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杀机人物有爪子:(转)我的加拿大移民生涯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1 15:13:21

我的加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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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能来到加拿大,这个梦想后来成了现实。

我出生在离九朝古都洛阳20公里的一个小山村,离我们家10公里就是著名的龙门石窟。每年春夏,成批的旅游者来到这里参观成千上万的佛雕。那也是我儿时最向往的地方。我对石头是没有兴趣的,真正吸引我的是那些外国人。大鼻子,蓝眼睛,胳膊上,腿上长长的毛,大人们说他们没有进化好。让我着迷的还有他们带的长长的相机,能马上打出相片的那种,我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我的家里很穷,父母没有足够的钱给我们买吃的。他们尽他们所能送我去读书,那是唯一能摆脱贫穷的方法。我幻想自己有一天长上翅膀,飞的很远很远。我受过很好的教育。为了我的梦想和下一代,我没有找同村的姑娘结婚(其实那时候也没人想嫁我),我老婆的家和我相隔2000公里。

很早就知道,加拿大是个FREE COUNTRY。加拿大什么都是FREE的,加拿大人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男人可以娶男人,女人可以嫁女人,他们可以有正常的生活,还可以有孩子。唯一的区别是大家称呼他们GAY而不是GUY。对我来说,这个很酷。当然,我不是GAY,对男人没有兴趣。但我还是可以有很多孩子,他们也不会挨饿。我孩子成为总理的可能性比他们的中国同伴要大很多倍。我喜欢这个。

在加拿大生活了7年,才忽然发现我对自己的身份有点说不清了。我不可能是真正的加拿大人,网上的中国朋友都这么说。我一定还是中国人了,可我的中国国籍已经没有了。大使馆的官员们把我当做真正的外国人。常常碰上一些不知情的老外问我,”你是韩国人吗?”他们真的不知道中国人和韩国人的区别吗?我可是从来不会把他们搞混的。

不过我现在算是有资格讲一讲什么是真正的加拿大了。

加拿大是个伟大的国家。面积很大。可以说是巨大。人口就不见得了。住在西部,你可以常常开两个小时的车见不到一个人。丈母娘来探亲看她女儿,马路上只看到几只鹿,很是吃惊,一个劲的问,”羊怎么会在马路上,人都跑哪儿去了?”我说,人都住在树丛里,鹿啊,熊啊的只能在高速上跑了。

加拿大真的是FREE COUNTRY吗?不见得。起码南边的邻居就不这样认为。加拿大有很多规矩,而且是大家都得遵守的规矩,不管你是谁。我几个月前去了一趟美国,发现那里的人们可以在超市里买到香烟,像MARBROO,外观看着很FANCY,价钱也便宜。跟那里上班的伙计说,”加拿大人只在加油站才能买到香烟,香烟必须盖起来放在柜子里,顾客是不能看到的。香烟的包装也很吓人。”他略带调侃地说,”是吗,我还以为加拿大是很FREE的。”

加拿大的确很多东西是免费的,看医生不花钱,住院不花钱,孩子上学不花钱(他们好像也不学习),给别人打工,老板不花钱。这里的义工多了去了。刚来时没有人愿意雇我,发了不少简历,连个面试也没有。后来听人说原因有二:受教育程度太高没人敢要,再者是没有加拿大经验。第一个简单,马上改简历,高中以后我就没再读过书。加拿大经验有点头疼,除了跟我老婆,我跟别的女人没有过经验,可我老婆是地道的中国人。在加拿大混,难道真的得先找个本地姑娘吗?

