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皇mugen9.0百度云:外国人看中国2500年——西方眼中中国形象的变迁

        过于美化和夸张，容易使我们盲目自大；过于贬低，容易使整个民族失去信心和凝聚力
　　法兰西大帝拿破仑说：“中国，那里躺着一个沉睡的巨人。让他睡吧，因为一旦他醒来，他将改变世界。”这是外国人看中国的“崛起论”代表。 　　英国寇松勋爵说：“中国好比是一所大学，学者在这里永远拿不到学位。”这是外国人看中国的“神秘论”代表。 　　美国学者芒罗说：“‘中国龙’已经觉醒，全世界将面临威胁。”这是外国人看中国的“威胁论”代表。 　　日本学者观堂义宪说：“面向21世纪，中国朝着再度成为世界中心的目标迈出了一步。”这是外国人看中国的“经济中心论”代表。 　　……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中国日益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国际上掀起了一阵阵“中国热”。 　　中华文明5000年来，经历了各种苦难，也经历了令全世界瞩目的辉煌。通过总结几千年来外国人对中国的不同看法，我们会有一种别样的感慨——原来我们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是如此丰富多彩，原来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会成为一部完整的中国形象变迁史。 　　从本质上看，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就像过日子邻家对我们说长道短一样。关键在于，我们要有深刻的辨识能力，不能被外人错误的看法误导，既要认真倾听，又要有所批判取舍。 　　过于美化和夸张，容易使我们盲目自大。比如马可·波罗对中国某些吹捧的描写，18世纪西方掀起“中国热”时的一些盲目的吹捧，都一度使我们陷入脱离实际的幻境中。 　　过于贬低，容易使整个民族失去信心和凝聚力。比如，西方媒体在鸦片战争后对中国积贫积弱的宣传，使我们对自己的固有传统和优势产生了怀疑。 　　过于政治化和阴谋化，会使我们生存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恶化，不利于我们的良性发展。比如某些西方国家出台的“黄祸论”、“中国威胁论”，对此，我们应该懂得避重就轻。 　　过于凭空判断，也容易扰乱我们正确的发展观，造成不必要的恐慌。比如“中国崩溃论”，这是毫无根据的捕风捉影，我们对此同样要有清醒的认识。 　　总之，我们应该基于实事求是的立场，欢迎外国朋友给东方民族以关注和鼓励，多出点子，多提问题。我们要正确对待和处理那些不利的论调和看法。误把错误的看法当成真理，或者把正确的看法视为荒谬，对我们来说都是不利的。 　　因此，光了解外国人如何看中国是不够的，最终目标还是通过外国人看中国来认识自己的形象和实际地位。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正确认识和看待自己，借外国人之观为我所用，进而科学决策，发展和完善自己。                古代篇        当1275年马可·波罗风尘仆仆地来到北京时，他惊诧于中国发达的物质文明。500多年后的1793年，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向中国派出了庞大的使团。然而，“天朝”对“红夷”的优越感使乾隆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通商要求。当时英方代表马戛尔尼对中国的未来作出了如下的预言：如果中国禁止英国人贸易或给他们造成重大的损失，那么英军只需几艘战舰就能摧毁其海岸舰队。 　　中国的命运被马戛尔尼言中了。1840年，英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1842年，中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仅仅过了不到50年，中国就从一个令人向往的国家变成了一块外国列强觊觎的肥肉。  　　“他们完全不懂得战争和使用武器” 　　对西方而言，古代中国更多的是一个符号，一个体现了富足与文明的象征 　　最早提到中国的西方典籍，大概是创作于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一书，它的作者是被罗马哲人西塞罗誉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希罗多德在书中说：“东方文化是一切文化和一切智慧的摇篮。”在该书的第四卷中，他更是以丰富的想象力，将中国定位于万里之遥的“北风以外”。虽然这样的只言片语只能隐约勾勒出中国的外貌，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古代希腊人对中国的敬意。因为在希腊人的宗教信仰中，“北风以外的人”正是被太阳神阿波罗所宠爱的民族。 　　西方人眼中中国形象的逐渐清晰，是与丝绸联系在一起的。生活在公元前后的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他的著作中提到过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当时许多出身高贵的希腊人都穿着“赛里斯”人制作的衣服。 　　这个“赛里斯”人来自何方？原来，这些衣服是用西方人所没有的丝绸所制，而在当时，只有中国能掌握制造技术。 　　精美的丝绸引发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无限遐想。公元1世纪的罗马地理学家庞蓬尼·麦拉，对中国人的诚信充满了赞誉：“这是很公正的民族，他们把货物放在旷野中，购货的人，在卖主不在时来取货，这种经营方式是很著名的。” 　　4世纪的希腊史学家马尔塞林对中国的评价，更能代表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普遍认识。他赞美中国物产的富饶：“赛里斯国疆域辽阔，沃原千里……物产也很丰富，有五谷杂粮、干鲜水果、牛羊牲畜，真是应有尽有，品繁而量众。”“那里的城市较为稀疏，但规模较大，物产丰富，人烟稠密。”他更赞美中国人热爱和平的本性：“赛里斯人完全不懂得进行战争和使用武器。赛里斯人最喜欢安静地修身养性，所以他们是最容易和睦相处的邻居。”“在他们那里，晴空万里，皓月明朗，气候温和宜人，即使刮风也不是凛冽的寒风，而是和煦的微风。” 　　对中国不加掩饰的溢美之词，或许是对中国丝文化为代表的物质文化的极度向往。这和以后西方因热爱中国的瓷器，而盛赞中国的作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历史告诉我们，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中存在着一种互补心理，异国情调往往让人耳目一新，兴味盎然，所以评价也会高于实际情况。这时的不识庐山真面目，不是由于身在此山中，而是由于身在此山下。 　　因此，对西方而言，此时的中国更多的是一个符号，一个体现了富足与文明的象征。这正是推动西方人去接近中国，急切认识中国的动力。 　　“那里生活着各种信仰的偶像崇拜者” 　　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一个与西方能够彼此沟通、相互理解的国度 　　“中国人敬重和崇拜我们的《圣经》，爱戴基督徒，经常大量施舍。他们表现为通融之士和近乎人情。世界上人们所从事的各行业中，再也找不到比他们更为娴熟的精工良匠了。他们的国土盛产小麦、果酒、丝绸和人类的本性所需要的一切。”这是1246年，一位名叫柏朗嘉宾的意大利传教士眼中的中国。 　　柏朗嘉宾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依据亲身经历对中国作出描述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他对中国的印象是首创性的。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印象，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更为直观。