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快刀破解版:最后的战斗者们......

尽管贵为后期四大外将之一的悫忠军师辅王杨辅清直到太平天国覆亡后10年的1874年还试图在清军中发展秘密反清组织，尽管洪秀全的族人洪全福直到清末的1902还在积极反清，但他们充其量是太平天国的余波，而不是太平天国最后的战斗者。

杨辅清是在琉球吃紧、东南风云骤变，清廷在台湾、福建募兵的背景下认为有机可乘，就跑去报名参军，结果被陈玉成旧部、降将马融和听到风声，传告福建官方，在晋江将杨辅清抓获。马融和当时远在安徽，居然都能听到风声，可见杨辅清的确是在搞秘密活动，他这样一个“首逆”混去清军勇营当一个月薪白银四两二钱的大头兵，当然也绝不可能是为了养家糊口，或保家卫国（他的“国”不可能是大清国），可是在他留下的供词里，却压根没提自己跑福建当兵是要干什么，清廷官吏可以根据“逼供信”的旧一套，将杨辅清的行为合理想象为图谋不轨，最终凌迟处死了这个“首逆”，处在现代法治社会的我们，却必须以“利益归于被告”的原则遗憾地说，杨辅清在1874年密谋反清的指控，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洪全福是实实在在地反清了，有组织，有预谋，可一来他“洪秀全族侄”似乎不假，是不是曾经封为瑛王，甚至是不是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恐怕都是个疑问——他自称封“瑛王二天将”，可是天将比王低一级，如果是“二天将”就不是王，是王就不可能还做“二天将”：底下那么多朝将、神将、主将什么的，还等着补这个缺呢！更何况，为了吸引会党，洪全福将国号定为“大明国”；为了吸引革命党，又规定实行总统制，并主动让贤，推举德高望重的容闳为“大明国临时大总统”，很显然，洪全福是战斗者，但他已经不再是太平天国的战斗者了。

真正高举太平天国大旗战斗到最后的，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坚持到1872年的太平军“高干”

1868年8月16日，打着太平天国梁王旗号的西捻军首领张宗禹全军覆没，本人失踪，据考证，他凫水顺徒骇河、黄河而下，一直飘到今天河北黄骅市孔家庄一带，后来成了一个替人算命、看病的怪人，许多严谨的历史专著，都将这一天当做太平天国纪元结束的日子。

但实际上，在遥远的大西南，有个名叫李文彩的太平军“高干”，将太平天国的旗号一直打到1872年5月12日，如果按照太平天国的纪元，该是壬申二十二年了。

李文彩诨名李七，剃头匠出身，广西横州上南狮子村人，他造反的触媒同样是1850年广西大旱，起兵是在1852年初，而密谋起义更在1850年，那还是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时期。尽管横州紧邻太平军策源地之一的贵县，可李文彩那时候并没有投奔太平军，一来他是天地会众，跟太平军“门派不同”，二来，太平军中骨干几乎都是被称为“来人”的客家人，1850年“来土争斗”中来人战败，大批投奔金田，而李文彩却是“土人”——永淳当地的壮族，至少在当时的氛围下，不太容易产生共鸣。

于是太平军出江口、出永安、出桂林，很快成为燎原之势，席卷江东，威震全国，而李文彩却带着13个村子的壮族老乡在平山村、平南圩过起打家劫舍的生涯，虽然把永淳县令韩起凤活活气死，却也没趁虚攻破县城，他手下号称有13000人马，可那是把13个壮家村寨的男女老少都算上，如果单算能打的，估计有3000人马就不错了。

就这么混到1855年底，广西浔州府突然冒出个“大成国”来。这大成国是广东天地会李文茂、陈开等一班人退到广西后搞出来的，全盛时期占据两广四十多州县，年号洪德号称拥兵百万。比较出奇的是，这大成国没有皇上，王爷也不是一个，而是有好几个个：平浔王陈开驻浔州，平靖王李文茂驻柳州，东平王梁培友驻梧州，还有平西王区润、定北王梁昌等等。李文彩和他们都是天地会，跟一直活跃在西江上的艇军首领梁培友更是老熟人，于是便跑去跟他们接洽，领回个“定国公”的封号来。

大成国的出现让广西一片混乱，李文彩也觉得堂堂定国公，在山沟里蹲着不伦不类，便在梁昌的策应下杀出平南圩，接连夺下永淳、横州、灵山，1856年端午节，他一举拿下南宁府，声威大震，号称有步兵10万，战船近千，成为广西有头有脸的实力派。

