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龙：大男子主义使我与邓丽君擦肩而过

　　初到洛杉矶，还不能完全适应那里的生活，不能完全消除身在异国的种种不便时， 我就已经开始欣赏这种生活的妙处。我开始欣赏黄昏时分洛杉矶的天空，它在巨大的沉默中变得越来越红，有丝丝缕缕的黑紫的云堆积在接近山峦的地方，这红色天空下的城市，怎么看都有一种苍茫的意味，我经常是在屋外看到天黑才回去。

　　在享受了足够的孤独之后，我开始着手为自己布置一个舒适的小环境，我买了一幢房子，按照我的打算布置了一番，还买了一辆劳斯莱斯，一辆平治四五零，一辆日本车，我在这个地方开始我的生活和遗忘。一切准备好之后，我把母亲接到洛杉矶，随她而来的，还有弟弟长禧，我们一家聚在一起，不用担心我们在银行里没有足够的钱，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了。我随后进入加里福尼亚大学的洛杉矶分校，开始在那里旁听，选修生物学、数学和历史。有一天，我驾着劳斯莱斯去上学，引起人们的侧目，从此我不再做这样的事了。

　　我已经向当年的贫穷生活报了仇，接下来轮到我的不曾受教育了，即使其中有虚荣心的成份，也没有人能否定我热情的纯度。

　　这种热情持续了多久？一直到这一年的年底，洛杉矶的华侨组织来说服我为华侨演出为止。起初，演出只是不定期的、小规模的，但是，慢慢地，随着口口相传，当那些身在他乡的人们发现自己可以听到故乡的歌时，这种演出的听众在不断增多。到1980年初，我在得到回应的欣喜中开始了在美国各地的巡回演唱。而其中的一场更是经常被人提及，全因为那一场是在奥斯卡奖的颁奖会场，也就是洛杉矶音乐中心举行，他们说，我是第一个登上这个舞台的中国歌手。

　　全美巡演很快结束，我的下一个演出地点是林肯音乐中心，在那里，我唱了《小城故事》，《高山青》，还有当时在美国流行的《闪电舞》，《火花》。

　　人和人的相遇是全无缘由的，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但有时它也会变得有迹可寻，有的时候，一切事情都指向一个不可知的事件，天气、心情、公共汽车的迟到、花店里一朵花的引人驻足，似乎都在为某一场相遇添砖加瓦，任何一个因素稍有错失，一切就不是原来的样子。

　　1979年秋天的那一天，事情就是这样：原定的录音计划推迟了，我没有去香港，于是我还在洛杉矶；我需要去买一样东西，所以我上了街；我在街上被一家唱片店里的口琴音乐所吸引，所以我驻足倾听，这一切的偶然让我得以在那个时间，刚好出现在街角。而与此同时，另外一个人来到美国，要拍一部电影，他在洛杉矶喜欢上滑旱冰，并且在同一天有了时间，滑行着上了街，撞上了出现在街角的我，并且向我连连道歉，我只有摘下墨镜，接受他的道歉，于是，事情在那里发生了变化，他认出了我：“你是邓丽君！我是你的歌迷！”我认出了他：“成龙(微博)！我也是你的影迷啊！”他笑了：“不如我们来交换签名吧！”

　　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另外的地方，例如，一个酒会上，结果也许大不一样，但那时街上有着轻快的口琴声，黄昏的落日映照在山坡的芒草上，于是，结果只能有一个。

　　他来到我的生活中。

　　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一直在一起，他不断告诉我他的过去，他的来历，他所感受到的痛苦，他怎样在艰难中长大，怎样拥有今天的一切，怎样对这世界了解更多，怎样克服那些让他感到恐惧的事物，并且最终战胜恐惧。他像是要把与我相识前的一切铺垫、一切酝酿都要交代清楚，而我也告诉他，我怎样长大，怎样在和他相近的年龄就体会到同样的艰难，而我的母亲也和他的母亲一样，是我克服这些的动力，是我终于决定爱这世界的原因。我们不断地说话，我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心清目明，而亲切感，对他的亲切感也油然而生，尽管母亲早在秦祥林和我相处的时候，就一再告诫我，不要爱上一个和我同在演艺圈子的人。我能够确定，他和他们是不一样的，他是纯朴的。

　　他告诉我，最初，他的名字叫陈港生，他在1954年出生，人们说，他在母亲的身体里等待了12个月才出生，他的父亲，给他起了一个名字：阿炮。他不是一个热爱学习的孩子，一年级，他开始因为在课堂上犯错而挂着牌子在走廊罚站，牌子上经常写着：“这是一个吵闹没有规矩的学生”，“这个男孩把所有的书都丢了”，还有一次，牌子上写的是“没用”。八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把他送到了中国戏剧学院于占元的京剧班学习，艺名“元楼”。

