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拉尔运河沟通的海洋:稳定是改革和反腐败的根本

 稳定是改革和反腐败的根本

　　现在中国的腐败已经成为了过街老鼠，改革体制反腐败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大多数人把政府的反腐不力和改革迟缓归结为现在的稳定，认为在稳定的情况下政府就没有了改革和反腐的动力，只有在危机的压力下才能够改革体制革除腐败，但是这样的逻辑是有问题的。
　　我们的舆论说是利益集团和既得利益者阻碍改革，这样的说法的逻辑也是有待论证的，因为现有制度阻碍了利益集团利益的膨胀和继续取得利益，他们要求变革的动力是更大的，历史上中国坚持法规原则不可以轻易变更的基本是这样的观点，而且在西方为了保持制度的一贯性也是对于变化非常谨慎的，因为驱动变化最大的动力来自于实际控制舆论的各种利益，真正的老百姓是弱势群体反而是没有话语权的，一个政府的制度没有延续性的稳定，朝令夕改怎么取信于社会？而政府的改革必然有得利的一方和受损的一方，现在都是在讨论必须要改革，而改革给谁带来利益却变成了次要的问题，这是非常不正常的事情，我们是不得不考虑一下改革是不是会发展成为让既得利益合法化的问题，现在笔者观察所谓的改革派大量的夹带了私利，大量的存在让既得利益合法化的趋势，希望通过所谓的改革让他们原来非法得到的利益变成合法利益，现在把非法利益合法化的需求是最大的需求，既然大家承认存在大量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当然就有巨大的非法利益合法化的需求，而中国的利益集团话语权大还是普通老百姓话语权大？如果我们的话语权已经被利益集团所占据，同时话语当中又充斥着要改革的声音，那么这样的改革为谁所改，就要仔细思考了。
　　要彻底的保障民生治理腐败，只有稳定才有治理腐败的空间，如果不稳定政权自顾不暇，更没有能力反腐败了。此时的腐败分子会更加穷凶极恶，哪一次国家战乱或者动乱的时候是腐败分子洗手不干的时候？所有的战乱时刻都是腐败分子变本加厉的盘剥的时刻，原来还有底线，真的乱起来就没有底线了，屠杀的事情都可能发生，想一下中国战乱的那年代是怎样的？可以问一下从解放前过来的老人，历史的进程还不太远！真的混乱了以后，到那时老百姓所想的就是怎样的生存问题了，根本关心不到什么腐败问题，谁能够给你饭吃谁伟大，他的贪腐都是次要的，甭管他多么残暴掠夺杀戮生灵，都会被叫做人民的大救星的，都会被老百姓美化成为圣人的，这样的事情历史上不是没有发生过。现在说依靠混乱可以治理腐败的，是想借着混乱进行浑水摸鱼的人和借乱夺取权力的人，这些人要是在混乱当中得了势，肯定是比原来更加的腐败更加的鱼肉百姓，解决腐败和权力的滥用是依靠暴力达不到的，即使是朱元璋当年的剥皮萱草，也没有管住吏治的腐败，从来是依靠暴力得到的将是更加暴力的东西，外国不会给中国人民当雷锋来的，是来中国渔利和奴役中国人的。外族奴役和本民族奴役是有根本差别的，外族是没有底线的，历史上的屠杀大多是外族干的，本民族的做法除非遇到生存问题不会有种族灭绝式的屠杀！所以想要依靠外国当雷锋来解决本国腐败问题，是放进恶狼来解决屋内的老鼠问题。
　　外国总忽悠国人说稳定时统治者没有改革和反腐的动力，但事实是相反的，在稳定的时候，最高领导的选择一定是加强权力，加强权力最好的手段就是借改革和反腐打击阻碍权力的对象。而在不稳定的时候则必须妥协给各路实力派求得平衡维护自己的统治，中国当前中央下不了狠手的背后就是不稳定，需要地方维稳。想当年的毛时代能够管住腐败的关键，就是毛的绝对权威，在历史上也是如此，在宽仁的明朝仁宣时代，反而是比严苛的太祖时代要腐败好一些了，因为这个时候政治稳定了，大家相信政府了，缙绅力量发展有效的遏制了腐败，这里国家、政府和缙绅的公信力是关键环节。所以当今中国的高层要是有毛时代那样的绝对威信，老百姓所能够接触到的普通官吏腐败就会和毛时代一样极大的收敛。
　　西方说民主能够防止腐败，但是西方的民主是防止了政府的腐败但是西方真正控制国家的是金融资本，金融资本的腐败根本没有防止，西方甚至把金融资本的腐败变成了合法，从理论上就革除了反腐败的可能，例如：在08年金融危机当中令人震惊的是，在AIG获得政府注资850亿美元及贷款378亿美元之后，其高层仍动用44万美元到加州度假、动用8.6万美元到英国狩猎。这样的穷奢极欲的花费纳税人的钱，花费企业的救命钱，难道不是腐败到了极点？但是他们合法！华尔街的操盘手是比政府官员更有权力的群体，所以美国要有占领华尔街运动，其背后与我们不能合法解决问题的上访者是一样的，对于西方金融资本的腐败是没有渠道解决的，但是上访者还有一个希望是遇到青天大人，但是对于美国金融资本的腐败在他们的所谓的产权神圣面前，可能的青天又在哪里？
