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老子》一二章:[转载]《周易》唯象学揭秘中国文化(二）

           《周易》唯象学揭秘中国文化(二）

                  贵州   周易玄

   譬如，以空间为主，坚持主客对立的抽象思维，以及与其紧密相连的控制性的实验科学，会在不知不觉中使人类形成并加强一种观念，一种潜在的意识，一种生活的习惯，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人类理所当然地有权征服对方，有权将对象事物毁坏，有权不加节制地膨胀个人的、民族的和人类的占有欲。人活着的目的和价值越来越紧密地、越来越唯一地与物质财富的拥有捆绑在一起。15——19世纪殃及全世界的野蛮的殖民主义战争和掠夺，20世纪两次灭绝人性的世界大战的发动都与这种思维方式有一定的联系。

   我们在此指出抽象思维以及与抽象思维相关联的认识的负面效应，决不是要否定他，也不是要有意贬低它，而是希望我们的国人对它有一个清醒、全面的了解和估价。

抽象思维和抽象方法诚然是人类的伟大发明，人类认识和创造的基本途径，但是它与世界上的所有事物一样，也有两面性。我们充分揭示它的缺欠和负面作用，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它的积极正面的作用，避免走向异化，同时也是为了让人们更能够理解中国意象思维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我们中国的意象思维主要以时间的特性为依据。时间一维，不可分割，因此坚持以时间为主、空间为辅看世界，就会自然地倾向于整体（对事物原始状态不加任何分割、切取）的观点，而走上意象思维的道路。《系辞下》说：“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周易》以人和万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联系为关注对象，因而对意象思维有深切体认。通过《周易》的相关做法和论述，可以知道意象思维的一些特点：

   譬如追寻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在主客相融的关系中，认识世界。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以时间为主，时间统摄空间。时间存在的客观基础是事实的变易。没有变易则没有时间。但是，光有事物的变易，还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时间。要将时间概念和变易概念做适当的区分。万物都在变易，并不意味它们都有时间。时间一定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要素。而且只有将三者统一起来才成为时间。所以，过去，现在和将来，必须相对于某一主体的当下，并被这个主体综合成一个整体过程，这时它们才能成立，才能存在，也才有了时间。所以只有具备记忆和预想能力的主体才有时间。时间只存在于有生命的主体的认知和行为之中。而记忆是由记和忆综合起来构成的。石头上可以留下痕迹，但石头有记但没有忆。所以石头只有变化，但无所谓过去、现在和将来。根据石头的现状，探询它的过去，那是人类的事情。

   可见，时间有它的客观依据，就是事物的变化，但同时不能离开主体的感受、内省和实践。所以，由过去、现在和未来构成的时间本身，就是主客观的统一。或者说时间即是空间。中国的传统思维以时间为主，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人在观察客体时，总会把主体融入。因为没有主体的融入，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时间。既然时间离不开感受，而感受本身正是主体与客体的融合，因此越是深入感受时间，在时间中观察世界，就越会与客观世界融合。而且，时间一维，朝着一个方向驶去，是不可切割分离的过程整体。因此，以时间为主看待事物，又势必形成和强化主客偕同，万物一体的观念。这就表明天人合一，客主相融与以时间为本位的时空选择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与中国相反，西方文化传统中突出显示了天人、主客的对立方面，但并不等于没有统一和同一的方面。如果没有统一和同一，同样不可能有认识，只不过西方的主客关系，统一服从于对立，对立超越其统一。而中国的意象思维，主客关系的对立则服从于统一，统一超越其对立。这样，就产生了两种对待客观世界和万事万物的态度，形成了两种认识方向。

   那么什么叫“意”呢？“意”包括主体之“意”和客体之“意”两层。前者是指主体对客体的感受、认识评价，后者指事物的自然变化过程和规律。圣人的思想（“意”）正是对事物自然变化过程与规律的揭示。《易传》明确指出语言的局限性，实质上就是判定了抽象思维的不足；主张“立象尽意”，就是认为“象”比言更优越，经过概括加工以后的“象”，则可以揭示和表达“意”。其实所谓“象”比“言”更优越，也是相对而言，只是在“尽意”，就是揭示事物自然变化过程与规律这一层意义上表现出来。而“意象思维”这个名称，正是源于“立象尽意”这个说法。

