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球大战所有西斯:耿飚同“四人帮”的斗争

　　编者按:耿飚,我国杰出的军事家、外交家。他的一生,经历了数不清的大仗恶仗,惊心动魄,辉煌传奇;他的一生,始终践行“三敢”:敢讲真话,敢做实事,敢负责任。在耿飚诞辰100周年之际,本刊特设专栏,以寄托对他的怀念。

　　“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动乱年代的耿直外交官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风波乍起,面对林彪、“四人帮”对外交路线的严重破坏,耿飚坚持原则,执行中央制定的外交政策,顶住压力,不屈斗争。

　　由于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兴风作浪,外交大权曾一度旁落。1967年初,中国驻外使馆人员奉命分批回国参加运动。耿飚时任驻缅甸大使,回国时一下飞机即被受极“左”思潮影响的造反派批斗。

　　迎着突如其来的狂风恶浪,耿飚深深地震惊。沉思之后,他与黄镇共同起草了由26位资深大使签名的大字报,驳斥极“左”思潮,批评“中央文革”要员王力。大字报贴出后,受到了外交部干部群众的欢迎。91位司局级干部也联名贴出一份大字报,和耿飚、黄镇的大字报相呼应。这样,一股正气冲破极“左”思潮的浓雾,在外交部内迅速升起。

　　在“中央文革”和江青的授意下,耿飚遭受残酷迫害,被扣上外交部“二月逆流”和“耿黄反党集团”的帽子。在耿飚和黄镇之后签名的许建国、仲曦东、曾涛、康矛召4位大使,则被扣上“耿黄集团”的“四大金刚”头衔。有人批斗和诱逼耿飚交待“幕后指使人”,企图把矛头指向外交工作领导者周恩来和陈毅。耿飚毫无惧色地回答,自己就是“幕后指使人”,表现出共产党人高风亮节的可贵品质。耿飚夫人赵兰香回忆说:在“文革”风暴当中,我也被逼揭发耿飚的“问题”,我深深地了解耿飚一生清白、正派,为党和国家鞠躬尽瘁,如果要“揭发”,也只能是功绩,我顶住了压力,不向造反派屈服,在“文革”当中,我们夫妻就像两棵紧靠在一起的大树,共同抵抗着狂风暴雨,在相互支持中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耿飚长期坚持勤俭办外交,严于律己,不搞特殊化,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担任主管亚洲司和总务司的外交部副部长时,由于中国经济遭遇严重困难,外交部不少工作人员也因食品不足而生病。耿飚积极组织力量,种豆、捕鱼,改善工作人员生活,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批斗他的一条“罪状”。耿飚全家近10口人挤到一间很小的房子里。因为住不下,耿飚只得叫已经成家的长子、长女自己想办法借房子住,还把心爱的小女儿耿炎送到济南,拜托老战友、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让女儿去一家工厂当了名普通钳工。他在逆境中坚贞不屈,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无畏的胆略和气概。

　　1968年底,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过问、督促下,耿飚和黄镇得以“解放”,走出“牛棚”。1969年4月,耿飚在党的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5月16日,他飞赴地拉那,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在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期间,耿飚发现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与军事援助“有求必允”,但实际效果并不好。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1954年以来给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而援阿军事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超出了阿尔巴尼亚国防的实际需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霍查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李先念访问阿尔巴尼亚时,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耿飚还发现,阿尔巴尼亚还存在一种不顾本国情况盲目向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攀比的思想。如阿尔巴尼亚向中国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要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中国,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电视机都稀罕得很,更不用说广大农村了。中国帮阿尔巴尼亚搞了纺织厂,但阿尔巴尼亚没有棉花,还要中国用外汇买进棉花给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织成布,做了成衣,还硬要卖回中国。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耿飚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中国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类似的浪费现象不胜枚举。

　　这种情况,引起了耿飚深深的痛楚和反思。他想,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这符合国际主义原则,但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要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据对方实际需要和运用援助的能力。像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尔巴尼亚来说,只能养成他们的懒惰、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在当时国内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谁敢说“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坏话”。

　　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耿飚给当时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写了一封长信,如实地向国内反映真实情况,并耿直不讳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建议国内对援阿的规模、内容和方法,均须重新考虑,通盘修改。

