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十大儒家

 

　　　　
　　人们通常把孔子作为儒家之始，其实，在孔子之前，儒家就有了。孔子的很多思想，是对过去圣贤所创文化的继承。儒家有一个重要共同的特点是：不论观点、方法是否一致，但都是对“成象世界”的认识，都是面对现实社会，解决现实问题，是“入世”的学问，有强烈的科学精神和人文主义精神。与西方重“神”的思想大不相同。儒家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文化思想继承性。从远古文化的产生到今天，都体现了这一重要特征。其中，对孔子的继承尤为突出。这里所选的十大儒家，重在对一段历史时期的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
　　
　　一、伏羲
　　
　　伏羲，中华民族人文始祖，是我国古籍中记载的最早的王，所处时代约为新石器时代早期。伏羲被奉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地位十分显赫。所处时代约为新石器时代早期，他根据天地万物的变化，发明创造了八卦，成了中国古文字的发端，也结束了“结绳纪事”的历史。他又结绳为网，用来捕鸟打猎，并教会了人们渔猎的方法，发明了瑟，创作了《驾辨》曲子，他的活动，标志着中华文明的起始，也留下了大量关于伏羲的神话传说。后来周文王在伏羲八卦的基础上“演易”。
　　
　　二、黄帝
　　
　　黄帝（前2697-前2599年）少典之子，本姓公孙，长居姬水，因改姓姬，居轩辕之丘(在今河南新郑西北)，为中华民族始祖，人文初祖，中国远古时期部落联盟首领。故号轩辕氏，出生、创业和建都于有熊(今河南新郑)，故亦称有熊氏，因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他首先统一中华民族的伟绩而载入史册。他播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创造文字，始制衣冠，建造舟车，发明指南车，定算数，制音律，创医学等，是承前启后中华文明的先祖。传说中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共主”，五帝之首。
　　
　　三、周文王
　　
　　周文王（公元前1152年农历九月十五日——公元前1056年）享年97岁。姬姓，名昌。古公亶父之孙，季历之子。商末西方诸侯之长。在位50年（约前1105年——前1056年在位）。传说古公亶父见少子季历和昌贤德，想传位给他们，季历的两兄太伯、仲雍为让位奔于荆蛮。古公死，季历继位，后又传位于昌。商纣时为西伯，即西部诸侯（方国）之长。亦称西伯昌。相传西伯在位五十年，已为翦商大业作好充分准备，但未及出师便先期死去。周人谥西伯为文王。其次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
　　周文王在位50年，主要功绩是为灭商做好了充分准备。他是很有作为的创业主，勤于政事，重视发展农业生产，礼贤下士，广罗人才，拜姜尚为军师，问以军国大计，使“天下三分，其二归周”。
　　文王建国于岐山之下，积善行仁，政化大行，因崇侯虎向纣王进谗言，而被囚于羑里，后得释归。益行仁政，天下诸侯多归从。子武王有天下后，追尊为周文王。
　　他在囚禁中，精心致力“演易之六十四卦，各为彖。”发明“文王八卦”和“文王六十四卦”，流传于世，《史记》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
　　《周易》影响十分深远。
　　周文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名君圣人，被后世历代所称颂敬仰，《诗经•大雅》中有颂诗。
　　
　　四、孔子
　　
　　孔子(前551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廿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子姓，以孔为氏，名丘，字仲尼。“子”，古代对成年男子的尊称，在春秋战国时期，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成年男子都可以称为“子”。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和军事家。据记载，孔子的祖先本是殷商(东夷族)后裔，故为子姓。周灭商后，周武王封商纣王的庶兄，商朝忠正的名臣微子启于宋(夏邑)。 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微仲即为孔子的先祖。自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之后，后代子孙开始以孔为氏，其曾祖父孔防叔为了逃避宋国内乱，从宋国逃到了鲁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是鲁国出名的勇士，叔梁纥先娶施氏曜英，生九女而无一子，其妾生一子孟皮，但有足疾。在当时的情况下，女子和残疾的儿子都不宜继嗣。叔梁纥晚年与年轻女子颜徵在生下孔子。孔子的伟大思想与孔子母亲有很大关系，其母颜征在和他的外祖父颜襄对孔子产生了深远影响。
　　孔子曾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先驱。孔子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七十二，其中有很多皆为各国高官栋梁。
