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出克隆岛百度云 中文:茅卫东：反抗需要勇气和底气

茅卫东：反抗需要勇气和底气



　　原编者按：今年1月4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安徽省无为县襄安中学语文教师赵成昌的《我为什么无力反抗呆板的教学》。赵老师认为，现实的语文教学与自己向往的语文教学相距遥远，而且他感觉自己无力突破，因此备感失望和孤独。该文被认为是“说出了很多一线教师的心里话”。为此，我们采访了《不跪着教书》一书的作者吴非。吴非认同当前的中学教育弊端重重之说，但他认为教师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我只想从教育教学中获得愉快”

　　中国教师报：2004年，您的《不跪着教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当很多教师身上弥漫的是“无力感”时，你还有信心继续喊出“不跪着教书” 吗？

　　吴非：我会喊到最后，因为这是教师的职业尊严。有些同行认为我是“熬到一定地位”后“站着说话不腰疼”，其实，我从教以来一向直言，而且我不认为这样做有多难。为什么敢于不妥协？我想，这可能与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学校的氛围，南师大附中毕竟是一所老校，有一定的文化积淀；另一个更为重要，作为一个教师，你的专业素养如何？没有底气不可能抗争。你是什么样的教师，可能就决定了你能有什么样的选择。我主张这样评价语文教师：第一，让学生喜欢你的课；第二，让学生喜欢语文学科；第三，让学生有终身学习祖国语文的意识。你能做到这些，你一定是优秀的教师。没有这两下子，你的反抗就难有底气。

　　中国教师报：可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优秀教师因为对自己学校或者更大范围内存在着的反教育行为进行严厉的批评和抗争，却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您有没有因为“不跪着教书”而被迫“穿小鞋”？

　　吴非：应该有吧，可能还“穿”过不少。“穿小鞋”也不要紧啊，开个洞，脚丫子不就解放了吗？我喜欢一句话：人到无求品自高。对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功名利禄，我没有兴趣，你还能把我怎么样？我只想从教育教学中获得愉快，活得有意思一些。

　　中国教师报：您的“特级”是怎么评上的？你对“特级教师”称号如何评价？

　　吴非：那时我当教研组长，学校有特级评选名额，我让；后来老师们选我，无人可让了，只能填表，不能不识老师们的抬举。“特级教师”应当是很高的荣誉，我尊重社会评价。不过，现在有些变味了。有些教师，特别是一些学校领导，境界不高，免不了弄虚作假；有的想尽办法评上特级，然后就不上课了；有的一旦评上便像是得了筹码，闹起待遇来了；有的评上后自以为权威，走到哪里都教训同行……而很多辛辛苦苦在一线奋斗的优秀教师却难有机会。现在各省区特级教师中，还有多少人在一线上课？我担心可能只有一半。我多次公开表明反对评“特级教师”、“名师”、“教授级高级教师”之类，主张在中小学取消这些称号和职称系列，提高教师待遇，不能靠这些。——许多同行都有类似的意见，我想，由我来说这样的话也许不至于招致误会。这类评比太多了，造成学校教学失衡，也形成不良风气。现在不是提倡向教育发达的国家学习吗？请问世界上哪个国家的教师有这么多层次、级别和名衔的？

　　“教育者自身首先要有尊严”

　　中国教师报：在您的博客上有这样一则留言：刚刚看完您的《不跪着教书》,开始学会思考，才发现，思考其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对您来说，思考是痛苦的吗？

　　吴非：当然，思考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是，不思考会更痛苦！思考意味着觉醒。我属于从“文革”熬过来的那一代人。当年，很多人在“文革”中被打入社会最底层，但他们没有停止思考；“文革”后，他们很快成为社会中坚。其实，在政治灾难中，善于思考的人损失少，从我们那一代人的经历能体会到这一点。