　　在一个国家和社会稳定的情况下，这个国家、民族和社会就会产生抵制腐败的贵族力量，因为只有维护这个国家、社会和民族的繁荣强盛，才是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的，中国古代的皇帝和缙绅统治集团都知道国家的稳定和反腐败是他们的根本利益，也就是水能够载舟也能够覆舟的道理他们都懂得的，对此西方的金融寡头们也是知道的，所以他们也重视本国的民生福利要搞一下慈善，君主贵族或者是金融寡头他们才是遏制腐败的根本力量，只有更大的权力才能限制腐败的权力，而更大的权力从来都是得到利益是合法的，因为他们是统治者。所谓的精英们是无国界的，哪个国家好就要移民或者投靠到哪个国家的，会蜕变成为带路党的，想一下春秋战国时代秦国为什么那么多的客卿而六国却那么多的秦国细作就知道了；所谓的底层草根虽然异常痛恨腐败，但是一旦让他们掌握了权力，他们为了自身和家族的经济利益会更加的腐败！他们是浑水摸鱼者。
　　在国家和社会的混乱状态下，绝对是腐败横行没有清廉政治，在动乱下腐败已经成为了小节问题了，最后就是成王败寇的粉饰而已，胜利者已经不需要任何腐败而是理直气壮的合法掠夺！胜利者只要给活下来的老百姓一口饭吃他就是大救星就是圣君！所以不要说革命者没有腐败，而是革命胜利者早已经掠夺的盆满钵溢不需要腐败了！对于老百姓的选择实际上就是被腐败一下好还是被彻底掠夺一下好的问题，历史上每一次所谓的腐败让老百姓没有活路的改朝换代的结果，就是把三分之二以上的老百姓杀死！
　　这个社会你能够看到腐败成为主要矛盾，说明这个社会还有你通过制度体系翻身的希望，因为真正的统治者是掠夺、剥削你完全合法的，甚至被宗教神化的，他们没有腐败的需要，就如改朝换代前的土地兼并、华尔街的金融掠夺等都合法一样，腐败真正威胁的是统治者合法占有你财富的利益。西方说他们的好制度是资产阶级通过与贵族的联姻和资金的赎买逐步取得地位最终进行革命建立民主社会，我们换个角度看就是贵族的腐败丛生让资产阶级建立了民主社会，现在的腐败似乎就是资产阶级建立民主社会的过程！所谓民主社会就是钱决定替代权决定。钱决定的边际效用越来越小，钱多到一定程度就是数字游戏了；权决定的边际效用越来越大，可以变成你的生命、残酷的凌迟、全家人的生命等。因此是绝对不同的，在钱决定的社会特别恶性的事情是难以发生的。所以老百姓能够生存在钱决定的社会里面已经幸福很多了，能够花钱买路就很好了，如果没有金钱面前人人平等，那么对于紧缺物资的分配必定是权力面前人人平等，谁权大谁合法的占有！能够通过腐败以钱换取原来拿钱也得不到的特权利益，已经是社会进步了，西方社会就是一个全面化的拿钱换取特权的社会，并且把拿钱换取特权合法化。当权贵们也要拿钱来换取利益的时候，他们的特权利益是被瓦解的，他们是最痛恨这样的必须拿钱换取利益的“腐败”。很多人所谓的仇富，但是却无时无刻不盼望自己成为富豪；很多人憎恨腐败，但是他们要当官却会更加腐败。自己由衷憎恨的事情，自己是绝对不会做的，所以这不是憎恨，而是嫉妒啊！是红眼病啊！以这样的嫉妒心态的社会失去了稳定，那不是一个天下大乱还能有什么？很多人怀念当初的日子，说那个时候没有腐败云云，但不要忘记那个时候的特供的合法根本不要钱，那个时候的几千万工人就是统治阶级但现在变成的公务员有特权他们下岗了，这实际上是他们权力的流逝而不是腐败问题。
　　综上所述，在中国必须深刻认识到稳定的关键意义，认清颠覆中国稳定格局的阴谋，哪怕是有再动听的外衣，结果都是老百姓的灾难，动荡不但根治不了腐败，还要带来毁灭性的结果。稳定才能够改革和反腐败，外部社会可以不稳定，内部权力绝对是稳定的！这里大国与小国是不同的，很多世界上小国的改革是在外部大国的扶持和权威的帮助下完成的，而且外部对于这些小国没有渔利的动机反而是要扶持它来限制其他大国，就如当年列强扶持日本来限制东方的中国和俄国两个可能成为超级大国的国家。而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中国乱起来谁能够扶得起？谁会当雷锋来扶持你的国家和拯救你的国民？更何况对于这样的大国内乱资源释放，外国是要渔利的！所以中国要改革和反腐败，内部的稳定就至关重要，历史经验也是如此，就如秦国的变法，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等，而后来的朝代改革一般在50年的二世祖三世祖的统治时期，例如康熙的废除积弊，此时都是皇权最稳定的时期，商鞅没有绝对权威的秦孝公，变法就是悲剧，楚国是楚悼王死太早了，失去的绝对的权威，可怜的吴起啊！稳定才是反腐败和改革的根本，没有稳定就不会有改革和反腐败的成功！现在高举改革和反腐败故意破坏中国的政治稳定的人群，甚至是未来的改革和反腐败时要被反腐败的腐败分子和改革剥夺非法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借着所谓的改革和反腐败搞乱政权和社会，让真正的改革和反腐败进行不下去，反而保护了他们的非法利益，在改革和反腐败到了关键时刻，这些腐败分子和既得利益者必定会以破坏稳定的方式阻止历史的进程，他们还会与外国势力相勾结，没有稳定的改革和反腐败必定是要失败的。所以稳定是反腐败和改革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