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国外:孤独六讲(三)

卷三

革命孤独


九○年代在台北如火如荼展开的学生运动「野百合学运」，很多
人应该都还有印象，那时候大批的学生驻满中正纪念堂和台北车站，
表达他们对社会改革的热情和愿望。

所谓学运，在我的学生时代，即台湾的戒严时期，是想都不敢想
的，这个念头从未在脑海出现。延续保守传统的想法，总觉得学生罢
课游行搞运动如同洪水猛兽，直到我去了巴黎求学才改观。

很多人都知道，一九六八年巴黎发生过一次学生运动，称为「五
月革命」，当时学生领导法国工人包围政府，把巴黎大学作为运动本
部，对社会的影响非常大。
我在巴黎读书时，不管任何一个科系，特别是人文科系，包括社
会学、政治学、文学、美学等学科，教授在上课时都会不断地提到「六
八年，六八年」；六八年变成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六八年以前是一个
保守的、传统的法国，六八年之后则是一个革新的、前卫的、可以容
纳各种看法的法国。  巴黎学运的冲击

我到巴黎是一九七二年，已经是五月浪潮发生后四年，学运仍末
结束。偶尔在上课时，会突然听到楼上「砰！」的一声，老师立刻要
所有学生疏散，然后就会看到担架上躺着一个全身是血的人被送到医
院。


学运和暴力结合，使我们这些从台湾去的学生感到恐惧，好像是
政治暴动一样。
记忆深刻的是，有些年轻老师或是高年级的学长，会在学生发动
罢课时，带领同学坐在公园或是校园里，一起探讨罢课的原因，讨论
当前的政治制度、措施，每个人都会表达自己的看法。我必须承认，
这些讨论改变了我对学运的看法。

在战后的戒严时期，台湾没有机会了解所谓的社会运动，在戒严
法里即明文规定不能罢课或罢工。所以在法国对学运的所见所闻，对
我自己是一个巨大的撞击，而这个撞击牵涉到一个问题：如果所谓的
民主来自于每一个个人对于所处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的个人意
见，那他应不应该有权利或资格表达他的意见？

由于台湾学生来自一个较封闭的社会，到了法国，对学运会出现
两极化的反应：一种是非常恐惧学运，完全不敢参加、不敢触碰。我
记得和我一起留法的朋友，回台湾后担任政府的高层工作，有时候我
们私下谈起时，会笑他在巴黎待了好几年，得到博士学位，只认得一
条地铁的路线，就是从家里到学校，其他一概不知。他代表了当时台
湾学生留学的一种心情：我把我的专业读好，我不要去管其他不相干
的事。

我是属于另外一种。因为自己学的是人文，对于文化的本质有很
大的兴趣，因此对于学运，在某一种对政治运动的恐惧、置身事外的
感觉之余，会有一种好奇。

从小父母就常对我说：「什么都可以碰，就是不要碰政治。」我
想很多朋友都曾经被父母如此告诫过。因为台湾经历过白色恐怖的年
代，使个人对政治会联想到一个不寒而栗的结局，当时我心想：「我
喜欢画画，我喜欢文学，和政治无关，大可放心。」

然而，我还是隐约感觉到身边有一些事情在发生。 巨大的心灵震撼

我经常提起高中时的英文老师影响我很大，他就是非常有名的小
说家陈映真先生。他带我们读小说、读现代文学，以及读台湾一本很
重要的杂志《文学季刊》，有时候也会带我们去看戏；我记得高一时，
我的英文不是很好，他带着带着，到后来已经可以读英文版的《异乡
人》。

大概在我大一时，陈映真老师被逮捕，那个年代一个人被抓不会
有报纸报导，大家都不知道原因，就这么失踪了，接着出现各种传说，
使大家觉得很恐惧。在老师被逮捕前的一个星期，我在明星咖啡屋和
他聊天，那时候我已经参加了诗社，对诗有一种很浪漫的看法，觉得
文学就是文学，是一种很唯美、很梦幻的追求。当我说出我的想法时，
平日很有耐心的老师，却显得焦虑、不耐烦，他对我说了一句很重的
话，他说：「文学不应该那么自私，文学应该关心更多人的生活，走
向社会的边缘，去抨击不正义、不公理的事情。」


当时听了他的话，觉得有点反感，心想老师怎么这么武断，这么
决绝。对于一个充满文艺美学梦幻的年轻人而言，陈映真老师的理论
让我觉得很受伤。

一个星期后，他被逮捕了，我听到一些传言，说他成立了一个组
织，又说他翻译了马克思的论着，说他的组织里的人接连被逮捕
了‥‥我想起了在明星咖啡屋时他的这一段话。

再见到陈映真老师时，已经是七年之后，他从绿岛出来，我从法
国回来，彼此都经历了一些事。我自己从被父母耳提面命：「不准碰
政治」，到在巴黎时，听到每一个人在午餐、晚餐、下午茶时间都在
谈政治，感受到六八年后法国人对政治的热烈激昂，随时可能会有一
个同学站起来高声朗诵出聂鲁达的诗。我突然发现，革命是一种激
情，比亲情、爱情、比人世间任何情感都慷慨激昂。

对我来说，革命在巴黎的街道上变成了诗句，聂鲁达的诗不只是
诗，而是回荡在街头上的歌声。

在前几年上映的《邮差》这部电影中，你可以看到连邮差都受到
聂鲁达诗的影响，因为它不只是诗句，是革命的语言，会带给你一种
巨大的心灵上的撞击和震撼，让你觉得可以放弃一切温馨的、甜美
的、幸福的生活，出走到一个会使自己分崩离析的世界。  革命是一种青春仪式

在法国读书时，我发现革命有一种很吸引人、但说不出来的东
西，和我从小所理解的恐惧不一样，使我也开始跟着要好的法国朋
友，绑上头巾，跟着游行的队伍前进。整个五月大概都是在罢课的状
态，而去过巴黎的人就会知道，五月的巴黎天气好得让你不想上课。
后来我发现每次革命、每次学运都选在五月，不然就是在秋高气爽的
十月，很少有学运选在凄冷的季节，大概即使要革命也要选一个好天
气吧！更有趣的是，有时候同学还会问我：「我今天要去示威，你觉
得我穿哪一件衣服比较好？」

