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巴拉圭是一夫多妻吗:《中国大趋势4》：多党分赃不是普世价值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17:19:15
凯恩斯说过，“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政治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其实凯恩斯是太自信了，影响政治家决策的只有利益，经济学思想哪里来的那么大作用。政治家首先考虑的是自己及自己政党的利益。
在西方政党制度中，没有纯粹的一党制，他们的政党制度可以分为一党独大制、两党制、温和多党制和极端多党制四种形式，而在这些政党制度中最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就是极端多党制度。
一个国家一旦实行了多党制，特别是极端多党制，国家在经济政策上也就表现出政客经济的特征，政客经济都有着相同或类似的癖好，那就是：喜欢靠举债发展经济；喜欢高汇率；喜欢享受泡沫式繁荣；喜欢低利率、喜欢激进的改革和不重视劳动生存率的提高。政治经济是西方多党分赃政治制度在经济上的反应，也是其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所在。现在很多人喜欢从细节方面说明民主制度的优势，当然以多党制为核心的西方也确有很多细节优势，这种制度的劣势却是在战略上显现出来的，这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在采取了这种制度之后反而没有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因所在。
喜欢靠举债发展经济
举债发展经济一定要掌握度，如果过度举债，到最后连利息都还不起的话，国家将成为债奴，将会破产。国际上有个标准，那就是国家债务不能超过GDP的60%，之所以设定这样的警戒线，是因为一个国家的债务没超过GDP的60%时，这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可以还本付息，如果超过了这个警戒线，这个国家说连利息都还不起，更不用说还本金了。
拉美经济危机、东南亚经济危机、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是因为过度举债造成的，而且是借外债造成的，华尔街经济危机也是因为过度举债才会变得如此严重。
而在政治上选择了政党分赃制的国家，在经济上必然倾向于靠借债来发展经济，因为政客需要短期政绩而无须为国家的长远发展考虑，而借债发展经济可以在短期内造成经济的繁荣，另外本届政府借了债，而还债的责任基本上落到了继任者身上，而继任者一般都是自己的政敌，可谓“一箭双雕”，因此靠举债发展经济成为政客们顺理成章的选择。
为什么赤字财政不可取？
政府与企业不同，企业投资的项目一般属于高盈利项目，而政府投资的项目基本上都是公共项目，盈利性不强，而财政赤字必然意味着举债，举债必然需要支付利息，如果政府财政收入不是年年增长，政府大量举债的结果最后就是还不起，因此赤字财政根本不可取，极个别学者将赤字财政当成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的秘密，简直是“倒因为果”。
以前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处于经济增长不断增长的状态，因此赤字财政的弊端还暴露的不是那么明显，而自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能量释放殆尽，世界经济总体上将进入一个缓慢增长期，这时赤字财政的风险将逐渐暴露出来，因为这种发展方式就更加的不可取。
2、喜欢高汇率
但凡一个对经济发展负责的政府，都喜欢低汇率，因为这样可以加大出口，增强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而高汇率对进口有力，对出口却是非常大的打击。
但实行政党分赃制的国家反而喜欢高汇率，因为他们需要的是经济上的短期繁荣，而靠发展实体经济实现繁荣显然来的太慢，实行高汇率，首先可以造成账面上好看，可以使以国际货币标价的GDP处于高位；其次，货币升值还可以吸引短期资本大量涌入，造成经济的短期繁荣。这些都是政客最喜欢的
拉美经济危机和东南亚经济危机都属于这种情况，将本国的汇率定的很高，造成了出口衰退，进口大增，贸易一直呈赤字状态，而只靠国际短期资本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这样的经济必然发生危机。而很多学者都将其解释为技术性因素，其实最根本的还是政治因素从中作梗，贸易赤字的危害性，这些国家的人不会不知道吧，只是每个政府都自顾短期利益，不为国家的长期利益着想，并且都存在着侥幸心理，总以为麻烦不会那么快来临，结果导致危机越来越严重，最后多种矛盾同时爆发，危机大的一发不可收拾。