   这也就表明《周易》所追寻的“意”不离开“象”，不是对“象”的抽离，而就存在于生动丰满的“象”中，以“象”的形式存在。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一般直观可察的指有形有象的事物，直观不可察的指无形无象的事物。由于以自然整体的视角观察世界，先贤在有形有象的事物及其相互联系之外，还发现了大量无形迹可察的联系和存在，如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感应关系以及“气”等等。这些东西虽然不能被一般人直接观察到，但是从有形可见事物的一些奇妙变化可以得到推证，也可以被某些因主客相容而有特殊能力的人感受到。所以我们的古人认为，在有形事物存在的复杂环境中，还存在某些隐蔽的东西与它们发生着联系，影响着它们，支持或者消解着它们，甚至决定着它们。否则，单靠显现出来的事物与关系，不能对现有的现象作出完整的解释。

   《易传》作者根据当时中国特有的认识，将所有不能直观觉察得到的无形的联系和存在，无论是现实起作用的存在，还是现实未起作用的存在，统以“气”来称呼。《系辞上》有这样一段文字：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 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

   朱熹注解说：“易者阴阳而已。‘幽明’、‘死生’、‘鬼神’，皆阴阳之变，天地之道也。‘天文’则有昼夜上下，‘地理’则有南北高深。‘原’者，推之于前，‘反’者，要之于后。阴精阳气，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游魄降，散而为变，鬼之归也。”

   “精”也是气，气分阴阳，所以说“阴精阳气”。气聚成物，物有形，为明，这种变化称“神”。神者，伸也。伸为来者。

   物散为气，气无形，在世间流动，为幽，这种变化称“鬼”。鬼者，归也。归为屈，为往者。气的流动称“游魂”，其变化无端，种类繁多，它们会影响有形事物的生化，也会再相聚合为物。我们知晓了气、物转化的道理，也就明白了鬼神是怎么回事。而天文、地理，万事万物不外乎幽明、终始、死生之变，归其根本则不过是气与物的屈伸往来，都是天地之道即一阴一阳的作用。

   《易传》讨论万物在时间过程中的关系，最后用气来解释，说明在《易传》看来，时间与“气”密切相关，“气”是时间过程的存在依据。气与时间的关系显然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重要课题。

   “气”同时又与“象”有着密切的联系。《系辞上》说：

   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 一阖一避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有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

   阴阳乾坤相互作用，显现开合往来。其变化过程为人直观可察的是“象”，生出有形之物为“器”。其所依据的根本规律为阴阳之道，而阴阳之道通过精气的游动聚散来实现。所以“器”为“精气为物”的静态，“象”为“游魂为变”的动态。

   而卦爻之象正是效仿天地阴阳变化之象：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

   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吉凶者，贞胜者也。

   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聩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现实世界的变通顺应时势，时势有利则呈吉象，时势不利则呈凶象。天地之道即时间流行之道。而天地时势之流行遵守这样一条法则，就是在事物变化过程中，其所具有的各个方面，由于阴阳相推，只能有一个方面取得正位（“贞”）而得到显示，发挥作用，其余方面则不能显示，也就不得发挥作用。得以显示的为明，为神，不得显示的为幽，为屈。

   可见，《易传》将由阴阳开合而生成的幽明屈伸之变，以及天地万物的整体性、时间性规律，当作认识的主要内容。它们以“象”的形态表现出来，其实质就是“气”的流动聚散。我们今天所谓的“气象”一词，其原始典故即是这里。所以圣人“立象尽意”，正是为了达到以“象”知象。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时间统摄空间的文化，这从中国古代的几乎所有经典中都能找到依据，介绍给大家：

   《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尧善于治理天下，以致“黎民于变时雍”。应劭曰：“黎，众也。时，是也。雍，和也。言众民于是变化，用是大和也。”