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一个与西方能够彼此沟通、相互理解的国度。 　　仅8年后，法国传教士鲁布鲁克也来到中国，他肩负着向中国传播基督教的使命。尽管传教的目的没能达到，但鲁布鲁克对中国各种宗教信徒和睦相处的情景颇为赞赏。他在大汗的都城看到：“一个城区是有市场的撒拉逊人（伊斯兰信徒）居住区，另一个是契丹人（中国人）的城区。这两个城区外，还有12座各族的偶像寺庙、两座清真寺。城的尽头有一座基督徒的教堂。” 　　又过了50年，法国传教士孟特高维诺抵达北京。他赞叹中国的博大：“世界上没有任何国王能够以其帝国的辽阔疆域、人数众多的居民及其巨额财富而与大汗相媲美。”他服膺于中国人的宽容：“那里生活着各种信仰的偶像崇拜者。那里有大量属于各个教派并穿着各种法衣的僧侣。这些僧侣都要比天主教徒更为苦修和更为顺从。” 　　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孟特高维诺显然不会错过传教的大好机会。1298年，他在北京建立了第一座天主教堂，成功地为6000多人举行了洗礼，以至于他乐观地认为，西方将赢得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了。 　　“这是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 　　耶稣会传教士的频繁来华，最终推动了职业中国学的诞生 　　随着中国明王朝的建立和中西交通的隔绝，无论是马可·波罗的游记还是孟特高维诺写往欧洲的信函，都逐渐被人们遗忘，他们笔下的中国渐渐成为传奇。然而，16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延续了他们前辈的事业。 　　利玛窦是16世纪以来，相继来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中最负盛名的一个。他于1583年进入中国，1610年在北京逝世。在他那本蜚声西方的札记中，中国以一个幸福祥和的国家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凡是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和幸福所需要的东西，在这个国家都有丰富的出产。” 　　“中国的庄稼一年两收，有时一年三收，这不仅是因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由于人民勤劳的缘故。”“中国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井然有序地管理着整个国家。” 　　在中国生活了22年的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对中国的评价几乎与利玛窦同出一辙：“这个国家幅员辽阔，它的境内有供人类生活的必需用品及各种美好的东西，它不仅用不着向别的国家乞讨，反而还有剩余满足邻近和遥远国家的需求。”“中国人重视道德，更尊重实践德行的人。他们爽快地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地承认自己的不足。对于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而言，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 　　另一位西班牙传教士弗朗西斯科·奥瓦列斯，更是想从一些普通的事情上来突出中国的伟大：“关于这个国家的伟大，我听说了许多，而且看见了一些，对那些不认识中国的人来说，这很难说是真实的，因此我只谈那些在百姓中最普通的事。”他进而谈到了中国人的谦和、吏治的清廉和国家的稳定，言语之中不时流露出对中国历史悠久、文明先进、制度优越、社会繁荣的仰慕。中国，应当为西方所效仿，它为西方人描绘了一幅幸福生活前景。“他们的身体，以及他们的头脑，可以说是欧洲人的楷模。他们的种种德行，可以当作基督教国家的优秀榜样。” 　　耶稣会传教士的频繁来华，最终推动了职业中国学的诞生。与之前西方人零零散散的游记、见闻录不同的是，耶稣会传教士开始系统和有目的地记录中国，并对之进行深入的研究。中国的文化思想、哲学历史通过他们介绍到欧洲，引起了一场中学西渐的浪潮。
     “他们帝国的组织是世界上最好的” 　　伏尔泰史无前例地将中国历史作为世界历史的开篇 　　耶稣会传教士在他们的书信中写下了一个神奇而完美的中国，这对西方思想和精神面貌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17世纪末的大哲学家莱布尼茨，就将中国知识在欧洲的传播称为“当代最大的事件”，认为人类由此会产生一次大的飞跃。当时处在启蒙时代的欧洲也确实掀起了新一轮“中国热”。不过，这一时期的中国形象，是以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呈现在西方人眼中的。 　　一些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率先为中国大唱赞歌，其中用力最勤者当属启蒙时代的伟大思想家伏尔泰。在他耗费心力最多的著作《风俗论》中，伏尔泰史无前例地将中国历史作为世界历史的开篇。伏尔泰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大加赞赏：“我们对于中国人的优点，即使不至于五体投地，但最少可以承认他们帝国的组织是世界上前所未见最好的。” 　　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对中国政治制度的颂扬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以无可非议和不容非议的方式建立在自然权力基础之上，因而能够保证它在合法的行政管理中拥有做好事的最高权力。这种权威对君主来说是福祉，对臣民来说是应该受到尊敬的统治。”魁奈由此得出结论：“中国政制之所以能够长久延续，不是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条件，而是由于有一个因其本质而稳定的秩序。” 　　“中国人终日生活在自鸣得意中” 　　德国哲学家赫尔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文明的封闭性 　　然而，理性主义者眼中的中国形象并不都是完美无缺的。孟德斯鸠率先开了批评中国的先河，他从“地理决定论”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国民性和文化特征，指出中国存在着诸多矛盾之处：皇帝虽然开明，但却拥有过多的权力；国家虽富，但穷人和乞丐却不绝于路；人民虽然温顺，但却经常起来反抗。 　　孟德斯鸠也强烈抨击了中国人性格上的某些不足，他称中国人是“很会骗人的民族”。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每个商人有三杆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一种是准确的秤，这是和那些对他有戒备的人们交易时使用的。中国人的贪利之心是不可想像的，因此，让我们不要把中国的道德和欧洲的道德相比较吧！” 　　同时代的卢梭甚至不相信耶稣会传教士关于中国的报道，他在小说《新爱洛漪丝》中，借主人公之口说道：“我最近见到了中国人，不再为他们是奴隶而感到惊奇。他们一次又一次遭到攻击并被征服，一触即溃，并将永远如此。他们连呻吟的勇气都没有，真是活该。” 　　另一个哲学家德国人赫尔德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文明的封闭性，批评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也不喜爱，终日沉浸在自鸣得意之中，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隔绝和阻挠的态度。今天看来，这些批评具有相当深度，虽然有失偏颇，但亦有合理之处。 　　“沉沦的专制的帝国即将覆灭” 　　西方人发现，当时的中国人并不遵守孔夫子的教诲 　　1748年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认为，当时的清王朝是一个以恐怖为原则进行统治的专制帝国。1742年，英国海军上将安森在《环球旅行记》的游记中，再次向欧洲确认了孟德斯鸠对于中国的论述。