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隆二刀流罗生门那集:请问，领导干部公开手机号码难在那里？

手机号上墙 方便群众随时咨询预约
到机关单位办事，最怕找不到人。但今年以来，细心的丽水市民发现，不论去窗口单位，还是去机关部门，进门前不仅能在办公室门口先认识办事的人，而且如果办事人员不在，还能打手机咨询、预约。
这一改变，归功于办公室门口挂着的“干部身份证”。去年底，丽水全市两万名机关干部的办公室门外，都张贴了办公门牌，当地称之为“干部身份证”。上面除了常规的干部照片、身份、职责、是否在岗、办公电话号码等，还公布了干部的手机号码及两个投诉电话号码——一个是本单位的，一个是当地效能办的。
这一举措既便民又亲民，减少了办事群众到处询问的时间，也为干部与群众拉近了心理距离。
一天中午，在丽水市人劳社保局，仍不断有办事群众出入。水阁工业区工人卢富旺、郭志英夫妇来办理工伤事宜，虽然第一次来这里，但按照每个办公室门口“干部身份证”公布的信息，他们顺利找到了负责该事项的人事劳动仲裁处办公室。
夫妇俩了解到副主任科员吴海专门处理工伤仲裁，很快了解了索赔的程序。出门时，郭志英拿出手机存下了吴海的手机号。“下次能通过电话咨询吗？”得到吴海肯定的答复后，夫妇俩满意地离开了。
公开手机号码是否会不便？吴海说：“‘干部身份证’上有了联系方式后，群众有事就不用来回跑，如果我们不在办公室，他们也可以打手机，办事的人就方便多了。”
社保局养老医疗保障处的张伟根告诉记者，“干部身份证”公开后，办事群众最满意的是随时能打手机找到办事人员。碰到办公室没人时，办事群众也会直接打他手机咨询预约。
“通过‘干部身份证’上墙、公布手机号码，让广大干部增强服务意识，也让全体群众来监督干部的工作作风和办事效率。”丽水市纪委负责人说。（记者 吴雅茗 通讯员 叶勇伟 张敏）
四川眉山公布全市所有领导手机号
让干部手机号发挥“硬作用”
近日，四川省眉山市在当地主要报纸上公布全市131名市级单位、部门主要负责人的手机号码。各区县也在辖区范围内公开了区县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和县级单位、部门、乡镇主要负责人的手机号码。此举在全市引起了热议，也引起网民的极大兴趣。（据京华时报）
公布干部手机号码确实有很多好处，会发挥干群关系的“连接线”作用：一方面，公布干部手机号码提高了“办事效率”。 群众有困难，可以点名找干部。基层群众通过干部手机号，可以直接和领导干部对话，以前群众不能说、不方便说的问题可以直接找领导反映，便于基层群众办事，提高了办事效率。另一方面，公布干部手机号码增进了“干群感情”。群众有不满，可以直接找干部。借助手机这一媒介，为基层群众反映问题、解决问题提供了一条新途径。以前，各单位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手机号大部分都是保密的，不随便对外公开。公布领导干部手机号确实方便了群众联系干部，让干部与群众之间沟通“零距离”，增强了干群之间的感情，利于维护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笔者认为，公布干部手机号码是密切干群关系一种手段和形式，但更要注重抓好对群众反映问题的落实。要发挥好手机这一媒介的作用，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及时做好登记，要安排专人核实、办理，对该解决的要及时解决，对需要研究解决的，要给群众一个说法和时限，对群众要结果的事项，要将结果及时向群众反馈，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来接受人民群众的检验。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希望基层群众能从干部公布手机号这一小事上得到实惠，要让干部手机号要真正成为干群关系的“连接线”。
回复引用
据新华社电 1月9日，四川省眉山市在当地主要报纸上公布全市131名市级单位、部门主要负责人的手机号码，此举在全市引起了热议。
2012年的第一天，眉山市就由34名市级领导“打头阵”，包括市委书记、市长、人大常委会主任、政协主席等在内的市级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工作分工在媒体上全面公开。
