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小的海湾:被放逐的书法文化精神

        什么是书法？当代有没有书法？显然追问这些问题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在“书法”的名义下，已经形成了一个以世俗利益为基础的“江湖”，以及一个个混世者占据的“山头”，稍不留神就会陷入无聊的口水仗。但是出于对艺术的真诚和良知，又不能不对此说点什么。对于热爱艺术的人们来说，一切对于艺术的亵渎和利用都是一种不能承受之痛。

　　我最想说的是，也许当代所谓的“书法”不应该被称为书法，而应该被叫做另外something。书法是人之灵气和精神气质的笔墨迹化，是一脉书香和千载文心的载体和自然体现。水墨之间流淌的，是一个个活泼泼的灵魂。人与文，文与书(法)，同气连枝，浑然无间。中国书法的历史更多是一部精神史，而不是技法的积累与总结。书法的传统是内美的传统，不是外在的形象学意义上的传统；书法的传统更多是一种精神，是形而上的而不是形而下的。惜乎当代人本末倒置，在夸大和炫耀技术的同时，有意或者无意地放逐了中国书法的艺术精神，显示了艺术感觉的退化和艺术趣味的“畸形”。所谓“书法”，在某种意义上沦为了一个名义、一种工具和一个荒谬的由头。作为中国雅文化核心的书法，被严重世俗化甚至妖魔化，令人痛心不已。

　　因此对于有志探讨书法艺术真谛的同道来说，当务之急或许不是匆忙加入某一门某一派，成为狭隘的吹鼓手和攀附山大王而食的帮闲，而是认真思考中国书法之所以成为东方最迷人艺术之一的原质是什么，对书法进行一次彻底的本体“还原”，从而拨开层层迷雾，挣脱重重枷锁，还其性灵之真。
　
　　也许首先应该从对书法史的检讨开始。在文学研究中，有学者提出“重写文学史”，可谓创见。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写书法史很容易有拾人牙慧，巧为模仿的嫌疑。嫌疑归嫌疑，也只能是嫌疑，因为坊间流行的书法史著作——尤其现当代书法史——如果细加斟酌，可商榷处甚多。迎面而来的便是开篇提出的问题：什么是书法？哪些人才算书法家？书法的正史之外是否有遗珠之憾？流行的书法史大多是驳杂不清的，其中混杂着文字史、文物史，很多其实与书法无关。在主流的书法史之外应该还有一部书法史。之所以将这些问题提出来，是因为当下书坛的很多怪现象与此有关。至于当代书法史的书写，不能将任何打着书法旗号出现的现象都收入其中，这等于是不加批判地承认其合理性。“存在即是合理”，放到这个语境中是很荒谬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些媒体在当代书法史的混乱书写中扮演了“艺术之敌”同谋的角色。中国目前缺少有责任感和专业素质的艺术媒体，缺乏精审的眼光和批判精神，只要红包的分量够重又不有悖主流的游戏规则，往往不负责任进行炒作和宣扬，使许多打着书法旗号进行的“show”俨然具有了合理性。许多莫名其妙的“热点”正是这样炮制出炉的。可怕的是，这些荒唐表演被某些学院派学者统统收入“当代书法史”，谬种流传，自此始矣。

　　以近些年时髦的书风为例。这种时髦书风所依据的范本，号称重其稚拙、野趣、天真烂漫，乍看似乎不无道理，其实稍有常识的人就知道，这些并非当时书刻者有意识的美感追求，而多半是由于书手缺乏学养，物质条件简陋造成的，所以往往乏善可陈。而当代有些书家硬是从中看出了“美”，大加模仿，仿佛发现了什么宝贝，未免让人掩口胡卢而笑。古人的幼稚绝不能等同于艺术的天趣，而当代某些书家的猎奇癖和无知以及哗众取宠的功利意识使他们全然不顾艺术的常识，以“创新”的名义创造出了一个怪胎。居然还博得一片喝采声，应者云集。与其说是可笑还不如说是可怕。时尚怪书出现的意义更多不是美学上的，而是让人“耳目一新”。其固然有一定的还原意义，可惜矫枉过正，新与好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正如生活在摩登时代的成年人穿起古代的开裆裤招摇过市，不以为羞反以为美，岂不怪哉！