使团带回的信息“令中国人名声扫地”。那里“商人欺骗、农民偷盗，官吏则敲诈勒索他人钱财”，“沉沦的专制的帝国即将覆灭”。鸦片战争爆发以及中国的战败，使中国被看成是一个封闭、停滞、邪恶、堕落的鸦片帝国。 　　在安森之后，不少探险家、东印度的职员和水手来到中国，在他们向国人的讲述中，中国多数也不是一个好形象。这其中比较著名的便是威廉·希基所写的《威廉·希基回忆录》。1767年，希基在澳门、广州游荡了将近4个月。在澳门，他看到几个面黄肌瘦、半裸着身、显然处于半饥饿状态的人，于是感慨周围的一切，都表明这里的贫困和惨况均已登峰造极。 　　到广州时，身为花花公子的希基，在游玩之余还不忘对广州的娼妓业作一番详细调查。通过希基的眼睛，西方人发现，中国人并不遵守孔夫子的教诲，他们既不克己复礼，也不坚持道德情操。 　　另一个来到中国的英国人米勒斯对于中国的风情论述不多，他集中抨击的是中国的十三行制度，认为是对公平贸易的扼杀。果然，20余年后，英国人全面认识神秘东方古国的行动开始了。 　　“这艘船将不会立刻沉没” 　　临近近代的中国已然是停滞、衰败、堕落的代名词 　　公元1792年9月26日，来自英国的一只庞大访华船队驶向中国。国王特使乔治·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由科学家、作家、医官及卫队共有800多人的使团，携带天文仪器、车船模型、纺织用品和图画等600箱礼品，前往中国，参加乾隆皇帝83岁寿辰的典礼。 　　马戛尔尼此行由于所谓“礼仪之争”并没有达到目的。但对于英国和欧洲而言，马戛尔尼使团所给予他们的最大收获，是使团在归途中沿着南北穿越整个中国。他们的回程纪事将这些信息带回欧洲，使中国形象在西方人眼中一落千丈，已然是停滞、衰败、堕落的代名词。 　　回到英国之后，对于自己访问过的这个东方古国，马戛尔尼最后断言，不管英国人进攻与否，“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但“它将永远不能修复”。 　　虽然中国拒不对世界开放，但英国却强迫世界向它开放。在马戛尔尼式的和平之行无果而终之后，英国人最终想到了鸦片和枪炮：鸦片贸易可以逆转对中国商品进口的入超，枪炮则可以打开中国尘封的国门。东西方的两个大国注定要在一场以“鸦片”命名的战争中兵戎相见。 　　1840年，历史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这一年，一支由40艘战舰、4000名士兵组成的舰队从孟加拉抵达广州口外海面。它没有在那里停留很久，因为舰队司令义律急着要同北京谈判。8月11日，在马戛尔尼登陆中国47年之后，义律的船队也在大沽港靠岸了。英国人以征服者的姿态向北京传达了伦敦的要求：赔偿销毁的鸦片、开放港口、签订关税条约、建立一个租借地。这些都是马戛尔尼曾提出过但却遭到拒绝的条件。不过这一次，中国却屈从了。1842年8月29日，当令中国人倍感屈辱的《南京条约》签订之时，历史的车轮正无情地从这个止步不前的老大帝国身上碾过。 　　古代篇·结语　　19世纪中叶，坐在大英图书馆里的马克思对中国形象与命运提出了更为精辟的看法。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中国的命运作了断言，也预期中国有着新的光辉未来。 　　对于鸦片战争爆发，马克思认为战争之后“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样，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马克思进一步坚信，“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不论西方人对中国是狂热的赞颂，还是严厉的批评，这些都说明了他们试图对中国能有一个更加全面与客观的认识。从西方人的角度说，对中国文化的评价其实是为了反观自我的文明，找到其中的缺陷与不足。 　　这表明西方人开始有了强烈的自我批判意识和独创精神，而此时的中国，却因为长时间的故步自封，已经渐渐落后于西方了。

     近代篇       在西方人眼里，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再不是那个美好的黄金帝国，它每况愈下，逐步沦为野蛮、专制、落后的代名词。在黑格尔的笔下，中国被拿来作为“无历史的文明”的最好例证。 　　所谓“无历史的文明”，是说中国总是王朝更替，周而复始。黑格尔认为，“中国是十足的、奇特的东方式国家”，没有历史的进步，只有周期性的动荡。 　　马戛尔尼的使船抵达中国、鸦片运达中国的港口……西方资本主义逐渐将自身巨大的生产力、强制力和破坏力释放给千年的文明古国。对于中国而言，这种力量无法抗拒，她由此进入沉沦的深渊。（1840—1949年 上）        “抵抗黄种人的侵犯” 　　“黄祸”，实际指的是日本与中国以及东方的佛教文化 　　1895年，欧洲主要国家的统治者们不约而同地收到一幅德皇威廉二世寄送的油画。在这幅名叫《黄祸》的画上，代表德、俄、英等7个西方国家的女神，正拿着武器准备抵御即将来临的来自东方的进攻。在远方滚滚烟尘中，类似佛陀的恶神驾驭东方恶龙正在逼近。 　　威廉二世所言的“黄祸”，实际指的是日本与中国以及东方的佛教文化。当时威廉二世大肆鼓吹“欧洲列强联合起来，抵抗黄种人、佛教和异端的侵犯”。“黄祸论”的始作俑者是俄国无政府主义鼻祖巴枯宁。早在1873年，他便在《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提及“来自东方的巨大威胁”。“估计中国有4亿人口……以不可阻挡之势大批向外移民……然后，转眼之间，西伯利亚，从鞑靼海峡到乌拉尔山脉和直至里海的整个地区就不再是俄国的了。” 　　在美国，“黄祸论”也有市场。近代以后，大量华人劳工进入美国。对于中国移民，美国曾做过调查，并在长达1200多页的报告中称“中国人不求进步，习惯恶浊……永不可能与白人同化”。很自然，“黄祸论”让美国一度掀起反华浪潮。 　　20世纪的开元之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在欧洲人看来，默默接受命运、早就没有反抗之力的中华帝国，突然爆发出一种恐惧的力量。“黄祸”似乎变得现实起来。一张可怕的图景在他们的头脑中幻现，只见成千上万的黄种人聚集在一起，头缠红布，手舞长矛大刀，发出嚎叫，冲向西方人的教堂。 　　传教士普南·威尔在《北京随笔》中对这种恐惧的描写入木三分。当他逃到教堂时，外面的义和团民集中喊着“杀”、“烧”，声音一波比一波大，“妇女们完全吓呆了，守护的士兵开始战栗……我们身处但丁描写的地狱中”。 　　如果说义和团是西方“黄祸论”在中国的最佳例证的话，在西方本土，华人移民也被创作为“黄祸”的另一种代表。1912年，英国小说家萨克斯·洛莫尔写出了第一部关于“黄祸代表”福满洲博士的小说。在小说中，福满洲博士是中国移民丑陋面的集大成者。他身材瘦高，光秃的脑袋，弯曲下吊的眉毛，眼睛发着绿光。他不光行踪诡秘，而且充满阴谋诡计，并以颠覆西方世界为己任…… 　　西方人对“黄祸”有一种夸张性的恐慌，这里面既有着对于中国现实的担忧，也有着对强大后的中国的恐惧，当然也夹杂着无知、想当然、人云亦云。 　　“作为国家的中国不复存在” 　　《泰晤士报》用醒目的标题报道：“中国处境危险；十多个敌对政权并存” 　　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爆发，自1840年以来就遭受内忧外患摇摇欲坠的满清政府终于支撑不住。次年2月12日，宣统发布退位诏书，统治中国达200余年的大清帝国终于覆灭。 　　对于这次革命，外国人反应不一，一些人惊呼，“中国醒了”。时为美国大学教授后为中国公使的芮恩施写道：“今天我们正亲眼看到这个庞大的民族觉醒过来，获得新的精力，并且更为积极地处理事务。”但在英国人莫里斯·科林斯看来，这些人对于中国的赞颂全都不切实际。 　　面对中国的政局变动，科林斯认为，清朝的覆灭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它不仅标志着一个强大的千年中华帝国最终落幕，也宣告一个古老文明的最终衰落。科林斯对于中国的政治人物都不看好。在他的眼里，慈禧太后贪墨而缺乏远见；曾经主持维新的光绪思想极不成熟；至于孙中山，虽然是天生的革命家，但其理想是“脱离中国现实的空中楼阁”。 　　一切似乎正如科林斯所言，新的共和国建立后，先是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接着国民党领袖宋教仁遇刺，再接下来就是护法与护国战争，张勋又演出复辟的闹剧，继之南北开始分离，各省军阀林立，中国陷入混乱。 　　