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简要行政地图:书法艺术的真谛是抽象美--佚名

　　书学和艺术美学的重要分支。是建立在书学和美学的基础上，探讨对书法艺术中的美和审美问题的一门新兴学科。我国的书法美学遗产是十分丰富的。东汉崔瑷的《草书势》提出“方不中矩，圆不到规”、“志在飞移”、“将奔未驰”和“一画不可移”与“临时从宜”等主张；赵壹的《非常书》的“书之好丑，在心在手”，强调了书法家的天赋气质对艺术创作的决定性作用；蔡邕的《笔论》、《九势》则论述了书法家的艺术精神和书法的形式美的特征等，可看成是中国古典书法美学的发端。一直发展到清代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和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的书法美学思想，刘熙载的《艺概》中提出的“写字者，写志也”、“书当造乎自然”等，则是中国古典书法的终结。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书法理论著作如汗牛充栋，难以胜数，是我国研究书法美学的重要思想资料。书法研究如何按照美的规律从事书法美的创造以及主体、客体、本体、受体之间的关系和交互作用为基本任务，其具体内容是：书法艺术的审美本质和审美特征；书法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与其他艺术的关系；构成书法艺术形象的形式美法则；书法艺术的审美价值和功能；中国书法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和书法观念、流派、风格的兴替嬗变过程；书法创作规律和应具有的美学品格；书法的审美价值和功能；中国书法艺术的国际影响；鉴赏书法艺术的心理机制、过程、特点、意义和方法等。
　　书法力度来源于用笔。笔力的表达是书法艺术赖以生存的基本特征之一，在笔墨运用中产生书法艺术的骨气与神韵，即“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式自生耳”（李世民《论书》）。它是构成中国书法形式美的重要组成部分。河西简牍的隶书、草书的用笔特点是方圆结合、诸锋交替，既使用方笔，也用圆笔，两者巧妙地结合，相互为用。既用中锋，也用侧锋与逆锋，诸锋交替使用，各显其长。从而使河西简牍的书风时而率意洒脱，自然流畅；时而粗犷泼辣，野趣横生；时而雄健豪放、浑厚苍劲，形成百态千姿，各显其妙的生动格局。居延汉简的逆入平出，藏锋收笔，使一点一画均内含筋骨，力在其中。简书中有的竖画，畅泻而下，收笔处重墨粗画，宛如长矛大戟，挺然大树，表现出了雄浑的笔势和强健的笔力美。
　　书法艺术是线条艺术。在远古时代第一个用线条创作文字图形、表达文字意思的人就是我国的第一位书法家。如果没有第一位的创造，也就没有汉字，没有传统的中华书法艺术。随着时间的推移，终及篆、隶、楷、草、行五种主要书体的毕至纷呈。汉代是隶书、草书盛行的时代，隶书与草书是更能高度自由抒发情感、表现书法家个性的线条艺术。汉字由各种不同的线条组成，这无数的线条可以千变万化，如方与圆、曲与直、长与短、粗与细、浓与淡、轻与重、缓与速、疏与密、虚与实、斜与正、巧与拙等。在书法家笔下，这些线条有的重如崩石，有的轻如飞花，有的刚如凿铁，有的捷如闪电，有的柔如嫩芽，千姿百态，各显其妙。河西简牍书艺在用笔、结体、章法上的各种变化，归根结蒂是线条形态与组合的变化，由用笔、结体、章法的变化形成了河西简牍书艺的特征，所以说线条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精髓。书法家以自己的作品来反映自然与社会。使书法艺术美与天地山川美、衣冠人物的社会美联系起来的纽带是线条。在书法艺术中，书法家丰富的情感也是通过线条实现的，书法家笔下千变万化的线条是书法家内心世界的表露。中国书法通过变化无穷的线条，把中国近万年的书法史，描绘得有声有色。
　　书法艺术是心灵的艺术。西汉末年的大文学家、大哲学家扬雄在《问神》一文中指出：“书，心画也。”东汉书法与书法理论家蔡邕更具体地说：“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蔡邕《笔论》）这是扬雄“书为心画”命题的进一步发挥。就是说书法应首先舒展人的心境，再恣意发挥情感，然后落笔任意挥洒，用线条的形式表现自我的心境。书法艺术的线条实际上是书法艺术家心灵颤动的轨迹，是“心”在书法艺术创作过程中发生作用的结果。中国古典艺术哲学强调艺术表现情感和对人的感化作用，中国书法艺术的创造者充分运用着这一方法，在实践中把自己内心积蓄的情感通过书法线条表达出来。书法作品的欣赏者又以自己的种种情感去体味书法家自由表达出来的心境、情感。通过书法线条达到心灵的交流，从而将书法艺术创作者、书法作品与欣赏者联系起来。李泽厚先生在这方面作了很好的阐述，他说：“书法一方面表达的是书写者的‘喜怒窘穷，忧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引韩愈语），它从而可以是创作者意识和无意识的内心秩序的全部展露；书法艺术所表现所传达的正是这种人与自然，情绪与感受，内在心理秩序与外在宇宙（包括社会）秩序结构直接相碰撞、相斗争、相调节、相协奏的伟大生命之歌。”（李泽厚《略论书法》）我们用书法艺术是心灵的艺术这一书法美学思想来考察河西简牍书法，不难发现施展在甘肃河西简上精妙的隶书与草书，都是自由抒发情感的佳作，字里行间流露出汉简书写者——驻守于边疆，在艰苦的环境中奋争的广大下级吏卒的品格与个性。汉简书法无处不散发着那个辉煌时代的气息，所以它有着巨大的感染力。
　　书法艺术的真谛是抽象美。表现为静态，展开于空间，流动于时间的书法线条，为什么能抒发情感，造化心灵？其原因就在于书法线条是直观的、形象的，更是抽象的。书法艺术从一诞生起就应用了“抽象”这一艺术的手法。书法艺术对自然和社会的反映是抽象的反映，就是说它不只是具体事物的具体写照，而是通过事物的具体形态，经过提炼，展示事物的本质，即是所谓“囊括万殊，裁成一相”。在书法家梅湘涵笔下，客观世界的“万殊”都净化为“一相”，即净化在抽象的书法线条及其组合之中，净化在书法作品之中，以此牵动欣赏者的思绪、情感，使之获得隽永的美的享受，这就是书法艺术美的特殊性。书法艺术所揭示的事物的本质是同人的自由本质相联系的。这种本质即可以通过对外在事物的形象的模拟再现而显示出来，也可以通过各种人的内在精神、情感相对应的具体可感的形式而表现出来。即“字以神为精魄，神若不和，则字无态度也；以心为筋骨，心若不坚，则字无劲健也；以副毛为皮肤，则若不圆，则字无温润也。……思与神会，同乎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矣”（李世民《指意》）。中国书法艺术的抽象美，在书体演变到了隶书、草书阶段体现得更为显著，河西简牍书艺巨大的感人力量即是明证。书法艺术的真谛 —— 抽象美的不断揭示，必将对人们进一步研究简牍书法，总结、继承、发扬其书艺的精华，推动书法史的研究发挥积极作用。（佚名）
延伸阅读