原来学生运动不像我想像的那么可怕，反而有一种嘉年华会似的
东西，包括朗诵聂鲁达的诗，包括选一件示威游行的衣服，革命是可
以重新注解的，或许，革命是因为你的青春，并且转化为一种青春的
仪式。
我突然懂了某位西方作家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你二十五岁时不
是共产党员，你一辈子不会有希望；如果你二十五岁以后还是共产党
员，你这一辈子也不会有什么希望。」原来他说的「共产党」就是革
命，讲的是一个梦想，当你二十五岁时有过一个激昂的梦想，一生不
会太离谱，因为那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寄托；可是二十五岁以后，你应
该务实了，却还在相信遥远的梦想，大概人生就没什么希望了。

从这句话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革命跟诗有关，跟美学有关，而它
最后导致的是一种巨大的孤独感，因为唯有孤独感会让人相信乌托邦


（Utopia）。「乌托邦」这个词是音译的外来语，但在汉字里也有意思，
代表「子虚乌有寄托出来的邦国」，它是一个实际上不存在，可是你
心里相信它存在的国度，且你相信在这个国度里，人没有阶级，人可
以放弃一切自己私有的欲望去完成更大的爱。唯独年轻人会相信乌托
邦，而寻找乌托邦的激情是惊人的。

当我与多年未见的陈映真老师碰面时，他对我的印象还停留在与
他辩论诗的意义，争得面红耳赤，告诉他：「写诗是一种绝对的个人
的唯美，我没有办法接受你所说的，文学应该有更大的关怀。」他不
知道七年之中我在法国经历的一切，我也很少对人说起，只有在自己
的小说〈安那其的头发〉中透露了一点点。  托尔斯泰与克鲁泡特金

安那其（Anarchism）是我在法国参加的一个政治组织，又译为
无政府主义。这个流派起源甚早，在十九世纪的俄国就开始了，创始
人是巴枯宁（Mikhail Aleksandrovich Bakunin）和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这两个人基本上是俄国贵族；许多革命运动的发起人都
是贵族，其过程也相似：先是对生活感到不满，继而在沉沦糜烂的贵
族生活中感到存在的孤独，最后选择出走，例如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是一位伯爵，拥有很大很大的农庄，但是在他的作品《复
活》中，他重新回顾成长过程中身为贵族的沉沦，以及拥有土地和农
奴带给他的不安与焦虑，他决定出走。我认为托尔斯泰最伟大的作品


不是《复活》也不是《战争与和平》，而是在他垂垂老矣时，写的一
封给俄国沙皇的信。信中，他没有称沙皇为皇帝，而是称他为「亲爱
的兄弟」，他写到：
「我决定放弃我的爵位，我决定放弃我的土地，我决定让土
地上所有的农奴恢复自由人的身分。」

那天晚上把信寄出去之后，他收了几件衣服，拎着简单的包袱，
出走了。最后他死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火车站，旁人只知道一个老
人倒在月台上，不知道他就是大文豪托尔斯泰。

我觉得这是托尔斯泰最了不起的作品，他让我们看到革命是对自
己的革命，他所要颠覆的不是外在的体制或阶级，而是颠覆内在的道
德不安感。

回过头来看，什么是安那其主义？怎么可能有无政府的状态呢？

在台湾，我们可以轻易地找到克鲁泡特金的着作，翻译者是巴
金。这位中国老作家笔名的由来，就是取自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两人
名字中的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他在留学法国时最崇拜的偶像就是
安那其的这两位创始人，所以他取了这个名字。巴金一生翻译了许多
克鲁泡特金的作品，包括《面包与自由》、《一个反叛者的话》等。

克鲁泡特金因为宣传革命被俄国政府驱逐，逃亡到瑞士，不能回
归祖国，可是他一直用各种语言阐述无政府主义思想。我读克鲁泡特
金的作品时，我必须承认，所受到的震撼大过于任何读过的文学作


品。他竟然把文学当作现世之中一种可以自我砥砺的忏悔录形式在书
写，一直到现在，我偶尔翻出他的作品仍然感动不已。

他在《面包与自由》中写到，他相信总有一天，面包不会再垄断
在少数人手中。

现在我们会觉得：「这个不难吧！」但对当时俄罗斯的穷人、农
奴而言，面包的分享是一种奢望。然而，更大的奢望是克鲁泡特金的
第二个主张「自由的分享」，他希望美、诗歌、音乐也能让所有的俄
罗斯人共享。如果你看过高尔基写他的母亲做着粗重的工作，还要忍
受丈夫穿着皮靴拳打脚踢，就会知道俄罗斯的社会阶级分明，穷人与
妇人地位之低下，宛如动物，连民生需求都无法获得满足，哪有可能
分享诗歌、音乐之美？简直是梦想。

没错，就是梦想。革命者自己营造出来的乌托邦国度，多半是现
世里无法完成的梦想，总是会受到世俗之人所嘲笑，因此他是孤独的。

克鲁泡特金晚年流亡瑞士时，完成自传体着作《一个反叛者的
话》，他称自己是「反叛者」，他反叛阶级、反叛国家、反叛宗教、反
叛家庭、反叛伦理，他反叛一切人世间的既定规则，企图回复单一个
体本身做一切的反叛。每次看完《一个反叛者的话》－－克鲁泡特金
最后一本着作，我的眼前就会出现非常清楚的革命者的孤独感。 赢了政权却输了诗与美

我想，很多人都无法接受，我将革命者定义成为「某一种程度现
实世界中的失败者」吧。

《史记》里有两个个性迥异的人物：刘邦和项羽，你读这两个人
的故事会发现，刘邦的部分真是没什么好读的，甚至有点无聊。但刘
邦真的是这么乏善可陈吗？不然，是作者司马迁对他没什么兴趣，因
为他成功了。作为一个历史的书写者，司马迁对于现世里的成功者其
实是不怀好感的，这里面不完全是客观的对错问题，而是主观的诗人
的抉择，他选择了项羽作为美学的偶像。所以我们今天看《霸王别
姬》，不管是电影或戏剧，都会为霸王在乌江自刎、与虞姬告别而感
动，它根本就是一首诗。

我们不能确定历史上的楚霸王是不是真的如此浪漫？可是，司马
迁成功地营造了一个革命者美丽的结局和孤独感，使得数千年来的人
们都会怀念这个角色。
这是不是就是文学的职责？文学是不是去书写一个孤独者内心
的荒凉，而使成功者或夺得政权的那个人感到害怕？因为他有所得也
有所失，赢了政权却输了诗与美。

我们从这个角度解读《史记》，会发现司马迁破格把项羽放在记
载帝王故事的〈本纪〉中并且在最后「太史公曰」中暗示「舜目盖重
瞳子，项羽亦重瞳子」，将项羽与古代伟大的君主舜相比。最精采的