货币升值这个词，不能从字面上理解，很多老百姓可能会认为货币升值好啊，手里的钱值钱了，但是货币升值是针对外币说的，如果本国百姓不出国的话，那一点好处也没有，有好处的主要是外国人持有的本国货币升值了，货币升值会导致外汇储备缩水，其实很多政客就喜欢用货币升值来糊弄不懂经济学的老百姓。
3、喜欢享受泡沫式繁荣
大家印象深刻的是，每当中国经济发展太快的时候，国家都要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以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而国家一旦实行了“政党分赃制”，这个国家也就不再对经济进行有力的调控，因为经济过热时，经济会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而这种繁荣景象是政客最喜欢的，怎么可能对这种情况进行调控呢，政党分赃制下，政党的执政期限最长为五六年左右，很多时候干满一年都非常的难，比如近年的日本，等自己下了台，即使经济崩溃与自己也没有关系了。
而对于经济发展来说，管理繁荣比处理危机要重要的多，任何经济危机都是由经济繁荣时期积累起来的，特别是经济繁荣期的盲目乐观特别容易导致经济泡沫，因此如果要避免经济危机的产生就必须从管理经济繁荣入手，而中国就是这样做的，中国相隔几年就来一次抑制经济过快增长的宏观调控，因此这也是中国经济很少大起大落，能够稳定发展的原因，而在那些实行政党分赃制度的国家，如果幻想着那些政客对经济繁荣进行管理基本上的不可能的，因为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因为那些实行了政党分赃制的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先是经济大发展，然后是经济大崩溃，然后从此一蹶不振的发展格局。而像中国这样能够连续稳定发展30年以上的经济体一个都没有。
一旦国家在政治上选择了政党分赃制度，就只制定追求短期利益的经济政策，而错误的经济政策必然使国家处于长期的贫穷落后状态，即使国家有短期的发展奇迹，这种经济奇迹也不会维持长久，因为他们的经济制度从根本上就是短视的，是短多长空的，是利近害远的。任何经济理论都改变不了这种现状。
4、喜欢低利率和印刷钞票
低利率对经济的危害是非常明显的，各国政客为了刺激经济很喜欢使用这一招，经济学者将其称为用泡沫掩盖萧条，或是用大泡沫要掩盖小泡沫，总之这是一个极其不复责任的刺激经济的方法，日本当年为了刺激经济长期坚持零利率，美国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后也长期实行低利率，本次华尔街金融危机又将利率降到了最低，低利率不是万能的，低利率使用不当只会诞生经济泡沫，而不可能刺激到实体经济。
还有一招比实行最低的利率还狠，那就是直接印刷钞票，或是美其名曰“量化宽松”，俄罗斯在休克疗法失败后，为了刺激经济，就开动了印钞机，结果造成了通货膨胀。日本在零利率政策失败后也实行了量化宽松，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之后也实行了这种措施，甚至是一轮不行，两轮，两轮不行，三轮，而到目前为止这些开动印钞机来救经济的措施还没有一个是成功的。这些行为是用经济学解释不了的，其本身也不是经济行为，而是政治行为，背后都是政党分赃制度在作怪，
5、喜欢激进的改革
对于改革，大家都知道，渐进式改革比激进改革要好的多，但是在政党分赃制度下，政党的执政时间有限，实行渐进改革根本就不可能，因此在实行政党分赃制度下，政治没有连续性，上任政府的改革措施，下任政府就可能完全推翻，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政府都倾向于激进改革。比如俄罗斯休克疗法就属于这种情况。
6、不注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经济发展，归根结底要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需要政府政策的引导和长期的投入，而东南亚和以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只追求短期利益，从不注重本国技术力量的积累和劳动生存率的提高，这样的经济虽然可以享受短期的“改革红利”但是要想维持长期的经济繁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实行政党分赃制度的国家除了以上缺陷对经济发展有影响外外，实行政党纷争制度的国家还存在着另外难以克服的三大矛盾，比如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执政党与在野党的矛盾，政务官系统与事务官系统的矛盾。这些矛盾是西方政党分赃制度，难以克服的，都导致庞大的国家机器运转缓慢，效率极低，都是导致经济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走走停停，都是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上面所提到的部分问题。因为本书并非政治学著作，因此只是点到为止的进行了介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了解一下相关的知识。
