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漫里面的刀:情缘四月天：最爱林徽因的男人金岳霖

金岳霖(1895—1984)，字龙荪，祖籍浙江诸暨，生于湖南长沙。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曾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1925年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逻辑》、《论道》、《知识论》。建筑学家、民国时期著名的美女加才女林徽因的情感世界中有三个重要的男人，他们是梁思成、徐志摩，还有金岳霖。

　　梁思成是林徽因的丈夫，在27年的婚姻生活中，二人在事业上相互扶持，共同走了中国的15个省，20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 000处古建筑结构，很多古建筑就是通过他们才得到了全国乃至世界的认识，并且获得保护，像河北赵州石桥、山西的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

　　徐志摩与林徽因相识于英国伦敦，当时林只有16岁，正随父亲林长民游历欧洲，而徐已经是一位两岁孩子的父亲。徐为林的聪颖美丽和绝世才情所吸引，为了追求林徽因，徐志摩在妻子张幼仪刚刚生下第二个孩子后，便急切地与其离婚，但林徽因与父亲提前回国，不辞而别，并且最终选择了父亲为她作出的安排：嫁给著名学者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林从此成为徐心目中永恒女性的化身，于是便有了徐志摩的那首《偶然》：“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即使在与民国另一位美女兼才女陆小曼再婚后，徐志摩依然不能忘情于林徽因。1931年11月19日，为了赶回北京，听林徽因当晚于协和小礼堂为驻华使节所做的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的讲座，徐志摩匆匆搭乘一架邮政飞机，因为天有大雾，飞机误撞开山，坠毁于济南党家庄，机上三人全部身亡。

　　尽管如此，梁思成认为，最爱林徽因的人，其实是金岳霖。

　　金岳霖，字龙荪，1895年7月14日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晚清洋务派的官僚家庭。金岳霖的父亲金珍原是浙江诸暨县学的秀才，太平天国时期为躲避战祸，投奔在湖南永定县做知县的堂叔祖金兆基，入幕做师爷，之后随着张之洞创办洋务实业，一路青云直上，先后担任湖南省铁路总办和黑龙江省漠河金矿总办。金岳霖的母亲唐淑贤是湖南衡阳人，大家闺秀，贤惠能干，持家有方，非常善良。金岳霖上面有六个哥哥，另有两个姊妹，他是家里的第七个男孩。

　　金岳霖自幼就聪明异常，据说有一次居然在梦中背四书。十多岁时，金岳霖就显示出自己在逻辑方面的天赋，他发现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因为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的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

　　1911年，金岳霖在16岁时考入清华。同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金岳霖很快剪去了头上的辫子，还仿崔颢的《黄鹤楼》写了首打油诗：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

　　1914年，金岳霖赴美留学，遵照家人的意见，初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商科，但不久金岳霖对此即感不满，写信给他五哥说：“簿计者，小技耳。吾长七尺之躯，何必学此雕虫之策！昔项羽之不学剑，盖剑乃一人敌，不足学也。”于是金岳霖改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与胡适、张奚若、宋子文、孙科、蒋梦麟等人同窗。仅仅两年，金岳霖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时年25岁。

　　在美国教了一段时间书后，金岳霖带着自己的美国女友泰丽莲(Lilian Taylor)到欧洲，游遍英、德、法、意等国。在英国的时候，金岳霖一度在伦敦大学听讲，并读了休谟等人的著作，兴趣由此转移到哲学上面。一次在巴黎圣米歇大街上，泰丽莲和张奚若边走边争论起来，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双方都提到“逻辑”，但好像并不真正明白逻辑，金岳霖后来也加入了争辩，不过他也不明白逻辑是怎么一回事。

　　1925年，金岳霖回国，到清华代替赵元任讲授逻辑学。后来金岳霖有机会回到哈佛大学师从谢非学习一年逻辑，当说起自己教逻辑，而没有学过逻辑时，曾惹得老师大笑。

　　当时金岳霖任清华哲学系系主任，这个系最初只有他一个老师，也只有一个学生，就是沈有鼎。但在短短几年间，金岳霖就在学术界确立了难以撼动的地位。时人说，中国只有三四个分析哲学家，金岳霖是第一个。张申府则说：“如果中国有一个哲学界，那么金岳霖当是哲学界之第一人。”