   《尔雅·释诂》也说：“时，是也。”是，即正确。以“时”示正，意思是说符合于时则不会错误。为了使民众合于时正，尧命羲氏、和氏，谨遵天数，推算日月星辰，制定历法，告时令节气于民。

   王弼说：“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是故，卦以存时，爻以示变。”《易传》说：“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损益召虚，与时偕行。”、“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时止则止，时行则行”。

   《六韬》说：“太公曰：凡举兵帅师，以将为命……随时变化，以为纲纪。”

   《逸周书》说：“合为在同时，应事则易成。”“用兵在知时”、“危亡在不知时”。

   而《管子》对时的论述十分多，提出了“时匡天下”的主张。匡是正的意思，就是主张依时而正天下。

   而老子也说：“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就是指的时间，“道”就是指不断流逝去的时间。他又说：“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患。”“事善能，动善时”。

   “挫其锐，解其纷”，是要从时间整体出发，以解决空间性的对立矛盾；“和其光，同其尘”，则是要全身心融入宇宙的时间整体，从而与他人，与天地万物超越亲疏、利害、贵贱，平等共存，同荣共享，天长地久，这就是“玄同”，也就是“道”的大同境界。

   司马谈说：“道家……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司马穰苴说：“进退惟时”。

   范蠡说：“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时不至，不可疆生。”“圣人之功，时为之庸。得时不成，天有还形。”“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等。

   《中庸》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道与时相统一，“时中”就是以时为正。

   商鞅说：“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

   孟子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鐖，不如待时。”

   庄子说：“古之真人……以知为时”。“且夫得者，时也”。

   孙膑说：“兵用力多，功少，不知时者也。”

   《吕氏春秋》说：“……故圣人之所贵唯时也。……故人虽智而不遇时无功……事之难易，不在大小，务在知时。……天不再与，时不久留，能不两工，事在当之。”

鶡冠子说：“昔之知时者，与道证”。

   韩非说：“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时，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势位。非天时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故得天时则不务自生。”

   以上虽然仅仅是先秦典籍中的部分论述，但却提出了关于时间的基本观点，确认了时间在宇宙存在中的主体位置，表明了中国传统思维以时间为重的立场。

   前面说了，老子的“道”与“时间”实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老子的“道”正如《周易》的立场一样，要求以主客相融的态度来认识世界。

   道是一，以道的观点来看世界，天地万物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在认识过程中，人作为主体应当像“道”那样，与客体处于平和亲融的状态，主体与客体统一为一体。

   为给万物以滋养和理护，道其小无内，可以通透万物，融之万物，所以与万物没有主体和客体的分界与对立。万物归附于道，遂又其大无外，能够包容万物，统纳万物，所以与万物也不发生主客的划分与对立。道“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道生养万物却不占有，成就万物却不自恃，养长万物却不宰制，顺任万物自然生化，不作任何的干预，显示了一种自然整体的，没有行迹的博爱，平等，自由的价值关系。这就是“玄德”。

“道”的其大无外与其小无内，同样是“气”的、“象”的概念，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以老子同样专注于“象”的阐释。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取法自然，人取法道，所以人也应当尊重万物的自然生化，将万物一体，众生平等的生态伦理贯彻到认识活动中去。在认识过程中不干预、不宰制认识对象，就是在彻底开放的状态下，在顺随事物自然变化的过程中，把握事物的运动及规律。法自然的关系，也就体现了主体与客体相融合的关系。

   老子还说：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次。

   老子所说的“以什么观什么”就是指要按照主客相融、道法自然的方式去认识世界，就是依照事物本来的自然状态去认识该事物，而不是在干预、宰制事物的情况下去认识该事物。老子认为这极重要，所以由小至大，由一人之身至整个天下，一连举了五种对象为例，强调一切事物都要如此去“观”，还郑重申明，他自己正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认识天下事物的。而这也正是《周易》观物取象的法则。

