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prpr啥意思:书评：经济增长背后的民族主义

里亚·格林菲尔德的《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是一本妙趣横生的著作。历史进程被作者以文本解读的方式惟妙惟肖地展开，毫无冗长晦涩之感。

格林菲尔德运用“文化——历史”一体化方法，带领读者穿梭在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之间。作者就像以万圣节里收获的糖果装点出一棵美丽新颖的圣诞树的孩童，表现出了出色的创造能力。

现代社会正在面临学科过度分化带来的苦恼和困境。各学科之间形成的壁垒使各领域的所谓“正统学说”画地为牢，并且对于格林菲尔德这样“贸然”穿堂过室者（“非法入侵者”）常常抱有不快和怀疑态度。因此，笔者对他的勇气和努力表示钦佩。

格林菲尔德的主标题（《资本主义精神》）揭示了该书与马克斯·韦伯之间的某种精神传承关系。该书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现代经济出现的直接原因（而不是条件）是什么？如果说发达国家的读者在回顾此问题时可能更多地带有某种“怀旧”情结的话，那么，这一问题对在全球化背景下面临着紧迫的发展课题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显然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吸引力——谁都想知道这背后的秘密。

在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每个读者可能都在寻找本国、本民族的影子。该书所作的案例分析中没有中国，因此笔者特别对日本的案例介绍感到兴趣——一个西方人如何解读东方世界？令人钦佩的是作者对文本的大量收集和阅读分析工作十分细致入微（在这方面，作者的跨国研究工作得到了日本同仁的引导和帮助）。

当然，在看过所有这些——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案例之后，中国的读者主要想知道的还是中国问题，即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对此作出回答之前，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作者在该书中的主要结论：

◎以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现代经济出现的直接原因是“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精神”本身也应该归功于它。“资本主义精神”是民族主义固有的集体竞争意识的经济表象——而民族主义本身是民族国家成员对国家尊严或威望的情感投入的产物。

◎格林菲尔德不否认技术、资本等作为经济发展条件的重要性，但认为“正是由于人的意志以历史形成的竞争动机形态的介入，才赋予现代经济以发展动力”。

◎同时，“虽然经济增长是民族主义的产物，但它未必是其必然产物。只有在纳入国际竞争领域的经济形态中，只有在愿意介入国际竞争的国家中，才能发现‘资本主义精神’”。

◎“凡是在民族主义接纳经济竞争的地方，其‘起飞到持续增长’可望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实现……只要支撑其发展的动机持续存在，经济增长一旦开始，理应合乎逻辑地持续下去，尽管可能遭遇暂时的挫折，因为任何一个单一的经济不可能完全控制其增长过程中的复杂条件……对经济增长构成威胁的唯有动机的变化——对经济目标重新定位，或干脆由于民族主义者热情的衰退所导致的经济停滞。”

笔者在日本留学多年，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可以概括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发展经济学和发展政治学），因此对格林菲尔德的研究主题十分感兴趣。在这里，笔者试图对格林菲尔德的论述作出一些逻辑的梳理（当然有可能包含着误读）：

◎该书副标题的“民族主义”是指什么？

格林菲尔德认为“民族主义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独特形式”（2页），“民族主义本质上属于感知范畴，因而也属于文化层面”（5页）。同时，作者又提出“经济民族主义”的概念，并且认为“并非任何民族主义形态都具有嵌入其内的经济民族主义要素。在有些类型的民族主义中，对经济以及经济对维系民族尊严的看法是不尽一致的，法国显然就是一例——一个前后不一且矛盾重重的民族主义案例。还有的民族主义也许是一以贯之地反对把民族尊严和赚钱盈利联系起来，并认为牟利无尊严可言，因而完全缺乏经济民族主义的要素。值得强调的案例就是俄国。”（631页）

——因此，该书副标题中和经济增长直接挂钩的事实上是“经济民族主义”，而不是所有类型的民族主义。

◎那么“经济民族主义”又是如何产生的？它的构成要素是什么？

按格林菲尔德的提示，似乎应该理解为是一种“接纳经济竞争的”民族主义。那么，什么样的民族（国家）是“接纳经济竞争”的？这就涉及到了国家·社会结构——按照格林菲尔德的分类，民族主义以及与之相应的民族国家形态有三种：个人主义——公民型、集体主义——公民型，以及集体主义——种族性。

其中，和“经济民族主义”最契合的当属“个人主义——公民型”（以英美两国为典型代表），“个人主义——公民型民族国家的意愿就是其大多数公民的意愿：其政府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原则上都具有代表性，它们崇尚个人人权并培育相应的制度予以保护”（3页）；集体型民族主义视民族国家的集体利益优先于个体利益，而民族国家的集体利益是由特殊素质的精英们决定的，这些精英们并不经由选举产生。现代独裁体制度无一例外是集体化民族主义的产物。最常见的集体化民族主义是“集体主义——种族型”民族主义（以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为代表）。第三类“集体主义——公民型”民族国家是一种复杂的、复合型的存在，是在认知上麻烦丛生的一种类型（第一个这样的国家是法国）（2~3页）。

这样，在格林菲尔德的“民族主义”概念背后又出现了“国家·社会结构”背景。这一点的启示意义重大——中国读者关心的焦点显然是：在中国的“国家·社会结构”下的民族主义形态是什么？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现时代的中国需要对民族主义进行怎样的转型？