　　随同金岳霖一同回国的还有他的女友泰丽莲，“她倡导不结婚，但对中国的家庭生活很感兴趣，愿意从家庭内部体验家庭生活”。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回忆，有一天忽然接到金岳霖的电话，说有急事，问杨步伟能不能立刻赶进城来。杨问有什么事，金岳霖说非请你来一趟不可，越快越好，事办好了请你们吃烤鸭。杨猜想是老金的女友泰丽莲怀孕了想打胎，便回说犯法的事情自己可不做。金岳霖说大约不犯法的吧。待杨步伟和赵元任两个人赶到金岳霖家，是泰丽莲小姐来开的门，杨步伟便使劲儿地盯着她看，金岳霖迎出来说：“赵太太你真来了，我可放心了。”杨步伟问有什么要紧事。金岳霖一本正经地告诉杨，他有一只母鸡，有个蛋三天生不下来，现在难受得满园子乱跑，请杨动手术给取下来。赵元任夫妇听了真是又好气又好笑。等把鸡捉来一看，竟然有十八磅重，金岳霖说自己天天给它喂鱼肝油。杨大笑说鸡也和人一样，有孕时吃得太多太油，胎儿太大就难产，说着把鸡蛋掏出来一看，果然已经像一个葫芦似的了。母鸡的主人赞叹杨步伟妙手回春，坚持要送她一块匾，杨要他不要胡闹，几个人于是大吃了一顿烤鸭。

　　和泰丽莲分手后，曾有一度，金岳霖搬进了清华园，和陈岱孙都住在清华学务处。一次，梅贻琦校长外出，委托陈岱孙代理校事。一日，金岳霖准备上厕所，发现没有手纸，他并不急着去找，反而坐下来给陈岱孙写了张纸条递过去：“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意思就是，你既为全校大小事情服务，当然也得为我金某人的这种事服务一下。

　　徐志摩曾这样描述金岳霖：“金先生的嗜好是捡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讨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金岳霖自己也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在逻辑和哲学天地里，金岳霖是逻辑思维异常清晰、哲理分析能力特别强的人；而一旦离开这块天地，他则有如孩子般天真单纯。金岳霖的生前好友唐笙说：“他这个人还是很有浪漫思想的，虽然不太说。在我小时候他就说，我不愿跟那些太太们说这说那的，我还不如跟你们孩子玩。他很有童心。”

　　金岳霖酷爱养鸡。在云南时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岳霖在一个桌子上吃饭。金岳霖还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他的屋角还摆着许多蛐蛐缸。

　　这位有童心的教授最让人忍俊不禁的是他居然会忘记自己的名字。据金岳霖自己回忆说：“有一次，我打电话给陶孟和，他的服务员问‘您哪儿’。我忘了，答不出来，我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我不好意思说我忘了。可是那位服务员说‘不行’。我请求两三次，还是不行。我只好请教于王喜，他是给我拉东洋车的。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你没有听见人说过？’他说：‘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就提醒我了。”

　　后来听人说潘梓年在重庆时，要给人签名，一下子恍惚起来，记不起自己的姓名。旁边有人告诉他姓潘，可光一个姓还不足以提醒他，潘梓年又大声问：“阿里个潘呀？”是说潘什么呀？金岳霖先生闻听此事，不禁释然，原来还有比自己糊涂得更厉害的人。

　　在西南联大时期，金岳霖同样是趣事多多。汪曾祺回忆说：“西南联大有许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沈先生(沈从文)当面和背后都称他为‘老金’。大概时常来往的熟朋友都这样称呼他。”

　　“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的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

  　这种标志式的造型让人觉得有点怪，对此金岳霖自己对学生打趣说：“我年轻的时候眼睛不好，不好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我这个眼睛左眼近视800度，右眼远视700度，结果来一个汽车，我看到七八个，然后我就不知道该躲哪一个了，可能七八个哪一个都不是真的。”金岳霖的眼睛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治了一下，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眼镜也换了，他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却一直没有改变。

　　金岳霖身材高大，腰板笔挺，西装革履，皮鞋擦得油光可鉴，上面绝对不会有灰尘。夏天穿短裤还一定要穿长筒袜，因为在当时看来，绅士穿短裤一定要穿长袜。

　　金岳霖教的逻辑是西南联大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他讲课常常不带书本，也不带讲稿，走进课堂只带一支粉笔，而且经常一堂课下来一个字也不写。上课在大教室，学生们坐得满满的。金岳霖上课有时要提问，那么多的学生，他不可能都叫得上名字来，而西南联大又是没有点名册的，所以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就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那时西南联大女生都流行在阴丹士林蓝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穿蓝毛衣、黄毛衣的极少。对于先生的提问回答得流利清楚，是件出风头的事。学生回答问题时，金岳霖总是很注意地听着，完了说：“Yes！请坐！”学生也可以提出问题，请金岳霖解答。学生提的问题深浅不一，金岳霖有问必答，很有耐心。有一个华侨学生叫林国达，操广东普通话，最爱提问题，问题大都奇奇怪怪。他大概觉得逻辑这门学问挺玄的，所以应该提点怪问题。有一次他又站起来提了一个怪问题，金岳霖想了一想，说：“林国达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Mr　林国达is perpend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什么意思？’”林国达傻了。林国达当然无法垂直于黑板，但这句话在逻辑上没有错误。后来林国达游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课时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这一堂课，金岳霖一直没有笑容。