   需要说明的是，抽象思维的理性认识，是不可能把握绝对，不可能实现从器到道的跨越的。道理就在于理性认识必须以感性认识为依托，必须依赖于感性认识，归根到底是对感性认识的概括和抽象，而一切感性认识及其总和都是具体的，相对的，有限的。这就决定了理性认识永远不能超越相对和有限。而抽象思维也就永远与绝对无缘。另一方面，抽象方法和抽象概念其自身的特质——抽象，也决定了它不可能进抵绝对和无限；抽象是对整体的破坏，也势必是对绝对和无限的破坏。

   对于抽象思维的这种局限，老子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反复强调，为了得道，必须暂时放弃抽象思维。他不仅提示，“言”、“名”不能真正达意，而且告戒人们不可滞留在形体感的感觉经验之中，要想与道相通，只能依靠致虚守静、默念内观，这属于超理性的范畴。他说：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

   在老子的这些话里，根本没有反对实践，反对感觉经验，甚至反对认识世界的意思。恰恰相反，他是在感觉经验和抽象理性之外，开拓另外一条认识世界的通路。事实上，也只有得道，才能更为完满地认识天地万物。

   老子又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智与道相反，所以道废则智出，而智出必引发“大伪”。

   老子推崇“无为”，“无为”并不是不作为，而是顺任自然之为。顺任自然的前提是主体与客体相融相合，无论在认识还是实践过程中，主体尊重客体依自性的运化，不加任何干预，不作任何破坏。所以，这样的认识是原本整体的认识，依照这种认识所获规律行动，自会维护并提高原本的整体状态，得到人与万物共存共荣共享的结果。

   老子所提出的“智慧出，有大伪”，这句话极为深刻地披露了人类历史上的一条规律，就是文明向上发展的同时，心灵则向下跌落。老子尖锐地揭示出这一可怕的反向运动，并且正确地透视了这一反向运动的根源，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分离对立。

   正是由于主体与客体的分离和对立，才有了抽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引发的智慧，也正是如此，才产生了违反自然，破坏整体，膨胀私欲的文明历程，以及剥削、压迫、掠夺、战争，等等。人类和个人的一切烦恼，一切精神上的痛苦，也无不根源于此。老子将所有这一切统称之为“有为”，认为是“为智”路线造成的结果。

   事实上，老子推崇“玄同”，庄子标榜“齐物”，《易传》主张随时，远远不是为了个人追求某种玄远高渺的精神“境界”，而是要切切实实地为人类指出一条必须践行的持久生存之道。她是处理一切关系的基本准则，包括一切认识活动都要由它领带。

   但是，主张整体之道的老子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否定“言”，否定“为智”认知——抽象思维的意义。道具有至大无比的包容性，统摄一切的完满性，所以为道只是坚守时间大化，融合物我为一，并不排斥对事物进行相对静止和相对分割的研察。

   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意思是说真知之人不执着于“言”，而执着于“言”的人不是真知。所谓“希言自然”，“大辩若讷”，表明意谓真知的“自然”，“大辩”仍然需要“言”的支持。老子还说过，“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善言无暇谪”、“正言若反”、“言善信”等等，都肯定了“言”的作用和必不可少。老子批评“言”的局限，意在指明，语言相对于生动活泼、复杂万变的现实事物，永远是枯槁的，滞固的，片段的，永远不能完满表达，所以思想不可囿于言中。为了把握那纷纭繁复、流动无常的世界整体，必须有言而又离言，必须借助语言领悟远比语言所能表达的更为丰富的内容和更加深刻的道理。这就意味，意象思维须要利用抽象思维的成果，作为运作的工具和导引的中介，但意象思维绝不受抽象思维的束缚和滞绊，而要作质的巨大超越，这目标就是要把握事物的自然本性和自然整体的规律，就是现象层面的规律。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而庄子等主张“得意忘言”等，道理就是在这里。

与西方哲学关于宇宙本体的认识不同，老子是以“象”为切入层面来揭示道，而且道之为物仅有“象”，而无形，无体。老子反复讲，道没有确定的象，但有恍惚的象；没有明晰的状，但有无状之状。状也就是象。所说道有“物”、“精”、“信”以及种种表现和行为，都是以“象”的形式来显示，并通过“象”来加以认识。老子说：

