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隆合集:壮医与壮药初探

   壮医与壮药初探

【摘要】壮族先民经过数千年的实践和总结，形成了一套独特有效的医疗和医药体系，为中华医学特别是民族医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通过对壮医的研究，较系统地归纳出壮医的起源、发展以及壮医极具民族特色的病理观、药物观、诊法、疗法，并列举了丰富的史实和医术。
【关键词】壮医   壮药   起源   形成   发展   三气    三道   毒虚   七诊   内治法   外治法

壮族主要分布在广西、云南、广东等省区。数千年的历史和特殊的自然环境，加之与汉族等民族的长期交往和接触，形成了壮族人民自己的医学——壮医。
自古以来，壮族先民就生息繁衍在岭南特别是广西地区。从南宁、柳州、桂林等处发掘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文物中，发现了不少可供医学用的砭石、陶针、骨针。由此可见，壮族人民在生产活动中，从采集食物进而能识别百药，并制造出简单的医疗工具。随着壮族地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壮医药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A、壮医的起源与发展
壮医学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时期，大致分期如下：
               一、先秦时期的壮医药
1985年10月，在广西武鸣县马头乡（壮族聚居地区）西周末年的古墓中，出土了两枚青铜浅刺针。针身短小，针锋锐利。经考证， 与古人对“微针”的描述是一致的，是两枚浅刺用的医疗用针。广西“微针”是迄今为止在我国范围内唯一见诸报道的、年代最早的“微针”。考古实物说明，壮族先民是最早创用用针刺疗法的民族之一。
先秦时期，壮医对药物也已有所认识，并积累了一些临床知识。如知道佩带某些草木根来防病治病；用蒿苏（紫苏）煮螺蚌以解毒去腥；某些植物有大毒不可内服，诸如此类。但这时的壮医药还处于萌芽阶段。
              二、壮族医药的形成与发展
壮医药通过汉魏六朝的发展，于唐宋之际，已大致形成了草药内服、外洗、熏蒸、敷贴、佩药、骨刮、角疗、炙法、挑针、金针等10多种内涵的壮医多层次结构，并逐步具有理论的雏形：
（一）对壮族地区常见且多发的瘴、毒、痧等病症，逐步有所认识。
史书对壮族地区的瘴疠等多有记载，如《后汉书·马援传》载：“出征交趾，十多瘴气。……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也称：“两江（指左、右江）水土尤恶，一岁无时无瘴：春曰青草瘴；夏曰黄梅瘴；六七月曰新禾瘴；八九月曰黄茅瘴。土人以黄茅瘴为尤毒。”所称“土人”，当是指民间壮医。可知这时的壮医，已经知道按发病季节对瘴类进行分类。
（二）对解剖及生理病理的认识。
北宋庆历年间，在壮族聚居的宜州，曾经发生了一次壮族农民起义，统治者杀害了区希范、蒙干等义军首领56人，并命宜州推官吴简及一些医人，对尸体进行解剖，绘下《区希范五脏图》。这是有记载的我国医史上第一张实绘的人体解剖图，并从医学角度进行了一些描述：如“蒙干多病嗽，则肺胆俱黑；区全少得目疾，肝有白点”等。
（三）土司制度对壮医药发展的影响。
广西土司制度渊源于秦汉的土官土吏，一千多年来，一直统治着壮族地区。这个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也正是广西民族医药的形成和发展时期。