眉山市东坡区岳营村2组村民岳利全就是通过“打电话”走上养兔致富路的。去年他看到别人养兔子赚了钱，自己也想养，却拿不出本钱。岳利全告诉记者，他给当时的市残联理事长曾乐斌打了个电话，结果曾乐斌第二天就派人来家里了解情况。放下电话的岳利全还有点不太相信，索性一个电话打到市长李静的手机上。“李市长也非常热情。在他们的帮扶下，现在我一年养兔子的收入在8000元左右。”他说。
李静说，群众有困难，可以点名找干部；有不满，也可以直接找干部，所有接到群众电话的领导干部都必须对群众诉求有明确反馈，这是我们对全市人民的承诺。
昆明自2008年2月16日向社会公布了全市副县以上领导干部电话号码，一年多时间后，领导干部岗位变化较多。为此，昆明市近期再次更新了全市副县以上领导的工作电话，6月15日之后，市民可通过昆明信息港（www.kunming.cn)和拨打114、12580查询最新的领导电话。
不得拒绝或耽误接听
昆明市软环境建设办公室（简称“软建办”）有关人员介绍，自去年2月第一批公布了859部全市副县以上领导办公电话后，当年8月曾对职位变动的领导电话号码进行了梳理更新。一年多以来，特别是今年领导干部岗位变化较大。为了让老百姓能在第一时间查询到所需要的电话号码，“软建办”在近期要求有关部门上报副县以上的领导干部工作电话，共整理了145个单位1212部领导工作电话号码，其中市级单位128个，还有14个县（市）区、3个国家级开发（度假）区。
“软建办”有关人员强调，此次电话号码更新后，凡是公开的领导干部的工作电话，在每个工作日的上午9时至下午5时期间必须有人接听，其他时间尽可能接听。领导干部外出工作时，要安排专人做好电话接听工作，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接听和耽误接听。今年还将加大督查力度，对不按规定接听群众来电，语言不文明、故意刁难群众，记录不清、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不认真及时进行处理而导致发生不良影响和后果的，将对责任人进行问责。
不接听单位被批评
今年5月初，昆明市“软建办”通报了第十二次、也是今年第一次全市对外公布的领导干部公务电话接通情况：电话接通率96.3%。
软建办分别于4月10日、13日、14日的上午9时—11时，下午2时—5时对全市对外公布的领导干部公务电话接通情况进行督查。此次共拨打了938部电话，其中有35部电话3次拨打无人接听，电话接通率为96.3%。与此同时，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和14个县（市）区的“软建办”也分别对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和14个县（市）区科级领导干部对外公布的公务电话进行抽查。其中，拨打市人大代表公务电话419部，接通415部，无人接听4部，接通率为99%；拨打市政协委员公务电话167部，接通167部，接通率达100%；14个县（市）区拨打科级干部公务电话4430部，接通4430部，接通率达100%。
去年，“软建办”对领导干部接听公务电话情况组织了11次督查，结果显示每次的电话接通率都在96%以上。上班时间不接听电话的168家单位，在全市范围内被通报批评；多次拨打无人接听电话的5名领导干部被问责。
拆掉官民间的“墙”
去年2月16日，昆明市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全市党政机关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的职务、分工和工作电话，这一密切干群联系的举措，迅速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媒体称赞说，这虽然只是工作作风转变的一小步，却是打造阳光政府的一大步，值得称赞。
昆明市民张先生说，此举拆掉了隔在官民之间的“墙”，老百姓可以通过拨打领导干部公开电话解决困难和问题，办事方便了。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社会学家杨福泉认为，向公众公开电话号码，反映出党和政府在理政方面的成熟度不断提高，更加开放和敢于负责任。通过全社会的监督可以构建一种强大的政府公信力，增加老百姓的知情权、监督权。　（据《都市时报》报道）
公开领导电话号码的喜和忧
不久前，四川省眉山市公布了下属区县领导工作分工及手机号码，该市此前已公布了34名市级领导和131名市级单位、部门主要负责人的手机号码。此举获得舆论好评。