　　中国教师报：您曾说过，不想“装嫩”去谈什么成长经历，可是相信许多同行还是想知道，您怎么会有勇气呼吁“不跪着教书”？

　　吴非：很简单，尊严，知识分子的尊严。近年，我一直在思考：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有没有那种坚持独立思考、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可能非常少，否则我们中国的改革不会这样困难。现在人们的观念变化得非常快，也让人吃惊，一些本来很重要的理念、立场，几年间就变得无所谓了，仿佛富裕比人格更重要。在学校里，有那么多教师做梦都想“从事管理工作”。我就不明白：难道当教师就没有尊严吗？

　　中国教师报：您为什么特别强调尊严呢？

　　吴非：我们的职业任务是培养人，培养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男人和女人；这些人同时是公民，是劳动者；以后还将是合格的父亲和母亲……无论从哪个角度去定义他们，自尊都是其基本要素；而作为教育者，我们首先必须要有尊严。可以这样说：专业水平略差一些，可以期待在工作中慢慢发展；而如果一位教师没有尊严，危害将是不可估量的。

　　中国教师报：现在很多人的确是把“面包”放在第一位，你会不会因此有一种孤独感？

　　吴非：有。不过早就习惯了。“狐狸总是成群结队，只有老虎独往独来”，我不需要同情。当然，我经常感谢同行在关键时刻对我道义上的支持。从1987年起，有些同志反我的 “自由化”，孤立我，而我恰恰在那段时间里做成了很多事，保持了静思的习惯，同时开始在报上写专栏。开个玩笑：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遭受打击、冷落的“机遇”的。往前说，有件趣事。1975年我还在插队，公社发动全体知青签名，学习张铁生，报名上大学，那是他们强暴民意的惯技，我拒绝签名，同时发牢骚说：“如果蒋南翔（“文革”前的教育部长）当教育部长，我就去考大学。”结果被人打了小报告，当作“右倾翻案”的典型，主管教育的公社副书记要开大会斗争我，当时的压力真大啊。1978年，蒋南翔复出，又任教育部长，我也已经考上了大学。公社“教革组长”特意跑到大学找我，向我道歉。我对他还是有好感的，他有勇气忏悔。所以说，不要轻易放弃，要坚持。很多事，一时看是没什么出路，但路是人走出来的。你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走，虽然困难很多，但是你要有信心。当年“九一八”，马占山在江桥抗日，有外国记者问马占山：“日本人有飞机大炮，你马司令凭步枪和马刀能打得过日本人吗？”马占山说：“打不过他我甩他一身鼻涕！”——我看现在很多知识分子不如马占山，没有骨气。

　　“话语权不是别人赏给你的”

　　中国教师报：现在很多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似乎有一种普遍的看法，就是在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他们无能为力。您对年轻的同行们有什么忠告？

　　吴非：我不喜欢称“应试教育”，我只说“应试教学”，因为“教育”是个美好的词。现在有些年轻教师不知道为什么，缺乏理想。我在一些地区作教材培训报告，一些老教师递上条子和我探讨教育观念，而不少年轻教师却只问高考信息！这些年轻同行当年接受的是应试教学，对素质教育没有什么感性的认识， “多年媳妇熬成婆”，走上讲台后自觉地、也变本加厉地搞应试。很多年轻教师，学生品德差，他视而不见；学生分数低，他就觉得没面子。应试教学的“报应”已经来了，往后形势可能会更严重。

　　当然，这里也有一个体制和环境的问题。校长负责制，变成了“校长一言堂”。如果校长官僚化，无视教育教学规律，把升学率作为向上爬的“政绩”，就会祸害整个学校。另外，教师的法规意识也比较淡薄，比如，有些学校不开体育课，竟没有人意识到这是违法行为，大家觉得很正常，一些家长可能还很满意。

　　中国教师报：您能提出几点建设性的意见吗？

　　吴非：我想，作为教师，首先得有专业追求，别总想着走仕途。比如，有些年轻教师厌倦讲台，连教案也不认真写，总是“混课”。可是一旦当上了管理干部，他便经常性地检查教师教案，提出许多过分的要求；他不上课（也上不好课），却总是对教师指手画脚。当了干部，就可以“藏拙”，外行就能领导内行，目前教育界这种情况很严重。

