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贼王三色霸气最强:【道教在传统文化中的支柱地位】

        长期以来，在国内外都流行着一模糊的观念，似乎儒家文化就可以代表中华文化，这是一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偏见。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这不仅表现在它对中华传统文化——道家思想、儒家伦理纲常、墨家思想、易学和阴阳五行思想、谶纬之学、古代鬼神思想、巫术和神仙方术、黄老思想的吸纳。而且对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中国学术思想、科学技术、政治、道德伦理、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凝聚力的形成、风俗习惯、民间信仰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在新的世纪里，道教文化的合理思想将在个人的人生价值观、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等方面提供借鉴。

        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经过长期的互相融合而形成起来。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各个民族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有他们各自的贡献。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元互补的文化。早在春秋战国之前，就有诸子百家的兴起，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推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在诸子百家中，最主要的有“九流十家”。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对此作了很好的介绍和总结。在秦汉之际，法家和道家，曾先后一度处于统治的地位。后来，汉武帝重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这个儒术已经不是孔子时候的儒术，而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吸收了阴阳家和道家等思想在内的宗天神学。随着道教的产生和佛教的传入，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便一直是道儒释三教一方面彼此互相对抗、互相斗争；另一方面又互相吸收、互相融合，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从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个发展历史来看，三教之间的相互对抗、相互斗争是表面的、次要的，而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则是实质性的、主要的。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为了能在中国立稳脚跟，就必须中国化。而当时所谓中国化，就是道教化。所以当时的人们不太了解佛教和道教的区别，将浮屠与老子一起祭祀。认为黄老道教与佛教都是主张“清静”、“无为”的，彼此完全是一致的。《后汉书》卷42《楚王英传》说汉光武的儿子楚王英“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1〕。又称汉明帝褒奖他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斋三月，与神为誓。”〔2〕《后汉书》卷30下《襄楷传》称襄楷复上书说：“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3〕袁宏《汉纪》说：“浮屠，佛也。……其教……专务清静，……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4〕因此，当时“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5〕之说，并未引起任何异议。到了两晋以后，特别是宋齐之间，佛教势力发展起来之后，三教之间的斗争，才开始逐渐兴起；到唐代，这种斗争才尖锐起来。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三教之教的相互融合，仍然存在。到两宋以后，这种三教相互融合的趋势，愈来愈明显，在文化学术的发展上占据主流。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道教与儒、释之间既相矛盾和斗争，又相吸取和融合，才推动了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因此，要全面地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就必须对道教与儒、释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一说到中华传统文化，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儒家文化的身上。这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偏见，虽然由来已久，但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事实，而且在学术上往往带来一些非常片面的看法，阻碍了我们全面地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因而是一种非常有害的学术偏见。这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学术偏见，可以把韩愈的道统论作为代表。韩愈在道释二教都很兴盛的唐代，依照道释二教传法世系的祖统说，虚构了一个儒家的道统论来与道释二教相对抗，并以维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孟轲的道统自居，把道释二教看成是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主张对他们采取“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办法，予以彻底的消灭。这是一种极其幼稚而愚蠢的偏见，虽不正确，但其影响却十分深远，至今还束缚着有些人的头脑，不承认道释二家、特别是道教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这极不公正，也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