   大象无形。道隐无名。

   拟大象，天下往。往而不露，安平泰。

   “大象”就是指“道”，因为没有确定的具体的“象”，不受任何的束缚，所以称大象。这里要强调的是大象也是象，只是不同于一般有形名的象。“道”在老子体系中为最高范畴，统帅其他一切，而老子以“象”来确认道，规定道，而西方传统哲学一般则以实体的性质，来界说宇宙的本体。

   所谓象是指实际存在的自然表现，是事物在不受任何人为控制、彻底开放的情况下所呈现的功能关系动态。“象”也就是自然地呈现的现象，表现为一个自然的时间过程。所以意象思维除了以“象”为认识世界的主要层面外，另一重要特点就是着眼于事物的时间过程，重点在于揭示事物的时间性规律。老子对道的发现，确定和探究，就是依照意象思维来进行的，因此道还有强烈的时间性特征。

   通过前面的一些论述，我们知道，如果时空选择不同，虽然天地万物是同样的天地万物，但是认识的层面，认识的方法和为自己提出的任务就会不同。老子以自然的时间为主要视点，时间不能切割分解，不能斩断剥离，只能浑然以整体的形式屈伸往来，因此老子所面临的是事物的自然整体，是本始的现象层面，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和随机变易性。多样和变易，也可用复杂来概括。在认识和实践中，如果尊重事物的自然整体，就要将复杂性当做复杂性来处理，不容许也不可能将复杂性还原为简单性，不容许也不可能将整体性归结为其组成部分。这是以时间为主空间为辅的时空选择所决定了的。

   老子意识到抽象思维的方法，是不可能解决“法自然”所面临的问题的。他说：“希言自然”，“多言数寡”，意思是少言，反而能够做到“自然”；多言，却会迅速陷入困境。陷入困境的原因正在于违反了自然。前面我们已经谈过，言、名是抽象思维的产物，事物经过了抽象，当然就不会自然。艘眼语言不能直接揭示和表达自然，只能达到对自然的指认，犹如禅宗所谓标月之指。贵言则是通过语言的巧妙指认引导听者走向自然。而这正是意象思维的使命。

   譬如我们古人用字，言简意赅，非但意赅，而且“字精而隐”，读者自己细细体悟，可以把“隐”象挖掘出更多更妙的东西，所以闻一而知百，既锻炼了思维，又收获了更多。而白话文的产生，虽然方便了我们的阅读与理解，但却使我们的思想迟钝了，这就是所谓“一看就明白的话”所导致的。

   由《易经》所建立起来的万物类象，取象比类的思维理论，根深蒂固地影响乃至发展了整个儿的中国文化。我们随便就能举出一些例子来，譬如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中国兵法、中医理论、象棋、汉字等等等等，无不是从这里面所演绎出来。这些，我们一会再来具体探讨，现在，我们从《易经》的角度，再来探讨一下万物类象的依据又是什么？

   其实，《易传》并不认为占筮是迷信，更不认为占筮依靠神启，那么，占筮者所起的卦为什么会于所问的事相符合呢？《易传》给予的回答是：“同气相求”，“感而遂通”。

   “气”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它能够传递和表达各种类型的，各种内容的信息，能够按照所携信息的要求，发挥广义物理的、生命的、心灵的各种不同层次的作用。

气和气之间发生的关联，称“感应”。“同气相求”是说，同类之气会相互招引，相互靠拢，相互发动。《文言·乾》说：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赌。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各从其类”是中国古代学术普遍认同的现象界的一条原理。认为物的类别同异以“气”划分，同“气”之物是为一类，异气之物是为别类。那么怎么才能鉴别是同气还是异气呢？《系辞上》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方训为形，指有形的具体事物。意思是同类则聚，异类则分。所以相聚者为同类同气，相分者为异类异气。由于“同气相求”，以致同类事物则相从，相动，相应，相感；异类事物则相去，相距，相远，这就是各从其类。

由“同气相求”引出各从其类，所揭示的是事物（气）之间的感应关系，而不是因果链条。应当看到，世界上的联系是多元多类型的，决不仅仅限定于因果联系。程颐强调“道非阴阳也，所以一阴一阳者，道也”，将规律归结为因果律，不承认因果律以外的规律，就束缚了认识的眼界，把自己限制起来。中国唯象文化就认为，“感应”也是实际存在的一种十分重要的联系，感应联系的基础是“气”。

