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政府玉玺欣赏(图2)
马英九拿到荣典之玺及中华民国之玺 将进驻“总统府”。
“立法院长”王金平授与马萧两人“中华民国之玺、荣典之玺”与“总统”之印、“总统”之章、副“总统”之章。
荣典之玺羊脂玉，重4.3公斤，玺身高4.6公分，连玺钮部分全高为11.1公分，玺面为13.6公分见方
要盖印的时候，不是把国玺拿起来盖在纸上，而是先把国玺固定起来涂上印泥後，再把文件放在国玺上加印。
民国五年大总统题的匾
中华民国之玺重3.2公斤，玺身高4.3公分，连玺钮部分全高为10公分，玺面为13.3公分见方
“中华民国之玺”为代表国家之印信。盖用于国书、批准书、接受书、全权证书、领事证书、领事委任文凭等文件。“中华民国之玺”也是在国民政府完成北伐、统一全国后制成，于民国18年国庆节启用，质地为翠玉，重3.2公斤，玺身高4.3公分，连玺钮部分全高为10公分，玺面为13.3公分见方。玺钮上刻有青天白日国徽，并系有宝蓝色丝穗。
印章不一样？
事实上，平日要天天用到国玺的机会不是太多，平常都是使用总统之印，根据“印信条例”规定，“总统之印”的规格为宽8公分、长8公分、边宽1.1公分，银质朱文篆字，盖用于永久性机关的公文章，包括贺词、奖词、挽额等。“总统之章”盖用于呈文、签呈各种证券、报表，及其它公务文件。依规定规格为阔3公分、长3公分、边长0.2公分。
象征接掌国家的“中华民国之玺”、“荣典之玺”两枚国玺以及总统之印暨职章，由立法院院长王金平自陈水扁总统手中接过，然后授与总统当选人马英九，而那一剎那，中华民国也正式完成政权交接。
中华民国之玺重3.2公斤，玺身高4.3公分，连玺钮部分全高为10公分，玺面为13.3公分见方
由于国玺珍贵异常，均有专人保管和清洗，维护工作十分彻底，所以使用多年仍完美如新。而据说，这两枚历经战火的国玺，当年还靠着护送官把它们藏在枕头下，才得以安然无恙，来台之后曾经一度被放在防空堡垒的保险铁箱，后来才改为安置在总统府特制的保险箱。
中华民国之玺重3.2公斤，玺身高4.3公分，连玺钮部分全高为10公分，玺面为13.3公分见方
附件
新中国的“开国之玺” ——毛主席亲手定印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印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印，珍藏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形制为方形铜印。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没有国玺？这是个饶有趣味的话题。应该说没有。起码在形式上，它没有传承秦始皇到民国的印信文化传统，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之玺”这个东西，取而代之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因为“国玺”这个词具有封建王朝的意味，所以官方不再用这个提法。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定国名时，有人提出沿用“中华民国”，有人提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等，最后大会一致通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新中国开国的政府印文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当时不称“玺”而叫“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是政府的印章，不是国家的国玺。国家的范围比政府大得多。狭义的国家包括各级政府，各级人大，各级政协，各级法院，各级检察院。中央人民政府只是其中一个领导机构。盖中央人民政府的大印，只能说是受权，受人民委托，那么全国人大批准就更重要了，所以人大常委会的大印，实际上更重要，这是最后一道法律手续。由于现在的人胆大包天，什么印章都敢刻都敢盖，对权力部门根本没有半分敬畏之心，所以在网上你很难查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印章或者国务院印章，因为此类印章用途极广，适用范围大，含金量太高，仿制品行骗方便好用，和国玺完全是两码事，国玺的适用范围其实是相当狭窄的，仿造了也没什么实际价值。
今天我们会见到一些中国各级地方政府行政专用印，都是圆形的，中间占了相当大的空间是国徽图案，印缘与国徽之间的上方弧位排列上不同类别的印文。格式是统一的，各个等级的区别，只在于圆形直径上的大小差别，非常大方大体，也是中国行政用章的一大特色。这是后来改进沿用的形式，然而新中国的开国印玺却不是圆形的，它承袭了传统的方形，印文则没有习惯使用篆书、隶书等一类的旧玺印文字，用的是宋体字。据说这是首任国家主席毛泽东从几个印稿中选定的，端庄的宋体印文简单易认、一目了然。十五个字的印文刚好排三行，每行五个字，配搭颇为整齐、严肃，粗阔边缘，精细铸刻文字则显得有力，刚强及认真、协调。
周恩来总理亲自交办
