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生跟你说好久不见:闫小青：一样的夫人，不一样的摄影机

闫小青：一样的夫人，不一样的摄影机

发布时间:2012-02-14 14:00 作者:闫小青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223次

 　　玛斯琳问一名渔夫：“你理解什么是‘文化大革命’吗？”渔夫说：“我不理解。”审片人觉得这根本不是事实，中国人怎么会有人不理解“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片段必须删去。

 　　“阿陆，在中国我只能信任你。”回到中国前，玛斯琳给陆颂和打过很多电话，请陆颂和帮忙集结《愚公移山》的摄制组成员。 　　陆颂和是40年前《愚公移山》剧组的翻译，对于说法语的伊文思夫妇而言，陆颂和是他们与中国最紧密的联系渠道。 　　回到中国 　　40年后，玛斯琳回到上海，找到了《愚公移山之上海第三药店》中拍摄的店员包涵。在那部纪录片中，第三药店是新中国的一个普通药店，里面的所有店员都全心为人民服务，常常下乡送药。 　　玛斯琳问包涵：“你当年说的话，是真的吗？有没有组织安排你这么说。有没有你想说而不让你说的话？” 　　包涵回答她，她拍摄到的场面都是真实的。 　　其实，同样的问题玛斯琳也问过陆颂和，问过《愚公移山》摄影师、照明师。她还想去找《愚公移山》当年的领队钱李仁、叶式春讨个说法。 　　玛斯琳想找回电影里曾经拍摄过的中国人，再重新拍一部电影。她想知道当初自己要拍摄的是不是真实的中国，她也要看看“现在中国变成了什么样子”。 　　摄制组的老人们理解玛斯琳为什么会这样做，但这些问题让她的中国朋友们很为难。 　　“这个剧组可以在一起吃饭叙旧，但是我们没能力帮你把人聚在一起拍片子。”照明师郭维钧这样委婉地开导玛斯琳。 　　2011年底，中国电影资料馆为纪录片大师伊文思举办了一次影展，邀请玛斯琳女士参加。 　　她来了。这是丈夫伊文思去世后，她第三次受邀到中国。 　　一有空，玛斯琳就架起摄影机拍摄。玛斯琳很想抓住每一个到中国的机会，再见到当初《愚公移山》中的那些人，再看看今天的中国是什么样，再问问自己曾经的信仰还在不在。 　　当然，玛斯琳也不会错过任何一次为伊文思“表白”的机会。只有她才能告诉中国人，“伊文思曾经那么地热爱中国。” 　　在影展上，八十三岁的老人，笔挺地站在电影幕布下，棕红色的头发格外显眼。她一直面带微笑地问：“还有问题吗？”手却偶尔伸到背后去撑着腰。即便是很累了，椅子放在身后，她却从来都不会坐下。 　　连续一周，玛斯琳每晚都会到电影资料馆和伊文思影展的观影者见面。玛斯琳从来不理会主办方说时间到了，总是回答每一个提问者的问题，直到再没有人举手。 　　每每讲到伊文思与中国，玛斯琳都会落泪。她不会忘记，在伊文思生命的最后一段岁月中，伊文思艰难地诉说着：“中国啊，中国，你该怎么办。” 　　“不要把中国拍成玫瑰色” 　　中国纪录片界的人，提及荷兰人伊文思都会说：“世界级的大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尹文思和周恩来是好朋友，在抗战期间相识于延安。他拍过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台儿庄战役，如今很多影像资料还是当年伊文思拍摄的。他送给了延安的八路军一台摄影机，那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台摄影机。 　　1972年，伊文思和玛斯琳再次踏上中国土地的时候，却是带着使命的。 　　夫妻二人受到周恩来的邀请，来中国拍摄一部“正视听”的纪录片。此时正值“文革”，中国需要树立国际形象，打破孤立主义局面。老朋友、纪录片大师伊文思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周恩来给伊文思提供了一切支持。玛斯琳至今还记得周总理的承诺：“片子是你们的，不要把中国拍成玫瑰色，要拍就拍真实的中国。” 　　四年后，纪录片《愚公移山》完成了。那是一部总时长14小时、分14部的纪录片。 　　但是，这个鸿篇巨制却没有受到中国的认可。 　　