如何选择文房四宝？

    湘妃竹留青花蝶管紫毫笔，清，管长20.1cm，管径1.1cm，帽长9.8cm。清宫旧藏笔管湘妃竹制。管身雕饰留青折枝花卉，飞蝶轻舞于菊、梅之间，纹饰雅致精。笔管装紫毫，笔头为兰花头式，此为清代中期以前紫毫笔笔头的常见造型。北京故宫馆藏。

    兰台精英墨，长7.1cm，宽1.7cm，厚0.7cm 墨长方形。正面阴文填金楷书“兰薹精英”四字。背面阴文填金楷书“康熙乙亥”四字款，下阴文填蓝“织造臣曹寅监制”七字款。此墨质地坚实细腻，蓝彩内蕴，体现了清初墨品的质感及当时崇尚简洁而不事繁华的审美取向。北京故宫馆藏。

    御制淳化轩刻画宣纸，纵130cm，横65cm 纸为三层托裱而成。其中一层纸刻出龙的图案，再用两层宣纸将其夹托起来，迎光视之，夹层间的龙纹便透现出来。右下角钤“御制淳化轩刻画宣纸”朱文长方印一方。纸质地匀细，宜于书写。此纸不见记载，唯内务府制作，民间不见流传。北京故宫馆藏。

    砚端石制，紫色深沉，石质细腻。砚体厚重，作椭圆形，周边雕饰云龙戏珠，以石眼巧作圆珠。龙首下方凹作云池，池上有石柱眼。砚背面亦雕云龙缭绕，中央平滑处题铭：维彼灵根，神物聚所。龙德正中，君子是与。  署款“鹿原”。右题诗：  巗穴锺灵薮，苍壁鬼工剖。庖义作龙书，高阳志蝌蚪。君若丁其时，神奇无不有。展也席上珍，淡浓皆可久。壬子春三月，余甸书铭。此砚雕饰繁细华美。北京故宫馆藏。

    笔

    笔有“四德”即“尖、齐、圆、健”，下面逐一介绍：　

　　尖：指笔毫聚拢时，末端要尖瑞。笔尖则写字锋棱易出，较易传神。作家常以「秃笔」称自己的笔，但笔不尖则成秃笔，做书神彩顿失。选购新笔时，毫毛有胶聚合，很容易分辨。在检查旧笔时，先将笔润湿，毫毛聚拢，便可分辨尖秃。　　　
　　齐：指笔尖润开压平后，毫尖平齐。毫若齐则压平时长短相等，中无空隙，运笔时“万毫齐力”。因为需把笔完全润开，选购时就较无法检查这一点。　　
　　圆：指笔毫圆满如枣核之形，就是毫毛充足的意思。如毫毛充足则书写时笔力完足，反之则身瘦，缺乏笔力。笔锋圆满，运笔自能圆转如意。选购时，毫毛有胶聚拢，是不是圆满，仔细看看就知道了。
　　健：即笔腰弹力；将笔毫重压后提起，随即恢复原状。笔有弹力，则能运用自如；一般而言，兔毫、狼毫弹力较羊毫强，书亦坚挺峻拔。关于这点，润开后将笔重按再提起，锋直则健。　　　
　　四德指的是笔本身的功能，选笔时也要顾及临摹的碑帖。所谓“用某家所用的笔，又写他那一种字”也。要判断所使用的是那一种笔，直接看他的字迹是最好的方法：风格健劲的，选用健毫；姿媚丰腴的，选用柔毫；刚柔难分的，则选用兼毫。笔的特性亦影响写出来的书法，如此才能臻乎书法之妙境。　　
　　还有一点是字体大小方面，写大字用大笔，写小字用小笔。小笔写大字易损笔且不能使转自如，大笔写小字则杀鸡焉用牛刀了。