　　孔子对后世影响深远，虽说他“述而不作”，但他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后世并尊称他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认为他曾修《诗》《书》，定《礼》 《乐》，序《周易》(称《易经》十翼，或称易传)，作《春秋》。《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与《大学》《中庸》《孟子》并称“四书”。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美国诗人、哲学家爱默生认为“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 1988年，75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巴黎集会，会议结束后发表联合宣言，呼吁全世界“21世纪人类要生存，就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孔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之一，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创立者和奠基者。孔子思想包罗万象，博大精深，中国文化发展的所有丰富性特征都可以从孔子那里找到根源。孔子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他提出了著名的“仁”的思想，以至后来有人把孔子的思想概括为“仁学”。
　　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把握孔子的“仁”：
　　一、什么是“仁”。“仁者，仁也，亲亲为大”。孔子主张把人与人之间的亲爱、团结、和睦放在最重要地位。孔子的思想是一门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学问，是从自我修身养性出发的学问。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从理论源头上考察，孔子的“爱人”观点来自周初的“保民”、“敬民”思想。“爱人”作为“仁”的重要精神内涵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在孔子“仁”的价值内涵中，由“爱人”所推导出的一系列内容都深刻体现出孔子对一般社会民众的关注，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实现人际之间共同和谐发展的关切，这一切都奠定了孔子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最伟大思想家的地位。不仅如此，在几千年后的今天，孔子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仍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永恒价值。
　　
　　二、对待“仁”的态度。孔子主张任何人都应该有一种为“仁”的愿望，应该诚心诚意去求“仁”，如果这样做了，那么就会得到“仁”。达到“仁”的境界的根源在于自己如何去做，而不是由他人来推动，只有主体自己的主动追求，才有可能达到“仁”的理想境界。表明孔子认为“为仁”是某种自觉的内在情感行为，任何人是无法替代的，只要自己态度端正，就可以实现“仁”的要求。孔子强调在内心的价值观念上首先要明确对“仁” 的态度，孔子这种在内心深处对“仁”的价值追求的思想，被后来的孟子引伸为“四端说”理论。
　　三、“仁”的表现方式。以博大宽厚的胸怀来爱护民众是“仁”的一种表现方式，即“泛爱众而亲仁。”这首先是自我认知上的一种升华，是自我精神状况的内在反映。“仁”作为价值主体内在精神状态的反映，是实现理想人格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只有内心以“仁”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仁”的境界来考察自己的思想，是达到真善美崇高境界的前提条件。孔子“仁”的表现方式还体现在时时处处以人为主，以人为研究和关注的对象，一切围绕“人”的思想行为的发展状况为主要内容。在孔子看来，一个本质上有问题、思想上有邪念的人是不可能达到“仁”的境界的。
　　四、“仁”的实践价值。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特征，他把关注的焦点投向社会，投向现实，时刻关注现实生活中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孔子关于“仁”的学说不是纯粹思辨性的形而上的理论体系，更多的是结合具体行为方式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这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实践理性的体现，而是对一般民众人格升华 、人性解放的终极关怀。孔子还认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为了崇高的“仁”的境界，绝不做违背最高道德准则的事 ，必要的时候要不惜牺牲自己来成就这一事业。以至于“杀身成仁”成为后世一些知识分子报国捐躯的行为准则，多少“仁人志士”在此原则的指引下奋不顾身地为国家、为民族事业而奋斗终生。
　　孔子思想体系中“仁”这一重要概念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有内在的如何达到“仁”的境界，有外在的如何实现“仁”的方式方法；小到个人理 想人格的培养，大到治理国家的理想社会行为，是一个具有深刻内涵，包括个体及群体生活在内的思想和行为各方面的理想人格修养体系。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及适用性，这也是孔子思想的强大生命力之所在。孔子思想为后来的孟子和荀子所提倡的“内圣外王”之道提供了理论参考，其中的某些行为甚至完全被后人所吸取，成为儒家人学思想中永恒的“不灭之火。
　　
　　
　　
