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局者迷的后半句:中国经验性技术文明是如何先进的？--人类文明探源系列之十

现在，我们似乎正在迈向西方文明的“深水区”——虽然精神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先导性工程，但它还必须通过技术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等多种其他文明的实质性超越，才能更为彻底地影响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近代西方人不仅依靠精神文明的方式，而且成功地搭建了技术、物质、政治与制度的文明台阶。西方人正是通过这些厚重的历史性台阶，一步一步地走向现代文明的。

1500年以来，如果没有技术文明的超常发展与系统性突变，西方文明的价值和意义将要大打折扣，甚至它将在很长时间里仍比不上中华文明的富足与繁荣。而且，西方的多元族群文明的无休止冲突，将使西方世界始终处于战乱频发的四分五裂状态。西方文明最重要的变化，在于其规模越来越大的“国际化”——西方人的“国际化”有时甚至是被推动的。西方人在实现自身物质财富积累的同时，通过贸易甚至海盗的方式，掠夺世界财富。由于技术文明的进步，近代以来，西方文明进入了全球性海洋时代，整个地球成了西方人的“狩猎场”。

什么是技术文明？

人类文明史上每一次质的飞跃，都离不开技术文明的进步。所谓技术文明，是指人类运用经验与智慧对于世界的能动性活动所产生的物质成果——它不是物质本身所能呈现的，而是体现在改造世界时人类经验与智慧活动的能动性过程之中，是“物质”被改造之后所呈现出的结果。技术文明的核心要素不仅包括生产工具的发明与改进等导致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各类要素，而且包括人类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以及其他一切人类文化活动中的技术进步要素。

技术文明不仅包括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工商文明等传统文明之中的技术进步，而且更为集中地体现在科学技术、生产技术、军事技术、经济技术、政治技术等系统性人类经验与智慧的活动之中。技术文明活动的结果体现为物质文明；技术文明演化为物质文明成果之前，它只是其本身。

随着西方精神文明的历史性突变，西方技术文明也几乎同步实现了历史性突变。那么，这就很自然地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只有西方人能够在近代以后实现技术文明的历史性突变？为什么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一直保持着原先那种缓慢向前的状态？

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辉煌成就。早在3000多年前，中国的自然科学就达到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企及的高度。殷墟所展示给世人的几乎就是一座3000年前的自然科学博物馆。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其1986年出版的《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该书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各种基础性发现和发明，可能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现和发明还有100种之多。然而，长期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的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Dr.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却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发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李约瑟在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了这一问题。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提出了“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

为什么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在技术文明领域的进步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情形？

回答这样的一个大问题，显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我们可以将“李约瑟难题”分为两个部分，为什么在16世纪之前，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物理学、化学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能辉煌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回答这一问题，要从技术文明的特质谈起。技术文明从总体上可以分为经验性技术与智慧性技术。所谓经验，在哲学上指的是人们在同客观事物直接接触的过程中通过感觉器官获得的关于客观事物的现象和外部联系的认识。哲学意义上的经验有两种：来源于感官知觉的观念和来源于反思的、即我们由内省而知道的那些观念。在日常生活中，亦指对感性经验所进行的概括总结，或指直接接触客观事物的过程。比如，几乎每个民族都有使用石器的经验，人类从自身的需要出发，将石器打磨成具有一定功能的工具，就是一个不断地进行经验总结的过程。所谓智慧，指的是人类对于事物变化规律能产生一种迅捷、灵活、正确理解和处理的能力。智慧是人们生活实际的基础，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没有现代人的智慧，就无法在现代社会中生存。智慧是由智力体系、知识体系、方法与技能体系、非智力体系、观念与思想体系、审美与评价体系等多个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包括遗传智慧与获得智慧、生理机能与心理机能、直观与思维、意向与认识、情感与理性、道德与美感、智力与非智力、显意识与潜意识、已具有的智慧与智慧潜能等众多要素。智慧是一种人类心智上的特殊能力，它能够快速而且深度了解事物、人心、事件、状况，拥有能够思考分析、通达情理或寻求真理的能力。依据智慧的内容以及所起作用的不同，可以把智慧分为三类：创新智慧、发现智慧和规整智慧。

技术文明的进步离不开人类的经验性与理智性活动，它是人类有目的的经验性与智慧性创造。它与人类意志的超越行为有着极大的关系，这就如同生命体的进化一样。能够熟练地运用生命机能以外的技术成果来改造世界，可能仅仅是人类能够做到的。人类是一种充满灵性与情感的生命，是拥有认知能力、思维能力、判断力、记忆力、想象力、忍耐力与审美能力等在内的高级智能型生命。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人类虽然在身体器官所展现的机能在各个方面都不是动物界最强的，但综合起来的结果却成了动物界进化中的最后胜利者。人类从采集、狩猎文明时代走向游牧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直到现在的信息文明时代，经历了漫长岁月，每一步都离不开技术文明的进步。

依靠经验产生的技术不是系统化、理论化的技术，而智慧性技术产生于经验性技术基础之上，但它与依靠感官而产生的经验性技术最大的不同是，它主要是一种依靠理性认识而产生的系统性技术。中国在前2世纪至16世纪之间，之所以能够产生大量的技术发明，正是因为中国人依靠的主要是经验性的技术发明而非智慧性的技术发明；而西方人的后来居上，主要是由于西方人依靠的是建立在系统性理性认识基础上的智慧性技术发明。