还是司马迁写项羽的生命告别形式，诚所谓「力拔山兮气盖世」，把
项羽的性情都写出来了，完全是一个美学的描述。

我想，刘邦在九泉之下读到《史记》，恐怕也会遗憾，他赢得了
江山，却输掉了历史。后人怎么读《史记》也不会喜欢刘邦，却会对
项羽充满革命孤独感的角色印象深刻。

从严格的史学角度，我会对项羽的直实性格产生怀疑，但项羽的
英雄化正代表了司马迁内心对孤独者的致敬。所以，你可以看到《史
记》中所有动人的场景，都跟孤独有关。

例如屈原，当他一切理想幻灭，决定要投汨罗江自尽前，「被发
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他回复到一个诗人的角色，回到
诗人的孤独，然后渔父过来与他对话。我不禁怀疑谁看到憔悴的屈
原，又是谁看到他和渔父说话？是渔父说出来的吗？

然而，我们读《史记》时不会去追究这个问题，因为美超越了真
假。我们愿意相信屈原就是「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一个孤独革命者的形象。

《史记》里还有一个非常美的画面，是关于荆轲。荆轲为了燕太
子丹对他的知己之情，决定要去行刺秦王，而他也知道当刺客是一去
不回的，所以在临行之时－－司马迁真的非常善于书写孤独者的告别
时刻－－所有人都是穿白衣素服来送行，送到易水之上，「高渐离击
筑」。这里依据大陆作家张承志的考证，「筑」是一种失传的乐器，据
说是一片薄薄的像板子一样的东西。高渐离把铅灌注在筑里，拿筑去


行刺秦始皇。

在告别时刻，高渐离击筑发出高亢的声音，然后大家唱「风萧萧
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这是生前的告别，人还活着却是死
亡的形式。

不论是项羽、屈原或是荆轲的告别画面，都是让我们看到一个革
命者孤独的出走，而他们全成为了美学的偶像。相对地，刘邦、楚怀
王、秦始皇全都输了。我们可以说，司马迁是以《史记》对抗权力，
取得权力的人，就失去美学的位置。这部书至今仍然有其地位和影响
力，未必是在历史上，更可能是因为一个人的性情和内在的坚持。 革命者等于失败者？
因此再思考「什么是革命孤独？」的问题时，我会把革命者视为
一个怀抱梦想，而梦想在现世里无法完成的人。梦想越是无法完成，
越具备诗的美学性，如果在现世里梦想就能实现，那么革命就会变成
体制、变成其他的改革，而不再是革命。

今天在我这样的年龄，回想大学里诗社的朋友，毕业之后，此去
艰难，每个人走到不同的路上去；有的人从政做官，也有人继续在南
部村落里教书，相信他当年相信的梦想。有时候我会想，也许有一天
我也要写《史记》，那么我的美学偶像会是谁？


一个社会里，当人性的面向是丰富的时候，不会以现世的输赢作
为偶像选取的依据。就像《史记》里，动人的都是现世里的失败者，
项羽失败了，屈原失败了，荆轲失败了，可是他们的失败惊天动地。

《史记》里还有另一种革命的孤独，迥异于政治革命者，我要说
的是卓文君。我们可以想像，一个新寡的女子遇到心仪的人，在社会
道德体制的规范下，她是否有条件或被允许再谈一次恋爱？这在今天
都还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是在司马迁的《史记》里，司马相如看到
新寡的卓文君，没有想到要遵守什么体制礼教，只觉得她真是美，就
写了〈凤求凰〉去歌颂她。霎时，卓文君被打动了，发现她还可以再
去追求生命里最值得追求的爱，但也因此，她必须对抗她的父亲卓王
孙。

卓王孙是四川有名的富豪，就算要改嫁女儿，也不可能让她嫁一
个穷酸小子，所以他先是搬出礼教教训卓文君，并且警告她如果一意
孤行，家产一毛都不会给她。
我们提到革命的孤独都会联想到政治，但真正困难的革命往往是
道德的革命、礼教的革命。我将卓文君视为一个革命者，就是因为她
听到父亲的威胁后，当场与父亲决裂，和司马相如私奔。最厉害的是
私奔也不跑远，就在爸爸家门口当鑪卖酒，直是把爸爸气死了。《史
记》里还写到：「相如身自着犊鼻禈」，「犊鼻禈」是有点像丁字裤的
衣着，因为是卖酒的劳动阶级了，穿着当然不可能太漂亮。

卓文君所进行的革命，恐怕是比项羽、荆轲更难的。我们看到男
性的革命者总会以决绝的姿态出走，情绪非常悲壮，得到许多人的认


同；而女性的革命少了壮烈的气氛，却是加倍困难，因为綑绑在女性
身上的枷锁远多于男性，当她要颠覆所有的礼教、道德加诸在她身上
的束缚时，是一场伟大却不容易被理解的革命。

所以，我觉得司马迁真了不起，他为这个文化找到许多出口。今
日我们还在议论一个女人的贞洁，表示我们都不如两千年前的司马
迁。他没有用道德议论卓文君，他用真正自我的出走去歌颂这个敢做
敢当的女子，至于「敢做敢当」是对或错，是她个人的事情，与他人
无关。很多人说司马相如最后还不是变了心，而嘲讽卓文君「既知今
日，何必当初」，可是我认为卓文君对她自己的选择清清楚楚，这就
是一个革命者，而革命者不管承担的是政治的压力、道德的压力，都
无怨无悔。

那么，为什么革命者都是失败者？为什么不把「革命者」这个角
色给成功的人？因为成功的人走向现世和权力，在现世和权力中，他
无法再保有梦想。
我观察当年在我家里喝酒唱歌的朋友，当他变成政府高层之后，
很多的考量都不再是出自于梦想，这个时候我们大概知道该和他保持
一段距离了。其实我对他有同情，我知道在权力当中，人不见得完全
没有梦想，但他的梦想必须收敛，讲得好听一点，就是「务实」，讲
得难听就是没有梦想了，也不再是诗人了，更不会再高声歌颂聂鲁达
的诗。

完成美学的诗需要孤独感，可是现世的繁华难以保持孤独感。所
以我说「革命者」是现世的失败者，因为他们没有成功而保全了革命

的孤独。  自己无法控制的状态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古今中外许多令人怀念的革命者都是诗
人。我想这是因为诗人一直在追求激情，当他发现写诗不如革命激情
时，他就去革命了。所以你可以感觉得到好多这一类的人，屈原是一
个例子，他的诗写得极好，〈九歌〉、〈离骚〉是用文字在写诗，当诗
人的孤独发展到极致时则是用血泪写诗，所以屈原和托尔斯泰一样，
写得最好的一首诗，是他在最后出走前的告别。

