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界反派交流群:与卢旺达总统共进午餐

　　53岁的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担任卢旺达总统已经10年，之前还担任过七年副总统——实际意义上的领导人。但即便多年执掌权力以及担任军事领导人，他仍然与当年36岁担任卢旺达爱国阵线(Rwandan Patriotic Front, RPF)游击队领导人时一样身材瘦削与不苟言笑，反政府武装RPF结束了20世纪历时最短的大屠杀——1994年4月至7月间，约有80万图西族(Tutsis)与胡图族(Hutu)的支持者惨遭杀戮。 

　　卡加梅执政后，我们曾见过几次面，但这是我俩第一次共进午餐：他正在伦敦出访，于是就提议在切尔西港温德姆至尊酒店(Wyndham Grand in Chelsea Harbour)会面，这是一家价位高但又不起眼的酒店，它的餐厅并不知名。我们的午餐由总统出访代表团的随行厨师烹制。卡加梅的助手事先向我保证说这一切并非出于担心投毒，而是方便整个团队的安排——可以给全部随行人员做饭，以及过去住酒店时餐饮老是变来变去——对此我算是半信半疑。卡加梅政府如果不是组织得力，还用以前一门心思打游击战的策略处理国家的发展问题的话，将一事无成。 

　　卡加梅接手的国家已经溃不成国，大屠杀期间，政府机构遭摧毁，人民被杀戮。在接下来的几年，卢旺达政府让几百万在冲突中流离失所的民众回国;几十万件大屠杀罪行也已由村民委员会进行审判(参阅下面的表格)。 

　　而且近几年来在国际社会的援助下(目前政府预算差不多有50%仍依赖于外来援助)，卢旺达取得了非洲大陆最快的经济增速。然而卡加梅却是非洲领导人中最具争议，也是最具两面性的政治人物：一方面，这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力图在一片废墟上建设一个富裕的国家，而且义无反顾地突破非洲大陆的诸多禁忌;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双手沾满鲜血的暴君。国际社会指控他犯有战争罪及滥用人权罪，指控的次数丝毫不亚于其获授的荣誉博士与全球杰出领袖奖的次数。 

　　下此结论的依据是卡加梅过去几年贬褒不一的从政经历。与其他非洲领导人不一样的是，卡加梅百折不挠地追求结果，旨在把卢旺达这个封闭保守的山地国家变成该地区服务业、农产品加工、旅游以及交通运输的中心。但他又被授予了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巨大权力，基加利(Kigali)政治精英的财富至少有部分来自通过对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发动侵略战争、掠夺矿产资源得来的。 

　　根据联合国(United Nations)的报告，为了解决现存图西族所面临的与日俱增的威胁，卡加梅着手确立权威，同时确保边境安全，导致成千上万的卢旺达人与刚果人死于其军队之手。政治反对派与记者的结局仍然不是流亡就是关进监狱，有些情况下甚至遭到活埋。 

　　然而，在国际社会的支持者中，卡加梅仍然不乏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美国福音教会牧师华理克(Rick Warren)、以及星巴克创始人霍华德?舒尔茨(Howard Schultz of Starbucks)这些西方有头有脸人物的支持。他的拥趸往往对其统治中出现的残暴行为视而不见，转而支持这样的理念：卡加梅所做的一切对于恢复国家安定，奠定发展基础是必需的。 

　　在温德姆至尊酒店这间匿名、略显苦行僧式的会客室，厨师给我们上了胡萝卜番茄汤。卡加梅说，“我无愧于自己，无愧于我为祖国与人民所做的一切，我无怨无悔。”我俩吃饭的圆桌铺着白布，上面摆着银餐具，有点象铺着空地毯的沙漠中的绿洲。 

　　更为广阔的国际社会更加引人关注：卡加梅虽然很放松，但绝非闲聊之辈，我们的会谈很快就转向了科特迪瓦(Ivory Coast)冲突、席卷阿拉伯世界的革命运动以及在撒哈拉以南国家的冲突与革命。“这并非昨天才冒出来的问题：这些问题大家过去并不关注，因为视而不见符合其自身利益，”他的看法是贪腐、社会不公以及镇压反对派引发了阿拉伯社会的动荡。 