1859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部从湖南宝庆退到广西庆远，第二年6月，因为大量部众北上回归天京，他率部南下故乡贵县。

这时李文彩的日子也不好过，由于远离大成国核心区，他的地盘遭受清军巨大压力，最终在1860年9月丧失，他不得不退到桂北的怀德县，再从怀德梅寨退往贵州。在贵州，他遇到了太平天国将领曾广依，曾是国宗石镇吉的余部，与李文彩有过合作，此时石镇吉主力已经覆灭，两支无家可归的人马同病相怜，可谓一拍即合。

1861年8月21日，浔州失陷，大成国覆灭，残兵败将逃到贵县一带，投入石达开军，使得后者重新具备了远征的实力。鉴于大成国的灭亡让贵县失去屏障，石达开在这年9月带兵离开贵县，在湖南兜了个大圈子后，抵达了湖北来凤。

这时曾广依、李文彩也到了这里，两支饱经沧桑的部队在异乡会师。李文彩握有相当实力，又任劳任怨地跟着太平军转战千里，让石达开十分赞赏，随即封他为亲天燕。

燕爵是从燕王秦日纲封号演变而来，在天京序列里只是王、天将、朝将、神将、主将、义爵、安爵、福爵下的第九级，六爵（义、安、福、燕、豫、侯）中的第四级，在后期最多算“中层干部”，但翼王离开天京时，只有燕、豫、侯三等爵位，燕爵是翼王部下中最高爵位，李文彩初来乍到就被封为燕爵，可见石达开对其赏识之深。

此后李文彩就成了太平军的高干，跟着石达开兜着圈子往四川进军。说是“跟着”半点不假，因为他总是跟另一名大将李复遒带着人马单独行动。1862年1月底，石达开部在叙府横江（今宜宾附近）战败，绕道米粮坝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境内，而李复遒、李文彩却被隔在江南，只得取道云南昭通，转移到贵州境内。第二年9月，他们得知石达开部已经在大渡河覆灭，就分开活动，李文彩带领部分人马进入贵州南部黎平境内。

这里“穷山恶水”，活跃着许多反清势力，有“苗王”张秀眉部，苗族游杂武装陶新春、潘名杰部，水族武装潘新简部，侗族姜映芳部，和所谓的“号军”。号军的骨干有汉族也有苗族人，是由湖南汉人刘仪顺所创建的“灯花教”（白莲教分支）发起，因为服装、旗帜颜色不同，分为红、黄、白、青等各“号”，彼此并无统属。

这其中潘新简、陶新春都曾和太平军有过合作，张秀眉曾和大成国配合作战，姜映芳还曾仿效拜上帝教，搞过一个“太平教”，李文彩本就是广西土人，很善于周旋于各股势力之间，很快名声鹊起。

李文彩的嫡系人马并不多：和石达开分兵时，他跟李复遒一共只有3万人，其中大部分随李复遒东去，南下苗族区的很少。但这支太平军身经百战，又善于使用太平军所独有的各种战术、战法，融入当地反清武装后，令清廷头疼不已。

李文彩部的许多骨干都分散到各寨指导抗清，清军很快就发现，原本不善使用火炮的号军、苗军成了火炮高手，一些山寨更把巨石凿空，装入火药，两头用松蜡封死，点燃引信后顺山推下，杀伤攻山的官兵，这就是贵州反清武装至今为人津津乐道的王牌武器——飞雷。这些，当然都是李文彩的得意之笔。

清廷的对策是招降。由于太平天国覆灭，各地反清势力纷纷失败，贵州各路反清武装也面临生死抉择。在看不到前途情况下，不但苗军、号军纷纷出现哗变，就连李文彩的部下中也出现了动摇者。

1867年，黄号军大将何德胜病故，他的副将柳天成、妻子何黎氏邀请李文彩进入黄号大本营——平越县上大坪驻守，随即被闻讯赶来的清军包围，李文彩、柳天成诈降，以自己为人质的代价诱使清军撤军，为上大坪赢得喘息之机，随即又自告奋勇返回黔南“招安”，轻而易举地返回大本营。

1869年，感到受骗的清军派提督张文德来剿，李文彩联络各路反清武装残部游击作战，切断清军粮道，迫使张文德突围去独山觅食，结果在楼山口被李文彩伏击，1名总兵、2名副将、3名参将和1名都司被杀，李文彩趁势反击，收复都匀，清军30多个营全数溃败，张文德仅以身免。