　　五、孟子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或子居（魏晋间王肃在其《孔丛子》及《圣证论》中称），战国中期邹（今山东邹县）人，先秦著名思想家。与孔子合称“孔孟”，孔子是圣人，孟子是“亚圣”。
　　孟子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孔氏，后家道衰微，从鲁国迁居邹国。据说，孟子三岁丧父，孟母艰辛地将他抚养成人，孟母管束甚严，其“迁地教子”、“三断机杼”等故事，是后世母教之典范。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孟子一生推崇、学习孔子，认为“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曾周游齐、晋、宋薛、滕、梁列国，游说他的“王道”和“仁政”思想，历时约二十年，并一度成为齐宣王之客卿，但当时各诸侯正忙于合纵连横的兼并战争，没有人愿意采纳他的建议。于是孟子退而计学著书，在教学活动中孟子得到很大的慰藉，尝谓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孟子•尽心上》）。
　　孟子是儒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是很高的。自中唐的韩愈著《原道》，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北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以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元朝至顺元年（1330），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
　　孟子的思想学说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尤其对宋明理学影响更巨，宋代以后常把孟子思想与孟子思想并称为“孔孟之道”。
　　1、性学说：这是孟子全部思想的基础。孟子确认，人具有一种先验的善性，“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了；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孟子•告子上》)。而人性之所以是善的，是因为人生来就具有“善端”，这种“善端”不仅是先验的，也是超功利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羰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犹其有四体也” (《孟子•公孙丑上》)，这就是孟子著名的“四端”说，也是孟子的“性善”论。孟子认为：“仁、义、礼、智，非有外铄于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善性，是“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的“良知”。孟子通过“同类相似”的例题来论主人所普遍具有的善性，他说：“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孟子•告子上》）孟子强调人的本性存在先验的“善”之同时，认为人之所以会有不善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外界影响。他说：“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孟子•告子上》）二是人自身是否有向善的主观愿望，他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孟子•离娄上》）；“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 （《孟子•尽心上》）孟子认为，一个人如果不愿意向善，那就是“自暴”、“自弃”、“自贼”。为了使人的“善性”能够保存和扩展，孟子提出了一整套修身养性的功夫，这其中既饮食了他的认识论，也包含了他的道德哲学。这些修养功夫是由一系列命题构成的，如：一、“尽心”，“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孟子•尽心上》）；二、“存心养性”，“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尽心上》）；三、“寡欲”，“养心莫善于寡欲” （《孟子•尽心上》）；四、“求放心”‘“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孟子•离娄上》）；六、“自反”，“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怒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尽心上》）；七、“养气”，“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 （《孟子•公孙丑上》）。此外，尚有“不动心、”“存夜气“、“先立其大”、“知言”、“知耻”等等命题。
　　2、政治思想：孟子从其性善论出发，提出了他的“仁政”、“王道”政治学说。他指出，“仁政”源于先王的“不妒忌闪之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考悌忠信，入以其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这坚甲利兵矣。”（《孟子•梁惠王上》）。在孟子的“仁政”思想中，突出了“民”的地位，他提出“保民而王”，“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孟子•离娄上》）；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尽心下》）。此外，在孟子政治学说中还有“王道”与“霸道”之辨、义利之辨等等。