经验与智慧看上去难于分辨，甚至可以认为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其实，我们只要把它们大致理解为对于客观事物两个不同方式的认识即可：经验是对于事物外在的表象的认识成果，相当于人们对事物现象的认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智慧是对于事物内在的本质的认识成果，相当于人们对事物变化及其规律“由表及里”的系统性认识。经验与人们对于人类已有知识的继承与总结相关，智慧与人们对于人类未知事物的探索与创新相关。

古代中国为什么能够拥有丰富的经验性技术文明？

人类在技术文明领域的超越并不是一种自由散漫的任意行为，而是具有明确的目的性行为。人类科技文明发展史表明，技术文明是以人类关注的利益为中心的，它的本质在于逐利。从中西技术文明的对比中，人们不难发现，中西技术文明的差异与中西文明自身存在的根本性差异是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中西文明中的技术所要实现的功能与逐利方式的差异导致中西技术文明在不同时期的发展与停滞。

从总体上来说，技术文明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满足人类欲望的：一是它对人类的生存具有实用性；二是具有创新性，能够产生新的物质形式或是新的劳动技能等；三是能够增加功效，明显提高劳动效率；四是减少劳动强度，节约人力物力的投入；五是产生技术的附加值，创造实际物质利益；四是满足人类信仰等精神性欲望。

一般来说，功利主义是技术进步的风向标。古代中国能够创造出辉煌的技术文明成果，主要源于以下几个的原因：

第一、中国的技术文明文明建立在发达的大陆文明、农业文明、宗法文明的基础上。中国有一块资源丰富的大陆，由于气候温润，适合人类生存，农业技术十分发达。先进的农耕技术使同样的土地能够养育更多的人口，因而，中国自古就有一支庞大的生产大军。由农耕技术延伸出各种适用于人类生存的其他各类技术。比如农业气象技术、天文地理技术。商朝甲骨文的记载中显示出国王对于气候变化的极度重视，表明自商代开始，中国就已经保持着以农立国的传统。汉代以来，诸如24节气等涉及农业生产的知识就成为全民化普及应用的技术。由于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因而，如何占有以及如何更多更持久的占有土地等资源成为中华文明中的首要问题。“中国”这一整块大陆就像是一块硕大无比的“大肥肉”，引来各路诸侯竞争，多元化的族群文明被摧毁，最终形成了大一统王权（皇权）专制主义社会。这一社会的组织架构建立在宗法文明的金字塔式等级制度基础上，社会财富按照宗法等级制来分享。居于金字塔上层的权贵阶层对于消费工艺技术有着强烈的需求。无论他们生前还是死后，都要享受人间的奇珍异宝。贵族阶层为追求更多的享受，必然加重对于下层人民的剥削压迫。像海一样的劳动大军虽然过着朝不保夕的贫困生活，但他们却创造出天量的物质财富，供贵族阶层挥霍。下层人民为了生存下去，就必须更加发奋地创造财富。通常情况下，拥有一定的技能的人，即“手艺人”往往比别人能够过上更好的日子。“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世代相传的各类技艺，汇成蔚为大观的“中国功夫”，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人类技术文明的发展。《庄子》书中所展示的诸多绝技足以证明古代中国经验性技术的丰富多彩。

第二、中国的技术文明建立在适应主流文化思想观念的基础上。主流文化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中国技术文明的发展方向。皇权大一统之后，儒家文化成了独尊之术，“仁义之道”成了中国式神权的象征。汉代自武帝始，儒学成了广大士人做官的阶梯。由于宗教观念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结合，人们历来重视经书与历史典籍的传承，重视与之相关的各类工艺技术的更新。有专家认为，中国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发明即与此有关。东汉时社会繁荣，教育普及。2世纪时，太学已拥有240栋建筑物，内有房舍1850间，太学生总数多达三万人。私人讲学风气兴盛，有名望的学者普遍有学生五百人，其中最著名的有学生三千人。教育的普及为教学用具等工艺技术的改进提出了客观要求。这在客观上推动了造纸术的发明与改进。造纸术在我国各地推广以后，纸就成了和缣帛、简牍的有力竞争者。三到四世纪，纸已经基本取代了帛、简而成为我国唯一的书写材料。隋朝开始的选拔文官的科举制度，由于考试内容所涉及教学读本的标准化，因而推动了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第三、中国的技术文明建立在中国人普遍信奉的人生哲学和精神信仰的基础上。对于中国人来说，生老病死问题既是人生问题，也是信仰问题。比如，道家潜心修炼的炼丹术，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解决人的生存问题的如何能够长生不老的方剂，它在不经意间引发了许多技术发明。火药是发明于隋唐时期，距今已有一千多年了。火药的研究开始于古代道家炼丹术中，人们把硫、硝、碳三种物质混合在一起加热，形成一种极易燃烧的“药”，被称为“着火的药”，即火药。炼丹术的动机是荒谬和可笑的，但它与近代西方的化学实验方法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中国人不经意间发明的火药，却成为西方人科学研究的对象，连同它的实验方法，也推动着近代西方化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发展。磁石的吸铁与指南功能，据说在春秋战国时代却已经为中国人所知晓（据专家考证，磁石的指南特性以及指南针的发明在宋代才被中国人所掌握），但中国人除了用于船舶航行定向之外，主要作为风水师寻找最适合特定人或特定事的方位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