知道又能怎么样？
郎咸平教授有句名言，就是“你都能想到的问题，美国能想不到吗”？，但是实际情况是，很多事情，想到又能怎样？难道日本人不知道泡沫经济的危害？难道俄罗斯人不懂休克疗法的危险？难道美国没有人意识到空心化产业的弊端？难道拉美及东南亚国家不懂长期贸易赤字的可怕？难道希腊人不明白借钱要还的道理？这些问题已经用经济学原理或是经济政策制定者的智慧根本解释不了，这些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坏的制度将好人变成了坏人，把聪明人，变成了愚蠢的人。现在很多人误以为西方是民主国家，这些都是很粗浅的看法，在政治学家眼里，西方模式仍然是政党分赃，变化不大。目前这种制度是西方国家以及实行西方政治制度的国家改善经济的主要阻碍，比如凯恩斯主义是非常好的经济理论，但是政府在却滥用凯恩斯主义，甚至发展出军事凯恩斯主义这样的怪相，凯恩斯主义的失败不是凯恩斯主义本身的失败，纯粹是凯恩斯主义运用上的失败。而在欧洲欧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经济制度，但是由于各国政府处理不好财政政策，导致欧元险些崩盘。一个蒙代尔学术功底再深厚他也左右不了欧洲各国政府的财政政策，克鲁格曼的思想再有前瞻性，也改变不了美国政府放任经济的本性。
西方国家如果不改变其多党分赃制度，其以上经济弊端将很难得到改善，这也是模仿西方实行多党分赃制度的发展中国家不能成长为发达国家的原因，这也是发达国家从来不能避免大约十年一次的经济危机的原因。
多党分赃不是普世价值
在亚 里士多德看来，民主并不是个好东西。他的老师柏拉图也把民主看作坏东西。当时以至以后两千年，民主一直被认为是个坏东西。实际上在 19 世纪以前几乎没有几个人把选举和民主联 在一起。在 19 世纪以前，绝大部分人理解的民主，是与抽签联系在 一起的，而不是选举。
变化发生在 19 世纪。从 19 世纪开始，越来越 多的人开始把民主与选举联系起来。 最终把民主与竞争性选举连在一 起，是 1942 年熊彼特出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这本书以 后。在这本书中他辩称理想的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能够实现的民主就是两个或几个精英集团之间的竞争。他把竞争性选举称之为“民 主”，但他的理论被资产阶级接受。此后，经过几代人的包装，熊彼特的概念就变成当代西方社 会所谓民主的根基。这套东西也被很多人不由自主地接受下来，变成了天经地义的东西。 其实，在古希腊民主制下，抽签(Sortition)是挑选决策者的主 要方式， 它被认为是民主的基石。亚里士多德，是最早分 析民主政体的人之一，他在《政治学》中就断言，用抽签的方法来产生决策者就是民主，用选举的方法产生决策者就是寡头政治。
后来在罗马共和时期，官员或者代表大多也是通过抽签而不是选举的方式产生的。在中世纪的欧洲，有些地方的官员也是使用抽签的方法产生的，比如说威尼斯大公。威尼斯当时是独立的共和国。意 大利真正统一是很晚的事。从 1268 年到 1797 年，威尼斯大公是通过 抽签与选举搭配的方式产生的。他们就是防止有钱 有势的人来控制大公的挑选过程。
孟德斯鸠(1689-1755)大家比较熟悉。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 孟德斯鸠说了一句话几乎与亚里士多德的讲法一模一样： 用抽签的方 法来挑选决策者，就是民主；用选举的方法挑选决策者，就是贵族统 治。他接着说，抽签这种方式不会冒犯任何人，也不会给任何人特殊的机会；它给每个公民同样的机会被选中，得以服务自己的国家。换 句话说，抽签使得每个公民都有平等的被选中机会，而选举至多给人 平等的选他人的权利。 当今世界里边抽签制的唯一遗产体现在陪审团制度里。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说得也明白无误，抽签是民主制的特征，选举是寡头制、贵族制的特征。一 直到 18 世纪末，几乎所有的思想家，无论是支持民主也罢，反对民主也罢，在他们的脑海里面，都从来没有把选举和民主联系到一起。直到美国革命时，民主还是个坏字眼。在美国制宪会议上， “民主”这个词基本没有出现过，因为这是一个比较肮脏的词，很多人不 愿意把自己的名字与这个词联系在一起。在制宪会议其间，大概只有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 1742–1798)一人提出用抽签的方式在国会成员中挑选出总统的选举团。他的依据是威尼斯的经验，希望 防范选举过程可能出现的种种花招。但他的提议没有引起多大反响， 不了了之。 法国大革命前夜和大革命过程中也曾有个别人提到过抽签加选举的混合方法（即威尼斯、佛罗伦萨的模式），但没有被采纳。