近代有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汪精卫，他在十七、八岁时，梦想
着中国的改革，所以他去刺杀慈禧太后、刺杀五大臣，后来事泄被捕，
在狱中写了一首诗，末两句是：「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年轻
的头就是要去革命，何必留在脖子上？何等豪气。因为很多人欣赏他
的诗，他被免除死刑，反而造成悲剧性的一生，他被释放出来后走向
现实政治，与他所有的梦想、所有的诗发生矛盾，他的革命孤独也因
此破灭。

革命孤独其实是一个连自己都无法控制的状态，比起当时同样怀
抱着梦想的另一群人，林觉民、徐锡麟、秋瑾、陈天华、邹容‥‥被
后人称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汪精卫恐怕真的会想「引刀成一快」
吧！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是我学生时代的偶像，有一段时间我很喜欢去
国父纪念馆看廊上的黑白老照片，当我看着那些照片时，我看到了青
春。他们大多是二十出头岁，生命就没有「后来」了。虽然有时候生
命有「后来」反而是更大的难堪。

我想，青春的美是在于你决定除了青春之外，没有任何东西了，
也不管以后是不是继续活着，是一种孤注一掷的挥霍。

我在翻开早年的日记时，吓了一跳，我竟然曾经在生日当天写
下：「我决定不要活过二十一岁，活过二十一岁是很可耻的。」我在
十几岁时写下这句话，可以说我后来都是「可耻」地活着。

年轻就是会有这样的梦想，相信青春逝去之后，就不会再有任何
会让你动心的事情了，所以会有一种挥霍的心情，对于现实完全不在
意。所以秋瑾走向死亡，林觉民走向死亡，徐锡麟走向死亡，都是相
信青春背后没有东西了，就此了断。我当时会把他们当作偶像，就是
因为他们带给我一种青春揉杂着悲剧的感动，就像一首最美的诗。

如果你看过秋瑾的照片，你一定也会觉得：「怎么那么美？」而
且你注意一下，她的美是超越性别的，很少有人的美可以超越性别。
照片中的她英气逼人，穿着日式和服，手里拿着一把匕首；我不知道
她是以什么样的心情拍下这张照片，但这张照片一直放在我书桌玻璃
垫下。那是一种把生命活出极致的美！

其实秋瑾来自一个保守的大家庭，他的父亲做官，替女儿选了一
个当官的夫婿，他们结了婚，夫妻感情也很好。有人猜测秋瑾是婚姻


不幸福才会去革命，其实不然，革命者往往是受到最多的宠爱，当他
感觉到要与人分享这份宠爱时，他的梦想就出现了。前面提的克鲁泡
持金、托尔斯泰都是如此。

不要忘记托尔斯泰是伯爵，不要忘记托尔斯泰拥有广大的土地、
众多的农奴，可是他内心有一个无法完成的梦想：他想要与人分享他
的财富和地位，最后他只能对自己进行颠覆和革命。  活出自我的秋瑾

很少人提到秋瑾的家庭，她其实还有孩子，一家和乐美满。有个
朋友写秋瑾的剧本时，把她的先生写成一个很坏的人，我向他抗议，
请他重新去查资料。在一个女子要缠足、丈夫可以纳妾的社会里，一
个丈夫为了成全妻子的好学，愿意拿出一笔钱送妻子去日本留学，我
相信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丈夫。

然而，秋瑾到了日本之后，视野打开了，不再是一个旧社会里封
闭的女人，她认识了徐锡麟、陈天华等优秀的留学生，经常聚会喝酒、
聊新的知识，并且一起加入了同盟会。在当时，同盟会是一个非法组
织，加入者都抱着被杀头的准备，唯有充满梦想的人才会参加，也唯
有年轻才不会在意杀不杀头。

秋瑾到日本之后，意识到东方的女性受到极度的压抑，被当作弱
者，因此她的革命不只是政治的革命，更大的一部分是她对女权革命


的觉醒与伸张。秋瑾在日本学武士刀、练剑，所以会拍下那么一张照
片，象征女性的解放。

而一个可以容纳解放女性的男性团体，也必定是开放的。不知道
大家能不能理解？在一堆不成材的男性团体里，女性要解放非常困
难，她会被男性的观念所綑绑，由此推测，徐锡麟、陈天华等人都是
优秀的男性，而秋瑾的丈夫也绝不是坏人。

不过，秋瑾觉察到自己与丈夫在思想上已经分道扬镳，她无法再
回到那个保守的社会里，所以她为自己的生命做了勇敢的抉择－－提
出离婚。

这里有个很有趣的对比，在台湾的政治生态中，向来强调夫唱妇
随，鲜少有夫妻不同政党，或是太太去革命、丈夫去选举的事例。我
们在政治圈中几乎找不到第二个秋瑾。

当然，秋瑾的孤独不论在当时，甚至在今日，都鲜少有人能理解。

幸运的是，秋瑾还有一群可爱的朋友。这些与她把酒言欢的留学
生，知道秋瑾很喜欢一把剑，决定凑钱买下来送她，当他们在小酒馆
里把剑送给秋瑾时，她当场舞了一回。我不知道那张持剑穿和服的相
片是否为彼时所摄，但在秋瑾的诗中记录了此事，她说：「千金不惜
买宝刀」，原来那把剑所费不赀，耗尽千金，以至于一群人喝酒喝到
最后付不起酒钱，于是秋瑾不惜把身上的皮大衣当了，要和朋友们喝
得痛快，诗的下一句便是：「貂裘换酒也堪豪」。


在秋瑾这首〈对酒〉诗中，第一句是男性对女性的馈赠，第二句
是女性对男性的回报，由此可以看出这群年轻革命者的情感。而最后
两句：「一腔热血劝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意思是即使有一天热
血全部流尽，也会变成惊涛骇浪，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就是革
命者，这就是诗人呀！

后来，这群留学生回到中国，潜伏在民间，伺机而动，随时准备
革命。心思缜密的秋瑾，不但有激情，也有理性，可谓当时回国革命
者中最成功的一个。她隐藏了同盟会的身分，摇身一变为军校的校
长，这所军校是受命于清朝官吏直接统辖，而这名官吏就是她的干爸
爸，你看她多厉害！