首先，在土司制度下，官方和民间有一定数量的专职医药人员。据不完全统计，明代嘉靖十年，广西壮族聚居的40多个州府县土司均设有医学署，而且这些医学署的医官“本为土人”，即由当地少数民族人士担任；而在土司家族中，亦有直接从事医药工作的人。宋代羁广源州壮族首领侬志高的母亲阿侬，就是一位医术颇精的女壮医，擅长骨伤科。清道光年间，在忻城县土司衙署西侧曾建起一栋“大夫第”，莫氏土司第十九代孙莫述经就是大夫第里的专职医生，主管土司衙署大小官员及其眷属的保健事务，同时也兼理一些民间疾患。
其次，对名医、神医、药王的崇拜和纪念。广西壮族不少地区建立有药王庙。如忻城土司衙署附近现仍保存有一座“三界庙”，相传三界就是壮族的一位神医，他得仙人传授异术和法宝，专门为穷苦村民诊疗疾病，药到病除，起死回生，名气很大，得以立庙享受百姓香火。
土司对壮医药采取的一些褒奖措施，也促进了壮医药的发展。如广西庆远协左营三司把总（土官名）曾赠给名医谭靖修的一块牌匾，大书“妙手婆心”四字。
综上所述，壮医药萌芽于先秦时期，经过历代的不断实践和总结，大约在唐、宋时已基本形成本民族医药的体系。
            B、壮医的病理观
     一、阴阳为本，三气同步——壮医的天人自然观
壮族聚居于亚热带，壮族先民目睹四季变更，日月变化，很早就产生了阴阳的概念。加上汉族文化的影响，阴阳概念广泛的应用于在生产、生活中，自然也作为壮医解释大自然和人体生理病理之间种种复杂关系的说理工具。《广西通志·卷十六》（明）称：壮族民间“笃信阴阳”。壮医认为大自然的各种变化，都是阴阳对立、阴阳互根、阴阳消长、阴阳平衡、阴阳转化的反映和结果。
天地人三气同步，其义可解释为：①人禀天地之气而生，为万物之灵。②人的生长壮老死生命周期，受天地之气涵养和制约，人气与天地气息息相通。③天地之气为人体造就了生存和健康的一定“常度”，但天地之气又是在不断地变化。日夜小变化，四季大变化，是为正常变化；而地震、火山、台风、洪水、陨石雨等则是异常变化，是为灾变。人作为万物之灵，对天地之气的变化有一定的主动适应能力，如天黑了会引火照明，天热了会出汗等，甚至妇女月事也与月亮的盈亏周期有关。 ④人体也是一个小天地，是一个有限的小宇宙单元。壮医认为，整个人体可分为三部：上部天，下部地，中部人。人体内三部之气也是同步运行，制约化生，才能生生不息。形体与功能相一致，大体上天气主降，地气主升，人气主和，升降适宜，中和涵养，则气血调和，阴阳平衡，脏腑自安，并能适应大宇宙的变化。⑤人体的结构与功能，先天之气与后天之气，共同形成了人体的适应与防卫能力，从而达到天地人三气同步的健康境界。
　二、脏腑气血骨肉，谷道水道气道，龙路火路——
                             壮医的生理病理观　　
壮医认为内脏气血骨肉，构成人体的主要物质基础。位于颅内和胸腔、腹腔内相对独立的实体都称之为脏腑，没有很明确的“脏”和“腑”的区分观念。颅内容物壮语称为“屋”，含有统筹、思考和主宰精神活动的意思。人的内脏各有自己的功能共同维持人体的正常生理状态，没有什么表里之分。当内脏实体受损伤或者其他原因引起功能失调时，就会引起疾病。
骨和肉构成人体的框架和形态，并保护人体内的脏器在一般情况下不受伤害。人体内的谷道水道气道以及龙路火路，都往返运行于骨肉之中。
壮医认为，血液是营养全身骨肉脏腑、四肢百骸的极为重要的物质。得天地之气而化生，赖天地之气以运行。血液的颜色、质量和数量有一定的常度，血液的变化可以反映出人体的许多生理和病理变化。刺血、放血、补血是壮医治疗多种疾病的常用方法。查验血液颜色变化及粘稠度变化，是一些老壮医对疾病预后的重要依据。