选举与“民主”挂上钩是从 18 世纪末 开始的；19 世纪以后，争取民主逐步演化为争取选举。1942 年，熊彼特发表他最负盛名的著作，《资本 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在这本书中，他有一章专门讲，古代的、理想的民主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唯一可以实现的民主就只能是精英集 团之间的轮替上台，互相竞争，争选票，这就叫民主了。后来有人把 这种民主叫做民主的最低定义：只要存在选举，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精英集团之间的自由竞争就叫民主了。从此以后，竞争性选举与民主 才真正挂起钩来。这是一段非常非常短的历史。
美国总统大选投票率 有一段时间，参加投票的选民的比重是很高的，将近 8 0%。到了 20 世纪，投票率就开始下降。罗斯福新政期间出现过一个 “小阳春”，一直延续到 60 年代，投票率还有 60%多，其后开始一 路下降。2008 年的选举是参与率是比较高的，有 57%左右的选民参加 了美国总统的选举。到 2006 年以前几十年里 面，国会选举的参与率基本上是在 40%左右波动。 至于美国的地方选举，如州一级，县一级或者镇一级的选举， 投票率一般都在 25%以下。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四分子三左右的 人不参与选举。 可以说，美国的总统、国会议员、地方官员都是少数人选出来的。以美国总统为例，这么多年平均投票率大约是 55%，这意味着当选者只获得 了 23%左右选民的支持。 美国总统就是大约 23%左右的选民选出来的。如果不实行多党制那怎么办呢，其实多党制是与选举制度向伴生的，只要存在大选举就必然会出现多党制，我们现在需要探索出一条超越选举的政治制度。
书名:《中国大趋势 4 》
副书名: 中国经济未来十年 作者: 高连奎 出版社: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年: 2011-12-1 页数: 286 定价: 39.9 ISBN: 9787515801261 内容介绍：
本书以世界视野为基础，以“大经济”为角度，
尽管本书着眼于现实，却包含着作者对世界兴衰成败的深沉思考，
世界正处于百年一遇的“大转局”时代，我们必须认清形势，
作者简介 · · · · · ·
高连奎，笔名翰啸，经济学者，畅销书《中国大形势》作者，“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理论创始人，近年最活跃的青年学者之一。现担任北京睿库 社科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中国管理研究院创新管理研究所研究员、草根智库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专家学者协会理事、《top商职智圈》杂 志高级战略顾问、江西文学网文学顾问以及部分企业特约战略专家、国内多家一线媒体特约撰稿人。
对政治学及经济学研究有独特兴趣，擅长对中国问题进行跨学科、综合性、系统性研究，曾成功预测到华尔街金融危机，被誉为“难得的学术清 晰的学者”，其文章及观点主要见于新加坡《联合早报》、《中国经济周刊》、《瞭望东方周刊》、《中国证券报》、《每日经济新闻》、《经理人》、《时代周 报》等媒体，目前在《上海证券报》、《新金融观察报》、搜狐网等媒体设有个人学术专栏。
其代表作《中国大形势》上市至今一直连续蝉联当当网... (展开全部) 高连奎，笔名翰啸，经济学者，畅销书《中国大形势》作者，“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理论创始人，近年最活跃的青年学者之一。
其代表作《中国大形势》上市至今一直连续蝉联当当网同类图书畅销榜，被多家机构列为“领导书单”，被读者称为“看过最好的经济书”，并且在凤凰卫视《问答神州》节目中得到了中国出版业最高领导国家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的特别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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