   《咸·彖》说：

   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二气”指阴阳。阴阳是对气最大的分类，阴阳相互感应应当是最普遍最重要的感应。这表明“同气相求”只是感应中的一种，感应关系有不同的种类，普遍地存在于事物之中，所以“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但是阴阳相感也是有条件的，阴阳和同才能相感，不和同而闭塞，则不能相感。

   感应不是因果关系，不是逻辑关系，不能用理性去把握。有形事物之间的相聚相分，以从其类的行为动作，固然可以观察和分析，但它们之间发生的气的联系，却为肉体感官所不能直接觉察，所以也不能用逻辑推理去认识，并以形体去加以控制。但是，气却可以与人的“心”相通。人在思想上力行主客相融，通过默念内观可以捕捉气，从而在认识上打通人的内与外，借助于气而了解世界。不仅如此，人的至诚意念还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气，运用气，在主体与客体，客体与客体之间实现某种感应联系。

   所以，占筮者如果有至诚之心，有以意念感通气，运用气的功夫，就有可能将问事的意念通过气灌注到起卦的过程中，将起卦的过程与所问的事情沟通，令其发生同气相求的感应，以致“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从而能够在起卦中找到预示所问之事的卦。

   《系辞》描述占卦过程说：

   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其受命也如响”，“其”就是指占筮所用的蓍草，经揲蓍而起卦。孔颖达说：“谓蓍受人命，报人吉凶，如响之应声也。”“命”即所问。“如响”是“如响亮之应声”，就是与所问的事情发生气的感应。“易”，可以指气，也可以指《易经》之书。“易”本无思无为，通过占筮者诚敬意念的感应，它就可以通过所起之卦将所问之事表达出来，所以叫“感而遂通”。

   在中国哲学里，时间是一个整体，所以相互牵连。《周易》认为，事物的未来虽然难于准确预测，但是“来者，信也”，来者非凭空而来，是现在的延续和展开，而现在又来源于过去，所以在以往和当下的事物中，已经潜藏着未来事变的端由，存在着未来事变的前兆。《系辞下》说：“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又说：“吉事有祥”，“占事知来”。

   祥，指的是前兆，它们多是来物与存在环境发生整体联系而引发的相关性反应，并不一定是来物自身的动象，所谓“知几”、“吉祥”，就是通过一些征兆，苗头，而预见将来的事变，从而未雨绸缪，早作准备。《系辞上》说：“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圣人能够及时把握新出现的苗头，在众多可能性中找到引向顺利发展的契机。要通过苗头来发现和研究各种可能性，抓住有利，避免不利。

   中国古代学术依据感应关系将事物归类，凡是被归为同类的事物就会发生某种特定的感应关系。于是，这样的类就具有了规律的意义。确定了事物属于某一类，就知道了这个事物具有了该类的感应行为。将这种规律称为感应式规律，是取同类相应相动之义。

   正如我们卜卦，卦具扣在我们手里，就与我们有了感应，我的运气是好还是坏，卦具就会彰显出来，我的运气好，卦具同气相求，它所得出的卦也一定是好卦，反之，我的运气不好，卦具所得出的卦，也一定不是好卦。这就是同气相求的原理在卜卦中的应用，而我们通过这个卦的卦象，比附我们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就能够对我们自身进行预测。而同时，因为“同气相求”的道理，所以人的运气好，似乎各种好事都一齐来了，人的运气不好，各种坏事都似乎一起来了。这就是民间常说的“双喜临门，祸不单行”的道理所在。