总算是有人给我面试了,一切顺利,最后老板说,”我们决定录取你,不过我们不能付你工资,但我们可以保证六个月以后给你一个很好的REFERENCE。”我很感谢他,可是没接那个OFFER。我需要钱养家,从国内带来的钱来这里后缩到了六分之一。

加拿大人是幸运的,他们有太多的资源,当油价涨到$130一桶的时候,大家的脑子出问题了。 $200一桶?肯定的。$300呢?很有可能。$400呢?好像没什么不可能吧? 想加拿大经验吗?那么就来西部吧,你很快会找到工作,重要的是他们还付钱,很多钱。谁说阿尔伯特生产DIRTY OIL? 对我来说,DIRTY OIL 就是GOOD LIFE。如果你怀疑我们的油,那你肯定是嫉妒了。就连美国人也承认,OIL BOOMING是一生只能碰到一次的机会。人们住在HALIFAX,他们在FORT MCMURRAY上班,3000公里以外,他们上班不开车,他们做飞机。

如果你生活的地方一年有四季,上帝保佑,你是幸运的。加拿大共有两个季节,WINTER AND PREPARE FOR WINTER。加拿大人夏天进食,啤酒,牛排,POTATO,MASHED POTATO, FRIES,他们在冬天睡觉。你要是在街上看到肥硕的加拿大人,你知道原因的。如果有人告诉你他从来没有把车开到DITCH里,他八成是在撒谎或者从来就没有开过车。过去6年里,我就进过四次DITCH。有自己主动进去的,也有朋友把我整进去的。

加拿大人好吗?是的。中国话叫很NICE。加拿大人喜欢玩数字游戏,樱桃的价钱是2.99元一磅,而不是三块。加拿大人的数学其实是不怎么样的。他们说”ONE SECOND”其实是10分钟,ONE MINUTE至少是半个小时。加拿大人工作节奏慢,所以他们能KEEP他们的资源;他们不发雷霆之怒,所以他们活的长;九十岁的人,走路都得拄拐杖,可是他们照样开车上高速。

有歧视吗?我不觉的。我的邻居有个铲雪车,他冬天帮我铲雪,我请他喝啤酒,冰冻的。可是夏天我就有点难为情了,他家前面的草坪总是比我们家的绿,他家后院的花也比我们家的多。尽管我在后院种菜,可是他们不长花。真正能吃到的菜也就是韭菜,跟草长得一模一样的韭菜。我种了很多西红柿,却从来没有吃到过,他们在成熟之前通常就夭折了。

我说中文,也说英语,可是加拿大政府说那不是双语,因为魁北克的法国后裔是不说中文的。魁北克人不说中文不是因为他们不聪明,他们学法语有钱发。我学英语很多年了,但从来没有说好过。刚上班的时候,我是不接电话的,我只听留言。真正令我自豪的似乎只有一次。那天,我的同事带我去见一个客户,一个中国来的同胞。回来时他跟我说,”只是想让你知道,你的英语其实不是最差的。”

加拿大人很爱笑,没有理由的笑。同事聚在一起喜欢开玩笑,我也跟着笑,不过很多时候是出于礼貌。其实,我有时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有时候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笑,他们讲的我觉得其实一点都不可笑。

