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市旅游顾问招聘:自由论者和说客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13:28:36

自由论者和说客


       国会和游说公司之间的“旋转门”似乎是金融领域逐渐去监管化的关键,而去监管化又导致了危机前的过度冒险。……基本上,金融公司是在用钱购买承担更多风险的权利。当一切顺利时,公司的高管们就能平步青云——大部分体现在可以立刻享有的丰厚报酬,因为很少高管是根据经风险调整的回报获得酬劳的。这意味着当风险成为现实而公司蒙受损失时,代价全落在纳税人身上。

  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三年中,人们对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提出了两种主要的观点。理解这两种观点是很关键的,因为它们对决策者——从而对全球经济未来的健全和稳定——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

问题在于金融说客能说服官员

  第一种说法是,政府基本上对事态失去了控制,原因是政府无能或政客只追求自身的利益。持这一看法的大多是政治右派——例如那些认为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的主要问题是政府住房政策的人。

  在美国,共和党内争夺提名以便在11月的总统选举中挑战奥巴马的候选人中,罗恩·保罗(Ron Paul)一直坚称,以银行业出现的状况来说,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而不是问题的解决方案。他认为,如果政府能更彻底地与金融领域分开(包括撤销美联储),那么美国的经济将能更好的运作。

  第二种说法是,金融领域近几十年来一直在努力游说去监管化,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说服政治人物这才是安全和现代化的银行业运作方式。根据这一观点,政府政策并没有失灵。相反的,它们发挥了预期的效果——游说集团花钱所要得到的效果。

  如果这一观点是正确的,那么罗恩·保罗提出的政策药方就没什么吸引力了。除非你认为现代金融领域真的可以在完全没有任何形式监管(包括银行不必对存款提供保险)的情况下运作,否则,真正的问题就不在于官员的政策选择,而在于金融领域说客有能力说服官员出台这样的政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伊甘(Deniz Igan)和米什拉(Prachi Mishra)的最新研究,提出了支持第二种观点的新证据。在题为《三人结伴:华尔街、国会山和K街》(Three's Company: Wall Street, Capitol Hill, and K Street)的报告中,两人研究了大量有关美国金融领域公司进行游说的资料。

说客说服议员偏向于去监管化

  当然,国会议员对支持什么法律有不同的立场,这让精确研究影响政治的途径变得十分困难。但伊甘和米什拉采用了十分巧妙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他们搜寻当选官员对被提出来超过一次的立法建议改变立场的例子,并花了大量精力研究背后的原因。

  除了分析游说的开销外,两人还列出了游说公司(被统称为“K街”,因为大量游说公司的华盛顿办事处都设在那里)和国会议员的关系网。比如,说客往往是议员的前雇员。

  研究结果让人难以置信——不过职业说客大概一点都不会感到惊讶。游说开销的大量增加有助于说服议员改变立场,而“某法案的说客若曾受雇于某议员,将使后者偏向于去监管化。”

  当然,去监管化正是金融公司之所欲——不管什么样的规定和监督,总之是越少越好。这完全同你认识哪些人及如何认识他们有关。尤其是,你作为说客的价值有赖于你过去曾经为什么人工作。伊甘和米什拉指出“把同说客有关系的议员和没有关系的议员相比,在前者上花多一块钱,让议员改变立场的效果几乎倍增。”

  国会和游说公司之间的“旋转门”似乎是金融领域逐渐去监管化的关键,而去监管化又导致了危机前的过度冒险。在另一篇论文中,伊甘、米什拉和特雷塞尔(Thierry Tressel)指出,在2008年之前承担越多风险的公司,也进行更多的游说活动。

  基本上,金融公司是在用钱购买承担更多风险的权利。当一切顺利时,公司的高管们就能平步青云——大部分体现在可以立刻享有的丰厚报酬,因为很少高管是根据经风险调整的回报获得酬劳的。这意味着当风险成为现实而公司蒙受损失时,代价全落在纳税人身上。

  罗恩·保罗指出金融领域中存在严重的权力失衡和扭曲是正确的。他也正确地指出,许多政府政策的受益者是极少数大公司——这鼓励它们进行过度和危险的冒险。

  但他和其他人认为政府是所有金融乱象的终极根源却是错误的。金融公司高管想要冒大风险。他们喜欢的安排,是即使他们失败了依然能够获利。

  大型金融公司可以更容易的购买必要的政治保护(打着去监管化的旗号),这让它们更壮大和更危险。这一激励结构只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变得更加极端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