　　乔冠华对耿飚大胆、如实地反映情况十分钦佩和赞赏,但在当时情况下,感到无能为力,只是将他的信转报中央。后来耿飚回国,李先念说:“耿飚,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我对这件事也有意见,但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毛泽东看了耿飚的信后,大加称赞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耿飚所提意见,最终被中央采纳,中国援外工作的一些既定策略也随之有所改变。

　　“打不倒!赶不走!整不死!”——主持中联部的艰难岁月

　　在20世纪70年代艰难岁月里,耿飚主持中联部工作8年。

　　70年代初,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党的外事工作几乎陷于停顿。1971年1月初,周恩来宣布:中央决定任命耿飚为中联部部长。

　　耿飚到中联部后,当务之急是解决干部问题和领导班子问题。当时部里100来人,既缺翻译又缺领导干部和调研骨干。他一方面抵制“四人帮”向中联部安插亲信,另一方面立即制止将“五七”干校干部分配到地方的“拆庙”行动,陆续将干部分批调回部里工作,并且从部外调进一批忠于革命事业、有丰富的外事工作经验、仍遭受极“左”路线迫害的老同志。耿飚顶住压力,坚决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多方做说服工作,强调要实事求是地对待干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逐步建立起中联部领导班子,恢复中联部组织机构。

　　九一三事件之后,耿飚顶住了江青以“李进”笔名在《人民画报》(当时《人民画报》的主管单位外文局属中联部领导)上开辟摄影专栏的要求,强调说“不能搞特殊。我们还是按照原则办事”。

　　1971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工、青、妇未恢复对外活动前,对工运、青运、妇运的研究工作和必要的外事活动,暂由中联部负责统管。12月22日,耿飚召集工、青、妇军代表、负责人开会,商议成立工青妇组及其职责范围、人员编制、具体人选问题。1972年2月初,中联部工青妇组成立,为下一步恢复和发展群团组织和工作创造了条件。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外交工作有了新的开拓和进展。1971年10月,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得以恢复。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同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率团访华,随之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耿飚有针对性地考虑如何开展中联部的工作,首先可以同各国的社会党、社民党进行交往,也可以同第三世界国家中主张反帝反殖的民族主义政党甚至执政党建立关系。周恩来听完报告后说:“你这个想法很好。”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中联部邀请了少数国家的社会党或民族主义政党的成员来华访问。

　　1974年1月25日,在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江青支持造反派公开向耿飚发难,并以“赠书”为名,施加政治压力。但是耿飚不屈服,批示道:“不必表态,也不必道谢”,并准备以辞职相抵制。周恩来说:“耿飚同志,我送你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这增强了他抵制“四人帮”的决心。周恩来因病住院期间,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副主席参加一项外事活动,王洪文硬要挤进来,企图突出自己,耿飚巧妙作了周密安排,使王洪文的图谋落了空。

　　耿飚在主持中联部工作期间,主动为中央当参谋出主意,使各项工作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进展。

　　“坚决执行党中央交给的任务”——粉碎“四人帮”之际

　　1976年9月30日晚7时,耿飚接到通知到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座谈会。看见“四人帮”的几个部下得意忘形地坐在第一排,耿飚感到愤愤不平。他立即找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汪东兴接受了他的意见,将座位作了调整。

　　华国锋在考虑解决“四人帮”时,曾向有关领导强调说:新华社、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飞机场、邮电局等单位要由卫戍区控制起来。“四人帮”是靠“造反”和笔杆子起家,控制着党和国家的舆论工具,舆论一旦出现问题,则可能出现混乱局面。经叶剑英、李先念推荐,10月2日晚上华国锋紧急召见了中联部部长耿飚,在座的还有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刘振华。华国锋说:“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经我查对,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3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乔冠华已去联合国,他带去的稿子上并未删去那句话,你们有什么办法?”

　　韩念龙、刘振华决定回外交部去打电话,通知乔冠华在发言中删去这句话。韩念龙、刘振华走后,耿飚特意问,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

　　华国锋说:“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毛主席留下的字条有一张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嘱咐,而是针对我汇报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6个字改了3个,把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大政治资本了嘛!”