1921年11月21日，英国《泰晤士报》用醒目的标题报道：“中国处境危险；十多个敌对政权并存”。《纽约时报》记者哈莱特·阿本德也在《中国的苦难》一书的前言中写道，这个时候，作为国家的中国已然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生活在苦难之中。 　　这是一种怎样的苦难呢？在辛亥革命后不久，美国陆军中尉约瑟夫·史迪威来到中国最繁华的都市——上海，这个未来的中国战区参谋长看到了令他一生难忘的一幕：街头饿殍无数，乞丐围着他打转，垃圾车里时常会发现尸体……对于史迪威而言，上海的一切都显得肮脏和丑陋。几年后，史迪威再次来到中国，又看到了中国新型工厂里的可怕现实。“他们每天像奴隶一样工作13个小时，常常精疲力尽倒卧在机器下面的破布片上。” 　　埃德加·斯诺则在此时目睹着乡村的苦难，斯诺向美国民众介绍道：“你有没有见到一个人，一个辛勤劳动、奉公守法、于人无犯的诚实的好人，有一个月没有吃饭了？皱皱巴巴的皮肤像布带一样在他身上叠堆着，每一根骨头你都看得一清二楚……” 　　“紧张的杀戮又开始了” 　　中国没有统一的政府，只有无穷无尽的军阀混战，国家的状况每况愈下 　　更让外国观察者震惊的，是政治派别间残酷的杀戮。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走向失败，从这年的4月开始，国民党发动了对共产党的屠杀，整个中国沉浸在一片血腥的空气之中。在汉口，《纽约时报》记者阿本德亲眼看见特务们拉开了一个女共产党员的肚皮，拽出她的肠子，然后让她在痛苦的煎熬中死去。 　　让西方人对此认识最深的作品，首选法国作家马尔罗的《人的状况》。马尔罗以1927年夏季的上海为背景，用文学化的笔调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这场杀戮，小说一出版就获得巨大反响。小说以杀戮开端，在漆黑的夜里，陈姓革命者将刀迅捷地刺进叛徒的后背，鲜血从刀口奔涌而出。在另一边，国民党掌权的政府正在大肆杀戮共产党。每当黎明来临，众多的乌黑笼子里便盛满革命者的头颅，在旧城街边赫然摆放。在凄厉的号声中，刽子手背着大刀大摇大摆走过，紧张的杀戮日又开始了。 　　1930年，报道中国达10余年之久的阿本德决定将他的报道和通讯结集出版。尽管体裁与马尔罗的文艺写作不同，但观感却是如此一致，阿本德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书题名为《苦难的中国》。在他的笔下，中国的分裂从辛亥革命就已经开始。在此后19年的时光里，中国没有统一的政府，只有无穷无尽的军阀混战，国家的状况每况愈下，民众由希望而失望以至绝望。“这场漫长的悲剧还将持续多久，目前谁也无法预言。” 　　近代篇（上）·结语 　　从“停滞的帝国”到“黄祸”再到“苦难的中国”，3种中国形象彼此独立又互相联系。三者固然是不同时期对不同中国的不同认识，但正是由于西方人认识到中国的落后、停滞，方才开始大肆侵略和掠夺。而“黄祸论”的产生，也包含侵略之后担心强大起来的中国进行报复的心理因子。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的苦难，固然有中国自身的原因，但是外国侵略，始终是中国陷入苦难难以自拔的重要因素。外国人对中国自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长达两百年的认识，始终与自身密切相关，现实的因素与心理的虚构是难以摆脱的动力，而这种局面，还将持续下去。
       当詹姆斯·希尔顿写作《消失的地平线》的时候，从未想到它会畅销；当斯诺进入陕北红区的时候，对于自己的使命和意义也一度认识不清；当亨利·卢斯将蒋介石夫妇包装后呈现在美国人面前的时候，对于自己能否成功也有过怀疑…… 　　毫无疑问，他们都成功了。他们的成功是时代的需求。而这种趋向，其实早在斯宾格勒高呼“西方文明走向末路”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法西斯的兴起与日本在东亚的侵略，更加深了这种趋向。 　　20世纪，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总是处于摇摆之中，从黑暗开始到黑暗结束，从恐慌开始到恐慌结束。而在其中，就在下文所提起的这段时光，它是趋向光明的。(1840—1949年·下)         “他和大地属于同一起源” 　　美好的大地、诗意的中国，此种美好的形象更多的是外国人为了弥补自身缺失而创造的梦 　　希尔顿在《消失的地平线》里给西方描绘了一个名叫“香格里拉”的人间仙境，而这个人间仙境就在中国。这本书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1933年，西方正处在经济危机之中，失去工作的人们太需要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希尔顿这本带有乌托邦性质的著作给人们提供了遁逃的最佳心理出处。该书发行后一版再版，“香格里拉”也由此成为当时的热门词汇。 　　另一部将美好中国形象植入西方民众心中的是赛珍珠的《大地》。自马可·波罗之后，西方再也没有谁写中国像赛珍珠那样影响广泛。作为传教士的女儿，赛珍珠自幼接受中文教育，中文笔名就是她模仿清末名妓“赛金花”而起的。1930年，她出版了长篇小说《大地》。 　　《大地》之所以能被美国读者认同，在于它描写的是一个人与土地的故事。正如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所说，“将王龙(小说主人公)创造出来的材料，与田野里的黄褐色泥土一般无二，他带着一种虔诚的喜悦把他的一点一滴的精力都给予了这黄褐色泥土。他和大地属于同一个起源，随着死亡的来临二者将合二为一，那时他将会得到安宁”。 　　这种对于土地的执着，让处于大萧条中的美国人感同身受，从而为美国人所认可。美国读者从赛珍珠小说中记住的，是全体中国人的广泛形象。《大地》几乎单枪匹马地使美国读者确信，中国农民甚至中国人是如此的坚强、奇妙、善良、令人钦佩。 　　在詹姆斯·希尔顿与赛珍珠对中国美好的大地进行艺术创造的同时，一些来华旅行的旅行家们也在游记中重复着这种创造。例如在爱沙尼亚哲学家赫尔曼·凯塞林笔下，田野里到处都是辛勤劳作的农民。“他们生在那里生，死在那里死”。 　　美好的大地、诗意的中国，此种美好的形象更多的是外国人为了弥补自身缺失而创造的梦。易劳逸在《流产的革命》一书中说，“从1927年起的10年间，是国民党统治相对稳定的10年，是蒋介石建立自己专政的10年。”一些后来的外国研究者更是将这一时期称为中国的“黄金十年”。不过他们似乎忘记了，这10年间发生了国民党新军阀间的混战，延绵不绝的水旱灾荒，当然还有永远难忘的“九·一八”。因此对于中国而言，“黄金十年”的说法未免过于奢侈。 　　“红色中国是理想社会” 　　当1949年腐朽的蒋介石政权被人民推翻之后，美国人自己才从这个自造的迷梦中惊醒 　　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生命旅途中，1936年6月的陕北之行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正是他那次带有冒险性的旅行，给西方人敲开了一扇紧闭的大门。这是一个与其他中国地区截然不同的地域，一群特殊的革命者为心中的崇高理想，在这里进行着伟大的实践。 　　斯诺在陕北充分接触了中共的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并与当地的百姓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在斯诺看来，“毛泽东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而共产党和红色中国之所以能够存在，“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对农民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 　　1937年，斯诺将自己的采访报道结集出版，书名就叫《红星照耀中国》。通过斯诺的笔，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生平事迹和革命实践活动第一次较为全面、真实地展现在世界面前。继斯诺之后，更多的外国记者到陕北进行采访，其中包括中国人熟悉的史沫特莱女士。 　　1944年，中外记者团延安之行对红色中国和边区形象的报道，对西方影响较大。