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晋商精神

　　文／完珉

　　晋商曾经的辉煌让一个甲子以来总是在国家能源重化工基地上前倨后恭的山西人可以说一句：咱祖上也阔过，而且那还不是一般的阔啊，是横穿明清两个朝代五百多年、跨越欧亚美非数大洲的商帮之首富呢！之所以说是前倨后恭，也确有原因。

　　先看前之倨：

　　首则那能源重化工基地先前是国家计划下不可或缺的。在共和国的60年历程中，前一半，山西的日子较之全国其他地方，是具有独特优势的。当今人们的理念是哪里有资源，哪里就有话语权，可这是现在的理念，从前那个时代是计划经济。资源给山西带来的是大投资，但利润并没能够留在山西，如若能平平和和地“计划经济”倒也真是山西人的福气。但因了那重型基地，还是建成了重型机械、钢铁、军工、铁路机车、化工、水泥、电力的倚重型的工业格局，城市的居民确是“被分配”就业相对较多，待遇也是有保障的；次则山西的农村虽然一如其他地方贫穷，但其地理纬度适中，自然条件虽然不好，可是十年九旱，却较之动辄水虫雹冻的难以预见尚未到更坏，加之山西历史上即人文积淀深厚，儒释道荟萃，尤其两千年的崇公(关公)尚义和佛教文化的影响，整体上民风淳朴，注重亲缘关系，相对暴戾之气较少，人际合作的基础较好，甚至出现了全国性的“农业学大寨”这样令山西人着实“前倨”了数十年的农村榜样。

　　再看后之恭：

　　这个甲子的后30年，山西先是惯性地被罩在了五年计划的投资阴影下走不出来，但渐渐品出些改革滋味的山西人发现这个真是不大灵光了：山西廉价出卖的是自己脚底下优质的资源，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定价话语权和资源补偿费用，蓝色的天空成了铅灰色，河流要么干涸、要么遭污染，地下的采空更是千疮百孔、不忍目睹。更重要的是体制转型中许多既有的规范难以适应新的关系的调整，在种种追求急切改变困境的浮躁心绪支配下，不规范的运作、不安全的开采不仅导致矿难不断，竟使山西各界一片惶惑，不知道“心在哪里安放”？山西的民众包括那些“煤老板”也同样惶惶然摆脱不了煤炭资源的梦魇。制度转型中的种种欠缺，使山西的财富分配畸形，不仅贫富严重不均，而且先富者也缺少先祖们的精神涵养和修行。他们成了发山西煤财、炒北京别墅、飚越野悍马的暴发户。

　　三晋大地上空悬浮的“可吸入煤灰”，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竟然能把晋商五百年历史的灿烂辉煌遮蔽得如此严密？

　　随着这后30年的恭(躬)下身来近距离分辨，穿越厚黑的煤灰幕帐，跨越意识形态藩篱，不断有学者探究着晋商的种种足迹事迹事业视野。

　　虽然躬身有些许被迫之意，在改革开放初期，即有日本学者对山西商人的研究成果震动了在山西的金融经济史学者。建筑学家阮仪三先生铲下救出平遥古城(但祁县、太谷、介休、忻县却未能免于铲下被拆之命运)，否则，余秋雨先生就不知道在哪个真实可触的地方去“抱愧山西”了。但是后来一些影响巨大的影视文学作品却恰恰曲解了真实的晋商精神。譬如著名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当然用不着苛求文学、小说，在残存的晋商史料记载面前，已成为令人宽容大度哑然失笑的证伪例证。

　　那些浩如烟海的林林总总的史料里发掘到的晋商共有的品质灵魂有哪些？尽管见仁见智，但晋商那些共同的精神可以由少到多由简入繁地来概括：

　　义——即崇尚正义，以义制利，义乃正当正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商道之首要之意。晋商制度中的从不强迫他人清欠、但底线即商务绝交，仅此而已，并不断人其他生路，这虽是在没有武力保障，缺少公共权力维护下的不得已，但在冷兵器时代的这种以自己全部身家财产去承担“无限责任”风险的商人，可以当得起义薄云天了。古代罗马法庭前的正义女神雕像背后刻有一句古老的法谚：“为了正义哪怕天崩地裂！”新旧文明尚相益，东西义理本自同。价值的普世性就在于即使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同样可以读懂义为何物？