眉山市领导干部不怕群众直接打电话找自己的“麻烦”，是需要相当的执政智慧和勇气的。应该肯定，公布领导干部的电话号码，可以增添一条干群交流联系的渠道，更好地反映社情民意，方便群众咨询或反映相关问题。
然而，公众对公布领导电话表现出的极大热情，也值得我们深思。政府的科层制结构，本来就是为了方便管理社会事务而设计出的分工体系。群众有需求，本来应当按自下而上的顺序，先找各个公共服务部门与基层工作人员解决；只有事情比较复杂，经历的时间久远，牵涉到多个部门，需要领导出面协调的，才找领导。如果群众很多事情都要直接打电话找领导才能解决，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程序分工的失效。失效的原因大致有两点：一是政务信息不够透明，公众不知道到哪去找“有关部门”；二是有些事情即便找准了部门，但出于互相扯皮、效率低下等各种原因迟迟解决不了。因此，有关部门还得从公开政务信息、提高办事效率、拓宽民意诉求渠道、强化政务监督等方面着手，让相关制度切实发挥作用，减少群众对领导干部电话的依赖。
江西省长手机号码监督“富人”知多少
据江西网报道，8月1日，为了使江西南昌市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建设公平、公正、公开，江西省政府办公厅通过用短信的形式向社会公布了省长、分管副省长、南昌市市长手机号码。如有不符合条件的人享受了这项政策，请您举报。
江西省南昌市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制度实施以来，受到群众广泛赞誉。为把好事办好，公布了省长、主管副省长、南昌市市长的手机号码。目的是起监督，投诉的作用。此举新鲜，主动公开，开全国之先河，值得关注与肯定。
手机是个人的即时通讯工具，随身携带，三位领导公布自己的手机号码，首先表明一种姿态和立场，自己以及家人不违规获得经济适用房；其次，对各级政府部门起到警示作用，震慑那些想钻空子的人；第三，接受各级政府部门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对下级起到监督作用。
最终目的，以此来监督经济适用房的合理合法分配，打击那些以权谋私、巧取豪夺的不法分子。让真正的弱势群体享有应该享有的住房，让那些生活有困难的市民获得应有的权利和福利，为民办实事，让实事落到实处。领导干部公布手机号码，让人民群众多一个投诉的窗口，举报有门。
经济适用房作为我国住房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保障百姓住房的重任，政府减免减免土地出让金和50%的报建税费。满足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要求，完成其让百姓安居乐业的使命。曾几何时，在一些地方，经济适用房里有“富人”居多的现象；经济适用房“穷人买不起”；炒房号牟高利，扭曲了经济适用房本意；品质、地段、配套差，增加了百姓居住生活成本。这些“病症”都已在众目睽睽之下，是众多或个别“现象”而已，无须多言。而重要的是政策的漏洞及监控的缺失！
江西省长手机号码监督“富人”知多少？要知道结果为时尚早。省长的手机是自己接听还是由专人服务，这些都不重要，老百姓担忧，他们反应给省长的问题能否彻查，落到实处是关键。消息公布后，许多网民对此表示忧虑，为何下级不能做到公正、公平、公开，这样的小事也要省长亲自操心和督办。5月1日起施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文规定，涉及“涉及公民的切身利益的情况应予以公开”。有无省长监督，对于经济适用房这样的惠民举措，都应该进行公开，接受群众的监督和举报，让真正的中低收入人群住上房子。
“群众之事，无小事。”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就是大事。把人民的利益视为最高利益，视人民群众的事无小事，符合当前“立党为公、执法为民”的执政理念，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实践。
领导手机号，拉近了公安局与民众之间的距离，为警民交流增加了一条新的途径，笔者认为最起码有三大好处。
一是让违法犯罪分子无处藏身。公安局领导公布手机号的最大好处，是能对违法犯罪分子产生震慑作用。有了公安局领导的手机号，广大民众就成了手握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在犯罪分子眼里广大民众不再是无足轻重的，无形中对犯罪分子形成监督和约束作用；对破案的帮助更不在话下了。