这是一个女性革命者的智慧，她可以柔软的身段同时扮演多重的
角色，不若男性革命者的刚烈。

然而，很少人想到，离婚以后的秋瑾要面对生命里巨大的孤独
感。我相信，她和徐锡麟之间的感情是革命，也是爱情。所以当徐锡
麟冲动起义，因为没有详密的规划而失败被逮捕，并惨遭清朝官员恩
铭将胸膛剖开，活活地掏出心肝祭奠时，听闻徐锡麟死讯的秋瑾立刻
起义，因此被捕。

我读秋瑾传记时，深深觉得秋瑾的死和徐锡麟有很大的关系，而
徐锡麟就是当年提议买宝剑送她的人。这使我联想到，革命里有一部
分的孤独感，也许是和爱情有关。

在革命里纠缠的情感非常迷人，非小儿女的私情可以比拟，他们


是各自以「一腔热血劝珍重」的方式，走向诗的最颠峰。

在徐锡麟死后，秋瑾的起义可以说是一种自杀的形式。

秋瑾被捕之后，受尽所有的酷刑，被逼要写下所有参与革命者的
名单，她只写下一个字：「秋」，表示只有秋瑾一人。她顿了一下，接
着写：「秋风秋雨愁煞人」，又是一句诗。翌日清晨，秋瑾在绍兴的街
市口被处以斩刑。

我第一次到绍兴，几乎是为了秋瑾而去，在那个街市口，我站了
非常久，现在那里还有一个秋瑾的纪念碑。

我想，她是一个文学上、戏剧上尚且无法全面说出其影响力的女
性，她一定会变成传奇，变成历史的传奇，变成如荆轲、屈原的不朽
人物，因为她的生命活出了惊人的自我。  生命最后的荒凉

前面提过，鲁迅的小说〈药〉就是以秋瑾为主角。鲁迅也留日，
且是绍兴人，他从小就在秋瑾被砍头的街市口走来走去，其内心受到
的震撼不可言喻。所以，我认为鲁迅是一个非常了解革命者孤独的小
说家。

鲁迅自己却不走向革命。当时每个党都希望鲁迅能加入，因为他


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了。可是，从头到尾，鲁迅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党。
他保持高度的清醒。只是写文章感念年轻的革命者，他的学生柔石、
胡也频都是在白色恐怖时遭到逮捕的年轻诗人，鲁迅为文时，甚至不
能写出他们的名字，只能以散文〈淡淡的血痕中〉追悼。

一九一七年俄罗斯列宁革命前，帮助列宁的也多半是诗人，其中
包括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他们在革命前奔走呼号，写了几首诗让
大家在酒酣耳热之际可以高声朗诵，激动人心，但是在革命成功后，
这两个人相继自杀了。
有一段时间，我的书桌玻璃垫下压着叶赛宁自杀后的照片，太阳
穴上一个窟窿。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大概是警告自己，这就是革
命者的下场，或者，是纪念诗人与革命者的孤独之间非常迷人的关系。

这些人的诗句多年来感动着每一个人，而他们的生命却多走向了
绝对的孤独。

何谓绝对的孤独？就是当他走上刑场时，他感觉到自己与天地之
一切都没有关联了。

而这部分，历史不会说。

后人讲到林觉民、讲到秋瑾、讲到徐锡麟、讲到陈天华，是从一
个政治的角度称他们为「烈士」，所以他们慷慨赴义，死而无怨，历
史不会写到他们也有孤独的一面，更不会提到他们生命最后的那种荒
凉感。


秋瑾是在黎明之前被拖到绍兴的街口，对她而言，不但再也看不
到真实的日出，也看不到整个国家民族的日出，漫漫长夜何等煎熬，
这是生命最后的荒凉。而她的尸首曝晒数日，是不能去收的，谁去收
谁就是同党，直到一两个星期后，她的好友吴芝瑛冒着九死一生偷回
尸体，把尸体运到杭州埋在西湖岸边。

吴芝瑛也是不得了的人物。秋瑾很多资料能保留下来，就是归功
于她一生的知己吴芝瑛。这些清代后期的女性，其所作所为，我们今
日读来都要觉得瞠目结舌。

回到九○年代台湾的学运，当时我在东海教书，担任系主任的工
作，从电视新闻与报章媒体得知有那么多的学生集结在中正纪念堂过
夜，有那么多的学生占据台北火车站，发表演说，要求与政府高层对
话。而再晚一点大陆的天安门广场上，也有一批学生集结，大家是否
还记得？吾尔开希穿着睡衣去与李鹏对话的书面。

他们让我想起在巴黎的年代   一旦革命成功，便不可能再是诗

但是，革命者若不是最后画下一个漂亮的句点，其实蛮难堪的。
这是我一直想讲的矛盾，革命者的孤独应该有一个死去的自我，可是
革命不就是为了要成功吗？为什么所有的革命者都是以失败者的角
色在历史上留名？


革命者本身包合着梦想的完成，但是在现实中，一旦革命成功，
梦想不能再是梦想，必须落实在制度的改革，以及琐琐碎碎大大小小
的行政事务上，它便不可能再是诗。

如果你坚持革命者的孤独，就必须是像司马迁写《史记》所坚持
的美学意识形态。并不是说不能当刘邦，我相信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
刘邦而不是项羽，都想成为成功者而不是失败者，但是在美学之中，
留下的符号总是一个一个出走的孤独者、失败者。

现在我经过台北火车站、经过中正纪念堂，十多年前学运的画面
还会跃入脑海，而十多年前学生对我说：「我不要搞政治，也不要参
与这些东西」时，我说：「这不是政治，你那么年轻，去旁边感受一
下那种激昂吧！」

说这话时，我一直回想到二十五岁时在巴黎所受到的震撼。

这么说好了，你的生命里有没有什么不切实际的梦想？没错，就
是不切实际，因为青春如果太切合实际，就不配叫作青春了。

因为青春本来就是一个巨大的梦想的嘉年华。

参加学运的人不一定都是为了政治目的，包括我在巴黎一起参加
学运的朋友，有些人就是因为男朋友或女朋友参加而参加，他们甚至
不知道游行的议题到底是什么。但是，曾经感受过那份激昂的人一生
都不曾忘记。


我还记得当年经过中正纪念堂时，看到一个约莫大二、大三的男
学生，有一张很稚嫩的脸，已经被推为学生领袖了，他必须向大家发
言，他必须懂得组织，这么多的学生光是吃饭问题、卫生问题就叫人
头痛了。当他在台上讲话时，有时会羞怯，有时会说得不好，有时还
会拨一下头发让自己漂亮一点；然后跳一个时空，这张脸可能到了立
法院、总统府，仍然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

