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游中列子御风而行:安亭事件——山寨版文革史

安亭事件——山寨版文革史

1966年底到1967年初，上海代替北京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心。由于上海在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重要性，所发生的事情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全国。而“一月革命”首先发生在上海，和上海在全国的地位，以及上海的文革过程有关。而在“一月革命”之前，作为其先导的，最重要的是安亭事件。它标志着上海工人运动的崛起。

工总司的成立

1966年11月6日，上海一些工人造反组织的代表聚集在上海愚园路北京三司驻上海联络处，参加一个会议。说他们是参加，是因为这个会是三司联络站组织和主持的，参加大会的，主要是北京和上海的学生红卫兵组织人员，工人代表只占少数。这个会的议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会前也不知道。（王年一：《关于“工总司”的成立的一些资料》，《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2期）

这些工人代表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为知名人物。他们之中有；上海玻璃机械厂的潘国平、上棉17厂的王洪文、廖祖康、合成纤维研究所的叶昌明、良工阀门厂的陈阿大、上棉31厂的黄金海、上海铁路机械厂的蒋祖法、741服装厂的徐美英、上钢三厂的戴祖祥、保温瓶二厂的范佐栋、822厂的岑麒麟等。一共十几个单位，每单位2-3人。北京三司方面，主要是一名化名包炮的学生在主持。他还主持了工总司成立宣言的起草，后来又参加了安亭事件。

会议控诉了上海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定成立全上海的工人造反组织，且定名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后来简称工总司，并决定9日举行成立大会。至于组织领导问题，三司人员建议先选举大会主席团，成立大会后再由参加工总司的各组织民主选举勤务组。至于选举主席团事，可由每个与会者先自我介绍一些自己的基本情况。于是按程序选举了王洪文、潘国平、蒋祖法、徐美英、叶昌明、范佐栋、陈阿大等7人为大会主席团，并推举王洪文负责。之所以选中了王洪文，是因为他贫农家庭出身，参军后参加过抗美援朝，现任上棉17厂的保卫干事，文革初期造反。像他这样身兼工农兵，根红苗正的党员，在造反队伍中不多。

主席团派人于8日在全市贴海报，并派人到市委提出三点要求：一，承认工总司；二，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三，提供宣传工具。

市委召开紧急会议，谈论对策，并打电话给陶铸请示。陶铸答复：“不得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市委决定对工总司的三点要求采取三不政策：不参加成立大会，不承认这个组织，不支持它的活动。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派了一位组织处副处长参加成立大会，但不发言，不表态。这种敷衍态度使其很快处于被动地位。

大会在9日下午2时召开，有不到3万人参加。会议中间曾两次遭对立派冲击。会上叫报各单位参加人员名单，共有470多个工厂，5万7千多队员。

安亭事件

由于曹荻秋拒绝参加会议，市委也不承认工总司，开完会有人就建议拉队伍去市委情愿，到了市委，市委工作人员叫他们去友谊电影院，曹荻秋在那里接见。电影院容不下上万人，就在街上等了两个多小时，也未见曹的面。只来了一位上海总工会主席张祺，打着官腔说“这个组织（指工总司）嘛，是十六条上没有的。”此时已下雨。愤慨之中，就又有人说到北京向中央告状。于是大队人马又拥到火车站。这时已是夜间一、二点钟了。（王銳：《“安亭事件”的再認識和再研究》，《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6年10月号，王年一：《关于“安亭事件”的一些资料》，《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4期）

部分人员在戴祖祥率领下强行登上了一次运红卫兵的北上列车（一说由潘国平率领），于11月10 日清晨5时开出。更多的人在王洪文、潘国平等率领下，登上了一列开往郑州的列车。由于这次列车要到晚上才开，他们就要求提前启动。让他们想不到的是，铁路方面经请示后竟然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于早上7时开动了列车。列车开动后，广播宣称这次列车改为69次特快列车。正当工人们高兴的时候，列车在南翔又慢了下来，说又改为602次慢车了。到了8点17分，列车在到达上海郊区一个小站安亭前停下，倒驶入一个运煤的岔道，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地的荒凉地方，停了下来。此处离安亭车站还有几公里。众人只看见一堆煤和一堆木料，才知道上了当。（《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安亭风暴》，

没能登上这次列车的工人在上海站登上第三列列车。但是这一列车未按时在10点钟开出。而运送红卫兵的列车也于中午被阻于南京车站。于是这些工人被困在三个地方。

陈丕显的回忆录中说602次列车发车后，上海铁路局接到周恩来指示，不允许截车北上，不允许破坏全国铁路交通运输。于是602次列车于8时被阻于上海近郊的安亭车站。陈丕显此说未得到其它来源的支持。铁路局此举，主要是针对602次列车的。而602次列车开出1小时后即采取了非同寻常的措施。陈丕显未说明在这一小时里，是谁向中央汇报的，而周恩来的具体指示又是什么。况且，谁都知道，清晨7-8时，正是周恩来睡觉的时候。