二是便于对广大民警进行全方位的监督，提高其执法能力。对公安系统存在的诸如接警不出、执法不严、知法犯法等一系列问题，可望在公安局领导公布手机号后得到改变。此后，当地民警的一举一动都将置于百姓的监督之下，他们工作标准高不高、态度好不好，以往也许不用太在意，现在群众有了局领导的手机号，那就不一样了。
三是有利于公安局领导随时掌握本辖区治安状况及日常工作的不足，以便随时改进。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通过公布手机号，公安局领导可以巧妙地将调查研究与日常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只要认真对待每一个举报电话，就能从中发现问题，找出工作中的不足，积极制定出整改措施，为辖区工作的开展奠定基础。
官员手机号码的威慑力有多大
山西省纪委和组织部联合公布了260名纪委书记、组织部长手机和邮箱，为全国首例。山西省委组织部称公开举动并非作秀，是为了防止换届选举时期的不正之风。据记者抽样拨号统计，公开的手机号接通率不足四成，即超6成无法联系，接线官员称骚扰电话多。（3月22日《新京报》）
一般来说，纪委和组织部平时应该都设有公开对外的办公电话，以方便接受群众的举报和监督。作为一种起码的技术手段和工具，我想，这些电话平时也应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今，正值换届选举，为提防干部人事制度和选人用人上出现问题，山西省决定把各级纪委书记、组织部长手机和邮箱公布出来，足见其对换届选举的重视。诚如山西省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的那样，“公布手机号码和邮箱，绝不是作秀。开通纪委书记、组织部长直通车，是为了畅通反映渠道，对于换届选举中不正之风起到震慑作用，警示在前，全程监督；另外一方面，可以及时了解和掌握换届工作动态，及时快速地加以处置，解决化解基层矛盾。”
你不能不说，山西的官员是高度自信和认真负责的。之所以说“高度自信”，是因为官方认定，领导手机号码的公布，本身具有“震慑作用”，就像一个魔盒一样，谁要是捣蛋，那么，群众只要把领导的手机号码一按，管叫捣蛋者立马完蛋，最起码政治生命就此结束。而之所以说“认真负责”，是因为上级要求，“组织部长和纪委书记要亲自受理电话，如有其他公务，应安排工作人员接听电话，并认真做好记录。”我理解，换届期间，乃非常时期。非常时期，就要非常对待。这表现在：一、纪委书记和组织部长的手机，此时为专线专机；二、纪委书记和组织部长，此时为专职接线员；这在道理上也说得通。我猜，官至书记部长这一级别，手机大约都是配发的，而手机费用，大约也是实报实销。既然全是公家的，那么，拿出来公用一阵，何尝不可。再说，换届也不是长期的，书记也好，部长也罢，在非常时期，作一名非常的接线员，也是应该的，这大概就叫特事特办吧。
当然，在这特事特办的逻辑里，包含了组织对官员，尤其是书记和部长的绝对信任。一是相信一把手天然正确，硬气，因为他们是“打铁”的，打铁先得本身硬，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总之，组织相信他们能够坚持原则，嫉恶如仇，像包公一样，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二是相信一把手更有经验，更有能力，办事更有效。如果这些并不确切，那么，一把手亲自出面，最起码也显得够规格，够档次，因而，感觉上够重视。
然而，不曾料想，这260名书记部长中，居然大部分不把组织当回事，“公开的手机号接通率不足四成，即超6成无法联系”。这不免让人觉得，山西这次为换届作出的“官员手机公开”，是一次扎扎实实的花架子。刚开始就没什么人接听，以后又有几个人会拿它当真呢？山西省委组织部称公开举动并非作秀，这当然是大家都希望的。可问题是，这不作秀的举动，已然有了自欺欺人的效果。事到如今，倒不如坦然接受现实，把心思和精力用在制度的建设上，让科学的制度来代替一把手的威慑，毕竟，人治是靠不住的
公开领导干部的电话能监督啥
各县(市)区、各部门“一把手”，要在新闻媒体上公开亮相，作出公开承诺，并将姓名和联系方式一并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副处级以上干部，要公布姓名、职务、分工、工作电话，制作《市情手册》摆在书店出售……这是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仇和14日讲话时提出的新要求。（2月15日  彩龙中国网）