1870年底，清军总兵何雄辉带精兵来犯，李文彩再施诈降妙计，将何雄辉骗进都匀城，然后伏兵四起，何雄辉全军覆没，只逃了自家性命。

接二连三的诈降让清军火冒三丈，贵州巡抚曾壁光严令任何人不得接受李文彩投降，限半个月消灭李文彩。此时各路反清武装已纷纷失败，李文彩独立难支，只得在1871年春退到凯里的太平堡，和苗王张秀眉唇齿相依。

1872年，见情势危急，他向张秀眉建议制造船只，趁春水高涨，顺清水江南下湖南，脱离清军包围圈，张秀眉顾恋乡土不愿撤退，他只得留下来助守。这年4月苗寨被攻破，5月12日，李文彩突围至思州、镇远间的牛塘被清军追上，全军覆没，据说李文彩死于乱军之中，但当地口碑都坚持认为，他其实悄然逃脱，从此浪迹天涯。

李文彩转战南六省，坚持反清22年，自1860年后，始终自称“天兵”，打着太平天国亲天燕的旗号，他是太平天国的后起者、杂牌军，远在天京的洪秀全等人，估计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一号“亲天燕”，但正是这个介乎编内与编外之间的“高干”，竟然让太平天国的大旗，在云贵高原又多飘扬了8年之久。李文彩部也是最后一支失败的太平天国成建制部队。

李福忠：又一个李七

李文彩并非唯一抗战到底的“李七”，另一个“李七”则是李复遒的弟弟李福忠。

李复遒是石达开部太平军后期两员独当一面大将之一，另一名大将天台左宰辅赖裕新，是石达开部硕果仅存的早期要员、名将，而与之齐名、都带领3万大军独立作战的人台左宰辅、掀天燕李复遒，却连哪年参军的都搞不清楚。

从清广西巡抚刘长佑1861年的文书看，他似乎应该是贵县龙山的地方反清武装首领，直到此时才加入太平军。但他自称广东英德人，且如果真是1861年左右入伍，第二年就成为排名数一数二的大将，似乎有些火箭提拔的意味，从这点看，他在1855年随大批北上的广东天地会众加入太平军“花旗”，并因此归入石达开部的可能性也不小。

不论他是什么时候入伍的，有一点很清楚，就是他能快速提拔，靠的是本事而非资历、裙带。石达开在被俘后，称李复遒“深知调度”，给他3万人马很放心，而清方则对这员悍将十分畏惧，围剿、招安，忙得不亦乐乎。

李复遒不但能打，而且以忠义著称。石达开被俘前，让几位王娘投河殉国，其中一位刘王娘偷偷抱着刚出生的幼子石定基躲藏起来，打算投奔李复遒，为石达开报仇，结果被清兵搜捕，当地人两年后在监狱中看到她，她仍然响亮地声称，李复遒一定能为她全家报仇。

其实那时李复遒已经死难1年多了。前面说到，李复遒、李文彩没能渡过金沙江，只得转战贵州，李复遒念念不忘石达开的指令，一直徘徊在川黔边界一带，准备随时接应。

1863年7月，他们攻破黔江县城，却意外接到石达开死讯，李复遒认为既然入川无望，就该回到天京继续效忠，他告别不愿远行的李文彩，率领两万多人马东下，在贵州、湖南、广西、广东转战数千里，最终在当年11月兵败广东连州，李复遒被俘死难。

然而这支人马的故事并未结束。

就在李复遒兵败前1个半月，他的弟弟李福忠和他在广西兴安分兵，并没有随李复遒东下灌阳，而是北上湖南城步，绕道回到贵州，并在洪州击败了清军在贵州苗军的防军主力、古州镇总兵成应洪。

得知李复遒死讯，他进入黎平，和流散在当地的太平军将领吴华会合坚守。1864年6月，也就是天京失陷前1个月，李福忠的副将陈辉良被清朝副将杨廷贵诱降，刺杀吴华降清，李福忠突围投奔苗寨，直到1861年7月才被清廷消灭。

李福忠的哥哥李复遒尚且“来历不明”，他本人的事迹自然更如一头雾水：他诨号李七，恰和李文彩相同，活动区域也有所重叠，以至于这二位的事迹掺杂不清，在许多记载中都纠扯在一起。不过两人的“风格”还是有很多差异：纯土著出身的李文彩对盟军来者不拒，和贵州几乎所有反清势力都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而李福忠只有和苗军联合作战的记载，对和太平天国习惯格格不入的号军、“太平教”则敬而远之，这似乎更接近于嫡系太平军的风格。