　　其次，要注意发展教学智慧。教育是为了让人变得聪明和有教养，所以教育者自己首先要变得聪明一些。建议老师们不要一味苦干，要多动脑筋，做一个智慧型的教师。同时，要有一个好的体格，要多照顾家庭，尽可能地享受天伦之乐——我们那一代教师做得太苦了，让学生看在眼里，害得他们尊敬教师而不肯当教师，真不合算！

　　再有，教师要有勇气，大胆表现自己的意志。话语权是属于你自己的，不是别人赏给你的。我有一次在外地讲学，当地一位教师对我说：“吴老师，你和我们校长认识，你帮我们劝劝他，每星期能让我们休息一天，好不好？”我就问，你们自己为什么不说呀？他说我们哪里敢啊！我觉得这是非常耻辱的事情，连休息权被剥夺了还都不敢吭声，学生如果向他学习，以后只能当奴隶。

　　“什么都看透了，也不能放弃理想”

　　中国教师报：当前，大学生就业问题成为一大难题，流行了20多年的“知识改变命运”遭到了质疑。上周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的封面故事是《知识不再改变命运？》。您认为，这是教育存在的问题，还是社会进步的必然？

　　吴非：两方面因素都有。学生在学校受过教育，毕业了能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如果把“知识改变命运”简单理解为在物质上过好日子，那是站不住脚的。改革开放后最早富起来的（以及正在富起来的）人中间，许多人根本就没靠“知识改变命运”。时下的宣传也有问题。比如，何必非要说北大毕业生去卖肉、卖糖葫芦，为什么不说“中国卖肉、卖糖葫芦的行业中也有了北大毕业生”？大学生毕业未必能找到高收入的工作，体现了社会文化观念的变革，预示着劳动素质的提高。此外，大学盲目扩招，教学质量不高，也给就业形成压力。一个人做自己能做的事，一个人能做自己愿意做的事，一个人靠诚实劳动养活自己，不正是教育的目的吗？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了解一下最令中国社会钦佩的哈佛大学，那里的毕业生也并非个个都去当总统或是国务卿，三百六十行，干什么的都有，美国人是不是也会大惊小怪呢？

　　中国教师报：请描述一下您理想中的教育。

　　吴非：所有的学生在学习中得到人的待遇。在早晨的阳光中，他们哼着歌向学校走去，有时能停下来看看太阳；学生能经常地向教师提出有意思的问题，课堂上经常能有愉快的笑声；中午，他能吃到一份由政府提供的、全国城乡同一标准的营养餐；学生能保有自己的爱好，下午4点起，他们能在球场上叫喊，或者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或者在实验室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晚上做完作业后，捧着一本诗集，轻声地读给父母听……

　　中国教师报：最后问您一个很老套的问题：如果有机会重新选择，你还会做一名中学语文教师吗？

　　吴非：当然。我经常对同事们说：“这件事，如果我们不去做，就没有人做了！”这句话本是韩国独立运动领袖金九在抗日运动处于低潮时鼓励战友的话，他的哲嗣金信将军是我的忘年之交。15年前，70岁的金信将军把这话告诉我时，老泪纵横。我忘不了这句话，这里绝无“舍吾其谁”之意，教育者要时刻想到自己的责任。也许有人以为我在说大话。我理解同行们，他们遇到的困难也许比我多得多。不过，还是那句话：什么都看透了，也不能放弃理想！

