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烧烤大排档:重温“南方谈话”，破除改革困局

重温“南方谈话”，破除改革困局

——访《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

本报记者 任孟山 北京报道

（因版面和广告原因，稿件刊出时删减了部分内容）

《华夏时报》：周老师，您好！今年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当年，您参与的以“皇甫平”为署名的系列评论文章，对邓小平南方谈话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那段历史的一位重要见证人，您是如何认识“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的？

周瑞金：20年前,在中国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重要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于1992年1月28日至2月21日,到南方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了重要谈话，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地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

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像灯塔一样廓清了迷雾，扫除了阴霾，照亮了人们的心坎。这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使人们从“凡事要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激起亿万干部和民众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极大积极性，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它的思想解放作用，的确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像得到。从南方谈话2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可以说正是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成果。

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前一年，我主持《解放日报》社工作，于1991年2-4月组织撰写和发表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传达了邓小平同志最新指示精神。这四篇评论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但遭到了国内“左”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长达一年的大批判。这成了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巡的重要历史背景。今天，纪念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周年，我们回顾历史，把握现实，必定会更进一步认识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社会主义的多事之秋。1990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最早是柏林墙倒塌，接着是波兰老总统雅鲁泽尔斯基下台，格但斯克造船厂工人、团结工会头头瓦文萨成为波兰民选总统。随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也“城头变换大王旗”。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是这年年底，罗马尼亚军队、警察倒戈，共产党政权一夜之间垮台，总统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杀。与此同时，苏联也出现了复杂变化。开始是戈尔巴乔夫突遇政变，叶利钦出面把政变解决以后，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先是解散了苏联共产党，后来又宣布联盟解体。列宁创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诞生74年后轰然解体、改旗易帜，引起全世界震惊。

面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国内有一些“左”的政治家、理论家出来总结“苏东波”的教训，说是由于改革开放才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垮台。还有人提出，中国的“六四风波”与“苏东波”一样，也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结果，因此要加强反对和平演变的教育和斗争。他们起劲地宣扬：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联产承包责任制瓦解了公有制经济；股份制改革试点是私有化潜行；引进外资是做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他们公然提出要在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外再搞一个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还主张放弃容易导致和平演变的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这实际上就是要把党的基本路线中的一个中心变成两个中心，把两个基本点变为一个基本点。他们还说什么和平演变最严重、最危险的是在经济领域，要对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举措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因此，本来1991年要成为改革开放之年，结果变成改革开放交锋之年。

据说在1991年就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展开的交锋中，有一句话在北京流行着：“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这表明邓小平同志当时非常冷静地、不动声色地观察和思考了1991年发生在我国的这场思想交锋。

进入1992年，中央就要开始酝酿十四大的主题、酝酿十四大领导班子的组成。这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关键的时刻，邓小平同志选择这个时候，不顾88岁高龄，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胆略，亲自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应该说时机选得非常好，不愧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伟大政治家。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同志从武昌、深圳、珠海到上海等地，一路走来大讲改革开放，反复强调改革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要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邓小平同志抓住1991年思想争论和交锋的要害，尖锐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同志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简明生动语言，激励人们 “把握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邓小平同志南下，走一路讲一路，从武汉一直讲到广东、上海，这是一趟重启改革、回暖人心的阳光之旅，是“大音稀声扫阴霾”之旅！应当说，20年前重拾改革势头，是党心民心军心所向。与此同时，我也想强调伟人对历史走向的推手作用。

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党的十四大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不仅对当时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推动我国全面改革开放，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完全可以说，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的宣言书，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冲破“姓社姓资”思想牢笼，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军令，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所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与中共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35年遵义会议一样，起到了挽救党，也挽救了国家的伟大历史作用。

重振改革勇气，再造改革动力

《华夏时报》：2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改革又到了攻坚阶段，南方谈话中有哪些方面能给当下提供力量或者共识？

周瑞金：南方谈话2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金融危机中成为重要的压舱石，但国内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摩擦也在积累和叠加，为求表明稳定而牺牲长远发展和改革的做法难以为继。改革又到了需要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从基层社会和网络舆论看，人心思变，改革有庞大的民意地盘；与此同时，也需要党内、有识之士和有担当者奋发有为，凝聚党心民心，大力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位一体”的改革，像当年小平同志所鼓励的：“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最近，温家宝总理南下广东考察，强调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至今仍有强大的震撼力，而且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温总理还强调指出，破解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难题，关键仍然靠不停顿地推进改革开放。我认为，今天全党全国人民仍要统一到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上来。回头重温南方谈话，我们仍然能强烈地感触到其对推进当前改革攻坚的突出现实意义：