　　临别时,华国锋对耿飚强调说:“近日有事要找,你在家里等着。”

　　10月5日,华国锋给耿飚打电话,并派车把耿飚接到东交民巷他的住处。华国锋亲自给耿飚倒了杯茶,然后他们就接着10月2日的话题谈了起来。耿飚说:“据我推测,三五天内他们可能会有行动。”华国锋问:“你有何依据?”耿飚说:“他们在上海搞了个功率很大的电台,增加了民兵,增发了武器弹药,那是他们的根据地。还有一种说法,他们计划10月8日在长沙开始搞游行,9日在上海搞游行,假借‘人民群众’的名义提出由王洪文(或江青)为党的主席,张春桥为总理。接着向国外广播,同时北京也搞游行庆祝。北京有‘两校’还有几个部门游行,逼着那些他们尚未控制的部门跟着参加。到那时形势就严峻了。”华国锋郑重地说:“中央决定,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去完成,是叶帅提名的。”

　　耿飚当时坚决表示:“我坚决执行党中央交给我的任务,保证不出任何差错。”华国锋说:“具体任务到时会向你交代。你这几天不要出门,在家等我电话,一定要是我亲自打的电话才算数。”

　　10月6日晚,耿飚在家里刚收听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桌上的红色电话机就响了,他拿起话筒,传来的是华国锋的声音。华国锋要耿飚迅速驱车赶到中南海怀仁堂。

　　当晚,华国锋向耿飚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从现在起,你不要再回家去了,一切由中央办公厅汪东兴同志给你安排。接管电台以后,所有电台的工作人员,都不准擅离工作场所,所有的广播内容,都要经过你们的审查。有事你直接向我请示!”

　　叶剑英也走过来,嘱咐耿飚:“要防止发生混乱,防止泄密,注意安全。”

　　华国锋问耿飚:“你要不要带支手枪?”耿飚说:“手枪不必带了,但是必须要有你的手令。”华国锋当即提笔在一张白纸上给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写了一道手令。耿飚接过手令后,向邱巍高了解到广播事业局是警备一师守卫的,便要求把这个师的副师长找来,一起参加行动。

　　10月6日晚9时50分,北京的夜色深沉凝重,耿飚从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战士,亲自带领,迅速行动,一举控制了广播事业局及电台、电视台。

　　在邱巍高和北京卫戍区警备一师副师长王甫的陪同下,耿飚步入广播大楼,指定两名战士24小时武装守卫在广播室门口,要求“哨兵交班必须要有团长批准;不管是谁擅自强行冲进直播室抢话筒发布消息,坚决严惩!要用我们的鲜血和生命捍卫党的宣传阵地”!

　　随后,按照耿飚指示,邱巍高、王甫紧急作了具体布置:一是控制电台的要害部位,如直播室、机房、制高点等,加强了岗哨和验证;二是保持电台秩序的稳定,内紧外松,不要让别人看出异常来;三是保证所有进驻人员的安全;四是对警备部队进行教育,要求战士们绝对忠于党中央。

　　战士们向邱巍高报告:在大楼北面找到了局长办公室。局长邓岗还没下班,耿飚与邱巍高和全副武装的战士走进邓岗办公室,耿飚就从口袋里掏出华国锋的手令给他看。手令上写着:

　　邓岗同志:

　　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

　　华国锋十月六日

　　邓岗看完手令,心里明白几分。耿飚收起手令,说:“你如果想给姚文元打电话请示,也可以。”邓岗连忙说:“没必要了。”耿飚接着说:“那好,请你把领导班子的人统统找到你办公室来,就说有事要商量。”

　　在邓岗打电话召集负责人的同时,耿飚把邱巍高拉到一边,部署了下一步的行动方案。此刻,年已65岁的耿飚又如当年指挥军事战役那般镇定自若,从容不迫。

　　不久,中央广播事业局核心组的11名成员全部到齐,在邓岗办公室正式开会。佩枪的邱巍高紧挨耿飚坐着,室内的气氛异常紧张。耿飚平静地把华国锋的手令念了一遍,然后说:“我要求你们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把工作做好。从现在起,你们就在办公室学习、工作、休息,不得擅自离开广播大楼,不得回家。”随后,邓岗又召集各部门领导开紧急会议,又一次传达了中央的指示。这些工作做完后,耿飚给华国锋打电话报告说:“我们已经把中央台控制住了,广播局的领导人都在我这里,请党中央放心。”

　　此刻,中央政治局正在玉泉山9号楼叶剑英住地会客厅召开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从6日晚10点一直开到次日凌晨4点,历时6个多小时。会议一致通过了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

