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整体主义国家观:《单身女性的隐私：新单身女人(全文)》

《单身女性的隐私：新单身女人(全文)》

第1节：新单身女性

新单身女性能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你很重要吗？”她不再为这样的问题所烦扰:“你怎么没同他在一起？”
——诺拉·奥法琳《你很重要吗？》
那是6月里的一个温暖的下午，我和贾尼斯·贝尔蒙坐在公园里聊天。她是一位画家、教师，也是一位我多年追踪采访的单身女性参与采访者的名字和一些可识别的特征都已更改，但所有引用的话都是她们讲述的。。她今年五十出头，看起来更像九年前我们刚刚相识时的那般模样:身材苗条，外表沉静，说起话来轻声细语，一副大大的眼镜部分地遮住了她那很有吸引力的脸庞，一头短短的黑发，发型时尚又很休闲。1994年她曾参与了我组织的一场讨论，讨论者有她和另外三个离异却一直都没再婚的女性。我问她从那以后她的生活有了些什么变化。那时，她的生活很不幸福，是一位问题少年的单身母亲。她渴望找到一位生活伴侣。现在她还是单身，但是儿子已经大学毕业了，就要进入一所重点研究生院深造，她也成了一位骄傲的奶奶了。
贾尼斯告诉我，多年来她一直都在渴望、一直都在寻找一位可以让她托付终身的男士。一年前她最终选择了放弃，准备要像目前这样生活下去。贾尼斯说:“我现在明白了找到某个人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得到幸福。事情往往就是这么怪，你全身心渴望得到的，到时你却意识到那是没有必要的东西。这不是说我决定不要这种男女关系，而是不想刻意去找，也不刻意去想，有一种随意性，一切顺其自然好了。在顺其自然中，我体会到了一种真正有乐趣又充实的生活。”
一个五十多岁的单身女人还可能过着充实快乐的生活吗？如果依照我们接受的文化信息，就会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尽管二十多岁三十出头的单身女性能够得到社会关注和认可，可超过35岁的单身女人却有见不得人的感觉。她们生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找到一个伴侣，最好是心心相印的伴侣，才是拥有幸福生活的绝对必要条件。这种文化氛围还告诉我们，只有在亲密伴侣之间，我们才能找到那种令人满意的感情以及性的和谐，双方是朋友，彼此有安全感，能够实现心灵上的沟通朗格福特·温迪:《感情的革命:性别，力量与爱情的错觉》，纽约:罗特莱兹，1999年，下同;约翰·r.吉尔里斯:《天生的一对》，见《出自自己创造的世界:神话，仪式与追求家庭价值》，纽约:见思克图书公司，1996年，下同。。这种观念强调了浪漫的情侣关系，却隐含着忽视所有其他类型的人际关系，尤其忽视了友谊，忽视了与包括近亲在内的大家庭、同事、师生、邻居以及社区之间的关系。在所有或一些人际关系中，已经找到亲密的感情寄托、安全感、人际间的温暖并且能够享受独处的女性，我们的文化氛围上却视而不见。
近年来，浪漫情侣的标准被提升到一个更理想化的高度。2001年的对20到29岁的未婚男女进行的全国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有94%的人找到心灵伴侣才结婚，有80%的人确信自己能够找到。调查中还显示，整整有80%的女性更愿意找到一位能够与她进行内心深处情感交流的丈夫，而不是生活条件不错的人民意测验结果报道在《我们的合众国，2001:谁想嫁一个心灵伴侣？》，鲁特格斯大学国家婚姻项目，2001，可查询他们的网站marriage.rutgers.edu。。我发现，这种理想心灵伴侣的理念也在影响着那些年龄偏大的单身女性，并且只要这些女性在寻找心灵伴侣，她们的单身生活状态就变得合理化，但是这种理念却否定了存在于伴侣之外其他方式的满意生活。
有伴侣才能幸福的理念已经带动了一项数百万美元的产业，包括网上鹊桥、个人征婚广告、婚介服务等。数不清的电视、电影及书籍的故事情节中充满了这样的内容，历经了多年令人不堪回首的、苦涩的以及凄凉的单身生活后，人们找到了自己的心灵之约。如果一个单身女人，不论她多大年龄，或离婚多久，不去找或没有成功地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那么传统观念就认为她一定有问题。虽然“老处女”这个词不再用了，与其相关的一些消极影响还余音未绝，年龄大的单身女性常常被看做不合群的孤独者，不幸的工作狂，或者是在婚恋关系中屡受挫折的精神不正常的失意者。

第2节：新单身女性

如果你过了35岁还是单身，那么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你就会很容易地被扣上丧失爱的功能的帽子了，精神不正常而且有问题，在家庭和朋友间这种文化信息会得到强化。2004年1月，单身的专栏作家理查德·罗伊博在《星期日芝加哥报》上写到了来自他那些有固定关系的朋友的压力。他收到了两位长期交往的女友的度假明信片，她们畅想着婚后快乐的生活，还坚信他很快能找到心仪的伴侣。虽然这些话没有使罗依坡大为不快，但他想象得出如果他写下类似的信来表达他的世界观，她们会怎样消极地反应:“我最最亲爱的朋友:我知道你已经结婚12年了，并且声称自己是幸福的，但是在2004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你要睁大眼睛，面对可能会失去承诺的生活!抛开你的丈夫回到游戏中来吧!我不想让你在60岁的某一天才幡然醒悟，才想明白你为什么不去过单身生活。”里查德·罗伊博:《别担心，已婚人:单身并不那么可怕》，《星期日芝加哥报》，2004年1月20日，下同。三天后，《星期日芝加哥报》的另一位专栏作家尼尔·斯泰因贝格写了一篇反驳的文章，“三十单身还不错，过了三十正常人就要结婚”(1月23日)。
一个类似的情景，一位30岁的女性被邀请到电台真人秀中做嘉宾，她说她的朋友们为她过单身生活更快乐而担忧。她的朋友说:“不要拒绝爱情;和心爱的人在一起，你会觉得幸福得多。”另一位嘉宾是个47岁的未婚女性，认为自己有性格缺点:“我感觉生活很美好，总的来说我很快乐，但我认为我和很多单身的人们在深层的信任方面有问题。”目前还没有研究能证实她的观点，也没有研究证明有伴侣的那些人会更加值得信赖。拥有了幸福的生活，同时觉得单身生活有问题，这种观念在中年的单身女性中还是普遍存在的。
由于这种文化背景，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决定对30岁到60岁的单身女性进行研究。我自己是单身女性，又是一个单身母亲，我思考单身这个话题大约有十年了，在这期间，我查阅了现存的少量社会学和心理学文献，发表了我个人对这个社会问题的一些粗浅见解，也在想是否投入到这个颇受个人关注的课题之中。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我想查明单身女性的数量激增是如何与婚姻危机和对家庭的影响相关联的。但现在作为一个五十五六岁从未结婚的女性，一个十几岁孩子的母亲，我也要寻找自己的个人目标。只是在最近我才接受了自己有可能会一直单身的生活状态。由于我没有可以模仿的先例，也没有文化指南来规划我的单身生活，我决定采访一些长期过单身生活的女性，希望能找到过着满意生活的单身女性，而且生活压力比我所经历的要小。这是我想发现的。
在1994至1995年间，通过大量寄信给同事、朋友、熟人，我的研究资料汇集了各种群体中的人，有中产阶级的白人、非洲裔美国人、拉丁人等。她们的年龄都超过了30岁，一些人从未结婚，另一些则是离异的，其中一半都有孩子，包括有异性恋者、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我一共采访了46位女性，她们都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北部，却成长在不同的地区，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家庭类型。她们大部分的成年生活都是离家在外，从事不同的职业。这些女性的多样性，及她们不同的渴望、感知、价值观，使我确信她们的经历具有代表性，能够代表大多数美国女性。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运动中，其中的一些女性积极参与其中并深受影响。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人没有受到女权主义、黑人运动、公民权利、新左翼以及反文化运动的冲击。在那段时期里，一些来自宗教以及传统家庭的人们深受这些运动的价值观的影响，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他们传播这种价值观念的时候，他们遭到了激烈的反对。
在我采访的这些人中，起初基本上没有发现满意的单身女性，与我相比，大多数人对单身有着很矛盾的心理，即使她们没有过孤立的生活，即使她们积极地维持着这种生活。大多数人都有着很强的家庭观念，或者有朋友的支持。但是我突然想到寻找心灵伴侣，然后结为兼顾家庭和事业的平等夫妻的新文化规范，这种规范就是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浪潮所倡导的。与旧时的理想观念相比——女性的事业和传统的家庭生活是分开的，如今的文化规范似乎更加削弱了单身女性的自信。几乎所有的女性，包括那些五十多岁的，也不管她们是异性恋者、同性恋者，还是双性恋者，还都希望找到“合适的那一个”。

第3节：新单身女性

调查结果是令人沮丧的，我怎么能写那些单身女性没有受消极文化的禁锢呢？既要工作又要担起单身母亲的担子，这个两难处境使我把研究暂时放在一边。21世纪初，也就是7到9年之后，当我再次采访这些女性时，我发现1994~1995年没有同居的有一半以上还是单身(其中有两人最近去世)在最初的采访中，我把“单身”定义为不结婚的任何人，包括那些长期同居的人。后来我决定只研究目前没有同居的单身女性，虽然过去很多人有过类似经历。最初参与研究的14位女性这次没有包括在内，因为她们结过婚或者长期处在同居关系之中，还有5个我不能确定。。她们的人生经常处在难以预料的变化之中——动荡的生活，不稳定的关系以及转变的态度。
我发现经历一系列的与命运的抗争之后，大多数女性能够接受目前的单身状态，对她们的生活比较满意。这27位单身女性的故事(包括两个已去世的)和我自己的故事，组成了这本书的基本框架。虽然参与研究的人数有限，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本书逐渐展示出其深度和丰富性，捕捉了21世纪初中产阶级单身女性的生活精华。长期单身的我们成为创造切实可行的、令人满意的生活的先锋。我们的恐惧、抗争、焦虑以及成功代表着这一类女性的生活状态。
在三十多岁、四十多岁，有时是向五十岁迈进的时候，新单身女性可以维持单身生活，通常在四十五六岁到五十八九岁的年龄她们能够放弃这种传统婚姻的文化理念——把婚姻作为唯一的幸福来源，作为克服孤独的唯一方式。假使深受这种文化影响而看不见其他的选择方式，那么，参与这一课题的大多数女性是怎样或者为什么更能接受她们的单身状态呢？一些人可能会说当人变老的时候，我们会更容易接受任何一种生活方式。但是我认为这种解释不太充分。我们完全可以想到五十多岁或六十多岁的单身女性，依然在痴迷地寻找伴侣，她们看起来很不开心，参与我的课题的就有这样的几位。但是在这个历史阶段，一些因素使中产阶级女性的单身生活变得更加切实可行。
单纯的数字更能说明问题。2000年在美国超过18岁的女性中，未婚的占42%——4400万人(与此相比男性是3800万)。这些单身女性中只有大约600万人在过着同居的生活美国单身协会主任托马斯·科尔曼的私人交流，基于美国2000年人口普查的统计。。这样，大约还有3800万女性还没有同居，其中有1200万的单身女性年龄在35岁至59岁之间(这一年龄段的女性占25%)。与已婚的有了一个或多个孩子的家庭(23.5%)相比，单亲家庭(25.8%)所占的比率明显上升。单身女性的增多主要源于晚婚或离异现在第一次结婚的平均年龄比20世纪(女人25岁，男人27岁)的任何时候都要大些。。第一次婚姻的离婚率一直稳定在50%，再婚的离婚率甚至更高所有的数据都来自2000年的人口普查。。1950年有2/3的离异妇女再婚，但如今只有一半的人再婚，或者是5年之后同居统计数字于2002年在《拉姆勃娄》中被引用。。
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为更多的女性提供了单身生活的可能，在美国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能够维持自己和孩子的生活。与已婚的女性相比，如今35岁以上的从未结婚或离异的女性，个人收入更高些这些数据由资料局和美国单身协会的社会科学数据网络汇集而成。《婚姻地位与女性收入》，《未婚美国》，第1卷，第4期(2000夏)，7页，下同;在线参见unmarriedamerica。。尽管有理由为这些单身母亲的经济状况担忧，其中68%在贫困线以上，将近40%过着富裕的生活维姬·洛弗尔:《40小时工作建议大大提高了母亲的职业水准》，见出版号d457，妇女政策研究学院，2003年6月7日，下同;在线参见iwpr.org。，但是单纯经济上的这种自足自立是不会让她们对单身生活持满意态度的。
自愿加入我这个课题采访的这些二三十岁的中产阶级女性，并不知道她们在42岁、55岁或者60岁时还会单身。虽然她们从未有意识地选择单身，但是回顾一些女性的经历，的确是因为她们做出的某种具体选择，才使她们变得更自立的，摸索出了另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她们选择放弃婚姻或者结束不美满的婚姻关系，全身心地打造自己的事业，追求叛逆的冒险生活，或者成为没有伴侣的单身母亲。正如我所阐明的，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以及反文化运动、种族运动、男同性恋解放运动不鼓励单身生活，实际上却为女性背离传统期望提供了依据。

第4节：新单身女性

到四五十岁的时候，这些离异的或者一直单身的女性从事一份好工作，有一个舒适的住所，有着牢固的家庭关系和朋友网络。她们积极参与社区活动，自愿加入教会/犹太教会以及一些政治组织。她们以各种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性需求。但是，往往个人危机对于她们来说也是必需的，它让她们确信，美满生活与幸福婚姻(按照文化信息所讲的)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只有那时她们才能真正放弃那种文化规范，欣然接受自己创造的生活。她们默认了作家艾丽丝·库勒的观点:“不知不觉中我漂泊到人生的某种境地，接受它，然后靠自己的力量改变它。”艾丽丝·库勒:《孤独站》，纽约:班塔姆图书公司，1990年，下同。没有憧憬和选择的生活方式不意味着被动的接受，而是积极的探索和改变的过程。我发现创造一种满意的单身生活如同营造一个美满的婚姻一样，是一个自我发展、自我发现和努力工作的过程。
新的文化理念逐渐对女性只有通过婚姻才能够幸福的这种传统理念产生质疑，同时也促进了单身女性接受自己的生活。她们的思想汇集了种种价值观念——来自女权主义、来自对离异和事业成功女性的日益接受，以及来自不断变化的性观念。我的采访对象之一南希·迪恩说:“我在牙医那里看到过一本杂志登着一大幅广告，金光闪闪的钻石正戴在一个纵情享受的单身女性的右手上。能看出当你勇于推销自己的时候，你已经克服了这种单身的心理障碍。”
在我采访的这些年里，通俗文学作品以及媒体逐渐肯定了单身生活。电视剧(比如说《金色女郎》《六人行》以及《欲望都市》)以及电影(《等待梦醒时分》《原配夫人俱乐部》《丫丫姐妹会的神圣秘密》)强调了朋友圈的重要性，因为朋友能够为二十多岁到四十多岁，甚至年龄更大的女性提供亲密的情感交流，从而维持可行的单身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副总统候选人丹·奎尔公开谴责电视人墨菲·布朗，谴责一个三十多岁的单身女人决定要一个孩子的想法。但是事隔十多年之后，在《欲望都市》中的一个单身女人做出同样的决定，却没有引起异议。毫无疑问，是媒体的关注引导更多的女性考虑把它当做一个选择。2004年美国有线电视公司制播六年的《欲望都市》的最后一集上演了，那时四个女主人公中的三个人，处在三十八九岁到四十出头的年龄，都已结婚或是有了一个可靠的男朋友，然而剧中的中心人物嘉莉的未来并不明朗。她总结说，她做出了一个错误决定，那就是她放弃了自己的工作、老朋友和她喜欢的城市，而和一个只知埋头工作的著名画家到巴黎定居。当她以前的男朋友，对承诺有恐惧症的“大人物”火速赶到巴黎，将她带回纽约之前，她已经离开了那位名画家。但是他们的未来还是不明朗的。嘉莉肯定地说，她的幸福主要取决于了解自己、爱自己、真诚地面对自己。
最后，参与研究采访的这个过程改变了我自己，也改变了许多单身女性。首次采访的小组由三到五个人组成，她们的年纪相仿，或者是单身母亲，或者是没有孩子。一次三个小时的小组采访——比如女性意识提高小组——允许她们说出社会如何看待她们的不满。在一个充满同情的环境下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让她们有机会重新评价自己。在小组采访之后写评语时，她们阐明了那种经历如何导致个人变化。简喜欢“有机会谈论不经常探讨的话题”，相反，没有孩子、四十多岁的乔伊斯，曾害怕采访会带来一种意识不到的遗憾，但是后来她写道:“我知道了没有孩子也要舒适地生活。”31岁的琳达说:“采访后我意识到在人生的这一阶段，保持单身是多么好的选择。”八年后我发现她还是单身一人，想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怀孕，这一做法是受到了“选择单身母亲”国家组织承办的电子邮件讨论小组的启发。
这样，小组采访以及接下来的个人采访使得许多女性看到了她们生活中积极的一面，她们乐意和朋友们讨论单身问题，也乐于接受新观念。同样我希望本书的读者也勇于和别人讨论单身问题，这样做她们会看到不同的人生体验，并且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要做的选择。

第5节：新单身女性

新型单身女性
我和采访对象的人生变化，使我清楚地看到新型单身女性的出现,她们与传统概念上的老处女以及二十多岁的单身女孩明显不同。对于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成为新型的单身女性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任务。但是，文化上的日益关注及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长期的单身生活可能会为未来的女性提供一条捷径。
新单身女性很满意自己的生活，对保持单身的前景比较乐观，她对自己所取得的成就、人际关系以及身份都很满意。她不再被看做特殊的人群，不再是一个孤独者或是一个另类术语“能干的孤独者”集中体现在性格特征是由社会学家伊·马维斯·赫德林顿和约翰·凯利提出的。芭芭拉·笛福·怀特海德也认为有鲜明个性的一些女性会选择长期单身。参见《为什么剩下的没有好男人》(2003)。关于谁会成为单身女性，我的观点有所不同。海尔布伦辨析了单身与孤寂之间的差异。她与65岁依然单身的格洛里亚·施坦内曼比较时说:“施坦内曼，虽独处但不孤寂。而我，与三个孩子和丈夫生活在一起，却是孤独的。”。她已经建造了六大支柱来保证自己过上令人满意的生活:
1)新单身女性拥有自己的住所，不管她单独居住还是和别人住在一起。
2)她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能够使她经济独立，提高了心理定位，但这不是她生活的全部。因为新单身女性的工作和生活的其他方面紧紧相连;和已婚女性相比，当事业机会出现时，她可能不会三心二意。
3)单身女性对自己的性生活比较满意，这种满意程度明显不同，我没有发现更多的性受挫者。参与我研究的性生活活跃的单身女性认为，不一定是永久的伴侣才能满足性需求，她们不把自己的性生活仅仅局限在心灵伴侣上。与一贯的做法相反，一些女性满足于自己的独身生活，另一些人已经找到了性欲发泄的其他途径。
4)新单身女性乐于同下一代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流，包括与儿子、孙子、侄子、侄女、继子女、年轻的女门徒，还愿意和年轻人在一起做一些自愿性的工作。
5)新单身女性在朋友圈，或者在家庭朋友中有亲密的情感沟通，在遇到麻烦和困难时有可以依赖的同伴和朋友许多对幸福的定量研究(解释为对生活有积极的情感和知足感)强调了社交关系的重要性。在一些研究中有朋友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最重要的幸福源泉。阿盖尔·迈麦尔:《幸福的心理学》，纽约:罗特译，2001年第二版，下同。。因为友谊不是唯一的人际关系，还因为美国文化强调友谊中平等互助的重要性。比起大多数家庭成员和浪漫情人来说，朋友更有助于女性的自立，四十多岁的单身女性尤其擅长发展和维持这种友谊，所以她们通常拥有较大的朋友圈。
6)新单身女性主要通过朋友圈来创建、维持这种社团，把不同社会背景(来自学校、教堂、政治组织及其他工作岗位)的朋友结合在一起形成当代社团的基础，这样，单身女性就不是独自一人，也不是一切只靠自己了。
当为长期单身找到这些支持的依据时，我认为这只适用于满意的单身者。然而，当我在一个社区学院的一次谈话中概括这些特征时，一位女士举手发言:“可是所有人过好日子都需要这样，不管单身还是已婚。”我马上肯定她讲的有道理，我自己还没有从这种错误的观念中解脱出来——总认为单身和已婚人过着不同的生活。这成了我醒悟的开始，也是本书的另外一个主题——单身和已婚女性的统一性，尽管文化上总是把两者的身份区分开来。如今有很多女性不结婚，也没有同居，但是她们也不完全单身。而且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人生的某个阶段处于结婚或者同居状态，另一个阶段则是单身状态。这种阅历的多样性，对所谓的单身以及女性之间的关联赋予了更为复杂的看法，不管她们目前的生活状况如何，都能够理解彼此的生活。我将证实朋友网络是怎样将单身女性和已婚女性联系在一起——以及那些介于二者之间的身份——怎样为所有人提供亲密的情感交流与安全感。

第6节：新单身女性

我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发现——也是我所不曾预料的——大约有一半我所采访的长期单身的女性生长在稳定的、良好的家庭气氛中，一些人还和大家庭生活在一起。可能我本不应该奇怪，因为我的家庭背景也是这样，但是社会学以及通俗文学作品过分渲染的是，父母离婚的经历以及不稳定的家庭环境导致了单身数量的增加。虽然我的抽样调查不足以得出任何确定的分析，但是如果说离婚的增加是导致单身数量增长的唯一因素，那么我对单身女性家庭背景的调查却与此相悖。
在以后的章节中，我将详细描述单身女性首先如何对待心灵伴侣，然后又使自己摆脱心灵伴侣这一理想的束缚的故事。通过长期精心营造自己的单身生活，一些人变得更加自立并从中找到人生价值。在这里我提出几个问题:单身女性怎样使自己摆脱传统的母亲概念，不要孩子或者接受单身母亲身份？没有伴侣的承诺而是一个女人运用自己的情感魅力与其他人交往的生活大致是什么样子呢？当友谊成为亲密的情感沟通和同伴关心的主要途径时，单身女性如何处理自己与朋友之间的冲突？我们遇到的是有伴侣却没有同居的女性，以及已经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的独居女性。我们还经历了单身女性去世时的独特方式。
我发现了对生活满意的单身女性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也有一些不同之处。一些女性内心坚定而自立，另一些人自己却从来拿不定主意;一些人偏爱长期独处，另一些人，即使她们单独居住，也总是和朋友们在电话里聊天;性生活对一些人很重要，她们热衷于追求并享受积极的性生活，另一些人却喜欢清心寡欲。
处于黄金年龄的新单身女性与认为到三十多岁就该结婚的单身女性就截然不同，搞清楚这一点对黄金年龄的单身女性有积极的暗示作用。二三十岁的单身女性，越来越对独立意识、事业追求与婚姻感到焦虑，40岁之后，她们会出现另一种生活框架。撇开在二十多岁时她们所拥有的教育、职业、约会和生存等所有机会，大多年轻女性在35岁后，只有一个在文化上认可的选择——寻找兼顾工作和家庭的平等伴侣。这样的伴侣可以选择要不要孩子，或者要多少孩子。但是年轻的单身女性不能够预见40岁以后的积极的单身生活。记者佩吉·欧伦斯坦发现，这些女性认为如果四十多岁的时候还没有结婚，她们会变得孤独，并且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没有“家庭生活的舒适和满足”佩吉·欧伦斯坦:《流动:在变化的世界里女人论性，工作，孩子，爱情和生活》，纽约:道尔布岱，2000年，下同。。她们会认为自己只有工作，没有个人生活。
年龄超过35岁单身女性的母亲经常把自己的婚姻观念强加给她们的女儿。如今听到一位母亲吹嘘她27岁的单身女儿学业上的成绩和事业上的成功已经习以为常。但是50岁还依然单身的女儿的母亲通常有不同的看法。她通常会说:“珍妮特还在单身，我真为她担心，我希望她能遇到意中人，然后定居下来。”这时，我们还会听到一位母亲说，“我为珍妮特感到自豪，她买了自己的房子，去年还得了教学奖，比我认识的任何人朋友都多”吗？我们不可能听到艾琳的母亲在吹嘘她40岁离异的女儿，独自抚养孩子，和另外一位也在抚养自己孩子的单身女性朋友住在一起。艾琳母亲会说:“我希望她会找到意中人再婚，那个孩子需要一个父亲。”
坚守浪漫的理想
尽管自己长期单身，并有这次研究中感受到的变化，我依然发现自己的思想滑向了传统文化所倡导的浪漫爱情，这证明这种观点已经紧紧固守在我们所有人的头脑中。2003年我和安妮·罗塞提联系，这离我上次采访她已经过去六年了，离第一次小组采访有八年了，她说:“你恰好找到我，我就要永久地搬到图森了，我是由于心灵的呼唤才去那里的。”我立刻断定她已经遇到了合适的人。结果这个离婚已经20年的成功的有魅力的企业家，在55岁时想搬到美国西南部，不是为了浪漫的爱情，而是因为她的一部分童年是在那里度过的，她爱那里的气候、天空、艺术以及美丽的风景。她在图森有朋友和家庭，会找到某种工作，并且感觉到一个小一点的城市为人际交往会提供更多的机会。这些就是她心所向往的，而不是浪漫的情人或者伴侣。

第7节：新单身女性

不是每个人走向婚姻殿堂仅是受文化规范的驱使，不是所有长期单身的女性，包括我的一些朋友想维持单身。她们过着可维持的生活，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快乐的，但是她们还是希望成家。她们想像正常夫妻一样有日常的亲密、触摸，过着平凡的生活。虽然改变文化规范不会改变她们的这种意愿，也不能弥补找不到伴侣的伤痛，但是其中的一些人向我坦然，在一个把她们的生活看做正常可以接受的氛围里，她们会感觉更好一些。下面各个章节中女性的经历，可能有助于不太知足的单身女性更好地洞悉如何在不影响可维持的单身生活的情况下继续寻找伴侣。
更多的单身甚至那些想找伴侣的女性，当她们年复一年地经历着毫无目的地寻找伴侣的痛苦时，本书提供全新的视角能够使她们的生活尽量避免处于悬浮状态。事实上，在近期的《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要对婚介产业说不》，2003年11月30日)中，凯特·泽尔尼克就发现一些单身者在三十多岁的时候拒绝接受寻找伴侣的压力。参与课题研究的少量将近50岁的还在专注于寻找伴侣的女性，她们的生活非常不开心，也没有赢得单身生活所必要的社会支持。在第五章我们会遇到59岁的瑞秋·布朗，她由于把主要时间用在寻找伴侣上，结果她的朋友都离她而去了，她没有精力处理家庭和工作中遇到的激烈冲突。虽然参加了无数的有关如何结成夫妻的课程培训，但是她却无力弥补其他方面的人际关系的缺失。
面向一种新的文化模式
《新单身女人》明确了文化的演变过程，渴望使之得到关注。最近历史学家安·道格拉斯对记者说:“女性有可能维持单身生活是正在进行的最重要的社会变化之一，除了恐吓战术之外基本上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菲比·侯班引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安·道格拉斯的《单身女孩:性感但不自尊》，《纽约时报》中的观点。我希望改变这一点。我想要的是讲述一个有关长期单身生活的故事——在社会文化方面不以浪漫爱情、走向婚姻或者成为伴侣为中心，而强调朋友之间的亲密关系和相互间的支持;个人在家庭、工作和团体中的完善;对于一些人而言，是在性生活中或在育儿中得到满足。由于受变化的文化视角影响，友谊被看做亲密情感沟通的一种主要方式，从这点来说，单身女性通常过着非常充实的生活。
与许多当代婚姻危机的分析家谴责单身不同，也与批评婚姻的单身维护者相反，我想说明的是，长期单身人数的增加与更稳定的婚姻状态可以同时并存。使长期单身正常化的文化氛围可能会减少离婚率，因为人们有明确的理由要结婚，而不单单为了不背负单身这个名声而结婚。佩吉·欧伦斯坦明智地指出:“如果女性不认为单身生活是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本身拥有一套成本、报酬、挑战，她们就会像上一代人那样受婚姻控制,同样屈服，作出消极的选择，那是出于恐惧而不是发自内心真正的愿望。”与有更高的结婚和离婚率的经济发达的国家相比数据来自欧洲联合统计机构，表明在2000年美国的婚姻率为每千人中有8.4人成婚，欧洲为5.1。欧洲的最高婚姻率(葡萄牙6.9)比美国低。但美国的离婚率也很高。与欧洲的1.8相比，在美国每千人中有4.2人离婚。欧洲的最高离婚率(瑞士2.9)，也比美国低得多。这些数据由选择婚姻工程提供。在线参见unmarried.org。，美国拥有较少但是却更稳定的婚姻人口，他们和单身人群能够和谐共存。朋友圈对于单身、已婚女性都同样重要，一旦离异、配偶死亡或患严重疾病时，能够为她们提供亲情关怀以及安全感。本书的人物，形象地证实了单身也可以过着一种充实而完善的生活，和那些已婚的相比，没有多大差异。
如果我们从成年人入手，大多数人不知道会在哪结束。二十多岁到四十多岁的单身女性，不管有没有找到伴侣，假设她们有意识地营造可行的生活，这就通向了更充实的生活道路，以后也会有更多的选择。相反，单单专注于寻找伴侣而忽视人生的其他因素则成为不幸的缘由。

第8节：新单身女性

我希望通过阅读、接受、欣赏本书中单身女性奋斗的故事，将有助于其他的女性缩短这个抗争过程。单身不仅仅被看做婚恋关系中虚空的中转站，它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带有很多变异、拥有需求和回报的令人满意的生活之路。
2003年2月的寒冷的一天，在加州学院的一个教室里，我和28名女生在一起讨论当今单身女性的话题，她们大多20岁出头。我问她们是否赞同作者的观点:几乎没有女性会选择单身，她们都认同了我的学生已经读过瑞奇的《现实中的单身女性》中的几个章节。。米歇尔抢着说:“但是我们选择不住在一起。”丽莎补充说如果两人的关系不好她就选择放弃。这两个人和很多同龄人一样，在寻求心灵伴侣。
理想的心灵伴侣，是彼此相爱，忠诚相对，情感上亲密无间，且有归属感《我们的合众国》，见鲁特格斯大学国家婚姻工程，2001年。在线参见marriage.rutgers.edu。，这种看法是当代对浪漫爱情的重新阐释。至少在意识上，找心灵伴侣已经取代了长期的婚姻关系和合伙关系。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补充一下在《序言》部分列举的统计数字:
2001年全国范围的民意调查显示:年龄在20到29岁的未婚男女有94%的人在寻找心灵伴侣，其中87%的人有信心能找到这样的伴侣。年轻人不把婚姻当做提供经济保障的来源，也不认为有孩子很重要。在这次调查中，只有16%的年轻人认为结婚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孩子。超过2/3的年轻女性(与男性数量相等)认为婚前有经济保障很重要。
虽然性吸引是心灵伴侣的一部分，但性趣不是理想的心灵伴侣考虑的重点社会学家伊娃·伊尔洛兹声称纵观20世纪，性爱是爱情文化的附属品。参见伊娃·伊尔洛兹:《摧毁浪漫的乌托邦，资本主义的爱情与文化冲突》，伯克利与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7年，下同。。倡导女权主义的黑人作家贝尔·胡克斯强调，爱情就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心灵的神秘结合，但不一定拥有性激情贝尔·胡克斯:《关于爱情的全部:新视野》，纽约:威廉毛佑，2000年，188页，下同。。她总结说:“我们大多数人会选择伟大的爱情，而不是性激情，如果我们不得不作出选择的话。”胡克斯:《关于爱情的全部》，175页。与此同时，性学专家培伯·施瓦兹认为心灵伴侣之间经常缺少性激情。她认为“一心想填补婚姻中两人亲密的空白，一心想缩短两人的距离和消灭彼此间的等级差距”培伯·施瓦兹:《你了解的爱情和性爱都是错的:25对婚恋的重新阐释了在亲密关系中如何得到幸福和满足》，纽约:近地点，2001年，9页，下同。，这种单纯的欲望成为湮灭性激情的主要因素之一。
女生都同意爱情比性爱更重要。她们都不同意“如果他满足我所有其他的标准，我会嫁给一个我不爱的人”的说法。然而一半多的人认为她们“会和心灵伴侣形成长期的伙伴关系，即使性生活不完美”。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说，一方面随意找一个自愿发生性关系的人是很容易的，另一方面离婚率又高，寻求心灵伴侣意味着内心深处可能是更长久的结合的需求。一个学生认为，“理想的心灵伴侣就是找到了一个能给你带来稳定情感的人，一个支持你的人，一个使你身心舒适的人。”
有缘的结合似乎比你刻意追求的结合更有吸引力。哲学家托马斯·莫雷尔写道:“心灵伴侣之间有内心深处的交流，这种交流好像不是有意的，而是一种超越平凡的雅意。”莫雷尔:《非女人行为:挑战不要孩子》，纽约:罗特莱兹，1994年，ⅹⅶ，下同。生活在一个工作时间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地方都长的国家，生活在一个赞美搞好两性关系的文化氛围里，我们会很欣慰地被告之不费力气就会找到和自己息息相通的心灵伴侣。与精神上的相互吸引更容易在一个信仰其他的先进工业化国家相比较为重要的社会产生共鸣。
盖洛普民意调查的结果和学生的观点激起我对理想的心灵伴侣话题的兴趣，我开始到处留意这方面的事，包括在流行文化和教育程度较高的领域。举例如下:

第9节：新单身女性

美国有线电视公司的《欲望都市》位居排行榜之首，此片于2001年第四季度首映，全面展示了四个单身女性寻找心灵伴侣的过程。四个女主角就心灵伴侣是否存在展开辩论，如果存在，她们的幸福是否取决于找到一个心灵伴侣。夏洛特出主意说:“或许我们可以成为彼此的心灵伴侣。这样就可以玩弄优秀的男人了。”
2002年2月28日上演的流行肥皂剧《六人行》也提到了这方面:费比问瑞秋是否相信有心灵伴侣，瑞秋回答说:“当然，当然。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完美的伴侣在不远处等着你。你要知道如何发现，不用我到处张望，我知道他会找到我的。”
那一年的春季，反映现实的电视剧《单身汉》开始上演。剧中一个单身男人展示了从见面、约会到拒绝了一大批单身女性的过程。在最后一幕单身汉亚历克斯说:“通过这个过程你能找到自己的心灵伴侣吗？我相信你能。”
不仅仅白色人种的中产阶级女性想找心灵伴侣。2002年11月14日，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前沿系列节目播放了一部电视纪录片《我们结婚吧》，记者亚历克斯·考特劳维茨采访了一位有七个孩子的非洲籍单身母亲。这位妈妈介绍说，最后一个孩子的爸爸是“我的心灵伴侣”。她还在等他，一直等到他找到一份好工作再结婚。1999年《精华》杂志登载一篇文章，讨论黑人妇女寻找心灵伴侣的重要性帕梅拉·约翰逊:《亲密》，见《精华》，1999年9月(5)，64页，下同。。
女同性恋者也开始寻找理想的心灵伴侣。2001年迪安·卡兹在《女同性恋新闻》中写道:
即使你有性格缺点，你的心灵伴侣会依然爱你。你会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被理解感和被爱的感觉;你的心灵伴侣会和你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和信仰;你强烈地感到你们有相同的目标和理想。仿佛某人在你心灵前放一面镜子，结果发现你的心灵伴侣和你惊人地相似迪安·卡兹:《你在意爱还是只为了满足需求？》，见《女同性恋新闻》，2001年8月(2)卷第1期，下同。。
在更权威的报刊也会看到有关心灵伴侣的报道:卡瑟·鲍丽特在《纽约人》(2002年7月22日)中写道:“我没有意识到和我生活在一起的男人，我的心灵伴侣，天生和我般配的人，却是个十足的玩弄女性的高手。”《纽约时报》的一篇书评《寻找心灵伴侣:必须像德里罗一样》《纽约时报》，2002年7月28日。讲到，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一本传记里，70年代的一个激进女权主义者米迟丽·华莱士写到她的“丈夫对吉恩有好感，而吉恩是我生命的挚爱，我的心灵伴侣”华莱士:《往返归来: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通往黑人女权主义之路》，出自《女权主义者回忆工程》，见:雷切尔·伯劳·杜普利斯，安·斯尼特尔:《妇女运动的声音》，纽约三河出版社，1998年，426页，下同。。
单身女性的含义
社会学家主要研究流行的理想的心灵伴侣的观念对婚姻意味着什么，而我关心的是它怎样影响单身女性的。假定文化氛围强调找到心灵伴侣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困难而且矛盾重重。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主张的理想主义和平等主义产生了当代的心灵伴侣的理想，从而补充了只有通过夫妻间的爱情才能使人生完整的看法。对于一些女性而言，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或至少拒绝定居时，寻找心灵伴侣的说法为她们目前的单身状况提供了心理支柱。但是这种理由也无助于憧憬未来，或为长期的单身生活提供依据。
既然寻找心灵伴侣的理想标准高，目标又不明确，它就为二十几岁的人保持单身或者对目前的同伙感情不是永久性地投入提供了借口。男人27岁而女人25岁似乎符合这个时代结婚的平均年龄，而对于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结婚的年龄会更迟些社会学家诺沃·格林阐明:“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一般比其他女性结婚晚一年半左右，今年这种趋势可能会有所增加。”《沟通情感，约会，希望找到白马王子:如今的大学女生约会与寻求的目标》，来自2001年美国价值学院的一个报道。在线参见americanvalues.org。。2000年夏天，萨莎·卡根，一个二十八九岁的来自旧金山的作家写了一篇有关成为一个“单身怪人”的文章卡根的文章首次出现在一家新出版的小杂志上，她称做《行动菜单》。《阿特尼读者》杂志转版，《旧金山记事》及其他报刊均有讨论，因特网讨论小组在阿特尼读者自助餐成立。，这里她标榜自己和其他的“单身怪人”都是浪漫的女人，也就是说她们想寻找心灵伴侣，但是在现实世界中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这些人宁愿单身也不愿为了结婚而委曲求全卡根在《单身怪人》书中扩展了这些见解。参见:《单身怪人:不妥协浪漫宣言》，旧金山:哈柏旧金山，2004年，下同。。

第10节：新单身女性

然而，对于二十八九岁或三十多岁的不觉得自己怪异，或者不想孤独一生的单身女性来说，在心理上接受了寻找理想的心灵伴侣的念头，难免会焦虑失望。记者佩吉·欧伦斯坦发现，有成就的年轻单身女性一想到到了中年还孑身一人就恐惧不已。欧伦斯坦写道:
在纽约出版社我遇到一些有抱负的年轻女性，我问她们，由于种种可能，如果到40岁还依然单身会怎么样，她们看起来都很恐惧。莱斯丽声音有点颤抖地说:“还没有这个选择。”特雷西说:“我不想考虑这个问题。”阿比用手指节敲击桌子，摇着头说:“老天保佑，老天保佑。”欧伦斯坦:《流动》，31页。
那么，寻找心灵伴侣的理想对于参与我课题研究的大于35岁的单身女性有何影响呢？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采访的从未结婚的或者离异的女性中，虽然只有几个人谈到了心灵伴侣这个术语，但是她们中还是有一些人赞成类似于心灵伴侣的提法的社会学家尼尔·格罗斯在洛杉矶调查23岁到55岁的人们，结果发现人们对内心渴望理想的亲密情感看法相似。2004年4月8日在加州伯克利大学社会学系的一次谈话中讨论了他的初期发现，题目为《内心深处亲密情感的模式》。他的模式评估与我的很不相同。。不管是未婚的还是离异的，这些人都在寻找内心深处的结合。她们想找到一个“人生伴侣”，一个真正在“心理上和情感上”相融的人。
举个例子说，参与我这个研究课题的两个单身女人，一个是拉丁美洲的，另一个是美籍非裔，她们在三十七八岁到四十五六岁这个过渡期间清楚地谈论过理想中的心灵伴侣问题。虽然你发现她们与白种人有区别，但是在我采访过的白种人与非白种人属于中产阶级的单身女性中，她们的故事主题却是惊人地相似。
玛丽亚·喀都扎:一个离异的单身母亲
我一下子被玛丽亚·喀都扎吸引住了:魅力十足，口齿清晰，是一个活泼的拉丁美洲人。在一个温暖的夏日夜晚她来到了采访组，上身穿着一件朴素的衬衫，下配短裙，脚穿凉鞋，自然地披着一头棕栗色头发。玛丽亚那年38岁，看起来还像一个女孩子。她谈话很投入，言语间不时地夹带着手势。
这个离异的单身母亲在波多黎各出生长大，她正在具体地谈她在找的未来伴侣:“我希望我会找到自己的心灵伴侣。他能明白在我想什么，并且能设身处地地与我同行，反过来我对他也一样。我没有失去希望，即使我还没遇到一个，我敢说:‘这个人很沉稳，他事业有成，能面对自己，很坦诚，不藏心眼。’”我惊讶于玛丽亚清楚地表达理想中的心灵伴侣。我很快得知她在波多黎各和美国加入反文化运动有很多年了。
她18岁时是个素食主义者，信奉佛教，练习瑜伽。多年来她梦想着离开岛国，在一个更宽松的环境下追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21岁的玛丽亚，带着节省下的钱，放弃了在波多黎各学院的学业，飞向佛罗里达，开始了旅游冒险生活。不久她在田纳西的一家社区农场落脚。这个农场有一千多人，玛丽亚搞些翻译工作，和学校里的孩子一起帮农场干些活。之后她离开农场到密歇根的姐妹群居村摘绿色苹果。玛丽亚回忆说:“那时真有意思，我们只摘苹果，吸吗啡，就是年轻。”
但是玛丽亚喜欢的生活方式没能消除伴随她成长的宗教信仰的影响。她25岁时嫁给了一个在社区认识的来自英国的男朋友，因为她想要个孩子。她解释说:“我是个信天主教的女孩，要结婚后才能怀孕。”尽管有冒险精神，她还是渴望过上一种她不曾有的传统的家庭生活。虽然她对男友约翰不算十分满意，但她知道他很可靠(不像她爸爸)，并且她喜欢约翰的妈妈。玛丽亚和男朋友一起住在约翰的妈妈家，在那度过了八个月的时光。他妈妈得了癌症，他们帮她度过化疗期。
玛丽亚认为她的新婚丈夫是“那种忧郁的人”，可她相信自己能够“让他振奋起来”。有了孩子之后，他们第一次自己单住，她醒悟过来。“我们之间没有交流，”她说，“有很多事情我们都不谈论，也没有精神上的沟通。”这次婚姻只维持了三年，当他们的儿子伊桑两岁的时候，她离开了约翰。

第11节：新单身女性

20世纪80年代她离婚之后，玛丽亚又过起了嬉皮士的生活。有几年她住在瑜伽健身中心，之后又搬到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小镇。玛丽亚做过很多工作——房间清扫工、木匠、瑜伽教练、家庭健康助理以及学龄前老师。然而在她三十五六岁的时候，有八个月的时间她接受了福利救济，这样她就能够在全日制的大学里就读了。
获得心理学的学士学位和社会服务的硕士学位标志着玛丽亚远离了反文化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她总是表现出个人精神上的价值观。她从不谈起参与任何组织的政治活动，也从来不把自己当做一个女权主义者。然而在她28岁的时候，玛丽亚决定把她的姓改成她妈妈的姓。这表示了她对男人的愤怒，同时也强调了如她所说的“我只属于我自己”。再一次，她的选择暗示了个性化的而不是政治上的价值观。
玛丽亚是否有能力定义自己、重新展示自己以及追求自己的目标取决于她抚养儿子时能否得到帮助。如她所预见的那样，事实证明约翰是一个好父亲。即使他和另一个女人一起住在东海岸之后，他还保持和儿子伊桑的联系。当玛丽亚想上学又要照顾孩子遇到麻烦的时候，约翰把九岁的伊桑接到东海岸和他住了一年。他很关心儿子在青春期遇到的一些棘手的问题。
1995年约翰(又单身了)接受玛丽亚的邀请搬进了她两居室的公寓楼，帮助抚养13岁的儿子。玛丽亚和约翰对伊桑说得很明白，他们不是重新回到一起，而是分别在与别人约会。尽管她全身心地照顾儿子，与前夫住在一起，有着一份要求严格的工作，还要兼顾研究生院的事务，玛丽亚还是渴望能够有个伴侣。但是她很清楚地表明那不是传统观念上的婚姻，现在她想要的是一个心灵伴侣。
2002年我又遇到了玛丽亚，46岁的她还在单身。她在一家小的社会服务机构工作，我在办公室看到的这个女人，与年轻时候的她明显不同。我还能认出她的那张脸，苗条的体形，声调柔和。她热情地和我打招呼，但是她的风采变了，明显看出化了妆，头发理得很短很时尚。她穿着一件引人注目的外套，佩戴着一条漂亮的丝巾，高跟鞋取代了凉鞋，看不出一点往日嬉皮士的迹象。
在采访之前，我发给玛丽亚一张手稿，上面记载着八年前她说过的话。看到它时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立刻谈起想找心灵伴侣的这件事情。现在她认为寻找理想的心灵伴侣的想法非常愚蠢，过于浪漫。“我已经不那样想了，”她说，“我认为婚姻需要两人性情接近，互相信任，彼此友爱，要有相似的看法，要两人一起做出决定，我再也不认为爱情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你要刻意追求的。如果我和他不得不做一个决定——那么，其中一人通常有妥协的成分。”
玛丽亚迫切地想找到一个婚姻伴侣，拒绝同居。在事业上她已经有了很好的发展，并且经济稳定。她的儿子二十出头，过着独立的生活。她的前夫——还是她的一个朋友——已经再婚。作为一个有魅力的四十五六岁的中年女性，玛丽亚通过朋友的牵线帮忙，约会了很多男人。她利用这些约会来“面试候选者”——利用她在专业培训中学到的技巧。玛丽亚已经与其中一个男人约会了大约五个月的时间，很有希望发展这种关系。他与她年龄相仿，离过婚，也是个移民，事业成功，经济稳定。使玛丽亚感到欣慰的是他没有孩子，也不想要孩子。他是她精神上的抚慰和支柱。玛丽亚没有用心灵伴侣这个模糊的词语来描述这个人，她越来越具体地谈到为什么他们是很般配的一对。
玛丽亚在渴望寻找心灵伴侣的两个阶段的不同表现，给那些既想找到合适的伴侣但是条件又不允许的单身女性提供了合理的例证。当她在寻找心灵伴侣的时候，玛丽亚不具备找到满意伴侣的条件，她是一个经济窘迫的单身母亲，扶养一个问题少年在她完成培训成为一个专业人士的过程中，时间上也不允许她过多考虑个人问题。她分别与两个男人经历过不和谐的同居生活，其中一个不接受她的儿子，而另一个却是她的“第二个孩子”。她和她的前夫住在一起，这种处境不利于吸引潜在的伴侣。既然她现在条件很好，取代心灵伴侣的就应是更加具体、更加现实的目标。

