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伯肉袒牵羊以逆翻译:（043）军统大案之西安事变

相比于临潼，西安的行动非常顺利，到8点钟为止，已经解决了所有蒋方势力的武装。
　　陕西省政府是要重点控制的。据邵力子回忆，头天晚上，他因为参加张、杨的招待酒会，夜里12点才回来就寝，因为疲劳，睡得很沉，“夜半忽被枪声惊醒，枪声很近，远处也有，我猜想是几天来所忧虑的东北军不稳的情况发生了。无法查问情况，因即下楼，进入藏书室，在书柜旁坐待天明。”一会儿，杨虎城派人来，告诉他“张、杨为了要求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提出了八项条件；张、杨各向部下宣布，说是对蒋实行兵谏。”，并将邵力子“请”到了绥靖公署新城大楼。

　　从名义上讲，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政训处长曾扩情虽然是张学良的部下，但他们都是“中央”的人，需要控制起来。
　　晏道刚，1889年生，湖北汉川人。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到三十年代中，基本上也就是老蒋“剿共”的那一段时间，他身边有两个人曾红极一时，然后几乎同时在政坛消失得无影无踪，给人的感觉，好像从来就不曾有过这样两个人似地。
　　这两个人，文的，自然就是前面说过的杨永泰，已经于一个多月前在汉口遇刺身亡。武的，就是晏道刚了。
　　晏道刚1907年入武昌陆军中学堂，1911年18岁入伍成为一名学生军排长，三个月后恰好赶上辛亥革命。因此年纪轻轻的晏道刚，参加过武昌首义，这在当时的“革命者”当中，是一份极度不平凡的简历。
　　此后，晏道刚进保定军校第一期炮科学习，随即入北京陆军大学。这两个学历，在当时的军界，有一个就是了不起的学历了，老蒋也不过是一个日本东京振武学校的学生嘛！
　　1926年，晏道刚以陆军第2师参谋处长的身份参加了北伐，并加入国民党。至此，晏道刚具备了一切飞黄腾达的条件，只等着一步一步高升就行了。
　　事实似乎也是如此，1931年，晏道刚任南昌行营第一厅副厅长，第一厅就是前面说过的所谓“三分厅”，厅长是贺国光。1933年3月，晏道刚更进一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参与密勿。
　　所谓“侍从室主任”主任，基本上可以理解为除了卫士，睡觉的房间离蒋介石的寝室最近的那个人了。有什么紧急电报，都是先交给他，然后再由他去把蒋介石从睡梦中叫起来，听蒋说完了处理意见，再把记录交给机要拍发出去。不是最亲信的人，干不了这个位置。
　　到1935年10月，蒋介石把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平移”到西安，改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原班人马几乎照搬到西安，唯一的例外，是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钱大钧，不知为何，怎么也不肯入陕。
　　于是，张学良只好向蒋介石保举了三个人：贺国光、晏道刚、林蔚，请蒋介石选择一个任参谋长。最后蒋定的是晏道刚，晏向蒋辞行时说：“我的能力差，恐怕做不好。”蒋说：“与张汉卿协商合作，有困难之事你可告诉我，没有做不好的事。”
　　1936年2月，晏道刚就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授陆军中将衔。
　　张学良不知道，他把晏道刚弄到陕西来，可算是把晏给害了。当然，包括蒋介石、还有晏道刚本人，都不会想到，晏的政治生涯，会在1936年底，走到尽头！
　　据晏道刚回忆：
　　12日凌晨，他听见城里枪响，马上打电话给特务处暂代西北区长江雄风，江自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会儿江又来电，说好像杨虎城的部队兵变了， 正在抢银行。
　　这时枪声越来越密集，晏道刚呆不住了，打电话给张学良金家岭公馆，张不在家。晏道刚还怀疑因为杨虎城的部下兵变，张学良跑了。于是又往临潼打电话，结果线路不通。
　　没办法，晏只好打杨虎城的电话，没想到接电话的正是张学良，张说：“我是汉卿。外面发生枪响，我不明原因，我也不自由。委员长在此地。你不要动，也不要管。”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
　　晏道刚判断，如果是杨虎城扣押了蒋介石与张学良，那么张学良怎么可能替杨虎城接电话呢？再联想张平时的言行，肯定是张、杨有所举动，扣押了蒋介石！
　　晏道刚猜得不错，早上，张学良派人把他接到金家岭公馆，见到了留守的缪澂流，缪“出示油印纸一张，上面写明兵谏八项主张”，并说：“中央对东北军太不公平，你看胡宗南军队是双人双饷，我们则是粮饷不够，兵也不补，到处流离，还要我们打内战，蒋委员长见着副司令便骂。我们今天是‘兵谏’，要委员长联共抗日。”随即派车将晏送到西京招待所软禁。
　　来陕的“中央”大员此前均集中下榻于西京招待所，此时，现在，这里成了他们的临时“集中营”，晏道刚一看：陈诚、马占山、朱绍良、万耀煌、蒋百里、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陈继承，还有先送来的邵力子，另外还有来陕公干的蒋作宾，除了“随节”的钱大钧、蒋孝先，该来的基本上都到齐了，只少了一个邵元冲。

