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花吟葫芦丝谱:隋文帝杨坚与明太祖朱元璋真是节俭的皇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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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杨坚与明太祖朱元璋真是节俭的皇帝吗?

核心提示:由于中国历史上奢侈荒淫的帝王太多,因此杨坚、朱元璋穿穿旧衣,坐坐旧车,或是烧一堆绫罗绸缎,便成了黑暗中耀眼的亮点。而经史学家不厌其烦地大书特书,一再吹捧,这一亮点便无穷放大,把杨坚、朱元璋大兴土木的史实掩盖住了。

本文摘自《书屋》杂志2007年第5期 作者:梅晓东  原题为:杨坚、朱元璋是节俭的皇帝吗?

在中国古代数百个皇帝中,确有少数人崇尚节俭,如汉文帝刘恒,与皇后亲事农桑,并诏告天下,拒受贡献,在位二十四年不增宫室、车马、舆服,死前遗诏命丧事从简,其陵墓皆瓦器,不用金银铜锡为饰;南北朝宋武帝刘裕,内宫无私藏,并保存在丹阳躬耕时使用的农具,以教育子女;五代后周太祖郭威,平生好俭约,病重时屡戒后来继承皇位的侄子柴荣,他死后当穿纸衣,以瓦棺敛之,不修地宫,不置守陵人,不于墓前立石像……但有些皇帝所谓的节俭,只是表面上的,他们大规模营造宫室,耗费惊人,给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

隋文帝杨坚是以节俭著称于史的皇帝之一。史籍有关于他奉行节俭的记载:乘舆与日用之物,破损后修补再用,轻易不换新的;后宫妃嫔穿的衣服都已洗过多次;一次拉肚子,太医为他配止泻药,需胡椒粉一两,遍寻宫内而不得;以自己为榜样教育子女节俭,把自己穿过的几件旧衣服送给太子杨勇,令他“时复观之以自警戒”;即位之初,下诏犬马器玩美食不得献上;相州刺史豆卢通拍马屁献绫文布,他命堆在朝堂前烧掉,以训诫百官……但杨坚大兴土木,建造新都、行宫,却不大被人提起。

杨坚是靠阴谋诡计,矫诏掌握兵权,然后逼八岁的北周静帝宇文阐禅位于他的,坐上龙椅之后,他即将宇文阐害死,并尽诛北周皇室成员。十分迷信的他住在北周皇帝的旧宫中,不免心里发虚,认为那些冤鬼要找他算账,一有风吹草动,他便认为是闹鬼了,于是即位第二年,便以旧宫城规模太小为由,下诏在旧城西北另建新都。因他最早的封爵为大兴公,便将新都城命名为“大兴城”(今陕西省西安市),城中宫殿,也以“大兴”名之。

开皇十三年(593)二月,杨坚在大兴城住腻了,下诏在岐州(今陕西省凤翔县南)营建仁寿宫,由将作大将宇文恺设计,宰相杨素督建,征调民夫数十万平山填谷,建造宫殿。新宫两年建成,楼宇台阁,宛转相连,蔚为壮观。杨素等人为了邀功,对施工的役夫督催甚急,因劳累而死者上万人。一些累倒在工地上的民夫还未死去,就被监工的军卒推到坑坎里,填上土石活埋。《资治通鉴·隋纪》对杨素等人的残暴行径有如下记载:“役使严急,丁夫多死,疲屯颠仆,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筑为平地。死者以万数。”可见,供杨坚享受的一座座宫殿,是建在民夫的尸骨上的。

当年十二月,杨坚又下诏在京城至仁寿宫之间建行宫十二所,以便在往返途中驻跸行乐。

明太祖朱元璋与隋文帝杨坚一样,也是以节俭著称于史的皇帝。他崇尚节俭的故事听起来也比较动人:称吴王时,将领献陈友谅镂金床,命毁之,以示厌恶奢侈;称帝后,一日三餐多食蔬菜,车舆装饰一律改金银为铜;老妻马氏虽为皇后,但常穿洗过的衣服,穿到褪色也舍不得丢弃;内监穿新靴在雨中行走,被杖责;见一朝官衣着鲜丽,费钱五百贯,斥责道:“五百贯是农夫数口之家一年的开销,而你竟费于一衣,骄奢如此,岂非暴殄!”命其以后不可如此……

然而,朱元璋为建造规模庞大的中都城而耗费人力资财无穷,最后又罢建中都,使这巨大的耗费付诸东流,却鲜有人提起。

当年项羽率兵攻克秦王朝的首都咸阳,烧杀抢掠一番之后叹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然后自立为西楚霸王,率大军东归,定都于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项羽的言行,其实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普遍的心理反映。一个人倘在外地干出名堂来了,周围同事、朋友知道还不行,一定要“衣锦还乡”,好让乡邻知道当初的穷小子如今混出个人样来了,否则就等于黑夜里穿着锦绣衣服走路,没人看到。朱元璋出身赤贫,起于草莽,虽然黄袍加身,也难于免除这种心理,于是即位之后,不顾第一谋臣刘基的劝阻,决定在家乡凤阳建都,并命已经退休的丞相李善长总其事,组成庞大的筹建班子,勘测地形,规划设计,征调工匠,广采建材,于洪武三年(1370)隆重开工。

朱元璋将这座明王朝未来的都城定名为“中都”,其外城周长六十余里,往内是禁垣,墙高两丈,周长十五余里,再往内为皇城,城墙周长七里余,墙高约四丈,顶宽约两丈。中都城的设计规划,吸取历代都城之精华,突出了专制皇权的威严,皇城内有奉天、华盖、谨身、文华、武英诸殿,并建供皇帝、皇后、妃嫔、太子、诸皇子以及太皇、太后等人居住的后宫五区;午门外建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台省两侧建祭祖宗的太庙与祭土神的太社坛、祭谷神的太稷坛;都城内外又建开国功臣庙、历代帝王庙、中都城隍庙、国子监、百万仓、圜丘、方丘、朝日坛、夕月坛、山川坛、观星台、苑囿、鼓楼、钟楼等。都城所有机构设施一应俱全。