　　3、理想人格：孟子学说还有不少关于理想人格的思想，如“人皆可以为尧舜” （《孟子•告子下》）；“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宝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滕文公下》）；“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孟子•尽心上》）；“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孟子•告子上》）；“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孟子•尽心上》）等等，如此种种，都是激励人心、传颂千古的名言。
　　孟子的思想内容，主要集中在《孟子》一书中，一般认为该书由孟子自著，弟子万章、公孙丑等参与其事。
　　
　　
　　
　　六、董仲舒
　　
　　董仲舒（前179~前104），汉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汉族，汉广川郡(今河北省景县)人。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任胶西王刘端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此后，居家著书，朝廷每有大议，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问之，仍受武帝尊重。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
　　董仲舒一生经历了文景之治，汉武盛世，这是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空前强盛，人民安居乐业。在思想文化方面，汉初社会也是宽舒自如的。孝惠帝除“挟书之律”，置写书之官；武帝时又广开献书之路。很多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而秘藏起来的儒家典籍，纷纷再现于世间；很多退避于草野的儒学之士，也渐渐走出了山林。民安于太平，士乐于学业，于是讲学通经之士，再聚徒众，复兴儒业，儒学阵营，陡然大具。经师们为了经世致用，取悦当道，解经说义，绘声绘色。家有家风，师有师法，形形色色，粲然明备。董仲舒，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安定，学术自由的背景下，走上仕学之路的。 董仲舒的老家——广川，东南两面，邻近齐鲁，北靠燕代，西界三晋。自古齐鲁多儒生，燕代出方士，三晋产法家，仲舒自幼便在多种文化熏陶中成长，与其将来形成多内涵的思想体系不无关系。据《史记》记载，西汉初年，传习五经的硕儒共有八人：传《诗》，于鲁（今山东西部）有申培公，于齐（山东东部）为辕固生，于燕（今北京）则韩太傅（婴）；传《书》，为济南伏生；传《礼》，则鲁之高堂生；传《易》，则淄川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数人才能合治一部《诗经》。与那些专家之才相比，董仲舒可谓鹤立鸡群，形若天渊，无惭“通才”“鸿儒”之喻。
　　五经之中，董仲舒最擅长的是《春秋》公羊学。《春秋》本是孔子依据鲁史修撰的一部政治史。据说孔子晚年见道之不行，于是以著作史书褒贬历史的方法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伦理观念。为了避免政治迫害，孔子在属辞比事上常常使用隐晦的语言，其微言大义，只口授给弟子，并不笔之于书。孔子死后，弟子各以所闻’辗转传授，于是逐渐形成不同的《春秋》师说。汉代流行有五家：即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左氏春秋、邹氏、夹氏等。其中邹氏无师传，夹氏未有书，左氏藏于秘府，只有公羊、谷梁二传，文美义富，最先流行开来，而公羊传的大宏于世，则端赖董仲舒和胡母生的首倡。 胡母生，字子都，齐人，年龄比董仲舒稍长。是汉代最早传公羊学的大师之一，也是首先将公羊师说著之竹帛的人。戴宏序述公羊春秋传授顺序说：“子夏传予公羊高，高传予其子平，平传予其子地，地传予其子敢，敢传子其子寿。至景帝时，寿及其弟子齐人胡母子都，著于竹帛。（徐彦《公羊注疏•何体序疏》引）可见，胡母生既是公羊春秋的嫡系正传，也是协助公羊寿将公羊师说著之竹帛，结束其没有文本，口耳相传历史的人。公羊学于此有案可稽，有章可依，学说更加定型。同时，由于公羊有经本流传，也有利于学说的传扬。此外，胡母生还归纳公羊义例，著有《公羊条例》一书，使公羊学说条理化，以便学者提纲挈领，掌握要点。
　　　
　　
　　七、贾逵
　　
　　贾逵（30～101），字景伯，东汉扶风平陵（今陕西省咸阳西北）人。是历史上著名经学家、天文学家、历史学家，官至侍中。贾逵系贾谊九世孙。其曾祖父常山太守贾光，将家从洛阳迁至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居住。父贾徽，曾从刘歆等受学。贾逵“悉传父业”，又在东汉太学攻读经书，后留居京都洛阳，在经学和天文、历法、史学研究方面卓有建树。在学术研究上与郑玄齐名。
　　贾逵身材高大，因此当时与在一起的学者们说他：“问事不休贾长头。”意思是不断向别人提问题，探讨或请教。
　　贾逵在太学钻研经学十分投入，达到“不通人间事”的地步。贾逵以讲学获取粟米为生，在京都洛阳一时传为佳话。
　　一天，“有神雀集宫殿宫府，冠羽有五采色，”汉明帝感到奇怪，问一个相关的大臣刘复，刘复不能作答，便推荐贾逵回答。说贾逵“博物多识”。于是汉明帝将贾逵叫来解释这现象，贾逵的解释汉明帝很满意。