    墨

　　质细：选墨首重质地细致，则所谓制煤时所得煤灰粗细得中，无白灰夹杂其间，胶亦可均匀，两者完全融合，故质地精纯，上砚自然无声。这点只须磨了自然知晓，用看的并不能完全明白。　　
　　胶轻：指含胶不宜过重，过重则黏性多而滞笔，过轻又质地而无光彩。“凡煤一斤，古法用胶二斤。”此即为煤、胶的“黄金比”，所谓“对胶”。胶过轻或太重皆不好，但选择之法，须待书写后才能知道，如果墨虽浓而不黏稠，又容易施笔，就是好的了。也有另一种以轻重判别的方法，胶多则轻，胶含量适中的话就没有畸轻畸重的感觉。　　
　　质坚：指墨之质地坚硬，浸水不易化，李延珪墨的“能削木”就是如此。如果在制墨过程中胶与煤的比例论当，擣的次数也足以使之充分融合到不可分离的程度，质地自然细而坚硬了。　
　　墨色黑而亮：墨的黑是因为煤，过多就会黑而无光；亮则因为胶，过多则光而不黑，制墨之难，难于煤与胶之调配，所谓“对胶法”，两者名半，则乌黑有光泽，就像用了海伦仙度丝一样．．．至于黑不黑亮不亮，就像看人头发发质好不好一样，只有用眼睛去看啦。　　　
　　墨味香而轻：墨以有恶臭的煤，易腐的动物胶为主要原料，所以需要加点香料，如龙麝等，一来可以散发宜人清香，二来可以防腐，但是含量也需适中，太多会降低煤与胶之成份，太少又不能达到功效，皆非善类也。

    纸

　　质地柔韧厚密：选择纸张的时候质地是最重要的，质地不佳的纸既容易损笔，又不易保存，古今名纸，莫不以品质见称，如澄心堂纸“密如玺”，玉板宣“柔韧、耐久”。纸质坚韧紧密是最好的，选择时以目测就可以知晓。　　　
　　色彩洁白：纸如果不白，就是原料不好、或水质欠佳，都算不上是好的纸。洁白无比的玉板宣便以檀木为原料，蜀牋则「以浣花潭水造纸」，都是实例。若是染色的，也要精纯洁白，才是本性佳之纸，但染色之纸不易传久，若希望作品百年后能放在故宫博物院，还是避免使用的好。洁白不洁白用眼睛看就能明白，这也不需要我多言吧。　
　　表面光涩适中：纸之表面有光滑和粗涩之分；光滑固易行笔，但若过滑而笔轻拂而过，便无笔力可言，若粗涩则与之相反，易得笔力，但过涩则难于施笔，易损笔锋，所谓“细而不涩”也。这个可凭视觉与触觉分辨，就不多谈了。　
　　吸墨适度：纸须能入墨，否则墨浮纸表，易于脱落，不能久存。一般而言，宣纸类吸墨较强，牋纸则反之。吸墨太强，若运笔稍慢，则点画俱成墨团。但若吸墨性太弱，墨不易入纸，亦非所宜。故择纸时要考虑到书体及个人运笔速度，要以墨汁能入纸但不成“团”为佳，选购时若店家允许，仅管用墨去试，一试便知。　
　　据碑帖择纸：临摹碑帖，若要求形似神肖，不仅要注意到笔，纸也是条件之一。择纸先辨其吸墨性，视真迹的入纸程度而定，入纸多则选用强吸墨纸，反之便选较弱者。若无法窥知入墨实况，如石板所印者，亦可就其风俗辨之，锋芒显露，神彩奕奕者，多用牋纸类；温润含蓄，风华内敛者，则可选用宣纸类。　　
　　依个性择纸：当然，个人的喜好也是该考虑的，否则若买回不爱用的纸，只怕用都不想用了。另运笔急者，宜选强吸墨纸，其墨方能入纸，行笔迟缓者，则可选弱吸墨纸，不然墨团跃然纸上，可不大妙啊。

    砚　　
   
    以石质为主：砚材固多，铜、玉、砖、瓦、陶、石皆是，另有多金者以玉为砚，堪称上品。但多金人少，其切合实用且兼具各种特别者当推石砚，而其他都不合用一些。　　　
　　润泽有光：砚石最贵润泽，端、歙俱以此着称，因若不润则墨中水分易被吸收，导致浓度太高，滞笔难运。端、歙石长年浸于溪中，故润泽有光，润泽与否可以目光辨之。　　　
　　肌理细腻：砚石纹理精细，则表面平滑，易于磨墨，磨出来的墨亦匀细可佳；这种砚不但发墨，且不损笔亳，端、歙二种砚皆为此中之最。若表面不平，上砚有声，墨必粗劣不匀，且损笔锋。这可以视觉、触觉、观查得知，并不难明白。　　　
　　质坚而差软：石质以坚硬为尚──废话，您能想象在一团棉花果冻上磨墨吗？──而石若过坚，扣之声响者亦较坚而差软，扣之声低者为差。故砚石宜润，润则无刚硬之性，即所谓“差软”，石坚而差软，乃有温润之性，故能发墨久不乏。选砚时扣之声高者质坚较劣，低而有韵者，石差软较优。

