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明gps76说明书:梁晓声：人生就是一堆责任·杭州日报

梁晓声：人生就是一堆责任
2012-02-09




二十多年来中国和世界的变化让我们改变得太多太多，但梁晓声式的慷慨陈词依然有自己的力量在。我们仍然可以从梁晓声这里得到一种真正的满足，梁晓声仍然能够给他的读者想要的东西。
——张颐武（文学评论家）
记者 余加新 文/摄 发自北京
龙年正月，初五。开门炮山响，梁晓声醒来，躺在床上发了一会儿呆，信口拈了一首打油诗：
爆竹声中缓起床，眼看礼花开满窗。
半合倦眼忆旧岁，未曾有闲温老庄。
生平最爱思与写，每持塑笔度时光。
自付没做亏心事，唯恐越写越荒唐。
“打油”完毕，想想这一辈子，梁晓声忽然有些灰心，就生出许多沮丧来：写了那么多，一千六百多万字了，竟没有一部让自己完全满意的作品，情何以堪啊！
如果一个作家能写出《悲惨世界》,或者《日瓦格医生》，一个导演能拍出《阿甘正传》那样的作品，就可以“金盆洗手”，乐享余生了。一直以来，梁晓声都这么想。
而自己的作品，梁晓声认为有些“只能说还可以”，像《父亲》、《今夜有暴风雪》、《一个红卫兵的自白》、《雪城》、《浮城》，“谈不上满意”。
“这辈子的时光已经不多，好作品还没有写出来，明显感觉得到记忆力在减退，想象力在减退，文字感觉在减退，真是又沮丧，又悲观。”
过年这几天，这种感觉格外加重。难得一点闲，每天都用来给别人写序了，熟人托过来的，碍于情面，不好推辞。陌生人拿来的，觉得还有点文字理想，也不容易。初三那一日，梁晓声因为弟弟替他答应给别人作序，忍不住发了脾气。生气归生气，拿来了，还得写，写完这一波，又是那一波，“这充分证明我已经老了，老到已经有资格给别人作序了。”梁晓声自嘲。
不管怎么样，梁晓声不能停下来，因为自己满意的作品还没有写出来。
接下来马上开工要写的两部长篇小说是《知青》和《返程年代》，这两部电视剧去年底已经杀青，对自己写的剧本，梁晓声“比较满意”，他对小说也充满了期待，“努力吧，希望能满意。”
当年，梁晓声正是凭借知青题材的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长篇小说《雪城》确定了自己在文学圈中的江湖地位，并成为中国文坛常青树。
由知青题材到都市现实题材，再回头去写知青题材。江郎才尽，还是另有深意？
梁晓声说，今天写知青题材和以前写知青题材是完全不同的，就作家而言，当时刚从文革走出来，作品难免缺乏深度的反思。对于读者和观众，现在谈文革，年青一代已经不知道文革是怎么一回事了。
“许多年之后，我们站在现实的角度上，对那个年代的思考会有很大的不一样。”梁晓声说，“对那样一个时代，经历过的人不能忘记，要反思，要拷问。没有经历过的人也要了解，要知道。当然，不是通过电影《山楂树之恋》，张艺谋已经把历史背景过滤过了。”
他众所周知的身份是作家，但不止于此。
他是教师。2001年，因为颈椎病的原因，他决定找一份和写作有关，不用长时间伏案的工作，于是从电影制片厂调到北京语言大学当了老师。这个理想主义者在最初的几年是“北京市优秀教师”，“全国师德标兵”。但如今，他对教书已经没有了当年的热情，甚至，有些失望。
他是两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曾呼吁，政府部门领导干部和国企干部应该公开家庭财产和收入；他曾怒斥，一些政协委员“发言水准和深度还不及网文……”
为平民说话，为老百姓呼吁，不是这几年当政协委员才开始的事，从写《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之前的更早时候，梁晓声就有了“平民代言人”的称号。
“我就是那种被很多人嘲笑有代言倾向的人。”梁晓声经常会这样调侃自己。
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大的“愤青”，他不以为然，“我愤吗？即便愤怒，也是因为有些社会现象已经超出了做人的底线。我青吗？我老了，我一点都不年轻。”
实际上，自身悲观的作家，对这个时代和社会充满了乐观，“现在比以前好太多了，只要说得对，有操作性，政府都会接受和采纳，一切都会更好。”
他反对用任何激进方式解决问题，他说，要合理，要理智。
他更看重的还是作家身份。
“做政协委员不是我的长项，在参政议政方面，难免书生意气，坐而论道，带有理想主义色彩，我做得并不必比别人好。而且，即便我不是委员了，作为一个公民，该批评的，该提醒的，该建议的，这些事我还是会去做。”梁晓声说，“但对文学的感情，少年时期就结下了。做一个作家，而且要做一个好作家，这是我一生追求的理想事业。”
他有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哥哥，他一直在照料，他希望老天让他再活十年，他可以再照料哥哥十年；应邀去西部城市，为了给对方省钱，有严重脊椎病的他会坐近20个小时的火车硬座；有了新书，他首先想的是给朋友所在的出版社，不问稿费，也不问出版社有没有名气……