　　走出光明来

　　……我难以相信的是，我周围的“知识分子”怎么就那么满足于有人告知的知识和思想。他们没有任何排异功能，就像依靠标准生产出的部件，别人为他灌输意识，就好像思想可以随意拼接组装一样。这在几十年前的政治气氛下当然不足怪，可是在经历了“文革”之后，他们也没有反思意识。大概是1978年秋天，我混在高校马列教师和省级机关干部中听胡福明的报告，当时，胡福明执笔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全国性的讨论。他说到反右伤害了知识分子，说到大跃进是错误，说到应当替彭德怀平反，说到“文革”是灾难，说刘少奇根本不是叛徒、内奸、工贼……他每说一句，我身边的几个高校政工干部就咂一下嘴，说他是“胡说”。20多年后我见到胡福明先生，说起那场内部报告以及当年他承受的压力，他记忆犹新，也感慨不已。现在回头看，中国的政界、学术界以及知识分子是在用运动的方式讨论、学习一个常识。但是胡福明在述说自己见解时的那种勇气，曾长时间地影响过我。

　　一切都过去了。独立思想者从不炫耀先见之明，他们更多地是关注下一个问题。

　　中国的教育将往何处去？明天，谁来建设这个国家？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不思考，也许就没有人去思考了。社会分配的不公，无所不在的金钱诱惑，教育领域的种种腐败，正在腐蚀一个时代的教育；但是，这些却很难腐蚀有灵魂的教师，因为他们是一群有信仰的、站直了的人。中国人应当铭记教育守望者们在艰难困苦条件下的付出，没有他们神圣庄严的工作，就无法铸造国民雄健的魂魄，而一切发展也将化为乌有。人可以没有宗教信仰，但是从事真正的教育需要宗教般的执著精神。鲁迅说：“肩起黑暗的闸门，背起因袭的重负，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这是一件极其艰难困苦的事。”正因为我们面临的也是“一件极其艰难困苦的事”，所以我们只能朝前方走去。

　　走吧，走出光明来！

　　——摘自吴非《前方是什么》

　　做最出色的教师

　　前些时候，到上海市打虎山路第一小学去听课，在校门口，看到校名是该校一小学生题的，就觉得这所学校有点意思。进了大门，先到的钱理群教授站在那儿，说：“我在等你呢，你过来看看。”他用手指着门厅壁上镌着的几行大字——“我希望自己拥有最出色的学生，所以我必须使自己成为最出色的教师。” 落款是“朱亦磊”。我不知道朱亦磊是何许人，校长说：“是我们学校的教师，因为朱老师写出的这句话代表了老师的心声，所以学校决定用这句话作为警言训词。”钱理群说，我认为你一定会有所想，并能写出一篇文章。

　　我当然有很多感触。两个月过去了，那一幕始终在眼前浮动。我不认识朱亦磊老师，但是通过这句话我认识了朱老师。一位教师，只有不断地进德修业，把自己的工作和学生的成长结合起来。让自己成为学生的表率，才能得到学生的敬重，才能让学生成为真正的人。朱老师的话，也启发我思考另外一些问题。时下教育界时髦的话题很多，我拙于追风，不敢隔席论道，每每被视为落伍者。所以有关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问题，我只说“只要肯读书，什么都好办”。现在，我又觉得，在教师进修问题上，也得用这句话——要让自己的学生出色，教师必须出色；想让学生多读书，教师首先应当多读书，自觉地多读书。然而恰恰在这一问题上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局面。学生超越教师，是教育的成功，也是教育的希望；然而如果教师太容易超越，我看真不是什么幸事。

　　有位留学生很有感触地告诉我一件事。他在美国读博士，学习紧张，生活艰苦，每天都很疲劳。有位非洲同学和他交流，对留学生活有同样的感受。但是这位非洲同学说：“你知道吗？我每天早晨起来都有一件最高兴的事——眼睛睁开时我就会想到：我有一位伟大的老师。”——因为有一位伟大的老师，因为每天能见到这位伟大的老师，也因为从这位伟大的老师那里汲取到精神的源泉，获取生存的动力，就能有如此的愉快！

　　我们很平凡，但是我们的学生需要最出色的教师，需要伟大的老师。

　　——摘自吴非《不跪着教书》

　　吴非的博客：http://blog.cersp.com/userlog/17275/index.shtml

       来源：《中国教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