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打黑”审判揭幕

　　与历时三个多月的抓捕行动类似，重庆“打黑”审判甫一开局，便是秋风扫落叶之势。

　　10月21日，重庆“打黑除恶”行动首宗案件一审宣判。“黑老大”杨天庆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七项罪名成立，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此时距离案件开庭尚不足十天。

　　判决书历数团伙累累罪行，从光天化日砍人，到霸占他人产业，乃至敲诈路边小店老板。重庆“打黑”大审判正从此案拉开帷幕。

　　与杨天庆同批受审的还有另外三个团伙。庭审在重庆万州区、南川区和重庆主城区渐次展开。被告人总计达80余人。全部庭审持续了四天，至10月15日夜方告结束。

　　首轮“打黑”审判，嫌犯之众、罪控之多、庭审持续时间之长，已打破重庆法院审判历史上多项记录。

　　但对于声势空前的“打黑除恶”行动而言，首轮审判仅仅是序曲。根据重庆市官方在8月中旬公布的抓捕行动成果，落网的黑恶团伙成员达1544人，黑恶势力骨干100多名，被查封、冻结、扣押的涉案资产高达15.3亿元。那些“重量级”人物还将渐次出场——

　　陈明亮，重庆娱乐业真正的江湖“老大”；

　　黎强，掌控重庆市区100多条公交运营线路；

　　陈坤志，勾结金融机构的资本大鳄；

　　王天伦，垄断重庆市场70％以上的生猪供应源。

　　更大的悬念是文强。这位在重庆市司法局局长任上“落马”的高级官员，此前曾任职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达16年。他和他的亲信们，被视为重庆涉黑组织的“保护伞”。

　　这些曾经显赫一方的势力及其背后无孔不入的黑金链条，终将暴露真容，面对法律的梳理、裁决。而杨天庆案的判决，正传递出速审速决、首犯从严的信号。

　　至10月22日《财经》记者发稿时止，共有31名被告人一审获刑。其中被处死刑者及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者分别有三人。

　　而在司法审判之外，“打黑除恶”远未收官。黑恶势力得以积弊多年，已凸显社会管制深层次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涉黑案件的审判不仅是对此次重庆“打黑”成果的展示，亦将是反思涉黑犯罪为何屡禁不止、积弊深厚的契机。

谁是“老大”

　　小平头、八字须、山羊胡，从警方公布的照片上看，35岁的杨天庆的确有些江湖人士的派头。10月12日，他在重庆市一中院出庭受审。“打黑”审判由此启幕。

　　杨天庆团伙共有九人，涉嫌犯罪时间跨越八年，总计背负四条人命案。最后一次杀人是今年6月，时间在重庆“打黑”行动启动之后。这被看成对警方的公然挑衅。

　　刘钟永等22人团伙案同日在重庆市三中院开庭。

　　刘钟永从2006年开始经营证照不全的小煤窑，两年后将注意力转向流通环节。起诉书说，他有一批“小弟”，胁迫其他小煤窑主低价销售煤炭供其收购。

　　第一轮涉黑案件审判持续了四天。高潮出现在10月14日——以谢才萍为首的22人在五中院出庭受审。

　　这个46岁的中年妇女留着精致的文眉，即便双手被铐，还不时拢一拢被捕前烫过的短发。她包养的情人跟她一同受审，两人年龄差异竟达20岁。

　　谢才萍被控犯罪行为发生于2008年4月至8月间。起诉书描述了一个分工明确的涉黑赌博集团——

　　股东们是赌场的管理层。他们轮流坐庄，输赢不到2万元人民币不能下庄。打烊后股东们即刻分红，高峰时每天赌博收益达两三万元；

　　赌场有人放哨，按监控对象不同又分为“外围”和“内保”。“外围”负责打探警方消息，“内保”负责监控赌场秩序；

　　赌场兼营高利贷，因此有人负责“放水”（即放贷）和“抽水”（即收款），收益按赌场行规日息5％计算。一名累计欠下40万元“水钱”的男子，2008年7月曾被拘禁殴打；

　　设有专人提供后勤保障。除提供饮水、食品，赌场还用抽头（即高利贷利息）购买毒品，有些毒品免费赠送，目的是让客人保持精神亢奋。

　　谢才萍的赌场像是一个富人俱乐部。一名被告人当庭辩解说，自己参与赌场运作是为生计所迫，从事的无非是填写庄家名单一类的外围工作，但她随后在法官追问下承认，自己开着奥迪轿车出入赌场。