四海为家,家的概念现在有些模糊了。

喜欢加拿大么?是的,这里有我的事业,孩子,还有家。

想回国吗?当然了,我想念我的父母,兄弟,我儿时的伙伴,还有生养我的小山村。

我还有一个梦想,就是盼着公司哪一天能把我派到中国去。

我不是骆家辉,大使不大使的我不是很在意。

我的加拿大移民生涯(一):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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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移民加国的前一年,我的年薪是六位数,再次拿到这个数字是5年以后的事了。
2004年,5月的宁波,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天早早的亮了,吴师傅找好的金杯面包车就停在楼下。
朋友们都来了,大家帮我把行李搬上车,有六个纸盒子,里面有一家三口的衣物,被褥,碗筷,高压锅,案板,菜刀,以及成堆的牙膏。
握手道别,我们谁也不知道,下次的见面会是在整整4年以后,我们也从三口之家变成了四口之家。
金杯面包载着我们一家三口行驶在通往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路上,跟我们一起去的是吴师傅。
我有很多朋友,吴师傅是在我身上花费最多但从我这里得到最少的一个。
移民的路是漫长的,从递交申请之日起到最后的成行,经历了整整四年的时间,吴师傅也替我们守了四年的秘密,我也从国营企业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兵变成了一个跨国公司的经理–只管生意不管人的经理。
人生的道路充满了冒险,事先不曾觉察到的冒险是最大的冒险,我的自然也不例外。
辞去工作,踏上加拿大这块土地时,我没有意识到移民的路其实是条单行线。
他们说,移民就是重新洗牌,把你就要到手的好牌洗成十三不靠。
到一个完全陌生,连语言都不通的国度,心里打鼓吗?是的。
但如果可以再来一次,我可能会像所有爱情小说里描写的那样,”我依然选择你”。
因为这其实是个有些无奈的选择。
我是学工科的,和大部分我的同学,同事一样,我认为做学问是很没出息的,我曾经的理想是当官,那种有人请吃,请喝,能光宗耀祖,孩子犯了法可以用我的乌纱帽罩着的那种有点实权的官。
我的同事说我有反骨,这个我承认,我从来没有真正安分过。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在内心深处,我很希望和我的领导同流合污。
我的领导也许没能看透我的心思,也许他们没能理解,总之我的理想没能变成现实;我没有说过领导不爱听的话,也没说过他们喜欢听得话。
我的领导说,干部要学会叫,做的事情要叫出来,照现在的说法是会炒作,这个我理解;
他们还说官场上混,你要比猴子还精,这个有点难为我,比猴子精的那还能叫人吗?
我的很多朋友经商发财了,我知道这个我也做不了,商场和官场是相通的,官场都混不好商场能行吗?
我出国的动机不纯,并不是真的热爱加拿大,我要是当初能升官或是发个财什么的,我不会选择移民。
这不,在温哥华机场过关就遇到了一个小插曲。
除了加航的饭难吃,空姐太老之外,一路旅行还算顺利,经过12个小时的飞行,飞机安全降落在温哥华国际机场。
跟着机场的指示牌,去海关报道,新移民还真的不少,长长的队。
检查完所有的文件,被告知我们在国内精心排的照片不合规范,头太小了。
还好,被带到一个小屋里,披上毛毯,重新照了一张,被用在后来的枫叶卡上,其实照的水平并不好,怎么看上去都像是三个被通缉的逃犯。
同机的那对上海小夫妻就没有那么幸运,他们根本没有带照片,移民局接待的小姐好像说他们不该这样,我觉得左右是不合格,带不带有什么关系。
不知道是谁的态度不好,交谈的声音逐渐大起来,后来就变成了种族歧视,要投诉什么的。
种族歧视是个杀手锏,争吵马上平息了,接着是道歉。
我那时真的是羡慕,登陆的第一天就能操着英语和加拿大人吵架,还能让他们道歉,从心底里佩服。
取行李,转机,直奔我们的目的地多伦多–朋友等在那里接我们。