        在这种学术偏见的影响下，长期以来，我们在传统文化的研究工作方面，都把重点仅仅放在儒家经典的研究上，无论是研究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备，还是资金的投入，研究课题的分配等等，都很不平衡，只侧重儒家，而对道佛二教的研究则很不重视，特别是道教的研究，更是相形见绌，根本没有把它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以至过去有些名为“中国哲学史”的著作，实际上并未全面探讨整个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其中除儒家的哲学思想之外，既看不到道佛二教哲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也看不到各少民族哲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与我们这个多民族和多宗教国家哲学思想发展的实际状况不太相符。特别是我们的道教研究和某些外国相比，还显得很落后，这与我们作为道教文化的故乡来说，也是极不相称的。“文革”以后，这个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道教研究开始提上议事日程，研究课题列入了国家项目，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加强了研究人才的培养，现在研究队伍也在逐渐形成，并在逐步发展和壮大，一大批研究成果已经问世，引起了社会的瞩目。于是，道教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问题，便成为人们强烈关注的问题，这使人们很自然地注意到了鲁迅先生在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的信中提出的“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这样一个科学论断。对鲁迅先生的这个科学论断在具体理解上虽然尚不完全一致，但它说明了道教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重要地位这一点，则是非常明确的。根据这个论断，我们也可以说，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柢就在道教。

        为什么说，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柢就在道教呢?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方面，道教本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宗教，它是在神州大地的怀抱中诞生，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乳汁养育而成，它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不少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它的营养成分，成为它的思想渊源的一部分，这里可以举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道家思想。道家与道教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先秦道教，是以老庄为代表的一个哲学派别，而道教乃是东汉形成的一种宗教，二者并不是一回事。但是，道家思想乃是道教最为重要的思想渊源之一，道家哲学乃是道教的理论基础之一。道教创立的时候，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并把它规定为教徒们必须习诵的功课。《道德经》的基本思想是“道”，并把“道”视为超时空的天地万物的根源，既有宇宙本体的意义，也含有规律的意义，其界属模糊不清，“玄之又玄”，十分神秘，不同的人可以对它作出不同的解释。在《庄子·大宗师》中，更把“道”解释成为“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并谓“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顼得之，以处玄宫；禺强得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6〕这种以“道”为万古常存，得“道”以后便可以长生久视、成为神仙的思想，为后来道教所吸取。道教的基本信仰也是“道”，它从宗教的角度把“道”说成是“神异之物，灵而有信”〔7〕，“为一切之祖首，万物之父母”〔8〕，并与神秘化了的元气学说结合起来，认为“道”是“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源。其大无外，其微无内”〔9〕，无形无名，有清有浊，有动有静，“万象以之生，五音以之成”〔10〕，宇宙、阴阳、万物都是由它化生的。道教还把老子也看成是由“道”化生的，这种思想在道教正式成立之前就有了，东汉明帝(57年～75年在位)、章帝(76年～88年在位)之际，益州太守王阜作《老子圣母碑》，其中便有“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行乎太素之元，浮游六虚，出入幽明，观混合之未判，窥清浊之未分”〔11〕。把老子与道合而为一。道教继承并发挥了这一思想。在道教的早期经典《太平经》中便说：“老子者，得道之大圣，幽明所共师者也。应感则变化随方，功成则隐沦常住。住无所住，常无不在。……周流六虚，教化三界，出世间法，在世间法，有为无为，莫不毕究。”