怎样收藏与投资文房四宝

    自古以来，中国的书画家们写诗作画离不开纸、墨、笔、砚，人们就把这四种文具称为“文房四宝”。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制作文房四宝的名手，他们制作的笔、墨、纸、砚品种十分丰富。其中最著名的是宣纸、徽墨、湖笔和端砚。
    宣纸是一种中外闻名的名贵纸张。由于这种纸的出产地在安徽的宣城附近，所以被人们称为“宣纸”。宣纸的生产已经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这种纸洁白、细密、均匀、柔软，最能表现出中国书法和绘画的特点。由于宣纸不容易破碎、变色，所以，很多中国古代的字画经过了几百年、上千年，仍然保存得完好无缺。
    中国历代书画家对用墨十分讲究。安徽徽州生产的徽墨就是中国最好的墨。徽墨从唐朝开始生产以来，到现在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由于制作徽墨的原料中加入了贵重的香料和中药，有的还加入了黄金，所以，这种墨不但色泽黑润，而且香气浓郁，保存几十年仍然可以使用。
    文房四宝中的笔是毛笔。毛笔的产生和使用，可以追溯到五六千年以前。在中国，最有名的毛笔要算浙江湖州生产的湖笔了。湖笔分羊毫笔、狼毫笔、紫毫笔几类，是选用最好的山羊毛（羊毫）、黄鼠狼毛（狼毫）和野兔毛（紫毫）制成的。制作湖笔要经过七十多道工序，是一件非常细致的工作。湖笔笔头尖锐圆润，笔毛长短一样，劲健有力，是文房中的珍品。
    砚是研墨的工具。自唐宋以来，端现、歙砚、澄泥砚和洮砚被称为四大名砚。其中著名的端砚产在广东的端州。端州出产的端石是制作端砚最好的材料，用这种石头制成的砚发墨快，不损坏毛笔，砚中的墨汁不容易干燥和结冰，所以端砚成了砚中的珍宝。
    纸、墨、笔、砚对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直到今天，人们都称它们为“文房四宝”。
    唐朝韩愈在《毛颖传》中称毛笔为“毛颖”，称墨为“绛人陈玄”，纸为“会褚先生”，砚为“弘农陶泓”，可见文人对于文房四宝的喜爱由来已久。而经过了历史的文化积淀，工艺讲究的笔、墨、纸、砚，已然成为投资商、收藏家难得的收藏品。

　　笔管生兴

　　唐秉钧在《文房肆考图说》卷三《笔说》中说：“汉制笔，雕以黄金，饰以和璧，缀以隋珠，文以翡翠。管非文犀，必以象牙，极为华丽矣。”笔管是毛笔收藏的重点，因为毛笔不易保存，笔毫易坏，所以毛笔的鉴赏更着眼于装饰意味浓厚的笔管上。故宫收藏的明代“龙凤管笔”便是经典代表。笔套均匀上有髹黑漆，然后用彩漆描绘。寥寥数笔，勾画出一派海阔天高的意境：在惊涛拍岸、山石耸立间，苍龙凌空飞舞，腾云戏珠，气势磅礴。
　　北京出现“李福寿”、“草帽崔”等制笔名家也是在笔管上大做文章。河北的崔子斌先生发明的“草帽崔”毛笔，便是在一只小楷笔杆上镌刻80多字的诗词歌赋，额外还能将“竹林七贤”、“鱼腹藏剑”等画绘于笔管。

　　冷门宣纸

　　宣纸收藏市场一直是一个冷门，历史上古旧宣纸的交易往往是可遇不可求。史料记载，清朝琉璃厂有少量古旧宣纸面市，但往往是闻名却终难寻得。就算是目前已经恢复生产的九龙云纹宣纸，也仅存万张，并且还是专供国内书画大师使用。
　　与一般意义上的收藏品不同，宣纸的收藏更体现在始终蕴涵着的使用价值上。这种使用价值，随着收藏时间与日俱增。因为上乘的宣纸在存放过程中，通过不断地吸附水分和干燥，品质会更加独特，润墨染色会收到神奇的效果。当然购买古旧宣纸者中也不乏为了书画作伪的人士。
　　目前市场上清朝以前的名宣已经基本绝迹，如清初的清水加重冷金纸、清代康熙年的高丽纸、乾隆花纹笺，以及清中期的“玉版宣”、清末“露皇宣”等也已成稀罕之物。这几年在拍卖会的预展上偶尔能见到的宣纸，也大都是晚清及民国年间的产品，其价格也每张万元以上。

　　名砚受宠

　　随着名砚的存世越发稀少，在国际艺术品市场备受推崇。1992年香港拍卖市场上出现一方17世纪出品后由国画大师张大千收藏的端砚，以38.5万港元落槌。2005年1月，北京翰海拍卖会上，估价为40万至60万元一方清康熙时期的“绿端石夔龙纹砚”，结果最后以176万元的价格成交。
　　鉴赏一方名砚，要把握好三个方面：第一是选材，第二是雕刻工艺，第三是造型品相。龙纹砚在业内备受藏家推崇，便得益于其突出的艺术价值。北京的故宫博物院里有一方康熙御制的“端溪双龙岩”便是集三大品质为一体的砚台珍品。砚石甄选质地细腻、硬度适中、发墨迅速、不伤笔毫的端砚作为材料，设计成椭圆形，双龙雕刻巧浮于砚面，上下飞舞间嬉戏两颗嵌缀的金珠，而备受藏家推崇。