我的加拿大移民生涯(二):多伦多初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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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风景秀丽的江南水乡宁波生活了十几年,虽然和大家一样没去过天堂,但我到过苏杭。
五月的多伦多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十倍。
到达多伦多机场是当地时间晚上9点多,朋友刘早早的在外边等着了,我却遇到了点小麻烦–托运的行李出了问题。
传送带转了一圈又一圈,六件行李我只找到两件。
机场的工作人员来了,解释说可能在下一个航班上。
似懂非懂,不过既然是加拿大的规矩,就等等吧,好在下一个航班马上就到,丢行李的也不止我们一家。
11点到达的航班上又找到两个行李,还有两个是真的没了,跟着别人去机场登记了朋友家的地址,说是行李改天会送上门,我开始有点将信将疑了,机场那么多人,也没人管他们拿的是不是自己的东西,该不会是谁顺手牵羊把我的行李拿走了吧?
我要是多报两件呢?感觉好像也是可行的。
不知道别的航空公司是不是都这样,我坐过飞机,可从没托运过行李。
推着行李车走到外边,刘已经等候多时了。
坐到车上,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是落了下来,”刘姥姥”崭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不知是兴奋还是时差的关系,都半夜12点了,竟还是睡意全无。
刘特意为我5岁的女儿准备了一个座椅,叫什么CAR SEAT,我以前从来没见过;
嘱咐我们系好安全带,我说没关系,你系上就行了,他说不行,全都得系。
系就系呗,反正在国内我是不喜欢那玩意儿,不舒服,我还真不记得国内的车子后排还有安全带。
晚上下了点小雨,很凉快,空气也很清新,我们飞驰在后来听说叫HIGHWAY 401的大道上,感觉真的很不错。
刘开的车子出奇的大,他说那个叫MINI VAN,是借朋友的,特意强调是个很好的朋友,
“很够意思的,加拿大人有两个东西不借,一个是老婆,一个是车子”。
我笑了,
“你也太八卦了,国内别说是车子,马子都是可以借的。”
他也笑了,
“说真的,不开玩笑,要学的东西很多,你慢慢会知道的,有几种人你马上就会碰到,第一是教会的,第二是传销的,第三是卖教育基金的。张,你答应我一件事,这些人你可以接触,但在前六个月之内,一次性两百块钱以上的支出一定先打电话给我。多伦多的工作不好找,老移民打新移民的主意,不了解情况上当受骗的新移民很多。六个月以后,你再干什么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
我说这个好办,我就见了兔子也不撒鹰–我原本也没多少钱。
刘说的三种人我后来真的都碰到了,包括受骗的,这是后话。
一路飞驰,转眼到了SCARBOROUGH,没见几个高楼大厦,这个我有心理准备,短登的朋友给我看过温哥华的照片。
半夜里行人和车辆很少,朋友开车挺小心,遇红灯没人也乖乖的停下,应该是有摄像头吧,我想。
居民区很静,一栋栋的房子,我们在国内戏称之为”别野”的那种,可是又有点不一样;马路的两边绿树成荫,路灯的灯光透过树叶洒向地面,也洒向马路两边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清新的空气里透着一点湿润,带我回到儿时我生长的小山村。
梦幻般的景象,真的和美国电影里的一模一样。
小区里没有红绿灯,我们的车子还是时不时的停下来–没人也停。
忍不住对刘说,
“刘,你开车挺小心的。”
刘解释,
“看见那个红牌子了吗?STOP SIGN,我们国内没有,必须要停,还要停定,被警察抓了要罚款的。”
这是我在加拿大上的第一堂交规课,虽然国内也偶尔听人讲起过,这回是来真的了。
朋友是有房子的,我们在多伦多的第一晚不是在他家,是在移民接待站,就是有房子的华人开的家庭旅馆,有点意外,不过没太往心里去。
安顿好,还是没有睡意,老婆借房东电话给她妈简单报了平安,女儿饿了吃朋友给我们准备的面包。
跟刘约好,天亮带我们找房子。

