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尔本旅游地点:股市剥削奥秘

存在着剥削制度，其设计、推行，并使之越来越嚣张肆虐的，是官衙“中国证监会”。 对比中外股市的不同，整理中国股市中来龙去脉故事，可将此奥秘大白天下。

　　全世界的股票，都是全流通，股民炒股，有的赚有的赔，有的赢有的输，钱从输家流到赢家，不过是在股民整体中转圈；不断有新资金进来，股市中的钱日益增多，股指才会节节攀升，炒股 才会有“赚钱效应”。

　　唯独中国有“大小非”，情况就大不同了。“大小非”股票的成本是票面价，一般为一元人民币，经营几年后，每股净值也只几元，到公司上市时，股民的买价，是票面价和净值的十几倍几 十倍。准许“大小非”一元成本的股票，以超过净值好多倍、十几元几十元的价格卖出，拙文《也谈资本主义秘密——剥削的新定义》说过，这是与特权有关的剥削，有权买“大小非”的， 是剥削者。

　　只要禁售期满，“大小非”就会减持套现，导致股价下跌，但只要尚未跌到净值以下，“大小非”减持套现仍合算，而他们担心利润继续缩水，就抢着减持抛售，如此再下跌，再抛售减持， 恶性循环下去，股市中的钱，不断从股民整体中，流到“大小非”口里。故此，中国股市其实就是特大奶牛场，万千股民都是“奶牛”，奶，还有血，都叫“大小非”吮吸走了。股市中的钱 越来越少，加上不少“奶牛”觉醒，割肉退出，股市中的钱流失越来越快，而股票数量不变，股价当然下降。这只股票跌，那只也跌，股指当然日益下挫，“赚钱效应”当然一去不返。在股 指下滑的总趋势下，任何普通股民，即便是股神，也是黔驴。正像汹涌奔腾的洪峰，再会游泳的高手卷入其中，也难逃灭顶之灾。

　　这种剥削奥秘的形成，有什么故事呢？

　　开初发行股票，按票面价出售，但无人敢吃螃蟹，深圳就令公务员认购。不久后上市流通，吃螃蟹的都发大财了，人们如梦初醒，都在翘首盼新股发行。新股将要发行了，预计有抢购风潮， 就想了个法子：凭身份证买“认购表”，按表抽签，中签率10%，并公告“认购表”于1992年8月10日发售。此消息一出，全国的淘金者和身份证纷纷涌到深圳，1992年8月5日，深圳市邮局收 到一个17.5公斤重的包裹，其中居然是2800张身份证。8月8日，发售点前即排起了长龙，8月10日发售开始，不足30分钟，即告全部售完。100万排队者，顶着酷暑两天两夜，吃喝拉撒都在队 伍中，却得到这么个结果，都愤怒极了，游行请愿烧警车，震惊全国的“深圳8.10风波”，就此爆发。

　　这场风波使人想起经济学规律：卖的多买的少，必须跌价；而买的多卖的少就要涨价。于是，此后发行新股，都是溢价发行，票面1元，卖到十几元、几十元，甚至有上百元的。那么，原来按 1元票面价买得的股票怎么办呢？不许它流通就是了。这就有了非流通股，持股在总数5%以下者叫“小非”，多是个人；5%以上者叫“大非”，多是机构；实际经营者，即控股股东，当然都是 “大非”。“大小非”股数合计，大都为总股数的三分之二。另外的三分之一为流通股，股民花高价，买的是流通权。这就形成同股不同价又不同权，股权分置。

　　说“不同权”，也不全对：分红权就完全一样。论成本收益率，“大小非”已经占了大便宜。可人心不足蛇吞象，他们非要获得流通权不可。当时叫做“国有股减持”“融资”，说白了，拿 一元原成本的股票卖出十几元、几十元的高价。人家花了高价，才买得流通权，你凭白无故也要拿到流通权，花了高价的万千股民们，怎么会答应上当呢？这就用得着赵本山大叔表演的“卖 拐”办法，忽悠！