这两张脸要如何去叠合？对我而言，就像秋瑾那张照片的问题。

后来这些人都变成很熟的朋友，也常常会碰到，我总是试图在他
们脸上找回革命者的孤独感，如果我能够找到一丝丝的孤独，我会觉
得很高兴，虽然我不知道会不会因为这个梦想，使他的官做得不伦不
类？

这可能是我的问题吧！

也许我应该再写一篇有关台湾学运的小说，因为世界上很少有学
运这么成功。当年参与野百合学运的人，今天都身居要职，这时候对
于学运的反省和检讨，以及对参与的革命者内在孤独感的检视，会是
一个有趣的题目。为什么十年来没有学运了？是社会都改革了吗？还
是所有的梦想都不再激情了？  梦醒时分

七○年代我在巴黎参加安那其组织，带头的是一个姓蔡的香港学
生，记忆中他的头发很漂亮，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男性有这么美的头
发，我发现他每次在跟大家谈克鲁泡特金的时候，旁边围坐的人都在
看他的头发。就在那一剎那间，我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领袖应该要
很美的。

革命这东西真的很奇怪，它的魅力总是来自一些你无法说明的东
西。

那个时候，我记得组织里不管是男性、女性都很迷恋他，每次他
讲话讲到困顿的时候，会出现一种很奇特的表情，柔弱的、自责的‥‥
你可能会想，一个革命领袖怎么会是柔弱的，应该是很刚强的呀？事
实就是如此，你可以注意一下，有时候我们投票给一个人，就是因为
他的柔弱使你觉得心疼。

这位蔡姓领袖是我所接触到的第一个学运领袖，他所带领的团体
整个变成美学。我们那时候住在巴黎的一个地下室中，大家睡在一
起，有一台打字机，大家轮流打字，办了一个刊物叫《欧洲通讯》，
里面有很多克鲁泡持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很多人出去工作，例如我
去做导游，赚了钱回来就放在一个筒子里，大家一起用。

我跟很多朋友讲过，后来我退出是因为发现有人偷筒子里的钱。
那大概就是我的梦醒时分了吧！我觉得，如此高贵的团体里怎么会有 这么肮脏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革命者的孤独是革命者迷恋自己年轻时候的
洁癖，而且深信不疑。你相信理想是极其美好的，而且每个人都做得
到，你也相信每个人的道德都是高尚的，会愿意共同为了这个理想而
努力。

我现在读克鲁泡特金的作品都是当作诗来读，因为他一直相信人
类终有一天会不需要政府，自动自发地去缴税、去建设，不需要他人
来管理。我年轻的时候相信他，现在的我则相信这个社会一定会有阶
级，一定会有穷人与富人。

也就是说，当你有一天说出：「哪一个社会没有乞丐？」时，就
表示你已经不再年轻了。

然而，即使你已过了梦想的年岁，年轻时候的洁癖仍然会跟着
你，在某一剎那中出现时，还是会让你寝食难安，让你想问：「是不
是已经老了？是不是已经放弃当年的那些梦想？」

如果说年轻时的梦想是百分之百，过了二十五岁以后会开始磨
损，也许只剩下百分之八十、七十、五十或是更少，但是孤独感仍在。
即使都不跟别人谈了，仍是内心最深最深的心事。

所以在我的小说〈安那其的头发〉里，我描写野百合学运的领袖
有一头美丽的长发，而一个叫叶子的女孩迷恋着他，可是他们之间的
男女情感不会激昂过革命同志的情感，因为革命是为了一个更大的、

共同的梦想。因此，叶子可以怀着身孕，仍然在广场上没日没夜任劳
任怨地做着所有学运的事情；可是背后有一件事连叶子自己都搞不清
楚：她迷恋的是头发，还是头发下面的信仰？

在古老的基督教神话中，大力士参孙的头发被剪掉之后就失去力
量；而军队、监狱管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剃光头－－我清楚地记得上成
功岭的第一个晚上，当所有人的头发都被剃光时，我感觉到大家都变
一样了。

头发好像是个人独特性的一部分，一旦失去头发，个性就消除
了。有人跟我说，监狱里再厉害的老大，一剃掉头发，就少了威势。
头发好像有一种魔力，像是符咒一样的东西，影响人类的行为。

我在这篇小说里用了超现实的处理；在月圆的晚上，一阵风吹
来，领袖缓缓拉下那一头异常美丽的头发，竟是一顶假发‥‥从来没
有人发现。

其实克鲁泡特金是一个秃头，他在瑞士写《一个反叛者的话》时，
拍下一张照片，当时他已经没有头发了。这让我想到把头发的意象和
革命者的孤独结自在一起，于是写下〈安那其的头发〉这篇小说。   革命者的自觉

我个人很喜欢这篇小说里的一段是关于夜晚的广场，这个场景是


我在参加野百合学运时，坐在夜晚的中正纪念堂上得到的感受。在白
昼的激情过后，到了夜晚，广场上年轻革命者的叫嚣都沉睡了，我看
到广场上一个一个的睡袋，一张一张稚嫩的脸，有的睡袋里是男女朋
友相拥而眠，我突然有了另一种省思，并且感觉到自己与这些年轻生
命的关联。如果说我爱上了革命者，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刻。

做为一名女子，如果对所爱恋的男子的意见不断猜测，相信
是坚决的要那其主义者的他所鄙视与反对的吧。

有一次叶子问起他有关女子头发长短的问题时，他有些不屑
地回答说：「解放的安那其的女性是不会以男子的悦乐为自己
生存的目的的。」

他说完之后，似乎也自觉到对问话者不屑的表情。长久以来
和平的安那其主义的内在训练使他立刻对自己的行为有了反
省。他平息了自己的情绪，有些抱歉地抚爱起叶子的一头长
发，安静地说：「叶子，有关头发的问题，并不是安那其主义
的重点。」

叶子同时感觉着党人的与男子的爱几乎是唯一的一次。大部
分时间，她仍然无法调整好那来自肉体的悸动的贪恋与头脑
思想中理性信仰的关系。

但是，结果她还是把一头长发剪短了。

她这样想：头发既不是为了取悦男子而存在，过去存留长发
的许多近于梦幻的联想其实可以一并剪除。头发的确如领袖
所言是最接近人类思考部位的产物，也因此沾带了最多与思
想有关的意识型态的辩证在内。