　　因为在拘禁他们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悲剧——邵元冲在乱军中被打死。
　　邵元冲，1890年生，浙江绍兴人。
　　我们知道邵元冲，多半都是因为周恩来，因为邵元冲曾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前任。
　　黄埔军校的第一任政治部主任是戴季陶，但他只干了一个月。离职的原因，是因为和张继打架——不错，就是在1935年11月1人汪精卫遇刺现场非常勇敢的那位张继。
　　我们知道，戴季陶的早年，本就是信仰过共产主义理论的，而当时又逢国共合作时期，身为国民党中宣部长的戴季陶，自然更要摆出一副“左派”的脸孔。但由于戴在国民党里，本就属于“后生新进”，一班元老，哪里会把他们这些人放在眼里，这其中，顶看着戴季陶不顺眼的就是张继。
　　某次，俩人一语不合，居然扭打起来，戴季陶是一介书生，写文章可以，打架是不行的，居然被年长他9岁的张继打得鼻青脸肿。戴当场大哭，扭脸就走，政治部主任不干了。
　　继任的就是邵元冲。
　　邵元冲也是国民党元老，1904年加入同盟会，1917年孙中山成立军政府，邵元冲为机要秘书，代行秘书长职权。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邵元冲也是遗嘱见证人之一。
　　1924年7月，戴季陶不辞而别，邵元冲继任为政治部主任，但他在这个位置上其实并不合适。究其原因，邵元冲虽然是搞政治的，但政治部主任有特定的工作职责和工作技巧，比如思想发动啦、政治宣传啦，团结青年啦，这些，让邵元冲这样一个旧式文人来做，显然是勉为其难。
　　于是到1924年11月，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经征询校长蒋介石和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的意见之后，决定请共产党推荐一位合适人选接替邵元冲，这就是黄埔军校第三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
　　1927年，蒋记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邵元冲任杭州市市长。
　　12月4日。邵元冲应蒋介石之命来到西安。出事当天，邵听到枪声，即从窗户探出身子查看，士兵令其不要动，邵仍欲跳出窗子，结果被开枪击中，尸体掉出窗外，当场身亡。

　　此外，比较狼狈的还有陈诚，这老兄一听到枪声，马上钻到一只啤酒桶内，弄了一身土，最后也被搜了出来。
　　唯一令杨虎城遗憾的，是他最想抓的马志超，没有抓到，被他跑了。
12月12日一早，原定是检阅西安警察和义勇队的日子，内政部长蒋作宾就是专门为此事到西安来的，不料，也被当做“中央大员”打在网里。
　　与他一样躬逢其会的还有蒋百里。蒋刚刚从欧美考察回来，此次是专门来向蒋介石汇报考察情况的。12月11日才到西安，下午汇报，第二天凌晨就给抓了起来。
　　检阅仪式定在12日一早，所以马志超当天起了个大早，天还没亮就打算去上班。走到革命公园附近时发现情形不对，此公还算机警，找个黄包车夫，花高价买下了他的车子和一身行头，转眼之间，特务处陕西站长就变成了一个黄包车夫。为避免阴差阳错、万一有人来用他的车，还特地把一个轮胎弄瘪，拉着车子跑到莲湖公园、他一个熟人处躲了一天，借了一身衣服，然后就直奔潼关，投奔他的一期同学、也算是陕西同乡、冯钦哉部的副师长郭景唐处去躲起来了。至于警察局和陕西站，马志超是管不了那么多了。

　　据当时《西北文化日报》、《工商日报》派驻潼关的兼职记者徐文华回忆：
　　“就在次日夜幕来临之际，潼关县政府传达室的陈彦亭接待了一位陌生农民打扮的人，要见县长马潜（长安人）。经传后，才知是西安市警察局局长马志超（华阴人，军统特务），他化装农民从西安仓惶逃出，日夜兼程跑了二百八十华里。马潜急忙请进他到房子吃饭压惊，并着人到商店为其制作缎袍料衣服，给个狼狈不堪的马局长换上了新装，马潜还和田科长陪马志超到公道澡塘洗澡。”
　　同样跑了的还有江雄风，但他比马志超负责任，逃跑的路上，找了一个没有暴露的电台，匆匆给特务处发报，简单地报告了情况。
　　没跑了的是大多数，比如马志超的下属喻耀离。
　　喻耀离，1902年生，江西万载人，军校五期毕业。
　　喻耀离也是洪公祠出来的，也就是说，他跟陈恭澍既是军校同学，也是洪公祠的同学。不过他提拔得没有陈恭澍那么快。
　　喻从洪公祠出来以后，戴笠先是让他到河南“实习”了一段，然后回江西老家当赣南组组长，当时的江西站站长是军校三期的柯建安。赣南是粤军余汉谋的驻地，喻利用军校同学的关系搞余汉谋部的情报，卓有成效。1933年，喻被提拔为江西站副站长兼临川办事处主任，临川办事处书记就是曾澈，后来去了天津，跟陈恭澍搭档。
　　1935年春，喻耀离升任江西站站长。1936年10月，喻被派到西安，任陕西省会警察局第二分局局长，也就是说，喻耀离是马志超的直接下级。
　　当天，由于有警察检阅，而且喻耀离是检阅的总指挥，因此他凌晨三点钟就起来了，招呼值班的警察起床、吃饭。四点钟，喻耀离派出警察分头去召集一同参加检阅的义勇队队员们到分局来集合。
　　一会儿，出去的警察都回来了，说戒严了，出不去。
　　喻耀离很奇怪，说没接到戒严的通知啊，再说了，戒严也是由警察来执行的，怎会不让警察出去呢？
　　喻耀离给总局打电话，找马志超，不在——马志超早就跑了，当然没人接。
　　总局值班的让查明再报。一会儿派出的警察回来了，说出不去，只看到“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大银行都被包围了”。