格林菲尔德关于民族主义以及与之相应的民族国家形态的三种区分让我们想起科恩关于“西欧型的民族主义”和“非西欧型的民族主义”的研究——以下就这方面做一点补充阐述。

◎“西欧型的民族主义”和“非西欧型的民族主义”的区别

R.S.Schwantes对民族主义的定义是：追求作为同一生活圈（文化圈、社区网络）的民族（Nation）的统一、独立、发展的意识状态、思想和运动。[1]这一特征为大多数成员共有，因此民族主义是一种集团性心理状态、思想和运动。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潮被广泛认知是在18世纪末的欧洲，法国革命以后，民族主义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力量。在此以前，个人的热爱对象局限于狭窄的乡土，个人的忠诚寄托于部落、氏族、都市国家、封建领主，或者绝对君主、教会等，人们并不把国家的命运和自己的生活紧密挂钩。在18世纪的欧洲，士兵作为雇佣军为外国而战是很平常的事。

把狭隘的乡土和国民国家联系起来，发育出民族主义——这在欧美大约是在19世纪，在亚洲和非洲则要推迟到20世纪。

民族主义在西欧发源，逐渐向世界扩散。H.科恩把民族主义分为“西欧型”和“非西欧型”两种。前者是“原生型”的民族主义，后者是受其触发的“触发型”民族主义。[2]

它们的区别主要有两点。第一，“西欧型的民族主义”是在罗马这一大而松散的单位（中世纪欧洲的普遍性）中，逐渐强调各种小而紧密的地域单位的地域特性、质性——即沿着“异化”的方向——而生成的，科技革命、产业革命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非西欧型的民族主义”与此正好相反，是沿着小的地域单位逐渐“同化”形成大的堤与单位的方向而形成的。第二，“西欧型的民族主义”的载体主要是资产阶级，因此在国内有保障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和全体国民人权的理念和余地，而“非西欧型的民族主义”所置身的国际环境（19世纪帝国主义列强发动对世界的殖民运动）决定了它们多数不得不把这种内在的充实压后，而首先来完成对外的独立和统一这一紧急任务（救亡压倒启蒙）。由于“非西欧型的民族主义”是在对“西欧型的民族主义”的反抗、敌对中发生和展开的，因此，它既有对“西欧型的民族主义”的模仿，也有对此（包括其中内涵的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等）的反弹，两者往往非常复杂地纠葛在一起。

◎逻辑起点的前移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于是，按照以上理解，格林菲尔德的逻辑起点事实上发生了前移：“个人主义——公民型”民族主义及其相应的国家·社会结构→催生“经济民族主义”的诞生→带来经济增长。这事实上描述的是西欧型民族国家的发展逻辑。

而我们知道战后经济成长的另一种成功模式是以日本、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东亚模式的国家·社会结构基本上是集体型民族主义（威权体制）。其中，战后日本在美军的占领下先进行了民主化改造，同时通过解散财阀等来健全市场经济体制，显著的特色是政府对经济的主导性作用（行政指导）和美国的外部影响力；而四小龙中的台湾和韩国是先推进经济现代化进程，而后完成民主化转型的——那么，中国也可以归入这种模式吗？

得出结论也许为时尚早，但是笔者认为应该留意到中国和台湾、韩国之间的体制性差异：一是战后台湾和韩国虽然在政治上实行威权体制，但是其经济体制贯彻的是市场经济，因此它们能够加入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体制，并且迅速崛起；二是主导这种“集体型”民族主义及其国家·社会结构的精英是所谓的“知识精英”，他们不但通晓本土国情，而且掌握西方文明的精髓，因此他们在根底上并不排斥西欧型民族主义所包含的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等价值内核——即使在军政和一党独裁体制下，政治家和职业官僚之间也保持了合理的距离，通过职权划分，使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职业官僚能保持他们的相对独立性和连续性。这是台湾和韩国经济发展获得成功的重要保障。

也许，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关键要素也正蕴涵于此。

◎考察：民族主义正在离去吗？

格林菲尔德认为“后工业化社会时期，民族主义非但没有离去，而且连行将离去的蛛丝马迹也未曾显露。”（6页）这一判断对支撑本书的逻辑是必要的——格林菲尔德的一贯判断是：只要有经济增长，背后必然有竞争性民族主义的存在。

但是这种判断恰如其分吗？在这一点上值得推敲。应该说时至今日，国际社会对民族主义的评价已经发生了变化，同时，民族主义的存在样态本身也正在经历着变化——或者可以这么说，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原来的民族主义存在样态“正在离去”。

19世纪至20世纪前半期常常被称为“民族主义时代”，而20世纪后半期则被称为“民族主义的转换期”。在19世纪，民族主义带来了国际关系的进步而受到全面肯定——由于成员把国民国家看成自己最高的忠诚和热爱对象，民族主义在客观上起到了有效地防止国家（Nation）这一抽象实体分裂的心理防线的作用，即民族主义在全民中发挥了强大的向心力作用。

而在今天，对于民族主义则分为赞否两论。新兴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往往被称为民族主义的胜利——作为反抗殖民地宗主国的压榨的社会动员力量的民族主义。但是在发达国家，在对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冷战局面进行反省时，民族主义又被看成是罪魁祸首。

今天，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中，民族主义似乎正在朝着两个方向分化：在更高层面发生的“国际主义”和在国家内部产生的“区域主义”——就像我们在欧洲观察到的那样。值得指出的是，这些不同层次的“区域认同”之间并不相互抵触，原因在于其中有着统一的价值内核——即原来西欧型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价值内核发生了向上和向下的扩散。民族主义正在进入它的“进化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