叶子对着镜子，把一片及腰的长发拉成一绺，吸了一口气，
决绝地一刀剪断了。叶子剪完头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有


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彷彿被剪去的不是头发，而是她属于
过去没有觉悟的女性的种种。

「革命，真正的革命并不是动刀动枪，而是革除掉脑中腐败、
霸道、堕落的部分。」

党人们不是常常这样说吗？

叶子因此觉得从女性中解放了出来，第一次感觉着安那其不
仅要解除人类在历史伽锁中有开「家庭」、「国家」、「民族」、
「阶级」等等腐败堕落的观念，也同时连带地要将历史加诸
于性别上的差异与主从性质也一并解放了。

写这一篇小说时，我其实没有考虑到读者的阅读，我想很多读者
对这一个领域相当陌生，原因之一是台湾在二次大战后，思想是被垄
断的，缺乏不同信仰之间的辩论，在戒严时代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情。就像我高中的英文老师陈映真先生，因为翻译了一篇马克思理论
的小序言，印给他的朋友，就变成了一个政治事件。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缺乏思想思辨的习惯。不如巴黎人在午餐、晚餐、下午茶时，谈
到一个政治事件就能提出自己独特的看法，甚至夫妻之间也会有不同
的看法。

甚至当年参与学运的领袖都不一定拥有思辨的习惯。学运成功得
非常快，大部分的学运领袖可能三十出头岁就变成政府重要的官员，
他们没有时间继续保有革命者的孤独，去酝酿对其社会理想进行思辨
的习惯。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一下子从受压迫者变成执政者，没有办
法继续发展革命者的孤独感。

当我重读这篇小说，有一个待别的感触：一个社会里的失败者角


色，其意义与重要性为何？司马迁的项羽、司马迁的荆轲，留在历史
上，使失败者知道他就是该扮演失败者的角色，使他能发言去对抗成
功者，才有所谓的思辨。

对于台湾学运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我们会庆幸对一个保守到开始
腐败的政权，在最短的时间内引起社会的反省与检讨；可是另一方
面，新的力量立刻取代旧的，反而无法延续反省与检讨。所以在小说
中，叶子怀孕后离开领袖，她好像发现了原来自己是因为爱上领袖的
头发才变成安那其的党人，当她离开后，又开始穿起小碎花的裙子、
蕾丝边的袜子，回复到受安那其主义批评为「小资产阶级」的小可爱
女性形态，但她觉得，她还是要回来做自己。

我当时隐约觉得，如果革命者不是因为充分认识自己而产生的自
觉，革命会变得非常危险。   佛学与革命的纠结
清代末年有很多动人的革命者形象，其中之一就是谭嗣同，他是
康梁政变六君子之一。他是学佛的人，却走向激烈的革命，康梁政权
失败，满清政府在逮捕党人时，他其实有充分的机会可以逃跑。但他
对梁启超说：「你一定要走，我一定要留。没有人走，革命无以成功；
没有人留，无以告所有曾经相信这次革命的人。」他决定扮演走向刑
场的角色。


我相信，谭嗣同内心里有一种空幻、一种虚无、一种无以名状的
孤独，使其将佛学与革命纠结在一起。当他觉得生命是最大的空幻
时，他会选择用生命去做一件最激情的事情，如同我在敦煌看到六朝
佛教的壁画那些割肉喂鹰的故事，我想，那是非常激情的。


谭嗣同让我们看到一个孤独的革命者最高的典范吧！其性格延
续到了共产党成立时另一个有趣的革命者：瞿秋白。台湾大概很少有
人知道这号人物，他的书《饿乡纪程》在台湾也不容易买到。瞿秋白
是一个学佛的文人，会刻印、写书法、搞诗词，但是他突然对文人世
界的委靡感到不耐，决定出走，所以在一九一七年听到俄国发生革命
时，尽管对俄国一无所知，他还是进了同文馆开始学俄文，然后坐火
车一站一站慢慢到了俄国。《饿乡纪程》就是记录这一段过程，描述
与他同行的清朝官吏在车上打麻将，和小太太玩得一塌糊涂时，他却
在苦啃俄文，相信俄国革命成功了，中国革命也一定能成。

我们看到一个学佛、浪漫唯美的文人，却是最早翻译共产党宣
言，把共产党最重要的一首歌〈国际歌〉翻译为中文（原来是法国巴
黎公社的歌曲，后来译成各种语言为全世界共产党党员所传唱）。瞿
秋白回到中国以后，就变成共产党的领袖；但他终将成为《史记》里
的失败者。在他成为领袖后，他突然发现自己不是一个领袖，他是爱
美的、他是柔弱的，他也闹出了一些「传闻」，听说他和沈从文、丁
玲、胡也频等人在一起时，共产到连婚姻爱情都共产。

八一年我在美国见到丁玲，曾经亲口问他这件事，她矢口否认。
不论传闻真假，革命者之间的感情原本就是世俗之人难以理解的。


胡也频后来被国民党枪杀，丁玲被安排化装成一名农妇连夜送到
延安，蔡元培和瞿秋白都是保护她北上的关键人物。后来在剿匪时
期，瞿秋白因为领导无力在福建被抓，关在长汀监狱，这时候他写了
一本很重要的作品，后来在八○年代由香港明报登出，叫做《多余的
话》，这是他临终前的作品。
现在谈瞿秋白很少人知道，在台湾他是一个共产党，在大陆他则
被当作共产党的叛徒，就是因为他写了《多余的话》。在《多余的话》
里，他谈到自己根本不适合作为共产党，更不适合当一名领袖，他无
法抛弃内心对唯美的追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阅读《饿乡纪程》和
《多余的话》这两本书，就能看到瞿秋白从坚定的信仰到信仰的幻
灭，竟有这么大的落差。我想，如瞿秋白一样的人，将来都会是新《史
记》里的重要角色，他们都是矛盾人性的组合，在整个时代的变迁中，
其丰富的性格是最值得书写的。

瞿秋白最后要枪决时，行刑者要求他转身，他说：「不必。」就
面对着枪口，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结束生命。他留下一首诗：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同。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
缘空。」一个共产党领袖最后写出来的绝命诗，根本就是一个高僧的
句子。