第一，南方谈话高度评价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次解放生产力的伟大革命，从而使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成为执政党坚定的统一的价值观。“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提出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思路，使人们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陈旧观念中解放出来，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改革理念、政策、措施和做法。邓小平一再坚定指出，改革积累的问题，要靠继续深化改革来解决，要我们在困难面前杀出一条血路来，谁要改变党的基本路线谁就会被打倒。这就有预见性地解决了改革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第二，南方谈话明确了改革者必须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有一点闯的精神、“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这话说得多好啊！闯者，勇也。那种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人被赞为闯将。邓小平就强调：“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进入改革攻坚阶段，我们更需要勇于冲破一切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束缚，敢于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有一股闯劲，有一股勇气，闯出改革的新天地。“冒”者，创也。敢于冒风险，敢为天下先，才有创造性。进入改革深水区，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创出新事业。任何改革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万无一失，总是在探索中不断“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为了替改革大胆闯与试突破意识形态禁锢，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这是邓小平留给后人最丰厚的政治遗产，让诸多纷争在这“三个有利于”面前戛然而止。现在的中国，围绕应不应该改革、改革向何处去，仍有激烈的争执，相对来说，争执的意识形态色彩有所淡化，而利益关系的博弈却尖锐起来。要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新矛盾新问题，同样需要邓小平当年提倡的敢闯、敢试、敢“冒”的那样一股气，一股劲，不能怕这怕那，顾虑重重，趑趄不前。

第三，南方谈话树立了改革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开放胸襟。邓小平深刻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石破天惊的思想观点。20年来，正是按照这个思想观点，我们大胆推进市场化改革，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并顺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规则接轨，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赢得我国经济社会大发展。如果说当年的“吸收和借鉴”，主要是应用于经济体制的改革，现在我们没有理由说在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改革，就不能“吸收和借鉴”人类共同发展的文明成果，包括发达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一切先进成果。

第四，南方谈话清醒地点出了中国改革面临的主要阻力，“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针对1991年思想交锋中暴露出的问题，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邓小平提出“左”是改革的主要阻力，当时给了极左派们当头棒喝。现在，我们仍然要按照“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这个重要思想，来正确处理深化改革中遇到的思想倾向问题，特别是领导层中“改革影响维稳”的思想阻力。

20年前，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重新凝聚起国内的改革力量，整合并借助国际有利因素，在中国重启改革开放巨轮，终结了80年代以来党内外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并从此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政治文明和法治社会建设，当做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目标，不再动摇，不再倒退。今天，我们应当重新认真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来凝聚改革共识，重振改革勇气，再造改革动力。

《华夏时报》：那么，具体地说，当前如何凝聚改革共识？再造改革动力？

周瑞金：目前上上下下，都觉得改革推进乏力，对于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和改革方向，认识也不尽一致。大家都呼唤形成继续推进改革的政治共识。今天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共识？党内有同志主张从1981年《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再出发，有学者提出以宪法为政府和民众共同遵守的底线。我在这里不想展开讨论改革的具体指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战略追求，这一点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已经融入我们党的血液中。我想着重谈谈如何打造改革共识。

改革共识的形成，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社会民主和党内民主并重。社会民主方面，建议重视互联网对社情民意的聚集作用，做好舆情监测，把握民意脉搏；同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更为关键。

与（上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相比，今天各级领导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准更高，对主流民意并不隔膜。改革推进乏力，根源不在认识的局限，而在于深陷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之中，不敢放手改革，也改不了分毫。我党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一些发展的困境，比如三年饥荒，比如“文革”十年浩劫，在危机面前，直面现实，实事求是，畅所欲言，借助党内民主，检讨政策思路，实现了历史转变。三年饥荒后1962年初的党内七千人大会上，彭真同志发言时坦荡提出：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负面影响。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而“文革”后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叶剑英、邓小平、胡耀邦等老一辈革命家拨正中国革命的航船，做出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重大决策，而当时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华国锋也表示：“这次我是下决心让大家讲话，让大家发表意见。”今天党内尤其需要这样的决心和气度胸襟，集中全党意志，活跃思想，一起来寻找创新社会管理之道，国家长治久安之道。