　　于是汉明帝十分赏识贾逵，封他为“郎”，让他和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同校秘书，应对左右。西汉初年，汉武帝在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春秋》五经博士，这些经书因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书写，故叫“今文经”；而当时刘歆在整理国家图书馆藏书时，发现《春秋左氏传》、《古文尚书》等儒家著作，因这些书用秦以前的古文字篆书书写，称之为“古文经”。后逐渐形成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大派别。公元７６年，汉章帝即位，他倡导儒家学说，特别喜欢古文经的一些著作，于是下诏让贾逵在东汉皇宫的北宫白虎观和南宫云台继续解释经典。贾逵把《春秋左氏传》与谶纬之学统一起来，考证出汉家刘氏王朝是尧的后代，皇帝很赏识。贾逵不仅因此得到了赏赐，而且获准了在原受《公羊春秋》的太学生中挑选二十名高才生改授他们古文经的《春秋左氏传》，《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就是其得意门生之一。崔瑗也是贾逵的高足。崔瑗字子玉，其父是崔驷，史称驷“年十三能通《诗》、《易》、《春秋》，博学有伟才，尽通古今训诂百家之言，善属文”。崔瑗“早孤，锐志好学，尽能传其父业。年十八，至京师，从侍中贾逵质正大义，逵善待之，瑗因留游学，遂明天官、历数、《京房易传》、六日七分。诸儒宗之。与扶风马融、南阳张衡特相友好”。
　　建初八年（公元８３年），汉章帝下诏，抨击今文经支离破碎，“去圣弥远”，下令今文经的名家大师推选自己的高才生，改学古文经。贾逵还与今文经学家辩论，进一步提高了古文经的地位。古文经在贾逵的努力下，最终取代了今文经的地位。
　　贾逵一生著书很多，经传义诂及论难凡百余万言，又作诗、颂、诔、书、连珠、酒令凡九篇，儒家以其为宗，号为“通儒”。他和郑兴的学说被被尊称为“贾、郑学”，影响学术界数百年。
　　 贾逵在京都洛阳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天文历法。汉代儒家普遍对天文历法感兴趣，并有所造诣。这不仅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也与儒家讲“天人合一”有着密切的关系。贾逵参与修订的东汉《四分历》，比以往各家的历法都有显著的进步。根据《读汉书•律历志》中的“贾逵论历”记载，贾逵在天文学上的贡献可归纳为三点：一是明确否定了冬至日在牵牛初度的说法，为后来岁差（冬至点逐渐西移）的发现做了准备；二是主张用黄道坐标测算日月运行的轨道，认为以赤道坐标测算会出现误差；三是明确指出日月运行速度有缓疾。这些重要发现均为后人所证实。
　　
　　
　　
　　八、朱熹
　　
　　
　　朱熹（1130 9.15 -1200 3.9 ）字元晦、仲晦，号晦庵、晦翁、遁翁、逆翁，别号考亭先生、紫阳先生、云谷老人、沧洲病叟。南宋时期，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三明市），后随母迁居建阳崇安县。晚年曾在抚州定居，游历甚广。南宋诗人、哲学家。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
　　　　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初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任满后，请求为祠官，潜心理学研究，四处讲学，宣扬他的“太极”即“天理”和“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程（指程颢、程颐）朱学派的创始人。淳熙二年（1175），与陆九渊为首的另一学派在信州（今上饶）鹅湖寺相聚，就两学派之间的哲学分歧展开辩论。
　　　　淳熙五年（1178），经宰相史浩推荐，朱熹出任南康（今江西星子县）知军。八年三月至八月，朱熹任江南西路茶盐常平提举，来到抚州常平司官邸。在任期间，他募集钱粮赈济灾民，百姓得以安生。拟调直秘阁，他以捐赈者未得奖赏不就职。宰相王淮以浙东大荒，改荐朱熹为浙东常平提举。待捐赈者得到奖励，他才赴绍兴就职。后官至秘阁修撰、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庆元六年卒。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
　　　　淳熙九年，冯去疾提举江南西路，特建南湖书院（今富奇汽车厂址），以纪念朱熹。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影响。朱熹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此外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录。
　　朱熹作为一代理学名家，著述甚多，主要有《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及门人所辑《朱子大全》、《朱子语录》等。其词意境稍觉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盖因其注重理学的哲学思想故也。代表作有《菩萨蛮》（一）、《水调歌头》（一）、《南乡子》、《忆秦娥》（二）等。其中以《菩萨蛮》（一）最有特色，该词运用回文，每两句互为颠倒，八句共四对，十分自然和谐，毫不牵强，而且颇有意境，构思之精巧极矣，足见晦庵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除词外，还善作诗，《春日》和《观书有感》是他最脍炙人口的诗作。其词结有《晦庵词》。
　　朱熹的“四论”构成了其哲学的核心体系
　　一是“ 理气论”。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他认为理比气更根本，逻辑上理先于气；同时，气有变化的能动性，理不能离开气。他认为万物各有其理，而万物之理终归一，这就是“太极”。理是事物的规律。理是伦理 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属第二性。