他的理想生活是无忧无虑，有一大笔存款，给自己养老，给家人养老。
“可是，亲爱的同志，你个人生活再好，一出门看到穷人，看到流浪汉，你会心安吗？你会觉得你是幸福的吗？”
他问，听起来更像是答案。
“对于绝大多数的人，人生就是一堆责任。参透此谛，爱情是缘，友情是缘，亲情尤其是缘，不论何种缘分，皆当润砾成珠。”
亲情，友情，家国情怀，在63岁的梁晓声身上，这些情感很自然地呈现，像是与生俱来的。
1
读书
即便是寒冷的冬天，只要兜里有几分钱，就可以坐在火炉边静静地享受阅读的快乐。
“文革”开始，小人书铺没有了，我有大的悲伤，觉得自己所有的快乐都被毁了，同时，内心也有大的庆幸，哎呀，幸亏我都读过了。
哈尔滨在五、六十年代是非常有文化的一个城市，受苏俄文学的影响很大。
当时的哈尔滨，方圆四五里地的地方，会有五六家书铺，主要是小人书。我小学三年级开始看课外书，小学五年级已经开始看长篇了。即便是寒冷的冬天，只要兜里有几分钱，就可以坐在火炉边静静地享受阅读的快乐。能看到的国产长篇小说不多，也就二三十部。《红旗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日》、《红岩》等等，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红旗谱》和《林海雪原》。
国外的书，高尔基的就不说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欧·亨利的、杰克·伦敦的、契科夫的《第六病房》、屠格涅夫的《木木》、《猎人笔记》，陀思绥耶夫斯基的《白夜》《白痴》等等，现在想想，就像是昨天看的。有一本书《前面是急转弯》，讨论的是前面的司机撞人了，后面的人看到了，要不要救的问题，后来还拍成了电影。前段时间我们讨论“小悦悦”，实际上，文学是有自觉性的，老早就讨论过这样的人性问题了。
文革开始，小人书铺没有了，我有大的悲伤，觉得自己所有的快乐都被毁了，同时，内心也有大的庆幸，哎呀，幸亏我都读过了。
上中学，为了防止造反派把学校阅览室的书偷去写大字报，我自告奋勇看护阅览室，我和同学们关系好，他们不会伤害我，就那样，半个多月，又看了大量的书，《大白鲨》《白鲸》这些现在被拍成电影的小说，我中学时就看过了，还能看到英国早期的吸血鬼小说，还有什么《化身博士》《隐形人》，想象力好得很。
那时候，我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创作理想。我知道文学这件事是值得用一生去实践的。文学不见得能改变人的命运，但会影响人的心性。
在哈尔滨，我把能看到的书全部看完了，后来我说，我有比鲁迅更大的“三味书屋”。上山下乡之前，我把书全部藏起来，觉得他们再也不会回到中国来了。后来打开，老鼠都在里面做窝了。
有一次到佳木斯表哥家，发现他藏了一箱子书，心情激动得无以言表。我像强盗一样，用一个大箱子，拎了那些书，在佳木斯去黑河的火车上，即兴奋，又害怕，那一箱子“封资修”要是被查出来，麻烦可大了。回到黑河知青点，出门上了个厕所，回来箱子空了，一本都没有留下，那时候人们见了书，就像今天的人见了金条一样。
读了那么多书，我在“文革”中就不会跟着他们走，我有我的看法，因为我读过的书告诉我，那不是对的。
说来非常惭愧，大约一九七九年，我才知道有林语堂，因为那个时候，对一个中学生的阅读视野来说，是没有林语堂三个字的。
我现在看的书，一是不了解的中国和外国的历史，45岁后的兴趣越来越大；二是知识性的；三是思想性的，能够影响我的思考方式，能够给我的思想补充能量的。
2
写书
文学写作，技巧始终是第二位的，情怀才是最重要的。有人就会说，我没有情怀，也能写作。确实，在今天，好作品和坏作品的共识已经很少，有没有情怀似乎无关紧要了。很多作者写到后来，经验越来越多，情怀越来越少，成为编制故事的能工巧匠，最后就没有了思想。
在知青连队里，我很幸运，我是受欢迎，受关爱，受维护的一个人。因为知青生活太寂寞了，我总是在给他们讲故事。
有时实在没什么可讲的，就东拉西扯地编。像《福尔摩斯探案》、《猎犬》这样的书我只知道一点点，就想象着给他们讲。
最早的创作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后来在兵团的报上编故事写文章，被一个复旦大学的招生老师看到，千里迢迢来找我谈话，我也不知道他是谁，碰到一个能聊文学的人，一通神侃，大学之门打开了。我到复旦去上学，老师都对我特别关照，因为他们都知道我读书特别多，对我有期待。
受国外作品影响较大，我最初的作品有翻译体的味道，上大学的时候，感觉到了自己的局限性，才回头读中国的传统文学古典文学，学习纯粹的汉语言表达方式。