凝聚改革共识，另一个关节点，是尊重地方的首创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改革，只有一个较为笼统的政策宣示：“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力。”但是，万里的安徽，还有四川、内蒙等地，从广大农民、基层干部到体恤民情的省区政府，就是从中央打开的“小小的门缝”中看到了机会，合力把这道门缝越挤越大，一步步为“包产到户”正名，最终登堂入室。实际上，“三中全会”之所以成为新中国的伟大转折点，并不在于这次全会对改革做出了哪些具体部署，翻开会议公报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改革”字样出现的频率并不高。“三中全会”的精髓，就在于邓小平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据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于光远回忆，小平同志特别强调加强民主、解放思想、开动机器（脑筋），他说：“一个生产队看到一块空地没有种树，有一块小水塘没有搞养殖，睡不着觉。开动脑筋可以增加多少财富？脑筋用在什么地方？四个现代化嘛！”下一步的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顶层的包容，鼓励地方大胆实践。

《华夏时报》：近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前后，社会上对于改革的议论比较多，有人认为改革已经变质，甚至出现了改革已死的说法，也有人认为当前是否需要再来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您怎么看？

周瑞金：制度变迁需要最大限度降低社会成本，其中包括减少思想观念的阻力。从改革之初全党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到南方谈话所主张的“不争论”，再到广东前几年主张的“新一轮思想解放”，我看无论争论或不争论，其实都是党和人民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减少思想阻滞和社会成本的艰巨努力。

与20年前、三十几年前不同的是，今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社会改革、行政管理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着力破除的，主要不是“左”的纯意识形态的“画地为牢”，而是不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滋生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步步为营”。有人拿出一些“左”的大帽子吓唬人，阻碍改革，恰恰是为了维护某些部门和一己的垄断权力、垄断资源，与民争利，甚至不惜与民为敌。

因此，能不能说，领导干部今天是否担得起改革重任，关键不在脑袋，而在屁股。脑袋清明开明并不困难，难在屁股是坐在利益集团那边，还是坐在人民这边，坐在中央政府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边。能否通过改革，毅然与不合理的利益格局切割，通过利益关系的重组，让利于民，提供社会公共品；放权于民，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以重新聚拢民心，维系和提升执政党的公信力和合法性。今天的思想解放和改革攻坚，比当年更加考验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和政治伦理。

当前社会的主要问题

《华夏时报》：20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也积累了许多问题，我们该如何认识和把握？

周瑞金：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二十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全面融进世界经济与政治，经济发展取得奇迹般成就，并实现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社会经济转型，国家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国GDP以年平均9.7%速度持续30多年增长而不衰，尤其在国际金融大危机之下仍保持高速增长。GDP总值由1978年3600多亿元猛增到2010年的39.8万亿元，翻了110倍，人均达到4283美元。我国GDP总值2010年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占到世界的9.27%。邓小平同志预计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人均4000美元的目标，2010年已经达到，提前了40年。这真是谁都料想不到的。

尤其是改革开放推动我国实现了三大社会经济转型，即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走上了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轨道。由此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相应发生了深刻变化。

然而，社会经济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市场化改革也积累了许多问题，使当前中国发展面临一些难题。

其一，大国崛起的烦恼。中国的崛起是客观事实。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崛起必然遇到新的问题。一些发达国家和周边邻国，对我国产生疑虑和挑战，近年来周边邻国不断在边界、领海海域与我产生纠纷；世界性大会上发生对我国施压；在对待西藏、新疆、台湾、人权等问题上更经常产生纠纷。同时，也遇到国内狭隘民族主义思潮的挑战。而在外交应对上，受意识形态影响，常出现进退失据、十分被动的局面。尤其在处理与美国、朝鲜、非洲、中东等国关系上常陷于被动。外交工作上我们往往适应不了大国崛起的挑战，应对的对策不足，方式也不够灵活，缺少纵横捭阖的大国气度和韬略。

其二，社会经济转型的困惑。三大社会经济转型带来了四大问题：

一是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危险趋势。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的人口掌握了41.4%财富,财富集中度畸高。招商银行联合贝恩管理顾问公司对外发布了《2009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国内地高净值人群（指个人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2009年持有可投资资产规模超过9万亿元，相当于中国总人口万分之二的人，持有相当于全国城乡居民存款余额20万亿元的近一半资金。此外，电力、电信、石油、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8%，工资与福利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二是社会事业严重滞后，民生问题突显出来。特别是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至今没有建立起来。诸如就业难、上学难、看病贵、住房贵、治安乱等这些牵涉到百姓民生问题，民众怨言甚多，甚至把教育、医疗、住房称为“新三座大山”。