　　10月16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一个公开场合谈及谢才萍案时评论说：“谢才萍开赌场从中抽头，赌场开在五星级饭店，旱涝保收。这连清朝道光皇帝和林则徐都不能容忍。”

“保护伞”初露真容

　　涉黑团伙上一次震动山城重庆，还是在2000年。

　　当年10月，一名警察在查禁赌场时被杀，枪声揭开警匪勾结黑幕，数名团伙骨干和高级警员锒铛入狱。

　　九年过去。“事实证明，上一轮打击过后，涉黑犯罪团伙并非不存在了，而是上面的保护伞掩护了他们。”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说。

　　而在此次“打黑”大审判的序曲中，谢才萍案备受舆论关注，也与其“保护伞”性质的家庭背景有关。

　　谢的丈夫叫文斌，文斌的哥哥是文强。文强在重庆市司法局局长任上案发，此前任职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长达16年。他是这次重庆打黑行动中“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

　　9月中，重庆市公安局举办内部的“打黑”成果展，公布了涉黑组织犯罪总架构图，文强位居顶峰，其以下是原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副总队长黄代强等“四大金刚”。这把“保护伞”庇护了包括谢才萍团伙在内的多个涉黑集团。

　　开庭当天出版的《重庆日报》报道说，文强的妻子曾入股赌场；原市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在任职渝中区公安分局局长时，亦曾指示下属不予查处。彭在今年9月初被重庆市纪委“双规”。

　　关于谢才萍的“抗打击”能力，《重庆日报》提供了一个细节。2008年8月，谢才萍赌场“内保”人员曾“抓获”并殴打一名执行侦查任务的警察。之后，谢才萍被网上通缉。但她不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多次现身专案组。她谈判“自首条件”，屡屡“自首不成”，直到重庆市公安局异地调集警力成立专案组。

　　不过，庭审并未涉及文强，也无其他高官同案受审。取而代之的是来自基层的前任警员——一名叫郭盛的派出所副所长和一名叫甘勇的普通民警。

　　检察机关指控他们在2008年5月至7月间，按每月6万元的标准，收受贿赂共计18万元，成为涉黑团伙安插在公安机关中的内应。郭盛表示，至少有一半贿款分给了分局治安支队、巡警支队和派出所所长、指导员等相关人员。

　　起诉书显示，收受贿款的警员共计十余人，但并未透露其他警员受到何种处理。

　　有不愿具名的旁听人员告诉《财经》记者，两名前警员的供述，反映出深挖“保护伞”的难度。一方面，“保护伞”往往不是一两个公务人员，打击犯罪者易因投鼠忌器而止步不前；另一方面，行贿受贿行为非常隐蔽，固定证据的获取殊非易事。

　　基于同样原因，对“保护伞”一查到底，特别是整顿公安队伍，被看成重庆“打黑”的重要成绩。主持“打黑”工作的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曾表示，“打黑”要“内除积弊，外销积怨”。

审慎适用法律

　　截至10月15日22时30分，重庆涉黑涉恶案件第一轮审理全部结束。逾80名被告人呈现共同特点——他们承认自己不同程度触犯刑律，但没有人希望再因“涉黑”罪加一等。

　　法律适用问题，成为控辩双方争议焦点。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告诉《财经》记者：“黑社会”源于意大利语中的“MAFIA”，原本是个中性词，有“彪悍”之意。用在刑法语境中，则特指“有组织犯罪”。

　　中国类似组织称为“帮会”。盛行于川渝地区的“袍哥”组织，一度与上海以杜月笙为代表的“青帮”、海内外皆有堂口的“洪帮”，并称为民间三大帮会。

　　1949年之后，民间帮会不是被歼灭殆尽，就是进入潜伏状态，直到最近30年前，才有所抬头。不过，官方语境中并不承认有“黑社会”存在，替代的说法是“黑社会性质组织”。

　　这一表述最早出现在1997年修订的《刑法》中，其特征可简述为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百姓，但缺少更具可操作性的标准。为解决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颁布司法解释，确立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认定标准，即组织结构严密、具备经济实力、国家工作人员提供非法保护，以及暴力破坏性。