　　更荒唐的还在后边。行为书法出来了，天书出来了，新英文书法出来了，好不热闹。虽然是搞怪，让你笑不起来。当金发碧眼的老外们聚精会神地临摹闭门而造的“英文书法”时，他们不知道教书者在窃笑他们的愚。在西方完全不同于中国文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们，如何能理解积淀了中国人的灵性与千载文心，作为中国艺术的明珠的书法的真正内涵？始作俑者也不理解，而且也未曾想过理解，只是借用了一个名义，来展示其游戏智慧，在“媚洋”和“愚洋”的同时名利双收。

　　西方后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的冲击是“乘虚而入”，由于特殊的政治气候影响，现当代中国艺术曾经陷入上不接天，下不着地，青黄不接的尴尬境地，几乎一片空白。开放的闸门轰然打开，滚滚西潮将人们带入一种既兴奋又慌张的无所适从，眼花缭乱的境地。中国人自足的审美经验受到了挑战。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今天。尽管有学者在反思，但反思的力度依旧不能一挽颓局。颠覆一度成了一条捷径，一种癖好。问题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和艺术传统真的有那么多东西需要被推倒重来吗？当一种文化、制度或者艺术到了非被颠覆不可的时候，说明其存在的根基出现了严重问题，可是反观中国传统书法，似乎并没有如此致命的缺陷。既然如此，那么颠覆的意义何在呢？这种颠覆癖反映了当代中国艺术思想的混乱、盲目和不自信。中国曾经有过一套自足得近乎美轮美奂的艺术理念。令人遗憾的是，当代的艺术家未能或者是没有能力领会传统精神。但是他们又觉得自己既然以艺术家自居，总应该做点什么不寻常的事情，追求不凡便成了艺术创造的最大动力和追求。于是灵性引退而智力出场了。艺术家将过多的精力放到了吸引人的眼球上。他们频频盗版西方后现代的理念，问题是他们既未能全面地理解传统，也未能理解后现代的真义，而是过分张扬和放大了其中脏、乱、差的一面，以博取轰动效应。而且，中国也缺少有穿透力眼光的批评家和艺术受众。于是一种不自觉的合谋便将艺术这个词进行了全面亵渎。有人为文学写悼词，有人为艺术敲丧钟，也就不奇怪了。

　　同样，当代人穿起仿古装拍拍照片拍拍电视剧自然无可厚非，但穿上仿古装就说自己得了古人的神髓可就无法服人了。当代许多书家坚持走传统的路子，雷池不越，领袖常黑，古人用羊毫我也用羊毫，古人写短札我也写短札，醉心古典，摩形入微，以为得矣。得是得了，得形而已，雅气，才情，通透洒脱超拔高迈的风神却没得到，也没有触及到书法精神的真谛。古人意不在书，书法反倒美轮美奂，苏轼所谓“无意于书乃佳”。最好的艺术永远是流淌出来的，而不是想出来或者设计出来的，是“神来之笔”，可遇而不可求。启功先生说“唐人的诗是淌出来的，宋人的诗是想出来的，清人的诗是嚷出来的”，一“淌”与一“想”与一“嚷”，境界自是不同。于书法亦然。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文稿》、东坡《黄州寒食诗帖》就是很好的例子。世人所熟知的多是形象学意义上的《兰亭序》，而对于生命美学意义上的《兰亭序》则少有关注。假如没有对生命的深刻思索与体察，没有浑莽的宇宙意识，没有高情逸韵，就不会有这样千古流芳的神品存在。王羲之下笔之际，断然不会想到浓淡干湿的对比或者章法合乎规范之类；颜真卿恐怕当时只是沉浸在痛失爱侄的巨大悲痛中不可自拔，一腔爱国情，一种忠义气，奔来笔端。其间涂抹也是自然而然，假如他知道后人以模仿他的涂抹为能事，不知作何感想；东坡更不可能准备把作品寄到京城评奖。正因为书家是才子，有一种深情和真情，胸中有道义，所以下笔自成高格，不待修饰。苏轼说“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黄庭坚和东坡开玩笑，说他的字丑陋如“石压蛤蟆”，而东坡知道他扁扁的字迹，和东晋王逸少的文采惊龙，表达的其实是一样的风神和气韵，都有挡不住的才情。“书以神采为上，形质次之”。毛泽东的书法如果按照时下流行的标准来套，恐怕不合规矩的地方太多，但这不妨碍他成为后无来者的大家，单就其磅礴大气和洒落不羁来说，当代很少有人能望其项背。