1976年3月，伊文思夫妇带着电影回到欧洲自办发行。《愚公移山》在巴黎的四家电影院热映了将近四个月，此后又在意大利、加拿大、芬兰、荷兰、美国上映。西方形成了一股“愚公热”。 　　“中国对此沉默了。”玛斯琳说到中国的沉默时，也沉默了。 　　《愚公移山》在中国的领导看来问题很多。玛斯琳一一复述着当时中国审片的领导提出的意见。 　　其中有一条，玛斯琳问一名渔夫：“你理解什么是‘文化大革命’吗？”渔夫说：“我不理解。”审片人觉得这根本不是事实，中国人怎么会有人不理解“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片段必须删去。 　　意见一共65条，伊文思和玛斯琳一条都没有改，“那就是真实的。” 　　《愚公移山》摄制组总领队钱李仁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伊文思对‘文化大革命’不是完全否定的。他在大的方面是很清醒的，但是不可能像我们现在看得那么清楚，那不可能。”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后两个月。《愚公移山》才出现在中国的电影院。不过，影片中很多地方因为出现了“四人帮”及其爪牙的形象而被删掉。《愚公移山》剧组的不少老人们记得，所谓公映，其实也只是组织干部学习观看。 　　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其实大多不知道《愚公移山》拍了什么。虽然在这部电影里“中国普通学生、士兵、工人、农民、家庭妇女第一次在银幕上开口说话”。——这是多年以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同道对《愚公移山》的另一个角度的评价。 　　但在1976年，很多欧洲人看过这部纪录片。5个月前，正是这部电影让他们看到了中国的政治是稳定的，他们更乐意相信伊文思的镜头。可5个月后，“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让伊文思成了粉饰太平的骗子。 　　为此，伊文思在欧洲声誉扫地，他失去工作长达十年。 　　十年后，玛斯琳陪着伊文思回到了中国。 　　他们还要拍中国，这个地方，他们倾注了太多感情。 　　玛斯琳知道伊文思一直有个心愿就是拍摄风。一个中午，夫妻二人在北京和平饭店吃饭，玛斯琳问伊文思，“为什么不把风和中国结合在一起。” 　　《风的故事》是伊文思的最后一部影片。那是一部伊文思的自传体电影。 　　影片中，幼年时的伊文思对妈妈说：“妈妈，我要到中国去。” 　　荒诞的美梦 　　1989年，《风的故事》在戛纳电影节获奖，它成为伊文思的又一经典之作。拍摄手法之新，让电影大师黑泽明都模仿着它拍摄了《梦》。 　　《风的故事》为伊文思挽回了在欧洲电影界失去的声誉。 　　这个自传体故事的背景仍是中国，主角就是伊文思本人。但中国给这部电影和这位老朋友的反应仍是长久的沉默。 　　中国对《愚公移山》和《风的故事》的冷漠，成了日后很多年玛斯琳心中的化不开的一个结。她甚至认为，“丈夫就是被气死的。” 　　其实，早在拍摄《愚公移山》时，伊文思就感到一些不正常。 　　剧组在新疆拍摄的时候，伊文思曾经给周恩来写过一封“万言书”。“万言书”是用英语写的，为了不经过翻译陆颂和之手。 　　《愚公移山》剧组中的中国人不知道万言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但他们都知道，伊文思对于地方政府安排出来的“太平盛世”不满意。 　　《愚公移山》摄制组总领队钱李仁说：“伊文思拍电影的风格跟我们习惯的一套做法很不一样，他要求反映实际情况，但是越到下面，受到当时气氛的渲染，搞一些认为的、夸张的，甚至于完全歪曲的场面，也很难避免，甚至有时候到了惊人的地步。” 　　伊文思要拍新疆的一家工厂，但那时候还在轰轰烈烈地搞“文革”，到处可以看到“砸烂×××的狗头”的标语，厂里上班的工人非常少。摄制组只好叫厂里把三班的工人全都叫来上班，让伊文思拍摄。 　　“这件事我们从来没有告诉伊文思。”四十年后，陆颂和老人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我们知道伊文思想要拍什么，但是我们也很无奈。” 　　