到现在，人们记得的大都是我的小说，实际上，类似《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这样的“非小说”，在我的创作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少，1600多万字中，散文时评占了三分之一，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现象的批评。从我开始写作的那一天起，我的另一支笔一直是这样写过来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不是突然出现的。我理解的作家就应该是这样的，不能只摆平了书桌写小说。知识分子不只是提供娱乐，还要担当起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文学写作，技巧始终是第二位的，情怀才是最重要的。有人就会说，我没有情怀，也能写作啊。确实，在今天，好作品和坏作品的共识已经很少，有没有情怀似乎无关紧要了。很多作者写到后来，经验越来越多，情怀越来越少，成为编制故事的能工巧匠，最后就没有了思想。
对我来说，文学是一面镜子，要承载社会现象，必须要有情怀。
我现在不会用电脑，还是在用笔写作，只要允许，还是会像以前那样，连续写十几个小时。留给我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3
教书
当他们高考失落，无奈来到中文系，怀着郁闷哀怨的心情坐在你的面前时，你的心情会好到哪里去？我只好从启蒙开始，第一学期给他们讲什么是中文，什么是写作，学中文的意义在哪里。这是蛮尴尬蛮荒唐的事，他们来了，你要花很长的时间告诉他们来到这里的理由。
我原来脊椎病非常重，每天写作进入一个姿势，什么治疗都没有效果，决定改变生活状态，找一份有意义的事情替代写作。就到北京语言大学当了老师。
我从电影厂离开的时候没有不悦，我原来觉得电影首先是文艺，既然是文艺，就值得一个人用对待文艺的方法去对待他。后来发现，电影首先是商业，娱乐性和商业性已经远远大过早前接触时的文艺色彩。我很不适应。离开了，就是一种解脱。
当老师最初很有激情，写教案，讲课，批改作业，搞各种讨论会，几乎可以说是殚精竭虑，我上课的时候要求学生“立、礼、坐”，就是“起立、致礼、坐下”，这是小学的形式，我要求大学生这样做，不是要师道尊严，是要通过这么一个仪式告诉同学们，该收心了，要上课了。学生们这样的仪式做了，对老师也提出一个要求，我们是这样做的，你要把“真东西”教给我。我经常说，你们是交了学费的，有权利要求老师把课讲好。
我当过好几次“北京市优秀教师”，“全国师德标兵”。不过，后来心态发生一些变化。
我教的是汉语言文学，就是中文。原来的大学，中文系是才子们聚集的地方，那些学生有思想，有见解，大抵都非常喜欢写作，大学中文系是被其他系另眼相看的。
现在中文越来越边缘，是弱势群体。我带第一届学生四年，班里还有十七八个男生，一半以上的学生在从事和写作有关联的工作，很不错。后来五年，班里的男生越来越少，一个班里四五十人，只有一两个男生。我们毕竟不是护士学校。没了男生，连讨论问题都缺失了一方面的观点，毕竟，男生和女生思考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没有冲撞，没有互补，没有火花，讨论，读范文，写作，一切都有了问题。
而你面对的女生十有八九不喜欢中文，高中很早就文理分科了，大多数女生都选择文科，她们的理想是学外语，最好是小语种，或者美术，音乐，广播什么的，中文是她们没有办法之下的最后选择。
当她们高考失落，无奈来到中文系，怀着郁闷哀怨的心情坐在你的面前时，你的心情会好到哪里去？我只好从启蒙开始，第一学期给他们讲什么是中文，什么是写作，学中文的意义在哪里。这是蛮尴尬蛮荒唐的事，她们来了，你要花很长的时间告诉她们来到这里的理由。
有些同学能听进去，会有些微的转变，但更多的同学态度是，你少来这一套，别把中文说得那么天花乱坠。
后来上课就比较吃力，我有时会到另一个极端。要求他们趴在桌子上听课。有时带一些糖到教室，给每人一颗糖，告诉他们，中文就是这个味道，甜滋滋的。
现在教书教得特别没有成就感，音乐，电影，美术，法律，或者理工科，学生毕业了都会有呈现感，你能看得到，但现在中文的教学看不到能呈现出什么东西。
4
荐书
一、雨果《悲惨世界》，但一定要加上《九三年》。有些人只看前者，不看后者，会有一个很大的误区，认为雨果支持暴力革命，两本书看了，你就会明白，所谓的革命，双方开动巨大的绞肉机，那么多鲜活的生命被吞噬了。雨果对我影响很大，我对暴力革命是持否定态度的。
二、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每个人从这本书里都会找到对中国历史的感觉。
三、托尔斯泰，不仅仅是看他的作品，是看一切和他有关的资料，达成这样的思考，我们称为大师级的作家，后来为什么无一例外地成了人道主义者？
四、欧·亨利的短篇。你会看到今天我们的社会正在复制他的短篇小说中的人和事。
五、重温八十年代的文学作品，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文革。还要重温五四，读一切和这些有关的书籍，从五四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