　　这样的言论也许会激怒他的诋毁者，因为它真真切切出自一位国家元首之口，卡加梅不允许出现强有力的对手来挑战他的权威。他在2001年囚禁了前任总统巴斯德?比齐蒙古(Pasteur Bizimungu)，原因就是对方组建了反对党。但卡加梅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基本以农业为主)，使本国经济元气大为恢复(只要去过卢旺达的人都可亲眼目睹)，而卡加梅的诋毁者几乎做不到这些，所以这一点让他极为愤怒。

　　卡加梅竭力为自己所踞的道德制高点辩护，于是毫不留情地抨击西方社会的罪责：在卢旺达最危难的时候却袖手旁观。“我觉得媒体、联合国以及人权组织没有任何道义权利指责我本人或者卢旺达。因为一谈到卢旺达以及刚果面临的问题，他们都是口惠而实不至，”说着就慢慢地喝完了碗里的汤。 

　　卡加梅很反感成为国际援助受惠国后所牵扯的问题——从施赠国那种以恩人自居、盛气凌人的做法到对待非洲政策反复无常的本性——他对西方社会的谎话连篇与双重标准极度敏感。他说话讽刺味很浓，他暗示西方政府过去由于关注阿拉伯世界的稳定胜于其自由与良治，从而引发社会动荡实属因果报应，言语之中带着讥笑。“西方社会必须正视本人所指出的现状，他们绝不能视而不见……” 

　　卡加梅继续说，要说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对撒哈拉以南国家有何深刻启示，那就是警示那些不为民谋利的执政者如若不然的下场。“你可以高高在上，夸夸其谈，满世界游山玩水，让国内百姓对你歌功颂德。但政府如果辜负民众期望，不密切联系群众……最终结果是声名扫地，这是毫无疑问的事。 

　　菜单上的下一道菜是卡加梅的厨师为我们准备的用豆子、青椒、米饭以及土豆做的牛排。看他说话滴水不漏，于是我就作了一个不太恰当的比较。我提到了巴林国(Bahrain)，它由人口占少数的逊尼派(Sunni)统治，而对人口占多数的什叶派(Shia，目前公开起来反抗)并不信任，我觉得它可以与卢旺达作个比较，因为卢旺达政府也是由少数派的图西族控制，图西族只大约占全国人口的14%，是1994年大屠杀的受害者。与巴林国一样，卢旺达的统治阶层也担心若切实落实民主会导致多数派胡图族人上台，鉴于人口占多数的胡图族以往所犯下的种种极端行径，此举肯定会引发国家陷入混乱。 

　　卡加梅对我的这个比方反应剧烈。他说，首先，与巴林国王哈马德?本?阿勒哈利法(King Hamad bin Isa al-Khalifa)不一样的是，他自己不是君主。但是，我低声嘟囔：你去年是在没有真正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才以93%的得票率当选。 

　　“卢旺达有宪法，有任期限制，有议会，有选举。我只能说作此比较者纯属无知，”他坚持道，并辩解说鉴于卢旺达以往不寻常的血腥史，自己去年以近乎全票当选正是表明国家很稳定。 

　　然而，国际社会越发关注：在政治体制依然严控的情况下，卢旺达所取得的社会和平与经济发展是否可以持续? 

　　卡加梅仍沿用非洲国家元首常用的策略回应，但这一次似乎有点言不由衷：他喋喋不休地说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期望值过高，连西方国家通常自己都难以企及如此苛刻的标准。“为何多数发达国家不是基于种族、肤色或者部落来诠释呢?是啥原因呢?那你能否告诉我：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是来自哪个人口占多数的民族?”他问我。 

　　我俩算是就以下这点假设取得了共识：如果卢旺达与利比亚(Libya)一样是个产油国，1994年大屠杀发生时，联合国的观察员就不会袖手旁观(而事实上他们当时袖手旁观)。我俩还就科特迪瓦问题取得了共识：引发今年武装冲突的选举考虑欠成熟，这表明向非洲国家施压，逼迫其引进不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制度是错误的。 