根据当时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的回忆，当工人们涌到火车站的时候，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就研究好了对策。他们不希望把工人截在市区的火车站，而希望将他们抛在离上海不远的一个荒凉地方。这样对付工人更主动。这地方最初定在更远的昆山，已通知铁路局。但是在列车开出后，“陶铸来电话，明确告知：中央不同意上海工人造反派北上，如有意见，可请他们派10至20名代表进京。”于是，这一列车就被提前锁进安亭附近的岔道。

又饿又冷的工人们自然愤怒了。他们先拦截了一列648次快车，迫使停车2小时，未取得结果。又于12时2分拦截了上海到北京的14次特快，使其停车21小时。由于安亭附近的铁路是单轨，造成了京沪铁路整体大瘫痪。从11月10日9点20到11日16点34，停运31小时34分。（按这里的计算可能有些问题，似乎应从10日12点左右14次车停开开始）

此时，滞留在上海站的工人也徒步来到安亭，近万人聚集在这个小镇附近。安亭成了事件的焦点所在。上海市委派员携带食物饮水来劝说工人回上海，一些厂子也派车来接。他们还送去了载有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当天《人民日报》。少数工人回到上海；多数仍在坚持。

此事震动中央。在拦车几小时后，陈伯达给韩哲一打电报说，要他到安亭动员工人回上海，不要成立全市性组织，不要到北京告状。随后，陶铸也给韩打电话，也是同样意思，但说工人可派10个人到北京。

晚上，韩哲一到安亭向工人做工作。他的谈判对手是“强词夺理、滔滔不绝地发言”的年方20的上海玻璃机械厂青工潘国平，未见王洪文。据王后来说，他当时身体不好，正在车厢里休息。

谈判没有结果，韩哲一于11日晨回家，接到陶铸电话，告诉他两件事。一是陈伯达要发一封长的电报给安亭的工人，而是中央拟派张春桥回上海解决问题。

据说，陈伯达受命于周恩来，发了一封电报给滞留安亭的上海工人，11日在安亭广播。电报说：“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了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

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也要他们回去，出乎很多造反工人的预料。少数工人回去了，但大多数人仍坚持不回。他们大多数是在前段运动中受到迫害的工人，害怕这样回去罪上加罪，遭到报复。“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只能这样了。

此外，陈电报上说，张春桥要来处理问题，他们感到情况有所松动。在这样的背景下，潘国平和王洪文商量，就说市委送来的电报是假的，仍坚持斗争，但在当日下午，京沪全线恢复了交通。

张春桥于11日晚乘空军飞机抵沪，到达后和韩哲一谈后，给陈伯达打电话，问是先去上海市委还是到工人那里去？陈伯达要他赶紧到工人那里处理问题。张春桥当即乘了一辆北京三司的宣传车到了安亭。

张春桥到了安亭后，仍坚持陈伯达电报的立场，但表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并到工人群众中去听取意见。当时工人的主要要求还是承认他们这个组织。几个钟头之后，张春桥表示，他要把上海工人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但仍要大家回去。最后他口头表示，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他是支持大家的。这时，王洪文和潘国平也同意张春桥的意见，动员工人们回去，但表示，回去后不解散，集中在文化广场。于是，他们带大多数工人回了上海。但是尚有少数人激烈反对张春桥，这一千余人继续步行北上，途经昆山时选出上海中泥造纸厂副工长耿金章等为领导，号称“上海工人北上第二兵团”，一直走到苏州。

善后

到12日为止，工人们在安亭坚持了三天后，大多数回到上海。京沪线早已通车。现在张春桥的任务基本完成，但是上海的造反工人们仍在文化广场集结，张春桥曾答应接见他们。还有一个“第二兵团”在继续北进。13日上午，张春桥派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徐景贤到工总司了解工人们的要求。工总司即拟了五条。

中午，上海市委开会，张春桥也参加。会上仍坚持“三不”方针，并当场与陶铸同电话确认这一点，特别是不能成立全市性的工人组织。张春桥未提出异议，但是他下午如约到了文化广场，会见了工总司领导并见了聚集的工人，发表了讲话，并于下午3点30分在如下五条协议上签了字。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组织；二，承认十一月九日大会以及工人被迫去北京控告是革命的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该派少数代表）；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其中括号内的字是张春桥加上的。