在这个记者团中，共有6名外国记者。在受到毛泽东接见之后，他们有的转赴晋绥解放区访问，有的继续留在延安。 　　在晋绥，《泰晤士报》的福尔曼、《纽约时报》的爱泼斯坦等人深入抗战前线，亲身经历战斗，让外国人相信中国共产党以及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是积极对日作战的。 　　福尔曼在通讯中写道：“过去有人告诉我们八路军不打仗，现在我们亲眼看见了八路军是作战的；过去有人同我们讲八路军没有伤兵，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是有伤兵的；过去有人给我们讲八路军没捉住俘虏，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捉住了俘虏；在过去有人给我们讲这地方人民害怕并痛恨八路军，现在我们看到了人民是爱护八路军的、拥护八路军的。” 　　在西方记者和观察者的笔下，红色中国及其后来的边区是一个“没有乞丐、没有鸦片、没有卖淫、没有贪污和苛捐杂税的理想社会”。当爱泼斯坦坐在延安的窑洞前，准备将自己的见闻告诉家人时，他的感受基本上是所有在延安的外国记者的共同心声，“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这个中国充满希望，没有饥饿，没有失败主义情绪。延安使人感到未来的中国已经在今天出现”。 　　“国民党的许诺全是欺骗” 　　斯诺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大众，特别是对农民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 　　1927年4月4日，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上出现了一个穿着军装的中国人，他便是新崛起的军事强人蒋介石。到1945年时，蒋介石已先后7次登上《时代》封面。这表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后，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对中国及其领导人进入一个吹捧期。 　　这一时期，美国主流周刊对蒋介石和中国进行了全面的包装，美国大众看到的实际上是美国人塑造的一个中国形象。这个形象对于中国以及蒋宋等人都加以美化，并迎合美国人自己的口味。 　　蒋介石被塑造成一个美国人心中完美的政治人物，常被《时代》称作“中国的华盛顿”、“宁波的拿破仑”。《生活》杂志向美国民众宣传蒋介石对于母亲的孝顺，以及蒋每年回乡祭祖的事情。宋美龄同样不可或缺。通过媒体，美国人知道中国的第一夫人不仅长在美国，受过美国式的教育，甚至生活方式都是美国式的。1942年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一位美国议员评论道，“蒋夫人几乎使得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在媒体的塑造之下，美国人有意识地屏蔽掉了西奥多·H·怀特那一段令人信服的判断，“国民党在公众面前的行为举止是完美无缺的……但这个党的领导是腐败的，秘密警察是残忍的，许诺全是欺骗”。 　　当1949年腐朽的蒋介石政权被人民推翻之后，美国人自己从这个自造的迷梦中惊醒。巨大的落差，使得整个美国陷入“失去中国”的痛苦之中。其实他们失去的不是中国，而是根据自己需要创造的“中国形象”。 　　近代篇(下)·结语 　　当斯宾格勒喊出“西方的没落”的时候，一战后信心、信念全无的西方人开始寻找美好的乌托邦。当他们将目光投向东方的时候，那片落后的土地竟然变成温情脉脉的美好田园。斯诺等人的红色苏区之行，掀开了红色中国的神秘面纱，也使得西方开始真正地认识中国，认识一个即将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力量。 　　20世纪前几十年，西方的中国认识较之以前发生了逆转，这种变化得以出现的原因在于，中国变了，西方人看中国的视角和心态变了，更为重要的是，世界局势变了。
     现代篇       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短短的20年中，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经历了巨大的改观：中国人从“蓝蚂蚁”变成了有活力、高尚的人，中国社会则从“地狱”变成了“美好新世界”与“道德理想国”。那么，西方对中国的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巨大的变化？(1949-1978年)         　“6亿中国人穿着同样的制服” 　　西方对中国是“地狱”的看法，是想象多于现实 　　20世纪50年代初，由西方媒体所构造出来的中国美好形象似乎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从香格里拉变成了“人间地狱”，中国人成了6亿“蓝蚂蚁”，穿着同样的衣服，说同一种话，做同一件事。 　　在论述方面，“蓝蚂蚁”的描述最具影响。1955年吉兰的畅销书《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虽然承认现在中国人已经不挨饿了，承认中国已经开始了真正的工业化，但又认为中国的经济进展是以人性为代价的。“人们不管走到哪里，都穿着蓝布衣服……6亿中国人都穿着同样的制服。”“今天的中国人越来越顺从，最后变成一群绵羊，或者说，一座蚂蚁山。”令吉兰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一比喻也影响深远，很快成为五六十年代西方一个热门话题。 　　如果说“蓝蚂蚁”是西方对中国国民的典型概括，那么“地狱”一词就被西方某些敌对势力用来形容中国的整体社会。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舆论报道中，常见这样的描写：中国落后，缺吃少穿，人民不仅在精神上受到“洗脑”，在物质上也极度缺乏。 　　在美国媒体看来，人民公社化运动是用强迫手段进行的疯狂社会主义运动。西方反华势力还叫嚣，共产党的这些措施造成的第一个结果就是“饥荒”。这是美国媒体从中国建国开始不断重复的一个主题。在抗战中积极塑造中国形象的《时代》杂志，从1953年到1956年，不断重复的话就是，“中国成千上万的人正在忍饥挨饿”，“红色中国饥荒遍野”。在中国并没有出现饥荒的情况下如此报道，可以想见，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真正出现灾荒的情况下，中国在西方某些人眼中就更成了“人间地狱”。 　　事实证明，西方对中国是“地狱”的看法，是想象多于现实，是他们极端仇视共产主义的表现。 　　“龙，你究竟是一种什么怪兽？” 　　1949年新中国成立，给西方的感受是中国龙真的“醒了” 　　从1890到1940年，西方不断有文章和著作说中国这条巨龙正在苏醒、已经苏醒、正在摆尾、重生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给西方的感受是中国龙真的“醒了”。巨龙觉醒的军事表现就是朝鲜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出乎意料地粉碎了美国的进攻，给西方人全新的震撼。而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甚至“文革”，都被看作是中国龙“苏醒”的标志。 　　面对巨龙的觉醒，西方国家感到惊惶失措。一幅美国的漫画画了这样一个内容：一个美国人惊惶失措地站在一条巨龙身前，龙身上写着“红色中国”(英文)，标题是《怎么才能同一条龙保持友谊呢？》在1964年10月中国原子弹爆炸后和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时，西方公众形容中国为“一只孤独的狼，氢弹在握，仇恨在心”。 　　瑞士记者劳伦茨·斯塔奇的著作最能代表这种心态。1964年夏天，他曾在中国进行为期两个月的采访。回到西方后，他告诉西方的是，“中国正在崛起，中国咄咄逼人，我们西方对中国所知的确太少了。中国的象征龙，具有某种深远的含义；这种未知的怪物，一旦突然面对面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一定会令我们惊恐万分。