第12节：新单身女性

玛丽亚尽管明确表示想要婚姻，但她也接受有可能继续单身下去。她说:“如果我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我就要单身。”玛丽亚有一份她喜欢的工作，有家庭，有好朋友，有爱好和一些精神上相通的团队伙伴。目前她正在攒钱买房子，找到一个性伴侣不成问题，但是玛丽亚不能对家人和朋友解释使单身生活合理化的一套价值观念，更为重要的是，她无法说服自己。她无法做到停止寻找心灵伴侣而肯定单身生活。
兰妮特·琼斯:一个单身的女强人
对于像玛丽亚那样想找个伴儿，可自身条件又不允许的女性是不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男人的，心灵伴侣的理念对她们只是一个心理寄托，这也同样适用于过着快乐的单身生活的那些人。我们来认识一下兰妮特·琼斯，一位娇小、活泼、肤色较浅的非洲裔美籍女性。1995年兰妮特参与了研究生院的老同学组织的一个小组采访。37岁的她，仅比玛丽亚·喀都扎小一岁，住在离她不到100英里的地方。但是作为一名从未结婚的职业上相当成功的管理者，又没有孩子，兰妮特过着与众不同的生活。
兰妮特生长在洛杉矶中产阶级家庭里，7岁时父母离婚。但与玛丽亚不同，直到今天，兰妮特还一直与她父亲联系密切，她与两个姐姐和母亲的关系很近，她们就住在附近。她有一个超级大家庭，全国到处都有她的朋友。兰妮特不喜欢反文化运动;高中时她是拉拉队队长，大学时加入了妇女联合会。如今她已经完成了工商管理硕士和公共政策的双学位，正要赶赴东海岸的工作岗位。
兰妮特性格外向，有魅力，经常有男朋友，但她说从来没有过相处时间超过七个月的异性。那时她不信守心灵伴侣这种理念。“或许我出钱买这个婚姻的神话，”她说，“我想要的伴侣围绕在我身边，能和我聊天，陪我做事，和我同睡。看到我那些成双成对的朋友，使我想到如果我不结束同伴侣的关系，我就会失去很多良机。”婚姻是必须履行的责任——因为她的所有朋友都在这样做——比兰妮特理想中的那种“神话故事”看起来更有强迫性。
兰妮特只约会黑人，她偏爱黑人，她也了解统计数字很不乐观，适合于事业成功的美国非裔女性，而且证明可信赖的黑人男性简直就是凤毛麟角根据《新闻周刊》(2003年3月3日，第48页)，与17%的黑人男性相比，有24%的黑人女性晋升到职业经理的位置。。她调侃道:“如果我到35岁时个人问题还没有解决，我就开始找白人约会，要是到了40岁还没有成家，我就开始找女人约会。”可是似乎这两种都没有可能性。
七年多过去了，现在45岁的兰妮特还是单身。由于担任一个高级的行政职位，她最近搬回到海湾地区，那里离她的家更近了。同玛丽亚一样，研究生毕业后她的模样变了很多。当我走进她的办公室，我几乎认不出这位衣着典雅、充满自信的女性。眼前的她还是那么开朗，友好。
很快兰妮特介绍了这期间她的个人生活。在东部她与很多人约会过。其中她与一个长她几岁的从事相同职业的非裔美国人有过一段很正式的关系。她说:“他是一个出色的男人，感性、浪漫、执著。”他从不由于她的过分自信而妥协。兰妮特在东部时，他们相距五百英里，她回到加利福尼亚后他们就相距三千英里了。兰妮特不在意实际距离的长短:“你飞过来，飞过去，做你自己的事，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如果有人一直在你身边，你可以推迟亲热。”
他想结婚，愿意重新安置生活，也想要孩子。可是兰妮特开始觉得婚姻的束缚了。她担心她会一直比他更成功，比他更能赚钱。她不想承担让他来到加利福尼亚的责任。于是他们分手了。在解释她的决定时，兰妮特援引心灵伴侣的华丽辞藻，虽然她没有用这个术语。
她“选择不定居”，因为他是“不合适的人”。这件事使她意识到结婚、家庭，对她而言，没有“和她能真正沟通、令她兴奋的人”重要。她对一个朋友说过:“我只想在死前能再次拥有那种感觉，不管那种情感能否使他与我共度50年，我追求的是当那个人走进房间时，我能兴奋不已。”当我问是否拥有这种感觉比持久的关系更重要时，她给予肯定的回答。

第13节：新单身女性

兰妮特的反应说明，在崇尚婚姻而贬低单身的文化氛围中，对于一个更喜欢单身而不愿安顿下来的女性，寻找理想的爱情有助于她的选择合理化。通过如此崇高的、含糊的爱情标准，以及解释个人的感情优先于对婚姻家庭的愿望，兰妮特能够为她的单身生活辩护以便继续寻找“那个人”。
兰妮特承认她喜欢单身生活，毫不犹豫地称自己单身。她说七年前有的时候感到孤独，我问她是否现在还孤独时，她回答不，还开始谈起她自己的“安乐窝”。她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喜欢的工作，还有很多朋友，她积极参与社交活动，与家庭关系密切。
虽然她没有放弃要孩子的愿望，兰妮特坚决拒绝做一个单亲母亲。从小时候起，她就不喜欢黑人单身母亲的名声。现在兰妮特承认要孩子不再是她的头等大事了。她骄傲地指着放在她桌面上朋友的孩子的照片。她没有说与其中哪一个孩子的关系会取代自己的孩子(收养或有血缘关系)，但是她说也许很快她就会考虑如何让其中的一些孩子变成她生活中的一部分。
然而，45岁的兰妮特似乎是一个成功单身女性的缩影。在这次采访后不久我从一个知情者那里得知，兰妮特去了南加利福尼亚，从事一项更好的工作。2004年的秋季，就在这本书快要完成的时候，一天晚上我读报纸，随意看到布什政府中的一个高层人物的头像，我偶然读到兰妮特的引言。她已经接受采访，因为那位高官是她的导师和朋友。我好惊讶，兰妮特说过她的朋友遍及美国，可从没提及有政治背景的人。不管怎样，阅读这篇文章加强了我的信念，我采访到令人感兴趣且有个性的单身女性群体，广义上都是中产阶级，但我们也要看到，她们有着相当不同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政治观点。
尽管她事业有成，但在目前的文化氛围下，兰妮特很容易被看成信任和情商有问题的人。人到了四十五六岁的时候，应该找到一位如意郎君了，如果没有，也要和一个好男人安顿下来，就像兰妮特拒绝的那个人。庆幸的是，她不说任何对自己有负面影响的事，我也发现她是一个非常快乐的满足的女人。可是没有任何文化依据支持她的长期单身生活，兰妮特害怕她将来会孤独。
兰妮特对我说:“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计划者，我已经报名参加长期关爱工程。每当我拿起圣诞节期间的报纸，看到一个无亲无故的老年女人的故事，需要几百美元，她的生命才不会终止，我就对我母亲说‘那是我所害怕的。在我85岁的时候，所有的家人和朋友都不在了，因为我自己没找个伴儿，我就这样死去了’。”我想知道为什么用的是“没有个伴儿”而不是“没有孩子”。也许对兰妮特来说他们是一回事，或许因为没有伴侣的女性比没有孩子的女性更容易遭受耻辱。
女权运动，心灵伴侣及单身
理想的心灵伴侣是怎样出现的？它的起源能易于解释它的吸引力和局限性吗？从20世纪中叶开始我就追踪有关单身和婚姻生活的轨迹，70年代早期我曾拜读过激进的女权主义作家的作品，我发现她们表达过类似心灵伴侣的理想在19世纪中期，当婚姻作为压迫女性的枷锁，更多的女性维持单身状态时，美国中产阶层流行寻求心灵伴侣的文化理念。参见柏拉德
朱莎·柏拉德:《“最好的或者什么也不是!”新英格兰19世纪的出身》，参见:《社会史期刊》，2000年夏季刊(第33卷4期)，947~948页，下同。。那以后，我还读到她们对异性恋爱情以及对她们提倡的方式:基于更亲密和融洽感情上的更平等的相爱关系——二者不均衡的批判性评论。但我也发现大多数激进的女权主义者都是单身，她们对单身生活没有预见性。
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后代初期，在人权运动、新左翼运动、反战运动及反文化运动中，许多骨干分子中的年轻女性与她们的男同事分裂，形成了一个独立妇女解放运动。一些极端激进的群体及个体最初拒绝异性恋爱情、婚姻，批评家庭。在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的圈子里，早期的参与者能回忆起那段时期的事情，如果结婚或者有异性恋爱关系的，她们就会感到尴尬。然而，另一种选择不是成为单身，而是成为女同性恋者。但是拒绝异性间恋爱和婚姻这股风很快就过去了。这又很快遭到像贝蒂·福莱顿那样更温和女权主义者所发起的维护婚姻变革发起者的反对。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和中期，平等的伴侣——不管是异性恋的或是同性恋的——都得到所有女权主义者的高度评价，不过年轻的女权主义者强调婚恋关系中情感的满足。

第14节：新单身女性

舒拉密斯·费尔斯通是早期最有影响的激进女权主义理论家之一，也是批评婚姻言论发起者之一，她改变了从婚姻到爱情的对话体。在1970年她的原创性书籍《性爱的辩证法》舒拉密斯·费尔斯通:《性爱辩证法》，纽约:班塔姆图书公司，1970年，下同。，一本谈论有关爱情的问题而深受大家喜爱的小册子中，她简洁地列出异性爱情是如何成为“被权利的不平等所阻碍、扭曲或玷污的”这一章的“爱”参见费尔斯通:《性爱辩证法》，18页。。但是，费尔斯通要改革爱情，而不是拒绝爱情。她预见了男女真正平等时基于“自我转换”的健康爱情存在的可能性。“在两个平等人之间的爱情应该是丰富的，通过对方能放大自己……彼此能参与对方的存在就像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口。”费尔斯通:《性爱辩证法》，17页。
费尔斯通的爱情观没有强调性爱，她的完美婚姻的观点没有考虑到一个女性没有找到合适男人的任何选择。费尔斯通坚信平等和理想爱情的可能性，与她的贬低单身女性生活形成鲜明对照，她认为单身女性的性革命反而受到男人的利用有趣的是费尔斯通可能利用在第一次女权主义浪潮中对单身女性的否定评价来批评60年代后期的单身女权主义者。她写到20世纪初的激进女性和改革者:“她们投身于不成熟的运动之中，很多人付出一生而毫无回报——只能成为令人生畏的，深受痛苦的，老处女似的那类社会工作者”。。单身女性是“‘年轻女人’的不安定状态……或者成为某个人余生的‘第三者’，用来激怒人家的妻子，证明他的阳刚之气或独立性，被他的朋友们议论为他的最新的‘取乐的’战利品”费尔斯通:《性爱辩证法》，26页。。
另一本书《性敏感区的斗争》在1972出版。作者英格里德·班吉斯26岁，与女权主义群体没有正式联系，她对理想的心灵伴侣的描述超越了费尔斯通，更符合时代观念。《性敏感区的斗争》这本书受到了女权主义者的追捧，影响广泛，后来在1991年再版。班吉斯探寻性与爱的实质。她想要的是“情人、朋友、知己、伙伴、导师和拥护者，和他做爱会有一种超凡的美”英格里德·班吉斯:《性敏感区的斗争》，哈柏—柯林斯，1991年，101页，下同。。班吉斯清楚地解释了它的实际意义:
我们想得到热烈的而不是稳固的爱。我们想被关心、得到体贴、受到重视，不是抽象的，就像男人经常重视女人的那样，但是日积月累的日常琐碎使生活变得紧张而复杂。我们在男人身上寻找我们在自身上所需要的，寻找力量、多样性、承诺、热情和敏感，人类共性的统一英格里德:《性敏感区的斗争》，224页。。
虽然班吉斯知道她的理想很不容易实现，她还是拒绝妥协。她问道:“我怎么能在渴望温情、沟通、充满热情的生活、健康的亲密，以及外表等这些方面让步呢？”英格里德:《性敏感区的斗争》，216页。
然而，班吉斯叙述了她被男人利用的许多负面的经历，但没有写到男女之间力量的不同及这种不平等如何扭曲爱情的。班吉斯论述了社会规范的改变，论述了她个人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导致她的内心充满矛盾，没有安全感。
我不可能在50岁时还是个完全柔弱的女性，在60岁时成为被解放的、性自由的女性，70岁时变成好战的、反性的女性……我还继续做一个充满矛盾的不确定的人。我相信爱情，也害怕爱情;相信稳定，却生活在一个完全不稳定的境况之中;相信婚姻，我又从没有冒险去尝试……我渴望自由又不懂它是什么。我恨我欲爱时，我爱我欲恨时英格里德:《性敏感区的斗争》，209页。。
尽管她有些理想主义，不情愿妥协，有个人冲突，但班吉斯从未想象过自己一直保持单身。她特别想兼顾婚姻、孩子、工作这三方面英格里德:《性敏感区的斗争》，222页。。《性敏感区的斗争》这本书写成几乎二十年之后，在它的一个新版本的前言里，我们得知班吉斯还没有孩子，过着长期的独身生活，她成了“相当独立的女性”。她承认没有想到会这样度过余生。

第15节：新单身女性

快到40岁时，我相信尽管我所有的生活现状似乎事与愿违，有那么一天我会发现在自己的家里，同出色的丈夫还有五个孩子在一起，我们团坐在餐厅里吃着丰盛的美食，那是我开始为一个大家庭料理的，有婶婶、叔叔、父母，以及各种朋友，我们聚集在一起谈论着契诃夫戏剧里的人生百态英格里德:《性敏感区的斗争》，ⅹⅹⅹⅲ。。
不论费尔斯通还是班吉斯都没有把爱情的理想和将要保持单身的可能性联系到一起，其他的女性却把追求理想中平等的爱作为她们离开婚姻的理由。乔伊斯·奥伯伦(笔名，1968年就开始投入到女性解放提高意识团体活动中)，1970年用这样的一句话开始了她的文章:“两年前，有一个小孩的已婚的我，同另外一个人坠入爱河。”在标题为《真爱胜过安居》的文章里，奥伯伦写到了她决定要离开丈夫,即使她清楚她的情人不想要长久的关系。她知道她的母亲为了婚姻而放弃了爱情，奥伯伦决心放弃婚姻去寻找真爱。同许多在70年代离婚的女性一样，奥伯伦乐观向上。可是其中有许多人惊奇地发现她们自己在80年代三十八九岁时还依然单身。离了婚的苏珊·巴克斯，1985年出版了一本关于自身困惑的畅销书，命名为《这一切不该发生》
苏珊·巴克斯·克里恩:《这一切不该发生:三十以上的单身女性的生活告白》，纽约:康梯组莫图书公司，1985年，下同。。
女权主义者——70年代变革规范的前卫，没有把她们的承诺与找到理想的爱情联系到一起——她们的信念不必安居——增大了保持单身的可能性。如今，年轻的女性或许不了解这种联系，然而崇信这种文化理想就意味着人到中年的女性可能继续寻找心灵伴侣，我认为，这样的结果会不利于她们的幸福。心理学家克伦·刘易斯，一个单身女性，阐述了重视夫妻关系从而凌驾于所有其他亲密关系之上的个人代价:“任何时候单身女性都不会确定她们永远不会结婚。这种模糊性总是给人们带来一丝希望:或许那个合适的人会在下周的某一天，下个月，或是下一次的假期、下一次的公务会议、在你下次遛狗的时候来到你身边。只要存有希望，就会有莫名的痛楚。”
克伦·盖尔·刘易斯:《生活圈中的单身女性》，见:《女权主义者心理疗法重建》，纽约:吉尔福德出版社，1990年.181页，下同。
因为浪漫的爱情在现代文化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要超越心灵伴侣作为人生幸福的标尺，就需要发展出一种多维的人生观。
亲密情感的另一种观点
现代西方有关亲密的看法超出了分享肉体空间，超出了家庭生活和同床共枕的亲密，还意味着扮演比主要关系中的妻子或是不可忽视的他者还重要的角色。亲密不同于性爱时的身体接触，更确切地讲,如今的亲密关系需要相互间的袒露，情感上的分享，表白你的内心情怀。处在亲密关系中你就会和另一个人之间有深深的理解，心有灵犀。如此心理上的亲密是理想的心灵伴侣的核心，可这种亲密怎么同性爱联系起来则是个更大的问题。
今天“关系”还意味着性伴侣。当我们问某人是否有关系时，我们并不意味着同朋友、家人、亲属、邻居或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心理学家西莉亚·凯兹格尔发现在女同性恋团体中也是如此，“‘你同她有关系吗？’——意思是‘你和她有性行为吗？’似乎是只有性才使关系值得评论。”但这种关系不必满足我们理想概念上的亲密。
已婚或同居了的女性主要抱怨——根据我的研究发现，由数百个其他人证实——她们的性伴侣(尤指男性)“不交谈、不倾听、不‘表露他们的情绪’，不关心、不感兴趣”朗格福特:《感情的革命》，91页。。更为极端的是，意味着长期生活在一起的配偶彼此会成为陌生人。
相反地，社会学家发现婚姻状况好的女性不是把她的配偶当做心灵伴侣，而是当做最好的朋友。友情似乎是保持幸福而长久关系的关键

第16节：新单身女性

。另有研究表明，婚姻状况不好的女性常常用女性朋友来补偿婚姻中缺少的情感亲密
。
如果友谊成了婚姻中亲密关系的模范，或者是对不很完美的婚姻的补偿，为什么友谊不能给那些没有性伴侣的人提供亲密情感呢？尽管友谊没有戴着浪漫或心灵伴侣的文化标识，我们确实把亲密关系当做当代友谊的精华，而把友谊当做亲密关系的主要根源
。劳拉·巴普诺写道:“我们想从关系密切的朋友那里得到互通情感的机会，来分享内心深处的隐私，倾听并关心我们的每日忧伤……就是这种情感沟通的愿望使得在研究中一次又一次地提到友谊。”
劳拉·巴普诺:《交往隔阂:为什么美国人觉得如此孤独？》，新泽西:鲁特格斯出版社，2001年.162页，下同。
许多人不是和心灵伴侣，而是和朋友拥有最成功的持久的亲密关系，虽然偶尔心灵伴侣这个术语被用做理想的知己。
然而，在两个女朋友之间的心灵相吸，通常是一种脆弱的结合——脆弱是因为“她们过于依赖对方，并感觉对方是第二个自我”，桑迪·切茜写道。“二者之间任何重要的差异隐含着幻想破灭时的破坏性力量。”
但在多数情况下，亲密朋友没有心灵伴侣那样融入，她们有更多的界限以及在相似和差异方面保留更多的相互影响的空间。同心灵伴侣相比，朋友之间更容易既保持自立又有亲密关系。
后边的章节列举了范例，以此说明友谊和朋友圈在单身女性生活中的重要性，心理学家斯蒂芬妮·多利克表示，摆脱理想的亲密关系的心理能够凝聚更多的人。
懂得你不依靠和你有亲密关系的重要的他是一种极大的安慰。这种人心理依赖会降低人的自我判断能力和自责能力。独立的你能直接接触生活，用不着在一种等待心境中忍耐……天涯何处无芳草，没有一个会成为特殊的他，但其中许多人让你有在乎的那种内心情感，在意你在做什么，在意某种特别的方式。这让你的生活不再笼罩在神话中，渴望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缺少从中憧憬的快乐，取而代之是趋于定形斯蒂芬尼·多利克:《亲密与孤独》，纽约:w.w.诺顿，1991年，244~245页，下同。。
然而，为了认识到生活中的亲密，如今的单身女性必须各自拒绝心灵伴侣的浪漫理想。这个过程不容易，如同在后边的章节里我们看到的那样。一些单身女性怎么会为了得到亲密而拒绝需要伴侣的观念呢？她们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才能超越玛丽亚和兰妮特所达到的境界——有可能接受她们会单身度过余生？是什么使她们乐观对待这种前景呢？
承认我们和朋友间的亲密关系还存在一个问题:单身女性是怎样满足她们的性需求的。对所有的中年女性来说，拥有满意的性生活都是个问题，但是单身女性没有文化指南，无人指导她们在稳定的婚姻之外，或者独居生活之外如何获得性满足。
很少有小说、故事或神话来描写单身生活不同方式的性行为。
——《都市性爱联盟》
“刺激性的标题，但读后却不是这样，”当我向一个朋友介绍本章内容时，她说。这段话来自洛曼，伊霖森，马罕，佩克和尤姆:《都市性爱联盟》，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4年.235页，下同。“你会看到在性方面失意的中年女性，她们很愤怒，因为与她们同龄的男人在勾引更年轻的女人。”可是她错了——认为大多数中年女性在性方面失意，这个普遍反应也是不对的。我作了有关性生活在单身女性生活中的重要性的调查，使我惊奇的是我收到了各种各样的答复。一位40岁的女性说性爱“过分渲染”，而一个快60岁的女性却说性爱“相当重要”，是生活中必需的。以性爱为重的女性几乎总能得到满足。我发现:真正让人难以琢磨的是爱情，不是性。
我的朋友很可能这么说:“有刺激性的标题，但是女人是不和女人谈论性的;我们谈论婚恋关系，至于性，如果谈论，那只能是对性伴侣说。”我研究的大多数女性都公开地谈论婚恋关系，但对她们的性生活都没有详细地讲。然而，玛拉·戴特维勒和桃乐茜·索娅，以后的章节我写到的两位女性，谈论了很多有关性爱的具体内容。玛拉和桃乐茜享受性爱而不期望得到长久的浪漫爱情，可她们对待性关系也不是随随便便，对一夜情也不感兴趣。这些单身女性追求性爱，对心灵伴侣不抱幻想，可她们还追求有共同兴趣、共同活动和友谊。

第17节：新单身女性

许多单身女性与玛拉和桃乐茜不一样，她们俩对性有清晰的看法，而大多数女性——不管结婚还是单身——宁愿在亲密关系和伴侣关系之外独立地处理她们的性生活。我认为她们的性生活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挑战——不是当做效仿的模式，而只是试探性地考虑并解释我们自己的性爱欲望。
女性不愿意谈论性方面的事，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对性欲的迷惑以及性与亲密情感及伴侣的关系。我们怎么知道肉体想要什么？我们怎么知道想要的性关系在道德上能得到认可，在心理上是健康的？如果在渴望的亲密关系中肉体却没有得到满足会怎么样？如何面对我们被某人的性感所吸引，可他又没有达到我们在婚姻或者同居关系中所需要的条件？
如果女性谈及她们的生理需求难以启齿，那么对于性冷淡就会更加困惑，极不情愿谈到这个话题。20世纪中后期的性解放运动认识到了女性的性能力虽独特，却与男人不相上下。然而，这次运动没有探讨在性欲和性行为方面广泛存在的个体差异。独身，曾被传统的宗教团体所推崇，清教文化也自然接受，现在逐渐被当做不健康和不体面的了。直到最近，女权主义者和性解放主义者都把独身当做性领域的一部分，认为它是有意的、道德的，或宗教上的无性行为。结果，几乎没有女性乐于接受独身这个词，也没有几个人讨论它，或者把它作为一种可以改变的境地，或者认为它是所经历的一种积极方式。
如果一个人在她二三十岁的时候过着积极的性生活，但又独身了20多年，我觉得有义务提起独身这个问题——这与参与研究的许多女性相关，她们却很难有机会来讨论。有一位女性南希·迪安，用一种特别的创造性方式表现了她的性欲，而不是和别人发生性爱，这种行为为考虑独身开通了新方式。
因此，我的研究集中表现了单身女性的两种性生活经历——一种是独身但还过着性生活，另一种是有性关系但不需要长久或深层次的亲密交往。两者都不符合规范的文化形式，把女性的性生活同浪漫的爱情或与实践经验结合起来之后，发现大多数的女性或男性更喜欢在爱情、依恋或执著基础上有性爱行为。但是独身和有多个性伴侣使单身女性的性生活比已婚的或同居的女性更有特点。
90年代著名的调查《性在美国》显示，几乎有1/3年龄在18到60岁之间的未同居的女性在前十二个月里没有性伴侣——高于被统计的任何其他的团体，根据不同的性别、年龄、婚姻或住宅状况、教育程度、宗教、种族和人种的群体
。更新的调查显示，在年过四十的未同居的单身女性中独身占更高比率根据2003年(由美国退休协会承办的)对3501名年龄在40到69岁的单身者调查发现，60%的单身女性在过去的六个月里没有性爱经历(与男人的45%相比)。参见aarpmagazine.org.与2001年的没有同居的法国男性和女性的性爱经历相比，结果发现虽然单身美国人比法国人有更多的性伴侣，但却更经常处于没有性伴侣的状态。调查还发现与法国女性的52%相比，年龄超过50岁的78%的美国单身女性在过去的一年里都没有性伴侣。。调查还显示，从未结婚或离婚后的女性一生中比已婚女性有更多的性伴侣。《性在美国》的研究者们得出结论，单身的人们拥有“更多的性伴侣，总的性爱次数较少。”迈克尔，伽农，洛曼和考拉塔:《性在美国:一项权威性的调查》，波士顿:里特布朗，1994年，119，下同。
女人的性爱，我认为，是个性化的。她们特有的性欲有生理上的因素，与性有关的文化观念也塑造女人的性行为
。个人化的性选择出自于复杂的生理互动，与文化观念、社会网络以及她参与的机构有关
。在20世纪的后半叶，有关性爱的文化规范和以前对性有约束作用的婚姻制度一直在争论，处于变化之中。20世纪中叶的性解放运动是从对年轻的单身女性的婚前性行为持肯定态度开始的，这为我们在21世纪改变对性和成熟单身女性的看法创造了条件。

第18节：新单身女性

超越《性与单身女孩》
《性与单身女孩》成了1962年度的畅销书。37岁的作者海伦·葛丽·布朗(很快成了《大都会》的长期编辑)宣称，“性感女人就是享受性爱的女人。”布朗不仅试图打破男人和女人有双重性标准的看法，还挑战把单身女性看成没有魅力且保守的陈腐观点。她写道“事业女孩是性感的”，“男人喜欢和有头脑的女孩同床共枕”。以轻松的、直率的、实用的写作风格，《性与单身女孩》不仅提倡与待嫁的人有婚前性行为，还要有随意的性爱——一定数量的性行为——对于有工作的单身女性而言。相对于乱交行为，性冷淡以及缺少性高潮更是布朗为之奋斗的不幸的事。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本书是20世纪60年代性革命的缩影——本书的特点是最早公开认可女性婚前性行为是合法的，在其影响下产生了一系列的文化变革，在1960年介绍了避孕药，1973年促使最高级法院对罗诉韦德案的判决，使得流产合法化。有关这次革命，历史学家大卫·埃伦写道，虽然没有中止女性的性宣传，“为争取个人的独立意识，摆脱对性欲和性自由的惧怕心理，为开拓新纪元铺垫了道路。历经长期的奋斗，女性终于可以像男人一样，最大限度地抓住使自己性欲得到满足的机会”。
可是布朗的宣言不是20世纪60年代发出的唯一声音，她的性观念与早期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强调平等的爱不是单纯的性的学说恰恰相反。性爱只是沟通爱情的一种方式，只在一夫一妻制中得到认可。然而，一夫一妻制可以有婚前性行为，是连续的行为。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说，这种理想的爱情演化成了今天的心灵伴侣模式。关于爱情，布朗阐述得很少，可是她对单身女性随意性行为的合法性的看法，创造了现在依然存在的可供选择的模式，这种理念体现在美国有线电视公司播放的，深受公众欢迎的电视连续剧《欲望都市》中。
但是《性与单身女孩》和它的姊妹篇《欲望都市》给四十多岁的单身女性带来了什么影响呢？我想这种启示有积极的作用，但是是有限的。布朗有助于单身女性声称个人生活的完善是合理的，而不单单把家庭生活看做女性个人满足的唯一方面。成功和性感的范例有助于中年单身女性敢于挑战老处女的传统观念。有头脑和性感不再是描绘女性时要禁忌的词了。然而，布朗更强调单身女性用性吸引来追求更多的目标(事业和婚姻)，而不只是注重性本身的愉悦。单身女性的“肉体成了主要的资本，她的资源”，希拉里·拉德讷说，“她必须调整自己适应这种消费文化，和异性恋所说的女性模式(她一定是个女孩，漂亮、性感、活泼、恭顺)。”这些特点都能在女孩这个词中看到。
性关系
当今文化大肆宣扬性，女人的各种亮丽形象令人眼花缭乱，年龄在15到35之间的女性讨论婚姻之外的性话题不绝于耳，如婚外性行为，甚至65岁之后的女性也在讨论性。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很少有讨论谈到40到65岁之间的人的性行为，这些人不在性行为活跃之列。我们听到许多有关三十多岁的单身女性有多个性伴侣(如在《欲望都市》中)，但是却很少听到有五十多岁的女人还这样。描写性和中年单身女性的书籍没有成为畅销书，因而这方面的话题没有引起大范围的讨论。比如如果一个朋友告诉我，海伦·格丽·布朗于20世纪90年代写了一本有关中老年女性的书我就会很奇怪。我从未听过《黄昏恋》，里面有很长的章节描写的是五十多岁女性的性问题。
在我的研究中，我发现一些四五十岁的女性，追求的性关系包含了志同道合和友谊的成分，不一定是永久或内心亲密关系。我关注了其中两个人的生活，玛拉·戴特维勒和桃乐茜·索娅，她们两人明确表示性爱在她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玛拉有过的婚恋关系(丈夫及后来与一个已婚男人的性关系)没有满足她的性和其他情感的需求。持续了十五年的性关系使她保持了独立自主及很强的个人意识。桃乐茜经过失败的婚姻之后，第二次婚姻给她带来了性的满足，她沉湎于性爱之中，没有期待得到婚姻或内心的真爱。这种开放的性爱行为使她很平静地接受了与严肃婚姻无缘的现实，只好去面对可能永久单身的生活。

第19节：新单身女性

性表示通向自主、自强
我知道玛拉·戴特维勒还住在那个地方，因为我在公共场合看到过她几次。2003年5月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吃惊地听到了她那欢快的声音:“我很愿意再和你谈谈，”她说,“我的生活变化很大。”我和玛拉的最后一次谈话是在6年前，也就是1997年，那时她中风刚刚治愈，中风差点毁了她的事业。1994年我们初次见面时，玛拉已经离婚五年了，但是情感上还与前夫有着牵连。她的前夫比她大10岁，他们同居九年，又有了9年的婚姻。当玛拉6岁的时候，她那酗酒的父亲遗弃了她，她和自己的单身母亲艰难地生存——有时还靠福利生活，我认为这种赤贫的生活至少解释了她的一部分痛苦的缘由。
什么使她重新快乐起来了呢？我没有想到玛拉全力摆脱了两个持续很长时间的性伴侣，因为最近的几次采访中她都没有提到他们。在单身了近30年的时间里，52岁时她第一次约会。玛拉虽认为自己已经“过了好时候了”，但她喜欢引起别人的注意。她那苗条的身材，卷曲的黑发，很平常的脸庞，使她风韵犹在，虽不是那种张扬的美。通过参与社区的自愿性工作及朋友的关系，她同时在与四个男人约会，还拒绝了其他两个人。她自豪地说，这些男人从44岁到59岁不等，有着不同的体魄，来自不同种族、不同的国家，从事不同的职业。对于玛拉来说，约会不单单是性爱的概念，她感觉很自由，因为她不仅能仔细地体验到男人身体上的魅力，同时也看他是否有潜力发展健康的相互间的关系。然而几个月之后，她与一个男人有了包括性生活的特殊关系，但是没有同居，也没有彼此间长期的承诺。
除了失败的婚姻，以及离婚后独自抚养一个十几岁儿子的各种困难，她体弱多病，生活又多不开心，玛拉怎么会这样乐观的呢？追溯到她的童年，有贫穷、父亲的遗弃给她那幼小的心灵留下创伤的原因，但是她也透露了早年那些开心的事，其中积极的性行为成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玛拉出生在德国，在美国西部长大。为了躲避债主，她的家不得不频繁地搬迁。她父亲工作很不稳定，“因为他嗜酒如命，好色，还是一个赌徒，”玛拉解释道。她还记得家里总是吵架，乱糟糟的一片。她父亲经常离家在外，几个月后，他会捎信儿给玛拉和她妈妈，搬到新的地方去住。她还记得在爱达荷州的一个卡车站，父亲在那里做充气工作，母亲在礼品店工作。她妈妈的婚姻持续到玛拉6岁时，她在加州中部的一个城镇安家落户，拒绝再与她的丈夫漂流。他从来没给孩子任何一分钱抚养费，从那以后，玛拉只见过他一两次。
玛拉和她妈妈住在城镇边一个有补贴的房子里，那里看不到一辆小汽车，也没有公共车辆来往。她妈妈48岁了还给人做保姆，在城镇里来回穿行。后来她买了辆车，但是她们还是很贫穷，玛拉还记得学校里的孩子们笑话她有补丁的衣服和穿破了的鞋子。有一次她患了牙痛，因为没有钱去看牙医，她哭着睡着了。她妈妈不喝酒，不吸烟，也没有找男人，她一心抚养玛拉。“一次，我妈妈用半个小时的午餐时间开了一路的车从市区来到我的小学，因为我们班正在集体表演节目，”玛拉回想道，“我以为我会是那里唯一一个没有家长的孩子。当时我妈妈穿着工作服一路开车过来，听完我唱歌，再开车回去，连午饭也没吃。显然她愿意为我做任何事，她非常爱我。这件事一直鼓励着我。”
为了帮助结束这种窘境，玛拉12岁时就给人看孩子、修剪草坪、送报纸。玛拉说贫穷使她感到很自卑。14岁时，她们的生活有了起色。她热爱学校生活，不久她成为为有天赋的学生准备进入大学的特殊项目里的一个成员。她的妈妈只有小学一年级的教育程度，没办法辅导玛拉的功课，却鼓励她努力学习。虽然玛拉想上大学，想找比她妈妈的更好的工作，但是她也梦想着坠入爱河，嫁给一个很有钱的人，以便能“再也不生活在饥饿和无家可归的恐惧之中”。

第20节：新单身女性

14岁时玛拉开始初恋，一直持续到她21岁。她的男友介绍她与受过教育的中高阶层交往。他的父母安德森夫妇，毕业于奥伯林学院。父亲是教师和剧作家，母亲是有抱负的小说家。他们是60年代放荡不羁的文化人，家中是作家和艺术家的交流中心。安德森夫妇把玛拉请到家里，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她同他们一起进餐、野营，享受这个知识分子家庭给她的氛围。他们还帮助她准备去大学深造，建议她选择什么样的高中课程，如何申请奖学金等。尽管存在着文化差异，去度假或特殊场合时他们总是带上她妈妈，玛拉回忆道:“他们令她着迷，没有使她自惭形秽，不谈论让她消极的一面。”由于这个原因，玛拉的妈妈还经常让她在安德森家过夜，也不猜疑玛拉会与男友睡在一起。到她14岁的时候，安德森太太让她服用避孕药片。虽然她的性观念很开放，玛拉还是信守一夫一妻制。
在他们去同一所州立大学前的那个夏天，玛拉和男友决定住到一起。玛拉知道她那“保守的”妈妈会反对。于是玛拉就在她妈妈去走亲戚的那几天从家里搬出。尽管接下来的局面弄得很紧张，她妈妈还是为女儿能够完成学业而自豪。直到几年前她妈妈去世，她们一直保持着很近的关系。
大学三年级时玛拉与男友分手，因为她看到他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没有上进心，懒惰，一直要靠她工作来养家，他经常被解雇，因为他“不想从事一个与他身份不符没有体面的工作”，她解释说。离开他后，她很快就和另一个男人开始了新的关系，但是和那人一起“没有真正的性和谐”。就这样，毕业后她来到了海湾地区。
玛拉的性早熟从来没有像其他年轻女孩那样影响她的独立自主意识和抱负。出生在50年代末、60年代就要来临之时，玛拉受益于文化观念的改变，避孕药具的使用减少了对怀孕的恐惧。但是由于儿时受到贫穷和父亲的不良影响，导致她走进有伤害性的婚恋关系。
在洛杉矶的一家舞厅，22岁的玛拉结识了32岁的杰克·迪安，他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带着两个孩子，一个8岁，一个4岁。玛拉被他吸引有多方面的原因，杰克是“一个成熟稳重、工作刻苦、精力充沛、能保护你的男人”，也是“一位深爱着两个孩子的好父亲”，玛拉解释说。因为他的前妻不忠于他，杰克说他将一直恪守忠诚。“一个没有情人的男人，”玛拉激动地说，“天啊，幸好他不像我父亲那样!”
不到一年，玛拉搬到杰克那里去，发现生活不是像她想象的那样充满诗意。杰克的前妻一旦发现他与玛拉在一起，就来找麻烦。为了支付杰克给前妻的赡养费及孩子的抚养费，玛拉和杰克不得不节俭着过日子。玛拉要一直工作来支付他们一半的生活费，由于没有受更高的教育，她只能找到那些枯燥的、工资低廉的工作。杰克不想再婚，玛拉在他家里的处境尴尬，这很成问题。他的父母和孩子都反感她。虽然杰克是个好父亲，但情感上他不能全身心地对她好。
这种关系维系到了第八年的时候，玛拉发现自己怀孕了。杰克要她去堕胎。30岁的玛拉想要保住这个孩子，可她又想起自己的妈妈那样艰难度日，她不能再去面对一位单身的“未婚”妈妈这个现实。然而，她最终鼓起勇气，给杰克下了最后通牒，他才勉强同意娶她。过了几个月，他们在一个酒乡的小教堂里举行了婚礼。玛拉认为他们结婚就有机会过上好日子。
可孩子出生后不久，杰克就开始有了情人，他向玛拉坦白了这件事。玛拉崩溃了，有一种被骗的感觉。“我待在那里，因为我没有钱也没勇气离开他，”玛拉说，“没有福利补贴，也没有必要的资金来养活我和孩子，我不能重新过我童年的生活，那是一段灰暗的时期。”不久玛拉进入了一家研究生院，成为一名婚姻家庭咨询顾问。这一教育过程对她自己有“很明显的治疗效果”。“我知道我和丈夫的关系是如何陷入困境的，”玛拉解释说，“我们俩都有苦涩的童年，彼此间又捆绑得太紧，可能我们彼此拥有的那种最亲密的关系，同别人再也不会有了。”玛拉一边“莫名地痛苦着”，一边放慢同杰克分手的进程。

第21节：新单身女性

玛拉的自信心空前下跌，她还不能离开他，但是，为了战胜自己的沮丧，她也想找一个情人。她依然相信一夫一妻的生活方式，是出于绝望她才走这一步的。她开始了婚外恋，那个人比她丈夫年龄还大，她对他温情脉脉，那人对她也很好，他们的性爱很和谐，但他不是她的心灵伴侣。这种开放的婚姻——杰克找了一个更年轻的女人，玛拉找了一个年龄大些的男人——持续了六年。玛拉认为这样很不健康，可她找到了心理平衡。然而，杰克对她的这种关系感到愤懑，耳边经常听到他的辱骂挖苦之声。
由于有学历和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玛拉最后从家中搬了出来。正如她所预料的那样，杰克难以接受，他花钱雇了一位出色的律师。在离婚财产分割上，玛拉几乎没分到什么。但是，杰克不像她父亲，支付了孩子的抚养费，也没遗弃他们的儿子。他们成功地分担着照料儿子的责任。
她离婚后，玛拉和男友巴特想在乡村的集体住房住下来。可这种安排不利于她那10岁的儿子，因为这离他父亲太远了，而且巴特对孩子也不太随和。于是玛拉搬到一个距离杰克10英里远的小公寓里住，那是用她离婚所得的财产买的。她找到了一个好工作，在一个乡村机构里做一名心理治疗师，她开始筹建一项小的私人事业。
玛拉和巴特继续保持性伴侣和朋友的关系，可是他们都没有承诺一夫一妻的生活。玛拉也不期望他与自己的儿子有关联。巴特住在另一座城市，周末时他会来到玛拉的住所。对玛拉来说，性爱就是他们之间最重要的联系。
大约离婚4年后，玛拉与詹姆斯相爱了，他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他们是几年的朋友了。玛拉发现她的情感有了回报，这次她与一个有几个小孩、比她年轻的男人开始了长达10年的恋爱。玛拉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有这种婚外情的人了。“他的婚姻很美满，”玛拉说，“他从来不忽视我，我们俩都觉得这是不幸中的奇迹。我真的把他当做我的心灵伴侣了。”玛拉解释从这种暧昧关系中她得到了什么:
尽管我不想使之浪漫化，但那种关系是我曾经拥有的最健康的一次。显而易见，它包括了忧伤、痛苦和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然而，这是第一次有人真正地爱我，看出我的弱点，看到我的缺点，也看到我犯的错误。他会始终如一地爱我，呵护我，用成熟的方式——比我以前认识的任何男人更爱我。我们都很惊奇彼此的感情似乎永不褪色。
玛拉和詹姆斯基本上每周见一次面，他们没有频繁做爱。在早期的一次采访中，玛拉说没有性生活她就感受不到幸福。“它是人们结合的纽带，”玛拉说，“也是精神沟通的途径。”但是处在心灵伴侣的关系中，玛拉就像我在第一章里所讨论的其他人那样，性不是放在第一位的在对一百对夫妇的研究中，社会学家培波·施瓦兹发现最亲密的内心情感沟通(心灵伴侣)趋于性爱的次数较少。她解释说:“这种最亲密的内心情感沟通形成不是因为性的吸引——激情性爱的一个因素:一心想填补婚姻中两人情感亲密的空白;一心想缩短两人的距离和消灭彼此间的等级差距……夫妻间可以通过对话和沟通来解决这些问题。”(施瓦兹:《你了解的爱情和性爱都是错的》，8~9页)。。再者说，最基本的准则总是保证詹姆斯的妻子和孩子绝对受到保护。“我们做的事没有破坏合法的家庭生活，”玛拉说，“我们两人总有一个意志坚强的，当一个人意志不坚强时，另一个人却能耐得住。”玛拉没有向任何人说过这起婚外恋。我认为她同朋友巴特的性伙伴关系，反倒促成了这场婚外恋，也避免了玛拉迷失自己或陷入曾经同她丈夫那样的状况。
在上次采访她的两年前，玛拉结束了与朋友巴特长期的性爱关系，一年后，她又终止了同已婚男人詹姆斯的情人关系。这两件事都是玛拉主动提出结束的，没有留下怨恨的情绪。现在儿子已经长大，她身体也变得强壮了，精神状态也有所改善，玛拉想寻找不像前两种那样受限的特殊关系。这个决定是受参与建立良好的社区生活的活动启发而形成的。她开始积极地参与教堂活动、峰峦俱乐部、大赦国际、自愿护理社区花园及成人识字项目，到处可见她的身影。通过这些组织，她结识了许多朋友。“我认为走出去更有可能制造机会结识他人，就是遇不到任何使我心仪的人，我的生活也变得充实了，”玛拉总结说，“要想获得健康的关系，你就不要害怕当这种关系出问题时会怎么样。”这样，目前她尽量去约会。玛拉不是在找心灵伴侣，她想要的是健康的肌肤之亲和性爱的愉悦。她想再过同居生活，但她知道做一个单身女性也不错。“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喜欢我这样，”玛拉总结说，“有一个伴侣真的不错，但我坚信他会真正支持我，能够带给我亲密的情感。”