　　任何忽悠，都得有三个阴招。股权分置改革，特大忽悠，也不外这三招：

　　第一招，要人们上当，得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中国证监会2005年9月5日出台的《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说改革的理由是：实际经营者控股股东的股票不能流通变现，就不能激励 他们关心经营业绩。这“流通激励”说，纯粹是扯淡！控股经营者谁不想业绩好？业绩好，他脸上有光，身价上升，分红得息最多；反之，业绩差，他灰头土脸，麻烦缠身，股值缩水最多； 搞得不好，退市、破产危机将临时，流通股东可以逃掉，而他怎能说逃就逃？这就是说，他本来就关心经营业绩，根本不需要流通来激励。

　　第二招，要人们上当，得有蛊惑人心的钓饵。让第一（有的加上第二）“大非”股东给流通股东支付若干对价（“小非”不出对价，白得流通权），并且，“大小非”也不是立即上市流通， 一般有三年的限售期。可怜的股民们，只看到眼前唾手可得的实在利益，谁不乐意？至于手里的股票会不会贬值，股指会不会坐滑梯下滑，“赚钱效应”会不会变成神马浮云，三年后的事儿 ，想不到那么多。

　　第三招，要人们上当，得有貌似公平的博弈。对价该是多少，限售期该是多长，证监会的规定是：必须经股东大会表决，有三分之二全体股东，和三分之二流通股东赞成，才能通过。看起来 很公平，其实，表决不是一人一票，而是一股一票，出对价的大股东垄断了表决权。得对价的流通股东，其中有大户和散户之分，大户只是几个人，却持有大部分流通股，所拥有的表决权占 了大头。这几个大户，很容易被出对价的私下搞定，其余持股微少的散户，虽然人数庞大，但却是拙作《豁然开朗》《包袱重举步维艰》篇中说的“原子式集团”或“潜在的集团”，很难团 结一致采取有利于自己的行动，就算能团结一致投票反对控股股东提出的股改方案，表决权也抵不过人家。这就是说，股改方案无论对多数人多么不利，都能表权通过。出对价的大股东制订 股改方案，不担心通不过，就尽可能做出有利于自己规定：一是不掏真金白银（不派发现金），只“送股”了事；二是尽可能少送，据网文介绍，股权分置改革酝酿之初，有学者提出，对流 通股每10股送30股较为合理，可从来无人照办，越到后来送得越少，大多是每10股送3股，意味着，流通股的成本只降了30%，仍然是“大小非”成本的十几倍几十倍。就这么点儿蝇头小利， 却丢掉了“赚钱效应”，最终亏得吐血！

　　以上三招使下来，忽悠得逞，“大小非”骗得了流通权，普通股民“白”得送股，皆大欢喜，股改胜利结束。到限售期陆续届满时，比“奶牛”多一倍以上的“大小非”饿虎出笼了，中国股 市自然一蹶不振，从此进入了漫漫熊市。

　　股市不振，必有明白人出来说话。2008年9月1日《人民日报》第14版，发表该报记者许志峰的文章《用制度破解“大小非”难题——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琨》，认为 ：“大小非”所持股份与二级市场的流通股是“不同股”的，因而也就不能“同权”，尤其不能同价，两种股票根本就不具备平等交易的基本条件。

　　交易不平等就是剥削。李琨将密闭股市剥削奥秘的窗户纸捅破了。

　　该文还说：李琨提出，破解“大小非”难题的办法之一，是对“大小非减持”开征暴利税。他说的暴利税，其实就是反剥削税。

　　中国衙门应对媒体批评，向来迟缓。可证监会应对这次冲击，反应之快，异乎寻常。李琨的议论见报当天，“证监会有关人士”就向媒体宣称“不会开征暴利税，对大小非的政策不变”，而 所谈理由似是而非，还祭出了“扣帽子，打棍子”的传统法宝，攻击李琨“颠覆股改成果”，竭力为剥削制度辩护。

　　证监会不仅迅急反攻李琨，而且更进一步照顾“小非”：原来规定“三年内不得转让”。反攻之日后四天，9月5日，沪深证券交易所突然颁布《股票上市规则（2008年修订稿）》，改为“一年 内不得转让”，自2008年10月1日起生效。

　　少对价，缓上市，这种改革的出发点，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这样说事出有因，情有可原。但历史遗留问题解决以后，就不应该再出“大小非”。2008年新股发行（简称IPO）一度暂停八个月 ，到2009年IPO开闸后，新股成批大量发行上市，新的“大小非”却还在不断产生，而且变本加厉：锁定期由原来的三年缩短为一年，也不要他支付任何对价，就可吮吸“奶牛”的奶和血。