　　有一个同学，大概是萧珊，曾问过金先生：“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逻辑课的前半部分讲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周延、不周延、归纳、演绎……还比较有意思，后半部分全是符号，简直像高等数学。她的意思是：这种学问多么枯燥！金先生回答说：“我觉得它很好玩。”

　　金岳霖还开了一门选修课“符号逻辑”。这门学问简直是天书，选修的人很少，教室里只有几个人，学生里最突出的一个叫王浩。金岳霖讲着讲着，有时会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这堂课就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

　　金岳霖一直强调学生要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一本哥德尔的著作，金岳霖立即发生兴趣，说要买来看看。金岳霖的大弟子沈有鼎马上站起来说：“老实说，这本书你看不懂的。”金岳霖闻言，并不以为忤，只哦哦两声，说：“那就算了。”

　　金岳霖是研究哲学的，但他看了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他都看，还很喜欢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在西南联大时，沈从文有时拉一两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喜欢写东西的同学讲点什么。金岳霖有一次被拉了去，他讲的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从文给出的。大家以为金岳霖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岳霖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岳霖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金岳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说着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着，甚为得意。

　　金岳霖的代表著作是《逻辑》、《论道》和《知识论》。后两部书都完成于抗日战争时期，关于《知识论》，金岳霖曾经说过：“这本《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抗战期间，我在昆明时已经把它写完了。有一次空袭警报，我把稿子包好，跑到昆明北边的蛇山躲着，自己就席地坐在稿子上。警报解除后，我站起来就走。等到我记起时，返回去稿子已经没有了。这是几十万字的书，重写并不容易。可是，得重写。《知识论》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

　　在昆明教书时，每有假期，金岳霖都要前往四川李庄，因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所在的中国营造学社为了就近利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资料，也同历史语言研究所一起从昆明迁到了那里。

　　说起金岳霖与林徽因的初识，还要将时间推回到1931年的北平。当时金岳霖在好友徐志摩的引荐下，敲开了总布胡同24号院的那扇门，见到了民国“四大美女”之一，张幼仪所谓“思想更复杂、长相更漂亮、双脚完全自由的女士”，徐志摩为之如痴如醉的人物——林徽因。

　　林徽因林徽因原名林徽音，后改为林徽因，她秀外慧中、多才多艺，曾旅英留美，深得东西方艺术之真谛，兼具中西之美，既秉持大家闺秀的风度，又具有不同于中国传统女性的独立精神和现代气质，在徐志摩的引领下，她还写得一手音韵极美的新诗。在北京的文化圈里，她一直以才貌双全而闻名，以她为中心，聚集起了一大批当时中国第一流的文化学者，其中有胡适、徐志摩、沈从文、朱光潜、叶公超，还有社会学家陶孟和、考古学家李济、政治学家张奚若、经济学家陈岱孙、物理学家周培源等，大家时常在一起谈文论艺。因为冰心曾经写过一篇意带讥讽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所以很多人也将这个家庭文化沙龙称做“太太的客厅”。

　　结识林徽因之后，金岳霖很快搬到了梁思成家的后罩房，亦即北总布胡同12号，开始了他二十余年“逐林而居”的生活。林徽因的好友、著名美籍华人学者费正清的妻子、当时同样住在总布胡同的费慰梅记述道：“徐志摩的朋友、大家都叫他‘老金’的哲学家金岳霖，实际上是梁家一个后加入的成员，就住在隔壁一座小房子里。梁氏夫妇的起居室有一扇小门，经由‘老金’的小院子通向他的房子。通过这扇门，他常常被找来参加梁氏夫妇的聚会。到星期六的下午老金在家里和老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流向就倒过来了。在这种时候，梁氏夫妇就穿过他的小院子，进入他的内室，和客人混在一起，这些人也都是他们的密友。”
对此，金岳霖在晚年回忆说：“他们(梁思成夫妇)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并说自己“一离开梁家，就像丢了魂似的”。

　　萧乾在《一代才女林徽因》里记述道：“她(林徽因)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徽因的健谈，绝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徽因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种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