壮医对气极为重视。气为阳，血为阴。气是动力，是功能，是人体生命活动力的表现。壮医判断一个病人是否已经死亡，主要依据三条：①“屋”（即头脑）是否还清醒。②心是否还在跳动。③鼻孔还有否呼吸，即有无进出气。可见有气无气，是生与死的界限的标志。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体生命以气为原，以气为要，以气为用，有了疾病则以气为治。
壮医三气同步理论主要是通过人体内的谷道、水道和气道及其相关的枢纽脏腑的制化协调作用来实现的。壮族是我国最早种植水稻的民族之一，知道五谷禀天地之气以生长，赖天地之气以收藏，得天地之气以滋养人体。其进入人体得以消化吸收之通道称之为“谷道”，主要是指食道和胃肠。其化生的枢纽脏腑为肝、胆、胰。水为生命之源，人体有水道进水出水，与大自然发生最直接、最密切的联系。水道的调节枢纽为肾与膀胱。气道是人体与大自然之气相互交换的通道，进出于口鼻，其交换枢纽脏腑为肺。三道畅通，调节有度，人体之气就能与天地之气保持同步协调平衡，即健康状态。三道阻塞或调节失度，则三气不能同步而疾病丛生。
             三、毒虚致百病——壮医的病因病机论
壮族地区位于亚热带，山林茂盛，气候湿热，动植物腐败产生瘴毒，野生有毒的动植物和其他毒物尤多，如毒草、毒树、毒虫、毒蛇、毒水、毒矿等等。长期的生活经验，壮医在毒药和解毒药的认识和使用方面有相当造诣。邪毒、毒物进入人体后，是否发病，取决于人体对毒的抵抗力和自身解毒功能的强弱，亦即取决人体内正气的强弱。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记载了岭南俚人（壮族先民）使用的五种毒药：不强药、蓝药、焦铜药、金药、菌药；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也记载了岭南俚人防治沙虱毒、瘴毒和箭毒、蛇毒的经验方。这些记载都可佐证壮族先民对因毒致病及其治疗解救方法的高度重视，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从而形成壮医的病因论——毒虚论。
壮医认为，所谓毒，是以对人体是否构成伤害以及伤害致病的程度为依据标志的。有的毒性猛烈，有的缓慢；有的有形，有的无形；有的损伤皮肉，有的则伤害脏腑和体内重要通道。毒之所以致病，一是因为毒性本身与人体正气势不两立，正气可以祛邪毒，邪毒也可损伤正气，两者争斗，正不胜邪，则影响三气同步而致病；二是某些邪毒在人体内阻滞“三道”、“两路”，使三气不能同步而致病。虚则作为致病的两大因素之一，虚本身可以表现出软弱无力、神色疲劳、形体消瘦、声低息微等临床症状甚至衰竭死亡。
四、壮医对病症名称的认识以及辨证辨病的基本方法
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搜集到的壮医病症名称达数百种之多。其中不少病症名称具有浓厚的岭南地方民族特色。概括起来主要的痧、瘴、蛊、毒、风、湿6大类。 临床上以毒命名的病名最为普遍，如痧毒、瘴毒、湿毒、风毒、蛊毒、无名肿毒等等。大类下面又可分为许多更为具体的甚至十分形象的病症名称。如痧毒分为热痧、寒痧、蚂蝗痧、漂蛇痧、红毛痧、闷痧等；瘴毒分为青草瘴、黄茅瘴、冷瘴、热瘴、哑瘴、烟瘴、岚瘴、毒气瘴等；蛊毒又分为虫蛊、食蛊、水蛊、气蛊等。风毒包括的疾病更为广泛，有36种风和72 种风之分。
壮医从长期临床实践中认识到，虽然许多病都会有些共同的症状，但每一种病都有一些特征性的临床表现，成为与其他病进行鉴别诊断的依据。这种特征性表现，在临床上相对固有而比较典型，并能在其他患者身上重复出现，是为主症。每一种病，都有主症和兼症，从辨症而达到辨病，是对壮医临床医生的基本诊断要求。
壮医也有“证”的概念。但认为只有两种，即阴证和阳证。每一种病，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患者身体都可能表现为阴证或者阳证，或经治疗后由阴证转为阳证，由阳证转为阴证。