　　墨依墨谱

　　文房四宝每一样都可以是绝佳的藏品，香气扑鼻，沁人肺腑的古墨自然不例外。梁启超、著名化学家张子高教授等是藏墨的名家。而名墨的拍价也不可小觑，如1994年佳士德春拍上，清胡开文制的“棉花图诗墨十六件”以51750美元拍出；1995年北京瀚海春拍上，“御题西湖十景诗彩墨”以55万元成交。
　　熟读墨谱是收藏名墨的捷径，也是对墨寻根问祖必做的功课，因为只有古墨才有收藏价值，普通墨即便品质再高也并没有太大的收藏价值。专记藏墨的书起于明末清初万寿祺的《墨表》。此书分为四卷，其中最为重要、经典的要数第2卷。在这里对每一块墨都从正、背、左、右、式五个方面将墨的各个侧面的铭文、花纹和整体式样记载下来。《墨表》之后，其他墨谱书籍也不少，如《雪堂墨品》、《百十二家墨录》、《砚山斋墨谱》等不下几十种。有的书还附有墨的拓片，这些书都是藏墨家为自己的产品作宣传和收藏家记载藏品的，值得今天藏墨家借鉴阅读，以提高眼力。

书法创作三境界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三境，是晚清大学者王国维《人间词话》之三句话。这里他引用古人词句，形象地道破了“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的三境界，也可以说是进入艺术创作的三部曲。书法艺术创作也与之相类。
书法创作之境界，亦可述之为三：

    寻寻觅觅，刻意求是

    书家在潜心研讨前贤艺术经验、广鉴博览之后，最关心、最苦恼的是寻求表达自己意象性情的书法语言。他想创作理想的书法作品，往往在各种风格的古代优秀书法作品的缝隙间寻求自己的出路，寻找表达自己性情的风格、技巧。以楷书创作为例，他想创作一幅表现庄严正大内容的作品，这时，颜真卿的《东方朔画像赞》、《颜氏家庙碑》等作品可能最早示现于他的脑际。接踵而至的可能是北齐《文殊般若经碑》、《吕望表》等作品。宋代苏东坡，元代耶律楚材，清代何子贞、钱南园、翁同龢等人的作品也自然会涌上他形象思维的屏幕。这些在雄健庄严大纛下面的各种书法艺术作品都在激发、启迪、鼓荡着他的书法灵感，诱发手中的笔向着雄强浑厚的风格去追求。这时所产生的作品，可能是以颜鲁公艺术风格为基点脱颖而出的全新的楷书作品。这样的作品，既不是颜，也不是颜体大拼盘，而是颜书流派的又一支。他想创作一幅清新秀丽、洒脱不羁的楷书作品，就可能会游刃于王羲之、王献之、智永、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裴守真诸大家的艺术风格之间。赵佶、李建中、张即之、赵孟頫等人的作品也会给他以有益的影响。待到他挥毫染翰之时，却可能不知晋唐，无论宋元了。

    在这一境界中，创作者一方面带着沉重的传统包袱，努力追求帖意、古意，追求笔笔有来历，笔笔不虚；另一方面不断将古法分析、综合、选择、捕捉，寻找自己的书法语汇，寻找笔势、气韵中的自我。这是痛苦而漫长的过程。许多书家在第一境中，应该说更多地在书法技巧上寻找自我。他们困惑、迷惘、朝思暮想，极力想走出自己的路子。他们时而悟得一星半点，信心百倍；时而百思不得其解，心灰意倦，茫然不知所措。这一境界的难处也正在于此。我国古代的大书家们大都是在这一境界中找到了出路。米芾“临字”、“集字”就是进入第一境界的典范。清代何子贞的颜体行楷书风格的形成也是在这一境界。近代书法艺术大师于右任先生“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一诗是他进入书法创作第一境界的艰苦情状的写照。他的极有个性的行楷书作品就是他的书法艺术创作进入第一境界的里程碑。

    冲破传统，不断否定自我

    传统的法度、程式既给了书家以美的范例，同时限制着书家个性之表达。明智的书家“全是古人，何处着我”（刘自椟先生传贺伯箴先生语）的慨叹便自然产生了。于是，寻找自我、完善自我，冲破古人窠臼的新过程、新境界便开始了。这是书法创作中最艰苦的境界。

    李骆公先生曾说：“做人不能过河拆桥，搞艺术一定要过河拆桥。”“过河拆桥”才能创造出全新的划时代的艺术作品。“过河拆桥”就是否定古人、冲破古人的过程。古代有创造性的书法大师无一不是“过河拆桥”的好手。王羲之的行书、草书摆脱了魏晋以来隶书、楷书的规矩，写得笔意流动、联绵，点线之间流露出逸气、静气，实际上是对前代书法的“过河拆桥”。王羲之是东晋的书法革新大师。宋代米芾经过“临字”、“集字”之后，极力“刷字”，他的《多景楼诗》等作品就是他冲破古人藩篱，寻找自我、完善自我的艺术成果。清代郑板桥的“六分半书”也是冲决传统理法，追求自我的产物。明末清初倪元璐、黄道周、傅青主、王觉斯、朱耷等大师们追求的也是自我书法意识的体现。应当承认他们找到了有别于古人的自我，而且努力完善它。