第22节：新单身女性

不像我研究中的其他独身女性，玛拉主动谈到性欲及更年期对她的影响。“我的性生活变化很大，进入更年期，我的性欲迅速衰退，”玛拉说，“以前，我觉得自己性欲过于旺盛，这点对于女人来说不太常见。现在我或许处于我这个年龄的正常状况。但对我来说是一种警惕，此刻我正在寻找药物刺激的方法。”对于讨论女性更年期之后异性恋以及同性恋性生活的种种复杂的因素的结合——包括生物的，社会的及文化方面。参见朱莉·a.威特尼瑞奇:《性，更年期与文化:更年期性爱导向与对女人性生活的意义》，见《性别与社会》，第17卷第4期(2003年8月)，627~642页，下同。
玛拉不合常规的性欲和恋爱生活没有妨碍她成为一个好母亲，虽然她为不时地离开儿子感到内疚，她觉得要想成为一个好母亲，自己还需要一段时间。玛拉和杰克共同处理儿子青春期的复杂问题，他在学校有一些棘手的事，又沾染了毒品和酒精。“这使他的生身父亲和我的关系比以前走得更近。”玛拉说。杰克和玛拉现在是朋友，聚在一起吃饭或是偶尔出去一个晚上散步。虽然考虑到过去想重新回到杰克身边这件事还在伤害她那颗痛楚的心，毕竟他就是玛拉和他们20岁儿子的家。儿子还和她住在一起，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找了女朋友，已经是个懂事的成年人了。
然而，在摸索非一夫一妻这种生活方式的道德性和可行性的过程中，玛拉经历了与单身和已婚人的暧昧关系，这些或是隐秘的或是公开的，她处理不同关系的能力——为了亲密与詹姆斯在一起，为了性爱与巴特在一起，为了家庭与她的前夫在一起——她成长为一个对生活满意的单身女性。不论目前她想寻找既有性爱又有亲密情感的关系是否成功，玛拉已经营造了满意单身生活所需的各种支持要素。一个最初我采访时最不幸的单身女人，在我研究结束时已经演变成过得最满意的一个了。她有能力拥有，并且行动起来，以性欲为媒介，我认为是一个关键因素。
性关系是单身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桃乐茜·索娅走入房间，看起来非常健康，甚至比八年前我第一次看到她还要年轻(她现在已经快60岁了)。在桃乐茜49岁时，头发焗了色，浓妆艳抹的。但是现在的她依然有着姣好的面容，梳着短发，看起来更自然了，苗条的身材，散发出自信和稳重。当问到是什么改变了她的生活这个问题时，桃乐茜的第一个回答就是她增加了一个体育项目——竞争性强的帆船比赛——她依然喜欢远足和健身运动。重视身体锻炼表明她把重点放在身体的愉悦感受上——对她来说，这能使她过上积极的性生活。
桃乐茜已经离婚(第二次)13年了。她告诉我，在这些年中，平均每年有一次恋情。与我所研究的其他任何女性相比，中年时的她拥有的性伴侣最多。其中有一次桃乐茜与情人的关系持续了两年，有两次她独身了一年多，还有几年她不只拥有一个性伴侣。除了一些失误外——一个男人精神不正常，还有一次在圣诞期间，她和一个男人发生了性关系，仅仅因为她情绪有点低落——桃乐茜从来不与不能建立联系的人发生性关系。她也不与已婚男人有恋情。桃乐茜不随意与别人做爱，但是一旦深陷爱河，她就不在乎这些了。即使她的人生观、价值观与我的有所不同，我开始羡慕桃乐茜有能力找到合适的男人，还羡慕她能从容对待和别人又聚又离的这些关系。
她不是那种放荡的人，她在南方中上阶层的一个传统的核心家庭中长大——她的父亲是个牙医，母亲是个家庭主妇——桃乐茜22岁大学毕业时，成为一个空中小姐，她嫁给了和她第一次同居的那个男人。这场婚姻只持续了5年，桃乐茜解释道:“我不爱那个人，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爱，当时我很不成熟，所谓婚姻一旦身处其中就是那么一回事儿。女人的目标就是抓住男人，有点像钓鱼，你钓上来的那个应该好好照顾你。可惜我们两人都没有沟通的本事。”

第23节：新单身女性

桃乐茜的第二次婚姻——从35岁到45岁——要严肃得多。她嫁给了一个自己爱的离过婚的人。他们俩有很多相同之处，双方又多沟通，但是在身体和性情上也有不和的地方。他有严重的睡眠问题，经常很压抑，与十几岁的儿子之间的矛盾颇深。他没有多少钱，就搬到了桃乐茜那里。不久他情感上变得冷落，性生活也随之冷淡。桃乐茜回忆道:“我觉得自己被剥夺了性爱的权利，因为他有严重的睡眠问题，得在另一个房间里睡。我感觉不到爱，非常痛苦，因为我的确很爱他，事实上我又很孤独，有很长时间我不敢说出来。”尝试了五年婚姻咨询，甚至性方面的咨询之后，桃乐茜请他离开她的家。如同第一次婚姻那样，虽然很强烈地感觉到了失败，她还是主动结束了这种关系。
离婚之后，桃乐茜觉得松了一口气，又焕发青春，快乐的种子又发芽了。她继续一个人“工作”，作更多的心理治疗，加入妇女团体，阅读有关自助方面的书。在第一次采访期间，那时她离婚将近5年了，桃乐茜声称自己有了很大起色。她总结说:“我现在更自信了，有很多交往，冒了很多风险，清心寡欲，我在养精蓄锐。”
桃乐茜从来没想过要孩子，对她来说这不是个问题。就她母亲而言，尽管经济上有保障，是个全职太太，家务活又有人帮忙，但是她清楚地记得母亲一直都在抱怨作为一个母亲有多难，她付出了多少代价。桃乐茜说:“我不想要孩子，直接与我母亲的不幸有关，我潜移默化地感到这会是个沉重的负担，如果有孩子就不可能感到快乐。”
在这两次采访期间，由于种种原因，桃乐茜没有谈到与父母断绝关系，拒绝与他们来往。当父母拒绝和她一起去咨询时，她就再也没有去看他们。虽然她与妹妹的关系密切，多年来她和妹妹的丈夫以及他们两个长大的孩子有联系。桃乐茜缺少成为满意的单身女性的两个条件——很强的家庭观念和与下一代有交往。的确这种缺失解释了桃乐茜在她四十多岁时“想找到一个男人，和他建立真正完美的关系，一个相互支持的关系”的想法。她不在乎再婚，但是如果她能找到合适的人时，她又想和他住在一起。桃乐茜总结说:“我喜欢性，没有性生活我会很想。”
但是八年后，没找到这样的人时，桃乐茜对保持单身的前景依然持乐观态度。找到一个伴儿“还是我的第一选择”，桃乐茜说:“但是这次要比我曾经有过的好得多，那个人能给我的生活带来色彩。我逐渐意识到我可能找不到合适的人了，但我要继续自己的生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与一个垃圾男人相处还不如自己一个人过。我现在的日子不错，不时有人在这住上一段时间也挺好的，但是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喜欢有私人空间，我真的需要它。”我们不禁要问，她的生活质量怎么样?她真的从不开心的童年和互不来往的父母的阴影中走出来了吗?
桃乐茜有自己的家，在采访期间，她卖了在城里的旧房子，因为它需要不断地维修。她在郊区买了一个小一点儿的却更新的房子，距离她的工作单位较近。新房子离她徒步旅行的小径更近了。她现在养了一条宠物狗，邻里间有了更多的交往。桃乐茜说:“在这我很开心，我把这座房子叫做‘老太太’房，因为能一直把车开进车库，所有的设施都在一个楼层。我在尽力还清房款。这样当我老的时候，就有地方住了。”
在一个与加州大学有联系的研究院里工作了许多年后，桃乐茜从秘书干起一路提升到现在的项目经理，虽然她的工资是大学发的，她需要筹集大笔资金并且要负责这项研究的公共宣传——维护网站运行，编辑出版书目及小册子推销研究结果。她喜欢这项工作和那个小办公室，只有10个人。她唯一抱怨的就是她获取的薪水较低。一直以来，她都是自立的，她为自己从来没有依靠过别人的资助而骄傲，甚至是她结婚的时候。考虑到种种好处和养老金，她想留在大学系统里工作，也想找到待遇更高的工作。虽然工作很卖力，她却不把工作带回家，这样就保证有时间花在她喜欢的户外活动上。

第24节：新单身女性

同多数参与研究的对生活满意的单身女性一样，桃乐茜有一个好朋友圈。她的朋友都是单身，一些是从未结婚的，另一些是离了婚的。多数是女性，也有几个男性朋友，她与他们从没有性方面的牵扯，也没有浪漫的关系。这些朋友中也有彼此相识的，桃乐茜把他们当做她的大家庭。她总是在节日里受到邀请，还常常举办盛大的圣诞晚会。她和朋友们度假，要比她从前同父母或是第二任丈夫在一起过快乐得多，他们拒绝庆祝假日，甚至也不过生日。
除了这些好朋友，桃乐茜同单位的同事关系随意，但是她不参加他们的社交活动。她已经成了帆船队的一分子，但除了帆船运动时，他们之间没有什么交往，他们与她的朋友或工作都没有联系。桃乐茜说:“我觉得穿梭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很有趣，我很喜欢这样。”
由于她要比同龄的女性(甚至是男性)精力旺盛得多，桃乐茜很难找到同她一起去旅行的朋友。于是她决定一个人去度假。她选择能遇到他人的环境——地中海俱乐部和欧洲的徒步旅行团体。这两次旅行她都结识了有趣的人。在第二次旅行中她结识了一对已婚的夫妇，后来他们把她介绍给那位妻子离婚的弟弟——她现在还和他相处，尽管他住在中西部。
桃乐茜与其他对生活满意的单身女性不同的是她大胆地追求性爱。“我曾经想如果没有可能和他结婚，我是不会与他上床的，”桃乐茜回忆道，“可是很快我就说‘去他的’，绝不会有对婚姻认真的人。我的性爱对象换来换去，以此为乐，再和我一起去游行。”在每一次外遇之后，为了保护下一个情人，桃乐茜都要作一次艾滋病测试，她说:“我很负责的。”
桃乐茜通过很多渠道约会男人:体育运动，朋友，邻里帮忙，报纸上的征婚广告，还有网上的速配网站。这种开放的观念令她很容易找到男人——例如，那个同她一起住六个月的男人，那个她约会了两年甚至订婚的男人，其他一些男人她没有过多地投入感情，只是发生性关系而已。
桃乐茜讲了和一个退休男人之间的事，他就住在附近。他挺引人注目的，又喜欢帆船，还因为他看来很富裕，她想象着和他去旅游。但是最主要的，桃乐茜认为这样“做爱会很方便”。在他们上过几次床之后，他承认自己阳痿，而且服用伟哥也不见效。桃乐茜失望的是他没有事先告诉她，也没有谈到这方面的事。“我想和能跟我说真话的人在一起，我可以和他一起‘解决问题’。”桃乐茜解释说。她相信一个有自尊的男人应该坦率。
性爱使桃乐茜感到惬意——伴随它那种强烈的自身感觉——显然她能平静地对付出现的种种不和谐的关系，或者是她先结束，或者是他主动结束。桃乐茜计划嫁给她在帆船比赛中结识的一个商人。他们床上床下的合拍吸引了她，就像他的富有对她有吸引力一样，但他不是她的心灵伴侣。桃乐茜想着如何卖掉自己在城里的房子，打算搬到三十英里外，同他住一块，而且还在附近找了一份新工作。她早就计划卖掉自己的房子，可这时她注意到他有很多顾虑，于是她推迟放弃原来的工作。当桃乐茜和他面对这个事实时，他承认还没有做好准备。桃乐茜不想和他这样混下去了。“我想我摆脱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虽然那时很痛苦，”在他们的关系破裂几年后桃乐茜说，“我觉得他没有能力承担责任与我没有多大的关系，而源于他的过去，他曾经历了几次失败的婚姻。”
2003年接受采访时，桃乐茜已经和中西部的那个男人相处有4个月了，就是他姐姐同桃乐茜一起参加欧洲的徒步旅行团体时介绍的那位。当林恩到旧金山来看他已经长大的儿子时他来找过她。桃乐茜对林恩一见钟情，他比她年轻两岁，是一名超级运动员(自行车选手，不是帆船成员)，非常潇洒。他已经离婚6年了，看起来似乎没有承诺方面的问题。他个性开放。但从一开始，桃乐茜因为预想要形成一种严肃的或是长期的关系而有所保留。林恩是个共和党人，天主教徒，而桃乐茜是佛教徒，民主党人，选举的是拉尔夫·纳德。她能和一个选举乔治·布什的人走到一起吗？林恩已经从高技术工作岗位下了岗，用了两年时间接受教师培训。桃乐茜认为这种精神可嘉，但是为他能否找到工作以及经济是否稳定而担心。前6年他和他妈妈生活在一起这意味着什么？他说那给他的老母亲和未成年的孩子一种家的氛围。而对桃乐茜来说，这就意味着他没有房子而她却有。

第25节：新单身女性

自从他们第一次见面之后，桃乐茜和林恩开始了频繁的电子邮件往来，并且在电话里频繁聊天。在他们有性关系之前，甚至在第二次约会时，林恩邀请她一起出去度假，他早就计划好了去欧洲。虽然她颇爱出游，而且这次行程听起来也蛮诱人的，但只有他们有过性生活后，桃乐茜才会同意去。林恩抽不出时间到加利福尼亚来，桃乐茜就去中西部过复活节。她不知道57岁的她在他妈妈的房子里进行他们的第一次性爱会是什么样子呢？林恩说过他的妈妈是“通情达理的”，可是桃乐茜首先明确在房子里他要有自己的空间，不能与他妈妈的卧室只是一墙之隔。不管怎样，桃乐茜还是觉得不舒畅。在那的第二天她就对他82岁的老母亲说:“您的儿子看起来不错，但我还不是很了解他。我来这里是因为他邀请我和他一起去欧洲，我想搞清楚我们是否合适。我不想花几千美元买了去欧洲的机票，耽搁三周的工作，结果却意想不到地糟糕。正常说，我不想我们的关系发展得这么快。”老太太回答说:“好孩子，你可真聪明。”当他们的性生活过得很快乐时，桃乐茜这才解除了疑虑。
当林恩到加利福尼亚来看望她时，他们的性爱过得更加完美，在一起有很多乐趣。桃乐茜谈到她是怎样和林恩进行电话性爱的——她第一次这样做。
在欧洲之行几周后，桃乐茜来还我以前借给她的那本书。她说这次游行说不清楚是什么滋味。她想享受当下，林恩想发展长期的关系。他建议在6个月内在海湾地区安置下来，搬到她那儿，再找一份工作。这使桃乐茜想起她的第二任丈夫的情形，那个被她看做带来灾难的人。即使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桃乐茜也不打算和他有长期的承诺关系。在旅行结束时她把她的想法告诉他，他表现出非常失望的神色，说她“不可救药”。桃乐茜回应道:“我们本不该开始。”
桃乐茜和玛拉与我所研究的大多数女性不同，因为她们有能力把性欲和渴望亲密情感或者长久的关系分别对待。这种并不浪漫的方法给了她们自信和承受打击的能力。因此，她们对新的性伴侣更开放，从容对待，不管他是不是合适的人，也不怕受到伤害。她们不再自信能找到真爱和长期的关系了，控制着自己的性追求目标，这有助于她们接受单身生活。她们把性、爱情、家庭分开的能力使得这两位单身女性面对网上约会以及答复征婚广告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
我研究的大多数单身女性不愿意网上约会，但是除了桃乐茜和玛拉之外还有一些人对此是持开放态度的，因为她们很需要性爱。保拉·利特尔今年59岁，32岁离了婚，之后陆陆续续有过许多一夫一妻的关系，一直持续到54岁。最近这5年她没有特殊关系了。就算对自己的单身生活感到幸福和满足，她还想“至少找一个男人”，因为她的身体还很硬朗。她期望这种关系能给她带来美好的性生活和某种精神上的情感沟通，但是对各种伙伴关系持开放态度，“可能是旅伴，可能是约会的那个，也可能与我住在一起的人”。保拉解释了她决定尝试一次网上约会。或许阅读这些故事能帮助她弄清她的意愿，思考过去是怎样对待性爱和情爱的。她能够像桃乐茜和玛拉那样把性和亲密关系、家庭分开吗？
我所研究的另外一些单身女性——那些对性爱不感兴趣的，还有那些把性爱只能发生在长期的相爱关系里的——她们不会被网上约会和征婚广告所吸引。那些五花八门的约会途径意味着她们不敢确定自己永远不会与任何人有约，因为她们中的许多人得知她们的朋友或同事通过婚介机构找到了伴侣。但是对盖尔·帕莫这个48岁的离婚女性来说——性爱远不如友情重要，网上约会太压抑了。“那似乎在铤而走险，”她说，“我可不愿意去冒险。”虽然很少有这种情况发生，她宁愿通过朋友来约会别人。41岁的两性恋者埃米莉·雅各斯(将在第六章里出现)持相同意见。“独身没什么，我想要情感上的沟通。”她解释道。埃米莉在回答我的问题——她想要什么样的关系时没有谈论性，她倾向通过朋友介绍的渠道或者两人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拒绝“没有一人是真名”的互联网。然而，像埃米莉这样的独身女性因为缺乏对性的兴趣而找不到社会的支持。

第26节：新单身女性

正确对待独身
20世纪的性革命没有给独身带来应有的地位，它使得性成为衡量个人身份、个人健康和生活幸福的重要指标。“50年前若要一个单身女性承认她喜欢积极的性生活是需要勇气的，”英国作家萨莉·克莱恩说，“如今需要勇气的是说不喜欢性爱。”在过去，甚至是女同性恋的性行为也被污蔑为病态，现在则担心的是“处在长期关系中的女同性恋者缺少性爱生活”。美国非裔作家堂娜·玛丽·威廉姆斯说如今独身受到蔑视，甚至超过了同性恋。“一个同性恋者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比一个实际上独身的人更容易接受。”威廉姆斯总结说。
在20世纪中叶，没有性的生活就是不健康的生活，这种观念已成为社会规范，第一次提出是针对已婚人，很快就被所有成年人所接受。这种性作为基本要素的理念——不是主要为传宗接代，而为了身体和心理健康——结合弗洛伊德把性作为基本的生物驱动的观点，一种自然的冲动，性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流行术语，与每个人都是密切相关的。性学专家和医学博士勒诺·泰弗在《性不是一种自然行为及其他》这本书中，针对性不仅对健康是必要的，同时也是积极的性别标志的广泛流行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我在泌尿科工作了许多年，有人来这儿说“我阳痿了”，我说:“那又会对你怎么样呢？”他们看着我好像我神志不清一样。他们说:“什么，我没办法做爱了!”我就以一种对话的语气，眼睛看着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做爱呢？”他们会对我说:“你什么意思？人人都需要性的呀。”他们就是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他们不能回答是因为词汇贫乏，实在是太贫乏了。有时候有的人会勉强挤出几个字来说:“它意味着我是正常的。”好像不能够有性高潮就不正常。缺少它意味着不能称之为男人，对女人则不然这个引言来自布伦南·莫伊拉:《异性:与什么都不在乎的性心理理疗师有关性与社会的挑衅性对话》，见:《女士》，1999年8/9月。。
泰弗开了伟哥处方给那些真正想要的人，或给那些希望满足性伴侣的人，而不仅仅为了使男人更觉得自己是男人。
生活在一种大肆宣扬性的文化氛围中，性被当做人的心理健康之必要。如果一个女人(或男人)说自己不喜欢性爱就很有可能被大加责难。诗人桑德拉·蔡登斯坦，结婚46年了，在她和她丈夫过了几年的独身生活之后，发现了一种两人都满意的有规律的性爱方法。那时她鼓起勇气以诗来表达她的性爱态度:
我到了/64岁才开始懂得/如果我不想/手温柔地放在乳房上，/手指轻擦乳头，/一个轻舔，勃起的阴茎/碰撞我的躯体，/我有同样的权利/不要去想/如同他情不自禁的欲望/这种不要去想/是主动的，值得尊重的，/这种不要去想/不是冷淡/做他的好女人。
蔡登斯坦继续问道:“读者阅读的感受和我写的时候一样美妙吗，还是很不舒服？自私吗？坦率吗？不是自发的吗？对我而言部分是这样，我一直想成为火辣的性感女郎，有激情的女人。似乎现在——最后——正好……我用了多年来接受而后——更难于——表明这种需要，没有歉意和自责。”桑德拉·蔡登斯坦:《裸露的真理》，见:《女士》，1999年8/9月。我认为，蔡登斯坦决定发表这首诗是受她的已婚身份、性欲旺盛驱动。如果是一个单身或独身的女性发表了这样一首诗，她将立即被污辱为男人恐惧症或性冷淡，一定是糟糕的病态性恐惧症。
最近，大众媒体的多篇文章呈现了这样的迹象:在已婚的两性恋爱和同居的同性恋者中隐藏着大量的独身者
。但这主要被看成是一种不幸的理由，一种性功能障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伴侣中一个需要性爱而另一个不需要性，这肯定成问题，但是双方都同意独身会是个社会问题吗？
这种性爱对于个人幸福以及身体健康是必要的批评观点，以及实际表明不管长期还是短期的独身可能会比以前所知道的更普遍，这些都对性爱的本质提出问题。虽然一些以性为研究命题的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还是把性欲看成纯生理结构或者主要的社会结构，绝大多数人趋向认同人的性欲取决于生理和文化复杂因素的互动作用而形成。另外，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性动力是有性别差异的。根据2001年的针对多种不同项目的研究调查表明，一般来说，男人的性欲比女人更频繁、更强烈，调查从下面几方面来研究:自发地想起性，性幻想的频率及多样性，有性交愿望的数量，想要的性伴侣的数量，手淫，喜好各种各样的性体验，以及其他方面。那些作者，同时也是心理学家，得出结论:“在接近十几项不同的调查里，我们没有发现一个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的性欲更强烈。我们认为综合考虑调查的数量、质量和集中各种证据表明这个结论是无可争议的。”

第27节：新单身女性

这一结论还暗示了女性独身可能会更容易些。的确，这就是作者们得出的结论。他们引用一个研究表明，“对于男人而言，担心被拒绝成为避免性爱的主要原因”，而对于女性“报告显示缺少这方面的兴趣和愿望”
。支持这一结论的另一位心理学家发现，对于女性来说“独身状态不一定是一段痛苦的心路历程”。更确切的是，“对于一些女性来说，那更像到市场去逛一圈”
。然而我们一定要记住，这种概括掩饰了性欲以及独身的原因存在着巨大的个体差异。
尽管这样，对独身消极的文化评价还在继续。这一点解释了为什么我乐意问起女性的性生活，而不问她的独身情形。虽然有时候是出于自发的，我从不直接问我的研究对象有关独身的事。即使我问过，我猜想大多数的女性会拒绝使用这个词的。在目前的文化气氛下，没有人会称自己独身，很少有人会说她选择或喜欢独身。可接受的说法只是暂时禁欲，正在寻找心灵伴侣。一个独身又浪漫的女性是允许的。
虽然独身有别于纯洁和贞操，由于天主教义把三者联系起来，这种区别变得语义模糊了。90年代披露了大量牧师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性骚扰的丑闻事实，使得独身这个词有了更多的负面内涵。这一丑闻强化了独身是一种不健康状态的文化理念。牧师的独身被看做一种难以达到的欲望——在性压抑和不成熟状态导致的性无能。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是我们要分清被迫单身和特殊时期个人作出最佳选择的单身。基于下面的个案研究和我的阅读资料，我提出了一个可供参考的独身理念。
性感而充满激情的独身
直到最近，作家们成功地尝试了把独身当做一种可行的和快乐的选择，尤其是对中年女性来说。堂娜·玛丽·威廉姆斯的《性感独身》和萨利·克林恩的《女性、激情和独身》两部书尤为重要，其中列举了独身生活的许多益处。
她们提出，没有性伴儿释放了女性，从而使女性专注于自我实现、创造性及个人能力
。“独身肯定会有足够的时间来解决自己的事。”我的一个参与者说。女同性恋研究者临床医学家乔安·罗兰写到了她自己的独身经历——这也适用于异性恋的女性:“不考虑接下来的性关系——是否与期望的一致，是否性爱和谐，是否关系会持续下去，是否这种关系对朋友有意义——因为我自己是自由之身。”
她可以无拘无束地去关心别人——朋友、大家庭、邻居以及更广泛的团体。因此，独身造就的独立自主意识与个体或公众的伦理标准是一致的
。
另外，克林恩表示，独身使女性从枯燥不满的性生活中解脱出来，从而简化了生活，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别的兴趣上，尤其是在工作上。独身能促使精神提升，专心发展更广泛的朋友和家庭圈子;独身使一些女性远离了人与人之间的暴力
。接受独身生活的单身女性对心灵伴侣、男女关系或是性爱都没有期待。超过50岁的异性恋者，包括那些想找到伴侣，但又意识到有成败的可能性的那些单身女性相对于老年女性缺少男性配偶，由于男性的死亡率较高，以及更高的再婚率，事实上男性趋于找相对年龄小一些的女性结婚。，更倾向于在她们的独身生活里显得性感和充满激情，这与玛拉和桃乐茜的做法截然不同。威廉姆斯和克林恩分别介绍了性感单身理念，条件是借助其他的身心愉悦方式——触摸、拥抱、音乐、舞蹈、美食、有刺激性的文化活动——能够代替性爱
。
性欲独身与手淫不同，虽然克林恩和威廉姆斯都反对手淫，她们的观点是肉体的满足不集中表现在性交和高潮上。性调查的结果验证了她们的主张:性活跃的女性比独身的女性更喜欢手淫
迈克尔，伽农，洛曼和考拉塔
:《性在美国》，165页;另一个由美国退休协会对45岁以上年龄的统计发现，77%的没有性伴的女性说她们没有手淫的习惯。
佩尔森在另一个对性幻想的调查中发现有最佳性爱体验的中年人也会发挥最大的性幻想空间。她得出结论:“性幻想不能当做缺少性体验的补偿”(佩尔森.埃塞尔·斯柏克特:《性感世纪》，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9年，255页，下同)。。“尽可能地，”威廉姆斯说，“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我都体现出性感，穿着的衣服、睡觉的床单、挂在墙上的画，甚至我的祷告也是浪漫和赋有激情的。一天天地，我学会了通过我的所有感觉来体验生活。”堂娜·玛丽·威廉姆斯:《情感独身》，纽约:费尔西德图书公司，1999年，21页。但是性欲旺盛的女性如玛拉和桃乐茜能够通过性作用促进自我发展。为什么性作用阻碍一些女性实现自我而对另一些却能实现自我价值是一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心理探索。威廉姆斯意识到性只是为了好玩而已，其余的生活就是工作。因此，她曾经完全依靠男人寻欢取乐。现在她放开自己，想尽办法去玩威廉姆斯:《情感独身》，114页。。同样，克林恩认为，更多的对象和活动都能激发女性的感情——艺术、旅行、舞蹈、政治、教士、家庭、亲密友情及上帝。在参与研究的女性中我发现了一个没有性爱但性感多情的绝好例子。

第28节：新单身女性

弗拉明戈舞蹈的火辣激情
49岁的南希·迪恩一直单身，也无子女。一个周日的下午，她邀请我去体验她生活中新的激情展示——弗拉明戈舞。她要为家人朋友表演个小节目——跳舞。最后我找到了这个地方——只有一层的长方形建筑物，低矮昏暗，藏在市郊的一个商场里，与一个按摩场所相邻，上面有一个不显眼的招牌——弗拉明戈舞蹈练习厅这是一个假名，与同名的任何组织没有关系。——表明它的存在。在里面，两面墙上的镜子使这小地方看起来大些，地板上铺的暗色调的油毯显示出更美好的生活。当吉他手开始演奏，舞蹈者随着不连贯的旋律用脚跟踢踏地板，一个普通的美国式的房间现在变成了西班牙南部城市塞维利亚的一个土砖砌的咖啡馆。
为了忘却紧张的工作生活带给她的烦恼，南希每周来这里两次，跳弗拉明戈舞尽情放松一下自己。南希对待工作和舞蹈都很认真。她是一家大型投资公司的股东，由于她开放但严谨地对待业务往来，以及对女客户的诚信而受到尊重。南希披着一头金发，身材苗条，衣着庄重，不浓妆艳抺，说话语调柔和。人们都因知道她脾气平和，有能力处理好各方面事情而敬重她。
只见一个女人在弗拉明戈舞练习厅闪亮登场。她身穿一件黑色的连衣长裙，紧紧地箍在屁股上，附带的还有低到了膝盖下面的飘逸的裙子，南希的红色饰物衬在黑色连衣长裙上非常惹眼——闪亮的深红色口红，大大的绛红色的环形耳环，插在头上的一朵超大玫瑰花。她开始了独舞，只见她挺起身子，眼睛闪着晶莹的光芒，随着音乐不停地摇摆屁股。两英寸高的鞋跟随着复杂的旋律敲击着地面，南希摆动上肢以优雅的舞姿摩挲她的裙子，然后双手抬过头顶，手指在空中优美地划出曲线，手腕弯曲成漂亮的拱形。
“你怎么，”表演结束后我问南希，“会跳弗拉明戈舞呢？”她回答说10岁那年，她姐姐和高中同学一起去西班牙旅行，给南希带回了一瓶称做玛哈的西班牙香水。瓶子前面是穿着弗拉明戈舞蹈装的一个女子的图片。“那种香味对于在加利福尼亚长大的中产阶级白人女孩来说非常有异国情调，”南希说。不时地，长大成年的南希会在电影和公共广播电视的几个专题节目里看到弗拉明戈舞。“我怦然心动了，”她说。但她从没为此做过什么，直到40多岁时她在当地教育节目里看到了一则西班牙舞的培训班广告。那里教的民间舞有点“弗拉明戈的意思”，而不是纯粹的弗拉明戈，但南希喜欢这个学习班，她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参加了三四次。每一次，她都能多学一点儿复杂的舞步。班里的一个同学告诉她，弗拉明戈舞练习厅有更高级和更专业的培训。就这样她一直在那儿学，现在差不多有5年了。
9年前，我第一次和南希谈到单身的话题，那时她40岁。那以后，像现在一样，南希清楚地表明她从来没有故意选择不结婚。她的生活还谈不上安定下来，虽然完成了工商管理硕士的学业，但还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最近她同一个爱过的但爱骂人的男人分手了。“我本该和他两个月后就分手，而不是两年，”南希说道。同我所采访的其他女性相比，南希声称她对自己的单身生活很满意。
现在我已经一个人生活16年了，从二十三四岁时开始的，我的确喜欢这样子。在生活中我之所以高兴，其主要原因就是我能照顾好自己。我这么做强化了我的自我意识、性格意识以及自己的力量意识。我喜欢独处。我喜欢进来就把东西放下，或者进来就把东西放好，我想怎样就怎样。让我放弃这种自主性会很困难，虽然有时我也会渴望情感的联系及忠诚的伴侣。
早在5年前，她35岁左右，南希患上慢性疲劳综合征，还得了几次肺炎，病病歪歪地熬了两年。即使这种艰难的处境让她觉得很脆弱时，她也为自己能拜访朋友，从困境中挺过来而自豪。她的单身生活变得越来越稳固了。
作为教师家庭里5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南希在加利福尼亚的中心山谷长大。她的妈妈结了两次婚，又离了两次婚，与第一任丈夫有3个孩子，南希和姐姐是她第二任丈夫的。南希14岁时父母离异，她的母亲没有再婚，她父亲的第二次婚姻也很快夭折。就是离婚之前，她的家庭生活也谈不上温馨。“家里有太多的沉默，”南希解释道，“许多看法和感情都不能表达，甚至要离婚也没人告诉我。一天早晨我走下楼时，我父亲正在整理他的东西。”

第29节：新单身女性

那次父母离婚之后，南希感到更加孤独了，因为没人把她“放在心上”。她妈妈去了纽约，南希和姐姐同父亲和父亲的新婚妻子生活在一起。南希和继母相处不好。离高中毕业还有三周时，她父亲就把她轰出家门。那个夏天她和朋友们住在一起，而后就上大学了。她的父母供她上学，但她再也感觉不到自己有个家。南希刚刚30岁时，她母亲去世了，她和她父亲的关系依然疏远。
那些有不幸童年的单身女性，她们把感情投资在找婚恋关系上(参见第四章)，南希变得很自立。她不仅喜欢一个人生活，还喜欢一个人去旅行。1994年她骄傲地实现了独自一人去欧洲的旅行。2003年她时而度过几个没人陪伴的假期。她喜欢制订自己的旅游路线，按自己的计划进度行事。作为一位独行的旅行者她遇见了许多别的游客，经常同碰到的一对夫妻，或另一位单身女性、男性游览一天或一周。
40多岁时，南希创造了许多能使她过满意的单身生活的条件。在她喜欢的领域她获得了一个长久位置。她买了一所房子，距离她哥哥家只有几个街区远，又重新和住在附近的两个姐姐取得联系。现在她们兄弟姐妹四人以及其他一些有重要关系的人一起度假。南希为这个重新建造的家庭而格外兴奋，这里有她的近亲属，包括她的侄女、侄儿，她和他们保持亲密的关系。另外，南希还营造了一个朋友网络和几个团体——一个围绕她的工作岗位，一个在弗拉明戈那里。两个社交圈子开始重合。在舞蹈表演场地，她把我介绍给一些同事，包括公司的副主席。当我问南希有关这些到场者时，她回答说在和同事的谈话中顺便提到了舞蹈，她们要南希邀请她们去看舞蹈演出。最初，因为考虑到弗拉明戈涉及到她的部分私生活，她不想带她们去那里，因为那是一个远离工作的地方。可是现在她很高兴已经克服了那种感觉。她的交际圈融合了工作和私人生活，表明她更加接受自己了。
是跳舞，不是工作、家庭、朋友或社交，使得南希的生活充满了活力和歌声。舞蹈唤起了9年前遗忘的快乐。看过跳舞后的几个星期的一次采访中，我问南希跳弗拉明戈舞对她来说是不是一种性感交流方式。“我不知道是否该用性感这个词，”她回答道，“但它无疑表达出纵欲、激情、欲望、情感。所有这些使得我成了一个性感的人。同伴侣间的性爱是美妙的。”她继续说，“但这是另一种表达同样活力的方式。”南希欣赏弗拉明戈舞的情感化，能表达从“世俗的快乐到对命运的强烈不满以及这两者之间的一切”。虽然南希说她已经独身一段时间了，她不会标榜自己是独身。弗拉明戈舞中释放出来的纵欲和激情有利于她那没有长久情人的单身生活。
通过舞蹈来表达情绪似乎对一个成长在无法表达感情的家庭里的女性来说完美无缺。舞蹈强调独舞和群舞，而不是两人一对，象征性地支持单身生活。虽然男人也跳弗拉明戈舞，他们很少和女人结伴，如果结伴，也不把舞伴看做像在古典芭蕾舞或拉丁舞如探戈中的那个样子。弗拉明戈鼓励成熟和年老的女性跳舞，而不是让女性从属于男性。它是以重在自我为特点的舞蹈。
弗拉明戈的感情力量来自表演者自身沉浸(原文如此)在艺术中，呼吸着艺术生命。弗拉明戈是一种深深地表达亲密情感的艺术形式，这就是弗拉明戈与典型芭蕾的区别。这两个动作正好相反，芭蕾是置身于空中，追求轻巧，移动中几乎没有重量，通过身体灵敏的技巧盘旋;而弗拉明戈舞是全力向着地面……舞蹈扎根在地面上，好像那里有强大的磁铁引力玛德琳·克劳斯:《养女克劳斯·施耐德.安达卢西亚的吉卜赛舞蹈和音乐》，俄勒冈:阿玛迪斯出版社，1990年，95页，下同。。
南希的舞蹈教师给她起的艺名叫科里斯巴，西班牙语的意思是“火花”，或是给舞蹈点火的人。弗拉明戈，实际上是南希生活中的火花。她摆动身体表达强烈的欲望和激情，有时表达痛苦和愤怒。南希把这种性感的舞蹈和她的单身生活结合起来映照出，也强化了她的自尊、个人力量及自主性。代替寻找心灵伴侣，南希已经找到了一种表达深情的方式，这来源于与自己的世界完全不同的民族和民间体验，它们娓娓地向她道来。

第30节：新单身女性

强调性生活，而把独身打上不正常、古板、性冷淡、清教徒似的和禁欲的烙印，在这样的一种文化氛围里，有人会轻易责怪南希的性生活。那些信奉流行心理学的人认为她害怕情侣关系，有承诺恐惧症。他们可能会说弗拉明戈舞表达了她父母对她的冷落以及对前一个爱人谩骂的愤怒。如果他们的分析属实又会怎么样呢？这会使南希感受到的满意生活无效吗？多年的心理治疗或不断的网上约会对她会是更好的选择吗？我们能说只有她找到了一个亲密的性伴侣后她才会真正的幸福吗？或者我们能够称赞她把富有性感的方式渗透到她成功满意的生活里吗？
我研究的其他把性欲同生活联系起来的独身女性没有什么特别的方式。单身母亲喜欢孩子那肉乎乎的身体，宠物为其他的单身女性提供了身体接触。有一些女性在田园和自然中找到了使感官愉悦的途径。一些女性不太性感，还有的女性很向往但还没找到除性关系以外的方式。我们在第七章里会遇到一个48岁的单身母亲盖尔·帕默，她说通过手淫来定期释放身体性欲，但是她想要的是与性爱相关的拥抱和触摸。
性方面的调查证明了独身对很多单身女性适用。《性在美国》显示，“调查结果推翻了没有伴侣的女性性受挫的理论，相反，我们发现没有伴侣的女人或男人更少想到性，他们没有性也过着很快乐满足的生活。”迈克尔，伽农，洛曼和考拉塔:《性在美国》，87页。1999年，美国退休协会进行的一项关于美国45岁及以上人群的性观念和性实践调查发现，他们“印证了同家人朋友的亲近联系对他们的生活质量比满意的性关系还重要”苏珊·杰克比:《伟大的性:它的时代特点是什么？》见:《现代成熟期》，1999年9/10月，43页，下同。。
现实地估量到不可能达到心灵伴侣的理想，南希·迪恩、玛拉·戴特维勒和桃乐茜·索娅成功地对待她们的性欲。把性欲、性同心理上的亲密或长久的关系区别开来，她们找到了多种多样的不同方法满足性爱、亲密和对家庭的需求。她们强有力地掌控着自己的性欲。我研究中的另外一些女性——如在更广大社会里的那些——更加困惑，不确定及对自己的性生活感到矛盾重重。
从对性的反应中，从她们对性生活的满意和不满意中，单身女性与已婚女性没有多大不同。然而，性得不到满足的单身女性与有配偶的女性相比更公开化，这样她们被标榜为可怜的牺牲品使她们更容易受到伤害。但是单身女性有更多的社会空间和文化支持去找到解决的办法，因为对她们来说，不管独身还是同居，同已婚女性相比更易被社会所接受。
为什么玛拉和桃乐茜会有如此强烈的性欲，而且会这样接受她们的性需求呢？为什么南希会创造性地把弗拉明戈这种性欲发泄的做法与独身生活结合起来呢？目前性科学及性社会学和心理学还没有对这种个体差异做出解释，他们也不能够辨明生物学和社会生活交织在一起各有特色的路径。虽然不能作出解释，我们也可以肯定这样的性、性的活力和多样的性。
我们可以做出更清醒的决定，
我们可以运用更明智的战略，
我们可以更充分地理解后果。
——佩吉·欧伦斯坦《流动》
人到中年成为一名新单身女性——那就是说，接受自己的单身状态并能快乐地生活——这有一个漫长而且常常内心常常充满挣扎的过程。虽然我们没有有意选择单身，但是我们却做出了一系列的选择，引领我们走向目前的生活。
20多岁时，我们中的有些人选择了投身事业、政治或非传统的冒险行动。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找到满意的工作或闯荡人生，由此发展强烈的自我意识。假定我们30多岁之前生活伴侣就能出现，我们中间一小部分人不但追求非传统的婚姻，而且愿意尝试核心家庭之外的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到我们三四十岁的时候，我们中有些人选择做单身母亲，假定我们不受生物机能的影响，会更容易找到一个伴侣。其他的人则坚定地选择不要孩子。之后我们有些人又选择离开了被虐待的关系或是令我们窒息的婚姻。不去寻找生活中的伴侣，我们专心发展事业，抚养孩子，寻找另一个可提供支持的来源。我们中有些人会被我们爱慕的伴侣抛弃，使我们觉得感情受到了伤害，失去了信任感，但是我们度过了这些生活的磨难。我们中的许多人经历的不只是一种坎坷。但我们谁都不会想象到自己在40、50或60岁的时候还单身。当然我们也没有想到作为单身女性的我们也没有感到孤单，会过着充实又满意的生活。我们同传统文化信息——一些人根深蒂固地认为——幸福取决于找到伴侣的观念作斗争并超越它。

第31节：新单身女性

在整个30岁、40岁，以及向50岁迈进时，我们许多人都在坚守理想的心灵伴侣的理念，但是我们没有花大部分时间去寻找，而是在营造自己的生活。营建的许多社会支持因素与那些已婚女性建造的相似。但是，作为单身女性，我们通过文化不太认同的因素——亲戚朋友的帮助来达到目标而不是通过伴侣。常常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一直在为建造可行的单身生活添砖加瓦，在50岁时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当走出伴侣这种禁锢时，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很满足。
在下面的篇章里，我追踪调查了一些女性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使之走向单身的，其中的一位一直单身，有两个是离婚的女性，还有一个是我自己，以及我们为自己营建的支持因素。我们四个人代表了我研究中的新单身女性的多样化。我们中有三个是白人，一个是非裔美国人。有三人是母亲，其中的一个是女同性恋者，那个没生育的下定决心不要孩子了;一个是几乎没有过家庭的;另一个生活在大家庭中。就家庭来说，有三个生长在中产阶级家庭，另一个出生于工人阶级;我们两人的母亲是全职做家务，另外两个的母亲外出工作，同时也做家务。
我们四人做出的人生选择以及我们给自己创造的支持因素是所研究的其他单身女性生活的一个缩影，包括在后面的章节我要讲的那些人的故事。
对生活的选择造就长期的单身
我们的选择有其历史特殊性，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做出的。1965年后，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尤其是那些妇女运动以及为新生活方式辩护的革新文化提倡的理念，使得我们所有人的选择都成为可能，部分的选择由此塑造而成。这些变革思想与更传统的理想婚姻和家庭生活观念共存。在将来，不同或更广范围的选择可能会推动单身生活。而且，这些都是中产阶级的选择，以经济上至少适度有保障、受过高等教育、属于白领阶层为先决条件。然而，我们没有任何选择一定意味着我们不得不保持单身状态或成为新单身女性，有配偶的生活也可以具备这样的条件。但是做出这种生活选择的女性不太可能花费过多的精力去寻找伴侣，她们也不太可能为了找到伴侣而委曲求全。
选择非传统的生活
选择非传统的生活方式或许与那些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的成年女性最有关系了，那时与今天的情况不同，核心家庭控制着个人生活，还有70年代、80年代早期选择离婚也不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我和吉莉安·海尔德一直单身，选择不结婚但选择前卫的生活方式。瓦努娜·拉·布兰克和朱丽叶·科恩这些是虚构的名字，她们的身份识别特征已经改变。在1980年离婚，这种做法在她们的社交圈子里属于非传统的行为。
选择不结婚
吉莉安个子矮小，容貌漂亮，精力旺盛，在社区大学教历史和跨学科研究。1994年我第一次采访她时她54岁。她热爱教学，有自己的家，经济上有保障。从我听到她的故事，到接下来跟踪调查了8年，我看到她同我的生活经历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
我俩都是1940年出生，来自中西部，吉莉安是一个信奉天主教的稳定的中产阶级家庭里的独生女;我则是有类似家庭背景的三个孩子中的老大。我俩的母亲都是由基督教徒变成了天主教徒，都是全职家庭主妇;我俩的父亲都是专业人士，我的父亲是纽约州北部的康奈尔大学农业学院的教授，她的父亲是俄亥俄州的一个工业化农场城镇的律师。我们的父母认为自己的婚姻很和谐，信守婚姻直到白头偕老。吉莉安说她母亲在50岁时寡居，但她的第二次婚姻更美满。然而我们从十几岁起，都拒绝母亲的生活方式，我们都不想成为家庭主妇，就像我们感觉到的，她们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家庭生活而丧失自我的独立性。无独有偶，我们只是这一代人中的一部分，还有不少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中产阶级成年女性，受过高等教育，但不想再重复我们的母亲的那种生活历史学家鲁思·罗森在《分裂的世界》(2000)第一部分阐明了这一点。以一个来自工人阶级家庭背景的黑人女性有同样的反映为例——拒绝复制她妈妈作为家庭主妇处于从属地位的生活——参见胡克斯:《关于爱情的全部》，第2章。。

第32节：新单身女性

在我17岁那年，我对母亲说我从不想结婚。这不意味着我想一直单身，当然也不想成为老处女，我只是不喜欢她的那种生活方式。我母亲是个出色的厨师和裁缝。她为她的三个孩子做衣服，整理花园，做罐头食品，同朋友们玩桥牌，但她总是很消极。她不断地埋怨我父亲不回家，唠叨着要我把鼻子离书远点儿，责怪我长发凌乱，没有淑女的样子。她甚至贬低自己，说自己没有大学城里其他主妇聪明。我父亲却相反，他喜欢他的工作，每每到家，他的笑声和热情使他比母亲有趣得多，我更喜欢他的那种生活方式。我也需要事业，虽然我知道没有哪个女性的生活我可以效仿。这种惆怅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我在30岁时经常做噩梦:我被强大的力量卷到了郊区，不能抵制爱情和孩子的诱惑。我过起了事与愿违的生活，这使我痛苦不堪。
少年时的吉莉安，没有好好地想过将来，只知道不愿过她母亲的“狭窄而传统的生活”。吉莉安想逃离中西部，到东部或西海岸的大城市过更令人兴奋的生活。然而她父母催她进入了附近城镇的一所天主教学校，吉莉安在大学三年级时拒绝了一次求婚，之后到波士顿攻读硕士。对吉莉安来说，研究生学业不是她通往事业的道路，但促使她踏进一种文雅且更不拘于传统的生活。上世纪50年代大城市里兴起的垮掉的一代以及颓废派文化，性革命运动及60年代总的突变，为吉莉安探索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可能。
我确实想要事业，但是现实中的文化信息清楚地告诉我:对于一个女性，事业和婚姻是不能兼而有之的。大学时代的男朋友和我在1961年分手，那时我在康奈尔大学读最后一年，大学的第一年他就离开了医学院。他知道我要继续求学，想拥有自己的事业，也知道我在他们学校会很痛苦，因为那儿没有重点研究生院。他知道作为事业女性的我将会是一位糟糕的母亲。我眼含热泪地抗议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并不奇怪，因为我的大学教授没有一个是女性。我还不曾认识过有事业的女性。不久我们就分手了，我申请到一所研究院深造。如果他不那么传统或更通融些，我是不是已经和他结婚了？这样行得通吗？我永远也无从知晓。
1962年春天，我接到了来自芝加哥大学的一个电话，电话里的那个人说那所大学正考虑提供给我一份学术奖金，他还想知道我是否打算结婚。我诚实地说没有，我得到了学术奖金。但这个意思很清楚，这次它出自权力机构。
这样的文化信息使我的选择变得复杂化。我接受男朋友和教授们的说法，事业和婚姻不可兼得。我坚持这种观念直到这种文化开始改变。1963年，在我读研究生的第二年，贝蒂·福莱顿出版了畅销书《女性奥秘》，在书中她主张女性要同时拥有婚姻、母亲身份和事业的权益，我认为那不太可能。对我有影响的则是她拒绝全职家庭主妇的模式，强调走出家庭、从事全日制工作的重要性。我很高兴新女权主义运动能够使女性事业合法化，但我想寻找另外的方式把事业和一种非传统的个人生活结合起来。单身就意味着没有性生活的处女，那是令人生厌的。我受到这种前卫文化模式的启发，如同吉莉安从中受到启发一样。
颓废派一直吸引着我。当我只有18岁时，我就意识到我会比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遇到的困难更多。然而，上世纪60年代法国女权主义者西蒙·德·波伏瓦提出了一种有吸引力的方式。她拒绝结婚或同居，但却同哲学家让·保罗·萨特保持着伟大的不为痴迷情感所苦的爱情关系及不受婚姻关系羁绊的理性的伴侣关系。根据她的事例，我及其他一些第二次浪潮的女权主义者成为现在广泛流行理念的早期宣传者:彼此平等的心灵伴侣。后来我从传记中知道的一切使我的幻想破灭了，尤其是迪尔德丽·拜尔写的传记《西蒙·德·波伏瓦》，波伏瓦同萨特的关系是多么的不平等，经历了多少冲突，多少不满啊!我也如此，几次尝试着和心灵伴侣形成非传统的婚恋关系，却都以失败而告终。30岁出头时我与一个人的同居生活使我失望至极。只有在我写这本书时，我才意识到这种理想既有吸引力又有不完备之处。