壮医主张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以辨病为主。辨病，是决定治疗原则和选方用药的主要依据；辨证，则是处方用药的重要参考。但从证的变化可以预测疾病的转归。由阴为阳，多为疾病逐渐好转的征象；由阳转阴，则提示疾病趋重和恶化，甚至预后不良。壮医以辨病为主，所以多主张专病专药，就是证变化了，也不一定立即变更治疗原则和原来方药。
                C、壮医疗法
在长期的医疗实践的基础上，壮医药不但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而且形成了许多独特的诊断和治疗方法。诊断分为目诊，望诊、问诊、按诊、脉诊、舌诊、腹诊、闻诊、甲诊等多种方法；治疗方法则更为丰富多采，除了数以万计的验方、秘方、单方之外，还有壮医药线点灸疗法、壮医药物竹筒拔罐疗法、壮医针挑疗法，等等。
壮医对眼睛极为重视，认为这是天地赋予人体的窗口，是天地人三气的精华所在。人体脏腑之精上注于目，所以眼睛能包含一切、洞察一切，也能反映百病。眼睛长在“屋”上，直接受“屋”指挥，因此在疾病诊断上，把目诊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受牛、马等兽医目诊的启发，形成了现在的一套比较规范的壮医目诊法。
除目诊之外，壮医还有不少颇具特色的诊断方法，而且多强调整体诊察、数诊合参，以其对疾病的本质获得较为正确的认识。
                        一、壮医七诊
（一）望诊
即通过肉眼观察而诊察疾病。因人体有谷道、水道、气道与自然相通，龙路、火路沟通体内，五脏六腑之精华皆上注于目，故通过观察外部变化可测知内部的病变。壮医望诊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除望目（即目诊外），还有望神、望面、望甲、望五官，望谷道、水道、气道、排泄物（废物）等。
（二）脉诊
目前已知壮医有两种脉诊法。一种是流传于柳州、河池地区一带壮族民间的三指四肢脉诊法；另一种是流传于左、右江地区的单指脉诊法。这两种壮医脉诊法均不同于汉族中医脉诊。三指四肢脉诊法主要在四肢分区脉诊候内脏病变，不讲寸关尺 。单指脉诊法除诊察脉象变化之外，比较注意脉诊部位皮肤温度，并以此为依据断定冷脉或热脉 。
（三）甲诊
壮医认为龙路、火路网络在爪甲部位分布较多，爪甲的不同颜色、形状变化可以反映人体脏腑病机的变化，具有重要诊断价值。其诊法是：在自然光下，病人伸手俯掌，各指自然伸直，医者于相距一尺处以目直接观察（亦可借助放大镜以观察）。诊察时宜逐一检查各指甲体、甲床、月痕、皱襞、脉络，以及质地、颜色、泽度、动态等。已知的壮医甲诊辨证分类达28种。　
（四）按诊
通过对患者的肌肤、手足、胸腹或其他病变部位进行触摸按压，测知局部有无冷热、软硬、压痛、瘀块、结节等异常变化，以推断疾病的病位和病性。
 （五）询诊
即问诊。多数壮医在临床中十分重视询诊，并以患者的主诉作为症状诊断的重要依据。一般的询诊程序为：询主症、询伴随症、询发病及治疗经过、询一般情况、询远事、询家事。询诊的主要内容可大致包括为：询寒热、询汗、询疼痛、询饮食口味及二便情况、询睡眠、询专科情况等。
（六）闻诊
即通过嗅气味来辨别疾病。人体三道排泄之废物，如痰涎、呕吐物、大小便以及汗液、脓液、白带等，凡恶臭异常者，多系热毒为患，或湿热之毒内阻。如臭味不甚或无异味者，多为寒毒或阳虚。
（七）探病诊法
这是一种较为特殊的诊法。凡疾病比较错综复杂，一时难以作出明确诊断或病者“屋”已乱，昏不知人，无法询问的情况下可用此法辅助诊断。常用的有痧病探病法、跌打探病法、预后探病法、表里反应诊法等。如痧病探病法就多种多样，如野芋头探病法，生黄豆探病法，生烟油探病法等。