　　陈忠林认为，从1997年到2002年，是中国打击涉黑犯罪的第一个阶段。当时，港台黑社会组织向境内渗透，境内犯罪集团表现出涉黑倾向。增设新罪名，可视为打击犯罪的“法律储备”。

　　现实的情况是，在2002年之前，涉黑条款极少使用。这一方面是因为犯罪集团尚处于初级阶段，另一方面则与司法解释本身有关。

　　据陈忠林介绍，在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中，“保护伞”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核心特征。但由于“保护伞”证明难度极大，出现过一些案件因为“保护伞”证据不全，起诉后被法院撤销涉黑罪名的情况。

　　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立法解释，“保护伞”不再作为界定涉黑性质组织的必要条件。当时舆论认为，这一变化显示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要“打早打小”的意见占据了上风。

　　至此，中国打击涉黑犯罪进入第二个阶段。但有关争论仍未尘埃落定。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黑社会”是一个社会学范畴的概念，这导致该表述进入法律条文后，无法得到清楚解释。

　　既有争论，在此次重庆打黑审理中亦有所体现。在谢才萍案件中，有辩护律师提出，聚众赌博本来就是一种有组织犯罪，但有组织未必等同于“涉黑”。此外，涉黑犯罪理应表现为称霸一方，谢才萍团伙并不突出。

　　在一个涉黑团伙案中担任辩护人的重庆律师周立太则指出，重庆“打黑”应对“运动式”的打击保持警惕，特别是不能让“涉黑”成为随意套用的“口袋罪”。

　　法院系统内部对此亦有所警醒，保持法治理性。重庆一中院提出，既要防止将“涉黑”犯罪作为一般刑事犯罪来对待，又要防止为“扩大”斗争成果而将一般刑事犯罪作为“涉黑”犯罪来处理。

“打黑”之本

　　10月21日杨天庆案宣判当天下午，重庆市委宣传部举行“打黑除恶”行动以来首次新闻发布会。案件审判质量成为主要论题。

　　杨天庆案审判长蒋林表示，追求速度决不以牺牲审判质量为代价。此次案件审判迅捷高效得益于庭前准备充分细致。“主要证据复印件，合议庭在开庭前都阅读了三遍以上。”蒋林说。

　　审判速度和法官释法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即“打黑除恶”审判务必质量和效率并举。负责杨天庆案审理的重庆市一中院就提出，在确保审判质量基础上，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

　　然而，作为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对于“打黑除恶”行动有更深层次的期待。

　　陈忠林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之所以能够生存发展，根源在于“民众和政府之间产生了隔阂”。

　　他指出，当政府对社会管理不善，保护不了群众，群众便不再信任政府，二者之间形成灰色地带，此即为滋生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土壤。

　　广受关注的黎强涉黑团伙案，或许正是解释这一分析框架的范本。

　　有运输行业人士告诉记者，客运市场串线经营情况长期得不到根治，车主不得不依赖、默认涉黑团伙的暴力管制。

　　此外，黎强和一些职能部门官员关系密切。当向江湖老大“报到”成为入行一道必须跨越的门槛时，车主中便不乏主动投靠者。

　　长此以往，黎强团伙做大成势。至案发时，黎强担任董事长的渝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已经控制了重庆市内100多条公交线路的经营权。

　　10月16日，公安部发布涉黑案件挂牌督办通知，黎强涉黑案位列其中。据《财经》记者调查，黎强涉嫌组织策划了去年重庆“11·3”出租车罢运事件，此次他被控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七项罪名，黎强妻子伍树芹、小舅子伍树峰、妹夫何永红亦涉嫌犯罪，他的两名江湖兄弟——来有刚和黎德明，被同时批捕。

　　此案将于10月26日在重庆市五中院一审开庭，将开启对重庆涉黑团伙真正骨干的审判。

　　随着江湖老大们陆续出庭，官匪勾结的内幕将褪去面纱，真相势必牵动公众敏感的神经。

　　此次打黑除恶，重庆市民赞赏有加，全国媒体一片喝彩，在陈忠林看来，这表明黑恶势力和腐败官员相互勾结、相互利用，不是个别现象，也不是重庆独有现象。

　　从重庆到全国，在旋风式的抓捕和司法严办之后，直面政府管制缺位之本，才将是“打黑除恶”釜底抽薪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