袁大魁：最后的太平天国年号

遵王赖文光曾说，他“披霜蹈雪，期复国于指日”，可实际上疲于奔命的他，在漫长的4年转战中，连一张带有太平天国头衔、年号的文书、布告都没流传下来。

李文彩、李福忠等西南太平军余部一直自称“天兵”，打着太平天国的大旗，却也没留下什么文书、布告。他们作战的区域都是文教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汉字的文书、布告，显然既不实用也不合时宜。

然而千真万确有这样一个小人物，在天京陷落5年、东西捻军都已覆灭的次年，仍然到处张贴写有太平天国年号的布告。

这个人叫袁大魁，是西捻军张宗禹部下的一个“探马”。

1867年秋，被困在陕北宜川云岩镇一带的张宗禹因为后勤困难，急欲东渡黄河，进军山西。但黄河水流湍急，河面宽阔，清军又控制河岸、渡口，强渡几乎不可能。袁大魁的任务，是定期侦测黄河冰情，一旦冰面冻结实，就迅速报告张宗禹踏兵过河。10月的一天，袁大魁发现黄河比往年提早了几个月结冰，而且冰层十分厚实，赶忙奔赴云岩镇向张宗禹报告，不料从其他渠道得到消息的张宗禹已率全军开拔，等袁大魁回头赶到河岸，清军已封锁河面，开始凿冰，他只得撤退到陕甘边界。

此时他的部下只有几百人，形势十分险恶。他联络当地反清游杂武装，很快聚集土杂数千，溃勇200，饥民万人，并回师陕北，控扼宜川云岩镇一城2寨以为根据地。1868年6月，清军5千携带野战炮来攻，袁大魁部成分复杂，未经训练，全军溃散，袁大魁只带几十人逃脱，此后转战陕北，分兵游击，清军一时奈何他不得。

1869年，他东山再起，到处张贴“太平天国乙巳十九年”的布告鼓舞民心士气，并在保安县（今陕西志丹）老岩窑建立据点，坚持抗清。当年3月，老岩窑被清军包围，4月17日，清军以皮绳缒岩，攀上绝壁，发动夜袭，老岩窑被攻破，袁大魁顽强战死。

袁大魁可贵之处不但是一纸有年号的布告，在很多方面，他的眼界甚至超过了洪秀全、洪仁玕、汪海洋、赖文光等大人物。

后期太平天国滥封官爵，光王就封了2700多个，天将、六爵不计其数，丞相、检点等早期“官居极品”的大官，最后居然成了百把人的队伍里就有十几个的芝麻绿豆官。尽管许多人都看到其弊端，但不论提出《立法制喧谕》的洪仁玕，主张严明赏罚的陈玉成，还是对“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政策愤愤不已的李秀成，最终都走向了滥封的道路。道理是明摆着的，后期太平天国，“天父天兄”已没人信，“打江山”也“打不通”，除了越来越不值钱的官爵，还有什么能激励士气的？饮鸩止渴也是顾不得许多了。而袁大魁却在孤军状态下进行整编、改制，重新采用了早期太平军的官制，从目前的记载看，他以下官职最高为检点，再下为指挥、将军、总制直至两司马俱全，这样的编制是符合当时规模不大的部队情况的。升官容易，降职艰难，袁大魁在如此绝境下尚有这等见识，着实令人钦佩。

天京的陷落，在于缺乏粮食，援军为了不至于饿死不得不去江西征粮，而湘军正抢在秋收前破城，让援军徒呼奈何；东西捻军的失败，同样在于缺乏粮食，因为缺粮，东捻军放弃已打开局面的湖北，冒险跳进清军重兵集结、河道纵横不利捻军骑兵机动的山东，西捻军不顾一切地冲到华北大平原，又不顾死活地徘徊在包围圈里不肯离去，最终全军覆没。缺少粮食让后期太平军军纪废弛，到处劫掠，使民心远离，更是太平天国覆灭的一大关键。