壮医治疗总的原则是调气解毒补虚。调气，即通过各种具体的治疗方法（多用针灸、刺血、拔罐、引舞、气功等非药物疗法）调节、激发和通畅人体之气，使之正常运行，与天地之气保持三同步。壮医重视食疗和动物药，认为这在补虚方面尤其适用。 对动物药的长期应用，壮医形成了一些颇带规律性的经验：如虫类药祛风止痛镇惊；鱼鳞之品化瘀通络，软坚散结；介甲之属滋阴潜阳，安神定魄；飞禽走兽滋养气血，燮理阴阳等。
                            二、壮医治法
治疗方法分为内治法和外治法。
（一）内治法
壮医内治法是通过口服给药而达到治疗目的的一种方法。壮医认为，药物自口直接进入谷道，通过龙路、火路网络输布而达病所，从而起治疗作用。在遣方用药上，以辨病论治和对因治疗为主，也讲究辨证和辨症论治，作一般治疗和对症治疗。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兼症，结合对症治疗兼用不同药物 。
由于壮医强调辨病为主，因此在治疗上大量使用专病专方。现已收集的数千个壮医药专病专方，广泛应用于壮医临床各科，有的确实具有十分显著的疗效。
    对于以虚为主要表现的病症，壮医治疗以补虚为主，并主张多用动物药。如对气血虚弱，兼有风湿，颈、腰、肢节疼痛，历年不愈，每遇气交之变而加剧者，壮医主张多进各种动物汤、酒。壮族地区动物药十分丰富，因而运用血肉有情之品以补虚，成为壮医用药的特点之一。
　　（二）外治法
壮医外治法是通过外部刺激从而达到治疗目的的治疗方法。壮医认为，各种外治方法的治疗作用，归纳起来一是调气，二是祛毒。在内容上包括外病外治和内病外治两个方面。如疮痈疗毒、水火烫伤用壮药外敷，属外病外治；疴呕肚痛、遗尿泄泻用药线点灸，属内病外治。在具体施治上，又分药物外治和非药物外治两大类，或者两者结合使用 。
 壮医外治方法已知的就有数十种之多：
　　1．药线点灸疗法
药线点灸疗法的治疗机理是：通过以壮医秘方浸泡过的苎麻线，点燃后直接灼灸在患者体表的一定穴位或部位，疏调龙路、火路气机，而达到预期的治疗目的。临床实践证明，本法具有通痹、止痛、止痒、祛风、消炎、活血化瘀、消肿散结等作用。其应用范围达100多种病症。对于畏寒、发热、肿块、疼痛、瘙痒、麻木不仁、身痒诸证，疗效尤佳。
药线点灸疗法常用的穴位有几种：一是壮医特有的经验穴位；二是龙路、火路的某些浅表反应点；三是引用部分汉族中医针灸穴位。
　　2．药物竹罐疗法
其治疗机理是：通过用煮沸的壮药液加热特制之竹罐，吸拔于治疗部位上，疏调龙路、火路之气机，达到祛风除湿，活血舒筋，散寒止痛，拔毒消肿等治疗效果。适用于风湿痹痛，各种原因引起的腰腿痛、肩背酸痛、肢体麻木、半身不遂、跌打损伤、头痛、骨折愈后瘀积等。
药罐选取壮族地区特有之金竹制作，以近根部正直者为佳。常用的浸泡药罐的药物有杜仲藤、三线三、五爪风等。
　　3．针挑疗法
其法是运用大号缝衣针或三棱针等作为针具，通过挑刺体表一定部位而达到治病目的的一种方法。针挑治疗的机理是：通过针挑龙路、火路的体表网结，疏调气机，调和阴阳，逐毒外出而达到治疗效果。适用于多种病症，尤以痧症、痹症、风湿关节疼痛或僵直、腰痛、跌打损伤、肌肤麻木不仁等，疗效颇为显著。
挑点多选择龙路、火路网络在体表的反应穴 ，或龙路、火路的皮下反应点。
壮医针挑操作方法较多，就基本手法来说有浅挑、深挑、疾挑、慢挑、重挑、跃挑、摇挑等。就针挑方式来说，有点挑、引挑、丛挑、环挑、散挑、排挑等。
　　4．陶针疗法
陶针疗法是用陶瓷片敲击或磨制成针状医疗工具，然后在人体体表的相应穴位按压，或刺割至皮下出血以达到治病目的的一种治疗方法。陶针疗法是古代壮医传统的医疗技术之一，至今仍在壮族地区流传不衰。