　　当年萧乾还只是燕京大学一名在读的学生，因为其在《大公报》上发表的处女作《蚕》而受到林徽因的赏识，林通过沈从文向萧乾发出了邀请。作为一个受到奖掖的后进，萧乾看待林徽因的视角难免有些仰视，而与林徽因过从甚密、年龄相差不多的李健吾则从更深一个层面为我们揭示出林徽因的性格：“林徽因的聪明和高傲隔绝了她和一般人的距离……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我记起她(林徽因)亲口讲起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吃用。”梁思成的外甥女吴荔明在其所著的《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中，也毫不避讳地说，林徽因和亲戚里众多女性相处不谐。李健吾没有把林徽因描绘成一个十全十美的佳人，而是为我们还原出一个更加真实、更富有个性的女子，“她(林)缺乏妇女的幽娴的品德。她对于任何问题(都)感兴趣，特别是文学和艺术，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生长富贵，命运坎坷，修养让她把热情藏在里面，热情却是她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辩论———因为她热爱真理，但是孤独、寂寞、抑郁，永远用诗句表达她的哀愁”。

　　李健吾还说：“当着她的谈锋，人人低头。”有一次大家聚会吃饭，平日这种场合，叶公超、梁宗岱这两个人都是谈话的中心，别人很难插上嘴，这天全都不说话了。杨振声问：“公超，你怎么尽吃菜？”叶公超放下筷子，指了指对面的林徽因，林正口若悬河地说着。另一位客人说：“公超，假如徽因不在，就只听见你说话了。”叶公超说：“不对，还有宗岱。”

  　费正清在其晚年回忆录中说：“她(林徽因)是具有创造才华的作家、诗人，是一个具有丰富的审美能力和广博智力活动兴趣的妇女，而且她交际起来又洋溢着迷人的魅力。在这个家，或者她所在的任何场合，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都围绕着她转。”

　　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在其晚年的回忆录《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中记述道，有一次她忽然想起社会上流传的关于金岳霖为了林徽因终生不娶的故事，就去问梁思成，是不是确有其事。梁思成笑了笑说：

　　“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不管是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哲学她都有很深的修养。她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测量平面爬梁上柱，做精确的分析比较；又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语探讨英国古典文学或我国新诗创作。她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他又笑了笑诙谐地说：“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地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我们住在总布胡同时，老金就住在我们家的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在1932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时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和丈夫，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楚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是我也感谢徽因对我的信任和坦白。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怎么办？我想了一夜，我问自己，林徽因到底和我生活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都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过几天徽因告诉我说：她把我的话告诉了老金。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当退出。’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相信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难题，也常常去请教老金。甚至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了的问题分析得清清楚楚。”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终其一生，金岳霖没有婚娶，并对林徽因的孩子视如己出。对此，萧乾说：“林徽因坦荡，金岳霖克制，梁思成宽容，三人皆诚信磊落之君，没有见过这样的‘三角’。”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天津沦陷，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和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被迫离开古都北平，南下长沙，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课仅两个月，南京失守，武汉吃紧，联合大学奉命迁往云南昆明、蒙自两地，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

　　在昆明北郊龙泉镇棕皮营，梁思成、林徽因决定为自己设计和建造一所住房，这也是两位建筑师一生中唯一为自己设计建造的一座房子，他们于1940年5月迁入新居。在致友人费正清的信中，林徽因写道：“我们正在一个新建的农舍中安下家来。它位于昆明市东北八公里处一个小村边上，风景幽美而没有军事目标。邻接一条长堤，堤上长满如古画中那种高大笔直的松树。”不久，林徽因又在致费慰梅的信中说：“这个春天，老金在我们房子的一边添盖了一间耳房，这样，整个北总布胡同集体就原封不动地搬到了这里，可天知道能维持多久。”

　　梁氏夫妇在昆明的旧居，图左是金岳霖居住的“偏厦”这间搭靠主屋一面墙建成的耳房，云南人叫“偏厦”，比正屋低矮一些，面积不足十平方米，最让人惊诧的不是这间屋子的矮小，而是它没有独立外开的门，也就是说，金岳霖每次出入必须穿过梁家的主客厅，金岳霖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以及他们的孩子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已俨然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员。林在给费慰梅的信中描述他们的家庭生活说：“思成笑着、驼着背(现在他的背比以前更驼了)，老金正要打开我们的小食橱找点吃的……”并记述当时的生活状态道：“轰炸越来越厉害，但是不必担心，我们没有问题，我们逃脱的机会比真的被击中的机会要多。我们只是觉得麻木了，但对可能的情况也保持着警惕。日本鬼子的轰炸或歼击机的扫射都像是一阵暴雨，你只能咬紧牙关挺过去，在头顶还是在远处都一样，有一种让人呕吐的感觉。可怜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课，常常要在早上五点半从这个村子出发，而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又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城门、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走回这个村子，一整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