    也就是在这一境界中，书家不但要冲破、否定古人，也要不断否定自我，否定背着因袭重担的自我。于右任先生早年的书法有赵孟頫的笔意，也有郑板桥的笔势与字势，可以看出他在寻找自己的书法语言。此后，他又在魏碑中寻找出路，继续寻找自己的书法语言。直到《右任墨缘》一类作品出现，应当说，他找到了自己行书的语言，找到了博大、强劲、具有阳刚之美的自我。但他毕竟是一位不断进取的书法大师，他又在草书方面寻找自己的出路、自己的语言。在对古代大量草书作品进行以“准确”、“美丽”、“易识”、“易写”为标准的筛选之后，他首先找到了与古人相通的书法语言。接着他不断在草书笔势美、字势美、气韵美诸方面提炼、升华，终于在60岁前后形成自己独特的草书风格，被海内外书家誉为“旷代草圣”。

    历代书法大师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代书家的崛起，不但要敢于在继承传统之后努力冲破传统，也要勇于不断否定和冲破自我，在新的基础上，完善新的自我。为此，必须有王国维所点示的精神：“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情之所至，物我皆忘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张旭进入了书法创作的最佳境界，“天地万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正因为这样，他的书法才达到“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的最高境界。当其挥毫染翰之时，真正到了心忘手、手忘法，纯是天真自然的佳境。“书为心画”只有在这时才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怀素也曾进入这一境界，他“粉壁长廊数十间，兴来小豁胸中气。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驰毫骤墨列奔驷，满座失声看不及”。他进入忘我的角色了。“笔下唯看激电流，字成只畏盘龙走”。“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心手相师势转奇，诡形怪状翻合宜。人人欲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自叙帖》中并没说怀素真的喝醉了酒才能作书的，但他描绘了怀素寄兴笔墨时如醉如痴的情态，这是创作的最佳境界，是忘传统之法、忘自我的最佳创作境界。

    当你痴心于书法的时候，第三境界就在你的笔下孕育着。当你进入第三境界“情之所至，物我皆忘”的时候，你也许不理解自己在做什么，更不会意识到你已进入了艺术创作的最佳境界。书圣、书仙、书魔、书狂、书怪、书癫不就是这样产生的吗？正像孙行者经过九九八十一难终成正果之时，他还以为自己仍然是花果山的猴子。猴子成佛，艺术创作的道理大约也是这样。（钟明善）

延伸阅读

书法的风格和境界均受制于书法个性和品德

     书法，自东汉时期跨入自觉的艺术时代以后，便逐渐成为中国古代一门极为普及的、雅俗共赏的艺术形式。于是，关于书法的论著也日趋丰富。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有关各类艺术形式的论著中，书法论著是最为丰富的。在这众多的论著中，有关书法活动中心理现象和心理规律的论述也多有出现，涉及的问题也颇多，诸如书法创作的一般心态、想象与书法、动机与书法、灵感与书法、情绪与书法、个性与书法、品德与书法等方面，古人都有独到之思想。本文拟对这些思想给以总结，以期促进当代书法艺术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下面具体分析之：

    一、书法创作的一般心态。
    在古人看来，书法创作一般包括两种心态：一种是虚静态，另一种是炽情态。虚静创作是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居敬持志、人书相对的创作心态。东汉的蔡邕在《笔论》中最早提出：「夫书，先默坐静思，沈密神采，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东晋的王羲之在《题卫夫人〈笔阵图〉中也说：「夫欲书者，先干研墨，凝神静思……意在笔前，然后作字」。唐代的虞世南在《笔髓论》中也说：「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妙」。明代的宋曹在《书法约言》中亦说：「志专神应、心平手随」。这种剔除杂念、超越俗事的思想与刘勰《文心雕龙》中的「虚静观」是一致的，即「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沦五脏、澡志精神」。
    与此相对，炽情创作是情燃如炽、激情奔放、欲罢不能、一吐为快的创作心态。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写道：「昔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怀素在《自叙帖》中也说：「粉壁长廊数十间，兴来小豁胸中气。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苏轼在《送参寥师》中也说：「忧愁不平气，一寓笔所骋」。这是一种酒神式的浪漫主义的创作心态。此外，古人还提到一种「游戏创作心态」，既非虚静，也非炽情，而是一种随意的涂鸦式创作，其目的是「消日」，即打发时光。

    二、动机与书法创作。
    古人对动机在书法创作中的作用的认识是很早的。东汉的蔡邕在《笔论》中就说：「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东晋的王献之不作应酬之书，即使王公大臣求字也不例外，原因就是王献之认为应酬之作是迫于外在压力，而非内在动机，故不便发挥创作水平。宋代的苏轼亦说：「无意于佳乃佳」。对动机与书法创作的关系的最精彩概括是清代的周星莲和刘熙载的两段话。周星莲在《临池管见》中写道：「废纸败笔，随意挥洒、往往得心应手。一遇精纸佳笔，整襟危坐，公然作书，反不免思遏手蒙。所以然者，一则破空横行，孤行已意，不期工而自工也。一则刻意求工，局于成见，不期拙而自拙也」。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也说：「信笔固不可，太矜意亦不可。意为笔蒙则意阑，笔为意拘则笔死，要使我随笔性，笔随我势，两相得则两相融，而字之妙从此出矣」。前一段话认为，动机太强则创作效果反而差。后一段话认为，动机太强或太弱，均不利于创作水平的正常发挥，只有适中的动机强度，才能创作出最好的作品。这一思想与现代心理学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现代心理学就动机与解决问题的效率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动机太弱，人的潜能不能充分调动和发挥，解决问题的效果比较差；如果动机太强，大脑皮层兴奋与抑制反差太大，思路陷入狭窄状态，人的机体各部分不能有效协调，因此解决问题效率也差。只有中等强度的动机下，解决问题的效率最好。