公开领导干部的电话，并不是昆明的首创。2005年，四川郫县35干部上电视公开手机号承诺接受监督；2006年，陕西咸阳市领导手机号码公开，接受监督；2008年1月，河南高院院长公布手机号欢迎监督。
公开领导干部的电话号码，确实能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但如果指望此举能起到“一物降一物”的作用，那可能也太乐观了。
从报道中看，昆明市委书记之所以要求公开领导干部的电话，接受群众的监督，是因为“一些部门全局观念不强、群众观念不强、责任观念不强、服务观念不强。”于是“下决心根治”。按市委书记的意思，公开了领导干部的电话，就等于一剂万能解药，能医治官场百病，可惜这种药，按现在的科技发达程度，还没有被发明出来。
执政为民，一靠强有力的制度，二靠为民服务的思想。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市委书记的这剂“良药”的医治后果。如果一部门工作作风有问题，当有人反映上去时，“亲自”接听电话的是该部门的领导或者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都没有做好的情势之下，一个上诉电话就能让他们改变工作作风？抑或市委书记的意思是公布领导干部电话之后，百姓上诉电话直通该部门的上级，然后来个以上压下，如此完成监督？那么不如在市委书记办公室设立一个科室，专门接听这些监督的声音，然后完成“压力”下传的功能。可是类似的市长热线或者信箱仿佛早就已经存在了啊？那么这种公布领导干部电话又是在干什么呢？再者说，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有纪检监察等部门专司其职啊，这种把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交给百姓的“上诉”电话，又把我们的纪检监察部门置于何地呢？在现有已经相当完备的制度下，再加上一个制度，是不是有些“成立‘消肿’办公室”的嫌疑？而且，这种貌似制度化实则人治化的举措，是不是与法制社会有些不合拍？
再说说为民服务的思想。这些受党教育多年的领导干部，为民服务的思想应该说早就植入了他们的骨髓了。之所以还需要一个“上诉”电话来监督他们的思想与时俱进，只能说明他们接受的教育已经完全遗忘在当年的教室里或者停留在书本上口头上了。没有践行的思想，比一张纸还苍白还脆弱，一个“上诉”电话就能他们惊醒，也未免太看低他们的“抗药性”了。     所以，笔者认为，公开领导干部的电话，把他们的行为监督在“上诉”电话之下，能起一定作用，但未必是根治的良药。（张敬己）
公开官员电话之后
[提要]  据法制日报报道，湖南省长沙市近日将千余名领导干部的联系方式，以7个整版的篇幅在当地媒体上统一公开发布。与其劳神费力地让官员当民生接线员，不如完善畅通程序和制度渠道，加强政府和公众的互动交流。
王艳
据法制日报报道，湖南省长沙市近日将千余名领导干部的联系方式，以7个整版的篇幅在当地媒体上统一公开发布。有人认为，这是打造现代服务性政府切实服务于民的表现。但也有人认为，这不过是一场作秀。
这几年，不少地方政府公开各单位领导干部手机号码。这种举措的动机当然是积极而善意的，体现了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和自律精神，也可增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和联系。
但从程序的角度来看，有事应该向职能部门反映；弃“部门”而求“个人”，无形中弱化了部门职能而强调了领导干部个体的力量，过于看重“人治”而非法治的作用。人的力量永远是有限的，只有依据法律和制度，政府才能合理履行职能。
这种公开领导电话的服务措施能否坚持下去，也令人存疑。让担负繁重事务的领导干部频频接听群众“来电”，短时间内或许还会勉力为之，时间一长恐怕就不胜其苦。不见得是不想了解群众疾苦，而实在是精力有限啊。纵然领导干部有足够的耐心和精力，在接听“来电”之后，还是得回过头来再走相关程序。
因此，与其劳神费力地让官员当民生接线员，不如完善畅通程序和制度渠道，加强政府和公众的互动交流。
来源：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