　　但正如林徽因所担心的那样，即使这样的日子也没有持续多久，11月底，梁氏夫妇随中国营造学社再次迁往长江上游的一个千年古镇——四川李庄。在赴昆明途中，林徽因就曾因肺炎发高烧，烧退后肺炎却没有痊愈，再加上这次前往四川的路途颠簸，林徽因在归国初任教于东北大学时就染上的肺结核病再次复发，终至卧床不起，而梁思成年轻时车祸受伤的后遗症也不时发作梁思成22岁时，曾遭遇过一场车祸，在协和医院治疗期间，因为脊椎骨和腿部的手术都没有做好，结果使梁思成的左腿比右腿短了一厘米，走起路来微跛，脊椎骨弯曲，必须穿上特制的钢支架加以辅助支撑。，经常痛得无法坐立。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林徽因和梁思成在菜籽油灯的微光下，进行着《中国建筑史》的写作。书案上、病榻前堆积起厚厚的《二十四史》和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数据以及大量的文字记录，林徽因每天只能靠在被子上工作，她承担了全部书稿的校阅，并执笔撰写了部分篇章，却没有署名。晚上，梁思成挑灯彻夜绘图，因为脊柱严重受损，他俯身在画板上时经常要用一个小花瓶支住下颌，以减轻头部对脊柱的拉抻。费慰梅回忆说：“思成的体重只有47公斤，每天和徽因工作到夜半，写完11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他已透支过度。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一样高贵和斯文。”

　　当时梁氏夫妇的生活非常困窘，由于营养不良，林徽因的身体日渐消瘦，梁思成不得不学着蒸馒头、煮饭、做菜，还从当地老乡那儿学会了腌菜和用橘皮做果酱，最后山穷水尽，梁思成只得到宜宾去当卖衣物。衣服当完了，又把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派克金笔和手表送到当铺，换回两条草鱼。即便如此，夫妇俩仍然不改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梁思成提着两条草鱼回家，幽默地对林徽因说：“把这派克笔清炖了吧，这块金表拿来红烧。”
费正清和费慰梅了解到梁氏夫妇在李庄的困境后，多次来信劝他们去美国治疗、工作，梁思成和林徽因给费正清夫妇回信说：“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假如我们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们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1944年11月，日军攻陷桂林，一路北进，有直扑四川之势，李庄这边人心惶惶，梁氏夫妇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儿子梁从诫当时曾问母亲：“如果日本人打到四川你们怎么办？”林徽因特别平静地回答：“中国读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吗？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儿子急了，又问：“我一个人在重庆上学，那你们就不管我啦？”病榻上的林徽因握住儿子的手，仿佛道歉似地小声说：“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顾不上你了。”梁从诫后来回忆说：“我当时看着妈妈，我就觉得她已经不是我熟悉的那个妈妈了，她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面对死亡，那样超脱。”

　　曾经有一次，金岳霖看到梁思成为古建筑上的某个数据而在房顶上上下下，就为梁思成和林徽因编了一副对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梁思成听了很高兴，说：“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不然我怎么才能打开一条新的研究道路，(那)岂不是纸上谈兵了吗？”可林徽因并不领情，说：“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金岳霖大为叹服，连连鼓掌。

　　当金岳霖跋山涉水，从昆明初次来到李庄探望林徽因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短短几个月的分离后，她形消骨立，面容苍白，只有那双秀美的眸子还依稀可见从前的影子。为了让林徽因尽早恢复健康，金岳霖到市场上买来十几只刚刚孵出的小鸡，在门前一块小小的空地上喂养起来，盼望着它们生下蛋来，好给林徽因补养身体。

  　金岳霖的到来无疑给林徽因带来极大的慰藉和欢欣，她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快乐地写道：“思成是个慢性子，喜欢一次就做一件事情，对做家务是最不在行了。而家务事却多得很，都来找寻他，就像任何时候都有不同车次的火车到达纽约中央火车站一样。当然我仍然是站长，他可能就是那个车站！我可能被轧死，但他永远不会。老金(他在这里待了些日子了)是那么一种客人，要么就是到火车站去送人，要么就是接人，他稍稍有些干扰正常的时刻表，但也使火车站比较吸引人一点和站长比较容易激动一点。”

　　林徽因写罢给梁思成和金岳霖两个人看，他们分别在信后补充道：

　　“面对着站长，以及车站正在打字，那旅客迷惘得说不出任何话，也做不了任何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车开过。我曾经经过纽约的中央火车站好多次，一次也没看见过站长，但在这里却两个都实际看见了，要不然没准儿还会把站长和车站互相弄混。”——老金

　　“现在该车站说话了。由于建筑上的毛病，它的主桁条有相当的缺陷，而由协和医学院设计和安装的难看的钢支架现在已经用了7年，战时繁忙的车流看来已动摇了我的基础。”——梁思成