龙，你究竟是一种什么怪兽？” 　　“东方人是可怕的战士” 　　“赤祸论”与龙的形象、与“蓝蚂蚁”的论点相结合，进一步加深了西方的恐惧感 　　西方认为，红色中国蕴育着“可怕的力量”，随时可能释放，就像西方历史上经历过的匈奴人、蒙古人、伊斯兰扩张一样，红色中国可能会制造同样的灾难，“赤祸论”由此而来。 　　宣传“赤祸论”最多的莫过于美国人。伊萨克斯在《美国的中国形象》一书中说，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中，美国人总是把他们自己看作是中国和中国人的守护者和恩人。了解了这个历史传统，就不难理解美国人在被新中国“扫地出门”时的心情。“丢失中国”、担忧与恐惧的结合在美国造成了史无前例的麦卡锡运动，许多“中国通”因被指责为“共产主义间谍”而遭到迫害。而运动的结果则增强了美国公众的危机感和挫折感，进一步恶化了他们的中国观念。 　　朝鲜战争或多或少加强了西方人“赤祸论”的观念。美国人在痛骂中国“忘恩负义”之时，开始担心中国的威胁。美国一位众议员说：“我无法把东方人想象为可怕的、强壮的、能干的战士。1951年在朝鲜，我第一次相信它。” 　　“赤祸论”与龙的形象、与“蓝蚂蚁”的论点相结合，进一步加深了西方的恐惧感。与龙结合，说明红色中国已经不再是积弱的中国，不再是东亚病夫；而6亿“蓝蚂蚁”，则完全可能变成敌视西方的“怪兽”。 　　“中国使你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 　　美国地位的衰落，让美国人改变遏制中国的政策，搞对华缓和 　　与此同时，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一种重新认识中国的趋势逐渐向西方展开。就在美国媒体还在长篇累牍地宣传中国是“地狱”的时候，法国著名作家西蒙·波伏娃出版了《长征》一书。1955年，波伏娃来到中国，对中国的亲身观察使她对以往的媒体宣传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她认为，吉兰的“蓝蚂蚁”说法既无新意又多偏见，中国的物质成就为个人幸福提供了保证。以《长征》为标志，西方开始重新美化中国形象。 　　尼尔伦夫妇1958年初在中国访问，正好赶上“大跃进”，他们眼中的中国到处是人民热火朝天工作，到处是成就。回国后，他们将观感写成了书，惊叹在中国发现了一个“美好新世界”。这本畅销一时的著作，在改变西方的中国观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 　　可以说，到20世纪6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中国观念已经起了重大变化，但美国的中国观仍然停留在50年代初的状态，这也让美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麦卡锡主义让美国人对共产主义闻风色变，朝鲜战争中美国伤亡13万人，100年来第一次尝到战败的滋味；而越南战争则直接带来美国地位的衰落。正是这些，让美国人改变遏制中国的政策，搞对华缓和。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向正常化迈开了一大步。美国人对中国的美好印象达到了一个高潮。 　　从尼克松访华到中美建交这段时间，赞美中国的书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即便在精神领域，中国也一跃而成为“道德理想国”。美国演艺明星雪莉·麦克兰妮说：“中国使你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 　　在把中国描述为美好新世界的同时，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形象也有了极大的改观。毛泽东成了“现代游击战之父”、最重实效的战略家。而中国总理周恩来，也受到美国人的广泛赞扬。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对周恩来流露出极大的敬意，说“恩来”译成英文是“恩惠降临”之意，这个名字很能概括他的风度和气质。 　  　现代篇·结语 　　“蓝蚂蚁”、“地狱”、“赤祸论”等看法，无疑是西方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偏见，也与当时中西交流不畅有莫大关系。正如费正清在他的《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所总结的那样：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知识是一片空白”。当时，由于西方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和中西敌对态度，中西文化交流一度停滞，直到1955年亚非会议以后，这一局面才有所改变。 　　20世纪50年代中旬到60年代初，随着交流的增多，西方的对华观念逐渐发生改变。到60年代中期，随着越战的进行和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西方人更多地思考资本主义本身的缺陷，寻找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的形象随之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改变世界的一周也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当代篇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综合国力大幅提高，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最亮点。“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成为人们的共识。外国人也一致认为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是20世纪中国形象变化最大的动因。 　　美国著名学者、素有“中国通”之称的傅高义认为：20多年前，邓小平先生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他去世时，已经提前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即让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中国改革开放的另一个成果，就是思想上的勃勃生机，其广度和深度可以与西方的“文艺复兴”相媲美。（1978-现在）         “古老中国使今日世界充满青春” 　　当代中国的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形象是，中国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最为集中和代表性的认识就是：中国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中国正在崛起并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在世界进入新世纪之时，众多外国人预测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我们的近邻日本人的观点和看法也是如此。 　　日本著名学者观堂义宪在1997年发表文章指出：“面向21世纪，中国已经朝着再度成为世界中心的目标迈出了一步。”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和西方学者认同他这一观点。美国学者傅高义说，他每年要到中国数次，经常在街头和各种场合与各种各样的中国人交谈，从政府高级官员到街头普通市民，无话不谈。根据他的研究和亲身经历，中国正在全面地走向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其开放的程度前所未有，经济变革日新月异。 　　尼克松算是“中国通”式的美国总统，他更是一个亲眼目睹改革开放让中国一步步发生变化的外国人。他在《中国·沉睡的巨人醒来了》一书中说：“最古老的中国可以使今日世界充满青春。”