　　当“书法家”和“大师”们在正锋偏锋墨色变化点划精到间显示自己的功力和见识时，却不知道与书法的精神渐行渐远。从这个角度来打量当代书坛的种种现象，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代的“书法家”们与其说是在创作书法，倒不如说是“设计”书法，花样翻新，名堂百出——也是丑态百出。当代人也许需要的更多的是刺激，而不是艺术。迎合这种畸趣做出来的当然也不是艺术。一件作品即使再刺耳刺目，如果它不能让你实现对庸俗生活感的超脱，达到激动忘我的状态，不能触动人心灵中最柔软的部分，那它不是艺术。当一种艺术要靠智力的介入来维持的时候，未免是一种悲哀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是反智性的。智性与才性，向来是鱼肉熊掌不可得兼。太聪明的人往往不能向内进行深深的挖掘，因为太灵活而缺少某种定力，而这些都是艺术的不可或缺之质。上帝或许本来就没打算让人完美。后主李煜可谓千古第一伤心人，词写得入骨入髓，令人断肠，不忍卒读，可在权力斗争的历史上，他的名字被列入无能之君；同样具有艺术气质的另一位皇帝宋徽宗赵佶，风流高才，大好河山拱手让人，困死在膻腥的五国城。艺术家都是天生的“傻子”，或狷或狂或疯或癫，不入流俗，聪明的或识抬举的似乎没有几个，所以大艺术家虽则赢得身后盛名，生前却十之八九是流俗打击迫害的对象。不必我一一举例，且去翻翻艺术史。这种疯癫不是做出来的，而是天生的气质和秉性。当代之所以缺少大艺术家和真艺术家，原因之一就是这些人太聪明了，聪明反被聪明误。在他们将心理能量放到对虚名浮利的追求上时，在他们身后，艺术之神悄悄关闭了大门。

　　对真正的艺术家来说，艺术是他们的生命形式，是不为就不得活的事业，而不仅仅是一个饭碗或者博取功名利禄的工具。古代书家多以书法为“余事”，每入佳境。因其学养厚品位正心胸雅，所以出手便成高格。观朱子和王阳明的书法就能有所体会。书法之难，工夫倒在其次，难在天分、悟性、胸次、修养。工夫人人可到，但最终能得书之妙道的确是代有寥寥，正是因此。经常听到“某某人靠画画(或者写字)吃饭”，不免感到悲哀。艺术家不能不吃饭，但当艺术家靠艺术来吃饭的时候，很难想像他能创作出最高境界的艺术来。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艺术上的杰作产生于艺术家成名之前。也许正是因为有太多职业的书家、画家、作家，艺术才被扭曲得惨不忍睹。职业与专业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非职业的艺术家也许更能专业。所谓“职业化”，首先意味着以某种艺术为生计，生存是第一位的，这样为生计而牺牲艺术便不奇怪了。

　　对于那些想成名想疯了的以致不择手段甚至出卖人格的巴结权威的“书法家”们来说，永远不可能达到艺术的极致。因为真正的艺术是人类最美好的质性的结晶，灵魂性情都没有了，人格都放弃了，个性都不要了，独立精神都不坚持了，理想的旗帜倒下了，艺术的根脉也就断了。可怕的是，正是这些人，靠投机获得了艺术的话语权，以“权威”的姿态招摇撞骗，将艺坛变成了艺术的祭坛。在“众人皆说鹿为马”的喧哗聒噪之下，许多有很好艺术判断力的人也对自己的直觉打起了问号。

　　真正的艺术都是比烟花还寂寞的。艺术是一种不事张扬的事业，是个人对宇宙人生私密经验的自然迹化，是一种“衣锦夜行”的愉悦。可是书坛似乎太热闹了，热闹得就像一场场闹剧，热闹得极不正常，热闹得让人无奈，让人心慌。你方唱罢我登台，城头变换大王旗，都是做秀的高手。古代从来没有哪一个时代像当代这样花样百出，这种热闹的表象背后是一个苍白的事实：书法精神的缺席。如果一种艺术要靠玩弄花样来发展，不由人不怀疑其作为艺术的合理性。而且当一种艺术那么轻易便能掀起一股潮流，我以为这种艺术不过成了一种名义。成了一种game，一种虚构的狂欢。