　　梁氏夫妇在李庄生活了6年，这期间除去到美国讲学访问，金岳霖也一直在昆明和四川李庄之间奔波。

　　在这里，有一件事不得不提。

　　1932年，上海淞沪会战中，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的年轻炮兵军官阵亡；1941年，一个中国飞行员在对日空战中殉国。前者是梁思成的弟弟梁思忠，后者是林徽因的三弟林恒。因为国仇家恨，在重庆大轰炸的烈火中，谦谦君子梁思成曾发出怒吼：“多行不义必自毙，总有一天我会看到日本被炸沉的！”

　　然而1944年，时任中国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奉命向美军提供中国日占区需要保护的文物清单和地图，以免盟军轰炸时造成误伤时，他不仅绘制出地图，还希望美军能将另外两个非中国城市也排除在轰炸目标之外，那就是日本的京都和奈良。对此，梁思成说：“要是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我是恨不得炸沉日本的。但建筑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如奈良唐招提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一旦炸毁，是无法补救的。”在奈良被宣布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三十周年纪念日时，《朝日新闻》特刊文《日本古都恩人梁思成氏》。

　　由于奈良附近军事目标众多，1945年，盟军不得不准备对其进行轰炸，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历史遗迹，盟军需要一张标明详细文物地点的奈良地图。这一次，画这张图的是林徽因。

　　抗战胜利后，金岳霖与梁氏夫妇重返北平，三人在清华大学任教，又开始在忙碌的工作中共度快乐时光。唯一的不幸是，林徽因的病情日益严重。

　　1952年，梁思成、刘开渠主持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林徽因亦参与其中，承担碑座纹饰和花圈浮雕图案的设计工作。次年，北京市开始拆除牌楼、古城墙，梁思成与陈占祥提出著名的“梁陈方案”把行政中心放到北京西郊，这里与老城相距不远，在此建设可免去老城区大规模的拆迁安置，从而避免了费时、费力、毁损文物、劳民伤财，也为将来的发展预留出储备空间，同时还预防了城内上班城外居住所带来的交通压力，城墙内的老北京则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文化名城加以保护和修缮，如此可“古今兼顾，新旧两利”。这就是梁思成、陈占祥向当局提出的北京城市规划建议，史称“梁陈方案”。。他还上书周恩来、聂荣臻，并与当时的北京副市长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眼瞅着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古建筑没有毁于战争，却要在和平时期被拆毁，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希望从天安门城楼上望过去，看到处处都是烟囱的毛泽东对上述争论定调说：“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在一次欧美同学聚会上，林徽因愤怒地指着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你们真把古董给拆了，将来要后悔的！即使再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回忆道：“虽然那时她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林徽因还闯入北京市长彭真的办公室，据理力争，彭真说不过她，最后只得拿出毛泽东的批示：“城墙是封建象征，是皇帝挡农民的。”梁从诫回忆说：“五百年古城墙，包括那被多少诗人画家看做北京象征的角楼和城门，全被判了极刑。母亲几乎急疯了。她到处大声疾呼，苦苦哀求，甚至到了声泪俱下的程度……然而，据理的争辩也罢，激烈的抗议也罢，苦苦的哀求也罢，统统无济于事。”不久，梁思成遭到批判，但他告诉彭真：“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的，我是对的。”

　　两位曾经在战时为日本保护下两座古都的优秀中国人，却没能使自己国家的千年古都在和平时期免于政治的荼毒，其心中之痛可想而知。1955年，林徽因住进医院，忧愤交加的她拒绝吃药，最终伴随着古城墙的轰然倒塌，在那个冬天离开了这个世界。

　　对于林徽因的英年早逝，金岳霖悲痛万分。恰逢一个学生到办公室看他，金岳霖先不说话，后来突然说：“林徽因走了！”一边说，一边号啕大哭。他的两只胳膊靠在办公桌上，几分钟后，才慢慢地停止哭泣。擦干眼泪后，金岳霖静静坐在椅子上，目光呆滞，一言不发。学生陪他默默地坐了一阵，这才把他送回家。

　　1956年6月10日，金岳霖请知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大家都去了，但谁也闹不清楚当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直到开席的当儿，金岳霖才站起来说：“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金岳霖有一个钟爱的学生，在婚恋方面受到打击，萌生了自杀的念头。金岳霖多次亲去安慰，并苦口婆心地开导：恋爱是一个过程，恋爱的结局，结婚或不结婚，只是恋爱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因此，恋爱的幸福与否，应从恋爱的全过程来看，而不应仅仅从恋爱的结局来衡量。终于使那个学生放弃了轻生之念。