　　此时枪声响起来了，喻耀离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紧让大伙儿抄家伙，紧闭大门。顷刻之间，分局已经被包围——西北“剿总”的办公地点，正在第二分局的辖区，所以杨虎城的人来的很快。
　　外边喊，让赶快缴枪，喻自然不干，下令开火。杨虎城的部队虽然是杂牌军，但那也是经过正规训练的军人，警察显然不是对手，不一会儿打死好几个。大家一看情况不妙，一哄而散，身边只剩下一个会计和喻的随从刘明山。
　　杨军冲入分局，将喻捆在廊下，开始搜查。
　　喻最担心的，是他与特务处通电的密码本。果不其然，被杨军从箱子里翻了出来，万幸的是，杨军不是特务，没注意这个小本子，扔在了一旁。喻的随从刘明山由于不是警察，因此杨军没有捆他，但这个人非常忠实，一直守在喻的身边。此时，喻给他使了个眼色，刘赶紧拾起来，悄悄收好。
　　这时。杨虎城派来接收分局的人也到了，喻请他将被打死的警察先给收殓了，然后去找回了一部分警察，其中有一个叫赵和生的外事警察，是喻的亲信，受过特务训练。赵悄悄放了喻耀离，将他送到可靠地方藏了起来，并用喻的密码本，通过没有暴露的电台给南京发报，报告了西安发生的事情。

　　在12月12日，除了西安、临潼，响应西安事变的，还有西北剿总管辖范围内的甘肃兰州。
　　东北军第51军的驻地在甘肃，军长于学忠同时兼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兼陕甘边区总司令，甘肃绥靖供述主任则是朱绍良。12月上旬，朱、于都被召集到西安参加蒋的军事会议，行前，委托甘肃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周从政、陕甘边区总部参谋长刘忠干分别代理朱绍良、于学忠的工作。
　　此时，于学忠参加了西安事变，朱绍良则已被软禁在西京招待所。
　　据甘肃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周从政回忆：12月12日下午，他正在省府主持一个会议，陕甘边区总部参谋长刘忠干匆匆跑来找他，说西安出事了，随即取出于学忠的电报，电报中说：

　　“今晨—时左右，张副司令和杨虎城主任共同率领东北军、十七路军向蒋委员长实行兵谏，提出八项主张，已将蒋留在西安，并对在西安的中央军政要人限制自由，希即将胡宗南部的两团、绥署特务营及与军统有关的部分警察解除武装，对重要人员要限制自由，结果如何，盼电复。于学忠文印。”
　　对于学忠的指示，周从政、刘忠干没有异议，坚决执行。
　　经研究，二人决定，周从政只负责解决特务处甘肃站站长兼甘肃省会警察局长史铭即可，其他方面，均由刘忠干派51军负责解决。
　　史铭是特务，是随身带枪的人，这个人怎么个抓法，可要仔细思量，弄不好别让他跑了可是后患无穷。
　　周从政想了一个办法——他找省府的报务员伪造了一封电报，大意是：
　　“兰州于主席，据确报兰州警察局局长史铭有重大违法事情，着即看管，听候查办。”

　　然后找了几个警卫，告诉他们要抓史铭，让他们着便装在办公室的外屋等候，然后约史铭来谈话。
　　史来了以后，周从政不动声色，上茶，请他抽烟，然后说：“请你来是为了商量一件想不到的事，今天接西北总部一封电报，我感觉愕然。”然后就把电报拿出来给他看。
　　史看后“面色灰败”，于是周从政说：“我们干工作的不免碰到这类事情，就来电看，并不是就认为是事实，还须进行调查，经过调查，皂白自可分明。现下主席公出，就省府来说，不能不遵照电令处理，我想请你在后花园四照楼暂住几天，下一步请西北总部核示。”
　　史说：“同意，请秘书长关照吧！” 周从政为缓和气氛，说：“你是省会警察局长，若说你有问题，我们省府也不得辞其咎！”此时警卫进来，下了史铭的枪，随即押到四照楼看管。
　　到12日晚间，兰州方面的蒋方势力全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