三是发展方式粗放，生态遭破坏，环境被污染。特别是水资源污染严重，全国七大水系都遭到污染，食品卫生问题更是十分严重。高投入，高消耗，带来能源、材料、资源浪费严重，吃老祖宗和下几代人的饭。

四是权力和社会腐败严重。首先卖官买官盛行，导致吏治腐败，败坏党风、政风、社风，影响恶劣。沈阳市买官卖官案，涉及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长等16个第一把手；黑龙江省买官卖官案涉及干部900多人，多名省级领导、上百名地市级领导卷入，引起全省领导干部大调整。有的贪得无厌，涉案金额达20亿元；有的贪财又贪色，95%贪官有情妇，60%腐败案与二奶有关。其次，我国腐败蔓延到法院检察院，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开始，到各地法院检察院不少法官检察官犯案，有的甚至“一锅端”，这在法治国家少有。因为法院检察院被称为社会良心，是主持社会公道的机构，维护社会正义的主要力量，它的腐败是社会良心的丧失，社会正义平台被丢掉。还有，就是舆论腐败，本来媒体是监督公权力的有力工具。我国媒体不但丧失了舆论监督的功能，而且还被资本腐蚀，产生腐败现象。

其三，市场竞争的焦虑。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出现了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的勾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堵塞了民众的上升通道。这就产生了市场竞争的焦虑。社会上弥漫着浮躁情绪，不满情绪，幸福感减弱，失落感增加，教育学术领域也受到侵蚀。结果导致民粹主义思潮起来，仇官仇富仇警的情绪到处宣泄。同时，追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受主义，成为社会普遍现象。金钱至上观念泛滥，人文精神丧失，人性的物化，导致不少人紧张、焦躁、精神崩溃，引起精神病患者大为增加，自杀率也不断上升。

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期积累的这些问题，给社会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基层权力失控，社会群体性事件增加。矛盾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征用和城镇房屋拆迁上，集中在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上。但综观这些社会群体事件，没有一件是反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没有一件事是反中央的，绝大多数争利不争权。只有新疆、西藏问题复杂一些，有外来干涉。因此，在迎来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的时候，对目前中国改革面临的态势，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总体的判断：一是经济保持快速发展；二是政治基本稳定；三是社会矛盾突出。也可以达成五点共识：一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是发展经济的最佳选择；二是民主法治国家是长治久安的政治制度选择；三是公民社会是社会治理最有活力的社会选择；四是现代科学技术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主要选择；五是以人为本、思想自由、多元发展、和谐共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人文精神。

破除改革主要困局

《华夏时报》：当前继续推进改革主要面临哪些方面的阻力？如何选择深化改革的突破口，找到改革路径？

周瑞金：从我国总体态势判断和五点共识出发，我认为要走出当前社会经济转型的困境，化解发展进程中的难题，必须要深化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与建设。这就进入当前的改革攻坚阶段。

为什么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呢？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立以后，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必定涉及法治制度的完善，土地制度和国有垄断企业改革，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等等，这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社会体制改革则涉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全能主义的政府回归到公共服务型政府上来，要发育公民社会，实行社会基层自治，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这也都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至于文化体制改革，也涉及媒体的改革，体现言论自由、思想多元，放宽舆论统制，发展新生媒体，激励文化产业创新，这也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内容。可见，四位一体改革，攻坚内容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深化改革必定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

但是，鉴于中国目前的情况，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四位一体改革，又要分步骤实施。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三步走” 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现在看来，中国的整体全面改革也需要一个“三步走”的路线图。中国改革要分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三步走（文化体制改革融合其中），目前处于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

从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到2004年，用了大约25年左右时间，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着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2004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为标志，宣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确立，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深化、完善。就在这次全会上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表明改革开放进入以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为重点的阶段。