第33节：新单身女性

我远离我母亲的生活，对配偶的不同看法以及我的事业心致使我偏离传统婚姻的轨道。30岁时，我获得了博士学位，我拒绝了一位会成为好丈夫的律师，因为我不想跟他到中西部去做一名政治家的太太。虽然我们有许多共同兴趣和价值观，但他既不是我的心灵伴侣，也不是伟大的爱人。更何况，那个我被卷到郊区过着传统家庭生活的噩梦还在困扰着我。
吉莉安在二十八九岁到30岁时的生活比我的选择更需冒险精神，事业缺少一些规划。1965年在波士顿完成硕士学位后，吉莉安自己驾车来到了洛杉矶。在那里，吉莉安经历了两次各十年的同居生活，第一次从25到35岁，另一次从39到49岁。吉莉安与第一个同居的男人结婚，仅为了得到他一张绿卡。她不把自己当做离异者，婚姻从来不是、现在也不是她的目标，因为对她来说，婚姻意味着失去自由，过她母亲那种狭隘、传统的生活。与她同居的人没有一个是“心灵伴侣”，但在两次的婚恋关系中，吉莉安享有很多自主性，尤其是第二次，她和拍拖者有各自的房子。她喜欢平日里有私人空间，周末一起共度休闲。虽然这两种关系都“挺不错的”，却也存在问题，吉莉安选择了结束这两种关系。
我只同居两年，但却在集体家庭里生活了8年。从37岁到45岁，我同一位年轻些的女权主义社会学家和她的伴侣(后来成了她丈夫)拥有一套两联式公寓。我们在70年代后期合买的房子，明确的目标就是要住在一起，但没有性的实践。我们每个人都有独自的空间，但我们是在一起吃饭的。这样我们成功地创建了一个家，成为朋友网络和政治活动的中心。在8年的关系中，我收养了一个小孩儿，我的同居密友——那个社会学家生了一个孩子。两个都是男孩，他们相差9个月。
当我决定进入一个集体家庭成为一个单身母亲时，我没有考虑到有可能会永久单身。一个客观的局外人或许会说:“你上次的严肃关系是同暂时住在伯克利的那个离异的学者。他住在偏远的城市，有个不错的工作，孩子在读大学，而且不想再婚了。可是你们却没走到一起。你怎么能想象找到一个中年男人能或是想要插进一个苛求工作的单身母亲所在的集体生活里来呢？”那时我才没那么现实。那时我一直相信我能找到伴侣——如果不是心灵伴侣，那至少也是有平等关系的人。
然而，由于抚育孩子，我就没有多少情感空间去寻找伴侣了。的确如此，尤其这个集体家庭有了孩子以后，情况就不太好了，不想或不需要照顾别的孩子。而且我们对抚养孩子的观点不同，这是以前我们从未涉足的话题。尽管时而一起，时而分开做心理治疗，我们的家庭还是发展到了敌视的“离婚”地步，我们的团体解散了，我4岁的儿子也和他的小“弟弟”分开了。这个家庭比我最长的浪漫关系持续的时间长了一年多，而这次比同以往任何男人的破裂所受的创伤要深。
这样，在我45岁、吉莉安49岁时，我们发现自己试图营造一个非传统婚姻的想法失败了。我们都买了房子，结果却形单影只。我们都无法想象永久的单身女性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选择离婚
49岁的瓦努娜·拉·布兰克漂亮时尚，是一名非洲裔的美国律师。瓦努娜戴着大帽子，佩戴很多珠宝，走起路来风骚地摆动着臀部，却非常关心业务。和吉莉安、我相似的是，瓦努娜也出生在一个信奉天主教的稳定的家庭，但她来自工人家庭。瓦努娜在旧金山长大，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她父亲的去世宣告了父母57年的婚姻也随之终结。瓦努娜的母亲(未受过教育)是个家庭主妇。瓦努娜18岁刚出高中校门时，就嫁给了35岁的远房表兄。他是家里的朋友，同她父亲一起在建筑公司工作。她19岁时有了第一个孩子，她一共有四个孩子——两个儿子和一对孪生姐妹。瓦努娜和她的丈夫断断续续地住过旧金山及大海湾区的一个农村地区。在这两个地方他们都有超大的家庭网络。瓦努娜一直都工作。在孩子还小时，她晚上11:00到早上3:00在外面做打字员工作，后来做过秘书和管理助理。她刚刚30岁时，业余时间修了大学课程。那段时间，她家住在一个乡村农场，瓦努娜负责饲养鸡、奶牛、管理花园，还要做饭、洗衣、辅导孩子。

第34节：新单身女性

35岁时，瓦努娜离开了丈夫。那时她的孩子年龄从11岁到17岁之间，她还是一位秘书，没有获得学士学位。她的丈夫打骂她和孩子，因为她羞于说出在家庭受虐待之事，她母亲责怪她离开丈夫，一年没和她说话。不管是她那大家庭还是小的家庭都谴责她，与她断绝来往。他们都说女人不应该离开丈夫。瓦努娜回忆离婚以及离婚以后的处境:现在“家庭”对她来说，仅仅意味着她和孩子。
离婚后，我们的家庭平静了。孩子们知道当他们回到家里时，不会再有打架，不会再有叫喊，他们知道当我说我们要做什么时，我们就去做什么。好像他们都减轻了压力。尽管有来自外面的侮辱，但我们的家庭条件改善了好多，他们会告诉你百分之百地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处境也改善了。如果我不离婚，我们就无法活下去了。那样也许我会死去或是精神崩溃，我的孩子也不会特别健康了。我一点也不怀疑我会重新好起来。我的做法会有点不同，但我会振作起来。
我探究瓦努娜为什么能下决心离婚。当我问到女权主义时她笑了。1980年她还没听说过这个词。后来，经过了大学教育，她成了一位忠实的女权者。在她离婚的时候，她一个单身的黑人女性也不认识。在她的超级大家庭里，每个人都是天主教徒，都结婚了。后来有4个表兄妹也离婚了，包括两个曾经躲着不和她说话的。她父亲虽然有时会喝醉酒，但从来没有打过她的母亲。所以瓦努娜知道家庭暴力不一定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大概最终成全她离开丈夫的因素就是她对就业情况和经济情况的无知。瓦努娜离开前没有攒下一点积蓄，她也没预想到她的前夫切断了对未成年孩子的经济援助。
最初的几年打拼是很艰苦的，家庭收入依靠三个孩子放学后到快餐店打工，加上她当秘书的微薄的收入。她和另外一个离婚的妇女交流经验:当无法准时偿还抵押贷款时，如何避免取消抵押品赎回权。她经常处于恐惧之中，但逐渐地，有了孩子们的经济帮助及她自己升到了助理管理的位置，她的生活步入了正轨并继续自己的学业。
朱丽叶·科恩看上去与瓦努娜相反，她高高瘦瘦的，是一名充满活力的创办基金官员。她是犹太人，还有点男人气。她也是在1980年离婚的，与瓦努娜是同一年，那年她32岁，比瓦努娜小3岁。朱丽叶离婚时，女儿4岁，她的继子10岁。过了几年，朱丽叶35岁的时候，她成了女同性恋者。与瓦努娜不同的是，朱丽叶的离婚得到了家庭和朋友的支持，但成了一名女同性恋者显然属于非传统的行为。
朱丽叶生长在长岛郊区的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核心家庭，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她的父亲是个中级商务管理人员，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他们都是平凡的犹太教信徒，属于罗斯福民主党派。朱丽叶不仅受有工作的母亲影响，还受到祖母、外祖母的影响，她们一辈子都在做家庭小本生意。就在朱丽叶填写大学入学申请时，她的母亲劝说朱丽叶尽可能不要选“家政学”这个专业。虽然她的妹妹、弟弟都属于传统型——分别在20岁和21岁时结婚了——朱丽叶却是个叛逆者。她去了加利福尼亚，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读大学，后来到伯克利研究生院攻读硕士。不论在本科还是研究生期间，朱丽叶都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她是学生民主社团的早期成员，后来又是其他的左翼和反战团体的成员。
1973年，她在伯克利的一个政治团体遇见了他，当时他们都是研究生。比尔有一个3岁的儿子，与孩子的母亲分居了。“我真正被吸引的一件事是他有一个孩子，因为我确实很喜欢孩子，”朱丽叶说，“我爱这个孩子，就这样我们组成一个速成家庭。”朱丽叶和比尔同居了，最后她屈从父母的压力——怀孕后要她结婚。他们同一年获取了博士学位，而且在波士顿不同的大学分别获得了教师的职位。他们生活在拥有平等婚姻的女权主义梦想里。就在他们在那儿的第一年，比尔患了精神分裂，被诊断为精神病。他们回到了加利福尼亚，便于家人朋友住得近些。朱丽叶找到一个压力不大的工作，她现在还从事那份工作。

第35节：新单身女性

比尔和朱丽叶的关系一直维持到1980年，那一年她离开了他。她不想回忆这几年，也不想谈到。朱丽叶的确说过离婚后有好几年比尔拒绝让她去看儿子，并且他与另外一个女人同居了。他和她还有了另一个孩子。1989年，比尔意外地死于一场车祸，那时他的女儿11岁，儿子17岁，小的孩子才5岁。幸运的是儿子又重新回到朱丽叶身边了，她协助三个孩子维持亲密的关系。
1984年朱丽叶公开表明自己是女同性恋者实属罕见，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没离婚时，就同一个女的有过性关系”，朱丽叶说，“我遇见了一位女性，就陷入其中，就是那样。所以这不是我人生中真正的创伤或戏剧性的事件。”朱丽叶的父母很难接受她的同性恋身份，但是她的弟弟妹妹，以及所有的朋友(几乎所有的朋友都是异性恋者)对她非常支持。朱丽叶是非传统的，不仅在于她公开表明自己是女同性恋者，还在于她的那种同性恋形式。她女儿在家的那些年里，朱丽叶没有过同居，也没有成为女同性恋团体的成员。而是她保持着牢固的异性恋朋友网络，在大约6年的时间里，只有过短暂恋情。
离婚几年后，瓦努娜和朱丽叶分别与其他人相处过，与她们传统的婚姻相比，那属于前卫的行为。离婚8年后，瓦努娜遇见的也是非裔美国人，他是个跨国商人，比她小几岁。他的追求很有浪漫情调，但是他经常外出，因为他主要在海外工作。瓦努娜喜欢浪漫，也喜欢这种关系带来的自由空间。另外，他对她的孩子也很好，他们在一起5年，有两年半的婚姻生活。45岁那年，由于严重的心脏病发作，他死于非洲。随噩耗而来的还有超过10万美元的生意上的债务，需要她承担。真是世事难料，她在本地的一家餐馆外的人行道行走时摔断了脚。她起诉并赢得了官司。那笔赔偿多到足以还清大部分的债务。她的第一任丈夫也是在那一年去世的。
经过了几年随性的爱情后，朱丽叶又处于另一场恋情之中——同样有很多的自由空间——同伊丽莎白，她生活和工作在距这儿有4小时车程的地方。虽然她们从没有在一起生活过，如朱丽叶所说:“它真是一种美妙的，美妙的关系。”这种关系持续了8年多，但到她女儿杰西去东部读大学的时候，朱丽叶开始对她与伊丽莎白的关系不满意了。她渴望一个住得近些更性感的伴侣。她想把激情和友情合为一体。于是朱丽叶开始改变她们的关系，由情人到朋友。她们的关系依然亲密，朱丽叶说:“我们是好朋友，她是家庭成员之一，我的女儿和儿子真的很喜欢她。”
到了50岁左右的时候，我和吉莉安、瓦努娜、朱丽叶意识到非传统的关系不适合我们。但我们四个所做出的选择为我们从三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继续单身创造了单身生活所需的各方面支持条件。我们早期经历的非传统生活便于我们接受长期单身状态，但现在除了我们没有配偶外，我们已经营建了很传统的稳定的生活。我们的经历及那些在别的章节所描述的长期单身的女性，为营造满意的单身生活提出了六项必要(但未必充分)的支持条件。
精心打造满意的单身生活所需的支持要素
这六项支持要素是:满意的工作;同下一代的联系;拥有一个住所;同朋友圈和大家庭网络的亲近关系;社团;不管已有积极的性生活还是独身都要接受性行为。
追求满意的工作
在后来采访中产阶级单身女性新参与者时，我挑出没有权力和没有高薪职业的女性。虽然在研究的所有女性中，工作对她们来说都很重要，但很少有人在研究所工作或有显赫的职位，而且很少有人是工作狂。
对我们四个人来说，找有意义的工作——工作能给我们提供经济保障，而且能证明身份，有目标感——成为考虑的核心。我们都追求当时在家中别的女性没有的高学位，没有从事过的专业。到了中年，我们都不再坚持这些，而是把工作与生活上的选择和目标结合起来。我们都选择在一个地方住下来，而且通常在研究院工作，而不是搬来搬去追求更高的职业机会了。

第36节：新单身女性

早在20世纪60年代，我在研究生院读第一年的时候，就决心要成为一名教授，但我知道这个目标很难实现。1962年到1966年我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的那几年，先是学教育学专业，之后是社会学，我的内心一直充满矛盾。我喜欢学习，也很用功。灰色的哥特式的建筑，小型研讨会上的学术探讨，强调各学科间的交流，还有不重视级别和资格的学术氛围，及几乎提供给所有研究生的适当奖学金，这一切使我觉得我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不知不觉地，我在成为一个男孩子，以和男同学辩论来引起男教授的注意。但我还是女生打扮，尽管没有挑逗性，风格上——短裙、长筒袜、轻舞鞋。在一个12月份，我完成了所有课程并通过了申请博士项目的考试之后，我精心制作了圣诞甜饼(我母亲常做的)，用盘子端给教授(全是男性)和秘书(全是女性)。他们都惊呆了，因为没有人认为我擅长家庭生活。
我没有真正的朋友，系里的一个女性朋友读完硕士就离开了，我一向看不惯那几个嫁给同班同学的女生，我和别的男同学都感觉她们不太严肃。几年后，她们中的一个人，还在婚姻之中，告诉我我令她感到望而生畏，相形见绌，我都不记得那时的我是什么样子了。我认识几个别的系的女生，但我们之间从不谈论个人问题。我也没有一个能密切交往的导师，尤其不喜欢给我上过课的两个女教授。我感觉她们很冷漠，她们的工作(作为夫妻团队的一员)我也不感兴趣。回顾过去，我确信看到男性在细微之处露出对她们的蔑视。在我读研究生的第二、第三年里，汉纳·阿伦德特是我敬仰的著名政治哲学家，就住在我那条街的对面。我能在自家的窗子前看到她进出家门，还去听过她的一些讲座。但是由于我敬畏她的博学，敬畏她那德国人的风格而始终不敢接近她。
虽然我从来没有考虑要背离这一职业道路，但是孤立于其他女性之外让我付出了代价，我经常感觉到孤独、彷徨。这一点以及我热衷成为知识分子的欲望，导致我与两个已婚教授的秘密恋情，他们中的一个在芝加哥大学的职业学院，另一个在国外的一所大学。这样我走进了有抱负的职业女性拥有的共同模式。虽然我心甘情愿地成为他们的第三者，但是这些关系没有给我带来快乐。
1966年我被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聘为全职讲师，在公共研究学院(非重点)给成人学生讲课。因为一个客座教授没来上课，就安排我给名校哥伦比亚大学上一门课。那时我还没有完成博士论文，也从来没有讲过课。26岁的我就被推到一个极其精英化和性别歧视的机构——几年后我才学到的一个词——在那里我是个很异常的人。接下来的两年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孤独最难熬的日子。
在我去纽约前，有几个教授和同学就警告过我要当心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他们由于引诱女研究生而臭名远扬。因为我是受聘在那儿的第一位没有配偶的年轻女性，也不是那些男教授的学生，他们认为我肯定会被当做“一块鲜嫩的肉”吃掉。
我非常恐惧，从来没有到办公室看过他们，甚至他们邀请我时，我也没去。我也很少撞见他们，因为我的办公室是在公共研究学院的底层，而他们的则在更有声望的研究生院或哥伦比亚学院。我在系里的教职工大会上的确见过他们，会议是午饭时间在男职工俱乐部举行，每月一次，但我们都无话可说。在会议开始时主席不止一次地宣称，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午餐会议有“三位可爱的女士”加入，这是多么美好时，我只能生闷气了。这个俱乐部是出于礼节作为例外才让我们参加的。
另外两位女士很少和我说话，她们彼此也不说话。其中一人只比我大几岁，是一名助教，也是本系的毕业生。大家都知道她是那个最知名的教授的情妇(后来成了第二任妻子)。我一直也弄不清楚她为什么躲避我，是因为我们在学术上没有相通的地方，还是因为她把我当做一个竞争对手，或者是因为她也想成为一个男孩子，通过与另一个职位低的女性的比较来显现出她的完美。另一个女性年龄大些，大概在40岁左右，刚获得博士学位，教一门或两门课程。但是她的真正价值体现在她为系里的其他“明星们”编辑的学术期刊上。我很清楚我们三个都没有受到重视。

第37节：新单身女性

从来不在乎在课堂或大会上讲话的我在这种场合下却感到沉闷，而且在这些可怕的午餐会上变得结结巴巴的，我唯一的安慰就是午餐后和另外三个职位较低的教员在校园里散步，他们也像我一样，是“局外人”，因为他们不是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的博士学位。这些男人抱怨说他们也感觉到被忽视了，接下来我们都嘲笑会上的假民主，因为真正的决定是由那三四个不定期碰头的明星做出的。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了两年后，学校让我离开，我被告知是因为没有完成我的博士论文。但是还有一个男的，也没有完成他的论文，却被留了下来。我不是不了解在名校哥伦比亚大学作为一名全职讲师被解雇具有的讽刺意味，于是就在街对面的巴纳德女子学院找到一个兼职讲师的位置。
1968年春天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发生暴动时，我兴冲冲地加入了，虽然我没有成为那场政治运动的骨干分子。我记得的一个片断就是述说等级被颠倒过来的情形，混在学生中的一些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占领了费尔维德大厅，那是最资深教授的办公地点。教授们为了办公室里拿不出来的研究材料而焦急万分，在楼前踱来踱去。研究生们邀请我们几个局外的低级教员加入到他们之中。我们告诉那些高级教授要检查他们的办公室。后来，社会学系的教职工开会讨论暴动的事。在会上我第一次大声发言，为学生辩护。当一个资深教师对我喊叫时，我当时是很开心的。现在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声音。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有关哥伦比亚学生暴动之事的。
一年后，也就是1969年的春天，我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妇女解放运动的成立大会。我记不起当时为什么定出了这样一个名字，我知道大多数参与的学生和教师都来自巴纳德学院。或许是为了尝试打破女生聚集区，或是利用哥伦比亚大学的名牌效应的缘故，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1972年，30岁出头的我去了海湾地区，部分是为了与一个男人相处，也因为我觉得那里既有城市生活的便利又有户外活动的自由。与纽约比起来，那儿的政治和学术环境似乎更开放些。一年后我放弃了在纽约城市大学皇后学院的终身受聘(但非终身任职的)工作，到圣何塞做了一名讲师。虽然恋爱没有结果，但我决定如果我能在高校找到一个稳定的教学职位，我就留在北加利福尼亚。1975年我在桑拿马州立大学得到了一个助教的职位，在那里我的职位最低，但又在教书和创建女性研究系方面很有成就感。我的几个同事对我的决定倍感失望，他们认为我应该更认真地对待我的事业，在一所更有名望的大学里任教。但我想停止漂泊了，我需要朋友、团体和一个家。这个决定我绝不后悔。
吉莉安最终也从事教育事业，却经历了一个更曲折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中期她来到了洛杉矶，为的是要改变一下生活方式，不是为了追求事业。在一家洛杉矶法律大公司当秘书一年之后，她厌烦了。她申请攻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博士学位，1966年被录取并开始了她的学业。虽然她是一名好学生，她还是觉得被忽视了，而且没人鼓励她去申请奖学金和助学金。在整个研究生教育期间，只有一名教授是女性，所读的书只有一本是由女性编写的，导师很少指导她。
她用继承的财产(父亲留下的)支付了大部分学费。但为了挣到生活开销和避免再做秘书，她申请了社区学院的教师职位。她得到了一个，后来又得到另一个，虽然需要坐通勤车去工作单位。她发现自己喜欢教书。她熟悉的讲课方式在那里不适合，于是她尝试课堂上有更多的师生互动，这样教学效果令人相当满意。1970年她在一所社区学院找到了一个暂时的全职工作，由于她的嬉皮士男友跟随而来，他们搬到了离工作单位近的地方。虽然教书占用了她的时间，1978年她最终还是完成了学业。然而，多年来她没有在院校里获得一个永久的职位。这些年她艰难度日，因为她的工作处于不稳定状态。但在同事们的帮助下，以及她自己多年的优秀教学，她最终得到了一份永久的工作。她现在还在那里，依然热爱教书。和我相比，她所在的系和学校给她提供了更大的社交团体。

第38节：新单身女性

我们来看看瓦努娜的生活轨迹:她是一个黑人，出生于工人家庭，18岁结婚，有4个孩子，从事多年的秘书工作，最后晋升为专业人士，这些都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她离婚后那几年，从37岁到47岁，尽管面临着经济困难，瓦努娜还是完成了硕士学业，继续获取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又取得法学学位。她在自己曾经当秘书的那家大公司做了一名律师。然而不久，她又到一家小一点的公司，因为她能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工作及时间。她与另外3个女律师成为这家公司的合股人，专门负责家庭和离婚方面的案子。虽然她喜欢这份工作，工作很认真，但瓦努娜把家庭放在第一位。她拒绝了需要投入更多时间、出差多或需要重新安置的工作机会。
她的第二任丈夫去世后，也就是她步入50岁时，家庭责任也相应地少了些，瓦努娜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工作上。虽然还喜欢法律诉讼案件，但她开始参加有关少数族裔、女性及法律方面的学术会议。2002年最后一次采访时，她告诉我她正要首次参加在欧洲举行的类似会议。
朱丽叶，大约比我和吉莉安小8岁，比瓦努娜小3岁，在追求高学位、通往高级职位上的道路上却是最一帆风顺，遇到的挫折也最少。但她的丈夫病逝后，她在自己的事业计划方面做出了最大的让步，虽说找到了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凭着政治学博士学位，在一家私人基金会做一名资金筹备员，为来自贫困家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她热爱这份工作，这使她有机会把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过社会激进主义运动发展而来的一些进步价值观付诸于实践。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工作很清闲，在时间和空间上允许她全身心抚养女儿，追求家庭生活。但对她来说，仅仅做家务是不够的。朱丽叶打算5年后她60岁时退休，她已经准备好做一份兼职工作。她正在修一些课程想成为合格的私人教练，已经在奥克兰的一家机构当自愿者，为有残疾的青年女性提供工作和私生活方面的咨询。
找一份有意义的工作，过着可维持的生活，能够提供经济上的自立和心理上的认可，但这不是单身女性生活的全部。新单身女性把自己的工作与生活的其他方面结合起来。已婚女性可能不会为了事业上的机会就搬来搬去。但有事业心的单身女性为了自己的事业升级常常需要重新安置，从而牺牲了稳定的家庭，失去了朋友圈及维持满意的单身生活所必要的团体生活。在第五章我探讨了令人满意的工作是如何促进单身女性的独立，反过来这种独立又是如何促进接受单身生活的。
建立与下一代的联系
明确地选择没有伴侣也要独自养育孩子则迈出了成为新单身女性关键的一步。很明显，和在要孩子问题摇摆不定的那些人相比，单身生活对于想要孩子但只有不错的同居关系的女性来说就更困难了。我们4人对养育孩子的事情经过了深思熟虑，没有摇摆不定，也没有放任自流
在对125个单身无子女的女性的调查中，伊冯·威星发现有目的地选择不要孩子的那些人“对自己更加自信，对生活更满意”(伊玛·威星:《无子女女性:修养人生》，新泽西:罗德吉斯大学出版社.2002年，28页，下同)。。吉莉安选择不要孩子，寻找同下一代联系的不同方式;我选择做单身母亲;瓦努娜和朱丽叶选择在结婚前为孩子做好一切物质准备，两人都成了合格的单身母亲。瓦努娜、朱丽叶和我寻找抚养上的帮助，但不是寻求来自我们的大家庭、前夫或者新伴侣的帮助。瓦努娜把她的4个小孩子组成有效的家庭单元。朱丽叶和我是从亲密的朋友中获得支持的。
吉莉安，在整个二三十岁期间“就没想过”要孩子。但在1980年她40岁的时候，尽管采取了避孕措施，在一次随便的性关系之后她意外怀孕了。她很明白自己从来不想要孩子，于是她选择了堕胎，吉莉安强调不难做出这个决定。她很高兴堕胎现在合法化了，不像10年前她的一个朋友(在高级法院裁定堕胎合法之前)必须到国外去堕胎。另一件她觉得幸运的事是，她的母亲在生孩子这件事上从来不给她施加压力，并接受了她将不会有一个外孙的现实。作为家中唯一的孩子，吉莉安希望她有兄弟姐妹，她更喜爱做一位姨妈。

第39节：新单身女性

在我追踪采访她的这些年(从她54岁到62岁)，吉莉安与两个年轻女性渐渐地形成了家庭式的组合。一个癌症晚期的好朋友请求吉莉安做她两个女儿的监护人，当时两个孩子都二十多岁，吉莉安“诚惶诚恐地把这事给承担了下来”。她知道，不管怎样她都无法取代她们已经去世的母亲，她试都不用去试。8年中，这两个女儿进入三十多岁时，吉莉安最初只是关注她们的经济状况，现在与她们“真正地关系密切”了。其中的一个“女儿”现在已经离婚了，另一个是同性恋，她的同性伴侣刚刚生了个孩子。吉莉安经常与她们一起度假。
我一直想成为一位母亲，但直到三十多岁时才得以实现这个愿望。我37岁时，在大学有终身职位，我开始认真考虑要孩子但没有伴侣的事情。因为，我已经组建了一个集体家庭，还没有真正地独自面对要成为一个单身母亲的现实。我潜移默化地受到自由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那就是女性可以同时拥有事业、伴侣和成为母亲。我把这种理念与反文化运动中提倡的另一种方式的核心家庭结合起来。我不要单独成为母亲，而是要在一个集体环境里。
我感觉到却没有说出来的是，有孩子会使我与家庭重新联系起来——父母和家里人虽然为我的事业成功而感到自豪，但不能理解我的政治观念及兴趣，也不能真正理解我的生活。孙儿孙女才是我父母最看重的，孩子也是我的弟弟妹妹生活的中心。这样，新旧文化观念融合的我在40岁的时候成为了一位母亲。虽然作为领养一个混血儿的单身母亲要比我所想象的还难得多，我从没有为我的决定后悔过。集体家庭解体后，我开始同另外一个朋友一起来照顾孩子。那个朋友是一个单身母亲，孩子比我收养时五天大的婴儿还早三周出生。我们的关系时好时坏，但我们一直是朋友，而且我们的孩子成了“兄弟”，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他们二十多岁。我会在第七章来讨论我作为单身母亲的经验。
瓦努娜同丈夫离婚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保护她的未成年的孩子。她结婚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认为他们会是个幸福的家庭，穿着体面的衣服出入教堂，大家都说孩子们有教养。实际上，瓦努娜认为“孩子们肮脏不堪”。离婚前，她的大孩子一直吸毒、酗酒，而小一点儿的与人断绝所有往来，她的一个女儿“吃饭都没有感觉”，另一个女儿谈到了自杀。离婚后，孩子们身心比以前健康得多，虽然大家还把他们看做危险人物。
因为他们是非裔，而且是单身母亲的孩子，人们就会认为瓦努娜的女儿会在高中时怀孕，儿子会成为黑帮成员或毒贩子，事实证明没有这样的事。他们都完成了高中学业，后来又都上了大学，又从大学毕了业，现在都有了很好的工作。其中三个孩子已结婚生子，还有一个女儿，在25岁时就已决定做个单身母亲。
在同一年里，瓦努娜的第一个和第二个丈夫的相继逝去使家庭陷入了巨大的危机，又一次，瓦努娜和她的孩子们一起挺过来了。现在孩子们已是二十多岁、三十来岁了，他们深爱的继父以及无情的生父的去世给孩子们带来的打击和心灵的伤痛久久不能愈合，瓦努娜带着他们去海上巡游，她用信用卡支付，又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还清了债务，在海上度过的时间疗养效果显著。
自那以后，瓦努娜对孩子们付出的爱得到了回报，她的大儿子和儿媳搬到她那里来住，她不觉得孤单了，这样他们一起住了3年。大儿子离开后，她小儿子搬过来住了一段时间。1999年，瓦努娜的未婚女儿决定要个孩子后，回来和她一起生活。瓦努娜同意了，但是明确表示不要指望她照顾孩子。她的女儿负担了她那部分的生活费用，包下了厨房的活儿。她女儿依靠她姐姐、外祖母和看护小孩的保姆来照顾孩子。瓦努娜喜欢这样的安排，她有很多自由空间，同时从未感到孤独。
孩子们在别的方面也帮助她。在她坐通勤车上法律学校时，他们坚持要她买辆好一点的汽车，装上bp机。瓦努娜在学校里摔断了脚的时候，孩子们都赶来看望。她的父亲去世后，瓦努娜为她母亲买了一套房子，离她家一英里远。瓦努娜对她的母亲一直怀有又爱又恨的复杂情感，所以她的女儿和儿子承担了大部分照顾外祖母的责任。

第40节：新单身女性

在瓦努娜的生活中，家庭占据了中心地位。到2003年，她有了六个孙辈和一重孙辈。她所有的孩子和孙子都住在距她及他们彼此之间不超过方圆30英里的范围内。他们是好朋友，还经常互相看望。
与瓦努娜一样，朱丽叶的离婚使她成了单身母亲，对她仇视的前夫既不可能在经济上帮助她，更别说情感上的寄托了。可是瓦努娜还能够和4个孩子组成一个家庭，朱丽叶的女儿杰西，在离婚时才4岁。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住得离她很远，朱丽叶有一份全职工作，需要每周离开城里好几天(虽然不用做通宵)。朱丽叶没有让同性恋伴侣和她搬到一起，与她一起抚养孩子，而是找来了一群朋友来帮忙照顾女儿和她自己——那些人主要是在20世纪70年代时的政治运动时交的朋友，以及住在附近的一些朋友。
每个星期二的晚上朱丽叶和杰西都要和一对夫妇共进晚餐，埃米莉和乔，还有他们的女儿，她比杰西大3岁，朱丽叶同埃米莉和乔认识，因为他们一起参加过政治运动。第一周在他们家里会餐，下一周就轮到她家里了。这种会餐持续了10年。大人们还与他们的女儿保持很亲近的关系。清晨的6点45分朱丽叶准时把杰西放在埃米莉和乔的家里，他们会给杰西吃早餐并送她去上学。杰西喜欢她放学后的安排，如果朱丽叶不能及时地赶回接她回家，她的邻居桃瑞丝也会把杰西接回来吃晚餐。桃瑞丝是一个没有孩子的单身女性，在她们的生活中是个很重要的角色。“桃瑞丝保证杰西给我买生日、母亲节和光明节的礼物。”朱丽叶解释说，“我认为对孩子来说给予和得到同样很重要，一个单身母亲是需要帮助的。”
当朱丽叶听说她的前夫比尔死于车祸时，她求助于这种形式的家庭网络。她叫来埃米莉，让她和杰西待在一起。住在远处的朋友伊丽莎白，放下了手中所有的事情一路赶来，在此住上一段时间。桃瑞丝缩短了自己的欧洲行程，赶回来陪着她们。这样来自朋友的支持帮助了朱丽叶，使杰西度过了困难的少年时期，能够进入一所名牌东部大学，后来到一所常春藤联合会的研究生院攻读硕士。
同下一代的联系可以通过自己的孩子或孙辈、侄女外甥、年轻的女门徒，或是同年轻人一起做志愿者工作。第六章描写有关无子女的单身女性，提供了另外的事例进一步论证吉莉安的亲身经历，旨在说明单身女性如何在家庭环境之外建立同下一代的关系。
置办一处住房
57%的单身女性拥有自己的住处克雷格·威尔逊:《单身和没有安居不同》，见:《今日美国》，2001年10月23日，下同。。如果对于超过40岁的单身女性进行统计，这个数字可能会更高。在我研究的过程中，有一定数量的女性买了房子或一套公寓房间。一些人的预付定金是父母或兄弟姐妹等人帮助支付的。对于少数在四五十岁还在租房子的人，拥有一处住房，不再为租房子担心受怕成为她们的首要目标。当然了，年轻的单身女性可以住在家里，而不用买自己的房子。装修公寓是她们创建自己的生活空间的一种方式。在《优涅读者》主办的在线小组讨论中的一个话题“单身并热爱它”中，年轻的单身们谈到，购买家具可以看做定居下来的一个标志。一位女性写道:“我就要到28岁了，去年我买了自己的第一张床，男人才不会这样的，这简直就是天壤之别。最酷的是我为自己买的，不是和别人一起来用它。”在阿特纳读者自助餐中进入1996年9月3日的“单身与热爱单身”，参见café.utne。
我们四个的实践经历(及参与我研究的其他人)表明，一个人不必一定要有婚姻才能享受令人满意的家庭生活。我们四个人都有自己的住房，追求丰富多彩的家庭生活。
吉莉安在我研究的女性中拥有最宽敞、最漂亮的房子建筑史学家爱丽丝·t.弗里德曼发现一些富有的单身女性与一些著名的建筑师联袂建设“20世纪欧美最有意义的最有创新气势宏伟的房子”。她解释说，这些单身女性旨在重新定义家庭生活:“作为家庭的前沿女性——不管是单身、寡居、离异、女同性恋，还是其他的反传统的生活方式——她们重新定义了家庭空间，为年龄、阶层、性别以及性方面认定的一系列越轨行为提供自由的场所。通过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住所，她们阐明了有关独立女性生活价值的激进言论。”。她住在城市，房子看起来很有品位，装潢时尚，从窗子望去可以清楚地欣赏到河流的景色。吉莉安是在她母亲去世后买的这座房产，花费了部分的继承财产。起初，她还认为这房子一个人来用太奢侈，也太宽敞了，所以她就把房屋的一部分租给了小她15岁的同事兼朋友。她就那么做了，但是几年后吉莉安想尝试自己一个人来住。她想这样可能会感到孤独，也好刺激自己找个伴侣。相反，她发现自己喜欢一个人生活，并有宠物狗奥斯卡相伴。因为她的生活太忙，内心很“充实”，吉莉安发现她需要“一个巨大的空间和静谧的思绪来滤清所发生的事”。房子被分成独立的房间，看起来舒适，因为她的房子全在一层，吉莉安认为这样安排比较适合她这个年龄。到吉莉安家去改变了我起初的看法——认为她有工作狂的倾向，她也承认。但我现在明白了家庭生活是如何减缓了她对事业的投入。她自豪地陪我在她长满天然植物的美丽花园里观赏。吉莉安还为我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那是她昨天晚上为一次宴会烹制剩下的。

第41节：新单身女性

当我的集体家庭解散后，我担心我会孤独，孤孤单单只有自己同儿子在一起。和吉莉安一样，我喜欢拥有自己的家。在一个做房地产代理的朋友的帮助下，我找到了一处能买得起的小房子，因为它有两个可出租的单元，可以用来支付抵押和房产税。逐渐地，我对房屋进行了维修和改进，同时为自己能找到和雇佣让人信任的、有时甚至有创造性的男女工人来对房屋进行改造的能力而增强了信心。我的儿子离开家后，我惊讶地发现，他在自己住的房子里已经做了多处修缮。最近，他打电话问我他铺的厨房地砖是否有问题。他提醒我他观察过给我们家厨房和浴室铺瓷砖的人是怎样工作的，他还帮过忙。我忘了这件事，没能答复他的问题。但我很高兴他能定期修理我的房子。我一直喜欢下厨房，虽然不是什么美食家，还是一个不错的家庭大厨。我从来没有认真地教过儿子做饭，没指望过他准备饭菜，但我很满意他和女朋友一起下厨，花很多时间尝试新的花样，有时还为我做饭。
我儿子是19岁时离开家的，但是又有一个比他大10岁的年轻女性搬到了他的房间里，她是我的一个老朋友的女儿，正在完成伯克利的学业。同一个自立的成年人住在一起，与和一个十几岁的男孩相比，我们有更多的共同爱好以及相似的生活方式，这使我感到欣慰。她的入住推迟了我一个人生活的过渡进程，我已经23年没有独处的经历了。两年前萨莎搬走了，这使我人生中第一次有了空闲的客房。梅·萨顿在她的《孤独者期刊》中写到:“这种生活的价值还没有被充分意识到:一个人独处时，敞着门的房间，为了给陌生人，为了迎接、珍惜新朋友的到来而准备。”
梅·萨顿:《孤独者期刊》，纽约:w.w.诺顿，1973年，130页，下同。我喜欢这种安静(除了爱叫的狗外)，让房子保持我喜欢的状态，经常有朋友过来，为来自郊外的朋友或家庭成员保留房间。
结婚后的那些年里，瓦努娜住在一个农场里，不仅要干活挣工资、照顾孩子、做全部的家务活、做饭，她还得侍弄一个菜园，还会养鸡，或养猪。她在菜园里做罐装食品，储藏食物，经常累得精疲力竭。离婚后，瓦努娜很高兴地卖掉了农场，并搬到了一处更小的房子里，位于市郊地带的住宅区。她那温馨的小屋装修得引人注目，瓦努娜很高兴她的女儿和母亲承担所有的厨房工作。现在她喜欢和家人在一起的这种家庭生活。
正相反，朱丽叶可能是我采访中最具家庭特点的女性。她喜欢厨艺、园艺，还喜欢操持家务。她的女儿长大以后，一周里有六个晚上她都烹制“美味素餐”。我们将会看到，在她女儿去读大学离开家后，对孩子的爱加上喜欢家庭生活导致她的一场可怕的婚恋关系。现在她五十五六岁，一个人住在重新装修的房子里。她说:“我喜欢住大点儿的房子，喜欢做饭和招待客人，喜欢拥有自己的卫生间。我喜欢安静，不着急让人搬进来。”朱丽叶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再有一个伴侣生活在一起，但是她很清楚她要去哪。“我不会离开这个房子。”朱丽叶声称。与我采访过的别的女性一样，朱丽叶幻想着她的伴侣就住在隔壁，或住在下一个街区。
单身女性需要一处住房，但是我所采访的没有几个女性一辈子是自己独居的，如果一个人住，她们也与朋友圈、近亲在内的大家庭、社团及街坊邻居有着很紧密的联系。在第八章里我探讨了其他女性创造另一种新方式的例子——同亲戚、朋友一起生活，或保持自己独特的生活状态。
发展与朋友圈和大家庭成员的亲密关系
要成为一名新单身女性，需要的不只是一间住房，有满意的工作，以及决定是否要孩子的问题。一个新单身女性——无论是单身母亲还是没有孩子的——都需要在危难的时候有可以依靠的朋友圈或者家庭，伴她一起度过难关，为她提供温情和亲情。朋友不是一个排他的关系，美国文化强调在友谊中公平和互相支持等重要品质。与大多数的家庭和浪漫关系相比，朋友更支持单身女性的自立。年过40的单身女性，尤其擅长建立和保持友谊，常常拥有相当大的朋友网络。

第42节：新单身女性

朱丽叶的朋友网络，现在包括她以前的情人伊丽莎白在内，能提供给她关心、支持以及亲密的情感。朱丽叶和她的朋友分享她的情感和内心想法，寻求心灵相通和相互关爱，而不是和她的家庭。我的朋友圈，像朱丽叶的一样，是在参与20世纪70年代的新左翼运动及女权运动时形成的。我的大部分朋友都是女性，主要是单身女性，还有少量的夫妻及男士。我长期住在一个社区有利于形成友谊，另外住在集体家庭也方便结交新朋友。但只有在集体家庭瓦解后，我才意识到我结交了大量朋友，他们给予我的友情、情感上的支持、同伴关系，以及提供的实际帮助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在我们的共有房子办理完复杂的出售手续之前，我的一个朋友让我用她的房子作财产担保，这样我就能够用临时贷款买新房子。除了单身母亲给予的主要帮助外，其他的朋友，不管是单身母亲还是没孩子的，常常过来倾听，围坐一起，就抚养孩子问题提出建议。我也交新朋友——通过我的儿子、在工作中，或者通过别的朋友的介绍。城里新来的女性通过认识我的朋友的介绍也来拜访我。再以后，寡居的、刚离婚的女性、正面临离婚的女性都把我当成她们的朋友，把我当做快乐的对自己的单身生活满意的人。我惊奇地发现自己有这么多的朋友——尽管我与其中的几个有过矛盾——我还是觉得我们的关系是让人满意的。
对于吉莉安而言，工作场所成了她拥有很大的朋友网络的主要来源。我在1994年第一次采访她时，朋友们为她提供了度假和旅行所需的日用品以及陪同的伴儿。当她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时，一些朋友给予她所需要的全方位照顾。她也帮助照顾一个身患癌症的离婚的朋友，一直到她去世。她的一个朋友的女儿同她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就像年轻的同事那样。但是，起初吉莉安没有充分意识到她有这么大的朋友圈。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文化氛围里，对核心家庭的改变往往以失败而告终，而且成年人之间友谊的重要性也是避而不谈。然而8年以后，吉莉安改变了她的观点。
1994年，吉莉安谈到通过心理治疗来减轻她由于母亲去世带来的悲哀，那时的她停留在自我摸索阶段，治疗的重点强调如何获得更成功的婚恋关系。2002年，吉莉安意识到心理治疗有助于她“了解自己和别人的内心世界”，她说这提升了她成功地获得友谊的能力。吉莉安长时间而且兴致勃勃地谈到她的范围较广的朋友网络。有一些是比她小10到15岁的以前的学生，大多数是女性，但她也有关系很亲近的男性好友。她的几个朋友是在她家里举行的婚礼，其中有男的女的。她的许多朋友现在都结婚了(包括一些女同性恋)，吉莉安与他们关系融洽。一对已婚的夫妇每周一晚上都会在心理治疗后来到她这里。他们来这里缓解生活压力，吃着墨西哥玉米煎饼，一起看《古董巡回秀》。其他的朋友在生活的特殊时期——在离婚后、有创伤的时候以及重病恢复期也住过她家。
很多年以来，工作、教育及家庭责任致使瓦努娜没有腾出多少时间来栽培友谊之花。她住在桑那马乡村，那里是海湾地区少数族裔种类最少，而且非裔美国人比例最低(1.3%)，这一切导致她找女性朋友。长大的孩子们成了她最好的朋友，但是，瓦努娜逐渐地创建了一个单身女性的朋友圈，这些朋友支持她，和她一起旅行及娱乐。她最好的朋友是在工作中遇到的两个美籍西班牙人。2002年，为了给一个表妹过生日，她从拉斯维加斯旅行归来，她表妹已经离异，现在成了她的好朋友。
对于不同的单身女性来说，朋友圈的含义截然不同，就像这些事例所证明的那样。我和瓦努娜的朋友圈以单身女性为中心，而朱丽叶和吉莉安却有更多的已婚的朋友。瓦努娜和吉莉安有许多比较年轻的朋友——其中有瓦努娜长大了的孩子，以及吉莉安以前的学生。所有的朋友网络都起源于一个团体——对朱丽叶和我来说是政治团体，对吉莉安和瓦努娜而言是来自工作单位。