陶针疗法多适用于治疗小儿夜啼、中风、中暑、小儿急慢惊风等病症。
陶针疗法按刺激方式分，有点刺、排刺、行刺、环刺、丛刺、散刺、集中刺和扩散刺等；按刺激的强弱分，有重刺、轻刺、中刺、放血刺、挑疳刺等类别。
除了上述外治方法外，壮医还有许多种其他的外治方法，如火针疗法、麝香针疗法、跖针疗法、掌针疗法、油针疗法以及皮肤针、微型刀针、温刮缚扎刺法。耳针疗法、四方木热叩疗法、无药棉纱灸疗法、药棉烧灼灸法、灯花灸法。水火吹灸法、竹筒灸疗法、艾灸疗法、火功疗法，鲜花叶透穴疗法、骨弓刮法，药物薰蒸、佩药、垫药、药捶、敷贴、滚蛋疗法、热熨疗法、浴足疗法等等。
壮医具有丰富的药物治病的经验，认为药物的治疗作用，在于以其性味之偏，来纠正人体病态下的阴阳偏胜和三气不同步状态。药有动物、植物和矿物。以功用区分有毒药和解毒药、治瘴气药、治跌打损伤药、清热药、补益药、治痧症药、祛风湿药、杀虫药等。总而言之，可分为解毒和补虚两大类。以毒药的解毒药来说，壮医是基于一个极其朴实的真理：有什么样的邪毒致病，必然有相应的解毒药治之，所谓一物降一物。而且毒药本身，在一定的量内，还是具有重要治疗作用的良药，所谓以毒攻毒。
广西壮族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丰富的植被和生态环境。其中有治疗作用的动物和植物很多。而壮医常用的药物就达数千种。某些品种的壮药并较早地得到开发利用，同时成为著名的中药。例如《后汉书·马援传》载："出征交趾，土多瘴气"，因常服薏苡仁而能防治瘴疾，后带回中原。苡仁至今仍是壮医常用药，盛产于壮族聚居的百色地区各县。在贵县罗泊湾汉墓出土的文物中，就有铁冬青、金银花等壮医常用药。在《神农本草经》收载的365种药物中，壮族地区盛产的菌桂、牡桂、苡仁、丹砂、钟乳石等被收录。该书中有“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病”等作用的“下药”125种，壮族地区大多有出产。唐代《新修本草》也收载了不少壮药，如蚺蛇胆、钓樟根皮、 狼跋子等。稍其后的《本草拾遗》，更收载了著名的壮医解毒药陈家白药和甘家白药，这两种药在当时即已作为贡品上贡朝廷。
壮族地区草树繁茂，四季长青，使壮医形成了喜欢使用生药的习惯，并提供了使用新鲜药物的环境和条件。临床实践表明：有不少新鲜药物，效果优于干品和炮制品。特别是治疗毒蛇咬伤的草药，一般都是以鲜用为佳。在壮乡广西靖西县，每年端午节都自发举行规模盛大的药市，上市的生草药达数百种之多，赶药市者上万人。可以说这是交流药材知识和防治经验的良好机会，也是壮族人民崇尚医药的体现。不少民间壮医，从生草药的形态性味，就能大抵推测出其功能作用，并将这些用药经验编成歌诀，便于吟诵和传授。
此外，将丹砂烧炼为水银的先进方法和田七的发现及利用，也应当成为壮药开发利用并达到一定水平的重要标志。
三七是世人皆知的著名中药，活血化瘀，应用广泛。明代以前，中原医家尚不知三七为何物，而壮族人民早已使用它并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称：田七“生广西南丹诸州番峒深山中”，“此药近时始出，南人军中用为金疮要药，云有奇功”。又云：“ ……乃阳明、厥阴血分之药，故能治一切血病”。说明田七治疗内外损伤、瘀血停留等病症，乃壮族人民最早发现及应用，其功是不可泯灭的。现代研究证实，田七内含皂甙等有效成分，具有人参的治疗作用而避免了人参的副作用；国外研究声称三七具有抗癌作用。
壮医药，是壮族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壮汉文化交流的产物，它促进了中国医学特别是民族医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