我的加拿大移民生涯(三):找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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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一家三口一大早就来了,依然开着那辆MINI VAN。
四年没见了,见了面照例是激动的没有拥抱–我们中国人不兴那个。
感叹时间过得快,朋友的女儿比我女儿大了六岁,上六年级,都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看到我女儿,很高兴,转头跟她妈妈说,
“MAMI, SHIRLEY IS SO CUTE.”
哦,原来加拿大夸小孩不是BEAUTIFUL 或是LOVELY,是CUTE。
女儿也很高兴,孩子们就这样认识了。
我对那辆MINI VAN很感兴趣,个头的确比一般的车要大,可以坐七个人,有三排,最后一排装在轨道上,可以折叠,还可以移动。
刘冲我说,
“现在新移民不多了,房子好找,不急,今天应该能搞定,我们先去吃早饭,想吃什么啊?”
我说,
“油条或是小笼包子,随便,什么都行。”
刘和他老婆都笑了,
“张,不一样了,多伦多没这个,我们去吃TIM HORTONS。”
对TIM HORTONS吃的东西不感兴趣,奇怪老外喜欢吃那个甜不拉几的面包,不过店里很整齐,比国内的包子店干净不少,印象最深的是售货员拿面包(后来知道叫DONUTS)时都戴着一次性的手套,这个以前没见过–小笼包子是带笼子一起端过来的,油条我们在国内用筷子夹。
刘的老婆随身带了一张最近的报纸,上面很多租房信息,有APARTMENT还有BASEMENT,上边已经做了不少记号,都是潜在的目标。
决定先看便宜的BASEMENT,一个电话过去,确定人在家,我们出发了。
车上一边看风景,一边跟他们瞎聊,
“多伦多这鬼地方,倒真的是挺干净的,不过大街上怎么没人呢?”
刘解释说,
“今天是VICTORIA DAY,法定节日,长周末,很多人都出去玩了。”
一边点头,一边琢磨,节假日城里好像应该人更多吧,国内周末逛街,都是人满为患,麦当劳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座位,你得快点吃,桌子旁边就有人站在那儿端着盘子等着,总不好意思细嚼慢咽吧。
告诉刘,我的眼睛好像比在国内的时候好了一点,远处的高楼不像以前模模糊糊的,可以看得很清晰,他说不是眼睛好了,是空气质量的原因。
不一样的多伦多,给我的印象很不错,没有那种”不去后悔,去了更后悔”的感觉。
看了几个房子,总体不是很满意,地下室太深了,而且大都窗户很小,有些干脆就没有窗户。
还有就是要穿过房东家的客厅,或是跟房东共用厨房,以前没有这个经验,和陌生人在一个桌上吃饭,总之感觉不爽。
接着找,下午三点多,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
就在SCARBOROUGH,穿过一个公园,就可以到丰华超市,房东是一对福建的夫妻,感觉人很不错。
地下室的三分之一高出地面,窗户也比较大,前任房主,那个白人是把它当酒吧用的。
重又装修后,被隔成两间,还装了个厨房,独立的,一个独立的卫生间,浴缸是红颜色的,老婆和女儿很喜欢。
650块,包水电,就是它了。
刘从他们家车库拿来事先给我们准备好的席梦思床垫,两张旧桌子,几把椅子。
因为车子要还,于是马不停蹄又去约克大学从归国留学生那里买了旧沙发,旧自行车。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旧货市场花90块钱买了国内人都不用的286台式电脑。
还有那个和VCR一体的20寸彩色电视机,我保证那个是老古董了,都什么年代了,还VCR呢,在中国都SUPER VCD了,盗版光盘满大街,便宜的很。
无奈刘说,这里光盘贵得很,买不起,图书馆里可以借到录像带,不用花钱。
以中国速度一天内搞定一切,总算是有个窝了,这些全都多亏了刘。
吃饭,庆祝,谢谢了,哥们儿。