〔12〕传为张陵所著的《老子想尔注》(一说为张鲁所著)中，也把老子作为“道”的化身，称“一者，道也”，“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13〕《云笈七签》卷1《道德部》之《总叙道德》引葛玄《五千文经序》说：“老君体自然而然，生乎太无之先，起乎无因，经历天地，终始不可称载，穷乎无穷，极乎无极也，与大道而轮化，为天地而立根，布气于十方，抱道德之至纯，浩浩荡荡，不可名也。……堂堂乎为神明之宗，三光持以朗照，天地禀之得生……故众圣所共宗。”〔14〕其后南宋谢守灏所撰编的《混元圣纪》、《太上老君年谱要略》、《太上混元老子史略》等著作中反复地说：“太上老君者，大道之主宰，万教之宗元，出乎太无之先，起乎无极之源，经历天地，不可称载，终乎无终，穷乎无穷者也。其随方设教，历劫为师，隐显有无，罔得而测。然垂世立教，应视之迹，昭昭然若日月。”〔15〕又说：“太上老君，乃大道之宗祖，三才之本根也。……化生诸天，成就世界，莫知其大，强目曰‘太'；莫知其高，强目曰‘上’；首出无极，仰之曰‘老’；宰而无我，主之曰‘君'，故曰‘无上三天玄元始三太上老君'焉。”〔16〕又说：“太上老君，乃元气之祖，万道之宗，乾坤之根本，天地之精源。”〔17〕又引唐尹文操的话说：“老子者，即道之身也，迹有内外不同，由能应之身或异也。”〔18〕并称他“秉生成之柄，镇造化之原，故在天为众圣之尊，在世为万教之主。谓之老子者，道之形也，应既不一，号亦无量，或三十六号，或七十二名”〔19〕。于是，老子与道在道教中便被神化为众生信奉的神灵。“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源，因而作为“道”的化身的太上老君，也就成为“混沌之祖宗，天地之父母，阴阳之主宰，万神之帝君”。说明哲学家老子与哲学范畴的“道”，在道教中已被神化为天上的神灵，信道也就变成了信神，崇奉老子亦即崇奉天神。修道成仙思想，乃是它的核心，其他的教理教义和各种修炼方术，都是围绕这个核心而展开的。它之所以命名为“道教”，也与它的基本信仰是“道”有密切的关系。上述一切，都说明道家与道教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道家虽是先秦以老庄为代表的一个哲学派别，但在东汉以后就为道教所继承和发展了，从道教产生时起，研究老庄思想的，相当多的人都是道教徒，阐述和注释老庄的许多宝贵著作，都集中在道教典籍的丛书《道藏》之中。这些道教徒对老庄思想的阐述和注释，虽然不免带有一些宗教性的曲解成分，但其中也包含了不少的精华，不可忽视。老子及其学说之所以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道家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是与道教对它的继承和发展分不开的，如果没有道教的继承和发展，那末，老子及其学说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及其影响，将是另一回事了，正因为道教文化继承和发展了道家文化，它们之间具有如此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人们习惯上常常把道教也称为道家。

        以上事实，说明了道教的思想来源是多方面的，它对中国古代的许多传统文化都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马端临称它是“杂而多端”。唯其如此，所以许多古代的文化思想，都汇集在道教之中，并借道教的经典留存下来，得以流传至今。这便是为什么说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柢在道教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在道教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又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其某些影响至今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构成中仍然不可忽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中国学术思想的领域来看，道教在历史上曾产生过许多著名学者，如晋代的葛洪，南北朝的陶弘景，唐代的成玄英、李荣、王玄览、司马承祯、吴筠、李筌，五代十国时的杜光庭、谭峭，宋代的陈抟、张伯端、陈景元、白玉蟾，元代的俞琰、杜道坚、张雨、雷思齐，明代的张宇初、赵宜真、陆西星，清代的王常月、李西月，当代的陈撄宁等等，他们在思想文化方面都各有一定的贡献，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道教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儒释之间产生了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相互排斥，相互斗争，另一方面又相互吸收，相互渗透，从而促进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内在融合与发展。譬如被称为儒学发展最高峰的宋明理学的形成，即是儒学家吸收了道佛二家思想影响的结果。唐代道教学者司马承祯所倡导的守静去欲理论，本身既吸收了儒释的思想，后来又为宋儒所吸取。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邵雍等人的学说，都渊源于道士陈抟。早在南宋初，朱震在《汉上易解》中已具体指出了这种传承关系。当代著名学者蒙文通先生写过一篇《陈碧虚与陈抟学派》并《附：陈图南学谱》（见《蒙文通文集》，第1卷，309页～382页）。更加系统地论证了宋代理学家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等人的学术思想都来源于道士陈抟，并指出陈抟对整个宋代的学术思想都有影响。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对道教经典也下过许多搜集整理和研读的功夫。他曾托名“空同道士邹诉”为《周易参同契》作注，并对《阴符经》也作过考订。尝自谓“清夜眠斋宇，终朝读道书”，足见他对研读道教经典的勤苦用心。正是由于他把道教的宇宙图式论和守静去欲思想，同儒家的纲常名教和佛教哲学思想相结合，从而构成了他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可以说，宋明理学乃是道、儒、释三家思想的结晶。所以，不了解道教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就很难认识中国学术思想的全貌，弄清楚它的发展和演变的规律。 