　　林徽因逝世7年后，梁思成和学生林洙结婚，从此在苦难中有了另一副可以依靠的臂膀，而金岳霖依旧孑然一身。晚年的金岳霖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儿子梁从诫住在一起，梁从诫称呼他为“金爸”。

　　据福建师范大学教授陈宇记述，为了编纂林徽因诗文集，他和老师陈钟英曾经拜访过金岳霖，当时已经88岁高龄的金岳霖依然能够清楚地记起林徽因写的诗句“黄水塘里游着白鸭，高粱梗油青的刚过了头”。当两人拿出一张林徽因的照片，想询问他拍照的时间背景时，“他接过手，大概以前从未见过，凝视着，嘴角渐渐往下弯，像是要哭的样子。他的喉头微微动着，像有千言万语梗在那里。他一语不发，紧紧捏着照片，生怕影中人飞走似的。许久，他才抬起头，像小孩求情似地对我们说：‘给我吧！’”
谈起自己认识林徽因，还是出自徐志摩的引荐，金岳霖说：“徐志摩是我的老朋友，但我总感到他滑油，油油油，滑滑滑——”“当然不是说他滑头。”金岳霖是说徐志摩感情放纵，没遮没拦，“林徽因被他父亲带回国后，徐志摩又追到北京。临离伦敦时他说了两句话，前面那句忘了，后面是‘销魂今日进燕京’。看，他满脑子林徽因，我觉得他不自量啊。林徽因、梁思成早就认识，他们是两小无猜，两小无猜啊。两家又是世交，连政治上也算世交。两人父亲都是研究系的。徐志摩总是跟着要钻进去，钻也没用！徐志摩不知趣，我很可惜徐志摩这个朋友”。他又说：“比较起来，林徽因思想活跃，主意多，但构思画图，梁思成是高手，他画线，不看尺度，一分一毫不差，林徽因没那本事。他们俩的结合，结合得好，这也是不容易的啊！”

　　话题渐渐转到了林徽因的病和死。金岳霖眯缝着眼，坠入沉思，慢慢地说：“林徽因死在同仁医院，就在过去哈德门的附近。对她的死，我的心情难以描述。对她的评价，可用一句话概括，‘极赞欲何词’啊！”当时建筑界正在批判“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林徽因的追悼会很冷清，金岳霖送的挽联是：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金岳霖回忆追悼会的情形说：“追悼会是在贤良寺开的，我很悲哀，我的眼泪没有停过……”

　　陈钟英问金岳霖可否写篇东西附在林徽因的纪念文集中，金岳霖迟迟不开口，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陈宇记述道：“我无法讲清当时他的表情，只能感觉到，半个世纪的情感风云在他脸上急剧蒸腾翻滚。终于，他一字一顿、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们：‘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他停了一下，显得更加神圣与庄重，‘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他说完，闭上眼，垂下了头，沉默了。”

　　有一篇文章，曾用“笃实、软弱、真纯”六字来描摹金岳霖的性格，庶几近之。

  　1922年，还在美国留学的金岳霖，应当时由蔡元培、胡适发起的关于“好人政府”的讨论，在《晨报·副镌》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优秀分子与今日社会》的文章。金岳霖在文章中说道：

　　第一，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他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

　　第二，他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做职业的意思。若是议定宪法修改关税的事都是特别的事，都是短期的事，事件完了以后，依然可以独立过自己的生活”。

　　第三，他希望知识分子“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做目的，自己变做一个折扣的机器，同时对于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

　　第四，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当时金岳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后，西南联大一些教授非常反感，金岳霖甚至拒绝阅读。在一个静寂的黄昏，殷海光本名殷福生，曾师从金岳霖。1949年后入台后任台大讲师，《自由中国》主笔，批评时政，反对言论思想禁制，为台湾自由主义的开山人物与启蒙大师。将自家狼狗取名为“领袖”，公开讽刺蒋介石。随金岳霖散步时，说现在各种思潮都宣传得很凶，不知哪派是真理。金岳霖没有正面答复，他稍作沉思，说：“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殷问：“那么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金岳霖答道：“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

　　1949年后，金岳霖被调到北大，后又调到中国科学院，担任哲学研究所副所长。金岳霖说：“他们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最后他跑回家去看书了。

　　一次，哲学家艾思奇到北大作演讲，批判形式逻辑，说那是伪科学，讲完之后金岳霖带头鼓掌，他说：“艾先生讲得好，因为他的话句句都符合形式逻辑。”