　　诚信——即古往今来海内境外太阳底下最不新鲜的民商事法律(且不论其习惯还是成文)的“帝王原则”。如果说义是做人的底线，诚信则是商人的底线操守。这其实并不需要多少聪明智慧去判断，在熟人社会也是容易做到的，而晋商在漫长的岁月中，在不断开辟着新的商业道路，五百多年的历程中保留这样的规则纪律，并使之成为桑梓地经商处世代接替的社会遗传密码，以至于海外甚至拉美的一些国度至今都以某物乃中国的“晋商所售”作为品质保证的誓言或咒语。此类故事家传的口述的书载的史记的不可枚举。谨防急功近利鼠目寸光，晋商的诚信故事就是一味良药，日久见传统，见真心，尽皆由此而来。

　　重商业——以商为业，重商立业，襟怀坦荡，对外圆融称作儒商(此处儒字泛化为读书修文之意，并非仅仅属于某流派学说)，对内方正直接纯粹，就是以商为本业，为职业，为事业，没有低人一等、二等公(臣)民，或等外臣民的羞愧和矫饰。这也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阶层等级职业贵贱糟朽内容的挑战，诸如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士农工商阶层的排序，他们不在意，倒是影响巨大的电视剧《乔家大院》里隐隐约约掺进去些不大纯粹的官本位和读书做官理想。其实晋商真是把皇权社会中官家士族文人雅士视作末流的商事活动，演绎得风生水起，令距其百多年后的人们看得感慨唏嘘叹为观止！

　　勤俭律己——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克勤克俭，律己以严、宽以待人等等，几乎是所有兴盛数代的晋商的家训店规章程中的题中必有之义。无须四处搜寻翻检，随便打开一本晋商史料，都能找到这类大同小异的“章程”、“规范”。“齐家务要严肃，应事务要和缓”，“居室务要兼用，知过务要即改”。至于什么赌钱嫖妓、纳妾包二奶更在禁止之列。当然规定是规定，但违反者总是存在，甚至很严重的，但规则的制定就是被违反的，否则规则即失去了规范定则之义；所有的规范可能都意味着不容易做到，明清晋商的身体力行之普遍世所公认，奠定了在皇权专制社会下不啻最高道德群体——官宦大夫科举士人。故而才有所谓雍正皇帝之叹：山右之人一等者经商，次者力农，再次者方去科举应试。

　　乡缘和为贵——所谓乡缘地缘是晋商规模拓展的规则。譬如在“北京的布行，多为山西翼城人经营，鲜鱼口往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和为贵本就是儒家和谐文本的基础，也是经商之人崇奉和气生财、互利多赢，不然则商战不断、内讧纷起、煞星戾气、不剩赢家。

　　但是，有原则的和方为尊贵。晋商普遍的用人原则为“用乡避亲”，有人谴责这种用人方法的封闭性。其实第一，在社会生活节奏相对迟缓的农耕皇权社会下，公共服务保障匮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用具有乡(地)缘的熟人，对自己的商号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考核和监督成本，对本乡而言正是惠及乡里的根本举措。

　　第二，用乡而避亲(如通常不用少爷、姑爷和舅爷)既避免了最常见的角色冲突，又能更大限度地发挥职业经理人(掌柜)的积极作用。这较之现代企业的人际管理理论不逊丝毫。

　　第三，这种由乡缘地缘关系缔结的互助合作模式，担纲了皇权社会下基层社会公共产品匮乏的自治管理和基本互助，也是晋商能在五百年间和谐发展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这种运作不独晋商，其他商帮也多少都是实行类似的社区关怀，包括儿童的教育、失去劳动力的鳏寡孤独的“五保”，只可惜未能发展出现代西方家族企业的托拉斯(Trusts，即信托基金)，或假以时日有所镜鉴，尚可期待？

　　第四，晋商和谐发展的物质和制度基础是其著名的学徒年资身股分红制，更是西方上世纪30年代之后方出现的“人民资本主义”和现代的职业经理人期权激励机制的古代中国版。仔细观察晋商的制度，发掘其精神，更能体味出那种千年易过而人性难变的普世沧桑。

　　第五，晋商和谐发展的精神基础集中体现于崇公好义。其外化形式即关羽崇拜。关羽也起到了类似宗教那样的精神凝聚力图腾偶像的作用。时至今日，海外许多华人的商铺、店堂、甚至办公室都供奉关羽像，不时顶礼膜拜。对自己耳提面命：在商言商，但要以义制利，取财有道，谨记在心。虽并不一定有法律强制力，但日久成习惯，动辄就大喝：此是否不义之财？晋商的道德教化正是靠这样点点滴滴渗进经商人的头脑之中，逐步内化成为其心中的道德律。而在内地这样子的摆设开始是“港化”的时尚而已，是否也会由外而内，水滴石穿渗进心中，百年风尘洗涤干净，需要时日。

　　这是我理解的晋商精神，她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自洽体系。至于晋商精神的丢弃是另一个沉重的历史话题，只好另外行文。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