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逊同样认为：“中国有望在2020年成为世界第二或第三经济强国。” 　　美国《财富》双周刊认为：随着过去25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最强大的一支力量。中国已吸引了数千亿美元的外国投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它超过了日本，成为对美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 　　对于中国是否已经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不同的专家和学者虽有不同的看法，但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的经济目前确实在高速发展，成为最令世界瞩目的经济体。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正在进一步提高。 　　“中国总理的举动令人感动” 　　中国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凸显负责任大国形象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曾说过：“北京应承担更多的全球经济责任。”这不仅是外国所要求中国的，中国也确实努力在这么做。目前，中国政府身体力行地倡导建立“和谐社会”，在国际上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2003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在曼谷闭幕后，《纽约时报》就刊登了一篇题为《亚洲领导人认为中国是更加热诚的邻邦》的文章，指出中国正在成为亚洲最重要的政治力量，认为中国在经济、外交等方面的表现，促使亚洲各国确立了将中国看作一个更加友善、诚恳的国家的新观点。 　　近两年，随着国际热点问题日益增多，加上中国日益重视参与国际重大事件，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日益引起外国人的关注。2005年1月7日，《欧洲时报》发表评论文章，高度赞扬中国在印度洋海啸中的负责任形象。印尼外交部官员在雅加达会议中心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总理是惟一一位用自己乘坐的专机给我们运来救灾物资的外国领导人，中国总理的举动令我们深为感动。” 　　2005年9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一览无余。针对此事，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文章说，中国在联合国已表现得更加自信。 　　对于中国近来在国际舞台上的杰出表现，巴基斯坦外秘(相当于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霍哈尔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在世界发出的声音愈发有力。中国和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建立了良好关系。在亚洲，中国极大地维护了亚洲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发展。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和作用与日俱增。” 　　“不友好出于他们对中国的偏见” 　　把中国说成是威胁或者即将崩溃，这带有很强的政治性 　　外国人对中国评价的另一种论调是大肆妖魔化中国。妖魔化中国的最集中体现为“中国威胁论”和毫无根据、捕风捉影的“中国崩溃论”。 　　当苏联的威胁消失，而中国经济、军事逐渐强大之时，“中国威胁论”开始在美国等国泛滥起来。这种论调的主体内容是：一个“邪恶”的中国，随着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发展，不仅与西方竞争，而且将成为西方文明可怕的威胁。 　　1992年8月26日，《纽约时报》发表题为《民族孤立主义使中国成为世界祸源》的专栏文章，煽动美国和亚洲国家绝不能对中国姑息迁就，叫嚷“如果美国现在不能行动起来，与亚洲国家领导人一起遏制中国，势必发生战略性错误”。接着，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媒体也纷纷发表文章，附和这一观点。“中国威胁论”迅速在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一些亚洲国家出现了呼应。 　　20世纪90年代初，与“中国威胁论”看似矛盾实则相同的思潮开始在西方世界流行起来，这就是“中国崩溃论”。“中国崩溃论”是“威胁论”的延伸。10年前，一些欧美人士预言，中国也会像苏联一样“崩溃解体”。10年之后，这种论调又在美国主流媒体间流传。在这一背景下，种种怀疑中国经济增长的文章纷纷出笼。 　　毫无疑问，把中国说成是威胁或者即将崩溃，这种描述带有很强的政治性，代表了部分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在西方国家有一定市场。但是，即使妖魔化中国最厉害的美国，也有有识之士站出来说公道话。美国前商务部长巴巴拉·富兰克林说：“我认为，美国的一些人做得过头了……1997年年初，有人宣扬中国将是下一个‘魔鬼帝国’，把中国当成冷战后的‘敌人’，我对此公开表示反对。美国的大众媒体对中国不大友好，这是出于他们对中国的偏见。” 　　“中国人神情坚决而专注” 　　一位资深美国记者20年后重访中国，发现大部分中国人不留恋改革开放以前的日子 　　真正善于观察中国的外国人，会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来判断。2003年7月17日，阿联酋的《海湾时报》刊载了该报总编辑穆罕默德·贾拉达里访华后写的《学习中国的经验》一文：“我以为在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机场降落，会受到服务人员懒散的接待，我还以为自己走出机场时会看到迷惘的人潮四处徘徊。”但事实完全相反。“北京机场井井有条，服务准时而快捷，城市的街道干净整齐。最令我感动的是中国人的脸。走在大街上的人神情坚决而专注。” 　　2002年，一名澳大利亚记者在考察中国后也说，每次到中国都有新的惊讶、新的感受。城市绿地越来越多，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环境治理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基础设施建设、道路交通、城市环境以及人们的精神面貌都在不断改善。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精神、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一点也不夸张。 　　翻开1998年12月14日的美国《新闻周刊》，看到该刊亚洲专栏上发表了资深记者刘美远撰写的长篇报道《中国迎来美好生活》。文章前面是醒目的编者按：“一位资深美国记者20年后重访中国，发现大部分中国人不留恋改革开放以前的日子。”文章里还有这样的小标题：“20年前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繁荣。”该文压题插图是1997年中国青年情侣手挽着手在长城上举行集体婚礼的大照片，在照片旁边，还有另外一幅小照片：20世纪70年代末，一对中国新婚夫妇在闪光灯前留影，新郎一身军装，戴着军帽；新娘蓝布褂子，穿着布鞋。两张照片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 　　当代篇·结语 　　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后的迅速发展，又巧妙地经历了一系列轮回，其形象变迁轨迹是“繁荣富庶的东方古国——已经睡着了的狮子——东亚病夫——世界瞩目的焦点和世界经济的中心”。在这短短20多年里，中国经历的深刻而迅速的变化，令世界瞩目。而我们的形象伴随着我们的进步在外国人眼里也迅速地变化着，国家败则形象差，国家兴则形象佳，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 