　　更为恶毒的是：新出台IPO询价制度规定，公司股票上市首发，溢价多高，得向证券机构询价，被询机构得按所出高溢价购买相当数量的股票。看起来合理公平，却又是忽悠：首发公司与询价 机构勾结，尽可能高定溢价，而被询机构按所出高溢价购买，不会吃亏——可在开盘首日推高股价脱手。于是，每只新股第一个交易日，换手率都在80%以上。“打新”的普通股民被忽悠上当 ，高位套牢，“问君能有几多愁，高位满仓中石油”最为典型。

　　据国际金融报的《严防股票高溢价发行》文章说：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指出，2010年国内新股发行平均市盈率为77.88倍，甚至有公司的发行市盈率高达 150.82倍；新股发行价格也一再打破记录，有公司以148元的发行价成为20年来我国最“昂贵”的股票；高超募金额的现象则更为严重，2010年新股发行超募资金高达3080亿，占总募资比例的 61%；股票发行的“三高”现象导致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一方面，给股市带来极大的交易风险，大量投资者高位套牢，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另一方面，使一大批人一夜暴富，在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纷纷建议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同时，创业板在一年之内就制造了400多位亿万富翁；股市“三高”问题的核心是股票的高溢价发行，为此他建议采取必要的限制措施，坚决抑制股票的高溢 价发行。

　　在外国，就有成熟的限制措施。国内公司到境外上市，都知道：IPO时要“缩股”处理，重新登记股权，发行溢价越高，缩股越厉害，过分溢价并不合算。因此，上市前发行的原始股，与上市 后发行的股票，大体上同价同权同流通，没有“大小非”，也就不存在“大小非”的暴利剥削。这就是资本主义。我们社会主义股市，比人家的资本主义还要资本主义！

　　对比国内外，回顾以上故事，人们不禁要问：中国证监会明明知道国外的缩股制度，可为什么不肯与之接轨，反而拿出更恶毒的询价制度？为什么玩一场股改的特大忽悠？为什么竭力为“大 小非”暴利剥削制度辩护？为什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后还要让剥削变本加厉更加肆虐？为什么竭力照顾“小非”？

　　该揭开奥秘了！人们都怀疑：“证监会有关人士”及其亲友、同一圈子的人，是不是持有“小非股票”的既得利益者？

　　企业上市“圈钱”（即首发）、再“圈钱”（即增发或配股），必须打通多道审批关，让有权的官员或其亲友，买首发前的原始股，或后来增发的转配股等“小非股票”，正是攻关手段。这 类手段不犯法，不违纪，一家愿卖，一家愿买，又不是白送，算不上行贿受贿，有谁来查？又如何查得到？当官的白拿“灰色收入”，不合理先富，不用申报公示，至今未见有谁过问。

　　拙作《豁然开朗》的《正当先富、不正当先富和不合理先富》篇，说过最典型的例子——郑筱萸。他为自己，为老婆，为子女，为情人打开财路，乃倚仗手中的权力，推行一种政策，为“药 品换名涨价”大开方便之门。本来，新药上市的审批很严格，2004年，美国药监局仅受理148种新药申请，而同年国家药监局却受理了10009种新药审批，一个低价的常用药，换个新名，只要 给郑筱萸或其衙门里的其他人上贡，就可以获得新药批文，然后涨价十几倍几十倍，接着是流通环节层层回扣，人人分肥，直到医生开方提成。这些人发了大财，不合理先富，广大民众却因 药价虚高看不起病，被迫“提前送终”。由此可见，郑筱萸是“五个代表”——自己的代表，老婆的代表，子女的代表，情人的代表，医药界不合理先富者的代表。是他执政让总人口中的少 数强势者发财，将广大民众挤尽汁肉。这样为少数人谋利益，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什么？过去曾有一顶帽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拿来给他带上，恰恰合适。

　　还有，中国足球老是搞不上去，走资派杨一民、南勇难辞其咎。

　　联想到这些例子，有理由怀疑：中国证监会的前当权派，是不是类似的走资派？他们是“三个代表”吗？恐怕也是“五个代表”吧，归根结底是一个代表——剥削者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