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6文字怎么改颜色:厦门网友说厦门: 海西当前，何去何从?

　　当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被“双规”之后，原全国人大代表、82岁的重庆市人民政府参事雷亨顺不无感叹地说，“文强的问题历届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反映很多，为什么动不了？”

　　并非没人动文强，这十几年文强的职务“动”了好几次：从副处级的县委副书记，一路“动迁”升到了正厅级的直辖市常务副局长。

　　“贵人”书记

　　“有的同志问我，文强是你选上来的，他平时来不来你这边？我说，不来”。已经退休的原重庆市政协主任张文彬，并不否认其对文强的提拔。 当地官场上则流传着一句话“没有张文彬，就不会有文强”。

　　可以基本确定，两人相识于重庆巴县。

　　官方资料显示：张文彬出于生1934年，于1978年任巴县县委副书记，1981年3月任县委书记。在此期间，比他小20岁的文强一直任职于巴县政法系统，并在这里完成了从普通科员到副处级的跨越：1972年参加工作，分配到巴县(今巴南区)公安局秘书股，1983年，成为县委政法口的常委，1985年，升任分管政法的县委副书记。

　　文强升任副书记的次年，张文彬离开了巴县，担任重庆市政府财贸办主任。 5年后，文强也获得了进入重庆的机会。

　　这一年，36岁的文强被市委组织部推荐给了市公安局。也正是在这一年，张文彬升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

　　“从中国的人事体制来看，对公安局副局级以下重要官员的任命，政法委书记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国家行政学院的一位专家指出。

　　天时 地利

　　除了上层的“人和”和当时恰逢中央提倡“干部年轻化”的天时，对于文强的这次提拔，巴县的“地利”也不可忽视。

　　重庆官员流动有个重要传统，即主城区的官员大多从周围区县选拔。而巴县是距离主城区最近、经济实力最大的一个县。因此，巴县的官员上调，一般都出任重要岗位。

　　据知情人士透露，当时市公安局本来是想调巴南区的人大主任，曾在市公安局工作过的刘圣福。但文强得到了包括张文彬和刘圣福在内的一致举荐，主要理由是觉得他“吃得苦，聪明，肯干”。当时老县委书记已经去世了一段时间，文强作为县委副书记，实际担负着一把手的重任。

　　当时有两位巴县干部反映文强素质不高、工作作风有问题。据当地一位记者回忆，一位前市委常委去巴县视察工作，酒酣耳热之后，文强和平时关系不错的刘圣福吵起来，让这位常委觉得很不快。有一次，文强甚至在酒席上和一位与自己关系不和的巴县领导抡起酒瓶。不过，张文彬却表示，文强在巴县“很规矩的，到了市里以后，说话才开始不拘小节，不时口带脏话”。

　　1992年，文强出任市公安局副局长，分管刑侦。知情人士解释了最终任用文强的考虑：他年轻，才37岁。市局当时还有一批解放后就参加工作的老领导，在警察队伍中有威望，应该可以约束他。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市委组织部已经做出了决定，公安局并没有太多的发言权。

　　谦恭未“篡”时

　　刚到一个更高层级的权力系统，文强显得很恭敬，他称呼局里的老领导为“老人家”，并表现出了自己在刑侦方面的才华。时任局长的王文德搞敌情出身，懂侦查业务，他也认可文强“肯钻研，分析案情能说到点子上”。刚到重庆两年，文强领导的刑侦队伍破获了两起全国闻名的大案：1992年重庆警匪枪战，1994年中国第一盗案。业内人士透露，上世纪90年代，重庆的刑侦力量在全国排前几位，丝毫不逊色于广东等大城市。

　　但文强酒后滋事的事情又再次发生。除了嗜酒，文强还表现出和黑社会打成一片的江湖气。王平、王渝南被认为是解放后重庆第一代黑社会的代表。文强和王平交往甚密，坊间广为传播的一个事例是：他高调参加了王平女儿的生日宴会。据业内人士介绍：“搞刑侦的人和黑社会交往的情况有两类，一是从工作出发，同流但不合污。另一类是从工作出发，慢慢以无原则对原则，然后将这种交往变为牟利的工具。文强属于后者。”