我的加拿大移民生涯(四):很多东西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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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天,起得很早–睡不着觉。
老婆孩子还在梦中,我就早早的爬起来了,拿张地图,骑上自行车出发了。
也没有目的地,纯粹瞎逛。
除了来来往往的车辆,很少看见人,好不容易看到一个长得很胖的白人女子散步,年龄大概二十到四十岁,手里牵着一条哈巴狗,把整个人行道都占了。
车子没有铃铛,看看绕不过去,又不想践踏草坪,于是下车来跟在她后边,被她察觉,回过头来白了我一眼,用手指着马路,嘴里好像是说我应该骑在马路上。
太危险了吧,马路上车子开得那么快,看看周围没人,推着车子从草坪上绕了过去,心想,这人也真是的,怎么不让路啊?
很多东西要办,不过没什么难度,值得一提的是在SCARBOROUGH TOWN CENTER办证时碰到的一个好心人。
那天,我和老婆,孩子三个人排队等着办工卡,人很多。
一个人走过来,用普通话跟我们打招呼,自我介绍叫PETER,在政府部门上班,帮我们填了所有的表格。
坐在旁边的凳子上唠嗑,他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加拿大的情况,像是牛奶金,教育基金什么的,告诉我们他老婆是这方面的专家。
得知我老婆在国内弹琴,他很高兴,说他女儿弹钢琴,问我们能不能改天到他家里坐坐。
在国内时就听说加拿大教孩子弹琴很贵,钢琴老师,或是陪练是个不错的工作,于是满口答应。
第二天,PETER真的来了,一看就知道很有派头的那种,他开的真皮凌志车我是认识的,挺贵。
他们家的房子更大,屋里墙上大大的油画,很有品味,尽管我不太懂那个东西。
试了一下他们家的钢琴,我老婆说比国内我们家的好不少。
更羡慕的,他老婆的办公室就在家里,办公桌很大,很气派,很加拿大,桌上的杯子里斜斜的插着两面国旗,和电影里美国总统的办公室极其相似。
一同被邀请的还有一对上海来的夫妻,STEVEN和SHELLY,他们的孩子小,送回国内跟爷爷奶奶一起住。
听他们讲,我们是低收入或没收入家庭,女儿可以拿到政府发的最高限额的牛奶金,每个月有三百多块钱,下个月就到–和朋友讲的一样。
讲到找工作,好像不是传说中的那么难,上海的小夫妻都在上班,工资不高,8块还是有的,换成人民币比我老婆在国内挣得多。
话题很自然的扯到了孩子身上,中国的父母当然是世上最好的父母,大都给孩子攒钱,供他们将来上大学。
把钱存到教育基金上,政府会每年贴400块,很合算,上海那对小夫妻就给孩子买了,其实也不多,每个月存两百块,算到每天就更少,从孩子的牛奶金里拿出一部分就够了。
PETER的老婆是政府教育基金的代理人,她已经做到金牌了,办公室里大大的证书可以作证。
我记着朋友给我的忠告,尽管感觉有点对不住孩子,还是婉言谢绝了,我们需要钱买吃的,把超市里的价钱乘以六换成人民币,东西贵的不敢买。
还是等有钱再说吧。
没有当成PETER孩子的钢琴老师,不过认识了STEVEN他们,不久又一个机会来了。
那天STEVEN和他的朋友开车来找我,说是去见一个美国常春藤大学毕业的教授,就住在SCARBOROUGH的一个高级公寓里,事业很成功,没准他或他的朋友可以帮我找到我专业方面的工作。
满怀希望欣然前往。
很高级的公寓,很大的房间,从窗户看下去就是高尔夫球场,很美。
应该是成功人士才能买得起的房子。
主人是美国某大学毕业的数学博士,茶几上放着一本书,叫《我的第一桶金》。
我们谈的很多,原来数学博士是不做学问的,加拿大发财的机会太多,何必去做没出息的学问呢,关键的是如何捞到第一桶金,这是人生成功与否的关键。
对于很想发财的我来说,这个诱惑是很大的,那个能帮我发财的产品就在教授的家里。
我这时才注意到,他们家客厅的橱柜里摆着很多东西,我在国内见过的,类似安利的洗涤用品,希望转瞬间化成了泡影。
不用朋友提醒,我知道这一桶金不属于我,我不是做生意的料。
后来还去过类似但规模大的多的传销会,都是车接车送,他们的产品无外乎是号称圣水的中药或其他的魔水,站在台上现身说法的是曾经半身不遂和偏瘫的病人。
我的四肢一直很健全,家里也没有这样的病人,这些发财的机会只好让它白白的溜掉了。
渐渐的发现,在加拿大混,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发财对我来说不过是个梦。
还是老老实实从语言开始学起吧,我想。