　　那是一个规矩众多，等级森严的地方，但人们总会告诉你，这样做是为你好，总有一天你会对这一切心怀感激。练武，习艺，在某种程度的痛苦之中学习做他们所要求的人，他就这样长大。在演出了一部粗制滥造的电影《广东小老虎》之后，他发现，自己的处境并没有因为这部电影有所好转。然后，是在李小龙的电影中充当替身或者小角色，在那些电影里，他通常是被大英雄打得鼻青脸肿的那一个。这种局面持续到了李小龙去世之后，在《新精武门》里，“成龙”诞生了。

　　那些成龙电影一部部地被生产出来，《蛇形刁手》，《龙少爷》，在那里面，他总是面带微笑，左躲右闪的那一个小人物，等待某个事件激发自己的愤怒和潜能。然后，是1979年，他在美国导演罗伯特·克劳斯的电影《杀手壕》中，扮演一个保护祖父餐厅的青年，他因此来到美国。

　　这就是他走向我之前的一切。

　　很久之后我终于明白，我所爱的，是他身上那些和我不一样的地方，勇气，豪放，甚至，被克制的粗暴。这些，在最初，很容易被我所欣赏，但当一切落实到生活中的时候，却又变成不可原谅的缺点。

　　1980年初，我需要回香港进行录音，我打电话到他的办公室，说我想来找他，尽管他并不希望我出现，但还是答应了，他说：“你要来就来吧”。

　　当我在办公室外敲门，是半个小时以后，被他称作兄弟的那些人，那些替身演员，武师，统统在这里，而他坐在办公桌后面，很舒服地把脚放在桌面上。我走过去，把他的脚扫下桌子，我告诉他，我要回香港，希望和他一起吃饭。他说，他的兄弟也要和他在一起。我说，我不想和这些人在一起。他说，他不习惯我们吃饭的地方，他不懂得点菜，不喜欢那里的气氛，他会让我扫兴。

　　在那一刹那，眼前的一切变得异常清晰：蓝色的百叶帘，透进屋子的阳光，办公桌上的纹路，他衣服上的皱褶，都变得异常清晰。我像是站在另外一个地方，看着我在那里忍受尴尬，看着我虽然尽力控制，但脸上依然露出失望神情。那一刻，我将这个男人，看得清楚透亮，也是那一刻，我决定不再让我的爱寄生在他的虚荣心里。

　　我离开了。走出办公室，阳光一下击打在毫无防备的我身上，还是春天啊，洛杉矶的阳光就有这样强烈了吗，但那毕竟是春天的阳光，干冷，清彻，不容置疑。

　　多年以后，面对来访者，成龙这样说起我：“如果世上真的有天堂，她必然是上天堂的那种好人，她甚至善良得连一只蚂蚁亦不忍踩死。作为一个艺人，她红足多年实在难能可贵。”

　　“当时她喜欢浪漫，如烛光晚餐，但我却是个工作狂，到现在为止，没有一段感情或者异性可影响到我对工作的狂热，因此不少人舍我而去，但我仍有一班手足情深的好兄弟，朋友比爱情更为重要。”

　　“我们之间，爱过亦恨过，亦和好如初过。分手后多年曾在酒店碰过面，我们当时擦身而过，最后我还是转身向她打招呼，以前的一切已成为过去，爱恨都过去，我们依然是好友。前年她在香港找司机，还托我帮忙。分手与她无关，最衰是我太年轻，只顾自己而忽略了她。我承认曾伤害过她，亦伤害过好几个人，但我不是刻意的。”

　　“我经常与她联络，每次听电话，都会传来阵阵笑声……”

　　他其实也是孤独的，他非常害怕孤独，尽管他不能为这种恐惧的感觉正确命名——他不知道那就是孤独。他总是希望他所在的地方被人充满，而且每个人都笑语连声，事实上，他身边总也不缺少这些人。他们聚在他身边，不断喧哗，直到他终于安然睡去，他们才可以离开，这种习惯，到他进入中年，就变得更加牢固，有一天，他就在这种排解孤独的过程中老去，生命坠入昏暗之中，需要灯火照亮，他的心中充满回忆。

　　在“假护照事件”过去一年多之后，我的台湾护照需要得到延长许可，我不得不向台湾方面提出了“延长护照有效期限以及返回台湾的申请。”我得到的回答是允许我返回台湾，并且可以不追究“假护照事件”的刑事责任，条件是，回到台湾后，要参加指定的劳军演出。我答应了。

　　回到台湾的第一场演出是在台北的“国父纪念堂”，此后，我开始了慰问演出。没过多久，我穿着迷彩服的照片和“她在坦克大炮群中与国民党军队官兵联欢”的报道出现在报纸上，中华电视台随即推出了我主持的《君在前哨》。

　　和爱相比，这些藏在命运背后的翻云覆雨手似乎更为强大，即使是得到爱，也并不能增加与之相抗衡的力量和勇气，于是，我不再有遗憾了。 

(编辑：hff)

文章摘自 《来自天堂的歌声》 作者：韩松落,陆宜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