　　仕途搁浅

　　1997年，重庆直辖。文强面临着进重庆后第一次重要晋升机会。市局的老领导退休，市长王鸿举正在考虑新的常务副局长人选，文强是最有力的竞争者：他在公安局的资历比较深，还拥有相当于硕士的学历(文强毕业于泸州警察学校，但在巴县任职时，曾在西南师范大学研究生进修班在职学习两年，这让他拥有了在重庆同级公安官员中的最高学历)。

　　但文强张扬的性格没有在系统内部获得支持。业内人士称，“常务副局长应该让没有野心的人来做，和一把手之间才能搭配好。”最受非议的是张君被抓获后，文强在电视上频频露面，讲自己在破案中的作为，在公安系统内引起很多不满，其实，张君被抓获的一个重要起因是湖南公安先发现线索，提供给重庆。最后公安部嘉奖的时候，文强被记一等功，湖南方面却颗粒无收。后来重庆市局一位老领导去湖南开会，湖南方面的人当面表示不满，称文强“是政治流氓”。

　　因此，当市长王鸿举向一些老同志征求常务副局长的人选意见，分管治安的副局长陈焕奎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并最后出任常务副局长。

　　从巴南进入重庆市公安局做副局长后的10年时间，文强的仕途搁浅了。虽然已经在公安局挑大梁，进入时间也最久，但一直再未获得行政职务上的提升。

　　仕途停滞时，文强却从另一个渠道找到了能量的提升空间。

　　黑白空间

　　直辖为重庆带来了大量建设资金。2007年全国“两会”前夕，重庆市长王鸿举向中外媒体形容这个速变的城市：每3个月就要更新一版地图。但随着经济的发展，重庆的黑社会也“进化”出了与上一代黑社会不同的特点：“大多都拥有实体，看起来都是正行，但是用非法的手段经营。”

　　1997年后也是文强在黑白两道的快速成长期。对于他在此位置上坐大概有两种解释，一是重庆市公安局的官员任命传统，由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局长，因此只有一半的精力能放在公安局的管理上；二是公安局长多是由外系统调入，本身不懂业务，在专业性极强的刑侦工作上，不得不倚靠文强。这些都为文强形成自己的权威提供了时机。

　　一次办案中，两名犯罪嫌疑人持枪在一座小楼中负隅顽抗，公安干警久拖不能拿下，文强来到现场，拿起扩音器喊话：“我是文强，限你们3分钟内投降。”3分钟后，两名嫌疑人无条件投降。在谈论这件事时，圈内人认为这更多体现的是文强在黑道中的权威。

　　在特定环境下，文强的这种“权威”似乎不完全是坏事。而即使是对文强为人持负面评价的人士，也肯定他对本职工作“敬业”。抓到张君后一脚踹到张君的脸上，这曾被解读为他爱作秀的证据，但一位文强的老领导认为，这种兴奋是真实的，“是他的个性”。可供佐证的数据是，重庆这些年的刑侦破案率介于85%到89%之间，略低于全国91%的平均水平，“但考虑到重庆的复杂情况，他的本职工作未必出类拔萃，却也是能完成的”。

　　2001年是文强人生的高峰。“共和国第一刑事大案” 张君案在重庆的破获，不仅让文强摆脱了因王平事件的危机，还成为他仕途的推动力。2001年，文强升为一级警监，正厅级侦察员，此后不久，升任常务副局长，成为二把手，搞科技出身、曾被评价为“太老实”的王华刚成为三把手。据说，新任的公安局局长朱明国曾就这个人选安排咨询原来的老领导，得到的回答是：“用文强的才干，用王华刚的品行。”

　　2009年8月，文强因涉嫌黑社会保护伞、强奸等被双规。在这一年前，他被调离他经营了数十年的公安系统，调任重庆市司法局长，这是他最后一次，或许也是唯一一次没有“贵人”相助的“升迁”。

 厦门网友说厦门: 海西当前，何去何从?

     厦门人爱厦门是出名的。从90年代开始，一直听到周围的人们在感慨着厦门的保守和封闭，或恨铁不成钢，或心灰意冷；或发诸于言语，或形诸于笔墨，直到今天仍不绝于耳，几成老生常谈。犹记得当初厦门经济特区还局限在湖里区一隅的时候，厦门的第一家外资企业是一家印尼华人投资的印华地砖厂，如今十几年过去了，这家印华地砖厂仍然默默无闻地挤身于疏港路上一片仓储物流企业之中。曾经是厦门骄傲的厦华、厦新两家电子企业，上市公司，如今早已戴上了ST的帽子，成为一对难兄难弟，正在为保住上市公司的资格苦苦挣扎。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这些批评和抱怨，在潜意识里都是以一流城市为参照的，同为特区，以深圳为标杆，甚至是和北京上海这样大城市相提并论。厦门以一个单薄的城市底子，挤进了二类城市的行列，却总认为自己应该是一流城市，这就是厦门人的痛苦所在。                 