我的加拿大移民生涯(五):LINK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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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国内是考了雅思的,托福也考过–以备万一上学之用,虽然不是很牛的满分,600分还是有的。
我还在原来单位的外事办当过几天翻译,接待过老外,包括说话时舌头好像老也伸不直的印度佬,还有从伦敦郊区来的操着浓重乡村口音的英国佬。
做翻译是要有水平的,对我来说,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得能猜,要镇静,不能慌,反正我的领导不懂英语,外国佬又不懂中文,全凭我说了,当然不能胡说八道,起码逻辑要讲的通。
最烦的是那个会一点中文的英国佬,讲话时很喜欢冒出几个蹩脚的汉字,自以为很得意,整的我不仅要猜他的英语还得猜他的汉语。
我这个老革命到多伦多遇到了新的挑战。
上刘家里吃饭,他老婆跟我说,到她家要转一次车,不用另外买票,但要记得跟第一辆车上的司机要票,我说,
“哦,PLEASE GIVE ME A TICKET。”
她说不是,
“TRANSFER, PLEASE。”
见我满脸狐疑,刘解释说,公车司机是不给TICKET的,警察给TICKET,可那个TICKET一个TONY(两块的硬币)是绝对搞不定的。
TRANSFER在加拿大就是公车票,很有意思。
我的听力还可以,简单的英语我连蒙带猜的也能懂个八九不离十,要命的是口语,自己不会表达。
那次上刘家里吃饭车就坐过了头,一直到了终点站SCARBOROUGH的TOWN CENTER,路上一直没敢问。
算了,不着急工作挣钱,先熟悉熟悉环境吧。
去给自己的英语做了一个测试,我四级,我老婆三级。
带上孩子一起去读LINK班,就是劳伦斯大街上的那个。
LINK班里有各色人等,我们班上除了两个东欧人,其他都是说普通话的,有一个学友词汇量相当的丰富,后来听说他的GRE原来考了2000多分,申请了奖学金,过完暑假就要去读书了。
不过这老兄和我们一样学的一口流利的哑巴英语,连说带比划也很难让我们漂亮的波兰裔女老师明白他的意思。
在国内新东方读书的时候,俞敏洪老师有一次跟我们说,
“美国人抱怨我的学生只会考试,不会说话,我告诉他们,我的学生不会说英语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中国,要是他们到了美国三个月后还不会说英语,他们美国人说的就不是英语。”
我当时的理解是,到了美国,加拿大,英语单词自然而然的就会从嘴里冒出来,挡都挡不住,看到LINK班里那些学长,我有点担心了,他们有些已经在那里快两年了。
俞敏洪的话放在孩子身上是适用的,上了两个月的LINK班,进步最大的是我5岁的女儿,从刚开始不肯进那个BABY SITTING ROOM到能听懂阿姨讲话,然后是看懂动画片DORA THE EXPLORER,兴奋的在沙发上跳来跳去,偶尔还冒出几个西班牙单词,为暑假后的KINDERGARTEN打下了基础。
我虽然没有什么长进,不过结识了不少朋友,有国内基础很好的工程师,医生,大学教授,还有没学过几天英语的家庭主妇,比如我老婆;我们彼此在和对方的比较中寻找心理上的平衡;有几个男同胞,上完课,还要背着书包去面包厂上班–很有养家的责任心。
特别羡慕那些有工作的本地人,LINK班的老师包括我女儿的BABY SITTER都有17块/小时,还有那个公车司机,听说也有17块,每天坐他的车,每天把我们扔在路边去TIM HORTONS买他的咖啡,雷打不动。
除了女儿的牛奶金,我们家的钱都是人民币换来的,我那时总喜欢把价钱乘以六往人民币上靠,这一靠发现,加拿大的东西贵的让人心疼。
我们在国内时,早饭和中午饭一般都在外边吃,周末是饭店里的常客–客户总要请的,隔三差五的请老婆孩子吃顿饭老板说就用公司的卡付了吧。
来加拿大后的头两个月,饭店的门都没敢靠近过,那次女儿嚷着要吃麦当劳,我也是只给她买了一份,我自己和老婆一旁袖手旁观。
从报纸上看到SHEPPARD AVENUE上一家幼儿园夏天招PART TIME的义工,为了积累加拿大工作经验,老婆决定去试一试。
从STEELS到SHEPPARD就两站路,一家三口7块钱的公交票换成人民币就是40块,比国内的出租车还要贵,我们决定散步过去。
没想到,这一散就散了将近一个半小时,到后来女儿累的实在走不动,只好抱着,天有不测风云的是刚巧被教会的一个朋友碰上了。
他说,再苦不能苦孩子。
他说的没错,两个月后LINK班放暑假,我决定过完暑假,不再回去了,我们不能一家三口只靠女儿三百块一个月的牛奶金过日子。
英语好不好那是胡扯淡,钱是第一需要。

我的加拿大移民生涯(六):LINC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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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去打工了,剩下LINC班里上课的大都是女生。