        第二，从文学艺术领域来看，道教对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也有非常深刻而突出的影响。道教信仰的理想，是长生成仙。这种神仙思想反映在文学领域中，成为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古代以道教神仙为题材的作品，充满于诗、词、歌、赋、戏剧、小说等各种文学形式之中，数量甚多，作者亦不少。魏晋南北朝的“游仙诗”，是抒写神仙漫游之情的一种诗歌，以郭璞为著名的代表，在《文选》中被列为文学体裁之一，以后不断有人为之。唐代道教兴盛，反映在诗歌中，以神仙思想为题材的作品相当多，成为唐代诗歌门类之一。伟大诗人李白，“正是反映道教思想的杰出作家”，其部分诗作堪称神仙诗门的代表，人们称他为“诗仙”，他也以“谪仙人”自居。李白晚年，就北海高天师受道于齐州紫极宫，正式成为道士。在宋代词作当中，反映道教活动题材的作品也是大量的，而且不少规定作词体制的词牌，其得名即来源于道教的有关神仙故事。例如，《凤凰台上忆吹箫》，因《列仙传》萧史与秦穆公女弄玉吹箫引凤故事而得名；《解佩令》因江妃二女解佩与郑交甫的故事而得名；《惜分钗》因道士杨通幽于蓬莱仙山见杨贵妃，取回金钗之半给唐明皇的故事而得名。从从这类事例当中，可以看出道教对宋词的影响是广而深的。在元代戏曲当中，反映道教神仙人物的戏曲特别突出，文学史家称之为“道剧”。明代戏曲理论家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分元曲为十二种，“神仙道化戏”为其中之一，专门演述神仙度化和飞升的故事。例如，《张天师夜祭辰钩月》、《张天师断岁寒三友》，皆是写张道陵故事的；《黄粱梦》，是写钟离权度化吕洞宾的；《岳阳楼》、《城南柳》，是写神仙人物吕洞宾故事的；《铁拐李》、《蓝采和》、《升仙记》等，都是写八仙故事的；《陈抟高卧》，是写道士陈抟故事的；《任风子》，是写马丹阳度人故事的。这类神仙道化戏的作品数量很多，影响很大，作者以元代著名戏曲家马致远为代表，被称为“万花丛里马神仙”。明代的神魔小说中，属于道教神仙人物故事的也不少。除散见于“三言两拍”中的若干短篇之外，长篇以道士陆西星所作《封神演义》(一说为许仲琳所作)为最著，此外，还有吴元泰的《东游记》、余象斗的《北游记》，邓志谟的《铁树记》、《飞剑记》、《咒枣记》等等。上面是就道教神仙思想对文学的影响来说的。道教对文学的影响，不仅反映在题材方面，而且也反映在文体上。如《步虚词》这种文体的来源，据《异苑》的记载，乃陈思王曹植游山，忽闻空中诵经声，清远遒亮，解音者则而写之，为神仙声。道士效之，作步虚声。文学家和道教学者又根据步虚声，进而作《步虚词》。唐吴兢《乐府古题解》谓：“《步虚词》，道家曲也，备言众仙缥缈轻举之美。”道士斋醮赞颂时，常以道家法曲腔调，讽颂步虚词。还有一种文体叫“青词”，亦称“绿章”，这种文体为道教举行斋醮时，呈给天神的奏章表文，用青藤纸书朱字，故谓之“青词”。明代道教盛行，道士写青词，文人亦写之，明世宗时大臣词臣争以青词邀宠，如顾鼎臣、夏言、严嵩、徐阶、袁炜、严讷、李春芳、郭朴等，皆先后以青词得宠，卒至入阁，以至有“青词宰相”之讥。此外，道教对中国音乐、书画、雕塑、石刻、建筑等形式及其精神，均有重要影响。例如，道教的崇尚自然的思想，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倾向就有重大影响，为传统艺术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 
        第三，从科学技术的领域来看，道教对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道教为了实现其长生成仙的理想，从其开创时起，便十分重视修炼方术，试图通过各种方术，来达到它所追求的目标，虽然这只不过是一种幻想，这个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客观上却在中国科学技术的有关领域积累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材料，这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例如，丹鼎派的道士们，为了企图炼制出长生不死之药，积极从事炼丹活动，对各种丹术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在这方面，他们所留下的著作甚多，在这些资料里，虽然科学思想与神仙思想往往交织在一起，但其中合理的菁华是绝不能否认的。而且正是这种炼丹术的发展，为近代实验化学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可以说它是近代实验化学的前驱。汉末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借《易》道以明丹道，其中便含有丰富的科学思想，为我国古代化学、气功学、养生学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在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内篇》中，有关于物种变化的一些论述，还具体介绍了许多炼丹的方法，对化学和生物学都是极为重要的贡献。许多道教学者往往兼攻药物学和医学，葛洪就明确地指出，古之初为道者必须“兼修医术”〔28〕，他和陶弘景等人都撰有医学专著。唐代道教学者孙思邈，更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他们在医学、药物学方面的贡献，都是应当肯定的。道教的养生术与预防医学紧密结合，作为却病延年的重要手段，在道书中的论述颇多，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导引、行气、服食、房中、按摩、居处、养性等等许多方面，其中包含的合理因素，值得我们认真发掘和整理。道教的内丹修炼方术，专讲人体内精、气、神的修炼方法，在宋、元时期，这种方术特别盛行，名家辈出，论著甚多，为我国气功学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总而言之，道教在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上有它的独特作用，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宝贵遗产，这在世界宗教史上也是罕见的现象，有待我们认真地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