这个阶段，需要花大约15年到20年左右时间，如果从“十二五”规划算起，大约用两个多五年规划，到2021年建党一百周年左右基本可以完成。“十二五”期间正是启动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阶段。“十二五”规划纲要已经公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社会事业，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切实解决民生问题，是“十二五”规划的重点内容。这也是社会体制改革和建设的主要要求。所以，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就是中国的一场“社会进步运动”，解决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说，社会体制改革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承接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完善的任务，又为政治体制的改革创造更为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社会体制改革和建设，主要解决三个方面的任务：第一，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制度层面解决六大民生问题，即建立完善的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并努力形成合理、公平的分配格局；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保证人人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建立保障人人有房住的城乡住房建设制度，但不是人人拥有产权房，低收入者通过廉租房来解决；建立良好的生活环境，保证空气新鲜，特别是水源清洁、食品卫生。

第二，构建一个合理稳定的社会结构。主要是推进城镇化，转移农业剩余人口，壮大中产阶层。实现非农产值比重占到85%以上；城镇人口占总人口60%以上，目前我国为50%左右，一年增1%，约10年左右达到60%指标，发达国家达80%以上；非农从业人员上升到70%以上。这样，年收入在6万-18万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即中产阶层的人数，可提高到占总人口的40%-60%，目前我国占20%左右。这就形成了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这样的社会结构才是政治社会稳定的基础。中产阶层既是推动内需、促进消费的主体，也是现代文化承载的主体，壮大中产阶层就可以大大缓解贫富悬殊的问题。

第三，要培育一个“三元构架”的成熟的公民社会。首先是政府公权力这一元要归位，不搞全能主义，统包整个经济社会事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公共服务型的政府。政府主要政务是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其次是社会组织的发育，保障基层的自治权利。实现乡村自治、社区自治，社会问题让社会民众来管理，形成广大公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社会自治制度。中央一再强调社会管理创新，那就要转变原来对社会组织从管制为主变为培育和鼓励为主，广泛吸收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订，鼓励他们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

此外，以公有制、非公有制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为主体的市场一元，要充分保证其资源配置的权利，尽量减少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府与中介分开。防止以宏观调控为名干涉微观经济，让创造财富的市场主体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以政府公权力为主导，把社会自治权利和市场资源配置的权利落实好，使社会三元构架各得其所，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形成和谐的公民社会。

当前改革攻坚阶段所要完成的任务，是复杂而繁重的。它遇到了重重矛盾和阻力，主要是来自于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扰和对改革的扭曲；其次是有些领导层精神懈怠、能力平庸、脱离群众、消极腐败，不想改，不愿改，害怕改。当前最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当下的贫富差距，而在于社会阶层的开放性存在严重问题。如何保障底层民众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如何融化社会土层的板结，避免一端是农二代、贫二代的无奈传承，另一端是官二代、富二代的高调世袭。这需要贫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需要扩大市场准入，减少权力寻租和国资垄断，需要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录用的公正、开放，需要干部选拔制度的规则化公正化。

《华夏时报》：面对既得利益者格局的存在，如何才能破除改革的主要困局？

周瑞金：冲破制度瓶颈和改革困局，出路在于信任人民、依靠群众，携手协力度过社会转型期，同时也是矛盾凸显期。乌坎事件，从早期一味指责“境外敌对势力参与”急拐弯，重新定性为“民众的利益诉求”，省政府工作组与乌坎村民间代表进行诚恳对话，民选代表林祖銮接任乌坎村总支书记，主持村委会重新选举工作。《人民日报》时评赞为“乌坎转机”，指出转机就在于改变面对群众的“对手思维”。

政府面对表达利益诉求的民众，需要变“对手关系”为“伙伴关系”。如何看待民间“自组织”力量？他们是基层民众利益表达的代言人，能不能让他们同时成为政府的传话人，成为政府和民众之间发生利益摩擦时的缓冲地带？无论从当前的维稳，还是未来的小政府、大社会建设，民间自组织力量，都是政府重要的合作伙伴。政府要学会包容他们，团结他们，与他们合作，同时也要勇于用法律来约束和规范他们。比如用村委会组织法来规范，通过村委会的依法重新选举程序，推出合法的、稳定的代言人。新时期党的“统一战线”需要针对新的利益格局扩充内容，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创新。

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了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政治主张。“八九风波”后，邓小平同志曾经明确表示“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近年来互联网关注的政务公开、公民问政、官民互动等热门议题，实际上早在25年前，已由我们的党郑重提出。在这几个方面，有进有退，几经蹉跎，到去年岁末，在广东省处置乌坎事件中露出曙光，取得重要突破。共产党领导的基层民主自治，是社会长治久安之道，是我们党完成从传统革命党向现代执政党转变的一块试金石。希望沿着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前进，落实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四个机制：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填平民众心中的“沟壑”，铺设民众心中的“绿道”。