从谭嗣同到瞿秋白，他们都是失败的革命者，后面继承的人或许
成功了，但就像《史记》里的刘邦，成功的人不会可爱，可爱的一定
是这些失败的孤独的人。

文学有时候会看到一些边缘的东西，不一定是在当代论断。包括


我自己在写〈安那其的头发〉这篇小说时，我一直在想着从清末民初
到现代学运革命者之间纠缠与复杂的关系  如果还有文学‥‥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美丽岛事件？我当时从垦丁到高雄，正好
遇到这个事件，卷入事件的人有很多是认识的朋友，包括小说家王
拓。王拓的父亲和哥哥都是渔民，相继丧生海上，他在小说里写八斗
子家族的故事，却在那个年代被套上「鼓吹阶级革命」的罪名受到挞
伐。我刚从法国回来，天真烂漫，就写了一篇序支持他，因此被大学
解聘。这事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很过瘾－－我为自己相信的东西，
做了一个无怨无悔的选择。

王拓是当时的受压迫者、失败者，原本怀抱一个苦闷的梦想，为
渔民的悲苦发声，使人相信文学应该要涉足生命的领域，但是今日的
文学，如果还有文学，它的触手应该伸向何方？

前阵子，我打开电视看到两个人，一个是王拓，一个是诗人詹澈。
詹澈在台东农会，是二○○二年农渔民大游行的总干事，我在编《雄
狮美术》「乡土文学」时认识他，向他邀稿，当时在服兵役的他每次
放假就会穿个军装跑到雄狮的办公室来找我，我们会一起谈他写的
诗。后来他娶了女工叶香，回到台东从事基层的农工运动。在电视新
闻里，我看到王拓和詹澈同时出现，前者代表执政党，后者是民间的
声音。看到这个画面，我有一种好深好深的感触，他们都是我非常好


的朋友，可是目前他们代表的其实是两种对立的角色。

这个社会当然需要不同的角色，也必须要有「务实」的人，可是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两个人的对比立刻反映了角色的荒谬性。

二○○二年的选举，我看到选前宣布退选的施明德，想到在美丽
岛事件发生时，我天天急着看报就想知道他有没有被抓到？他一直在
逃，就像一个小孩子与一个巨大机器的对抗，他的逃亡变成我的一种
期待，我好希望他不要被抓。我想如果我要写新《史记》，我该如何
定位这一号人物？他究竟是一个荒谬的过气人物，沾带着一个被人嘲
笑的梦想，还是代表一个巨大梦想破灭后孤独的失败者？

我不在意政党政治，就我所相信的安那其信仰而言，安那其永远
不会存在于权力之中，永远是在一个边缘、弱势的对抗角色。就像施
明德，在那个年代曾经一度被喻为「廖添丁」一样的人物。廖添丁也
没有做过什么事，不过是劫富济贫，可是民间会觉得这个人真的可
爱，因为他用了一种顽皮的方法去对抗统治者这座巨大的机器。

巨大政治机器的角色在任何时代都不会改变，可是谁会是下一个
廖添丁？或者，大家以为像廖添丁的角色是可以不存在了吗？

我不在意政党政治，我在意的是在家庭、在学校、在社会、在政
治中，那个克鲁泡特金自称的「反叛者」角色，还在不在？

反叛者不会是政党里、家庭里、学校里、社会里那个「听话的人」，
而是一个让你恨得牙痒痒的人，他扮演的是平衡的角色和力量。有的


社会认为反叛者是急欲除之而后快；有的社会则是把反叛者视为「你」
和「我」互动所形成的推力，我想，后者是比前者可爱多了。

同时，反叛者也不应该是被当政者所赞扬，或者说「收买」、「收
编」的。《水浒传》里一百零八条好汉都是因为各种遭遇而了解到自
己与政权之间绝对对立的关系最后被逼上梁山。可是，在小说最后作
者留下一个很有趣的谜：到底宋江有没有接受招安？

有人认为宋江接受招安，成为政府的正规军，也有人认为他继续
在梁山上替天行道；这两种结局使得一百零八条好汉的角色定位有了
分际。

安那其主义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梁山泊，你自己知道内心里那个
反叛者的角色，永远不被收买，永远不被收编。  难道学运到此为止？
学运昙花一现，但是社会里性别的问题、阶级的问题以及其他社
会问题，都还需要有更多反叛者促使其觉醒，为什么不再有学运了？
难道学运到此为止？下一个觉悟的学生会是谁？

如果我要动笔写一本现代《史记》，我将要记录谁？是荆轲，荆
轲在哪里？是项羽，项羽在哪里？是卓文君，卓文君在哪里？我该如
何书写这些决绝者在革命时刻的孤独感？


「革命」这个字义长期以来与「政治」划上等号，但我相信它应
该有一个更大的意义，就是如克鲁泡特金所说的「反叛者」，是对自
我生活保持一种不满足的状态进而背叛，并维持背叛于一个绝对的高
度。

所有的政权，不论是如何起家，最终都会害怕革命。可是厉害的
政权甚至连革命都可以「玩」，全世界大概没有人玩革命比得上毛泽
东，他可以把革命变成一部戏：戴上红臂章（不要小看这个象征性的
动作，代表了毛泽东也是红卫兵的一员）支持坐在天安门前的学生，
并且说了一句全世界执政者都不敢说的话：「造反有理」，因为他这么
一讲，没有人想到他就是要被造反的对象，所以全部的人都被反了，
除了他。这是极高明的招数，只能等历史去算这一笔帐。

革命会被篡夺，革命会被伪装，革命会被玩弄于股掌之中，所以
对真正的革命者是更大的考验：要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去保有革命的薪
火相传，才能把孤独心念传递？

我真的觉得革命并不理性，是一种激情。而古今中外的革命者，
都是诗人，他们用血泪写诗，他们用生命写诗，他们所留下的不只是
文字语言的美好，更多是生命华贵的形式。

而对台湾的学运，我总有一种矛盾的情绪，既高兴它很快的成功
了，又难过学运成功得太快，人性里最高贵的情操不足历练，人性的
丰富性也来不及被提高，是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吧！

每每在电视上看到那些熟悉的面孔，在国会议堂中发言，我就会


想起他们曾经拥有过的光釆，想起他们谈起理想时热泪盈眶的表
情‥‥我只能说，是不是有一个生命在他们心里消失了？在短短几年
之中，他们忘了自己曾经相信过的那个巨大的梦。

我相信，现实的政治其实是梦想的终结者，如果现实的政治能保
有一点点梦想，将是非常非常可贵。
至于书写者？

当司马迁在汉武帝年代写楚汉相争时，已是在事件发生七十年之
后，这本禁书在知识分子间流传，让知识分子们有所警惕，知道自己
的操守是会如此被记录的，我相信，这便是文学书写者所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