　　耐人寻味的是，这些所谓“流派”无一例外地高举着“创新”、“发展”、“超越”的大旗，问题是不管创新、发展还是超越，都应该有一个针对的客体——超越什么？而实际上这个客体是虚设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理解中国书法精神的核心和实质。甚至连这个虚设的客体都不需要，他们只需要超越，为超越而超越，因为这是一个时髦的名词，足以吸引众人的眼——包括外国人。当代有些艺术家的智商之高令人咂舌，他们巧妙地恬不知耻地借用了艺术的名义而绕过了艺术的本体。他们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并不具备基本的艺术素质，但他们知道如何织造噱头和热点，知道如何去吊西方人的胃口。西方人之所以被蒙蔽，是因为他们对东方文化艺术的向往和不了解，根本不知道东方艺术的真谛何在。媚洋也是愚洋。艺术在他们那里就是拿来利用的，拿来赚取美元和人民币的。古人敬畏书法作为艺术的神性，当代的书法家则为名利而不惜扭曲书法。欺世盗名的现象很普遍，当理论家们在为“失语”而苦恼时，艺术家(或许称为“游戏家”更合适)却在边数钞票边发笑：又被我们耍了，一群傻X。他们高喊“我爱美元”，我们为他们的勇气和叛逆鼓掌；而给这些“艺术家”们准备的只有臭鸡蛋，因为他们在高喊“我爱艺术”。他们是一群没有立场和底线的人，是混子和投机者。书法界乌烟瘴气，账自然应该记到他们头上。

　　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超越，而是认真检点与中国优秀的书法精神相比，当代的书法缺少了什么。无疑，补文化之钙，为日益“贫血”的书法增加营养成为当务之急。当代书法所多的是虚张声势、哗众取宠、委琐小气、匠气经营，少的是灵气往来，风韵高标。扬短避长，扬张扬怪诞之短，避温雅中和，空灵秀逸之长。当代有几幅作品以其灵气往来、高迈超拔、书香扑面而让人眼前一亮，拍案称绝？倒是让人眼前发黑的作品不在少数。又有几位书家天资特秀，脱略烟尘，饱学高韵，可为师范？书之流美者，人也，人无内美，何能外彰？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书法艺术的理解有失简单，认为书法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是最“容易”的，不过是在“写字”上下功夫，只要经年累月，墨色笔冢，自然成家。实际上，中国书法是一种很深厚的艺术，表面看来，有笔墨有纸便可以“操作”，水墨落到纸上，便自然形成一种形象，人人都“会”写几下。这样写出来的充其量是有传达信息作用的字，真正的书法是才、识、胆、力的集中体现，正如我们所能看到的往往不过是冰山之一角，最有分量的部分在水面以下。如果将这一角就当作冰山，未免瞎子摸象，失于浅陋。书法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修出来的。天分高、灵性足、学养厚、志虑纯者，下笔便有高格，稍加技法上的练习就能有大气象，纵写横写，无不如意；而猥琐之辈，学识浅薄者，即便日课万字，也很难写到一定境界。古代的书法家，很少不同时又是文章家、诗人或者通晓音律。职业化的书法家是不可思议的。真正的艺术家总是有着丰富的心理能量需要宣泄，他们苦苦追寻的只不过是一种最恰合的形式。音乐也好，水墨也罢，只不过是艺术本体的载体。所以这些艺术样式表现各异，本质则一。对于书法家来说，最重要的倒不是水墨技法，而是是否有一个丰沛的心灵。少了这个，不论如何狂怪怒张，惊世骇俗，充其量是一个干巴巴的躯壳和花架子，绝不是艺术。对技法的过度强调从某种意义上说体现了一种文化无知和自卑。很明显，当代人眼光出了问题。书法之妙，自然不能人人皆可言说。如果没有与千年文心的对接与共鸣，仅凭多少年工夫便欲说三道四，岂不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