   中医藏象经络学说以阴阳五行为理论构架。五行以四时为核心。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里四时的基本功能，分别由木、火、土、金、水代表。土则代表长夏，介于夏秋之间，作用在化。四时五行的运转决定万物“生长化收藏”的基本变化和往复循环。《内经》说：“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又说：“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湿风。”四时直接影响着万物的生长、壮老和死亡，使万事万物的运动变化按照同一节律进行。可见，天地万物的运动井然有序，步调相应。其源便出自四时。春夏长夏秋冬（木火土金水）轮流当令为感，万物依次生长化收藏（以及风暑湿燥寒、青赤黄白黑、酸苦甘辛咸、角徵宫商羽，等等）为“应”。这种自然整体性的感应关系，正是五行宇宙大系统建立的根基。

   中医学发现，人身五藏——肝心脾肺肾分别与五行有感应关系，于是将五藏依感应关系分属五行。同时又发现，五藏与人身其他诸功能系统（胆小肠胃大肠膀胱、目舌口鼻耳、筋脉肉皮毛骨、怒喜思悲恐，等等）也有感应关系，于是将其他诸功能系统依感应关系分属五藏。就这样，最终建立起天地人相统一的五行——藏象经络感应关系体系，也就是中医藏象经络学说。例如，春，东方，风，青色，酸味，角者，肝，胆，目，筋，爪，怒等归于木行这一类，它们之间有相应相动的关系。掌握了这些关系，可以指导临床。如怒伤肝，肝病患者应避免发怒。其他四行也照此类推。

   我的一名叫做满强的弟子，现在攻读到了经济管理学博士的这么一个学位。虽然她是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却对我们中国文化的根本知之不多。她曾经惊奇地问我，她说她请老中医看病，结果老中医不但通过她的面相知道了她的病况，而且还知道了她父母、家人以及学校同学的状况，不知这是什么道理，老中医是怎样看出来的？我就让她认真去学习“同气相求”，“取类比象”的原理。

   在中国传统的学术中，除了医学以外，农学、气象学、人类学、灾害学、地质探矿、美学等等，都广泛采用“同类相应”原理来建立自己的规律系统。

   如在农学方面，欲知下一年种什么谷物收成最好，可将各类作物的种子分装布袋，容积相等，于冬季不再萌发的时节埋入背阴地下，待冬至后五十日，将其起出。再度量，哪一种容积膨胀得最多，就是为下一年最宜种植的作物。又有记载说：“虫食桃者，粟贵。”意思是说，桃子糟虫害的年份，谷子的收成将明显下跌。

   中国古代还利用地上之物与地下之矿的相关对应关系，作为探察矿藏的线索。《管子·地数篇》说：

   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赤者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

   这是利用矿苗和矿物的共生或伴生关系来找矿。“山之见荣者”，指地下之矿显现于地表的物态容貌。根据山之所现的容貌，可以推断其下隐藏着何种矿物。这种找矿方法，一直沿用下来。

   在古代还发明了植物探矿法。荀子说：“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对此，后人又不断补充。唐朝段成式著《酉阳杂俎》记：“山上有葱，下有银；山上有虀，下有金。山上有姜，下有铜锡。山有宝玉，木旁枝皆下垂。”《天工开物》里说：“南方秃山无草木者，下即有煤，北方勿论。”

   而中国的“相学”也是这样的原理，所谓“有心无相，相由心生；有相无心，相随心灭”，“相由心生，心随意转”就是这个道理。通过人的外在形象可以推论人的寿夭穷通，正如古代相书里所说的：“有诸内，必显诸其外”。中国古相学发展至今，也已有自身严密的体系。如果我们不加研究，而断言其为迷信，不仅仅是对我们中国相学的否定，同时也否定了由“感应”、“类象”、“同气相求”等原理构建、创造出来的整个中国文化。

   坚持实体科学的学者，可能认为惟有找出实体原因才算科学。所以对上面所说的这些不屑一顾，认为充其量不过是经验之谈。然而利用感应关系确实能把握一些实体科学不能触及的规律，发挥独到的认识作用，并获得预期效果。其实，世界上有许多联系并不是有形的因果关系，有许多联系不仅肉眼看不见，所以有形仪器也永远不能捕捉，或者至少暂时不能捕捉，但它们确实存在。这样的联系，正是实体科学的盲区，为实验室的实验方法所无法进入，而惟有在“象”的层面上，依靠感应等现象层面的范畴才能加以把握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