1949年春，随着淮海、辽沈、平津三大战役的节节胜利，新中国诞生在即，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各项筹备工作加紧进行，刻治国印的事也提上日程。 49年6月，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在北平正式成立。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常务委员会名单。推选毛泽东为主任，周恩來、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行政、经济、文化和国防建设。刻治国印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工作。也就在6月，周恩來向清末翰林、杰出的民主人士陈叔通交待了办理国印之事。国印，代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权力，象征着4亿5千万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权威，一定要刻冶好，体现出新中国的新面貌。作为新政协筹委会副主任的陈叔通，工作十分繁忙，他把办理国印之事的一些具体工作托给副秘书长齐燕铭去办。齐燕铭既是一名精明能干的组织领导者，也是一位颇具眼力的书画篆刻艺术行家。为了刻治这枚国印，他邀请京城治印名家张樾丞、顿立夫、唐醉石和魏长青共同研究探讨，从冶印所用材料、采用字体、印章大小、由谁来刻冶，都认真作了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供中央领导决策参考。国印出自农家子弟张樾丞之手张樾丞，名福荫，以字行世，河北新河县小寨村人。1883年他出生于贫寒的农民家庭，只读过几年私塾。14岁那年，他步行数百里去京城琉璃厂刻字铺学艺，18岁正式出师。他自知文化功底浅薄，学习非常勤奋，常向出入琉璃厂的文人墨客求教，长进很快。时间长了，便和这些文人墨客结为朋友。清末时，琉璃厂藻玉堂主人王雨谈张樾丞为其友梁启超所刻“龙飞虎卧”四字，名声大振，被人惊叹：“真铁画银钩也!”从此，求其治印者应接不暇。从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到北洋政府的徐世昌、段琪瑞、冯国璋、吴佩孚，从大文豪鲁迅到罗振玉、康有为、冯玉祥、张大干等名流，也都喜欢他的刻印，甚至连北京大学授学位的章、民国银行发行的纸币上面所用总裁印鉴，都用张樾丞所刻之印。张樾丞还精于刻铜艺术，为京城一绝，是刻铜艺术中成就最高的艺术家。正因为他有如此传奇色彩的篆刻经历和卓绝技艺，所以新中国第一大印的刻冶非他莫属，国家自然要把这一神圣任务交给他。当周恩來握着这枚镌刻技艺十分精湛的国印时，非常高兴，他意味深长地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正是由千千万万个苦力拓凿而成的吗?”
宋体字堂而皇之上了国印
开国之印的字体，最引人注目。它一反历朝历代国玺的传统，改篆体为宋体。用宋体字治大印，历史上仅太平天围一例，据说，宋体字是南宋秦桧创造发明的；因为他陷害忠良留恶名，后人叫它宋体而不叫它秦体。宋体字庄严大方，规范严整，易识易认。当中央决定国印采用宋体字时，张樾丞先生极为高兴，显得很激动，不住地点头，重复说好极了好极了。好在哪里呢?他对家人讲：“毛泽东这个人了不起，历朝历代的国印都是篆书体，他却定为宋体。宋体字好哇，老百姓都能看得懂，容易认。共产党的心里果真是念着老百姓的。”开国之印改用宋体字，可谓开一代新风。后来的政府印都是宋休字，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张幼丞见证了父亲治国印的全过程
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张樾丞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铸制治国印当然是保密的,惟有两个儿子略知其事。解放后，由于接二连三政治运动，加上老先生不喜欢自我吹嘘：更无人知晓。1961年1月15日，一代篆刻大师逝世。“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数次抄家，他家的许多文物流失。家人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对于老人刻治国印之事闭口不谈。张樾丞刻治国印的事虽然已过去举个世纪，但作为当时的见证人——张先生尚健在的72岁的次子张幼丞，他对父亲刻治国印之事记忆犹新——大约是1949年6月间，一天，父亲坐在堂屋里刻字，忽然门外来了辆黑色小汽车。来的是位身穿白衬衫下穿黄军裤的中年人；似乎与父亲相熟，两人聊了一会儿，然后父亲就随着客人走了。当晚，父亲回来后什么也没说，就忙着翻资料，找印谱。过了几天，我才看见父亲画的印样，有4张，大方官印，有隶、宋、汉篆、秦篆4种字体，都是一样的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因为我们家在民国时期就经常做官印，所以对此也没有特别注意，我只是听父亲讲过，来接他的那位客人叫齐燕铭。是位不小的官。又过了十天半个月，家里的电话响了。父亲听了电话，穿着件长衫，夹着印样就走了。他还是去了上次去的地方，现在叫北京饭店。这次他没有把印样带回来。张幼丞对父亲铸治国印的过程也记得清清楚楚--—印样回来后就开了工，先是化铜、浇铸，然后打光，拿大锉锉，再用手工把做细的印用木炭磨光，我还参与了这些原料的粗加工；父亲最后再开始画样，写字，拿凿子凿，用刀子修。没两天的工夫，大印就做好了。镌刻这种印玺是有特殊规矩的，刻完了不许打样留底，而且交活时的4个角都要高出一点儿，即不是平的，待正式使用前磨平，算是启封。开国颁发的一系列政令、国书等都盖上这颗鲜红的印玺。 60年过去了，如今，这枚开国之印仍完整地珍藏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作为新中国诞生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见证，它成了国家珍贵的文物。200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前夕，北京毛主席纪念堂中经过精心布置的“毛泽东展室”展出毛泽东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时使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和主席签名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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