　　夜深了。耿飚考虑,光靠自己和邱巍高、王甫3人,工作难以运转,便悄悄对邱巍高说:“应该再调一些人来。”邱巍高表示同意,但说:“要找人,卫戍区只有武的,没有文的,还是从中联部找人吧。”耿飚请求中央从中联部调来了副部长张香山和冯铉,还有其他一些同志,与电台同志一道负责审查播出的节目,防止泄密或发生混乱。据张香山回忆,他到达广播局后,听耿飚介绍情况时,“耿飚同志还叫邓岗把直播室门上的钥匙交给他保存”;耿飚向他们交代任务主要掌握两点:一是必须录播,不许直播。播出稿中不能泄露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二是凡是节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针办”的,一律删去,还要撤换一些不妥的节目。

　　一年后的1977年10月18日,耿飚回顾当时接受任务的情况时说:“叶剑英元帅在粉碎‘四人帮’的那天晚上亲自坐镇。我去接受任务的时候,叶帅就坐在一个高凳子上等着,中央领导亲自交代任务。”

　　10月6日晚上发生的事,第二天在广播事业局内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全知道了。广大干部群众对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衷心拥护和非常高兴的。个别人思想上比较紧张,但表面上也佯作正常。耿飚奉命夺回这个重要宣传阵地的领导权,总的来说比较顺利,取得了这场特殊战斗的重大胜利。

　　10月14日,党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在举国欢庆之时,耿飚圆满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艰巨任务,和其他同志撤离广播大楼。10月15日,他参加了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会议决定,在中宣部未恢复前,先成立临时的中央宣传口,由耿飚负责,宣传口办事机构的编制由耿飚确定,人员由他挑选。耿飚立即将宣传舆论阵地管起来,改变了“四人帮”长期把持宣传舆论阵地,为其乱党、乱军、乱国大造舆论的不利局面。朱穆之回忆说,在玉泉山见到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耿飚同志也在,华国锋宣布,由耿飚、我和李鑫负责宣传工作,耿飚负总责。主要任务是管路线方针政策,主要工作是整顿和加强中央主要宣传部门,清理队伍,拨乱反正,同时调集干部,组建机关。

　　当时的北京军区副政委迟浩田后来回忆说,在唐山抗震前线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让他连夜赶回北京到中南海西楼报到。“一进门,我就见到耿飚。他一把拉紧了我的手,大声地说,你来了,我真高兴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四人帮’被我们抓起来了!接着就张开双臂拥抱我。”正说着,纪登奎走了进来,热情地说:“上次你在军报,落了个‘复辟’的罪名,把你搞得好苦。这次让你到人民日报社去,再搞一次‘复辟’,把权夺回来!”耿飚向迟浩田宣布进驻党报的安排:要他与孙轶青进驻人民日报社。与此同时,很早参加革命、并长期受“四人帮”迫害的刘西尧也接到通知,被派到光明日报社。10月10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借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和建立毛泽东纪念堂,刊登了《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的社论,振奋人心。在耿飚率领下,党中央派出的一批得力干部,完成了中央对宣传舆论战线的和平接管。

　　耿飚担任中央宣传口负责人后,立即指示公开批准上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故事片《洪湖赤卫队》、《甲午风云》和《海霞》等一批被“四人帮”不让放映的影片。耿飚为消除“四人帮”在宣传舆论战线的破坏和影响做了大量工作。他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呼吁尽快让邓小平、陈云等一大批老同志重新出来工作。

　　1976年底,叶剑英收到耿飚的来信。信中说:“人民日报社许多同志揭露了‘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搞的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罪行,他们于12月10日整理出了一份材料,现送上请参阅。”叶剑英认真地看了,他利用耿飚提供的这份材料和进一步了解到的其他事实,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揭露“四人帮”蓄意欺骗党中央和毛泽东,制造“天安门事件”的罪行,说明这一历史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在叶剑英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力争下,终于冲破重重阻力,使“天安门事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彻底平反。

　　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和十一届一中全会上,耿飚相继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次年3月,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负责协助邓小平和李先念两位副总理处理外交事务,领导和协调各对外部门的工作。同时,还分工领导国家民航总局和国家旅游局。1979年1月,耿飚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1981年3月兼任国防部部长。2000年6月23日,耿飚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