   通俗点说，就是“小姐的身子丫环的命”，再说得严重点，就是“心比天高，命如纸薄。”事实上当初的四大经济特区，再加上海南，真正成功的只有深圳。其它特区的命运：海南泡沫；珠海始终没有做大；汕头除了假发票，啥也没有。相比之下，厦门的发展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在几个特区中，从经济规模，城市建设，人文发展来看，厦门都仅次于深圳。当然，这种差距不是一个档次上的差距，这也是人们对厦门的不满之处。骂骂厦门的“小器”、“不思进取”，固然痛快解气煽情，却很少人从厦门的先天条件，地缘关系，城市定位出发进行理性客观的分析。

           先天不足，  区位尴尬

      一个城市的发展，是“天时“、”地利“、”人和”三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厦门经济特区发展不尽人意，既有人为因素，也有先天不足。与深圳特区乃至长三角、珠三角其它发达城市相比，厦门先天有以下不足：

           其一是地缘优势，荡然无存。深圳靠近香港，厦门靠近台湾，看似相同的地缘条件，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深圳和香港之间，有陆路通道相连，可以保证人流物流畅通无阻。而厦门和台湾之间，隔着一道台湾海峡，“这一湾浅浅的海峡”阻隔了台湾和福建的直接往来。而政治上的“海峡”更使得两岸长期以来无法直接“三通”，必须绕道香港，这样，厦门的地缘优势事实上荡然无存。落户厦门的台资企业，多是一些中小企业。而当台资真正大举登陆的时候，他们却直奔长三角、珠三角而去。 

           其二是区位尴尬，难有做为。从全国一盘棋的经济格局来说，厦门处于环勃海湾，长三角，珠三角北中南经济三极中的长三角和珠三角之间，地位尴尬，经济辐射范围有限，只能及于本省的闽南、闽西，勉强延伸到江西省，还要和广东、上海争夺，而且直到本世纪初，只有一条出省铁路。因此以厦门的区位条件，充其量只有成为地区性经济中心的潜力。

           其三是地域狭小，产业无链。打开福建地图，你会发现厦门在福建九地市中，面积小得可笑。事实上，厦门是全国副省级城市中面积最小（1565平方公里），人口最少的一个（常住人口243万）。这个面积比起香港、新加坡并不算小，然而在内地仍然需要数量积累的经济模式下，面积的狭小使得厦门少了很多工业布局的回旋余地。从大环境来看，福建地区属于丘陵地带，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说，对于农业来说是如此，对于工业又何尝不是。层层山岭将沿海地带与内陆地区分隔开来，福建空有天然良港，却无足够的经济腹地，与珠江水系串联起来的珠三角城市群不可同日而语（更不用说长三角）。工业基础薄弱，以及地域空间的限制，使得福建难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这是众多外资企业无法在福建扎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说以上现象是无可奈何的话，那么2007年的PX事件却是厦门的一次主动选择。人们更多的是从公民社会和环保的角度看待这个事件，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件事情在经济上的影响和意义。政府一方面早早的就将海沧规划为石化工业区和港区，另一方面却又在海沧大量地批售土地开发商品房，正是这种一鸡三吃的矛盾做法，为PX事件的爆发埋下了伏笔。这件事也使厦门在地域空间上的局促暴露无遗，如果是在一个大城市，这两者本来是有可能兼顾的。从某种角度来说，PX事件可以解读为厦门房地产业和石化产业之间的博弈。最终人民用脚投票（不是跑路而是散步），促使政府下决心叫停PX项目。这个号称能给厦门带来800亿GDP的项目（厦门2007年GDP为1375亿）的迁移，绝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迁移，而是意味着整个产业链的外迁，意味着规划已久的作为厦门支柱产业之一的石化工业突然之间淡出厦门了。厦门人在为PX的胜利而额首相庆的时候，却忘了思考用什么去填补这个空白。