       “中国热”是塑造国家品牌的良机         一个国家国富民强、蓬勃向上，就会引起外界的尊重和关注 　　近几年，西方媒体掀起了新一轮“中国热”。以去年为例，1月3日，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该报前总编威廉·莫格的评论，题为《这是中国的世纪》，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报道。 　　3月，英国广播公司“中国周”把《提问时间》节目制作组搬到上海；美国有线新闻网“中国周”也把主持人拉到北京钓鱼台直播，推出整整一周的《聚焦中国》报道。 　　5月6日，《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一个崛起的中国》的社论。5月22日，该报刊登著名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的评论文章《中国——世界的首都》，详尽描述了近几年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 　　5月9日，美国《新闻周刊》推出封面报道——《中国的世纪》，用21个版面密集报道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5月16日，美国《财富》全球论坛第九届会议在北京举行，主题是“中国和新的亚洲世纪”。早在会议前几天，《财富》就推出封面专题报道《变化中的中国》，探讨世界如何影响了中国，中国又如何改变着世界。 　　6月20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表了《新大国的崛起》一文，认为中国正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市场。 　　6月27日，美国《时代》周刊打造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的特别报道，全面解读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情况。 　　这一系列密集报道，再次点燃了西方的“中国热”，这使我们又想起18世纪的“中国热”。两次报道都是在中国强大的情况下，外国媒体、尤其是西方媒体寻求中国为什么会崛起和富强的背景下出台的。由此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国富民强、蓬勃向上，就会引起外界的尊重和关注。 　　由此，我们更加自信地确认，中国确实发展了。我们在经历鸦片战争后160多年的忍辱负重后，终于又自立自强起来，成为全球媒体争先报道的宠儿。 　　主动出击是积极选择 　　我们要排除西方对华报道中的偏见，充分利用其精彩之处，弥补自身形象缺陷，塑造中国在国际舞台的 　　 面对外国人看中国的新一轮“中国热”，我们应如何应对呢？像18世纪那样不闻不问，妄自尊大是一种选择；以更开放、成熟的心态面对是一种选择；还有一种更积极的选择，即主动出击，利用西方急于了解我们的利好形势，宣扬我们的形象和立场，向外国展示一个真实、友好和多彩的中国。 　　外国人看中国形象变迁的轨迹、外国人报道的“中国热”现象，看似是一个小问题，实际上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和战略问题。利用得好，未来发展的良好域外环境将被极大拓宽；失去这个机会，则是我们花几十亿、上百亿的广告费都买不回来的。 　　外国人看中国，实际上是外国对中国外交立场和态度的缩影，是公共外交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能单单认为是西方媒体炒作的结果。利用得好，则会有更多的“中国热”登场，中国将再次成为世界的焦点，将会在世界舞台上占据重要位置，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将会被更好地贯彻和倾听。此外，还会从另一方面强化内部建设，便于倾听来自世界各方的声音。 　　西方媒体的这股“中国热”，无疑是塑造中国公共外交和国家品牌的良机。我们应该多方面着手，扩大宣传，增强影响。从政府层面来看，鉴于西方媒体在全球舆论的主导地位和巨大影响力，它们对中国的报道和看法，势必会把全球更多的目光吸引到中国。借此，我们的政府可以通过积极的对外传播手段，来影响西方公众对中国的看法；更可以通过有效的信息，重新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推广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中国国家品牌。 　　从社会层面来看，西方媒体的“中国热”给今天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反思和提高的机会。西方媒体对华报道的角度，代表了他们在西方文化视野下对中国社会的理解。他们所关注和报道的内容，有许多的确是今日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正面或反面典型。我们应排除他们对华报道中一贯的框架和偏见，充分利用其中的精彩和准确之处，弥补自身形象的缺陷，塑造中国社会在国际舞台的良好形象。 　　学会用“中国眼”看世界 　　我们要充分重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总结外国人看中国的兴趣点和着眼点，加入我们的色彩，为我所用 　　 我们充分吸收了外国人对我们的想法和看法，从中取得了经验教训。我们也积极动用各种资源，来强化宣传，在世界媒体平台上展现自我，但最终效果如何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如果认识到问题的重要性，但操作不当，就不会达到应有效果。具体如何实施，总括起来就是：用“外国眼”看中国，用“中国眼”看世界。 　　用“外国眼”看中国，是我们这次策划的主题内容，对此我们已经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回顾和反思，我们一定要知道外国人最关注中国的是什么，从外国人的角度看中国的现状。用不同的角度，剔除偏见，辩证地看待，这才是成熟的用“外国眼”看中国的方式方法。 　　用“中国眼”看世界，应该在吸收“外国眼”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外国人尤其是西方媒体和受众的理解偏好和文化背景，将他们的特点充分吸收进“中国眼”。这样，“中国眼”看世界的角度才是全面的，我们也才能真正做到用“中国眼”看世界，用“中国眼”把中国有效地报道和展示给世界。 　　我们要充分重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兴趣点，不要用公式化语言去征服别人，而是总结外国人看中国的一些兴趣点和着眼点，将其放大，并加入我们的色彩，为我所用。 　　毋庸讳言，中国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里加强了对外宣传力度。但是，中国媒体在西方国家的影响力却始终没有从边缘走到主流。改变这种现状是现实的需要，需要采用更好的思路和方法。 　　在未来岁月里，我们要做出改变，并且应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要尽量考虑到各国文化的差异和国外受众的感受及接受程度。二是加强宣传，参与全球文化建设和软实力建设，努力塑造自己的良好形象，借此机会与西方的官方和民间建立对话机制，及时了解和沟通；抓住重大机遇，努力宣传自己，多在外交舞台上展示自己的存在。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实力的不断加强以及对世界影响的加深，西方媒体的“中国热”必将持续下去，用“中国眼”看世界的使命也仍会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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