袁大魁建立的几个基地虽然幅员狭小，但他每到一处就招募流民进行屯田，虽然因清军占绝对优势，他种的粮食几乎未曾收获就不得不转移，但这种努力本身是弥足珍贵的。

还应指出的是，根据清方记载，他的部队分5队，每队有1个指挥、1个将军统帅，这表明他已着手将这支游杂部队太平天国化——而且是《太平军目》记载的早期太平军制度化，这可是号称是“捻军最高领袖”的赖文光也未做到的。

为何是他们坚持到最后

李文彩虽说是“高干”，但在王爵多到数千的太平天国，也算不得什么大角色；李福忠是个来历不明、职务级别一概弄不清楚的边缘人；袁大魁只是个探马队长，手下部将职务最高只是检点，他大约不过是丞相，这在1863年之后，基本上也就算个副排级干部了。然而这些小人物、边缘人，却坚持到最后，个中奥妙何在？

客观上，这几位的活动区域都不是太平军、清军交锋的主战场，且当地民情复杂，反清势力强大，便于小部队隐藏。李文彩、李福忠都是两广土著，在西南人脉广泛，生存时间也相对更长一些。

这些小人物虽然职务低、地位低，眼界也未必更开阔，但他们身经百战，经常独当一面，加上又都不是嫡系，所以敢于大胆改变不合时宜的“规矩”，做到因地制宜，生存第一，袁大魁的改制，李文彩敢于跟被视为“邪教”的白莲教分支结盟，都是最好的体现。

那么，缘何在最艰苦的环境下，许多封王的高级官员或者投降，或者跑到海外当富翁，这些人却能为太平天国继续奋斗到底？

一方面，胜局已定，清方无需搞“优待俘虏示范”以招降纳叛，本着斩草除根的原则，不再大开招安之门，即便投降也可能保不住性命，就算保住，家园已毁，生计无着，仍不免变成饿殍，与其这样，还不如战斗到底，“走一日即活一日”。

另一方面，这些基层干部长期忍受艰苦环境磨练，保持了朴素的本质，而那些大员则长期养尊处优，开始爱惜性命、财产，宁肯为保命、保财牺牲气节，也不愿冒鸡飞蛋打的风险战斗到底，太平天国之覆亡，在很大程度上恰亡于高级官员的腐化变质，如李文彩、袁大魁这样的基层将士纵使殚精竭虑、肝脑涂地，也难以逆转崩溃的大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期，四川地下党机关被破坏，许多党员被捕，结果高级负责人刘国定、冉益智很快变节，供出大量同志，而许多基层党员、甚至刚刚参加革命不久的江湖好汉却视死如归，慷慨就义。红岩烈士的遗嘱“狱中八条”竟有3条涉及“高干”问题，第一条就是“防止领导干部的腐化”，古今印证，不免让人唏嘘。

那么，太平天国究竟该算哪一年灭亡的？

目前的说法有多种。

第一种认为太平天国灭亡于1864年7月19日，即天京陷落的日子；

第二种认为灭亡于1868年8月16日，即西捻军全军覆没、张宗禹下落不明的日子；

第三种认为灭亡于1869年4月17日，即最后一个张贴太平天国纪元告示的袁大魁全军覆没的日子；

第四种认为灭亡于1872年5月12日，即最后一支太平军李文彩部覆灭的日子。

其实这四种说法都有问题。

第一种说法把首都失陷当做国家灭亡，自然不妥，在天京陷落前4年，清廷的北京城同样被英法联军占领，但逃到热河的清廷仍然是大半个中国的主人；同样，虽然丢了天京，但幼天王却脱险到了湖州，太平军损失虽大，但作为一个君主专制政权所必须具备的诸要素，如君主、百官、军队、领土和诸如军政管理、诏书传达、人事任免等等机制，尚能发挥一定的作用，太平天国作为一个国家依然存在。

后面三种说法则更难成立，因为一个君主制国家政体的基础：国君、政府，已不复存在，李文彩、李福忠、袁大魁等人，只能算是一个消失政权的余波，而不能成为这个政权依然存在的依据。

太平天国覆灭的标志，只能是世袭的中断，和中枢的毁灭，这一天理应是1864年10月25日——就在这一天，幼天王洪天贵福落到清军手中，而在此前十多天，以洪仁玕、刘庆汉为首的太平天国流亡政府被摧毁，中枢首要大多被俘、被杀，此后大江南北虽然仍有数十万太平军将士继续战斗，但再也没有人试图建立一个成形的中枢政府，或扶植一个哪怕是冒牌的洪姓天王——甚至正牌洪家子侄洪全福，都抛弃了太平天国的年号，和洪氏家天下的君主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