第43节：新单身女性

维持一个团体
新单身女性主要通过朋友网络来建造和维持团体。研究者发现，有四种类型关系——朋友之间、亲戚之间、同事之间、邻居关系——可以创建维系个人团体的网络，在这其中，朋友提供最大程度的关联
巴里·威尔曼:《地球村的网络》，哥伦比亚:西视点出版社.1999年，84页，下同。威尔曼发现在加拿大和美国的独立个体，平均来说，都与3到6个人关系亲密，5到15个重要但关系不太牢固的人，大约有1000个熟人;萨顿:《孤独者期刊》，85页。。朋友是在特殊的组织或环境下(学校、大学、工厂、教堂、体育馆)走到一起的人，从而形成今天社团的基础。政治学家罗伯特·普特南在《一个人的游戏:美国团体的瓦解和复兴》里，发现单身人与文化概念上的孤独和自私的形象不符，同已婚人相比，在家庭之外有着更广泛的人际关系。“与其他的人口统计学特点相一致的是，”他写道，“婚姻和孩子对于会员从事体育、参与政治和文化团体来说有负面影响……与统计中的单身人比较，已婚夫妇很少去参加俱乐部的聚会……单身及没有孩子的成年人比已婚人或成为父母的人对政治话题略微更感兴趣。”罗伯特·d.普特南:《一个人的游戏:美国团体的瓦解与复兴》，纽约:克蒙&斯克特，2000年。
邻里关系也可以成为团体的一个来源，比如朱丽叶。朱丽叶与街坊邻居之间的关系走得很近，这能为她分担不同的日常事务。她住在城市中心的一个街区，主要由只有一层的木房子以及小公寓楼组成。这个小区很安静，虽然它邻近两条繁忙的大街。在一个不为人熟知的城市里，这个小区的租房者和房主们形成了一个社团。他们大都在那里生活了很长时间，但是新来的人也会很快加入到这个团体中去。他们举行家常聚餐，交换食物，有困难时互相帮助。朱丽叶从单身母亲时起到现在她一个人生活，一直都维持着这种邻里关系。她说:“我的邻居就是我的朋友，比如，最近我装修房子时，我在街对面的邻居家洗衣服。一个邻居给我送来了煮熟的鸡蛋，其他人邀请我吃饭，这就是一个团体了。”
接受性行为
我、朱丽叶、吉莉安都有过除婚姻关系之外的性行为，有时发生在没有承诺的情况下。虽然我没有明确地问瓦努娜，她只谈到了与两个丈夫的性关系。当步入四十多五十多岁时我们部分地接受了单身状态，逐渐接受性行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为了对最后一章的讨论加以补充及强调性欲的多样性，我现在来描述一下吉莉安和朱丽叶是如何谈论她们的性生活的。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名学生将吉莉安介绍给她的单身父亲萨姆，他比吉莉安大10岁。她发现萨姆很有吸引力，喜欢有他陪伴，很欣赏他能支持并关心她的工作。她羡慕他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就，他同孩子和孙辈们的关系亲近。他是一个很出色的人，他们有相同的政治信念。对吉莉安来说，“在各个方面他都表现得恰如其分”。
虽然她没有同他身处爱河，吉莉安最后仍同意做他的情人。“我很好奇，”她说，“因为离最后一次性生活到现在已经有10年了，我并没有过强烈的性冲动。我害怕自己会丧失性功能，但当我们发生性关系时，我惊喜地发现，自己竟然功夫十足。我的身体没有一点问题，非常棒。”但吉莉安没有停留在性关系上，她意识到自己真正想要的只能是与“人生伴侣”发生的有爱情的性爱，与一个牵动她“内心和情感”的人来享受人生之“性”福。吉莉安宁愿独身，也不要没有爱情的性。她同萨姆保持着朋友关系，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关系逐渐加深，这样一来，既有爱情又有性爱的关系有望出现。
相似的是，在五十多岁时我和瓦努娜也接受了独身状态。我们过去都有过和谐的性爱，不喜欢随意地发生性关系。我们过着充实的生活，而不愿意勉强自己迁就别人。而朱丽叶可不想一个人独身，她认为自己性欲旺盛，觉得女同性恋很难满足自己的性需求。朱丽叶解释说:“性对我来说不像别的女性那样有太多的包袱，我不反对随意的性行为。但接受这种观点的部分女同性恋团体趋于年轻化。”

第44节：新单身女性

我们知道，朱丽叶同伊丽莎白分手主要是因为她想要更多的性激情。虽然她不反对随意的性行为，但她更喜欢在一个同居关系、家庭的环境下有“激情伴侣”。她想要再次度过早年经历的同性恋生活，那是她早期婚姻中理想的日子。我们在下一部分考察了她的婚姻为什么行不通。2003年春天我最后一次采访她的前一年，由朋友安排介绍了一个女同志，这个朋友知道朱丽叶和那位女性都不会对“严肃关系”感兴趣，两个人都想要的是床上床下的乐趣而已。结果她们的确很有乐趣，并开始了一种婚恋关系。
从支持结构到意识改变
虽然单身女性经常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新单身女性所需的必要因素，但有了这些并不意味着一个单身女性会自动地接受、满意自己的单身状态。只有我们四个人在四十五六岁快到60岁期间经历了幻想破灭的过程，我们才真正接受单身生活，并承认它是一件好事。
对于瓦努娜，她的第二任丈夫的去世是一个转折点。1994年瓦努娜49岁，她的丈夫去世有几年了，她是我首次采访时很少几个没有去找伴侣的女性之一。她说:
现在同孩子和孙子们在一起，我的生活很充实，他们都住在我附近。我也想找一个，但我认为那只是因为我所受的一夫一妻制的教育的结果，我还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这样做。或许到了那个时候我的期望已经改变。我并不想找仅仅为了让他围绕在我身边的一个男人。如果他是令人讨厌的家伙，我宁可没有他。我可不想一开始就要做出许多让步。我也不想去按他的安排去做事。我需要明智的鼓励以及其他方面的鼓励。我不知道是否可能在一个人身上会发现所有这些。现在我生命中第一次，我真正担心的就是我自己。
2003年初我读起这些话，回想起那时的瓦努娜，一晃已经8年多了。她还是单身，还是坚持同样的认识。她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支持结构——尤其是她拥有自己的家，让她满意的律师工作，朋友补充了牢固的家族网络——这一切为她满意的单身生活奠定了基础。
对我来说，成为我人生转折点的是集体家庭的破裂。我吃惊地发现我喜欢在自己的家中同儿子在一起。作为一个单身母亲我已经安于这种令我满意的生活，周围有支持我的朋友圈和松散的社团，我又同父母、外甥、侄儿等恢复了联系，还有我喜欢的教学工作以及建立了一个女性研究的项目。这一切安顿下来之后的3年，我决定去找会成为好丈夫的以前的男友。在我寻找心灵伴侣期间我拒绝了他，我是不是犯了个大错误？
我正要去中西部，一方面给我的父母庆祝结婚50周年，另一方面也为了崔姆博格大家族的重新团聚。因为要从他住的城市路过，我事先给他打电话并约好和他见面。那时我的两个修女姨妈带着我7岁的儿子去了自然历史博物馆，我和拉里这是一个笔名。在咖啡馆见面。他已经娶了另一个律师为妻，她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成为他的股东，他们一起抚养她前一个婚姻的孩子。多年来拉里在州立法机构供职，作为民主党员在共和党选区重新参选了许多次。他在过着自己在30岁出头时憧憬的生活，他一定会是个好丈夫，但是我认识到我也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当告诉他我与之不同的生活时，我更加意识到自己真的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我已经创造了适合我的单身生活。我拥有一个家，也是一个家庭主妇，住在大学城里，却与我母亲的生活完全不同。40岁时单身的我收养了一个孩子。在追求全职事业的同时还抚养一个混血男孩，这并不意味着我在重复母亲的生活。就像我的父亲，我是一名教授，但我是从事女性研究的教授。放荡不羁的文化人混合在城市郊区，也在改变着它。第一次，我预见到这可能就是我永久的生活方式。
在快到60岁的时候，吉莉安找到了似乎合适的伴侣，后来却意识到那不是她想要的，她这才开始接受自己的单身生活。1994年，吉莉安想要一种“美好的、深刻的、一对一的关系”。她责备自己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找伴侣。“我希望我将找到一个长期的、深爱着的伴侣，”她说。“但是眼下的情况却是我没有这样的关系，我也没有在这方面付出很多。我还在旁观中。54岁的我或许不应该那样做。”2002年决定同萨姆分手之后，吉莉安那时已经是62岁了，感觉和以前大不相同。她还是一个人生活，但她更加“平静、安定和快乐”。虽然如果有人对她有好感，她对性爱还是持开放态度的。但她不再像以前积极地寻找伴侣，也不为缺少伴侣而悲伤难过了，不认为保持单身是自己出了问题。她的单身生活还是“很不错的”。因此，8年来吉莉安的生活没有发生什么改变，但是她的看法却变了很多。

第45节：新单身女性

直到50岁时朱丽叶才放弃她那个理想伴侣的梦想。对她来说，这就意味着和女同性恋伴侣一起抚养孩子。1995年第一次采访的时候，朱丽叶刚刚遇到了帕特。帕特是一个有着5岁的儿子，比她年轻得多的女性。她们约会了8周。帕特似乎满足了朱丽叶渴望激情和伴侣的愿望，让朱丽叶高兴的是第一次她有一个“住在十分钟远的路程，在同一座城镇，有同一个区号”的女朋友。
但是朱丽叶对未来有所顾虑。“我不清楚是否想同别人一起生活，”她说，“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有一起居住的人，因为我女儿就在私立学院上学，但是显而易见它是我的房子，你要按我的方式做事。当有个人住在你的房子里时，你就要同他商量，我不想那样。在一起生活，给他洗脏袜子，我可不想这样做。”8年后读到她的原稿，朱丽叶真希望自己能听从当时的考虑。
相反，朱丽叶把自己的房子租了出去，带着儿子搬到帕特那里生活。她从同伊丽莎白的极端的关系，两个人过着分居的生活，到和帕特一起生活。回想起来，朱丽叶意识到她早期预想的传统的夫妻关系:“她有一个孩子，我想同伴侣一起抚养孩子多好呀。我女儿4岁时我同丈夫分了手。现在有机会在一个核心家庭里和同性恋者抚养孩子，我想:‘噢，我从来没有那么做过的，尝试一下太酷了。’但事情并非这样简单，只有一段时间还不错，但终究行不通。”
虽然心灵伴侣的理念似乎对朱丽叶没有吸引力，她不相信作为女同性恋的女权主义者的她已经接纳了核心家庭的文化理想。朱丽叶将近50时还和帕特一起拍拖。“和一个只有6岁的孩子给我礼物庆祝我的第50个生日真是够怪的。我自己忙于家庭教师协会和学校午餐的事。我认为‘这可不是我想象的50岁的样子。’现在过生日时，我同成年人来一起庆祝，这样感觉好些。”朱丽叶同帕特在5年的关系中一起生活了4年，但是当朱丽叶回到自己的房子时，帕特非常痛苦，并不再与她有一点联系。不像她与伊丽莎白(现在已找到一个新伴侣)那样仍然保持着紧密的关系，朱丽叶现在与帕特没有任何来往。
当我问及朱丽叶10年之后她会在哪儿时，她回答说她肯定会和伴侣住在同一个房子里，她绝不会再搬出去。
单身生活的必要支持因素——住房;称心如意的工作(但不把它当做生活的全部)，满意的性生活或一种安逸的独身状态;与下一代的联系;朋友圈子及大家族网络;社团——这些也同样是有伴侣和已婚人的支持因素。当我们步入到成年时，我们中没有几个人能真正知道我们的生命会何时结束。倘若如此，对于20、30、40岁年龄段的单身女性来说，重要的是更加清醒地追求这些目标。不管她们是不是希望有配偶，这都成为以后有更加丰富的生活和更多选择的一个铺垫。相反，把主要精力花在寻找伴侣而忽略生活中其他的方面就可能成为不幸的来源。当新单身女性成为新的文化焦点并被接受，那么年轻女性在通往单身之路上就不必做出叛逆的选择。成为一个长期单身的女性，无论是离婚的还是一直单身的，都将被当做通向美好生活的几种传统道路之一。
现如今，所有长期过单身生活的女性在经历了漫长的生存磨炼后，会逐步改变自己，适应并接受这种生活。但不是所有的单身女性都能顺利过渡到这个阶段，甚至历经重重困难才会如此的。就连前一章中提到的在二三十岁做出同一选择的女性，虽然她们为长期单身赢得一些支持因素，在五十几岁时也可能会故态复萌。也许她们投入大部分精力找寻合适的配偶而忽视了其他关系，如忽视与大家庭、朋友、同事及团体的关系。
与本书中的其他女性不同，雷切尔·布朗和贝丝·吉尔曼，在我追踪采访她们生活的这段期间变得更不快乐。两个人的大半辈子过的都是单身生活:雷切尔没有孩子，贝丝是单身母亲，带着两个有不同父亲的非婚生的孩子。在分析她们这种不快乐生活的原因时，我从一位爱尔兰自传女作家诺拉·奥法琳那里得到启发。她是《爱尔兰时报》的专栏作家，也是都柏林的电视名人。在90年代后期，我读了《你很重要吗？一个都柏林女人的偶得拾零》这本书。此书于1996年在爱尔兰出版，很快就成为畅销书，1998年一个美国出版商再版印刷。那时，由于奥法琳对单身生活的失望使我一度深受困扰，这种自怜成为本章的题目。一读到它，我就会想到许许多多和奥法琳、雷切尔以及贝丝一样的单身女人的生活。

第46节：新单身女性

第47节：新单身女性

8年后在老地方我又见到她，知道她还是单身一人。我们在听她继续讲她的故事之前，先来认识一下贝丝·吉尔曼。
贝丝轻声细语、举止文静、很有魅力，这一切掩饰了她所经历过的叛逆生活。她和雷切尔年纪相仿，却有着不同的生活背景。我第一次见她时，她50岁，有两个同母异父的孩子，15岁的儿子和25的女儿。贝丝没有嫁给他们的父亲。她在18岁时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
贝丝在大学一年级结的婚，因为她当时已经怀孕，但不幸的是在婚礼当天就流产了。贝丝和丈夫辍学后搬到丹佛和他的父母一起生活。婚后的甜蜜很快就过去了，那场婚姻持续不到一年。贝丝在丹佛工作了一阵子，不久就去了亚利桑那，这离她的老家很近，她在那完成了大学学业。60年代中期，她大学三年级时，贝丝去法国学习，后又到欧洲各地旅游。她回来后从政，把自己看做一个革命者。贝丝是学校民主社团的一名创建者，同一群政治同盟一起搬进了集体住宅，这些人成了她的核心朋友。现在她还和其中的一些人关系密切。
贝丝既有激进的政治观又有传统的家庭观，这种理想与她的经历不符。现在她谈到:“有朝一日我会遇到一个伟大的有浪漫思想的革命者，他会成为我的理想伴侣。我女儿的父亲在我怀孕时就抛弃了我，那时不能选择流产，一没地方可做手术，二没有这种想法。”
贝丝25岁时再次怀孕，她在社会服务专业获得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接受律师助手职业的培训，在法律服务部门工作。她和有孩子的其他女性住在公共住宅里。贝丝的母亲得知她未婚先孕后非常震惊，想让她把孩子寄养出去。1968年孩子出生，室友和附近的朋友们都来照顾她。她觉得自己似乎有了一个家，她也期望会找到另一半。她公然违抗母亲的意思，独自一人抚养她的女儿埃米莉。后来贝丝的母亲特别喜欢埃米莉，和埃米莉关系融洽。
1975年，她住的公共住宅解散。贝丝决定搬到加利福尼亚，住在圣克鲁斯。她最好的朋友也是一位单身母亲，她们又重新安顿下来。她们一起照顾孩子。贝丝在大学找到一份秘书工作，并学习西班牙语。不久她又搬到旧金山附近的一个郊区去，那里有她的朋友，也有更多的工作机会。起初她在一家大的社会服务机构当秘书，由于她会说流利的西班牙语，又有法律专业的背景，以及出色的组织才能，她逐渐晋升到今天的项目经理的行政职位。
70年代后期，贝丝从事监狱的法律援助工作，她遇到一个有名望的黑人政治囚犯，他正在监狱服刑，18个月之后被释放。她爱上了他，不久他们就同居了。或许他就是她梦想的伟大的革命者。他们两人都不相信婚姻，但贝丝认为自己找到了心灵伴侣。后来她怀孕了，这次她不想再当单身母亲了。她知道自己可能会成为这个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可她希望她的另一半能成为一个好父亲，给予孩子更多的爱。他们在一起生活了4年，贝丝的幻想一点点破灭了。那个人没工作，在街上闲逛，沾染了吸毒的恶习，还出口骂人。贝丝说:“我不会让儿子在这种人身边长大，那个人命令我和女儿做这做那，他不尊重女性。所以我不客气地把他撵走了。”
贝丝快40岁了，带着14岁的女儿和4岁的儿子，没有朋友能帮助她。作为单身母亲，贝丝可以和朋友们谈论她的问题，但她们都不能帮忙照顾孩子。埃米莉讨厌上高中，性格叛逆。所以贝丝给埃米莉的父亲打电话，他从来不照顾孩子，只是偶尔给点儿钱。他还住在亚利桑那，目前收入不错，有稳定的恋爱关系。他同意让埃米莉和他试住在一起，在图森上高中。贝丝的母亲、姐姐和其他家庭成员就住在附近，埃米莉很喜欢他们。埃米莉和父亲有了交往，在新高中表现出色，这使贝丝的心里感到一丝慰藉。她高中毕业了，正等着上大学。
1994年我首次采访她时，贝丝在多年没有感情生活之后，与一个男人约会6个月了。贝丝认为她最终找到了心灵伴侣。虽然她没想要结婚，但50岁的贝丝渴望与永久的伴侣在一起生活。贝丝有很多朋友，但她说她的社交圈里很多是夫妻。她不只一次觉得心灵孤独。9年后我和她单独见一次面，才知道那次恋爱使她多么失望。

第48节：新单身女性

诺拉·奥法琳比雷切尔、贝丝大几岁，在一个比较保守的环境中长大，在二三十岁时过着反传统的生活。虽然诺拉·奥法琳在事业上比雷切尔和贝丝成功、出名，但在她身上我还是看到了很多单身女性具有的相似之处。
由于申请了奖学金和来自家庭、朋友的经济支持，诺拉·奥法琳在加州大学都柏林学院学习英国文学。在60年代早期，在英国赫尔大学修过一年的研究生课程。后来诺拉在爱尔兰得到最佳奖学金，这足以支付她在世界任何地方上学的费用。她选择了牛津大学，又学了两年，有了牛津大学的学位。她在加州大学英语系当一名讲师。几年后，她和男友一起回到英国，在英国广播公司找到一个职位，为新开放大学人文学院制作节目。她喜欢挑战、旅游，不久又调到英国广播公司的另一个部门，成为新公众节目“开门”的制片人。
尽管她对工作感兴趣，工作有创造性的表现，但二三十岁的诺拉无意只发展事业。她在自传中写道:“我生活的目的就是爱与被爱，以某种方式那会得到实现的。同时，我也兼顾工作。”诺拉·奥法琳:《你很重要吗？》，都柏林:新爱尔兰出版社，1996年。关于个人生活她很矛盾。年轻时，她经历了两次持续时间较长的严肃的恋爱关系。她想过和他们两人结婚，诺拉写道:她在找一个她爱的人，和他生个孩子，但她不想当个家庭主妇。她最佩服的两个爱尔兰女性都是著名的单身女作家(其中一个是莫拉·拉韦蒂，那时是爱尔兰知名的女作家)，但她认为她们是孤独者——她不想自己像她们那样
奥法琳:《你很重要吗？》，85~86页。。
诺拉最严肃的一次恋爱关系是和英国作家鲍勃(长达10年)，他们的关系充满了波折，两个人都另有他人。虽然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她生活圈里的文化观念允许她与别人有性爱关系，诺拉还是渴望一个美满的婚姻。鲍勃曾经想娶她，可诺拉拒绝了，部分是因为天主教家庭的反对，部分是因为她的理想——嫁给一个她想要的男人。诺拉·奥法琳承认她对爱情过于理想化，她崇拜一个英雄式的伴侣。
三十八九岁时，她和鲍勃两个人的关系开始走下坡路，她借酒消愁，决定和鲍勃分手(1977年)。她回到爱尔兰，办了一个收视率很高的电视脱口秀节目，后来又成了一个受人尊重的专栏作家。但是她对自己的个人生活还没有成熟的看法。她逐渐意识到在日常生活中“理想主义成了摧毁的因素，它表现为一种怀旧、一种追逐，或者某种更好的东西——更势不可挡的感情——甚至比实际发生过的最好的关系还要好”奥法琳:《你很重要吗？》，128~229页。。
那些年诺拉一直没有怀孕，她觉得很幸运。39岁时她意外怀孕，但很快就流产了，她不记得当时的感受了。50岁时，她在自传中写道:“我还不清楚。”奥法琳:《你很重要吗？》，161页。但她承认她不能接受没有孩子的状况，“我一生中大部分都会是不称职的母亲。但现在的我会成为一个好母亲。但是太晚了，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小孩，当母亲给他穿毛衣时还在那不停地蹿上蹿下，或在公共汽车我前面的座位上靠在窗户上自言自语。他们真是太可爱了。”奥法琳:《你很重要吗？》，192~193页。
像雷切尔一样，诺拉回到了都柏林，与一个女子(另一个爱尔兰作家、女权主义积极分子)内尔·麦克莱伦好上了。和雷切尔尝试着与女性建立浪漫关系不同的是，诺拉对内尔的爱恋与日俱增，她们买了一所房子在一起生活长达15年。这使她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有了一个家，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喝酒度日，现在她身体比以前更健康了。诺拉从来不用女同性恋或双性恋这样的字眼。她把这种关系称为爱的伙伴。五十五六岁的时候，当她们的关系终止时，她受到了伤害，感觉很失落。
失败的婚恋关系
前几章描写的女性在婚恋关系上当然很不成功。当婚恋关系破裂时，一些人的感情受到伤害，在失败、自责中痛苦不堪，成为婚恋的受害者。但是她们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自己的生活中，其中有一些人是为了孩子而付出。在我跟踪报道她们生活的时候，这些女性轻描淡写地说起她们的失败关系。随着时间的流逝，她们放弃了只有找到新伴侣才是幸福的必要条件的想法。然而，雷切尔、贝丝、诺拉虽然还不能摆脱在恋爱关系中受到的挫折和伤害，但她们依然表示出要找伴侣的强烈愿望，因而经常忽视生活中其他方面的关系。

第49节：新单身女性

2003年6月我在雷切尔家里再次采访她，离我第一次见她时已过去了8年。59岁的雷切尔风韵犹存，穿着时尚的衣着，像以前一样风趣活泼。她住在一个富裕郊区的前卫小区。她带我看了她漂亮的房子——视野好，装修得很有艺术特色。
但从雷切尔的谈吐中一下子就能看出她不满意这所房子，她说到地段昂贵，还有她讨厌住在离市中心太远的地方。她正考虑卖房子，她需要变化，有可能用卖房子的钱去旅游，还可能住在墨西哥、巴厘岛或国外的某个地方。雷切尔是一个没有“家”的概念的女性。
不久，雷切尔讲道，在前8年她花太多的精力找伴侣，结果她又一次失败了。在那段时间里她有过两次重要的关系，一次持续了6个月，另一次一年多。时间较短的那一次对她来说更有意义。雷切尔遇到了麦尔，他们在晚会上相识，麦尔大半辈子都是单身。她55岁，麦尔58岁。与前几次关系不同的是，在这次关系中性爱不那么重要了，因为麦尔的矛盾情绪或性功能障碍。但是对雷切尔而言，他们的交往富有情趣——笑声不断，心心相通，彼此体贴。当麦尔结束这段关系时，雷切尔的心都碎了。她说:“我用了很长时间才恢复过来，我的心在哭泣。”
可能是害怕其他人责怪麦尔，雷切尔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她又是做心理治疗，又是参加恋爱关系的交流会，这对她的心理恢复很有好处。她尤其喜欢的一次主题是“人生作品”。这是受了《找到你喜欢的男人》这本书作者的引导。听从交流会老师的建议，她强迫自己在网上约会。通过速配网她遇到一个男人，和她相距有4个小时的路程。她解释说:“第一见面我们都说不像是一对，但还是上床了。性爱真伟大，使我们走到一起。我对他很依恋，但是他后来甩了我，那是两三年前的事了。他伤害了我，但没有另一个人对我伤害得深。”
尽管近几年来雷切尔没有一个成功的网恋，她还坚持网上约会。如果她考虑记者李·瑞奇有关网上约会(或征婚广告)与现实的约会过程巨大差距的分析，也许她会做得好些。
目标——亲密——关于一个完整的人;她的社会背景、工作、朋友、家庭以及她建造的生活、兴趣、倾听的方式、分享的方式，她必须给予多少以及她想要索取多少。整个过程——像电视征婚和征婚广告这样的机构，使她脱离了她的社会背景，只注意到她不得不展示的——面容、体形、磁带上两分钟内说话简练的能力或45分钟的咖啡时间
李·瑞奇:《现实中的单身女性:30个女人在婚姻世界中的探索故事》，波士顿:法伯&法伯，1996年，149页，下同。。
由于雷切尔把大部分精力花在寻找浪漫的关系上，生活中的其他关系她顾不上了。那群男同性恋朋友不再往来，她又交了三个新朋友，其中的一个是在网上速配认识的:“我俩见面时都没有感觉到异性吸引，所以成了最好的朋友。现在我们还是朋友，我猜爱情带给他的是痛苦，很多次他受的伤害太深了。”
他住在一小时车程外的地方，可能因为他们俩同病相怜，但雷切尔觉得有必要和他分手。那两个新交的女朋友，一个住在4小时车程远的地方，一个住在纽约市。这样一来雷切尔附近没有朋友，没有定期可见的朋友圈，雷切尔把自己称做“隐士”。她承认自己需要更多的朋友，但没有具体的实施计划怎么找朋友。
自第一次采访以来，雷切尔与家庭和下一代的关系更加疏远，她对阿根廷那个年轻人付出的母爱也没有得到回报。雷切尔说:“他现在在硅谷工作，挣的钱比我多，不给我打电话，有一次他来时正赶上我和他父亲吵架。我觉得他儿子没有告诉他我对他的帮助有多大，因为他的儿子当时很窘迫。我觉得自己受到了他们的怠慢。他们没有因为我为他们付出的一切而感谢我，我为他付出太多。”
她与住在附近的两个弟弟之间也有矛盾，她与弟弟两年见一次面，还是在他生日的那一天。雷切尔不喜欢与他弟弟拍拖6年之久但还没有同居的女友。雷切尔经常能见到另外一个弟弟、弟媳、侄女和侄儿。在逾越节、感恩节及其他节日时，雷切尔总是跟他们在一起过。去年的感恩节，作为客座馆长的雷切尔在洛杉矶待了三个月。她弟弟带一家人来她那儿过节。雷切尔说:“结局闹得很不愉快。”雷切尔在生二十多岁的侄女和十多岁的侄儿的气，“他们把沙子带进房间，弄得到处乱糟糟的。”她弟弟护着孩子，这使她更为恼火，雷切尔称做“人格诋毁”。从那以后他们都尽量弥补，可七个月过去了，依然有些裂痕。雷切尔认为不经常见他们更好些。她以前太依赖他们了。在洛杉矶的事很影响她和侄女、侄儿的关系，再也不像以前那么亲密了。可以看出，雷切尔的家庭关系一般，与下一代的关系也不令人满意。

第50节：新单身女性

虽然她不再渴望生个孩子，但雷切尔不愿承认自己没有子女。她看到自己同有孩子的人相比处于劣势:“我看到与我年龄相仿的人的孩子结婚生子，他们的生活似乎比我的充实得多。十多岁时看起来很平常，但当了爷爷奶奶就很有魅力，这一切看起来像自动形成的团体。”
作为一个单身女性，更糟糕的是在博物馆与合作经理的长期冲突，这场冲突最近演变为公开的战争。雷切尔详细地描述了她的同事，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了7年，雷切尔承认他有才华，工作非常出色，她却从未喜欢过他。谈话时，她表示出他给她造成过危机。最近，又有一次冲突，关于谁要负责有关女性的一次特别展览，雷切尔觉得理所当然应该由她来做这件事，她呼吁与他们俩约谈的董事会主席由她来负责这件事。交谈过程中，雷切尔失去了理智，竟然辱骂了那个同事，当时他冲出房间。经过反思后，雷切尔给他和主席写了一封道歉信。后来，那个同事撤销了投诉。即使明年雷切尔的合同还可以续签，她真不知怎样继续在那儿工作下去。
目前雷切尔正考虑从她热爱的并为她提供身份和社团的岗位退下来。她还想另外再找一份工作，可能她会成为一个游记作家，也可能来完成她业已从事多年的电视剧本。但这两个选择似乎都不足以令她兴奋。
雷切尔现在又孤单又沮丧。除了在博物馆发生的事外，那里对她来说不再是社团基地，那儿也没有她真正的社交团体。她想到的解决方案就是找到一个令她心仪的男人建立永久的关系。社会心理学家在争论这样的方案是否会使单身女性真正幸福。根据一次对15岁以上的24000人的个案研究表明:婚姻只能带给个人短暂的幸福，几年后人们就感觉不到比婚前更幸福了。理查德·卢卡斯和同事做出总结:“一般来说，婚后人们满足感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卢卡斯，克拉克，乔治里斯，迪纳:《重新考察幸福的适应性与固定模式:对婚姻状态的变化反映》，见:《个性与社会心理学》，2003年，第84卷第3期，537页，下同。
采访雷切尔之后的几周，我再次和贝丝·吉尔曼联系。我详细询问了9年来她抱很大希望的那次关系。贝丝回忆当初她被乔吸引，乔比她小10岁，是个魅力四射的政府官员。贝丝与他度过了非常美好的时光。她加入了自己热爱的骨干分子团体，他们在一起共度了4年。贝丝喜欢住在一起，但乔拒绝了。“我们住得很近，”贝丝解释说，“乔总想有自己的小空间，以前他总是住女方的房子，关系破裂时他就没家了，所以他不想重蹈覆辙。”除此之外，贝丝知道乔不想和一个十几岁的问题少年住在一起。
她的儿子约翰是个“来自地狱的少年”，高中就辍学在家，开始酗酒吸毒。贝丝用药物治疗他的精神颓废，要求他去工作，做家务活。她和儿子度过痛苦的3年时光，这段时间乔也和他们在交往。
在第四年，贝丝觉察到乔对她说谎，可能已经说很长时间了。他又有了别的女人，贝丝悲痛之中提出与他分手。她知道他俩之间不会很久，可能他是个感情骗子。事隔4年多，贝丝和我谈起这件事时，说自己还没有完全从那次感情伤害中恢复过来，她不再想找另一个男人了。她接受自己的单身状态似乎不是出于积极的因素，而是由于幻想破灭。另外，她把婚姻当做幸福的唯一选择，无形之中又限制了她创造积极的单身生活。
贝丝一直没买房子，想找一个“革命者”的想法阻碍她做一个中产阶层的房主。就在她和乔关系破裂后，她长期租房子。当租赁楼被卖掉后，她被迫搬到另一个城镇。搬来搬去和关系的不稳定干扰了她的正常生活，她的朋友也都与她疏远了。
贝丝和乔在一起的那些年，她的三个好朋友——一对夫妇和一个单身都搬走了。因为贝丝没有时间交其他的朋友，她的精力都放在乔身上，和其他的夫妇仅有一些社交活动。贝丝没有费心寻找新朋友。虽然她还偶尔联系或碰见从这儿搬走的朋友，贝丝需要的是在当地找到朋友，她需要有人和她一起去看电影、听音乐、出去闲逛，这些以前都是她单独和乔进行的活动，她也需要能一起旅游的朋友。

第51节：新单身女性

但是几年来，由于贝丝婚恋关系带来的失落情绪，她没有走出去。由于她长期做监督工作，这不利于交新朋友。我问:“你以前的那个政治团体怎么样？现在你已经完全从感情中恢复过来，那不是交新朋友的好地方吗？”贝丝回答:“我和乔在一起时，政治团体是我俩关系的一部分，当地的许多政治活动我都积极参与。可当我们分手后，因为他在那里，我终止了在那儿的一切活动。如果我参加某项活动，他总在那儿，这真是尴尬的局面。我不敢面对人们问我:‘乔在哪儿？’”
我肯定看起来很吃惊。贝丝说道:“我需要退出一阵子，这样会对我有好处，但我不想永久退出政坛。或许我该学会谅解，毕竟这事已过去4年了，我不再渴望得到他。但我就是不能容忍最信任的人对我说谎，那就是背叛。”
有证据表明宽恕有助于贝丝对生活更满足，能结交新朋友。有关宽恕研究的概要，参见戈雷戈·伊斯特博卢克:《进步的矛盾》，纽约:兰登书屋，2003年，第8章，下同。
和雷切尔一样，贝丝的婚姻关系一直很不顺利，虽然她有家庭生活，有称心如意的工作，但在贝丝和乔分手后，她没有了家，也失去了往日朋友的关爱，周围没有支持的团体——这对单身生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支持。
诺拉·奥法琳的《你很重要吗》是她在与内尔终止了长达15年的关系之后的几年间写的。比起雷切尔和贝丝来，她拍拖的时间要长得多，这样一来，在她五十几岁时，单身的沮丧情绪会更严重。和她们一样，诺拉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她急于找到一个新伴侣——心灵伴侣，一个男人。诺拉写道:
在我身边有无数人想过，你需要另一个人才能完善自己并且别人也需要你去完善别人——在一起时你能展现出最美好的世界，奉献最美好的你……我生长的时代和文化氛围告诉我，我的附近会有个人——我的另一半——在我的身边走，那个人会看到我。但是一个女人过了成为性伴儿的年龄……谁又想了解她们？如果她们没有伴侣会怎么样？如果她们不是为人母、为人妻、为人爱呢
诺拉·奥法琳:《你很重要吗？一个都柏林女人的偶得拾零》，纽约:亨利·霍尔特，1998年，178~180页，下同。？
诺拉用凄婉的语言结束了这个自传:“那就是我描述的生活……任何事物都是它自己，彼此分散又彼此靠近，由同一材料构成但彼此又不相容……没有稳固的堆积;一切都是瞬间发生，在我面前呈现一个远景:虚无却难以形容的空旷。就在二者之间——风景中的石头和广阔蔚蓝的天空——那就是我所在的地方。”诺拉·奥法琳:《你很重要吗？一个都柏林女人的偶得拾零》，188页。
两年后在美国出版的自传后记中，诺拉回忆了当她得知自己写了一本畅销书时非常吃惊，惊讶于发现“我考虑的个人问题原来对别人也有价值”诺拉·奥法琳:《你很重要吗？一个都柏林女人的偶得拾零》，190页。。她收到上千封来信，这些读者向她表达了她们的烦恼，对她的崇拜和爱戴。让诺拉遗憾的是，她以前的情人没有一个人写信给她，没有一个人约她。
我最后采用的书名《你很重要吗？》，但很长时间我都想用“个人公告”。因为它很直白，尤其它坦白——逃避地，太渴望我不能满足的性欲。曾经有大量信件涌来、产生反响时，我甚至开始希望有那样的事发生。或许有人读了这书，找到我，改变我的一切？但什么也没有发生。我要出去，外面会有赞美、感觉甚至戏剧……我回到我安静的房间。我会问我的猫和狗:“当我出去时，有什么白马王子、公主从烟囱下来吗？没有？我想也没有。”
诺拉·奥法琳:《你很重要吗？一个都柏林女人的偶得拾零》，206页。
后来，有个男人有这方面的意思，可在约会时他没露过面。诺拉·奥法琳坦率地总结道:“即使我的追求是拙劣地模仿爱情，我永远也不会停止。”诺拉·奥法:《你很重要吗？一个都柏林女人的偶得拾零》，214页。

第52节：新单身女性

家庭出身与单身生活
考虑到底是什么因素引起三位女性不幸的单身生活时，我开始关注她们生长的家庭环境，并与同样是单身但能精心设计满意生活的那些人作一比较。在第二章描写的我们那些人与母亲之间关系不亲密，谁也不选择复制母亲的生活。但我们都来自稳定的家庭，有着比较快乐的童年。我知道雷切尔和诺拉的情况不同，但对贝丝的童年了解还不够，我只知道她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母亲和姥姥陪伴她度过忧郁的童年。第三次采访她时，确定她的童年的确很不幸，倒不是因为父母离婚这件事，而是她母亲再婚，她有一个动不动就辱骂不止的继父。
由于恐怕我的个案研究事例太少而不具有概括性，我假设父母关系不合和童年的阴影成为妨碍快乐单身的因素，但是这不至于摧毁一个女人有能力发展独立的自我意识，或为满意的单身生活精心设计的社会支持结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父母之间关系不和谐似乎可以导致女性内在地将其转化为一种文化信息:人的一生一定要有伴侣才会快乐。在第二章提到过的玛拉·戴特维勒和桃乐茜·索娅两个人就是这样认为，她们对自己的性能力非常自信，可能对于弗拉明戈舞蹈演员南希·迪安也如此，她们都有不幸福的童年。然而，通过施展女性魅力，这三个女性增强了自尊、自主性，这有助于创建支持她们长期过单身生活的社会关系。雷切尔、诺拉、贝丝能走出童年的阴影吗？
在小组采访中，雷切尔首先说起她的父母是“完全不同的两路人。这个糟糕的婚姻持续了23年，”她说，“他们喜欢完全不同的事，父亲爱钓鱼打猎，母亲不能容忍他在外面。虽然他们都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可母亲却喜欢读书。我母亲出生在正统犹太家庭，我父亲的家庭已经完全美国化了。”雷切尔说，她母亲鲁丝是个不开心、极为焦虑的家庭主妇，与丈夫汉克完全不相容，有闯劲的汉克在贫民区开一家五金店。10岁时雷切尔非常同情她父亲。但现在她知道他有很多婚外情，其中一些持续几年。成年的雷切尔知道她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是个非、美混血儿。
不幸的婚姻致使鲁丝经常把愤怒发泄到雷切尔身上，生雷切尔时难产的事经常挂在她的嘴边，鲁丝说当她疼得死去活来时曾请求护士给她喝毒药。后来不管什么时候，她对雷切尔生气时，她总说:“我真希望当时护士把毒药给我。”鲁丝常常打击雷切尔的积极性，但有时也需要雷切尔在情感上的抚慰。例如雷切尔还是十几岁时，鲁丝找到一张汉克女朋友的照片给她看，寻求她的同情，从而打消雷切尔对父亲的依恋之情。回忆中雷切尔说:“他们俩都缺乏沟通能力，完全不知道怎样达到自己的目的。”她还不得不扮演照顾他们两人的角色。
在50年代雷切尔的父母还没有意识到有可能离婚。在60年代早期，家里最小的儿子经营一家小吃部，汉克这时离开了家。现在最小的儿子已经长成个男人，工作也解决了。雷切尔只负责照顾母亲。她回忆起他父亲收拾东西要走的那天，只有5英尺高的鲁丝上演了一个戏剧片断，她成了主角。只见鲁丝在房子周围跑着，大声尖叫，手拿一把大菜刀，说要自杀。雷切尔既鄙视又恐惧她，她夺下刀，但她母亲又跑到地下室，雷切尔听到号啕大哭的声音，好像拿着汉克桌子上的锯刀。雷切尔静静地等了几分钟。“我看看她是不是好点儿了。”她想。当她到地下室时，鲁丝站在那出神地望着锯齿。雷切尔把锯拿走。“在那一刻我特恨我母亲，那时我17岁。”雷切尔说。
虽然鲁丝自杀未遂，但却患了神经衰弱。雷切尔渴望上大学，这样才能离开这个家。她不愿意上地方大学，住在家里照顾她母亲。鲁丝离婚几年后才平息那场婚姻带来的打击。在第四年时，雷切尔就远离这个家庭了。
雷切尔继续讲她的“连续剧”。她父亲的另一个女人不久“患了骨癌”，他不得不照顾她，按摩她身上的每一个部分——直到她离开人世。“我母亲说，‘我不希望她得那病。’我肯定她是那样想的。但是如果她的希望灵验，她一定会不舒服的。”后来鲁丝恢复过来，有了自己喜欢的公寓，作旅游计划。但59岁时她突然猝死，汉克不久也离开了人世。

第53节：新单身女性

贝丝的故事却是另一番情节——更加平凡，缺少戏剧性，但几乎是毁坏性的。贝丝在东部出生，父母离异时她只有两岁。她母亲搬回到亚历桑那，那儿离她自己的姐妹很近。贝丝再也没见过亲生父亲。贝丝7岁时，母亲再婚，又生了一个女儿。和雷切尔不同的是，贝丝认为她母亲和姥姥都是伟大的母亲，但贝丝与继父的关系不和。“他们结婚时我母亲肯定30岁刚出头，他也是。”贝丝讲道。
起初我非常喜欢他，尽力引起他的注意。可是他一向对我冷冰冰的。孩子们从来不敢在他身边。我尽力让他喜欢我，他总是冷漠、挑剔，没有爱心，也不接受我。他不是长得凶，只是感情冷漠。我越来越恨他，一看到他就害怕、憎恶。虽然我请求母亲离开他，可母亲不想再经历不光彩的离婚，还和他在一起。我妹妹毕业后，那时我离开家已很久了，我母亲终于与他分手了。
贝丝说家庭因素对她影响很大。由于继父的仇视，她内心“伤痕累累”，这也影响到她和母亲之间的关系。“他打骂时母亲不保护我，”贝丝说。
幸运的是贝丝和姥姥以及继父的父母关系融洽，他的父母心地善良，有爱心。她和他们很亲近。他们也说从来弄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的儿子对她如此苛刻。但是贝丝很小的时候这个奶奶就去世了，她与爷爷的关系也随之疏远。她奶奶是个内心坚强有爱心的女子，树立了美好的婚姻形象。贝丝这样描述她奶奶:
她意志非常坚强，有爱心，是她把家庭凝聚在一起。她一家人乘大篷车穿过大草原，住在南部达科他的一个草皮房子里。我奶奶嫁给了一个医生，成为有产阶层，在大萧条时期还过着富裕的生活。她有四个孩子，是个受人尊重的女士。作为一个已婚妇女，她上教师培训学院，在那时候还不多见。后来她成为一名幼教老师，爱孩子。战争期间她离婚了，她丈夫与护士有了婚外情，这在她住的小镇成为一大丑闻，她更是觉得莫大的耻辱。她不允许自己在场时有人说起他的名字。这样她搬到了东部，帮助我和母亲。她们搬到亚利桑那在一起生活，一直到我母亲再婚。
贝丝高中毕业就离开家，选择在中西部的一个学校上大学，部分因为她想尝试与住在芝加哥的父亲联系上。大学一年级刚刚过几个月，她计划和男友一起开车去芝加哥看他。“那时我18岁，我真的，真的好想见到他，尤其是我有那么可恨的继父。我很想知道我从他那遗传了什么。他是一个新教牧师，从未再婚，也没有其他的孩子。”她从母亲那里得知她父亲酗酒。他们在一起时，他就曾经想自杀。但是给贝丝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能在教堂担任这样的职位。
就在她计划去芝加哥之前的几周里，她得知父亲死了——死于酒精中毒，她猜想。不管怎样，她决定去芝加哥看他母亲，她已经很老了。贝丝重温那段经历:“她和我一起待了几天，给我看相册里的照片，谈论他。她是位特别可爱的女士，是斯堪的纳维亚人。我不禁哭了又哭，我也见到了看望她的几位表亲。从那之后我再也没看见他们，我们没有任何联系。这是与我父亲那一方关系的净化，我想。”
大约4年前，贝丝母亲告诉她，她外祖父已经自杀了。当然，没有了亲生父亲，被继父虐待，再加上妈妈婚姻破裂的负面影响，贝丝对男人和婚姻没有一点儿好印象。她最向往的是一个理想的革命者。
20世纪40、50年代，诺拉在都柏林长大，住在贫富交叉的地方。她父母都受过大学教育，她父亲是个名人——都柏林的第一个记者，撰写日常社交栏目，如接待会、晚会、小镇每晚发生的事等。他出去时身穿体面的燕尾服，出入有私人司机接送。而她母亲带着9个孩子待在家里，经常处在缺钱的拮据状态，更别说有什么奢侈品了。但是诺拉(第二个孩子)真正面对的是情感上的贫穷。诺拉和其他的孩子都知道他们的父亲是个好色之徒，一个又一个的情妇，还有几个私生子。她母亲憎恨自己是个家庭主妇，不管孩子，每天借酒消愁。诺拉14岁时，她父亲凑够钱把她打发到天主教寄宿学校，诺拉觉得自己有救了。

第54节：新单身女性

一个痛苦的家庭留下的是复杂的情感，因为诺拉的父亲从来没有完全抛弃他们。“当你想应该恨他时，”诺拉回忆说，“他又会表现出爱心和一些感情细腻的举动。”奥法琳:《你很重要吗？》，163页。这很有诱惑力，因为平日里缺少母亲的爱。虽然她母亲对丈夫保持“伟大的感情”，她醉醺醺地讲述新婚时他们在一起美好的时光，任何一个孩子“她都不在乎”
奥法琳:《你很重要吗？》，172页。，诺拉说。她问:“我的父母怎么就不多关心一下他们身边的小孩子呢？他们怎么不把孩子们抱起来安抚呢？我父亲怎么就会用军用带子捆绑毫无反抗能力的儿子们呢？”
奥法琳:《你很重要吗？》，197页。
当她二三十岁时，诺拉重温她父母的生活。像她母亲一样，她喝酒成瘾。迷糊之中，她也和一个男人有着10年的特殊关系，而这个男人身边经常有别的女人。她像父亲一样，成了一名记者，这给她带来价值承认和乐趣。但她从未把工作看得和她的私生活一样重要。诺拉最后说:“不是巧合……在我父亲去世后，几年后母亲也离开人世，我身体越来越健康了。”
奥法琳:《你很重要吗？》，163页。
超越家庭的负面影响，成为新单身女性
像诺拉、贝丝、雷切尔这样的女性，不管是有伴侣还是单身，成长过程中没遇到快乐女性的实例，在儿童时还遭受虐待，她们似乎更长期坚守完美的婚姻是人生幸福的必要因素的理想信念。她们很难建立令人满意的单身或者有伴侣的生活。但是，贝丝和诺拉正在变化之中，雷切尔可能也在变化着。
贝丝不再寻找心灵伴侣，“一个完美的人在那等着我。”现在她说，“我很理想化——对于革命和婚姻关系。当然我父母没有给我提供一个现实的美好婚姻模式。我没有什么可憧憬的，这种理想只存在于我的想象中。”这种意识表明贝丝对满意生活的新概念持开放态度。
密切的家庭关系促使贝丝发生了变化，尤其是与她的孩子和外孙们的关系。50岁时贝丝是个单身母亲，是采访对象里最不开心的单身母亲之一。但在59岁时，她陶醉于孩子们的成功事业、彼此的亲密往来、与她的亲近关系。
贝丝自豪地谈起她女儿埃米莉的人生经历:在亚利桑那上高中和上大学时，她都回加州和贝丝、她弟弟一起度假。当她弟弟是个问题少年时，她就帮他解决问题。大学毕业后，她在美国军队服役几年，又回到海湾地区上研究生，拿到硕士学位，在旧金山找到一份好工作。贝丝很为埃米莉骄傲，她今年33岁，单身。贝丝这样说埃米莉:
她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女权主义者，也是一个环境保护者。她比我强得多，我年轻时妇女解放运动甚至不存在，我那时的政治信仰也模糊不清。埃米莉不喜欢粉红色，从不卷发，不剃体毛，不管别的女孩怎样说她，她就是她自己。她已经有长期的婚恋关系，但她不喜欢在一起定居。她可能担心是否会有孩子，但她从不谈起这件事。她的私生活很保密，但我知道她不想做个单身母亲，有孩子没有爸爸可不是她的选择。
贝丝对埃米莉单身的乐观态度表明她看待自己这种状况的变化。
贝丝儿子的变化以及她和他的关系更加戏剧化。约翰21岁时爱上一个高中刚毕业的女生。在约翰22岁、女友20岁时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她一怀孕，他们就搬到一起，他有一份好工作。2003年他们结婚，又有了另一个孩子。贝丝很爱两岁的孙子。她每周都抽出时间来照顾他。埃米莉也非常喜欢小孩，定期开车去看孩子，她想让他知道她是“姑姑”。
两年前贝丝57岁时，她第一次卖掉房子。由于租房子，她得经常搬家，离开她熟悉的房子、邻里和社团。她租的小房子位置好——她爱那个房子——要打折出售了，房主给她优先购买权。贝丝考虑到这超出自己的支付能力，但埃米莉让贝丝的母亲出钱帮她。贝丝一直自豪自己能自立，从未向母亲要过东西。但出于女儿埃米莉的压力，她接受了母亲的资助，买了那所房子。她爱自己的小房子，喜欢长时间呆在花园里。