张春桥11月16日在苏州说：“我组织手续不完备，沒有和华东局商量，也沒有和市委同志商量，更沒有和中央文革小組打电话，因为来不及，就下了决心，然后从文化广场回到我住处，才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把同志们刚才对我、对陈伯达的批评告诉了他。（他听说了这样的话心里很不安）。並且也把5条协议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报告他。这样，中央文革小组就讨论我在文化广场所讲的5条。到了晚上，文革小组給我打电话来，认为我在文化广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完全是正確的，是应该这样做的。……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他們认为我这样做是正確的。”

上海市委陈丕显、曹荻秋知道后异常愤怒。他们首先打电话给陶铸。陶铸对张春桥此举也感震惊，他说：“不行，要坚持中央原来的政策。张春桥这几条不合适，要采取补救措施。”

陈丕显继而打电话质问陈伯达：“你们的一个文革小组副组长，究竟有没有权力，背着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与群众组织签订反对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决定？第二，究竟还要不要国家法律？”陈伯达只能含糊地说：“字已签了，中央再研究。”

陈伯达接张春桥电话后，知道这事非同小可，即拉着王力去见江青。江青知道后，当即单独见了毛泽东，拿到尚方宝剑，才召开中央文革小组会，决定支持张春桥的行动。次日，王力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委打电话，表明文革小组的态度。

这一天，11月14日，中央常委召集会议，同意中央文革小组对安亭事件的处理。16日，毛泽东又召开常委扩大会，江青、王力也参加。毛携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到会，念了其中关于结社自由一段，说：“工人有没有结社自由？宪法你们看不看？”这话显然针对着陈丕显关于法律问题的质问。他还说：“上海问题，张春桥是对的。先有事实，后有政策。”

张春桥曾派王洪文赴苏州招回徒步北上的另一批人，未能成功。15日，他携曹荻秋、韩哲一去苏州和“第二兵团”谈判。耿金章更为强硬；曹荻秋同样立场坚定。激烈辩论了两个多小时。最后，张春桥在在类似的五条协议上签了字，其余两人也不得不签。张春桥又派周宝林去南京招回滞留在那里的工人。安亭事件至此最终落幕。

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中国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诞生，为嗣后的一月风暴开辟了道路。上海市委从此走上末路。而一颗文革新星张春桥在中国政坛上升起。

总结

上海市委是尽心尽职地执行中央的指令。本来在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文革中，他们是立了功劳的。不管是中央，甚至一些造反派，对陈丕显均寄托希望。但是，上海市委在临界时刻处理危机问题态度过于僵硬，使局面难有转圜余地，最终无法控制。其原因在于他们对造反派工人深深的敌视态度。典型如曹荻秋，说“今天的大会（11月9日工总司成立大会）社会上的渣滓都出来了。我就不参加，我参加就是犯错误了”

实际上，从11月7日，选出成立大会的主席团开始，市委和造反派双方就各自独立对这七个人突击进行政审。7日会议刚结束，参加会议的上海红卫兵就联合其它组织认真调查了这几个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发现只有陈阿大的父亲给资本家藏过黄金，因而没让他上9日大会的主席台。至于市委的调查结果未发表，想也不能找出更严重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将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工总司说成是社会渣滓的组织，至少是轻敌。从根本上说，自称是工人先锋队的政党干部居然如此对待群众性工人组织和工人运动，只能表明他们自身的异化。如果身兼工农兵，参加过抗美援朝，自己培养出的保卫干部都成了敌人，你们又如何看待“十七年”呢？

实际上，全市性的跨行业工人群众组织在名义上是存在的，就是上海总工会。但这个总工会是个摆设。它的干部只能给领导帮帮腔，毫无主见，如其主席张祺在10日清晨所表现的那样。

在行动上，他们给缺乏政治经验的工人们设套，把他们骗到偏僻的安亭等待他们宰割，还倒打一耙，将破坏铁路运输的罪名（强迫列车于7时开出）加给工人，如陈丕显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工人拦截14次列车是破坏运输，但他们任意改变车次和行车时间难道不是破坏？

张春桥在这场风暴里冒了险，也露了脸。这和他的才干、胆略有关，也是时势造英雄。事后他对潘国平说，是他们逼迫他表态的。也可以想象，如果他在安亭不做支持工人的口头表态，他如何能完成中央的任务？而使上海工人回家的任务完不成，就有可能发生流血事件或再造成交通瘫痪。

他口头表了态，并答应回上海再见工人，工人们也回上海了。中央交办的任务基本完成。这时，他也可以一走了之，以前非正式说的话不算数。这在很多干部来说并不罕见。但是这样，他所败坏的，不仅是中央文革的名誉，而且是中央的名誉。

安亭事件谁是谁非的问题，毛泽东已作了回答。党中央的方针指令再大，也大不过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