类似这样的被埋葬了40年的秘密，曾经让《愚公移山》摄制组中方人员非常为难，摄制组领队叶式春说：“当时‘文化大革命’非常穷，布置的那些东西瞒不住他的。我们摄制组就左右为难了，又要宣传这些东西，心里又不通，他又不接受，所以有时候工作很困难。” 　　伊文思显然感觉到了叶式春在隐瞒什么，在给周恩来的万言书中，他专门要求换掉叶式春。 　　其实，有些时候，叶式春也是被骗者。她说：“我们在南京呆的时间很长，部队应该说很热情地接待，但是热情得有点过了头。我们看了以后都觉得房子似乎太漂亮了，后来伊文思可能也感觉到有点弄虚作假。据后来了解，宿舍都减员了，十人宿舍改成四个人，四人的改成双人间，和当时国家的条件很不一样。这些情况不是说伊文思不知道，连我们都不知道，应该说我们也是受骗者。” 　　伊文思的镜头里出现过一个大娘，那名大娘所在的工厂可以把棉布再变回棉花，他们用这种方式生产棉花。大娘激动地给玛斯琳讲解：“棉花可以变成棉布，棉布就可以变成棉花，我从中学到了辨证，证明了马克思辨证唯物主义理论的正确性。” 　　这看起来很荒诞，可又很真实。最真实的是当时的中国人急于展示自己正在追求幸福的心情。 　　玛斯琳特别能够理解经历过痛苦和不幸的中国需要怎样的幸福，她曾经是一个从奥什维新集中营走出的小女孩，在集中营中她失去了45位亲人。玛斯琳的手臂上刻着一辈子抹不去的记号，“数字是我的编号，三角代表犹太人。” 　　“二十世纪很多民族经历了共同的不幸，应该告诉其他人，中国人在努力追求的幸福是一样的。” 　　哪怕那是一个梦呢？伊文思夫妇的摄影机记录的何尝不是那段岁月里每个中国人的梦？ 　　可又是谁编制了这个梦？伊文思再没机会知道，也或许他早就知道，只是不愿道破。 　　冷遇 　　《愚公移山》中的一些画面，现在看来根本就不是梦。《愚公移山之球的故事》讲了发生在北京第31中学一段师生双方平等关系的故事。 　　在拍摄影片前，陆颂和告诉伊文思这个故事的背景：早自习开始之后，老师要求学生们停止踢球回教室上课。但一位学生忍不住飞起一脚，球从老师的头顶飞过。老师很生气，批评了学生，没收了足球。 　　伊文思就去了这所学校，他觉得很有意思，就拍下了一场师生间的民主辩论会：学生为什么有踢那一脚球的冲动？老师的问题出在了哪里？是否小题大做，没事找茬？ 　　最后踢球的学生反省，自己对老师的成见缘于有一次老师对他的“无理”指责；老师也认为自己最开始就把学生划作错误的一方，没有充分考虑学生的想法。 　　时隔四十年，玛斯琳可以很平静地告诉怀疑这部影片真实性的人：“影片里展现的就是‘文革’中的中国，只不过我们拍到的是被选择的真实。” 　　当年，摄制组给伊文思选好了几所北京的好学校，让他从中选择。伊文思夫妇并没有怀疑，真的到这些学校里一一考察，伊文思还交代陆颂和做好他的“耳目喉舌”。 　　“其实很多学校已经不上课了。”伊文思夫人日后回忆那段历史时说。 　　伊文思曾说自己仅仅是一个维护中国的人。他说：“假如明天中国背叛我的期望，我将会按我的理智所为，但是今天我可以说完全与中国人站在一起。” 　　《风的故事》拍摄完成三个月后，伊文思就去世了。最后的影片剪辑，伊文思是在病床上完成的。 　　可是，他去世了，中国驻法使馆没有一封唁电。第二天，《人民日报》上发了一条消息：世界著名纪录片大师，尤里斯·伊文思因病在巴黎逝世。 　　只有老朋友陆颂和伤心地发现，这个消息的与众不同。因为之前，报纸上提到伊文思都会写：中国的老朋友，世界著名纪录片大师。 　　陆颂和找到《风的故事》摄制组领队朱海峰，他们以摄制组的名义发了一封唁电。 　　其实，远在地球的另一边，玛斯琳也发现了这微妙不同，关心他们的中国人越来越少。 　　渐渐地，零星的纪录片研究者，或是关心热爱伊文思的中国人，再到法国找到玛斯琳时，她变得防备，不再像从前那么热情。 　　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傅红星几年前到法国专程拜访时，玛斯琳甚至没有让这位远道而来的访客坐下。 　　“他们不过是把我们忘了，”跟一位法国朋友提起此事时，玛斯琳说，“中国人已经失了信仰。” 　　那个信仰，曾经深深地打动了丈夫和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