第55节：新单身女性

然而，贝丝认识到只有住房和家庭生活是不完整的。我以前说过她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需要，她与政治团体重新取得联系，来结交新朋友。她要把精力放在——不是放在寻找关系上，而是第一次贝丝对自己的单身生活感到知足。
2003年我读诺拉自传的续集《差一点到达:一个都柏林女人的前行之路》时，我吃惊地发现她的观点也变了
诺拉·奥法琳:《差一点到达:一个都柏林女人的前行的路》，纽约:河源出版社，2003年，下同。。在新书中，诺拉·奥法琳批评了7年前《你很重要吗？》的结尾:“我的视野多么模糊，一点儿微不足道的事妨碍了我的生活，时光一去不复返。其他的人在哪儿？现实世界中的石块、空气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在以后的那些年里，与雷切尔不同，但与大多数参与者相同，诺拉已经为单身生活建造了支持因素，并逐渐改变自己的意识来接受单身状态奥法琳:《差一点到达》，263页。。诺拉发现“幸福——或者如果不是幸福，达观的看法就是如何弥补缺失的部分并好好生活——已经在一点一点靠近我”奥法琳:《差一点到达》，149页。。她能够看到“长时间以来，这种观念一直在指使我们，如果我们不和别人在一起，我们就是二等公民，我们逐渐对此深信不疑”奥法琳:《差一点到达》，160页。。
由于这种意识的改变，她写了一部自传体小说《我梦见了你》(2001年)，写的是有关一个爱尔兰女性中年单身的故事。她能够拒绝一个已婚英国情人的建议——她住在一个地方，他每周可以去那两次——实际上让她变成他永久的情妇。奥法琳清楚地阐明她思想的变化，使她改变了小说中的自我做出这个决定:“我认为我的大部分人生都无力拒绝这种要求。”她写道，“我本不会衡量没有家庭、朋友、工作及团体意味着什么。我本来认为，或对或错，只要有书、自然界和动物的陪伴我就能活得很滋润，只要像光束一样照到我，就像凯瑟琳的情人向她发誓他能。”但诺拉现在看到，“仅仅为爱活着这不符合凯瑟琳的性格。她已经变得博爱生活，即使为了诚实的感情，也不要毁掉自己的生活。”
奥法琳:《差一点到达》，147~149页。
诺拉生活中真正的变化领先于思想的改变。她在爱尔兰西部买了一座农舍，一个人生活得自由自在。她也谈到逐渐认识到友谊的重要性。与内尔持续15年的关系破裂之后，她搬到一个男朋友那儿，与一些男男女女重新建立起友谊。以前，她把友谊看做“所有关系中最平凡的，同爱情不能比的”
奥法琳:《差一点到达》，14页。。现在她认为，“友谊，日常生活中幸福的部分来源……让人知道什么是被爱”
奥法琳:《差一点到达》，152页。。
此外，诺拉描述了与她在世的七个同胞兄弟姐妹及他们的孩子及他们孩子的下一代重新建立的联系。她邀请其中的四个同胞及他们的配偶去意大利旅行一起庆祝她60岁的生日。她吃惊地写道:“我们这个家庭剩下的这些人从未一起度过假，连家庭集体远足都没有，一次也没有过。对我们而言，每一次聚餐都冒着风险。”
奥法琳:《差一点到达》，170页。现在，家庭一起度假每年一次。
刚过60岁，诺拉又有一次新的恋情。在那一阵子她正在写小说，住在纽约。在那里通过牵线网站，她遇到一个离异的美国律师。他们和他18岁的女儿在乡村农舍一起度过部分夏日，但诺拉自己不太满意。那个律师热衷于工作，长时间花在工作上。此外，诺拉觉得很难和他女儿一起拥有他，尤其是诺拉很不习惯她身边有小孩子。在新的自传中，她表示出这种不满情绪:
这些父母亲能了解在父母之外的其他任何人的感受吗？孩子一定要参与成年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吗？我是指在约会看完电影《美女与野兽》之后给他们做空心粉、奶酪、读故事、帮他们刷牙，找卫生纸，父母还能有时间做什么呢？可能父母觉得没什么，但是一个局外人也觉得没什么吗？谁会要一个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她作决定，谁对与一个成熟男人谈恋爱感兴趣？

第56节：新单身女性

奥法琳:《差一点到达》，247页。
然而，现在诺拉以新的视角来看待这段关系的正反两面。她不再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当我开始发现我们有问题时，就期望我会重新找回独立的自我，这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奥法琳:《差一点到达》，232页。她意识到他们两人“多年形成的父女关系，彼此之间相依为命”。
奥法琳:《差一点到达》，233页。此外，诺拉感觉到爱尔兰既是家又是团体，她总结说自己不能放弃爱尔兰永久地住在美国:“除他之外我和美国没有任何关系，除了他的半张床外美国没有我的位置。血浓于水，爱尔兰对我比爱情更重要……我想住在有我熟悉的政治家的地方;住在公共汽车上挨着我的女子和我的阿姨在一所学校供职的地方;住在人们不嫌麻烦交谈的地方;住在我能听到自己的语言，欣赏自己的音乐，听懂笑话的地方。”
奥法琳:《差一点到达》，236~235页。
在回忆录的最后，奥法琳没有放弃那个关系，但我觉得只有她和情人找到某种方式稳步发展非传统的关系，在单身和伴侣之间找到平衡(参见第八章)，他们之间才得以维持。
诺拉主动解释她能够发生变化的原因，她认为写回忆录是个关键因素:“要讲故事就得严肃对待事件本身，当然自己开始向健康方向发展……试图向读者描写自己的经历促使我更好地理解感受事件。”
奥法琳:《差一点到达》，192页~161页。
同样地，参与这次研究也有助于贝丝、我自己和被采访的一些女性，我们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它有助于看到我们完整的生活和文化所告诉我们的生活之间的断裂。我们逐渐看到自己生活中积极的一面，并且接受适合自己的单身方式。尽管童年时代心理上蒙受了阴影，如果诺拉和贝丝能够改变，或许生长在有负面家庭影响的雷切尔和其他女性也能改变。或许看到自己的故事印在纸上，读到这段分析后，雷切尔能够转变她的人生观，还能从单身生活中找到一些乐趣呢。
当我独居写这本书时，我开始听起磁带上的小说，比如在厨房做饭或驾车在城边办事时，听小说伴随着我做一些事情，同时可以分散琐事的无聊。然而，有一次，我听到了使我明确对单身女性生活某些思考的内容，这就是2001年的畅销书乔纳森·弗兰森的小说《改正》，描写有关生长在美国郊区的那些中产阶级的不满情绪。总的来说这部小说与我所关注的主题关系不大，但故事中的一个人物丹尼丝，是男主人公的妹妹，说了些引起我兴趣的话。由于不愿在斯瓦斯莫读书，丹尼丝辍学后在一个装修讲究的饭店找了一份工作，在那儿她找到了自己一生钟爱的工作，她爱上了厨师的生活。“她爱那疯狂的时刻、工作强度、菜肴的美感，”弗兰森写道，“她深爱蕴藏在吵闹中的静，一个好的梯队如同有选举权的家庭，在厨房的小世界里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地位，每个厨师都隐藏起自己在过去或性格中形成的古怪，即使在最有梯队精神的配合中，每个家庭成员都享有隐私和独立，她爱这一点。”
乔纳森·弗兰森:《改正:一部小说》，纽约:法拉尔·斯特劳斯&吉洛克斯，2001年。
丹尼丝的感慨表明满意的工作如何能培养女人的独立精神——独立与孤立或个人主义不同，而是由协助关系促进而成，也就是她所说的厨房梯队。要像有选举权的家庭，这种有关联的独立对女人尤为重要
二十多年来，女权哲学家与女权心理学家一直在争论是否独立自主是女性为之奋斗的合适的目标。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群女权心理学家在简·贝克·米勒的领导下，与韦尔兹利学院斯通中心联合起来主张独立(独立意识)的自我是一个男性的概念，来自倡导个人主义的社会。斯通中心心理学家认为独立意识不应该看做一个健康人发展的标志。她们主张不要把成熟当做一个独立的、个性化的自己的进化，成长应该由创造力和维持各方面的关系来衡量。他们发展了关系中的“我”的概念，强调了理解别人的重要性。这些心理学家把女性通过关心别人发展自己的品质提升到了社会上的每个人应该渴望交友的显著高度。

第57节：新单身女性

20世纪90年代，女权哲学家通过合并斯通中心的一些评论重新兴起独立自主的概念。她们发展了相关的理想化的独立自主意识，研究了个人只有通过反思、选择她们深入其中的社会关系才能取得自我定义、自我导向的技能。。
像一个独立的男人，这样的一个女人享有高度的自我决定权、自我定义，感到自己是一个完整的人。她的工作成为自尊的一个要素，促进她实现自我心理学家安东尼·斯托尔声称，亲密的人际关系不是人们感觉幸福和自我实现的唯一要素。。所有这些“自我”的词都很重要，但与传统的西方术语“人造人”不同，有各方面关系的有独立意识的那些人通过支持的关系实现自己的目标。她可能重视隐居(“独处”，用弗兰森的话)，独立的女性有各个方面的联系，不是孤独或孤立。她不是不喜欢和别人相处一个女人喜欢大部分时间独处比同样性情的有伴侣的女性做得会更出色，很有可能因为她不能营造维持单身的复杂的社交关系。参见鲁弗斯·安尼莉.一人派:孤独者宣言.纽约:马洛，2003，下同。。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不意味着孤独地生活，可能包括相互惦念或关爱对方。从事一份经济上自立又能实现自我价值的工作对于独立是必要的，但还不充分。一个独立的女性需要有工作之外的生活。
西方文化强调自我和自我价值的体现，独立的女性——不管是单身还是已婚——都自我感觉良好。我的研究以及其他的研究发现，这一点对于来自工人阶级和接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的女性也是如此例如，社会学家彼特里兹·普斯库拉发现蓝领工人、文职人员、职业奇卡诺人在工作中赢得自信，专业人士也赢得了强烈的身份意识。。但是相比之下，保持很强的自我意识——保持独立性——单身女性会比已婚女性更容易些，因为目前的社会文化氛围，鼓励女性找一个年龄大些、更强壮、更高、更富有、更聪明的人结合在一起。哲学家玛里琳·弗里德曼发现即使在主张夫妻平等的家庭也妨碍女性的独立:“夫妻中的一方在某种程度上受联合承诺以及夫妻身份的暗示，而不是受制于个体身份和承诺的导向。”取得独立性又保持美满的婚姻关系的女性就实现了文化理想，但这个结果可不容易达到。相反，单身女性，尤其是没有孩子的，有更广阔的社会空间来追求独立，如经常可以专注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我们已经看到大多数女性不选择单身生活，她们没有继续单身下去的人生规划，而是她们做出自我实现的选择，逐渐引导她们形成了有独特身份的完整的人的意识戴安娜·提赞斯·梅耶斯说明了七种类型的技能推动女性自主的过程，与我提及的营造可行的单身生活必要的那些因素相似。。这样，独立不是一个先决条件，而是长期以来精心打造满意的单身生活的结果。不同个性的女性，不管离异还是单身的——在这个过程中变得越来越独立。
然而，在这样一个社会大背景下，我们没有绝对的支配权，而男子通常有更多的权利，自我决定对于成为一个独立女性是必要的。在塑造自己的生活过程中，可能对于那些面对民族、种族、阶层、性别等方面有歧视的女性会更难些虽然我的研究课题中没有包括二十多岁的单身女性，大量的事实显示了女性与男性一样拥有婚前独立经济的重要性，这使得婚姻的平均年龄也相应地提高:女性提高到25岁，男性27岁(见国家婚姻工程，2001)。虽然现在二十多岁的单身女性通过工作赢得很强的自我意识，她们经常对如何把独立意识和亲密情感结合起来感到困惑。。
我考察三个没有子女的单身女性，她们通过追求有意义的工作创造满意的生活，从而增强了独立性。埃琳娜·莫拉里兹来自工人家庭，是个住在美国的三十多岁的墨西哥人，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她竭力搞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安妮·罗塞提是个四十多岁有创造力的企业家，为自己的个人生活打拼;玛丽·比舍普，五十多岁以前是个修女，为一个独立女性如何面对危及生命的疾病提供了参考。

第58节：新单身女性

这三位女性，摆脱束缚(不依靠男人或为宗教信仰所羁绊)成为独立过程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中两个女性离异的结果与从未结婚的女性为改变生活做出的选择极为相似总的来说，与她们之间的不同之处相比，我发现从未结婚的女性和离异后单身的女性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她们三个都利用个人危机，把它当做一次机会来发展新的能力，拓宽自我定义的范畴研究离婚的最权威学者发现，女性页不是男性离婚后经常能建立一种新的自我意识，经历个人生活的转变和成长。。思考她们的生活进程，能够使我们检验单身生活如何促进自立以及评估自立生活的益处与代价。
从工人家庭的儿童到独立自主的女性的漫漫长路
我和埃琳娜·莫拉里兹见面时，她31岁，单身，刚开始博士论文的研究。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她光滑的棕色皮肤，稠而光亮的黑发剪成很有魅力的短发，嘴角常挂着微笑，女人味十足。她戴着眼镜，显得严肃认真。埃琳娜说明她面对着平衡工作与个人生活之间的冲突。埃琳娜38岁时我们又见了一面。我发现埃琳娜的工作历程已经矛盾重重，与个人生活更加不和谐，这比7年前她预想的还要严重。
埃琳娜在加州中心山谷的一个小镇长大，她父母从农夫转为工人。她父亲在一家服装厂当门卫，她母亲有高中毕业证书，在一家儿童关爱中心工作。她出生时母亲33岁，两个哥哥分别13岁、16岁，埃琳娜的童年如同独生子的童年一样。
埃琳娜注意到她父母“总有一个小小的家庭图书馆”，“我们经常有报纸看，母亲总带我们去公共图书馆”。虽然她母亲在这方面可能与众不同，但是她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在许许多多工人阶层的墨西哥家庭都能发现的女性的坚强20世纪90年代对美籍墨西哥来自贫穷家庭的高中生的研究发现家长重视教育，尽全力帮助孩子在学校取得好成绩。另一个对获得博士学位的女奇卡诺人研究发现，她们的母亲在取得教育成就方面起着主要的影响。参见甘德拉1996。其他的也注意到奇卡诺人的家庭和社会中女性力量和反抗的传统对女奇卡诺人的发展有主要影响。。她告诉埃琳娜她想做什么就能够成为什么。从7岁她参观旧金山时起，埃琳娜的目标就已确定一定要离开这个小镇。她知道教育是一条出路。在高中，埃琳娜上大学预备班，她母亲坚持让她把精力放在学业上，而不要放在家务杂活上，因为家里没有小孩，不需要她帮忙照顾。但是不久埃琳娜经受着思想的冲突:对教育的渴望与父母灌输的更加传统的性观念之间的冲突。
高中毕业后，埃琳娜选择在附近的社区学院上大学，这离她在高中相处的心爱的人较近。他是个美籍墨西哥男孩，学习成绩没埃琳娜优秀。上大学仅仅几个月，埃琳娜告诉母亲她认为自己怀孕了。但实际上没有，由于有了性生活，她母亲坚持让她结婚，所以埃琳娜18岁就成家了。后来她确定自己没有怀孕，就继续深造学业以便走出小镇。她辅导丈夫，两人都被加州大学录取。埃琳娜一帆风顺，被东部的为那些家庭背景卑微而有前途上研究生的人提供资助的一个夏季项目录取。同时她尽力帮助丈夫来保证两人都有成功的事业。但当她两个月后从东部回来时，她发现她丈夫想跳出这个婚姻。这次离婚虽然痛苦，但也是一个解脱。21岁的她提前过上了这种单身生活。
作为一个已婚女子，埃琳娜本考虑只上加州的研究生院。但离婚后，她申请了美国各个地方的研究生院。常春藤联合大学接受她申请的公共政策硕士研究项目。在二十七八岁时，她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作为政策分析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任职，后又去了洛杉矶。她很高兴又回到加州，离家很近，住在一个十分熟悉的文化氛围和环境中。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工作，埃琳娜一时冲动申请了加州大学的博士项目，在那里她集中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健康政策问题。
在婚姻结束和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十年里，埃琳娜几乎一直处于恋爱状态:和一个美籍墨西哥人相处了6年，和一个美籍非洲人处了4年。她谈起自己和拉美人，以及和自己不是一个民族背景的人相处的种种问题。“大多数拉美男人不能接受我是职业女性的事实，反正我不会无所事事，做玉米饼给他们吃，但另一方面，和一个非拉美男子相处，你还不得不解释一个拉美人所知道的一切。”那个黑人与她的墨西哥男友不同，非常独立。他们很少像她过去处过的那样在一起成双成对。从这次恋爱中，埃琳娜“得知恋爱关系不一定会破裂”，“因为你们都保持独立的个性”。同时她接受不了这种距离感，所以她提出分手。

第59节：新单身女性

恋爱不顺利使她困惑不解。在30岁出头时，埃琳娜转而求助于书本。可她的家庭出身背景使她对书中提供的观点总有疏远感。“阅读启迪我的心智，”埃琳娜解释说，“但是与我形成的一整套价值观相悖。例如，婚姻按市场的基本规律行事对我就很陌生。而我一向认为婚姻就是有关爱情和浪漫。”
她的个人价值观和工作观也面对着类似的冲突，埃琳娜觉得很难在学术研究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她解释说她本人从来不单纯停留在成就上，而总是注重某种关系，与伴侣、家庭、朋友和社团的社会关系。但在专业领域，她意识到工作在乎的不单单是一个人做了什么，而更多在乎的是谁在做。现在她是一个博士在读生另一个女奇卡诺人格洛里亚·库德莱兹，比埃琳娜早十年获得博士学位，抒发过相似的情感。提起80年代初在加州伯克利大学社会学系参与研究项目的经历，她写道:“在研究生院没人问我是谁，我从哪来，而问我从哪毕业，为谁工作过。换句话说就是:‘你认识谁，有什么职业关系。’”她与白人中的中产阶层同龄人不同，她除自己之外，对别人、对家庭以及所生活的集体有一种责任感。，埃琳娜觉得这点挺可怕的。即使她以前一直想上大学，有一份自己的事业，她却从来没认为自己是女强人。她爱自己的工作，但完成博士学位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专注于学习，结果与家庭、情人的关系就成为次要的了。“不得不让一些其他的事情如寻找白马王子等处于悬浮状态，这对我而言很恐怖，我会时而有这种令人沮丧的想法。”埃琳娜解释道。
然而，埃琳娜发现朋友这个宣传媒介帮助她摆脱困境，解决这些冲突研究黑人职业女性时发现，一些人也经历了个人身份认定与在商业社会“你的工作说明了你是谁”的冲突。参见钱伯斯·维罗妮卡:《全部拥有吗:黑人女性与成功》，纽约:道布尔岱，2003年，23页，下同。。几年来埃琳娜和兰妮特是室友，我在第一章提过的那个黑人女性。就像我提到的那样，兰妮特性格外向，独立性强，埃琳娜列举了与兰妮特的友谊带来的种种益处:
自从和她住在一起，我改变了许多。我一直是个隐私感极强的人，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私事，尤其是与男人的关系。我开始和兰妮特在一起时，想知道为什么人们总是向她倾诉他们的问题，但我想可能她以非常亲近的方式来询问。她知道人们什么时候需要谈论哪些事情。我学会如何打开自己的心扉，这也渗透到我与其他人的友谊上。现在我和其他的好朋友关系更加密切，我能在电话旁和朋友聊上一小时，告诉她们我的感觉，我在做什么。
埃琳娜经历了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评述的:友谊，与伴侣和家庭成员的关系不同，鼓励我们换一个视角看待自己，“在评价我们的选择、价值、原则方面提供多元化的立场”。政治理论家玛撒·亚克尔伯格得出结论:“家庭似乎要求我们走进规定好的角色，相反，朋友似乎支持我们成为一个本性的我。”玛撒·a.亚克尔伯格:《“姊妹”还是“同志”？朋友与家庭政治》，见:艾琳·戴梦德:《家庭政治与公共改革》，纽约:朗曼出版社，1983年，346页，下同。所以，友谊有助于女性发展独立的自我意识，促进自立。“友谊是自己的一面镜子，”社会心理学家莉莲·鲁宾说，“我们在那里看到的，无论使我们快乐还是痛苦，有助于肯定我们自身所喜欢、尊重的角色，从而改变那些令我们不舒服的做法。”
莉莲·鲁宾:《只是朋友:我们生活中友谊的作用》，纽约:哈帕&罗夫，1985年，40~41页，下同。鲁宾继续说有一些不同性格的朋友如何让我们自己发展成复杂不同的自我:“一个朋友比别人更能开发我们的智力，另一个朋友使我们的情感得到更深层次的交流;一个要求我们精心呵护，给予关爱，另一个要求允许我们依赖;一个朋友触动我们风趣的一面，另一个则牵动严肃的部分。”鲁宾:《只是朋友》，56页。

第60节：新单身女性

埃琳娜发现她的朋友从不对她指手画脚，反过来，她尽力理解她们的处境。埃琳娜企图“想象设身处地地为她们想会是什么样子”。她觉得这是“成为好朋友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朋友也帮助她解决实际困难。“我从朋友那里借钱，”埃琳娜承认，“只是因为我父母从未以那种方式帮过我。”但在成为独立女性方面，埃琳娜不得不与家庭所在的社区分开，而来自中产阶级家庭背景的女性常常不那么做。
1995年埃琳娜对个人生活还抱有传统的想法。“我还想再婚，连我都奇怪自己有这个念头，因为毕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说，“我想要个孩子，不管是收养的还是自己生的。”和她的朋友兰妮特一样，埃琳娜不想当个单身母亲，原因有两个:她的成长过程中有父母两个人在身边对她很重要;另一个原因是养育孩子涉及太多的事。兰妮特不能想象成为单身母亲会是什么样的情形，与兰妮特不同的是，埃琳娜承认5年后她很有可能会改变看法，或许她愿意当个单身母亲，而不是根本就不是母亲。
2002年，我再次与埃琳娜联系，她那时38岁。我发现博士毕业后她面对的冲突依然如旧。为前两个职业的压力所逼迫，埃琳娜认为，工作上的棘手问题成为阻碍严肃婚恋关系的主要因素社会学家彼特里兹·普斯库拉发现与文职人员和蓝领工人比较，职业奇卡诺人在工作中获得更多的身份认同，但同时她们也最焦虑，感到工作与个人生活之间的更多冲突。。
获得博士学位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州立卫生部门从事研究，整天与繁琐的政治和卑鄙的陷害事件打交道。由于工作压力太大，她经常吃不好，睡不安。埃琳娜迫切想到大学研究所工作。当她收到新墨西哥大学研究中心提供的一份职位时，她决定去那里工作，虽然这样做意味着要与同居伙伴相聚，将不得不往返于两地之间。
就在她写完博士论文时，她遇到了吉米。吉米是个美籍墨西哥人，年龄与她相仿，正在读考古学的硕士学位，同时他还是一个专业搞雕刻的全职艺术家。埃琳娜欣然接受吉米为她打开的新的兴趣点，遇到的人也与以前认识的属于自己圈子的那些人截然不同，她喜欢眼下这种环境气氛。吉米也投身于争取社会公平事业，他以独特的艺术方式来表现自己的观点。他的浪漫追求吸引着埃琳娜，起初吉米献花，买的小礼物多得数不清，她不太习惯这种方式，但埃琳娜喜欢受人重视。
埃琳娜和吉米搬到一起住。现在有了伴侣，埃琳娜与一些老朋友失去了联系。埃琳娜说起1995年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们赶来参加父亲葬礼的那一年，虽然大多数人没有见过他。5年后，很多老朋友搬走了，追求各自的事业发展机会，或者像埃琳娜一样，忙于自己的小天地。现在她有伴侣了，埃琳娜期望吉米会给予她情感上的支持，帮助她缓解工作上的压力。
她和吉米商量是否她应该接受在新墨西哥的工作。他建议只要能让她停止目前工作中经历的痛苦，她就应该接受。埃琳娜认为他是出于对自己幸福的考虑才支持她的调动。他可能，后来他承认他需要歇口气，可以暂时不考虑她的问题。他就要参与一个100英里外的研究项目，所以埃琳娜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都会受到影响。回想起来，调到另外一个州去，需要坐飞机去看吉米，这比她想象的还要糟，但这不是妨碍关系的主要因素。
不幸的是埃琳娜的新工作比原来的那个好不了多少，没有找到她原希望加入的科学团体，一个旨在真正提高公民健康的团体，并成为其中的一员。她认为大多数同事都在追求权力和名誉，对埃琳娜，这两个都不能成为她的动因。相反她更看重的是“谦虚、谦卑和服务”。她想把她的研究与社会正义话题结合到一起，指导来自小家庭出身的那些研究者。但在新墨西哥她的这些价值观无法付诸于实践。
埃琳娜又到了阿尔伯克基，那里她一个人也不认识，她发现在那种竞争的工作环境是不可能结交新朋友的其他的奇卡诺人也写道在竞争激烈的学术背景下的奋力抗争的经历。参见美籍拉美人女权主义者小组的个人陈述，2001。。生平第一次尝到了真正孤独的滋味，因为她从未有过类似的痛苦经历，她说不出她的处境，以前埃琳娜一向喜欢独处的时间。因为她哥哥年龄大些，她母亲对她和谁一起玩耍要求太严格，所以从很小的时候起，很多时候埃琳娜都一个人玩。“不是在阿尔伯克基独处使我备受煎熬，”埃琳娜解释道，“只是我喜欢给人打电话，可是附近没有可以打电话的人。”

第61节：新单身女性

埃琳娜的孤独感不只来自社会的孤立，而且来自缺乏个人肯定维斯把隔绝看做是孤独的唯一来源。。在新墨西哥，周围的同事和她的价值观不同、目标不同，没有任何像平日里与家庭成员和老朋友之间的相互交往的亲近。埃琳娜经历了路易丝·伯尼考在《独自在美国》中定义的孤独根源——“不被了解、不合时宜、不合群”
路易丝·伯尼考:《独自在美国:寻找同伴》，波士顿:法伯&法伯，1986年，10页，下同。。和其他孤独者一样，埃琳娜觉得被自己抛弃了伯尼考:《独自在美国》，64页。。虽然在不和谐的家庭以及没有交流的婚姻中的那些人也很孤独，但是像埃琳娜那些人，把太多的精力投入到个人的事业发展上，在工作岗位的孤独感才是致命的。
因为附近没有可以打电话的朋友，埃琳娜每天都用很长时间给吉米打电话。回顾那时，她认识到“潜意识里我希望从他那得到更多”。她承认自己的焦虑已使他焦头烂额。一年后，当吉米与她分手时说:“开始你心里装的都是在加州的工作问题，后来到新墨西哥后发现那儿的同事也同样不支持你，你没有同盟，他们使你厌烦，然后你给我打电话，把一切苦恼倾泻给我，你应该可以那样做，但是我再也容纳不下了。”
3年后，埃琳娜还不知道自己应该从男性伴侣那里期待多少情感安慰。她问自己:如果他们的角色倒过来，她的反应会和吉米一样吗，还是他只是满足自己的需求，无论如何都会终止这种关系？起初他俩相处时，他说过他不想再婚(他也离过婚)，他有承诺恐惧症吗？为什么只在他搬到圣达菲后(离她只有几小时路程)和一个教授在一起工作后就和她分手呢？为什么只有他们开始认真考虑要孩子的时候他离开她？为什么他拒绝和她一起去心理治疗？如果她能够给几个朋友打电话讨论她在工作中的问题，事情就会不同吗？
埃琳娜承认自己工作上的不快和她的情感依靠摧毁了他们的婚恋关系。埃琳娜从未说过她希望走一条更传统的路，选择压力不大，与自己家庭背景更相宜的工作。而是，失去吉米使她敢于面对工作上的不愉快，做出新的选择。
当埃琳娜回到加州北部在那生活工作后，我又和她联系，听到了有关吉米的故事。吉米还住在新墨西哥，埃琳娜对他念念不忘。她说:“我还把他当做自己想象中最靠近理想伴侣的人。”她希望在地理距离上与吉米更近些，吉米或许会回到她身边，然而埃琳娜没有中断她不喜欢的工作，也没有离开她不喜欢的城市。她在继续自己的生活，忙于参与我在第二章所提到的那些活动，来创造可行的单身生活，但也不排除成家的可能性。
2002年埃琳娜谈起她对新工作比较满意，谈起与家庭成员、旧日好友重新联系的幸福感。她现在在一家规模较小、不太出名、收入较少但政策倾向强的研究中心，在那儿她的同事和她的价值观相同。监督从小地方来的实习生，埃琳娜既高标准严要求又考虑到对他们的培养。尽力帮助学生们把奖学金和社会公平问题结合起来，把家庭价值观与职业目标结合起来，她希望为学生们提供一座她没有的桥梁——一座把他们生活的新天地与家庭居住的社区结合起来的桥梁。现在她的同事支持她，并欣赏她为之所作的努力。
埃琳娜又回到加州，想离母亲、两个哥哥住得近些。她母亲71岁，还住在那个小镇，她赞同埃琳娜的生活，她们是好朋友。埃琳娜对我解释了她母亲是如何变得独立的，“我不知道你是否和拉丁美洲人打过交道，”她说，“但我们之间坦率交谈很不容易，有很多次我们避免争吵，但不能长时间都这样压抑。由于年龄的关系，我母亲变得直率得多，限制家庭成员有求于她。”
现在埃琳娜独处的孤独与她在新墨西哥体验的大有不同心理治疗专家斯蒂芬·多利克在《亲密与孤独》中分清了隐居和孤独的区别。如果一个人对自己感到满意，有稳定的社交关系时她享受隐居。她的头脑中有这些联系，即使没有人在那。她把这种隐居当做安宁、舒适、休闲状态，她能满足自己所需，暂缓考虑别人。相反，孤独的人焦虑而贫穷。她认为自己是一个碎片，不完整，或被忽视不见。她不是选择独自一人，害怕永远这样下去。她认为只要有人或新的事物闯进她的生活她就会高兴。她总在想她没有什么，她生活中缺少什么。。她正攒钱买房子和公寓楼，考虑成为一个单身母亲，也可能收养一个孩子。埃琳娜为这个决定已做好了准备，她说:“我更加确定——不是经济上的——而是从我是谁，我想要什么方面考虑。”埃琳娜试探性地和母亲一起探讨这件事，她母亲非常支持。埃琳娜的两个哥哥都没有孩子，所以这将是她母亲成为外祖母的唯一机会。此外，埃琳娜还发现她母亲结交一些较年轻的离异者或没找到伴侣的女性朋友，她们都在考虑要自己的孩子。

第62节：新单身女性

埃琳娜愿意参与一些已婚朋友和有孩子同事的家庭活动。“她们觉得我挺怪的，”她说，“因为我喜欢出席一些孩子的活动，和孩子玩，陪他们逛这逛那，而大多数的单身女性不这样做。”朋友对于没有小孩的她也想去学校参加三个小时的圣诞节目感到诧异，即使那些五六岁的小孩在台上呼呼大睡，埃琳娜也喜欢那个节目。
虽然一想到没有孩子度过此生，埃琳娜就会难过，但她明确表示，就算永久单身她也不会觉得悲哀。埃琳娜发誓她不会重复过去婚恋关系的“极端的戏剧性和危机”。一旦能抚平与吉米的感情决裂，她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健康能恢复到极佳状态。她感到幸运的是家庭不给她压力让她成家。而她的朋友不敢回家度假，因为整个家庭不断地问她们什么时候结婚，她从来没遇到这种情况。
所以38岁的她沉着应对，或者成为新单身女性，或者营建满意的有伴侣的生活。她从事一份有意义的工作，期望买一所自己的房子，养个小孩儿。她的家庭朋友都支持她。通过工作，她与少数族裔团体联系。埃琳娜没提过性话题，我也不好问这方面的事人类学家帕特丽夏·扎维拉，研究美籍墨西哥出生，或那些至少童年在那度过而在美国长大的女性的性爱问题，发现她们很难讨论性的话题，可能因为“童年阶段有关性到处是一片沉默”。。考虑到她才三十多岁，可能她还没解决这个问题。
除了为可行的单身生活奠定基础外，埃琳娜为自己的独立感到自豪。像其他成功的女卡奇诺人，她个人的成就建立在家庭社团的支持，以及他们带来的积极的影响上。一些人可能会说，浪漫爱情的代价太高。但埃琳娜很自豪自己弄清楚了“我是谁，我要什么”。埃琳娜还不准备放弃浪漫的梦想，她的家庭朋友也为我在第一章探讨的亲密关系提供了更广的定义。
走向独立的企业家之路
我遇见安妮·罗塞提——金发碧眼，丰满得恰到好处——时她46岁，她妹妹把她推荐给我，因为她妹妹收到一封我要求实例研究的信件。安妮离婚已有10年，事业成功，口齿伶俐，做事果断，同时，又热情而风趣。在我采访的所有女性中，安妮的职业生涯最引人好奇，从事了多种不同的职业，从成功的餐馆老板到电影电视制片人、高职位政治官员、一家大公司的交际部主任。但是为了兼顾事业的成功以及满意的个人生活，她打拼了多年。
结婚15年后，35岁的安妮发现丈夫同一个朋友有婚外恋，她就是他的老朋友的妹妹。安妮没有和她“为争得自己的丈夫而战争”，相反，她选择了离婚。想到她丈夫的通奸行为，安妮敢于面对真实的自己，觉得自己必须结束这场婚姻。她说:“我就是不愿意迁就他，做一个谦卑宽容的妻子，那样的决定等于牺牲我自己的一部分，就像有人给我一把锯，叫我锯断胳膊一样，我不能那样做。”安妮怎么做出这样明智的决定？这件事是怎样影响她的生活的？
出生在阿拉斯加的一个中上层的天主教家庭，安妮在家十个孩子中排行老三，在美国西部——新墨西哥、华盛顿和加利福尼亚长大。她家经常处于流动状态以便在美国政府担当高级官员的父亲能够升职。安妮认为她的父母彼此忠诚，关系融洽。但由于母亲总是怀孕、生育、照顾孩子，她母亲的身体和精力已经大不如从前，最后一次怀孕她43岁，这次差点要了她的命。
安妮的母亲卧病在床，她父亲的工作需要经常外出，她的哥哥姐姐早就离家在外。所以在高中三年级时，安妮就接管照顾小婴儿和照顾比她年轻的弟弟妹妹们的任务。“那个小婴儿，”她回忆道，“对什么都过敏。他对胡桃过敏，而我们住在胡桃溪，他的皮肤突然间会出现许多斑点，他总是哭闹。”安妮险些熬不过高中三年，把自己描述为“完全没有希望的人”。“到我搬出去时，”她说，“我最不想做的一件事就是照顾那些小孩子。怀孕、小婴儿、刚学步的都没有吸引人的地方。虽然我爱弟弟妹妹们，但只要我活着，我就不再想叠一块尿布。我不想要孩子。”而且，安妮意识到差点失去母亲以及自己缩短的童年历程对她的心理造成深深的影响，导致安妮所说的“后期创伤综合征”。多年来，一想到家庭主妇和母亲角色就让她焦虑不安，这种创伤使安妮有可能走与她母亲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

第63节：新单身女性

1963年她15岁时，安妮在地方图书馆看到一本书《女性的奥秘》，她从未听过作者贝蒂·弗莱顿。安妮说自己还没有成熟到理解弗莱顿写的每一句话，但是无疑这本书对她影响很大。弗莱顿评论了全职家庭主妇压抑的生活，倡导女性要把婚姻和事业结合起来。安妮想象一份让她充满激情的事业，“同样投入和我们的父亲花费在职业上的时间和精力”。没有考虑太多，安妮设想她能把传统的天主教婚姻——但不要孩子——与事业联系起来，这是阅读《女性的奥秘》给她的启发。
在发现这本书前，安妮认为与她母亲全职家庭主妇不同的唯一角色就是修女。对安妮而言，修女“是我知道的唯一自由的女性，唯一上了大学活跃在全世界的女性”。在我研究中出现的众多天主教女性可能不是偶然的现象，安妮、我和其他人把修女看做充分发挥自己能力的单身女性。由于从1945年到60年代末存在的与婚姻有关的美国文化观念，满意的单身女性的个体实例(包括一些有影响的教师)不能改变文化上对老处女的玷污艾德丽安·瑞奇于40年代在一所女校高中毕业，那里的很多教师都是单身。瑞奇写道:“她们是有活力的个体，这不是由各方面的关系决定，而是由她们的个性决定的，虽然在文化氛围的压力下我们肯定想结婚，对我们而言，她们的生活不空虚，也不沉闷。一种不和谐的认知观是:我们知道她们是老处女，所以她们的生活应该苦涩而孤独。然而我们看到她们的生活充满活力。”。
1968年安妮在伯克郡的加州大学读书，正赶上校园内骚乱的抗议时期。激进的政治运动形成了安妮的生活背景，但那时她没有卷入其中。大学一年级后安妮就结婚了，嫁给约翰·罗塞提——和她睡觉的第一个男人，是个意大利天主教高中教师，年长她7岁。问是什么吸引她时，她说:“嗯，性爱起了很大作用。他真叫棒，是个出色的情人。他是家里的独生子，有一种‘整个世界爱我’的优雅风度。当我和约翰陷入爱河，就像‘闪电’，爱战胜了一切。”
安妮结婚时20岁，婚礼采用传统的天主教仪式，她叔叔当神父。因为她叔叔在教堂等级上很有影响，他叫教皇送一块匾来保佑这场婚姻。她感到欣慰的是，约翰说他对有孩子不感兴趣，但他会支持她工作的。“我告诉他我对工作、事业很严肃的，”她说，“他认为这很了不起。我不理解的是他在想着他母亲——他母亲总是做兼职、低微工作来添补家用。然后，她回家做意大利式肉馅小方饺，擦地板。”
结婚的第二年，安妮为了支付大学学费，找到一份令人兴奋的工作，在刚开业一个月的小饭店里记账。由于创造了一种新加州烹调法，不久饭店开始有了名气:新鲜的绿色配料，加上一点点调味品，和上调味汁——没有法国烹调中使用太多的奶油和黄油。很快安妮使店主相信她应该成为营业经理，但饭店里没人有这种想法。
现在这家饭店已经旧了，但重新粉刷过，棕色小圆石的房子，竖立在街道的一侧。当你在伯克利北部贫民区沿着沙塔克大街散步时不容易发现它，然而，一旦你到了门口，你进入的是一个真正典雅的世界，你会看到楼下餐厅铺着光滑的橡木地板。在楼上的咖啡馆，弥漫着不同的情调，别具一格，嘈杂忙碌。饭店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营业，还在同一所房子，当初是破旧的一层平房，安妮说它是“贫民住宅”。
安妮在后面的一个破烂的农舍里工作，那里有蔬菜、酒窖和一个大冰箱，房内电气线路很差，在冬季她不得不用电灯或发热器取暖。安妮干活很卖力气，“我们在发展信誉阶段，”她说，“不像人们想象的都是好事，很多个夜晚我都惊醒了，害怕给员工发不出工资。”
饭店生意兴隆之后，安妮成为其中一个股东。她回忆那时的幸福状态:“我在实现自己的梦想，我正走向成功，做着创造性的事情，我自信正在做的事也是别人欣赏的。”但安妮在工作上的突出表现却给丈夫带来出乎意料的影响。

第64节：新单身女性

后来在心理治疗时，安妮费尽心思想弄明白破坏婚姻的婚外恋，她得出结论说:“当人们介绍约翰时会说，这就是饭店老板安妮的丈夫。我一点也不明白这会对一个男人有多大的伤害，所以我不会对这件事情有丝毫敏感。他四十五六岁，事业已经达到顶峰，或者至少他对自己的期望就是那样。我根本没注意他的心情，我对自己的工作全力以赴。”
使我震惊的是安妮对缺少情感关怀或自责有如此清晰的见解。我从来没听她说过她希望在工作上少投入些精力以便挽救她的这场婚姻。是工作填补了在婚姻中的感情空白，使她远离她母亲遭受的处境，还是表现为自我创造性？或者都是？
虽然工作可能会影响亲密关系，但不排除他们有活跃的社交生活。安妮的社交生活集中在她与丈夫共同拥有的房子里。这是一所维多利亚式的大房子，他们推翻很多内墙，就是为了能举办场面盛大的晚会。安妮喜欢娱乐，她总是为她那大家族和朋友在节假日期间举办晚会——假日晚会体现出的亲情、友情以及集体的价值对她非常重要。安妮回忆说:“餐厅空间很大，我们打开餐桌，放上各种各样的叶子，小孩子们有自己的桌子，热闹非凡。人们相互传递土豆，递通心粉，有时还把小孩儿传来传去。我有最奇怪的想法，我想:我希望没人误把婴儿当做正菜，因为他总是在桌旁转来转去。”
除她的大家庭成员和广泛的朋友圈外，安妮还有一群关系亲近的社交上的女友，她们主要从事食品行业，白天会停止做活，她们聚在安妮的新型厨房，五到十个朋友可能从早8点开始聊上一整天。放点背景音乐，人们进进出出，母亲们带着小孩子，有的带着针织活，有的拿熨斗，还有的做饭，总有一些好吃的。夏季她们就来到后院，皮肤晒成棕色，而她们在一起玩西洋十五子棋，喝酒。她们还会一起度过女士夜，没有丈夫、孩子，随便在哪家吃顿家常便饭。
二三十岁的安妮由于太重视事业发展，个人生活多少受点影响。尽管生意兴隆，30出头的她仍接受心理治疗，她为自己是谁，以及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而焦虑。很年轻就走进婚姻，从事自己的事业，不用面对她十几岁在家遭受的创伤。她厌恶照料他人，这正与丈夫的传统期盼相冲突，这种冲突不断加剧，体现在家务活上。安妮工作时间比约翰长得多，不像做教师的约翰有无数的假期。安妮一天工作14小时，而约翰有两周的休假，安妮回到家看到房间狼藉一片，发现冰箱也是空空的。约翰不喜欢房间脏，但他认为家务活应该安妮来做，如果她是真正的女人，她就该会做家务活。约翰和安妮一样，他说不喜欢照顾孩子。但有一次对她说:“如果你不生个孩子，你永远都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
他们的婚姻出现问题时，安妮的治疗师主动提出他们一起过来，但约翰拒绝和她去那儿，他说:“男人去做心理治疗，除非他疯了或者他们是战争遗留下的老兵，不得不谈到他们最好的战友被射死。”安妮没有坚持，她和约翰不能谈论他们之间的差异，如二者关系恶化与他们的家庭背景有关——约翰成长在工人阶层家庭，安妮出身中高社会阶层，还有就是他们7岁的年龄差异。安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由妇女运动和当时激进的政治运动形成;约翰属于50年代的工人，对婚姻生活持较保守态度。
遇到类似情况的一些女性选择迁就——做取悦丈夫的事——即使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自我意识。或者与丈夫商谈找出解决方案。安妮没有这样做，相反，她雇了个保姆做家务，继续追求自己的事业及社交生活。
婚姻关系紧张造成性生活不和谐，但是她太忙了，她还和约翰有共同的活动——读书、旅游、徒步远足、看电影——安妮不在意这件事。对“性”趣减少，缺少感情投资，以及她如意的事业和活跃的社交生活促使她决定离婚，虽然在她的大家庭里，她是第一个离婚的人。
安妮发现约翰有婚外恋后，她运用生意场上取得的自信加上接受心理治疗的反思，决定不挽救这场婚姻。既然他们之间对性革命看法截然不同，安妮觉得如果和约翰在一起，她就不得不放弃太多。