    三、情绪与书法创作。
    古人论述情绪与书法创作的关系涉及三方面的内容。首先，古人认为，书写内容对书写时的情绪状态有影响，所谓写「悲」则悲、写「忧」则忧。孙过庭在《书谱》中写道：「（王羲之）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孙氏通过对王羲之书法作品的分析，道出了书写内容对书写者情绪的暗示作用。
    其次，古人认为，不同情绪状态下，其书法风格亦有相应的变化。对此，元代的陈怿曾在《翰林要诀》中作了精辟的概括：「喜怒哀乐，各有分数。喜则气和而字舒，怒则气粗而字险，哀则气郁而字敛，乐则气平而字丽。情有重轻，则字之敛舒险丽亦有浅深，变化无穷」。
    再次，古人认为，书法创作可以排除消极情绪，达到心理平衡。韩愈曾说「不平则鸣」，艺术就是一种「鸣」的工具，书法亦不例外。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对张旭创作心态的描述即是明证。此外，唐代的张怀瓘在《书议》中亦说：「或寄以骋纵横之志，或托以散郁结之怀」。苏轼亦说：「忧愁不平气，一寓笔所骋」。宋代的朱长文在《续书断》中也说：「栖迟卑冗，壮猷伟气，一寓于毫牍间」。书者，抒也，或抒发积极情感，或泻泄消极情绪。这一认识是符合书法艺术活动的心理规律的。正因为如此，所以，现代心理学家和医生常常劝某些患者从事书法活动，以增进其心理健康水平。

    四、想象与书法创作。
    古人认为，书法创作就是塑造形象，从而表现书法家的个性，抒发其感情。书法之「象」是取象异类，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一切事物均可作为书法之象的原型，如山川河流、鸟兽虫鱼、花草树木，风雨雷电等。古人认为，想象的作用，就是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形象在大脑中所形成的表象材料进行转换、加工、改造、重新组合、进而创造出书法之象。唐代李阳冰在《上采李大夫书》中对此有生动的说明：「于天地山川得玄圆流峙之形，于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回之度，于云霞草木得霏布滋漫之容，于衣冠文物得揖让周旋之体，于须眉口鼻得喜怒惨舒之分，于虫鱼禽兽得屈伸飞动之理，于骨角齿牙得摆抵咀嚼之势，随手变化，任心所成，可谓通三才之品汇，备万物之性状者矣」。尤其「随手变化、任心所成」八个字，道出了表像加工和心象转换在书法创作中的作用。对此，唐代的张怀瓘亦有「囊括万殊，裁成一相」之说。
    还需指出的是古人将取象异类而形成的「象」分为抽象之「象」和具象之「象」。抽象之象是追求神似，具象之象是追求形似。前者如王羲之观鹅掌拨水而得笔法，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得草书之法，黄庭坚观樵夫荡桨而得笔势，等等；后者如所谓点如怪石、龙爪、杏仁、梅核、蟹目、菱米等，竖如悬针、垂露、曲尺、铁柱等。前者是创造想象的功能，后者是再造想象的功能。

    五、灵感与书法创作。
   古人关于灵感在书法创作中的作用的论述很多，不过古代书论并没有「灵感」一词，而是用「神合」或「天人合一」表示。元代的郝经在《移诸生论书法书》中写道：「必精穷天下之理，锻炼天下之事，纷拂天下之变，客气忘虑，扑灭消驰，澹然无欲，皢然无为，心手相忘。纵意所如。不知书之为我，我之为书，皢然而化然，从技入于道。凡有所书，神妙不测，尽为自然造化，不复有笔墨，神在意存而已」。这段话道出了灵感产生的条件、状态和结果。条件是：「精穷天下之理，锻炼天下之事，纷拂天下之变，客气忘虑，扑来消驰，澹然无欲，皢然无为，心手相忘，纵意所如」。灵感状态是「不知书之为我，我之为书」的「天人合一」状态，灵感爆发的结果是创造出完全合于「自然造化」的艺术作品。
    此外，古人还认识到酒对灵感爆发的催化作用，如《新唐书·艺术传》中写：「（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杜甫亦在《饮中八仙歌》中写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钱起在《送外甥怀素上人》诗中亦写道：「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陆游在《草书歌》中也有「醉中草书颇入微」之句。古人关于酒能促进灵感爆发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酒的作用有三：一是对大脑皮层有麻醉作用，使大脑减弱了对机体的控制，机体可以处于自由活动状态；二是大脑本身的焦虑和紧张被解除，进入自由联想状态，消除了「思路狭窄」现象；三是酒醉使书法家远离尘世的不平、烦恼、怨恨、欺诈，免受世俗的干扰，从而恢复自我，回归自然，倾听自己心灵的独白、体察大自然生命的气息，而这又是书法家创作的重要条件之一。
 