　　二是“动静观”。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气（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朱熹认为由对立统一，而使事物变化无穷。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相对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他认为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渐化积累，达到顿变。
　　三是“格物致知”。朱熹用《大学》 “致知在格物”的命题，探讨认识领域中的理论问题。在认识来源问题上，朱熹既讲人生而有知的先验论，也不否认见闻之知。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即格物才能穷其理。朱熹探讨了知行关系。他认为知先行后，行重知轻。从知识来源上说，知在先；从社会效果上看，行为重。而且知行互发，“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四是“心性理欲论”。在人性论上，朱熹发挥了张载和程颐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认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专指理言，是至善的、完美无缺的；“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有善有不善，两者统一在人身上，缺一则“做人不得”。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有联系的，还有“道心、人心”的理论。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来便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发而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则为善。“人心”出于形气之私，是指饥食渴饮之类。如是，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不过圣人不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主。他认为“道心”与“人心”的关系既矛盾又联结，“道心”需要通过“人心”来安顿，“道心”与“人心”还有主从关系，“人心”须听命于“道心”。朱熹从心性说出发，探讨了天理人欲问题 。他以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朱熹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欲望，反对佛教笼统地倡导无欲，他反对超过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
　　
　　九、王阳明
　　
　　王守仁 （1472-1529） 原名云，更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学者称阳明先生，宋明时期主观唯心主义集大成者。官至南京吏部尚书。
　　守仁少受儒家教育，暇好骑射兵事，善射。15岁随父游居庸关、山海关等要塞。弘治五年中举人，寓京师父亲官署，遍读朱熹遣书。为决疑虑，“格”竹七天。十八年于北京与湛若水结为好友，同倡“圣人之学”。 正德元年（1506），刘瑾专权，矫诏逮捕戴铣等，守仁时任兵部主事，抗疏救援，“宥言官，去权奸”，“有政事得失，许诸人直言无隐”，要武宗“开忠谠之路”，触犯刘瑾，受廷杖，贬为龙场（今贵州修文县治）驿丞。三年春至龙场，自筑草棚栖身，因穷荒无书，日绎旧闻，“悟格物致知，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后人称“龙场大悟”）。又创龙岗书院，为开化西南首举。次年应聘主府城文明书院讲席，始宣讲“知行合一”，学转陆九渊，渐自成体系。 五年三月，任庐陵知县，决积案，清邮驿；杜苛捐杂税，禁迷信神会。八月，刘瑾伏诛。十二月，调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间事学术活动。七年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次年初赴职便道首亲，途中向徐爱阐述《大学》新说与“知行合一”思想。十月督滁州马政，闲时聚徒讲学。九年升南京鸿胪寺卿。十一年升佥都御吏，巡抚南赣，平定漳州詹师富、大帽山卢珂、大庚陈日龙、横水谢志珊、桶冈蓝天凤，浰头池仲容等农民起义。十四年六月，率部镇压福建农民起义军，于丰城途中获悉宁王反，即返安吉起义兵，水陆并进捣南昌，连下九江、南康、费时35天，平叛擒宸濠。九月抵杭州献俘，因宦官许泰、张忠谗言，非但无功，反遭诬获咎，太监张永设法得以免祸，即称病居西湖净慈寺、九华山诸寺院。十六年初始于南昌揭示“致良知”学说，终完成“心学”体系。六月升南京部尚书，九月归姚，会74弟子于龙泉山中山阁，指示“良知”之说，十二月被封为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 此后6年许，丁父忧，服满亦不召用，专事讲学。嘉靖四年（1525）九月在余姚中天阁讲学，门人300余，并作《中天阁勉诸生》文书于壁。六年五月，受命镇压思恩、田州、八寨、仙台、花相等地瑶族、僮族起义，翌年秋平定。时肺病剧发，十月上疏告退。十一月二十九（1529年1月9日）卒于江西南安青龙浦舟中，年57岁。葬绍兴兰亭洪溪（1989年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今绍兴市兰亭乡花街村），谥文成。《明史》评：“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 守仁是中国哲学史上主观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又是教育家、军事家、文学家和书法家，著有《阳明全书》（又称《王文成公全书》）。其哲学思想（王学）及姚江学派详见《学术文献编》专章。