第65节：新单身女性

离婚后，安妮在工作中取得的成就感，以及她与亲戚朋友间发展的另一种形式的亲密，使她更加独立，而不是投入到情侣间的日常亲密。35岁的安妮，有魅力，性格活泼，离婚后有几个情人，经历4年的同居生活。但她没有找到与一个男人的关系是如她所说的，“激情和爱情，朋友和伴侣的统一”。大致说来，安妮没有谈到想念过去的婚姻生活，也从未表示过孤独。
离婚之前的几年，她卖掉了在饭店的股份，自己重新开业——经营一家饭店，熟食店，饮食店——沿街步行五分钟在伯克利的少数民族聚集区，正在成为伯克利的美食区。离婚后，她意识到需要花长时间经营管理一个小生意不适合她。她在最佳时间出售小店后，就在一家附近的大超市前新增熟食区。有了丰厚的经济基础，作为一个成功的老板，她更加自信，没有什么能约束她，安妮决定再试一种完全不同的工作。她解释说，“食品行业很享受，生意不错，但我在知识分子家庭长大，强调读书、思考、学习，现在是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了。”
她回忆起参与电影制作的事，“一个年轻的纪录片制片人找到我，他想拍一部60年代发生在伯克利的电影，我记不清谁带他来找我的，但他正找社区里的人帮忙。在电影的世界里我一直约会，和科普拉大众闲逛，所以全部情节令我着迷。我想，‘为什么不呢？’所以我成了研究者，电影片的副制片人。”她对政治性题材的影片感兴趣令我表示惊讶时，她说，结婚后，在做生意前还是大学生时，她就是个积极的反战者。安妮从来不是激进主义者，在社会活动上约翰也不感兴趣，但政治一定是她与生俱来的爱好。
安妮把制作范围推广到自己感兴趣的各个领域:多年来，她打败了裴吾门特成为旧金山庞大网络分支机构的每日新闻节目的制片人。她的新闻涵盖了商业、医药、环境、高科技，同时她还制作了较长时间的新闻故事及电视纪实报道。在媒体的经历及自愿参加政治工作使她得到一年的高薪职位——为加州州长民主党候选人策划的高级职位。竞选失败后，作为团体联络人她先后组织了白宫的先遣人员到海湾地区访问大约25次，其中有比尔·克林顿、希拉里·克林顿、副总统阿尔伯特·鲍尔及白宫其他高级成员。同时安妮及她的团队促进了海湾地区关闭军事基地以及1996年在加州的电脑网络节运动(所有学校都连接网络的运动)。
成为单身女性发展了她独立的人格，安妮认为，也使她走向企业家之路。
我需要感觉到我是世界上完整的一分子。我必须弄清楚自己和他人的不同之处。对我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我结婚时不能完全体验这种独特性，可能部分因为我结婚得太早。但我总有成为一个完整人的压力。只有在我自己独处很长时间之后，我才意识到我从哪儿开始，其他人在哪儿停止。我不确定如果我不是单身我会不会悟出完整的含义。我不敢肯定我会有那种飞跃，也许我会，没有办法知道。但我确切知道在我单身时我领悟了。这是我最基本的变化。
企业家安妮的生活道路促进个人的发展，使她更加独立。社会学家约翰·海威特解释这个过程:“企业家不属于任何组织，但是在创造一种独立的生活方式，像打造成功的企业一样塑造健全的自己，而不是简单地让自己适应于他人的企业。”
约翰·海威特:《美国人自身的进退两难》，费城:坦普尔大学出版社，1989年，202页，下同。心理学家同意“控制环境及取得想要的效果”能够提高个人的独立性
布里奇斯·莉萨:《自主性作为幸福的发展因素》，见:马克·h.际恩斯坦:《幸福:跨越人生进程的积极发展》，新泽西:劳伦斯厄尔博姆出版社，2003年，167页，下同。。
在首次采访的两年之后见到她时，她已经对过分投入工作的生活方式产生质疑。她看出成为企业家的一些消极方面，“这个不利方面，”她说，“就是永远不会有同事花时间和你一起建立一个项目。没有别人会为你的退休、支付你的医疗或升级你的设备而担心，我不得不为我得到下一个合同而推销自己。”她已决定要减少工作量，永久地把政治、公共事务和媒体工作融为一体。她在拒绝许多工作，她说，因为“它会意味着，再一次完全把自己嫁给工作”。

第66节：新单身女性

49岁时，安妮开始认识到自己可能没有机会再婚或找到新伴侣，她开始考虑那对她意味着什么。“我不找任何人，我只过自己的人生，”安妮声明，“心理上和情感上我都不想受到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的困扰。不管能否发生，这取决于我的命。”这种宿命论似乎与她的完美的工作机会正好落到自己头上的意识相似。然而，我认为，她的外向性格和能力使她从容面对工作，但在婚恋关系上，她就没有这种自信了。
我和安妮在她奥克兰的公寓楼见面，那是一个大小适中又美观的公寓楼。我吃惊地发现这与她结婚时住的房子大不相同。楼房装修讲究，有品味，只是各个房间偏黑，昏暗的灯光，普尔门式狭长的小厨房。这个地方冷寂安静，有逃离喧嚣的外边世界的僻静，与为亲戚朋友随意地进进出出并使安妮在结婚期间非常开心的房子截然不同。我觉得安妮并不真的想要那种僻静的生活，事实上，离婚后的4年同居生活中，安妮又创造了与结婚时同样的社交气氛。她描述自己如何愿意“操办从婴儿洗礼到圣诞晚会，或如果电视上上演特别节目，她就会煮一大锅豆子邀请大家过来吃”。但她知道自己要的是朋友伴侣不是丈夫，所以安妮与他分手，没有嫁给他，不过她很高兴他们还是朋友，即使他又有了另一个有承诺的关系，她承认自己想念那种社交场合。
作为一个单身女性，安妮没有组织活跃的社交生活，她发现假期更难打发。一个又一个的姐妹为感恩节、圣诞节举行大型宴会，但这与安妮在自己家开晚会不一样。尽管她的几个姐妹也有离婚的，尽管9个姐妹中有5人要了小孩，但在家庭聚会上，她感觉不太自在，因为她不是夫妻派对中的一个。
安妮意识到社交生活的缺乏，开始思索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如何创造一种私人生活来补充她较大的工作和政治团体。她说:“我认为任何人都不想孤独，问题是你如何在你的周围创建一个团体给予你所需要的情感支持。”她说自己花大量时间和家庭朋友在一起，她不知道是否自己想继续独居，但她知道自己必须独自一个人用卫生间和壁橱。“那是最基本的，没有妥协;我了解我自己。”安妮声明。
2003年我再次与安妮联系，这离我们第一次见面已经8年了，她在电话里说:“你来得正好，由于心灵的呼唤我正要搬走。”我立刻想到她遇到了意中人。但当我与她见面时，我发现离婚的时间比结婚时间还长，现年55岁的安妮决定搬到东南部去，不是为了男人和工作去那个地方，而是因为她在那里度过的童年，她爱那里的气候、天空、文化、艺术、美感。无论身体上还是心理上，在亚利桑那她觉得自己有了生机，这就是安妮所说的“心灵的呼唤”。
起初我对安妮的决定表示怀疑，因为我认为朋友圈和社团对长期单身的女性至关重要。然而，我们一起谈论时，我逐渐认识到这一步变动不仅能进一步实现安妮的自我价值，使她更加自立，同样也可能改善她的社交生活和团体关系，安妮周密地计划着这件事情。
在接下来的5年，安妮在一家大公司当交流部主任，她的第一份社团工薪高达6位数——一个展示她企业经营和媒体才能的工作。她发起很多项目，再开发新的合作，虽然她喜欢这个工作，遇到许多优秀人才，学到了很多，安妮还看到社团文化的一些负面因素。她注意到:“很多行为由惧怕所驱使，由短缺、竞争、经济的起伏而造成。”而且，“公司的内部圈子主要还是白人，女性及其他肤色的人不可能进去，你从事的同样是熟人关系网的工作。”
安妮扪心自问自己是否喜欢在做的事，接下来的5到10年她还想在那工作吗？回答是她想在那工作的唯一原因是高薪。但安妮已经为退休费积攒了足够的钱。所以2002年，经济萧条期间，安妮让自己下岗了。失业补助足够她生活两年而不动用储蓄。她用三个月的时间决定做什么。
接下来的两到三年，安妮游遍了亚利桑那，因为她爱图森，目前正在考虑搬家的事，想在那重新安置。她从未想过是否图森会是一个遇到男人的好地方。她问自己作为单身女性她会在那儿过什么样的生活。她决定搬到图森去不仅由于心灵的呼唤，而且也有实际的价值。

第67节：新单身女性

尽管经济不景气，安妮自信能找到另一份社团工作，在那做5年的全职工作，攒够钱，在60岁时退休。然后，她会考虑如何把自愿性工作与艺术、人类学及文化等方面新的兴趣结合起来。她想找到退休时做的事，不管挣钱还是自愿——在情感和精神上都能引起共鸣。
安妮说服她姐姐也搬到图森，她姐姐离婚了，已经退休，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在图森她俩都买得起三室的大房子。这样她们一起会有足够的房间供家庭成员来参观度假时使用。或许安妮和姐姐能重温她结婚和同居时安妮喜欢的假日社交活动。
图森不仅为家庭相聚提供场所，安妮在那已经有了朋友，成为建立社团的基础。来自海湾地区的一个朋友在图森做房地产代理，可以帮安妮先租，再买一所房子。另一位律师朋友正帮忙联系工作。安妮在图森的其他几个朋友在她以前积极参与的国家政治组织里做事，她们会介绍安妮结识新朋友，建立新社团。安妮预想在规模小一点的城市联系起来比大海湾地区的容易些。
安妮发现单单工作不能保持独立性。随着新的“心灵冒险”，她正寻求把拓宽自己与家庭、朋友、社团联系起来的地方。我觉得她会成功的。
人生的乐趣与孤独地死亡
一个秋天明朗的上午，我拨通了那所高中的电话，7年前玛丽·比舍普在那个学校是助理校长。由于她家里电话我联系不上，我不清楚她是不是还在那个地方，是否还从事同样的工作。接电话的是一个年轻女孩，可能是学生。当我说找玛丽时，她停了一下说:“让我导师接吧。”一个年龄大些的女士问我是谁，为什么打电话。听完我解释后，她平静地说:“一场大病之后，就在六个月前玛丽去世了。”我惊呆了。我见到玛丽时她54岁，精力饱满，充满生气，她怎么能死呢？我回忆起那次采访快结束时，她间接地说到自己的健康问题，还说“她不想依靠任何人”。
我想不起玛丽是怎么听说我这项研究的。1994年的那个晚上，在房间里还有其他4人，她一个也不认识，但她的个性和故事激起我的兴趣。参与首次小组采访的46个女性中，玛丽是唯一的一个作为修女自愿提起性方面话题的人。也许这种做法与修女的陈规陋习相悖，但她平静地谈论这个话题。
玛丽个头很高，大约5英尺11英寸，体态端庄优美，椒盐色的短发，开朗外向的性格。当回忆起十几岁在女修道院寄宿学校闹的笑话时，她开怀大笑。玛丽出生在怀俄明的卡斯帕，是家中7个孩子的老大。她说，天主教的父母似乎生育节奏掌握得很好，每一个孩子之间间隔3岁，而且是男孩女孩交替出生。玛丽比最小的妹妹大18岁。玛丽称会计师的爸爸和家庭主妇的妈妈之间有“非常传统的关系”，“神经质但充满爱意”。玛丽觉得婚姻限制了妈妈的自由，很小的时候她就不想过她妈妈的日子。因为玛丽经常替妈妈照看弟弟妹妹，她从来没觉得自己有要孩子的必要，她“已经有了这样的经历”。
14岁时她去修道院寄宿学校上学，对玛丽来说这是个解脱——摆脱了住在乡村只有几个朋友的孤独以及作为长女的责任。玛丽爱这所学校，它就像一个持续的卧谈会。和这些朋友在一起生活富有情趣，她喜欢听自立而有知识的修女上课。18岁她高中毕业发誓成为一个修女，她的决定与上帝没有多大关系，她受修道院的肉体神秘感、黑色长袍及吟唱的曲调所吸引。回顾那时，她不仅想继续留在卧谈会上，而且她“惧怕性惧怕到了愚蠢的程度”。在高中她从来没有与男孩上过床，似乎和这些有趣的女生一起生活容易得多。当她来到新的修道院，她吃惊地发现一个人不能在宿舍随意地讲话。她笑着说:“我以为那就是住宿舍应该遵守的规则。”
成为一个修女她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她在芝加哥的天主教女子学院获得英语学士学位，该院后又合并为罗约拉大学的一部分。玛丽重视自己一直在全女子的环境下所受的教育，那儿鼓励她畅所欲言，成为一个领导。大学后她在中西部的女子高中教学，之后着手攻读在华盛顿特区的天主教大学的硕士学位。

第68节：新单身女性

60年代中期，玛丽二十五六岁时，她的修道会也改变了习俗。在大学期间，玛丽遇到了许多男性，开始感受到青春期压抑的性冲动。有一个夏天，她和教区青年组到加利福尼亚的中央谷去工作。在那，她和一个牧师疯狂地坠入爱河，迸发出暴风骤雨般的激情。她不再惧怕性，但她知道他不会为她离开牧师职位。然而，玛丽认为她不能呆在修道会了，她像个骗子。所以，30岁时她离开修道院，“开始在现实世界里18岁时该有的生活”。
玛丽的很多朋友都是在大致同一时间离开修道会的，其中的大多数已经成家。玛丽也想遇到意中人，与其结婚，她不想变得“古怪”。因为她不想要孩子，她想兼顾教育事业和婚姻家庭，但玛丽发现很难找到一个接受她的男人，因为她是“一个有明确见解的直率的女人”。而且，她发现她不喜欢恋爱中的自己。她解释说:“我觉得失去了自己，我会做他喜欢的事，做他想做的事，然后我变成那样子，我会说，‘无所谓’。我会尽力和别人在一起，我能记得那种极度的激动。有时我会平静下来说，‘我一个人也行’。”
玛丽在浪漫关系中失去自我的经历，是女性在婚姻中常见的角色。大量的事实显示传统婚姻能导致失去自我，或变成不真实的自己，以及造成妻子不考虑自己，一味地使自己适应丈夫的需求。参与研究的许多离异的女性就是如此。例如，简·麦克唐纳经历了16年的婚姻，在43岁时与丈夫分手。她说:“我在吃惊、悲痛、气愤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写出他做出的决定而我一点也没参与的事情，在另一个单子上列出我们两人共同做出的决定。结果，第一个单子有四十项内容，而第二个只有三四项。”简谈到她的迁就即是从琐事开始的:对家具的品位，图片挂在哪，她都听他的，她“不想有任何冲突”，因为做他偏爱的事情要容易得多。分离后简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改回自己的娘家姓氏，她认为找回了自己。
一些单身女性，尤其是有独立意识的女权主义者，在浪漫关系、性关系中也有可能失去自我。1962年，桃瑞丝·莱辛的小说《黄金笔记》中的女主人公安妮·沃尔夫是位单身母亲，一个成长中的女权主义者，与很多男人关系紧张。每一次，她“与一种情绪抗争……自我的成分在减少、消融……”同样，著名女演员，也是女权主义者的简·芳达在2003年6月12日全国妇女领导大会演说中声称:
虽然我一向经济独立，有成功的事业，得到社会的认可，在封闭的个人生活背后，为了让一个男人爱我，我还是把自己变成椒盐卷饼，我认为如果我不是他希望的那样，我就会孤独一生。然后我会消失……这是摆在很多意志坚强、独立女性面前的共同的问题。
记者佩吉·欧仁斯坦也发现二十多岁的有成就的单身女性在爱情关系上也觉得“失去自我”，不能保持女人的独立性，“知道自己想做的事，做自己愿意追求的事。”我的一些学生提到在约会时也有这样的经历，她们突然不知道想吃什么，不知道想去哪，一切都听从对方的安排，这样过后她们都觉得不太好。
研究女权主义的心理学家把女性容易失去自我的现象追溯到童年时期，从很小的时候，女孩子就被期望要满足别人的要求——比如，年轻的弟弟妹妹，贫穷的父亲，不开心的母亲——从而克制自己需要抚养和关爱。玛丽的童年与这个分析相吻合。的确，这样的女性在营造可行的单身生活的过程中赢得最大程度的自主意识。
四十多岁时，玛丽不期望找到伴侣或走入婚姻，而投身于事业。在专职教学之余，她攻读管理硕士学位。在她成为高中的管理人员之后，又开始攻读教育专业博士学位，她的目标是在高校任职。1994年，50岁出头的玛丽在写博士论文，同时上课培训本科生，专任高中的助理校长。
虽然玛丽爱工作、爱家庭、爱朋友，但也喜欢一个人独处的静谧，尤其是白天和人们相处了一整天后。她说是静谧吸引她去修道院的。她记得自己喜欢到她家附近胡桃林里散步，来躲避家里一群孩子的吵闹。玛丽独享静谧不是因为她个性孤僻，远远不是。实际上，这取决于成年时建立与同事、朋友和家庭的令人满意的关系过程中锻造的坚强的自我意识。史蒂芬尼·多利克在《亲密与孤独》中假定一个人生活得很舒服，而且在社会关系中有安全感时才会享受静谧。她认为即使周围没人，她的头脑中也存在这种关系，她在静谧中体验着平静、宁静及放松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满足自己的需求而暂缓别人的需求。

第69节：新单身女性

玛丽与家里的弟弟妹妹，以及他们的下一代关系亲密，尤其与大弟弟佛瑞德，他比她小3岁。孩提时他们一起打打闹闹，长大后成为知心朋友，相互支持。玛丽的父母从不吵架，但她从自己与佛瑞德的关系上得出他们虽然吵架，但依然爱对方——吵架不意味着拒绝或关系终止。玛丽和佛瑞德以及她的其中两个妹妹之间关系融洽，他们既是一家人又是朋友。她和其他的弟妹，她不愿意他们分享她的生活，但她知道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她都能指靠他们。
除此之外，玛丽还有另外的两群朋友。她和曾经是修女的10个人依然保持亲密的朋友关系。她们大多离开了修道会，只有几个还在那儿。大家每年聚会一次，包括那些结婚或找到伴侣的。一个朋友的丈夫说，这种聚会使他想起了部队的一些老战友们。实际上，由于共同的经历——“基本的训练”，几年来一天二十四小时她们都在一起，彼此之间形成的友谊已经牢不可破了。玛丽与这些老朋友关系最好，可她们都不住在附近。新朋友大都是工作岗位上认识的。虽然比起修女或者是以前的修女，她更经常看到这些新朋友，但不知道在需要的时候她是否像依靠家庭成员和老朋友那样能依靠她们。然而，历史证明她的看法是错误的。
在得知玛丽的死亡消息后，我采访了她的同事劳丽。劳丽与玛丽一起共事3年，做朋友已经两年了。劳丽说起玛丽得结肠癌已经很长时间了，做了几次手术，一年多来只做兼职工作。在与疾病抗争的痛苦煎熬期间，玛丽依然保持幽默感，体现出个人的人格力量。她自己负责医药费，从没有怨言。玛丽不想麻烦亲戚朋友，但他们都聚到她那儿。她的家庭都不住在附近，但她的一个妹妹照顾了她六个月，另一个妹妹照顾了四个月。玛丽在当地最好的朋友，早她一年突然去世。但是其他的同事、朋友、邻居都过来帮忙——拜访，带来食物，跑腿儿。去世的前三周，玛丽让劳丽、另一个朋友和她妹妹过来吃饭。她瘦了很多，看起来憔悴，还坚持亲手做饭，让她们度过一个欢快有趣的夜晚。
三天后，玛丽回到医院，再没有活着出来。在最后的日子里，玛丽让住在城外的朋友、家人过来，每次约见一个人，作了简短的告别。她不想让一大群人围在床边。玛丽告诉大家她要离开，在宁静和孤寂中离开这个世界。她就一个人这样静静地死去了。玛丽真是一个完整的人，是梅·萨顿在《孤独者期刊》定义的“内心无愧、无所疑虑、无所恐惧”的一个完整的人。
玛丽生前要求在不分宗教派别的一个小礼拜堂举行追悼会，不要在教堂。在那天，玛丽所有的弟弟妹妹及他们的下一代，还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都来参加追悼会。大家纷纷追述了玛丽的幽默感、对教育的献身、做教师的天赋以及对家庭的热爱。没人提到那位牧师，玛丽到死讨厌修女与曾经是修女的身份界定。如玛丽所愿，骨灰撒到波得海湾。
埃琳娜·莫拉里兹、安妮·罗塞提以及玛丽·比舍普赢得的独立个人意识验证了心理学家安东尼·斯托尔的分析——不仅仅是爱情、朋友和个人的社交关系，而是个人的爱好有助于实现有价值的人生，实现真正的幸福:“爱好，不论书写历史、饲养信鸽、猜测股市行情、设计飞行器、弹钢琴还是搞园艺，在人们感到幸福的体系中都比心理分析家和他们的追随者所猜想的作用更大。”
对一些人而言，工作就是展示爱好、获得自立意识的地方。哲学家萨拉·鲁迪克明确了热爱工作的重要性。工作能使人“爱自己，听取别人的意见和创造，爱与你一起共事的人，爱知识，爱工作带来的美和变化。”萨拉·鲁迪克:《一个人的事》，见:萨拉·帕梅拉·丹妮尔斯:《结果》，纽约:万种殿图书公司，1977年，136页，下同。而对另外一些人，积极地从事日常生活的一些活动——如烹调、园艺、照顾宠物、爱家——不管他们是单独还是与别人一起，生活都会有意义而又富有情趣。

第70节：新单身女性

有自己的兴趣可以促进独立意识，反过来，独立意识也鼓励一个人参与这样的积极活动。这三个女性都有自己的爱好，在工作中体现出最大程度的自主性，从而创造幸福的生活。但在亲密情感或者“性”趣方面，与参与我研究的其他女性相比，她们缺少丰富的体验。我的研究暗示了独立与亲密情感，独立与“性”趣之间的对立性医学博士精神治疗医师埃塞尔·s.佩尔森发现了“亲密与自主意识之间的基本的平衡”。。对大多数单身女性而言，在赢得最大程度自立性的同时得到情感亲密和性欲快乐是不可能的。
然而，自主性不必意味着孤立、孤独。埃琳娜、安妮以及玛丽都与大家庭、朋友、情人、同事和她们的社交团体的关系融洽，同时又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安妮的政治团体，埃琳娜与种族文化的情结。玛丽的一群独享静谧的曾是修女的朋友，她们能够独享静谧是衡量自立——内心安全感、情感成熟的标志。
这些女性逐步培养起很强的独立意识，这是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面对挑战的结果——安妮的离异、埃琳娜在新墨西哥州忍受的孤寂，玛丽与情人交往中自我的丧失。当她们的自我意识受到最大挑战时，这些女性没有对情感关系产生依赖，反而强化了独立自主性。她们的自我了解、自我接受没有使她们收获浪漫的爱情，但这些女性提升了自我的灵魂以此代替寻找心灵伴侣。
年轻女性谈起找不到心灵伴侣的恐惧，但她们对无子女没有表示出类似的担忧这是在课堂上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孩对2002年和2003年单身女性的观察结论。。2001年民意测验显示只有16%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认为婚姻的主要目的是要孩子这些民意调查结果在《国家婚姻工程，2001》上有所报道。。大多数单身女性认为，不是母亲的身份与她们永远也不可能有令人满意的浪漫关系相比，前者有可能更易于接受。同样参与我课题研究的没有母亲身份的年过40的女性也不像没有伴侣那样极力争取。
一些研究表明，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自愿不要孩子的人数的上升与更多人专注浪漫爱情的想法有关。除此之外，伴侣的文化至上观念也影响了社会学家与媒体记者们怎样看待没有孩子的女性:他们研究以及主要关注的焦点针对没有孩子的已婚或找到伴侣的女性
卡罗林·n.莫雷尔，一个没要孩子的已婚女性，写了《非女性行为:挑战故意不要孩子》，只调查无子女的已婚女性。同样身份的劳瑞·里尔于1994年主要研究无子女的已婚女性，写了《没有孩子》。记者塔利·卡瑟的《骄傲与欢乐》(1998)的考察对象只包括25个中的6位单身女性，其中两人是七八十岁的寡妇。英国心理学家简·巴特利特在1995年《你是母亲吗》书中，很少写起无子女的单身女性。伊冯·威星是位母亲，采访了125位无子女的女性却没有说明其中多少是单身，多少是已婚。虽然她包括了一些单身女性，大多数分析都与无子女的已婚女性有关。。
只有三十多岁的单身女性对要不要孩子有过思想斗争，如果想要，没有伴侣她们是否能够独自抚养。参与这项课题研究的三十多岁的单身女性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有一些人，像美籍非裔的女老板拉内特·琼斯，明确表示她们会喜欢孩子但不想成为单身妈妈。像她一样，很多人不想仅仅因为他会是一位好父亲就嫁给一个男人，从而放弃她们的浪漫想法。其他人如埃琳娜·莫拉里兹还在矛盾着如果她们找不到既浪漫又重家庭的伴侣，是否还要成为单身妈妈。即使那些从来不对当妈妈感兴趣的女性也不得不面对那种文化观念——幸福取决于有心灵伴侣和有孩子的家庭生活。在本章和下一章的内容(有关单身母亲)，我追踪调查了三位三十多岁的女性，考察她们是怎样面对这个问题的。
相反，我发现那些已过40岁的说自己喜欢孩子的女性在过去的实际行动上没有反映出来，也没有考虑要成为母亲的各种方式同样，卡罗林·n.莫雷尔发现无子女的已婚女性不觉得很遗憾。。更确切地说，她们继续自己以往的生活方式，很多人找到了与孩子和年轻人相联系的方式通过对1990年和1992年采访的年龄在40岁到55岁的90个单身女性的调查研究，肯定了我在小范围的发现结果。心理学家卡罗尔·安德森和苏珊·斯图尔特发现两种类型的单身女性——从来没想要孩子和想象自己是位母亲，却不能实现这种渴望，从而生活转向其他的追求。。其他的作家也发现了这种现象。70年代对一直单身的女性的一项调查表明母亲身份成为未婚女性的主要话题，90年代记者李·瑞奇的调查原以为也会得到相似的结果，结果她吃惊地发现没有几个人会有“生理反思与静静的遗憾”瑞奇:《现实中的单身女性》，79页。。而是，瑞奇认为她采访的绝大多数单身女性“不想要孩子”，“没有人考虑仅仅为了要孩子而结婚”瑞奇:《现实中的单身女性》，78页。。如本章的题目所写，我要更详细地探讨这个话题，无子女女性的焦虑集中体现在是否到老年她们还能保持自立。

第71节：新单身女性

为什么四十五六岁快到50的单身女性才能决定不要孩子呢？社会结构以及生物因素都不能解释这一点。当然，无孩子的单身女性会生活得更舒服些，因为她们的周围都是与她们一样类似的人。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统计，在2002年，18%的年龄在40到44岁的女性从来没生过孩子。这个阶段的未婚女性(占本组的12%)有63%没有孩子人口调查表在网上可以看到，见census.gov/population/wwwsocdemo/fertility.html.，调查还发现，社会尤其对单身、没有孩子的女性持不友好态度。婚姻以及50年代的生育高峰把她们边缘化，那是美国20世纪以来婚姻和生育的最高峰。这样我们不能确定近10年来无子女人数会持续增加，也不能确定社会会永远地接受这种现象。
单身女性的生理机能方面呢？人们也许得出结论，生育能力中止(或急剧下降)解释了为什么四十多岁的女性把要孩子的事放在一边，但却不放弃寻求伴侣的希望。据我多年的研究(1994~2003)证实，无数生物技术的突破允许年龄大的女性也有生育能力。然而，参与研究的四十多岁的女性没有一个人考虑过用试管婴儿、捐赠卵子或收养孩子的方法。只有一个离异女性对持续16年的婚姻而没要孩子表示过遗憾这位离异的女性在我的研究过程中再婚，所以这里没有算上她。。这些单身女性接受没有孩子的现状一方面归因于文化至上观念——有伴侣是成年幸福的主要源泉;另一方面，受其他文化改变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处在高峰时期，很多女权主义者对母性身份是本能的、与生俱来的，并成为女性身份界定以及是取得成就的必要因素的流行观念提出质疑。到80年代，与对无子女女性的研究相比，女权作家更热衷于对改革母性身份的探讨，这可以看出女权主义的影响。女性气质和女性身份不再与婚姻和抚养孩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90年代早期对没有孩子的女性研究中，心理学家马迪·爱尔兰发现母性不再作为“成年女性自我意识发展的必要中心”
马迪·s.爱尔兰:《女性再思考:把母性与女性身份的分开》，纽约:吉尔福德出版社，1993年，6页，下同。。在爱尔兰的调查中，一个40岁的女性说:“我不觉得有孩子才能使我成为一个女人”爱尔兰:《女性再思考》，132页。。实际上，社会学家罗斯玛丽·吉勒斯比发现自愿不要孩子的女性经常把母性与女性身份的缺失联系起来。
节育和流产的大范围实施成为生育和女性身份分开的先决条件，但要落实到实践上，必须为女性开放其他的可能渠道。尤其随着20世纪女权主义的来临，工作、机会的增多使创造性的劳动成为女性完善的一方面
维罗妮卡·钱伯斯在对成功黑人女性的研究中注意到工作上的成就是认定这些女性身份的重要因素。“像其他的美国女性，本书中采访的很多三十多岁，甚至四十多岁的女性都没有孩子。不像媒体介绍的职业女性惊恐的群画像，与我谈话的这些女性表示没有遗憾，没有‘该死，我忘了要孩子了’。一方面，这些女性无论在自己眼里，还是在别人看来，都是成功的……社会上还有一种说法，一个年轻黑人女性的成功，其他人都沾光”。。另外，女性气质，不论好坏，主要定义为美、性感、对心灵伴侣的执著。女性就要性感，就要执著，而不是母亲与孩子的关系。如今，我们很少听到女性出于本能的需求要成为妈妈。这样，大多数无子女的女性不再觉得受到污蔑80年代末，对年龄在36岁到47岁无子女的白人职业女同性恋者进行调查时发现，那些“把孩子看做‘女人的事’的女性最难接受不做母亲的决定”。。
文化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旧的理想观念依然残留。尽管社会文化对女性既要事业也要家庭的种种问题喋喋不休，女性还相信自己能够兼顾。年轻女性知道自己的母亲希望她们事业有成，但也想要外孙、外孙女。当社会还要把家庭观念理想化时，家庭意味着由父母和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心理学家卡罗林·莫雷尔指出，我们接受“单亲家庭”的术语，但我们从未听过“没有孩子的家庭”。家庭的狭隘定义使我们看到单身和无子女人数增加使得近亲大家庭的重新兴起没有可能，人们不再记得当阿姨以及名义上母亲的重要身份。

第72节：新单身女性

这些传统的文化设想对于已经明确是否将来有没有伴侣的年轻女性来说很难理解，她们不想生育也不想成为妈妈。当我们班的女生面对单身这个话题时，二十多岁的女性承认已经确定不要孩子。她们读到《女士》杂志的一篇文章时很受感动，作者卡罗林·梅根回复男朋友的有孩子才使我们成为人的观点，梅根写道:“使我们成为人的是我们有选择的能力，有以不同方式创造的能力。”
当我的学生告诉她们的妈妈或其他人自己有喜欢的人时，她们被告知还太小，不能自已作决定，可能将来会改变主意。一个二十多岁的墨西哥裔美国人说，她妈妈告诉她如果一直不要孩子，她的生活会沮丧而难过。另一位年轻女性认为，骗人们说自己没有生育能力要容易些。在那之后，她得到了人们的同情。女权主义作家博尼斯·菲舍尖锐地指出这种态度的影响:“认为女性不能选择不要孩子，认为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显示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厌女标记。评说没有孩子会遗憾的这种声音与质疑女性在任何领域的选择能力是一码事……这种声音阻碍我们完全参与到社会中去，阻碍我们创造有意义的生活。”相反，清楚地表明自己不想成为妈妈就是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成年人，正如决定要孩子一样明确。
为什么单身女性不要孩子
我发现两种类型不要孩子的单身女性——不想成为妈妈的，不想成为单身妈妈的。
不想成为妈妈
新的文化氛围强调伴侣是人生通向幸福之路，降低了为人父为人母的乐趣，使得更多的女性承认永远不想成为妈妈。参与研究的一些女性认为她们很小的时候就这样想，而其他人，对当妈妈不感兴趣，勉强承认随波逐流。康妮·克劳福德就是这样一个人。她有10年的双方承诺的同居关系，从26岁到36岁。她说她与拍拖者从来没安顿下来，所以不能考虑要孩子的问题。回忆中她认为没有决定的本身就等于作了决定。康妮和许多单身女性不要孩子的过程极为相似:大多数女性无意识地做出选择，而他人的决定以及生活的状况引导她们这样
卡罗林·n.莫雷尔发现“选择”这个词不足以描述已婚女性如何最终不要孩子的。“不是选择或决定，不要孩子被看做是正在进行的一种做法，由各种各样的个人和社会因素决定的”。劳里·里尔也发现，很多女性走到没有孩子这一步是“由一些小的决定、机会、冲动以及各种情况综合的结果”。同样，伊冯·威星写到没有孩子是“几十年来日积月累的事件与生活互动的产品”。。因为她从来没有要孩子的激情，康妮对这个结果很满意。她从未喜欢过怀孕，认为抚养孩子需要付出太多。快40岁时成了单身女性，她对不要孩子没有遗憾。她四十五六岁时，她弟弟收养了一个中国女婴。康妮为这个新侄女感到喜悦，她自己也考虑过这种选择，但还是否定了这种想法。
桃乐茜·索娅(在第二章)提到对自己的性感很自信，她也没有孩子。25岁到35岁时与第二个丈夫在一起。她丈夫有个十几岁就吸毒酗酒的孩子，桃乐茜认为丈夫处理不好孩子的问题，这一点使她不想要孩子。她说:“幸好没要孩子。”回忆过去，桃乐茜说从来没有强烈地想要成为父母。她知道那样会影响工作以及性独立。五十多岁的她想要个二十多岁的孩子，这样既可以和她生活在一起，又不至于经历孩子小的时候带来的麻烦。她说:“我不知道妈妈是怎样下班回家、做饭、与孩子交流。回家不必做这些感觉很好。”桃乐茜从性吸引方面概括了女性身份的新理想，而不是从兴趣方面或抚养孩子方面来界定。
对当妈妈不感兴趣的那些人里有的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如吉莉安·海尔德;也有来自大家庭的，如安妮·罗塞提和玛丽·比舍普;有与妈妈关系好的;如吉莉安·海尔德;也有和妈妈关系疏远的如桃乐茜·索娅。
对于所有这些女性，单身就成了窥探性问题和不赞成没有孩子状态的保护伞。因为已过40的和没有伴侣的女性，人们不期望她们是妈妈。具有独立意识的企业家安妮·罗塞提，45岁离婚之后，不再必须面对曾有过的家庭压力。10年后，她承认不要孩子——是个令她满意的选择——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后果。她认识到“选择生活的方向造成了机会和损失”。安妮看重追求事业的独立自主意识，也想念她妹妹们与孩子一起享受家庭生活的丰富多彩。这样的承认不等同于遗憾;安妮知道自己做出了正确选择。

第73节：新单身女性

不想当妈妈的想法会促使一个单身女人坚信以后会结婚。我采访了尼科尔·罗伯特，那时她30岁，是个小巧可爱的单身女性。她看起来是位能自我反思的年轻女性，尽管她与另外三个兄弟姐妹生长在一个不开心、缺少爱的家庭，她20刚出头父母就离婚了。尼科尔在家排行老大，被认为是能结婚，能成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好妈妈，一个有母性的女儿。她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第一个经济自立的孩子。不管是单身还是有伴侣，30岁的她对将来充满信心。她说:“我认为即使我从不结婚，我也会开开心心过日子。如果两人能相互尊敬、有很多交流，我也会高高兴兴结婚的;如果我们都清楚什么对双方很重要，不认为我们结婚后一切都可以解决，就不结婚。”她遇到比她小4岁的男朋友之前，她很少约会，从来没有过一次严肃的关系。对于他向她提出同居的请求，她还在矛盾之中，因为她习惯于独立的生活，有自己的生活空间。
尼科尔很清楚自己不想要孩子，也明白不当妈妈她可能会很开心。她坦白地说:“一想到怀孕、生孩子、当妈妈我就非常恐惧。”她认为这种恐惧来源于“需要保护孩子的责任感。我不想让孩子以我经历的那种方式长大，我害怕我不能改变”。9年后，我和她联系时，她嫁给了那个人，但他们已经决定不要孩子了。
拒绝单身母亲身份
四五十岁的无子女的单身女性想有孩子却不想成为单身母亲，有的出生于幸福家庭，有的出生于不幸或有不健康影响的家庭，或二者兼而有之。对于不想成为单身母亲，她们表明了种种原因。
兰妮特·琼斯来自中产阶级的黑人家庭，父母离异，她说拒绝成为单身母亲是由于受社会的陈规陋习对黑人单身母亲有否定看法的直接影响。南希·迪恩，弗拉明戈舞舞蹈演员，声称既要成为单身母亲又要追求事业，感到力不从心。其他的女性同意或认为考虑到要孩子没有经济安全感。雷切尔·布朗，我们在第四章提到的成长在不幸家庭的单身女性，觉得如果她一个人抚养，她就会养出一个“真正疯狂的小孩”。相反，埃琳娜·莫拉里兹以及其他几个来自幸福家庭的女性，强调在成长过程中有一个慈爱父亲的重要性。来自幸福家庭的另一个人认为，如果生存环境不理想，要孩子是自私的行为。她认为不想成为单身母亲反而是无私的。
虽然没像兰妮特·琼斯一样意识到文化观念如何影响她们的选择，但所有这些女性都间接地受到20世纪后期以及21世纪初期文化主题的影响——单身母亲的困难和危险——相呼应。有关单身母亲经济和个人负担以及她们的孩子是残疾儿童的文化信息铺天盖地袭来。这种信息，尤其对黑人女性或其他种族、少数民族的女性来得更猛烈。单身母亲数量的增加以及支持女性选择成为单身母亲的运动，被单亲家庭的大量负面信息所吞噬。我们会在下一章考虑、评论其中的一些文化遗留影响。
当理智地考虑对单身母亲的文化偏见时，要一道考虑到单身父母的乐趣、情感的亲密和遇到的困难，今后的单身母亲可能或不可能考虑这种选择。她们可能会探讨把孩子与她们的生活融为一体的其他的创造性方式，也可能拒绝个人只能与自己的孩子亲密以及拒绝只能抚养自己的孩子的观念。
把孩子和无子女的单身女性的生活融合在一起
1994年，我第一次采访埃米莉·雅各斯和保拉·利特尔，9年后的2004年又一次采访她们。她们年龄相差18岁。我追踪调查了从32岁到41岁的双性恋者埃米莉，从50岁到59岁异性恋者保拉的生活轨迹。埃米莉过的主要是单身生活，但与一个女性同居了几年。保拉24岁结婚，34岁离异;四十多岁时她有过一次严肃的婚恋关系，也同居了一段时间。我第二次采访她们时，两人的关系均已告吹，谁也不想再提起那段往事。然而，她们对自己是传统家庭出身，对从很小的时候就期望结婚生子，对为什么不想成为单身母亲以及把孩子融入到自己生活的创造性方式开诚布公。

第74节：新单身女性

和许多没有孩子的单身女性一样，埃米莉和保拉在公共事业部门工作，这使她们与年轻人有密切接触的机会——埃米莉是个治疗学家，而保拉是位音乐教授，还是合唱团指挥
威星也有过这个观点，莫雷尔也注意到没有孩子的女性经常投身于强调抚育的社会运动中(例如，和平与环境运动)，没有自己的后代，她们更容易将遗产捐赠给公共事业，而不是留给家庭成员。。但她们想与孩子建立更直接、一对一的关系。她们与远在千里之外的侄女、侄儿关系很好。两人都找到一种与年轻人形成创新性关系的方式。
埃米莉·雅各斯与玉兰树俱乐部
埃米莉蹦跳着进入房间。41岁的她有着短小的身材，看不出她二十岁出头时还是国家级足球运动员。她那充沛的精力，说话直接而利索的特点显示出她曾有过的成就，在成功的运动生涯之后，她在描述创造平凡的职业生活时遇到的困难。
埃米莉出生在康涅狄格一个中上层的天主教家庭，是家里七个孩子的中间那个。她父亲是律师，母亲是家庭主妇。小时候埃米莉就喜欢运动，是家里最有运动天分的孩子。10岁时打网球，她哥哥们都成了她的手下败将，气得她哥哥扔掉球拍，她母亲赶来训斥她。从那之后，埃米莉主要和女孩子对打。埃米莉记得:“进行体育活动不错，我有女性特征，留长发，用丝带梳成马尾辫，我爱微笑，从不乱吐痰。”
雅各斯一家的几个孩子都被期望上常春藤联合院校，父亲有雄厚的资金来支付孩子们的学费。埃米莉的思想叛逆，想到新英格兰以外的学校就读，为逃离父亲金钱的掌控，她要去踢足球。让父母痛苦的是她拒绝了哈佛和耶鲁大学提供的全额运动奖学金——1980年对女性来说这种机会如凤毛麟角——选择了南部一个不太知名的学校。在那里，无论在学术上还是运动上埃米莉都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但学校在社交方面比她预想的要保守些。
8年来，在上学时或之后，埃米莉在国家女子足球队踢球。对于她来说那些年是美好的。埃米莉珍惜队友之间的友情，喜欢参加国际比赛到外国旅行。当她还是异性恋者时，父母常过来看她的一些比赛，过来支持她。
大学毕业后，埃米莉当时还在国家队，就在一家新英格兰精华寄宿学校(男女合校)找到一份工作，这反映了她对学校和有信仰家庭背景的依恋。因为学校缺一个教练，她也教历史，兼宿舍管理员。埃米莉在学校工作两年，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也增加了信心。她的腿部骨折之后，就离开美国队，决定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主攻心理学硕士学位，一年后攻读临床博士学位。虽然她喜欢教学，她更喜欢压力不大、更加自由的治疗学家的生活。她也希望通过接受临床心理学的教育，对个人问题能有自己的见解。移居到加利福尼亚使她远离那个保守家庭，她可以在这种环境下思索如何处理性方面的问题。
在高中和大学期间，埃米莉只和男人约会，有过几次严肃的关系。她坚持自己会结婚生子。但在大学三年级末，她与一个女同学有过短暂的特殊关系。80年代中期，一些大学已经建立了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俱乐部，但她所在的南部学院还没有。埃米莉回忆说当时人们对女子团队的同性恋者有憎恶情绪。“如果你想继续留在美国队，这件事你就得私下里进行。运动队选拔委员经常告诫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形象，尤其是到外国参加比赛的时候;周围的人们对同性恋极其厌恶。”搬到加利福尼亚后，她只和女性约会。32岁时，她还没和父母透漏此事，她告诉和自己关系好的两个姐妹，她们不很支持她。一个说:“别担心，这只是个发展阶段。”另一个妹妹是个实习的天主教徒，不想对她评价什么，但建议她去做礼拜，在那她会发现优秀的团队。
1994年，埃米莉没有心思发展有承诺的关系。她觉得前途未卜，于是她全神贯注地写博士论文，开创自己的事业，也更加了解自己。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不崇尚理想心灵伴侣的人，埃米莉不想在任何关系中有部分地妥协。她还不知道自己会为何事愿意做出妥协。但埃米莉接下来说:“我不敢想象自己没有孩子，与其想象自己处在某种特殊关系中，不如说我更容易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妈妈。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可能是因为我太爱小孩子了，我一直想要孩子，那是非常肯定的事。”

第75节：新单身女性

像本书中提到的一些女性一样，埃米莉有几年离开了海湾地区，但9年后我找她时她又回来了。在电话中我得知她现在41岁，依然单身，没有孩子。从她的这段人生经历中我会得到什么呢？走进她的令人愉快的小公寓(朋友们的房子的一个单元)，看到了两个令人愉悦的研究室。埃米莉自己看起来还和以前一样——友好，开朗，多疑，还在寻找。
和第五章描写的没有孩子，但独立意识强的女性不同的是，埃米莉个人没有什么远大抱负。她写博士论文以及完成必要的监督成为注册治疗学家用了很长时间。现在，作为一个私人家庭治疗师她只工作半日，在地方大学教一门课。钱是个问题，她很遗憾自己买不起房子2004年我和埃米莉联系时，她告诉我她的朋友已经决定搬走，她已经买了房子，依靠父母的资助生活。为了支付大额的抵押款，埃米莉还住在小单元房，把她的大房子租出去，但是她喜欢房主身份给她带来的安全。。但埃米莉有其他的优越条件。她说:“事业不是我主要关心的事，我情愿过一种平衡的生活，追求其他的兴趣爱好。”埃米莉养有一条宠物狗，最近她又开始喜欢缝制被褥。她学习有关古物以及民族艺术的知识。在足球季节，埃米莉是海湾各地区高中与大学球赛的裁判员，有时一周自愿承担八到十场比赛。她说:“这是个大投入，但我爱足球。”
自从我上次与她谈过之后，埃米莉提到她卷入了两次关系——严肃的那次是和一个女性，埃米莉和她一起住了两年;与一个男的关系持续稍短些，她与他相处了一年半，部分时间住在一起。过去的三年间她没有约会，又想重新开始。她说:“我想念情感交流。”对埃米莉而言，她渴望与人的情感交流，不管男的还是女的，这比性别更重要。
虽然她曾经想过找个生活伴侣，和她住到一起能让她信任的一个伴儿，但她不敢肯定这样的伴儿会落在她身上。最近她的一个45岁的姐姐死于癌症。她姐夫想弄清楚他将来的生活，问她单身是否快乐。“我对他说，‘我不得不说我很快乐。这并不意味着如果有美好的浪漫关系而我会不欢迎它的到来，只是没有浪漫关系时我不会迷失自己，我的生活也不空虚，我喜欢自己过着各种各样充实而真正幸运的生活。’”
听到这里，我提醒埃米莉她说过自己有要孩子的强烈愿望。埃米莉说这还是个大问题。考虑到目前她的经济收入还不稳定，她无法想象自己成为一个单身母亲。虽然她模糊地想过将来可能会收养一个孩子，已经做好心理准备面对可能没有自己的孩子的情形。埃米莉说:“我变得对自己不能控制的局面有点能接受了，要不要孩子就是其中之一。”然后她指给我看房间墙壁上的镶框照片——大尺寸的小孩黑白艺术照，还有十几岁的参加户外活动的孩子(显然埃米莉也是一个优秀的摄影师)。她告诉我她在玉兰树俱乐部和男孩、女孩目前的关系。
7年前埃米莉一直和她的女友住在加州北部的一个小镇上，她的女友在那工作。埃米莉在写博士论文，“同时在找各种借口延迟论文的期限”。她回忆了当时那一幕。“很多小孩子在贫穷的街区跑来跑去，他们的父母都在做两到三份工作，不在他们身边。一些是单亲家庭的孩子。有个妈妈受过三年级的教育，另一个上过六年学。我爱上了这些孩子，我这里简直成了日常护理中心。”他们主要是来自拉丁美洲的孩子，还有一个白色人种的女孩和一个非洲籍的美国男孩。他们每天都在大玉兰树下见面，当埃米莉和他们更熟悉之后，开始把他们看做一个俱乐部。
埃米莉又回到海湾地区之后，依然和他们保持联系，每年都带孩子们出去旅游几次。一次她带六个孩子，通常在峰峦起伏的山岭宿营或者进行其他的户外探险，有时在娱乐园尽情玩耍或到受欢迎的意义重大的纪念地。她自己花了很多钱，也受到来自家人朋友的捐助。有时她一个人去，更经常的是家人朋友(很大的朋友圈)和她一起。埃米莉谈起一个夏天她父亲陪她一起在山上宿营。“他喜欢和那种甜甜的、可爱的孩子在一起。以前我看到的是他作为家长的一面，但是这次我却意识到我和他有很多共同之处，我欣赏他那一点。这次旅行是我们之间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第76节：新单身女性