　　“选举必须举行。但何时进行?绝不能草率地、在任何情况下都举行选举，”他说，话锋直指去年11月联合国监督下的科特迪瓦大选造成国家分裂的事实，结果导致反政府军控制国家北部，政府军控制南部。“似乎把选举或政治进程看作是工厂定制的东西……这些东西不可能由英国定制出来，也无法由美国定制出来。行不通的，若强意为之，结果只会问题缠身。” 

　　服务员端走了空盘子，换上了装有橙子、菠萝以及黑莓的水果沙拉碗。我们又找到一个共同点：“非洲任何地方的水果都要比英国的甜。“这儿的菠萝味很淡，”卡加梅说。“香蕉味也怪怪的。” 

　　咖啡端上来后，我问了卡加梅一个困扰已久的问题：他巧妙地争取到了美国福音教会的基督教社团的支持，我听说这是把布什政府(Bush administration)争取到他这边的因素之一，尽管一开始举步维艰。那你自己是个信徒吗?“既是又不是，”他说。“我怂恿有信仰的人相信。” 

　　卢旺达大屠杀中，天主教(Catholic church)信徒为虎作伥，这部分解答了我的疑问。参与屠杀的人中就有天主教的牧师。“我亲眼目睹宗教犯错误，瞧瞧天主教会在卢旺达都干了些什么，这些事至今让我心神不宁，”他说。“你都看到天主教会因为旗下牧师与主教恋童事件向世人道歉，教宗(Pope)本人也屈尊向美国人道歉，然后他又跑到澳洲去道歉。但天主教会永远不会为自己在卢旺达大屠杀中的行径道歉。” 

　　为了把过去混乱的全部罪责一投脑推到外界身上，他最近修改了自己的大部分措辞，以迎合当今时代需要。比方说，他强烈地意识到只有非洲人自己脚踏实地去做，非洲大陆才能迎头赶上。他特意把埃塞俄比亚(Ethiopia)、加蓬(Gabon)及布基纳法索(Burkina Faso)的领导人挑选出来作为志同道合者。“别人会给我们施援，但最终得明白这是我们自己的事，”他说。“非洲不应该等着被人剥削或者利用。不能这样，我们应该参与到谈判进程中，应该提高话语权，在谈判中能够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条款，因为我们提供了大量资源。” 

　　他继续说道，部分原因正是由于卢旺达资源贫乏，所以若要与邻国竞争，采用不同的治国方略、根除哪怕微小的贪腐，改善商业环境显得刻不容缓。在联合国经商便捷指数排名表(World Bank’s ease of doing business rankings) 上178个国家中，卢旺达成为锐意改革进步最神速的国家(升至第66名)。“我们是内陆国家，国土面积狭小，位于非洲大陆中部位置。我们有些邻国资源比我们丰富，往往能吸引更多的投资客，所以我们必须把创造独特性置于战略的高度。” 

　　独特的还包括执政的卢旺达爱国阵线，它发轫于卡加梅所领导的反政府运动，从流亡邻国乌干达(Uganda)发展至最后上台执政。卢旺达爱国阵线是全球获取捐赠最多的政治运动组织，它的基金控制了卢旺达主要经济部门的命脉，包括电信、银行、房地产与能源，当RPF还在打游击战时，就已经进行了大量海外投资。卡加梅控制的RPF资金达好几亿美元。“我们不想到处乞讨。比方说，我们没有接受过卡扎菲(Gaddafi)的任何选举献金……原因就在于我们真正希望在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时都能保持独立自主。” 

　　这就是卢旺达自相矛盾的地方。1994年大屠杀后，国家依靠外来捐助得以重建，然而与所有依赖援助的非洲国家一样，它关注的还是力求做到自力更生。虽然卢旺达还欠许多外国盟友的外债，但其领导人从不摇尾乞怜，而是坚持独立自主。“我们按照非常规的方式处理问题，因为我们必须得这样做，”他说——并补充说此举经常惹恼援助方，对方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所以任何时候都得抗争。” 

　　威廉?沃里斯是《金融时报》非洲部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