朱元璋为营建中都城,征调工匠、民夫、罪囚、移民、军队共一百五十余万人,所需石材从当地开采,砖瓦木材从各地征集。为了便于检查各地所供城砖的质量,砖上均留有供地、提调官员、工匠、烧制时间等文字代号,考古工作者已经从这些字号发现有南京、江西、湖广等地二十二府六十八县和两个巡检司的供砖,这当然不是供砖府县的全部。

所需名贵木材也从各地征集,朱元璋甚至派出使者到当时尚未纳入明朝版图的四川采购楠木。木材的采伐和运输极为艰难。这些用作栋梁支柱的巨木皆伐自深山老林,通水路之地,经长江、运河至淮河,运至临濠十里城码头,再经濠河入中都城之东湖,最后运至中都城。不通水路之地,需经陆路运输,其过程尤为艰难。考古学家王剑英所著《明中都》一书中有如下描述:

据文献记载,当时运输营建中都的木料,有的因为十分巨大,所以陆运时要装在特制的三十二轮大车上,二百人才能拉得动。由于大木太重,木轮一压就碎,于是再在轮上兜一个铁圈。带铁圈的大车轮滚过石头的时候,摩擦得火星直冒,走不了一里地,铁圈就散了,就得停下来给换铁圈。因此一辆拉大木的车,除用二百人拉曳外,还要有二百人肩扛着铁圈跟着走,不时停下来换圈修车,所以一天才能走十里地。一根大木从产地运到凤阳,水陆转运共要花一万个工。这么多的大木从全国各地运到凤阳来,要用多少劳力,实在难以计算。

运一木如此之艰,可以想见,营建庞大的都城,仅木材一项,耗费的资财人力是如何巨大!

由于督官催逼甚急,劳动繁重,役夫、军士累病而死甚众,朱元璋自己也对都督府臣说:“近营中都,闻军士多以疫死,盖盛暑重劳,饮食失节,董其役者又督之太急,使病无所养,死无所归,朕甚痛之。”(《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五)军士如此,那些罪囚的命运就更加悲惨,山西平遥县儒学训导叶伯巨,在他那篇惹下大祸的奏书中也说:“今之为士者……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言动一跌于法,苟免诛戮,则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谓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今凤阳,皇陵所在,龙兴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声充斥园邑。”(《明史·叶伯巨传》)从役者的命运如何悲惨,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洪武八年(1375)四月,当工程已进行六年,都城已粗具规模时,朱元璋却下诏罢建中都,理由是“役重伤人”、“有司叠生奸顽”。《明太祖实录》对朱元璋决定建都和下诏罢建的原因,只以一句话概括:“初,上欲如周、汉之制营建两京,至是以劳费罢之。”其真实的原因却是,他亲临新都城视察,想起了第一谋臣兼风水大师刘基的谏言,觉得凤阳的确是风水不佳,无险可凭。他曾下诏令公侯在中都建造第宅,哪知这些人自恃功高,又大多是皇帝的老乡,纷纷超标准建造豪华府第,居然“数百里间,王侯之家,甲第相望,冠盖如云”(光绪《凤阳县志》卷十)。这些家伙如果聚众造反,将是一呼百应,立成气候,对自己的龙椅构成严重的威胁。刘基退休之前又对他说:“凤阳虽帝乡,然非天子所都之地,虽已置中都,不宜居。”此老真是高瞻远瞩,这句临别赠言,说到了朱元璋的心里,成为他决心罢建中都的原因之一。

营建中都城究竟耗费了多少资财,史无记载。但专家根据明代永乐、正德、万历年间建造宫殿所需的人工、资财推算,其费用大约相当于当时全国六年税收的总和。如此巨大的工程,兴建,只是缘于皇帝“衣锦还乡”的心理作祟;罢建,也是疑神疑鬼,怕臣下造反,也即为了皇权的稳固,总之只在皇帝老爷一念之间。至于投入了多少人力,耗费了多少资财,给人民带来多大的损失,在朱元璋眼里根本不算个啥。

当然,朱元璋是不愿承担大兴土木、耗资无穷的大罪的,他在《中都告祭天地祝文》中说:“遂议群臣,人皆曰‘古钟离可’。”一句话,把罪责推给了群臣。为了掩盖罪责,让这座都城消失,朱元璋又于洪武十六年(1383),下令拆除皇城部分宫殿,以其材修建龙兴寺,此头一开,以后便不断有人扒拆,直到扒得只剩下四面城墙。由于朱元璋的极力掩盖,除凤阳方志外,各类史书在提到这座消失的都城时,都是一笔带过。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考古学家王剑英从北京下放到安徽凤阳“五七”干校劳动时,发现了这座曾经辉煌宏伟的废都,撰写专著出版,才令史学界震惊。

由于中国历史上奢侈荒淫的帝王太多,因此杨坚、朱元璋穿穿旧衣,坐坐旧车,或是烧一堆绫罗绸缎,便成了黑暗中耀眼的亮点。而经史学家不厌其烦地大书特书,一再吹捧,这一亮点便无穷放大,把杨坚、朱元璋大兴土木的史实掩盖住了。如果把穿洗过的衣服、坐修补过的旧车与耗费巨资、累死成千上万的百姓建起的宫殿相比,不啻一粒金沙之于金山,杨坚、朱元璋就这样省下一粒金沙博得千古美名,而挥霍掉一座金山却不被人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