚清相当普遍，譬如1889年山东单县李集人曾被卷入讼事，他们“听此消息后非常害怕，就从刘庄请来一个范神父，大家都请求在教，求教会保护。”

但最具讽刺意味的，还是许多曾经的反洋教先锋义和团的拳民们，最后也不得不选择入了洋教。据《拳时北京教友致命》记载，京郊下营村的刘广来，“曾当团头，为逃避官府追究而奉教”——所谓“官府追究”，正是庚子年之后清廷为取媚洋人而调转刀锋迫害拳民。在义和拳的发源地山东冠县，这种拳民变成教民的现象更为普遍，比如著名的教案发生地红桃园，“大部分就入了耶稣教”，缘由则是为了“不受辱，不受气”——所谓“辱”与“气”，均来自地方官府的迫害。

有资料统计：从1901年到1910年仅十年功夫，中国的天主教徒从原来的70万人激增至130万人，几乎增加一倍；从1901年到1904年，只不过花了3年工夫，中国的基督教教徒数已从8万人增加到13万人，到1914年巳发展到25万人。

1905年，周作人北游京城，整整五年过去了，义和团厚重的阴霾仍然在这座城市上空笼罩着。周氏晚年回忆说：

“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在庚子事变后的第五年，当时人民创痛犹新，大家有点谈虎色变的样子，我们却是好奇，偏喜欢打听拳匪的事情。我们问客栈的伙计，他们便急忙的分辩说：‘我们不是拳匪，不知道拳匪的事。’其实是并没有问他当不当过拳匪，只是问他那时候的情形是怎么样罢了。可是他们恰如惊弓之鸟，害怕提起这件事来，这实在也是难怪的。因为我们虽然都还有辫子，却打扮得不三不四，穿了粗呢的短衣，戴着有铁锚模样的帽徽的帽子，而且口音都是南方人，里边虽然也有山东河南的同学，但在老北京看去也要算是南边，这便是一群异言异服的人，那样的盘问他，不知是何用意。何况在那时的形势之下，有谁不是反对‘毛子’的人呢？民国初年钱玄同在北京做教员，雇有一个包车夫，他自己承认做过拳匪，但是其时已经是热心的天主教徒了，在他的房里供有耶稣和圣母马利亚的像，每早祷告礼拜很是虔诚。问他什么缘因改信宗教的呢?他回答得很是直截了当道：‘因为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嘛。’这句话至少去今已有四十多年了。”

“我们的菩萨”为什么会不灵？因为“我们的菩萨”从来不以保佑她们的信众为第一要务；相反，却是如此地乐衷于将信众们绑架在她们的权斗游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