  六、个性与书法风格。
    个性与书法的关系是古代书论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的思想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个性差异导致书法风格的不同。古代有「书如其人」之说，早在汉代，扬雄就提出「书为心画」之说，元代的郝经提出「书法即心法」说，明代的项穆又提出「书为心相」说，清代的刘熙载提出「书为心学」说。在此基础上，古代书论家又就不同个性者及其书法风格进行了界说。唐代的孙过庭在《书谱》中列举了九种个性及其相应的书法风格：「虽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姿。质直者则俓侹不遒，刚佷者又倔强无润，矜敛者弊于拘束，脱易者失于规矩，温柔者伤于软缓，躁勇者过于剽迫，狐疑者溺于滞涩，迟重者终于蹇钝，轻琐者染于俗吏」。
    明代的项穆在《书法雅言》中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夫人之性情，刚柔殊禀；手之运用，乖合互形。谨守者，拘敛杂怀；纵逸者，紧实寡逸；温润者，妍媚少节；标险者，雕绘太苛；雄伟者，固愧容夷；婉畅者，又渐端厚；庄质者，盖嫌鲁朴；流丽者，复过浮华；驶动者，似欠精深；纤茂者，尚多散缓；爽健者，涉滋剽勇；稳熟者，缺彼新奇。此皆因夫性之所编，而成其资之所近也」。
    与此二人有所不同，清代的刘熙载将人之个性分为四种，即贤哲型、骏雄型、畸士型、才子型，并在《艺概》中写道：「贤哲之书温醇，骏雄之书沈毅、畸士之书历落，才子之书秀颖」。宋代的朱长文在评价颜真卿和虞世南的书法时亦体现了这一思想，他在《续书断》中写道：「呜呼，鲁公可谓忠烈之臣也，而不居庙堂宰天下，唐之中叶卒多故而不克兴，惜哉！其发于笔翰，则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扬子云以书为心画，于鲁公信矣」。「世南貌儒谨，外若不胜衣，而学术渊博，论议持正，无少阿徇，其中抗烈，不可夺也。故其为书，气秀色润，意和笔调，然而合含刚特，谨守法度，柔而莫渎，如其为人」。这方面的论述还有很多，这里不再赘举。
   （二）就同一个人而言，随着其个性的发展，其书法风格亦作相应的变化。人的个性是在先天神经类型的基础上，经过后天生活实践和教育的作用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同时又具有可塑性。古人不仅认识到个性的变化，亦认识到书法风格随个性之变而相应变化。南唐后主李煜在《书述》中说：「壮岁书亦壮，犹嫖姚十八从军，初拥千骑，凭陵沙漠，而目无擎敌；又如夏云奇峰，畏日烈景，纵横炎炎，不可向迩，其任势也如此。老来书亦老，如诸葛亮董戎，朱睿接敌，举板与自随，以白羽麾军，不见其风骨，而毫素相适，笔无全锋」。对这一问题，今人林散之先生在《笔谈书法》中亦有类似之说：“少年爱工丽圆转的字，青年爱剑拔弩张的字，中年爱富于内涵的字，老年爱平淡天真的字”。这也进一步证明古人思想的正确性。
    七、品德与书法境界。品德与书法的关系即是「书如其人」说，在品德方面的发挥，即“人品书品论”。这也是古代书论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并为许多人所推崇，如唐太宗、柳公权、张怀瓘、郝经、项穆、朱和羹、刘熙载等人都持此说。清代的朱和羹在《临池心解》中写道：“书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昂顿挫，俨然可观，而纵横刚暴，未免流露楮外”。这一思想在古人对书家墨迹的评价中亦体现出来。元代的郝经在《临川集》中写道：“斯（指李斯）刻薄寡恩之人，故其书如屈铁琢玉，瘦劲无情，其法精尽，后世不可及。……繇（指钟繇）沈鸷威重人也，故其书劲利方重，如画剑累鼎，斩绝深险……羲之正直有识鉴，风度高远，观其遗殷浩及道子诸人书，不附桓温，自放于山水间，与物无竞，江左高人胜士鲜能及之，故其书法韵胜道婉，出奇入神、不失其正，高风绝迹，貌不可及，为古今第一。其后，颜鲁公以忠义大节，极古今之正，援篆入楷；苏东坡以雄文大笔，极古今之变，以楷用隶，于是书法备极无余蕴矣。盖皆以人品为本，其书法即其心法也”。
    明代的项穆在《书法雅言》中也有类似的评价：“心为人之帅，心正则人正。笔为书之充，笔正则事正矣。……至于褚遂良之遒劲，颜真卿之端厚，柳公权之庄严，虽于书法少容夷俊逸之妙，要皆忠义直亮之人也。若夫赵孟俯之书，温润闲雅，似接右军正脉之传，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所以天水之裔，甘心仇敌之禄也。故欲正其书，先正其笔；欲正其笔者，先正其心”。
    尽管现在有些人对古人的“书品人品论”提出质疑，但是当我们看到当今书坛上某些品质恶劣之徒以所谓“创造求新”的名义，大行其欺诈、投机之举时，我们不得不赞叹古人持论的高度正确性。此外，古人对天资、学养与书法的关系亦有所论述。
    总而言之，在古代的书论家看来，书法活动是多种心理因素协同作用的过程。无论是虚静态创作还是炽情态创作，都离不开动机、想象情绪、灵感等因素的重要作用。而且书法的风格和境界均受制于书法个性和品德。需要指出的是古代书论家侧重于对书写和创作心理的分析，而对书法家的欣赏中的心理现象和心理规律涉及甚少，只有书法欣赏中的“共鸣说”和“净化心灵说”被提及，对此，本文不作分析。                                   （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