年长的比如我们的老师,年轻的比如我老婆,再小的小女生比如我五岁的女儿还有一个和她同岁的小女孩–她们在LINC班的DAYCARE。

我是为数不多的男生中的一个,刚来加拿大,还比较青涩。

这样说有人会想到那个成语”众星捧月”,其实我长得并不胖,更像是一弯残月淹没在众多的星星之中–星星们才是主角,常听见的是她们的笑声。

在我的印象中,外国的女人是不吃中饭的,她们吃的很简单,也就是两根手指头大的胡萝卜,几片黄瓜,两个鹌鹑蛋大小的西红柿,奢侈一点的会带上两块饼干,不像我们有米饭炒菜,炸酱面,还有肉包子,大饼,韭菜饺子之类的。

我的老师兼校长是个波兰裔的金发美女,名字叫瓦妮莎,虽然半老徐娘了,却依然风韵十足。

瓦妮莎天性幽默,有一点点口音,爱开玩笑,每天穿不同的裙子,戴不同的项链,脸上总是挂着灿烂的笑容,她不总是站着,有时会坐在桌子上–有点随意。

课堂上讲的多的是加拿大的地理知识,历史,还有政治,风俗,读一读当天的报纸,有时也会放上一段从CBC或是CTV上录下来的新闻。

我有一次带了一个FM的收音机到课堂上,是我花了两块加币从DOLLAR店买的,不用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是MADE IN CHINA的。

瓦妮莎对那个我们看来司空见惯的东西很感兴趣(国内地摊上多了去了),尤其是价钱,先是吃惊,然后就上升到了另一个高度–倾销,说是中国这样做会破坏加拿大的经济。

立马就有同胞们站出来表示反对。

我觉得瓦妮莎这次有点小题大做了,我也根本不觉得花两块钱买那个破玩意是捡了便宜,我知道过不了几天一个耳机就会坏掉,然后另一个也会坏掉,收音机外面的涂层也会很快脱掉。

在国内,我是不会去买这个东西的,那是外地民工和孩子们的玩具。

用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来解释,那个收音机的材料费是可以忽略的,决定它的成本的是工人的工资,加拿大工人的最低工资是8.5块一小时,换成人民币就是差不多50块。

有谁在国内见过乡下来的民工一天能赚50块的吗?

在国内的时候,我的领导常跟我说,干部要懂得奉献,这话放在民工身上,就是说活要干,到了年底,工资是可以不给你的。

我们有一句老话叫,闲着也闲着。

这就好比是大家都做小姐,区别还是有的,

你们一天接两个客人,我们可以接五个;

你们上了班回家睡你们的席梦思,我们可以住在单位里;

你们赚了钱下馆子,我们可以每天方便面;

这样我们的单位成本就会比你们低,价钱也会低。

我们从来不罢老板的工,两败俱伤的事我们不做,老板多拿点我们能理解,他可以集中力量干大事。

我们老板以前也参加国际会议,现在不一样了,自从兜里有了钱,他说话的声音都变了,我们也觉得脸上有光彩。

还有就是,你们怕客人不干净,让他们下边戴面具,我们不是不怕污染,可我们不想吓跑客人;

我们老板就说了,不能前怕狼后怕虎的,胆子要再大一点,步子要再快一点,得了病可以回头治,机会稍纵即逝,首要的任务是先把钱赚到手,要抓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完成从量到质的转变,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我们还有一句话就是,”我们是你们的掘墓人。”

当然这个秘密我是不能告诉瓦妮莎的,这些个老外脑子都很简单,没什么心眼儿,说了白说,况且这个和LINC班也没什么关系。

我们的老师后来带我们参观过多伦多的DOWN TOWN–温习了小时候的牵着手过马路;

我们也去过那个靠近DOWN TOWN的养有家畜的,外带一个小池塘的什么庄园。

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古迹了,却只能叫我哂笑三声,我唯一觉得有点看头的是那些马–真他娘的够大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的马,我这个一米七十几的汉子站在那儿也只是和它们的脊背一样高。

我们也乘过渡船,参观过多伦多的中央岛,在喷泉下照过合影,我老婆她们班的老师提前溜号把她们丢在岛上,回来后被瓦妮莎很严肃的批评了一顿。

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全体师生自带食物,在多伦多一个很古老的PARK里举行了一个大联欢,在我家的电脑里至今还保存着那天拍的照片,那个PARK的名字却是记不起来了。

多伦多有名字的PARK也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