　　但是在随后频繁的政治运动中，这位被殷海光称为铸造了自己的性格和思想生命，“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道德感极强的知识分子”，很快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金岳霖开始积极地学习马列主义，积极地批判梁漱溟、费孝通、章伯钧，批判杜威、胡适，甚至包括自己曾经敬仰的罗素，并不断地进行自我批判，他还以极大的热情与钱钟书、王佐良等一起投入翻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中。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一份自我检讨中，金岳霖将沈有鼎、殷海光、王浩美籍学者，曾在西南联大师从金岳霖，1946年春前往美国，在数理逻辑方面成绩卓著，为英、美国家科学院院士。称做他三个跟不上时代的学生。并说“殷福生(殷海光)这个人，我非常不赞成他，他为什么要反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逃到台湾？……我培养了只会做概念游戏，不关心政治，甚至于反动分子。例如殷福生就是我所供给、所培养的一个反动分子，他现在在台湾为蒋匪帮服务”。而此时，殷海光、王浩却都在异地深切地怀念着他们的恩师金岳霖。对此，胡适说：“政权已很成功地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犟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

　　一次去王府井的时候，金岳霖一时兴起，花几百元买了一顶高级皮帽，事后竟诚惶诚恐了好一阵儿。虽然没有人指责他，金岳霖却多次在小组会上主动忏悔，说是过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余毒未清。金岳霖的侄女从美国回来看他，当他得知侄女加入了美国国籍后，二话没说，就把她赶了出去。

　　“文革”中金岳霖遭受“大批判”，他真诚地表示：“我的检查离同志们批判的太远了，如果讲出来，大家肯定会气炸肺。听了大家的批判，我很吃惊。原来没想到自己罪行那么严重。”

　　晚年金岳霖曾经有过反思：“在解放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呢？解放后，绝大多数的人都心明眼亮起来了，难道我反而糊涂了？我也没有变成糊涂人。事实是既有政治，也是‘政治’。”

　　毛泽东曾经请金岳霖吃过四次饭，知道金岳霖生长在湖南，在饭桌上还专门给他夹过几个辣椒。金岳霖晚年深居简出，不再那么积极要求进步，毛泽东听闻后，第四次吃饭时不但没有主动给他夹辣椒，还有些不满地扔给他一句话：“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岳霖听后非常惶恐，但他当时已经八十高龄，该怎样接触社会呢？他于是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蹬车带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如此这般风雨无阻地坚持了两年，终于被好事者传到毛泽东的耳中，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说：“我那不过是一句玩笑话，他竟放到了心上，也真是愚得可以。”金岳霖探知这一评语后，心中方才释然。

　　有人认为金岳霖的后半生是个悲剧，因为他背叛了自己以前的学术理想，甚至放弃了知识分子的良知，而笔者更愿意相信是笃实、软弱、真纯的个性促成了他在政治风暴中的迷失和错误，其中也许还不乏对美好未来的期盼和向往。金岳霖曾经说过：“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而这一切的前提是要有“独立进款”。中国古人讲究不仕则隐，不当官嘛，我就回去种田，很多时候总还有一条退路，所以在他们身上，总是可以看到更多的节气和操守，而在经济独立、生存独立、思想独立都被剥夺的情况下，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中其实已经无路可退，所以金岳霖晚年有反思，但并不认为是自己糊涂。王晓渔说：“今天，与其苛责哲学家的‘幼稚病’，不如反思那个‘顽童’也无法保持本真状态的时代。”因为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

　　很多文章都说金岳霖为了林徽因终生不娶，其实金岳霖一直衷心爱慕林徽因是真，但据前民盟中央副主席李文宜回忆，在20世纪60年代末，金岳霖因为参加民盟的学习活动，曾一度与同组的著名记者浦熙修过从甚密，并有过结婚的打算，不巧金岳霖因病住院，浦熙修也被确诊患了癌症。当时正在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浦熙修的三妹浦安修是彭德怀的夫人，浦熙修的女儿则是彭德怀侄子的未婚妻，李认为金太单纯，将利害关系告知给金岳霖，金岳霖听后认为此事非同小可，这是在政治线上的恋爱，弄不好要进大牢和砍头的。金岳霖严肃地表态“这是件大事”，自己要慎重。出院后，金岳霖去看望浦熙修，想与对方一刀两断，但浦已卧床不起，并且很快去世，金岳霖的最后一次恋爱就这样不了了之。

　　人们总想追寻完美，然而人世间其实很难有如意的圆满，能有些苦难中的坚守，重压下的不屈，困境中的不离不弃，坎坷不幸中的安慰，已属不易。人性的弱点限制了人类所能达到的高度，但人性中固有的美好毕竟也曾经为我们带来过温暖和希望，虽然那有时很短暂。不过也许正因为其短暂、难得，人们才往往更加珍惜，进而在心中将其化为永恒。就像林徽因曾在《人间四月天》中写道的那样：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

　　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

　　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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