           海西当前，何去何从

      就这样，厦门逐渐习惯了“泯然众人矣”的城市角色，如果不是“海西”政策横空出世的话。在大三通盼了十几年狼还迟迟不来之后，随着国民党马英九“冻蒜”，两岸的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逆转，困扰福建几十年的死结，一朝变成了独特的区位优势。海西战略上升了国家战略，海峡西岸经济区提到了与长三角珠三角同样的战略位高度。两岸的经济整合给人们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厦门又一次面临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但是，看看海西的相关消息，我们却很难对厦门感到乐观。福州：正在积极筹划建设“海峡金融街”，以此作为承接对台离岸金融业务的平台和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闽候：青口投资区的“福建戴姆勒汽车”7月底将正式投产，当地生产的奔驰车将批量生产上市。青口汽车城正逐渐成为海峡西岸最大的汽车产业基地。福清：明年1月，“海峡快捷走廊”将建成，届时从福清直航台北，单程只需2.5小时。泉州：台商投资区规划已上报国务院相关部门核准，面积由原来规划的56平方公里调整到116平方公里，将建成全国最大的台商投资区。厦门你在干嘛呢？！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海西”并不是为厦门量身订造的特区政策。海西这块大饼，必将引起区域内各城市的激烈争夺,特别是那些经济后发地区，一定会利用自己在土地、成本上的优势来吸引台资。十几年特区的积淀，给厦门带来了“龙头”的光环，但是厦门行政资源比不上福州，经济活力比不上泉州，农业合作潜力比不上漳州，厦门当这个龙头，颇有小马拉大车力不从心之感。在未来海西最有地缘优势的两岸班轮对开直航上，厦门也没有什么优势。从地理位置上看：台北、新竹VS莆田、福清；台中VS厦门；高雄、台南VS漳州、潮汕，相比于台北、高雄一北一南两大都市，厦门所对应的台中市只能算是中等城市，经济带动能力有限。在海西城市群的竞争中，厦门如果不能找到合适的定位，不要说什么龙头，被边缘化也绝不是危言耸听。

          不求最大，但求最好

      有一种声音说厦门应该重点发展金融、服务业。金融、服务业当然很好，厦门也应该发展金融、服务业。但是迄今为止国内还没有一个城市是依靠金融服务等第三产业取得成功的。在一个还没有充分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片面强调金融、服务业无疑是一种陷阱，其后果就是产业的空洞化、泡沫化，海南、珠海、印度阿三就是前车之鉴。没有先进发达的制造业，金融、服务业只能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木。我认为厦门在制造业上可以重点发展的有光电产业、电子、机械、航空、造船业、IT动漫产业、汽车制造、生物制药，尤其是应该重点吸收台湾的半导体晶圆产业。

      中央的海西政策，更多的是一种概念性规划，至于怎么争取政策，如何对接台湾，就要靠各地各显神通了。值得庆幸的是，在前两年的“金戈铁马，狂飙突进”之下，厦门基础设施的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一下子多了两条出岛桥梁，另一条最重要的出岛通道翔安隧道也通车在即；环东海域的开发大大拓展了厦门的城市和产业空间。而即将建成的龙厦、福厦、厦深铁路，把厦门从终点站变成了枢纽站。比起“龙头”的虚名，这些再加上原有的海港、空港优势，才是厦门最宝贵的财富和城市竞争的本钱。厦门应该审时度势，扬长避短，在“海西”这个历史性的机遇中有所作为，这样我们在多年之后，才不会再次抱憾：曾经有一个绝好的机会摆在我的面前。。。

      厦门的“小”，曾经让很多热爱厦门的人痛心疾首。但是时至今日，以厦门的现实条件，假如没有重大的政策机遇，厦门要实现爆发式的超常规发展，可能性已是很小。即便如此，我们也大可不必耿耿于怀。城市的规模并不是女人的胸围，越大越好。法谚有云：小就是好。对于厦门，较为现实的定位是：不强求做大，但一定要做强。有一些支柱产业上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某些城市指标位居全国前列；人民安居乐业。事实上，厦门面临的最现实的威胁，不是做大做小的问题，而是产业空洞化。如果有一天，厦门在“金融业、服务业”的炒作忽悠下，出现房价飞涨，而实体经济没有发展，人民收入低下的情况，这才是最坏的结果。人们曾经戏言，厦门适合养老，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厦门只能是适合富人养老。国内许多城市都喊出过“国际性现代化大都市”的豪言壮语，有志气当然是好事，但不管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最终都是为了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只有人民安居乐业，城市的存在才有意义，无论是对于厦门，还是对于其它城市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