　　王守仁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用以对抗程朱学派。他说：“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并以此作为讲学的宗旨。他断言：“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处于吾心”，“天理即是人欲”；否认心外有理、有事，有物。即“心外无物”。认为为学“惟学得其心”，“譬之植焉，心其根也。用反求内心的修养方法，以达到所谓“万物一体"的境界。他的“知行合一”和“知行并进”说，旨在反对宋儒如程颐等“知先后行”以及各种割裂知行关系的说法。他的学说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在明代中期以后，形成了阳明学派，影响很大。他广收门徒，遍及各地。死后，“王学”虽分成几个流派，但同出一宗，各见其长。他的哲学思想，远播海外，特别对日本学术界以很大的影响。他的弟子与心学影响了很多人：徐阶、张居正，，海瑞，陶行知等，名扬海外！
　　
　　十、顾炎武
　　
　　顾炎武（1613- 1682），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昆山)人，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尊称为亭林先生。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曾参加抗清斗争，后来致力于学术研究。晚年侧重经学的考证，考订古音，分古韵为10部。著有《日知录》、《音学五书》等。
　　顾炎武被称作是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是著名经学家、史地学家、音韵学家。他学识渊博，在经学、史学、音韵、小学、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以及诗文诸学上，都有较深造诣，建树了承前启后之功。他继承明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旨趣。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顾炎武还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 他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钱穆称其重实用而不尚空谈，“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顾炎武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面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顾炎武认为当务之急在于探索“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亭林佚文辑补•与黄太冲书》）。他在纂辑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首先关注的是土地兼并和赋税繁重不均等社会积弊，对此进行了有力的揭露，指出“世久积弊，举数十屯而兼并于豪右，比比皆是”，乃至出现了“有田连阡陌，而户米不满斗石者；有贫无立锥，而户米至数十石者”的严重情况。在所撰写的《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和《郡县论》中，他探索了造成上述社会积弊的历史根源，表达了要求进行社会改革的思想愿望。他指出“郡县之弊已极”，症结就在于“其专在上”，初步触及到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问题，从而提出了变革郡县制的要求。他指出，“法不变不可以教今……而姑守其不变之名，必至于大弊”。在《日知录》中，他更是明确地宣称自己的撰写目的就是：“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复，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并强调“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顾炎武在“明道救世”这一经世思想的指导下，提倡“利民富民”。他认为，“今天下之大患，莫大乎贫”，因而认为“有道之世”，“必以厚生为本”，他希望能逐步改变百姓穷困的境遇，达到“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他不讳言“财”“利”。他说：“古之人君，未尝讳言财也。……民得其利，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财源塞而必损于民。”他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言财言利，而在于利民还是损民，在于“民得其利”还是“官专其利”。他认为自万历中期以来，由于“为人上者”只图“求利”，以致造成“民生愈贫，国计亦愈窘”的局面。由此，他主张实行“藏富于民”的政策，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并且指出只有这样，才是真知其“本末”的做法。
　　
　　（2010年8月24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