改革再一次到了最紧急的时刻

《华夏时报》：我们知道，每次大会召开之前的一段时间，一般是思想理论比较活跃的时期。党的十八大将在下半年召开，您认为思想理论界正在或将会重点关注和探讨哪些重大问题？

周瑞金：今年我国召开党的十八大，是一次大换届的党代会，国内外十分关注。当然，思想理论非常活跃，各种观点看法齐亮相。从当下的社会思潮来看，出现了多元化、多角度且水火难容的不同声音。

比如，南方报系和一批改革派知识分子所主张的宪政社会主义改革；以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为代表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主张；杜润生与张木生极力倡导“可解决贫富差别和腐败问题”的新民主主义；重庆主政者力倡唱红打黑、分好“蛋糕”的做法；乌有之乡网站激烈打出毛泽东时代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在微博言论中极易吸引眼球的激进改革和民粹思潮的合流；以及最近广东主政者以新思维新方式处理乌坎村社会群体事件，等等……各种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一一浮出水面，互不相让，时有碰撞的火星迸出。然而，冲突各派的观点，其核心问题是相同的：如何破解社会各界都极度不满的社会不公？如何寻找解决之道的社会“最大公约数”？

抛开一些情绪化表达，中国当前所面临着这样一些最迫切、公众反应最激烈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贫富差距拉大，未能形成公平的分配制度；社会事业滞后，未能建立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公众幸福感下降，未能解决最基本的民生问题；环境污染加剧，高投入、高污染产业层出不穷，食品、水、空气被污，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尖锐矛盾一触即发，带来一系列群体性事件；社会腐败向纵深发展，腐败不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更深入到吏治腐败、司法腐败和舆论腐败，这三种腐败直接与体制缺陷相关。

这些问题交织重叠，导致了与当年邓小平南巡时颇为相似的社会背景：曾经整合各方力量包括国际因素形成的改革共识，不但面临严峻的挑战，甚至有陷入分崩离析的危险。但与当时不同的是，争论各方的焦点不再是纯粹意识形态的“姓社”、“姓资”之争，而很大比重成了在改革进程中渐次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角逐，这类博弈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当年的意识形态之争。加之国际形势的错综复杂，欧美陷入金融危机、欧债危机，资本主义也同样面临深刻的挑战，中国周边亦危机四伏，时时遭遇不友好的摩擦，远交近邻均对经济高速增长、发展却充满不确定性的中国心存疑虑与戒惧……

历史注定了今天的中国改革，已经不可能再是一次“愉快的郊游”了。即便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在现阶段有其合理性，但有些“暗礁”是深化改革时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比如：如何制约公权力的无限膨胀，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壮大；如何通过科学的制度驾驭资本，限制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壮大；如何把行政财政转化为民生财政，学习借鉴欧洲推行全民福利的制度，尽可能地在分配中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如何在深化改革中扼制社会溃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却缺乏科学理性的操作细则，目前正在交叉路口徘徊不前，要么在改革中走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么被权贵绑架，走向国家资本主义。

因此，或者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改革，再一次到了最紧急的时刻。当前的中国，迫切需要党内健康力量发出类似邓小平南方谈话那样的登高振臂一呼，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凝聚深化改革的精神力量，打造和提升年轻人职业的安全感、营造人群的温暖感、国家的归属感，锤炼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如同中宣部长刘云山所要求的，“壮大主流舆论，凝聚思想共识”。必须从思想理论上回答以上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以形成主流舆论。

同时加强党内民主必不可少，十八大的换届是个值得珍惜的机会。党内民主不能倒退，只能前进。各级党政领导一定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警告：“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对照一下自己：你身上存在这四个危险吗？你要如何克服这四个危险？

2012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也是召开党的十八大的政治年。中央提出“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表明了中央决心整体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系统改革的意向。因此，全国人民热切盼待有一个新的“南方谈话”，表明中央坚定深化改革，决不半途而废，着力切实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要决不动摇，更不空谈，切实努力，建立完善的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市场经济体制，而决不让中国走上由强势政府控制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国家资本主义即权贵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推进从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的转型，真正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实现宪政社会主义目标而不息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