现在玉兰树俱乐部的成员都长成青少年了——有一个女孩刚生了孩子，另一个怀孕了，大多数搬到小城镇的其他地方。“他们保持朋友的关系，可能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经历。”尽管他们之间相隔一百英里，处在不同的阶层，埃米莉期望他们还保持朋友的关系。埃米莉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社会工作者或指导者，而是因为“我爱孩子，我爱这些特殊的孩子”。
友谊网络使孩子们融入保拉·利特尔的生活
贯穿这本书的一个理念(在第九章将更加明确地阐述)，也是我强调的是在单身女性生活中朋友圈的重要性。我本想不到这样的人际网会成为无子女的单身女性与下一代建立联系的重要方式，尤其是侄儿、侄女住在远处的那些人。我追踪保拉·利特尔的生活，考察她是如何发展与朋友孩子的关系之前，我见到保拉时她50岁，与年轻人交往的欲望基本上通过教师这一角色得到满足，与一个拍拖4年的同居者的11岁的女儿之间是薄弱的继女关系。9年后，保拉谈起她建立的朋友网以及与朋友的孩子之间更臻完善的关系。
保拉是个高高瘦瘦，清秀文静，严肃认真的人，在西南部一个稳定的核心家庭长大，有个哥哥、当教师的父亲和当音乐家的母亲。她没有想象过没有孩子的单身生活。“你长大，结婚，生孩子，创建家庭，那就是生活。”保拉爱好音乐直接受妈妈的熏陶，她妈妈在卫理公会教派的唱诗班拉风琴。多年来保拉和哥哥一直在唱诗班。后来他们俩都反对有组织的宗教信仰，但是不奇怪保拉在音乐专业获得硕士学位，后在一个小私立学校的音乐系教学，指挥合唱团，教声乐和音乐欣赏。
然而，作为一名年轻女子，保拉想与家庭保持一些距离。1964年，她进入加州伯克利大学，第一学期她被学生的反抗运动——自由演讲运动震惊了。来自一个传统的家庭，在不参与政治的环境中长大，伯克利大学校园的混乱骚动使保拉不知所措。她与男人的关系也在动荡之中，没有方向。23岁时，她遇到了后来的丈夫，他很实际，是那种“脚踏实地的人”。回想过去，保拉得出结论:“如果不是生存的需要，我就不会嫁给他，因为他不是那种我愿意和他共度时光的人。”虽然她感到来自他的压抑和束缚，保拉的婚姻还是维持了10年。有了自己的事业和一份稳定的工作后，34岁时她主动地离开了他。因为保拉对婚姻从未满意过，所以在生孩子的黄金年龄，她也没考虑过这件事。正赶上第一代值得信赖的合法的节育措施，保拉的这种选择才成为可能。
40岁左右的时候，保拉没有稳定的关系，她明智地决定没有伴侣就不要孩子。她说:“我与我父亲关系特别好，所以难以想象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没有父亲。我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无私的，我觉得那样对孩子不好。”
40岁出头时，保拉的大部分朋友是音乐家、艺术家，他们大多数没有孩子。但她快50时，保拉与一个离异带一个小女孩儿的父亲开始恋爱。这段关系持续了4年，保拉和小女孩玛丽越处越好，她已从7岁长到11岁。她们一起度过很多美好时光。首次采访保拉之前的一年，玛丽的父亲大卫搬进保拉那里。玛丽大部分时间和保拉、大卫在一起。保拉喜欢有家的感觉，大卫和玛丽却不太满意。玛丽想在二十多英里远的老学校上学，所以大卫每天都得开车接送她，他觉得是个负担。另外，玛丽与她的朋友不在一起，大卫和玛丽都感觉在保拉那不如在自己的家自在舒服。仅仅在我采访的一个月后，他们就又搬回老社区的那所房子。保拉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但希望能保持恋爱关系。然而，问10年后她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她回答说那时不知道他们是否还会在一起。
通过大卫，保拉和有孩子的几对夫妇成了朋友。她能近距离接触有孩子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并充分意识到她生活中缺失的以及她拥有的而有子女的母亲所缺失的——让人刺激的事业，自由的旅游，广泛的各行各业的朋友。保拉回忆说:“我不想评论是她们的生活方式好还是我的好，我只能说它就像巧克力味或香草味的冰激凌。一些人喜欢这种，一些人喜欢那种。”接触有孩子的家庭有助于保拉接受自己的无子女状态，但她不能预见这种友谊会否创造一种更稳定地与年轻人交往的新方式。

第77节：新单身女性

9年后，我再次和保拉联系，得知她已经和大卫分手。他们的关系又维持了3年多，在一起度假，过生日，到欧洲旅行过两次。保拉不喜欢缺少日常交流。她说:“我有分离感，我不觉得我有一个中心，而是有两个中心。”他们逐渐分开，“交流越来越少，两人越来越不亲密，越来越不像个家庭”，越来越不像她想的那样。她也越来越有意见，最后永远地分手。不久，大卫在她家附近找到个新女友，保拉很受伤害。但现在觉得是他们的分手迫使她妥协、接受目前的单身生活的。保拉对我说:“我不去做心理治疗，我开始读一些精神方面的书籍，以及古代的教诲，这些能打开我的思想，开阔我的心灵。这种探索使我心胸豁达，对人也更慷慨大方。我感到和学生交往更多，和家人、朋友交往更多。”
虽然保拉对自己的生活满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乐，但她想和“至少一个男人”有身体接触的亲密，有心有灵犀的沟通。我在第二章“性与单身女人”中提到，“她”对婚恋关系可能采取的既开放又可变通的观点:可以是旅游的朋友，约会的对象，或者和“她”住在一起的人。保拉解释了她想尝试因特网上的婚姻介绍。
保拉思考的结果把重点集中在友谊的重要性上。她解释说:“我意识到和大卫相处时我把感情都投入到他一个人身上。我和女朋友联系不多。关系破裂后，我有意识地培养女朋友和有家庭的朋友，我现在有几个知心好友。我有真正的朋友网。”
让保拉吃惊的是大卫的一些朋友继续约她出去玩。更多的夫妇带着孩子，她和他们一起宿营。“感恩节和圣诞节他们邀请我过去，我们还一起去宿营。他们不请大卫。我和他们有真正的家庭往来。”几年来，虽然她没怎么见到过大卫的女儿，但玛丽最近和她联系，“她给我寄来一封圣诞节贺卡，说我在她的心目中很棒，她多么爱我。可能她大些时，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交往。”
保拉与名义上的女儿也增加了交往，她不久就要从大学毕业，保拉将和家庭一起参加她的毕业典礼，她已经为他们租好了房子。另外，保拉与她的一些学生有了更多的私人交往。他们毕业之后还保持密切联系。一个以前的学生带着小婴儿几乎每周来拜访她一次。保拉得出结论:“我觉得我创造了一个大家庭，满足了与下一代交往的需求。我从不孤独，比起9年前我更加满意了。”
所有无子女的单身女性都想与孩子和年轻人有交往吗？可能不是。回忆过去，我意识到我没有诱使不想与下一代亲密接触的女性说出实情。我的一个朋友五十多岁，从未结婚，没有子女，在一个还没出版的自传草稿中写了失去妈妈时涌出的复杂心绪。没有自己的孩子她有些遗憾——如果有一个女儿能够重复以后的她与她妈妈之间的亲密关系——但她对找替代者不感兴趣。她写道:“朋友的孩子有些我喜欢，甚至有时和他们玩，但是现在我最不想和他们一起，他们不是我所需要的。”更多的女性无疑也是这样想的。
我把上面写的那段让我的朋友看时，她说:“那不全面，给你看看你没看过的自传的另一部分，我谈到教学的那部分。”她写到在一个小学院教学的收获:“在工作中和学生亲密接触，看着他们长大。”教年轻人，她说:“已经代替了孩子，这挺好的——与其说我是个好妈妈，不如说我是个好老师。”她概括了一个新型单身女性的生活:“生活的艺术在于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保利·格林的《思念》，没有出版。
萦绕心头的忧虑——无家可归的流浪女
作者爱瑞娜·克利普菲兹形象地描述了没有孩子的单身女性典型的恐惧心理。她写道:“我想象的最凄凉的一幕就是背着袋子的流浪女人，我看见她们坐在地铁边上，在公路旁蹒跚，或黄昏时蜷缩在门口。她总是抓住身边的纸袋子。她的脸色苍白，皮肤灰暗。她忘记周围的一切，对声音和运动没有反应，尤其对人们漠视。”
爱瑞娜·克利普菲兹

第78节：新单身女性

:《无子女女人，无家庭女人，孤独女人》，见:罗射乐·拉特纳:《养育人生:无子女的女性手笔》，纽约:纽约城市大学女权出版社，2000年，19页，下同。对于克利普菲兹而言，背着袋子的流浪女人象征着年老时的恐惧——失去交往、联系，孤独一人。她写道:“我害怕我也会那样孤独地死去，与人没有联系，没有人关心你，被世界所遗忘，成为多余的没有意义的人，如垃圾一样的生活。”克利普菲兹:
《无子女女人，无家庭女人，孤独女人》，
20页。“长时间来我认为(有时还在这样想)有个孩子就不会沦落到流浪的地点……事实上，我知道很多流浪女人都是妈妈，有家庭，有孩子。任何成熟理性的女性会认为孩子不是摆脱孤独的药或疫苗，而她们是人，有着和朋友、情人一样的人性的弱点。”克利普菲兹:《无子女女人，无家庭女人，孤独女人》，21页。
在课题中我没有问过她们对老年的恐惧，但是有三个没有孩子的单身女性提起这个话题，简单地说起对无家可归的流浪女人心有余悸。没有一个有孩子的单身女性提这方面的话题。三个女性——四十多岁的商人，美国籍的非洲人兰妮特·琼斯;五十多岁的性感女人桃乐茜·索娅;企业家安妮·罗塞提——都是经济上有保障，为退休做好了计划的人。她们认识到恐惧的非理性成分。桃乐茜说:“我的一个单身朋友收入超过6位数，也谈论背着袋子的流浪女人。所以不是收入的事，是非理性的行为。我过去没有想过会成为流浪女人。我这一代(生育高峰早期)期望能结婚，不一定非得工作。”安妮也承认有非理性成分，也许这一代的恐惧根源是对年老能否照顾自己。
30年来的每一年，我都如期交纳财产税，从来没有拖欠过，但是每年我都为此焦虑，我的存折从来没有透支。我认为女性还没接受我们真的能照顾自己，似乎确信有一天一切会全部离去，我们会突然变穷。但是现在我可以说:“就是一切离去，你还有其他的补偿。”我已经赢得了那种自信，非理性的恐惧已经演变成一个朋友，因为她们(流浪女人)暗示我在担忧什么，我需要注意什么而且尽力解决问题。
所以背袋子的流浪女成为我的一个同盟。
年轻的一代女性早就料到她们需要经济独立，也许对未来没有那么恐惧。记者特里·凯西采访25岁的西班牙裔的玛丽亚·罗得里格斯，她在加利福尼亚的南部地区长大，知道自己不想要孩子。玛丽亚想象自己老年时的情景——“家人朋友其乐融融，有钱雇用保姆来照顾我。”
而玛丽亚认识到的以及克利普菲兹清楚表白的，就是金钱是刺激流浪女人形象生成的唯一恐惧的因素。孤零零的没人关心的老年生活就如同与社会隔绝一样令人恐怖。这种恐怖在移动社会是理性的，家庭责任成为最重要的永久的社会纽带。米歇尔·帕特诺德是个38岁的无子女单身女作家，她曾写道:“私下里，我有时会担心老年时我会孤独一人，谁会到敬老院去看我？我去世时谁又会继承我的财产？谁会到我的墓前祭奠？谁会为我喂猫？为我浇花？”
这些恐惧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本书的第九章为五六十岁的单身女人生病时提供了范例，她们由朋友照顾，甚至比大多数家人照顾得还要仔细周到。老年医学研究也为七十多岁的单身女性提供家庭之外的帮助，从而打消了她们的顾虑。研究者发现，看起来无子女对年老时的幸福、知足感、孤独不起决定性因素。与朋友交往比与孩子打交道要重要得多。研究还表明，在长期婚姻中老而无子的女性，比起大半辈子都单身的女性更容易感到孤独。单身女性更容易营建社会关系网，依赖朋友，到老年时她们也会一直这样做，把年轻人纳入她们的朋友圈内。如保拉·利特尔，吉利安·海尔德(看第三章)，一些五十多岁的单身女性已经与年轻人结成友谊——并希望在八九十岁时，当她们的同龄人也许逝去之时，她们依然有朋友。

第79节：新单身女性

艾丽丝是个单身无子女的中年教师，在一次伯妮斯·费希尔对他的采访中，表达了对流浪女人恐惧感的乐观看法:“流浪女人给别人太多的警示，她说，‘有人会照顾我的。’”
我现有的一切已经足够了，至少目前足够了。摇篮摇动时咯吱作响，女儿睡得那样甜美、那样酣沉……我深深眷恋的小镇上有我亲爱的朋友和家人，我房前屋后爬满了野蔷薇花，深粉色的野蔷薇花，相互争奇斗妍，或者自开自谢。
——伊丽莎白·伯格《直到切身体验之前》
在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直到切身体验之前》，伊丽莎白·伯格通过塑造主人公形象，表达了初为人母的单身女人所感受到的那种满足和喜悦。随着孩子渐渐长大成熟，母亲和孩子的感情逐步深化，这种满足感也会日益加深。但满足的同时单身母亲也面临着很多艰苦的任务，其中最艰难的就是单身母亲身兼两职:养育和管教子女。虽然不时有亲友扶助，也有在外居住的孩子父亲或者代理父亲帮忙，养育孩子的重任仍主要由母亲一个人承担。就像本书中讨论的其他问题一样，我在此不想强调单身母亲和有异性伴侣的母亲之间有何差别。实际上婚姻生活中，很多情况下抚养孩子是单方面的责任，原因是同性恋伴侣中大部分母亲承担了抚养孩子的主要甚至全部责任
很多研究发现，即使在完整的家庭妈妈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比爸爸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要长得多。最近的调查表明六七岁大的孩子，妈妈每周和他单独在一起的时间有22个小时，而爸爸仅仅两个小时。十五六岁的孩子，妈妈花在他们身上的时间是爸爸的两倍。。如果男女双方同时全职工作，他们也像单身母亲一样，需要建立自己的亲友圈子共同完成抚育子女的重任。
我长期跟踪调查的13个单身母亲当中，只有三位母亲在孩子的生身父亲积极协助之下养育孩子，而且这三位母亲都离过婚。无论离婚还是未婚的单身母亲，都要面对养育子女的诸多问题。除此而外，她们还要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文化偏见，即我们的孩子在没有父亲的环境中成长，必然心灵饱受创伤，在社会中处于劣势。单身母亲这种说法本身就带有歧视意味，因为我们很少说已婚母亲。
成熟的单身母亲日益增多，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类似消极的文化偏见对我们造成的影响(这一问题本章稍后将深入探讨)。1980年到2002年间，所有新增婴儿中未婚妇女生下的婴儿比例从18%上升至34%。同一期间，30至34岁之间未婚妇女生下的婴儿则从7%上升到15%。到2002年，2/3未婚生育的母亲超过20岁。而绝大部分单身母亲或者离婚，或者与对方分居，还有4%的单身母亲丧夫。换句话说，2003年有23%的孩子只和母亲在一起生活(还有5%只和父亲一起生活)。而且，美国70%的孩子在18岁以前都经历过短期的单亲家庭生活。但大部分单身母亲家庭并不贫穷，2000年只有30%左右的单身母亲接受社会救济，这一点和人们眼中的单身母亲的一贯形象恰恰相反。这些人口统计的变化说明，我研究中涉及的所有单身母亲们都知道，还有很多别的单身母亲，我们的孩子们都有同龄朋友在单亲家庭中成长。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开始从事此项研究。我采访的大部分单身母亲都是40岁到50岁出头，孩子一般都十几岁，大部分单身母亲们都正为孩子青少年期的特殊问题而奔波劳碌。有个例子非常典型，代表了所有十几岁孩子的单身母亲。我认识的单身母亲当中，有不少子女都非常优秀，但单身母亲如何度过孩子这一艰难的成长阶段，是一个重大议题。大多数单身母亲不依靠男方参与，独自承担起抚养孩子的重任，她们面对社会文化对单身妇女的偏见表现得较为无力和软弱。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这些受过教育、有见地的妇女们完全可以无视社会舆论对单身母亲的贬斥态度，完全可以对自己或别人宣称:这些单身母亲受过教育，经济上又独立，她们的孩子肯定没有问题梅丽莎·路德克研究选择当妈妈的中上阶层年龄较大的单身女性和青春期的贫穷的单身妈妈对比，结果发现前者的情况是这样。。但现在我们面对着充满困惑、躁动不安的青春期子女，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自信。“我感觉我那十几岁的儿子简直就是问题少年统计中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一个职业单身母亲这样说道。这位母亲经济状况良好，而且一直有亲朋好友，父母姐妹帮她带孩子

第80节：新单身女性

是否由单身母亲养大的孩子比那些在正常家庭长大的孩子有更多的问题还不清楚，目前需要更多更深入的研究。一个研究比较了从出生就由单身异性恋妈妈和同性恋妈妈抚养的12岁的少年与有父亲的正常家庭长大的孩子，结果显示“在情感、行为、社会适应性、与同龄人的关系和自尊方面”没有差异。然而，这种家庭中的母亲更易争辩，不易控制脾气。争辩真的那么严肃，还是单身母亲认为自己是那样？。
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告诉我们，孩子成长中遇到的困难正是因为家中缺少父亲这一角色造成的，要在这样一种社会文化环境中抚养孩子，单身母亲们不免忧心忡忡
90年代对同性恋妈妈养大的孩子和由异性恋单身妈妈养大的孩子的纵向研究对比显示，更多的同性恋妈妈的成年孩子认为他们的妈妈(90年代初)肯定她们的性别身份，而“由非婚的异性恋妈妈养大的孩子更可能认为他们的妈妈否定自己的非传统的身份，更想结婚”。男同性恋权利运动似乎给予了女同性恋妈妈权利感，并支持了那些异性恋单身妈妈所没有的。。出于这种担忧，有些单身母亲做出了一种有争议的决定:让别的男人进入孩子的生活，而这些男人却最终毁了孩子的前程。即使我们选择了一个很好的男人，我们也无法给孩子营造一种真正安宁平稳的家庭氛围，所以这种做法对于我们和孩子们的生活仍然弊大于利
在研究培养离异后单身妈妈和孩子的积极的关系中，心理学家芭芭拉·高贝和英格·布莱斯顿发现自信、权威和弹性教育的单身妈妈在离异的家庭中情感适应性强。她们没有分析为什么一些单身女性能够这样教育，而其他人却没有安全感。当然文化氛围趋于强调离婚对孩子的负面影响，总的来说，就是单亲养育过程中，单身妈妈难以培养孩子的自信。。如果我们能够预见我的研究结果，也就是说，八九年之后，我们的子女二十来岁就过得很好，比我们预料的还要成功，我们也许会感到心头释然我知道没有单身妈妈的孩子从小到成年采访数据的纵向研究。有一个纵向研究跟踪的是离异的同性恋或异性恋单身女性的孩子从10岁到20岁的成长，但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单身妈妈的研究。几乎所有的同性恋或异性恋的女性在孩子成长的过程都有同居的伴侣，所以作者认为她们的发现最适合于比较同性恋和异性恋的继父母家庭的研究。。
我们的研究无非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父亲在家庭生活中最主要的贡献是帮助母亲
南希·e.多德:《为单亲家庭辩护》，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97年，31页。，当父亲和孩子和睦相处的时候，他的主要角色不是男性父亲，而只是另外一个亲人
英国心理学家苏珊·格罗姆布克的调查研究得出了这个结论
。此外，她的研究发现父亲对孩子的影响比母亲的要大。。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事实，我们可能更有理由相信，我们的亲朋好友完全可以取代父亲的位置在抚养孩子过程中扮演积极角色凯瑟琳·布莱克作过一个有趣的调查，没有充分母爱的女性如何成为好妈妈，列举了很多的例子说明从大家庭成员、朋友、老师那里得到帮助的孩子和青少年在缺少母爱的情况下恢复正常的生活。如果这样的成年(不分性别)至少能部分地弥补缺失的母爱，那么，当妈妈一人抚养而缺少父爱时，也一定能够适应。。我们可能已经看到，亲友们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爸爸”几个研究表明与有继父的孩子相比，非生物性结合的女同性恋者对她们的孩子更加关爱，孩子与她们的关系更亲密。另外，与异性恋的父母相比，女同性恋者能发挥最大程度的家庭关爱。。这样我们就不必担心，继父或其他候补父亲可能会对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子女的生活带来负面影响。
本章讲述了两位中等阶层未婚母亲的故事，我自己的故事，还有一位离异母亲的故事，目的是揭示单身母亲在抚养子女过程中的喜怒哀乐。我首先研究了我们抚养孩子的不同方式，如何和孩子建立起深厚的感情，随后探讨了父亲缺失以及孩子们如何步入成年等问题。

第81节：新单身女性

成为单身母亲的历程
在没有同居异性伴侣的情况下给一个孩子当母亲，意味着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自己的单身状况。但承认自己永久的单亲身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虽然大多数成熟女性都承认，孩子的生身父亲在孩子生活中最多只能起到次要作用，但我们还是忍不住想象，甚至私下里盼望，会有这样一个男人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一个愿意帮助我们照料孩子的男人。当然事情往往不尽如人意，个人经历有好有坏，身为人母需要投入全部的情感，最终可能会得到补偿，感到满足，也可能一切均以失望告终，包括为了给自己寻找伴侣，替孩子寻找父亲而做出的种种尝试，所以我们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愿望。
我作为单身女人40岁时领养了一个婴儿，而20年之后琳达·乌尔斯也是在40岁年纪却试图通过人工授精怀孕，下面我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经历加以比较。我们都知道，这种情况下，生身父亲不仅不抚养孩子，而且孩子对这个父亲也一直不知情，直到孩子长大成人。对我们来说，做单身母亲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程，我们的经历和詹妮丝·贝尔蒙特也截然不同，她还没有结婚或同居就已经怀有身孕。对詹妮丝来说，29岁怀孕完全是事出偶然，但决定要这个孩子却是深思熟虑后的审慎之举。她明知孩子父亲可能不会担负抚养之责，或者只承担很少的责任，但她还是毅然决然地把这个孩子留在身边。格温·帕默离婚后也成为单身母亲，她走过的是一条不同的道路，但更为常见。
经由一个素未谋面的“生父”而成为单身母亲
我37岁那年和一对夫妇合买了一栋二联式公寓，大家商定相互协作，共同生活，这就是我成为单身母亲最直接最外在的原因。我当时和那一对夫妇说明，我要生一个孩子，要营造一个家庭氛围，要当一个好妈妈，我们房后操场上甚至还有个托儿中心。我家在东海岸，我知道如果做了单身母亲，我需要有人帮助。这一点我没有错，但我没有想到我的共同住户并不能给我所需要的帮助，更没有料到，为了这个孩子能进入我的生活我苦苦奋斗了3年。
从一开始我就想收养一个孩子。我一相情愿地想象着，自己能够建立一个家，领养那些千千万万个已经出生的孩子当中的一个。当然我也明白我的天主教家庭相对保守，他们宁愿我收养孩子，也不愿看着我未婚先孕我的家庭没什么特殊的。据1980年对单身母亲的态度调查发现已经有所收养的单身母亲比那些自己生养的母亲更得到认可。。更主要的是，我自己并不渴望怀孕，甚至对生产、分娩都充满了畏惧。我知道很多女人都有过怀孕生子的经历，如果不能怀孕甚至会感到不安，我却从来没有那种感觉。我只是渴望做个母亲。
1978年起，我开始四处打听想领养孩子。1965年开始，加州新立法有了变化，它规定单身成年人也可以通过州立机构收养他人子女。我立即递交了收养申请，很快就有收养机构的社会工作者前来访谈。她向我展示了待领养的孩子的所有照片，让我从中挑选出那些自己喜欢的。我当时很喜欢一对中国小姐妹，但这位社会工作者却说:“你根本没法领养到她们，因为她们太可爱、太吸引人了。你是个单身女人，所以最多只能得到一个很难领养的孩子，很有可能会有发展障碍的那种。”我明白告诉她我没能力收养那样的孩子，我工作很累，每天要到50英里远的地方去上班，根本不可能接受一个“有特殊需要”的孩子。结果我一直没有领养到孩子。
后来我又开始想办法从国外领养孩子，但没想到对单身女人来说，这简直比登天还难，因为大部分海外领养机构都不考虑单身男女。我又想自行组织海外领养，但却发现这得亲自去外国呆上至少6个月，还得雇一个律师处理一系列繁琐的行政程序，很有可能还要去贿赂官员，这一切太讨厌、太麻烦了。于是我只能私下里托人领养。我发现已经有了一套现成的办法:先雇一名律师或顾问，起草申请信件，送到美国天主教小镇上的妇科医生那里。信中需要说明自己的情况，剩下的就只能等机会，看有没有哪个怀孕在身的妇女会选择自己。但在1978年，我咨询过的律师也好，走访过的熟人朋友也罢，都说我这是白费气力，因为哪个年轻怀孕的妇女都不会对单身女人感兴趣。失望之下，有那么几年我再没有私下里托人领养过。我是不是有点走火入魔？我虽然和很多人谈过，我打算做个单身母亲，但我认识的女人当中，还没有哪一个人处心积虑地想通过收养或人工授精成为母亲现在已经发生变化。2001年收养者中32%是单身女性，其中55%是黑人。这些统计数字来自美国卫生部和儿童服务局。。

第82节：新单身女性

1980年我整40岁的时候，又想起了自己这桩心事。这时有两个积极因素，首先，我获得了全国人文科学捐助的研究员奖金，可以从事我的研究。有15个月的时间我无须教书，也无须每天远路上班，有充足的时间自由支配。另外，我听说一个单身母亲，正是通过上述私人托养的办法托养了一个孩子。直到1980年秋天我才终于联系到了我要找的人，这时我40岁生日过去了将近六个月，获得研究员身份也正好6个月，所以直到来年1月我才和一名律师约好见面的时间。
1981年1月2日和律师见面之前，我收到伯克利(berkeley)一个已婚女人打来的电话，此前我曾经和这个女人在电话上谈到她前后两次私下收养的事。她电话里告诉我，她的律师听说路易斯安那州有个婴儿。1月5日，我就决定收养这个尚未出世的婴儿。1月10日，这个男婴出生了，1月15日，我成功地领养到这个男婴。就这样，经历了3年挫折和失败以后，两个星期之内我终于拥有了这个孩子。
事情是这样的。路易斯安那州西南部小镇上有一个17岁的女天主教徒怀了孕，她是工薪家庭里五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其他兄弟姊妹都上过大学，有一个弟弟还是个牧师、博士。自从怀孕第三个月起，孩子的生母就受到精心妊娠护理，而且一直有意想把孩子送人抚养。是不是她本人同意不做人流呢？起先医生以为小孩是白种人，所以打算交给她亲朋好友抚养，但怀孕8个月时，孕妇才向父母和医生透露:孩子是个黑人。医生记得伯克利有一对夫妇写过一封信，希望收养一个孩子，这信就留在自己的文件夹里。他认为把这个混血婴儿交给这对夫妇抚养比较稳妥。于是他打电话通知这一对夫妇，说有个年轻母亲怀孕了，但这对夫妇已经失去了早先的热情。但他们热心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的律师，我的律师就打电话找到了那个还记得我的妇女。我随即打电话找到了我的律师，他要我写一份个人简历，再寄上一张照片。我反复强调我自己也是天主教背景。律师后来送给我孕妇的照片，我同意为她支付医疗费用(4000美元)，一小笔律师费，还有一张到旧金山的机票，让医生把孩子带到旧金山。随后医生和他的妻子又想在海湾地区一带度假。
就这样历经辗转，我的儿子马可在旧金山机场进入我的怀抱，递交婴儿的南方医生一直在抱怨飞机上咖啡厅里的黑人空姐如何傲慢，如何冷淡，而我则一眼就爱上了这个憨顽可爱的婴儿。我的长假还有9个月才结束，就得到了这样一件不可多得的尤物，一想起来我就乐不可支。他身体健康，很好带，而我精力充沛。亲朋好友很快就送了我一大堆用过的儿童用品、衣物和各种礼物路德克也发现90年代的朋友是很支持成熟的中产阶级女性成为单身母亲的。。而左派女性学术团体中，我率先领养别人的孩子，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大好事。就连我的天主教大家庭也认为，这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而如果我未婚生子他们定会觉得有伤风化。我当然不这样认为，但如果他们只有这样才能认可这个孩子，就随他们好了。我甚至可以免税，因为据说领养黑人孩子很不容易。
20年以后，琳达·乌尔斯也打算收养孩子的时候，她的办法和我的经历既有重合之处，也有明显的差别。我见到琳达时她已经31岁，正打算离开加州去东海岸读法律。琳达身材高挑，肤色白皙，金发碧眼，浑身上下透着女人味，又有点女人少有的自信和自尊。这次分组访谈中另外一位女士讲到，自己迫不及待地想找一位异性伴侣，琳达回答说，虽然她也想要性伴侣，但并不是那么迫切，至少不至于迫不及待，所以绝对不会考虑网上约会，或回复私人征婚广告。在我见过的女人里，琳达算是最特立独行的一个。
琳达是在单亲母亲家庭里长大的。琳达刚过1岁，她姐姐刚刚3岁时，她父亲就离开了她们。以后整个童年中她们只是偶尔见到父亲，再后来就和父亲完全失去了联系。她的母亲改嫁他人，又生了一个孩子，那是琳达10岁的事。琳达从来不喜欢继父，所以母亲很快和继父分手时，琳达暗暗高兴。琳达常说，她很佩服母亲，认为母亲是抚养教育子女的杰出典范。

第83节：新单身女性

琳达认为她将来肯定会要小孩，希望能和丈夫生一个，但并不排除做单身母亲的可能。还在读书期间，琳达就已经感到有压力。她的家人朋友，特别是祖父母，总是问她:“遇见过合适的人没有？”仅仅因为自己有了生育的欲望，就和一个随便约会的男人刻意“培养感情”，琳达不喜欢那种感觉。
8年以后，我费了好大力气终于在她就读的法律学校联系到她。这时琳达已经回到海湾地区生活、工作，仍是单身一人，已经获得法律学位并取得公共政策硕士学位，但这一点我并不觉得意外。在此前的9个月里，琳达决定做个单身母亲，尝试着通过人工授精致孕，对此我同样不感到意外。她告诉我，这些年她和很多男人发生过关系，有一次和一个男人同居达9个月，但都没有任何结果。现在她和得克萨斯州一个男人保持着远距离的关系，但她并不打算嫁给他。一旦动了做单身母亲的念头，她马上得到大力支持。
琳达在城郊一个小镇上买下一所房子，只能跑远路上下班，但城郊的小区使她有了一种自得其所的感觉。她很快就参与了小区的公共事务，并认识了很多新朋友。琳达的母亲就住在附近，还打算第二年退休之后随同琳达搬进来住。她母亲六十多岁，身体健康，很想帮琳达照看年幼的孩子。琳达自愿加入了单身母亲志愿组织，这是一个1986年创建的全国性组织，现在大量志愿分部已经遍布海湾地区。琳达还没有成为母亲以前，她参加了一个“思考者和尝试者”团体。收养了孩子以后，琳达就有资格加入母亲一组了。琳达还参加了“注册人”组织，并和该组织的其他打算怀孕的单身妇女每天交换电子邮件。另外，琳达也开始考虑和几位女同事探讨未来的追求和目标。从这些女同事那里她也得到了大力支持，这些女同事有的单身，有的已成家，有的年近40，还有的40出头，她们都想通过人工授精和其他技术更成熟的方法怀孕。
琳达告诉我，至少加州的任何妇女都可以采用人工授精(ai)，现在人工授精已经成了一项公开的技术，远比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们咨询的时候要开放、透明。她和一位生殖内分泌专家协作，通过专家的积极协助，琳达从加州冷冻精子库了解到精子的情况和精子捐献者的大量信息。“那里还有精子捐献人孩子的照片，每个人的情况都有记录，”琳达说，“包括捐献人祖父母、祖姨母姨父在内的既往病史。”琳达还看到了捐献人回答不同问题的录像带，和捐献人的心理检测结果。那里没有捐献人最近的成人照片，但能看到一系列面部轮廓。另外，精子库还进行别开生面的定级评优活动，有八位医生对捐献人的外貌进行评估。“各种信息非常丰富，”琳达总结说，“比和丈夫或伴侣生孩子有更大的选择余地。”
但即使有这样的支持，琳达尝试了9个月以后，还是没有怀孕。她留给单身母亲志愿组织的电子邮件清单里，其他妇女都怀上了，包括一个46岁的女人。一方面，这些妇女的成功给了琳达很大希望，另一方面，琳达又不免产生了疑惑:“我究竟是怎么回事？”她后悔没有趁年轻的时候尝试人工授精，怨自己如果不迷信夫妻生育的传统观念，也早就怀孕生子了。但琳达自己承认，即使自己30岁，也不一定就能怀上孩子，因为那时她还没有完成学业。
2004年年末我又联系到琳达，是在18个月以后，她当时正面临着重大抉择。她现在41岁，过去两年半时间里一直想通过人工授精怀孕。好不容易怀上了，但只怀了8个星期就流产了。琳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想当妈妈。她42岁已婚的姐姐过去10年尝试过各种各样的不孕不育治疗，此前刚刚通过精子移植怀上身孕刚刚顺利生产。“太棒了，”琳达说:“上周我在她那里呆了10天帮她料理，我喜欢那个小家伙，一看见他我就更想要自己的孩子了。”
琳达放弃了人工授精，觉得精子移植对她来说风险太大。琳达年过40，只有一个卵巢，就是花上一万美金尝试人工怀孕，也只有5%到10%的成功率，还不包括2000美金的医药费。“如果我时间、经济能力都允许，我肯定会试试的，但我既没钱也没时间。”琳达说。她决定试用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捐献的卵子，然后用捐献的精子给这些卵子授精，再移植胚胎。琳达解释说，这样的过程需要两万三千美金，由于胚胎被冷冻起来，所以琳达可以反复尝试。她的生育胚胎专家称此项技术成功率高达60%到70%，所以琳达很有信心。但同时她也很担心，因为怀双胞胎的机会也高达20%有很多有关不生育方面的书籍，感兴趣的读者可在图书馆、书店查询或上网打“不生育”。这里我不特别推荐，因为科学技术发展如此之快，或许《新单身女人》出版时，有的技术已经过时了。。

第84节：新单身女性

琳达觉得自己不能一次冒太大的风险，所以如果此路不通，宁愿退而求其次，考虑收养孩子。她可以一直不停地尝试怀孕生子，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时间限制，但经济能力可能会达到极限。
我想到了我采访过的那些没有孩子的单身女人，她们如果听说一个女人为了做妈妈要付出这样艰苦卓绝的努力肯定会大为惊讶。即使像我这样千方百计收养孩子的女人，也无法想象自己能像琳达一样，为领养孩子这样劳心劳力。琳达自己也承认，整个过程困难重重，耗尽了人的精神和心劲。“我觉得这对于一个生活相对成功的女人来说尤其如此，”琳达说，“你得先有个计划，比如想达到这个目标，首先得做到哪几件事。大家可能觉得只要坚持不懈，只要多方打听，就能办得到。但领养孩子这种事就不一定这么简单。”
但琳达相信，如果自己有丈夫而不能生养，要领养孩子更是难上加难。生育胚胎专家的候诊室里充满了人的大喜大悲。“有些夫妻绝望地相互搀扶着，”琳达说，“我的看法是，‘伙计，我可不想那么着，好在我就是自己一个人，我不想在两个人之间协调、斡旋。’”
经由一个认识的生父而成为单身母亲
本书第一页我们就认识了詹妮丝·贝尔蒙特。她告诉我们，她五十多岁时放弃了寻觅一位精神伴侣的情感历程。詹妮丝来自一个中西部中等阶层家庭，家中4个孩子，詹妮丝10岁那年和家人一起搬到加州。将近30岁的时候，詹妮丝和一个美籍非裔男人约会长达两年之久。他们在感情上付出了很多，但从来没有共同生活过，也没有谈及结婚生子。29岁那年，詹妮丝大学毕业，正在为艺术前途而奋斗奔波，突然发现自己意外地怀孕了。男友不想承担生儿育女的责任，但也不强迫她做人流。怀孕3个月时，詹妮丝决定生下这个孩子，虽然她当时很清楚，很有可能要独自抚养孩子。“我爱孩子，想有个家，”詹妮丝解释说，“但对婚姻我一直怀有一种复杂、矛盾的感情。”詹妮丝没有要求男方给予帮助，但还是希望他能在孩子生活中发挥作用。
儿子以赛亚出生以后，詹妮丝靠育儿福利生活，这样才能待在家里看孩子。一年半以后，她出去兼职，只接受部分育儿福利。儿子3岁的时候，詹妮丝当起了全职秘书。以赛亚7岁时，詹妮丝重返艺术院校，获得美术硕士学位。她希望一面在大学里教授美术，一面继续自己的理想:为儿童书刊画插图。詹妮丝从未谋得大学美术教师的稳定工作，但她在好几所大学兼任美术教师，还靠画插图挣点零星的收入。
詹妮丝的兄弟姐妹都支持詹妮丝的决定，只有母亲非常难过，主要是因为她儿子是黑白混血儿。詹妮丝的父亲更为开明，但她17岁时父亲就去世了。詹妮丝没法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妻子母亲，詹妮丝的母亲感到失望，也担心别人会说三道四。她后来对外孙以赛亚疼爱有加，但詹妮丝身上的耻辱、外孙的黑白混血身份却始终是她一桩心事。
离婚后成为单身母亲
格温·帕默离婚后成为单身母亲时要年轻得多，个人经历也有所不同，是很多单身母亲的典型。格温出生于中西部一个工人家庭，在三个孩子中排行最小。她父亲是个电话维修工，母亲是家庭主妇。格温在严格刻板的福音派新教会环境中长大，从小就非常虔诚。16岁时，母亲去世，她那一方狭小封闭的天地被彻底摧毁了。格温对母亲非常依恋，和乖戾古怪的父亲一向比较疏远，两位姐姐也相继结婚离家。母亲离世，留下了一块无法填补的感情空白，她的父亲和姐妹都无法替代。格温的家人也没法帮助格温正确对待母亲的离世:“我们从没谈起过，也没有哭闹过，我们回到各自的空间，努力为生存而奋斗。”格温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幸亏格温男友的母亲待她像亲生女儿，格温才算从那次不幸中存活了下来。格温后来很快离开了中西部，每次回来都只是小住几天，但她一直和这位“代理母亲”保持联系。
格温高中毕业，但上社区大学文秘专业的第一个星期就觉得精神崩溃了。她和一个比她大4岁的男人一下子进入了“疯狂”阶段。这时她一个已婚的好友大学毕业，准备和自己丈夫的朋友一起开车去加州，他们撺掇格温和她们一起去。格温觉得她的代理母亲已经说服父亲，让她离开一段时间可能对她会有好处。于是，高中毕业6个月以后，18岁的格温嫁给了这位朋友。她并不爱他，只是不知道如何安排今后的生活而已。这场婚姻持续了6年。如今年届40，格温和我谈起这场婚姻时，只记得一段朦胧纷乱的情感。她还记得很讨厌当时的工作:在一家加油站零售汽油，同时在那种鼓吹自我实现的小册子里到处翻寻，想找到提示来激发情感、刺激性欲。尽管精神十分苦闷，格温还是保留了早年接受的大部分宗教信条，相信婚姻是从一而终的。有一段时间他们经济情况好转，租得起一幢小房子，格温就不再吃避孕药了。她很快就怀了孕，几个月后生下一个女儿，这时她还不到22岁。格温事先并没有征求过丈夫的意见，也没有自觉地考虑过自己的选择，她想当然地认为，已婚妇女生儿育女是天经地义的。她并不打算借生儿育女来维持或挽救婚姻。她只是想对婚姻妥协、退让，所以一直认为自己生孩子的决定是最明智、最合理的。但实际上，这种母亲身份反而使她有了更大的勇气走出婚姻。

第85节：新单身女性

格温喜欢有孕在身的那种感觉，也喜欢当妈妈，所以能请假4个月在家照料女儿凯特感到非常开心。正是在这一段时间，她逐渐接受了她一向感到压抑的生活——她丈夫常年酗酒，或者酒后借睡消愁。格温虽然想方设法重新燃起他内心的爱情，但种种努力都无济于事。和丈夫发难以前，格温曾经参加过一个戒酒会议，这是酗酒人的家属或朋友志愿组成的互助团体。会议上她结识了詹妮，詹妮当时正和酗酒成性的丈夫办离婚。
格温得到詹妮和志愿组织的支持，在凯特一岁半的时候离开了丈夫。刚离婚的那段时间，她和前夫共同监护女儿。但有一次前夫带女儿回到家时又旧态复萌，喝得酩酊大醉。格温又惊又气，她承认自己不能给女儿一种安全感。格温既然有独自监护权(这一点离婚时她丈夫并没有反对)，她规定只有在特定情形之下丈夫才可以见到女儿。很快，前夫就又结了婚，从母女二人的生活中完全消失了。
离婚后，格温打算继续读书，就上了一所社区大学。她白天把凯特寄放在托儿中心，而且还在中心做兼职。有了这份工作，又有福利和每月75元的育儿补贴，又从学校贷了一点款，加上格温会精打细算，二十多岁的格温觉得自己的生活渐渐走上了正轨。她在戒酒会议上结识的朋友詹妮又结婚了，她自己初婚生的孩子，丈夫和原来妻子生的孩子，还有她和丈夫共同生的孩子组成了一个大家庭，他们热情接纳了格温和凯特。凯特管詹妮叫詹妮姨妈，詹妮的孩子们则称格温为格温姨妈。詹妮比格温大10岁，所以几乎成了格温的又一位代理母亲，格温觉得，自己真是遇上了最好的人家。凯特和格温在中西部的家没有太多瓜葛，现在凯特也是二十多岁的大姑娘了，但和詹妮一直经常联系，有什么心里话宁可跟詹妮讲，也不愿告诉妈妈。
格温很快结束了两年大学学业，在附近一家中学当教学秘书。她和那里的教职员工结下了真挚的友谊，而且上班时间固定，有很多时间陪伴女儿。我第一次随访格温的时候，她还在那家中学上班，刚刚完成了硕士学位课程，被提升为校长行政助理。
单身母亲和孩子之间感情亲密
我们已经看到，对工作的投入及事业的成功使单身母亲更加独立自主。就像决定不生孩子一样，性方面的满足也有利于培养这种独立性。因为这里提到的所有母亲要么决意做个单身母亲，要么明知自己得一个人带孩子还是决定当妈妈，她们都培养了一种相对的独立精神。独自为养育孩子奉献一生有利于培养一个人特殊的品质，这些品质在面对生活挫折的时候才能表现出来梅丽莎·路德克采访过的一个单身母亲揭示了一直单身的母亲独立意识的一方面——能够继续自己的姓氏，传统意义上女性不能将自己的姓延续下去。。同时，单身母亲容易和孩子形成特殊亲密的感情，很令人欣慰。独自看护一个孩子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去爱别人、和别人分享、关怀别人，这些从工作中、从朋友那里和成人交际圈子里是得不到的。我们对孩子只需一味关爱呵护，不像对丈夫或伴侣，无需从情感上给予支持，这显然有利于强化母子(女)之间的感情纽带根据一项在英国的纵向研究，从一开始就没有父亲，由异性恋或同性恋的母亲养大的孩子，与同龄(12岁)有社会地位的正常家庭的孩子作比较，结果发现这三种类型的家庭中的孩子在热情、与妈妈之间的信任方面没有差异。然而，“在没有父亲的家庭，孩子们觉得他们的妈妈和他们有更多的互动，更多的时候在一起，相互依靠得更多”。。但人们常说，母子感情过于亲密是不正常的，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做到既和孩子亲密无间，又不致亲密过度呢？
生下凯特的时候格温还年轻，对抚养孩子也没有什么经验，所以格温认为凯特还小的时候自己算不上一个好妈妈，凯特反倒要“培养”格温。但母女之间仍然非常亲密，格温把凯特叫做“小小老成人”。凯特12岁时遭到性虐待(见下一节)，格温才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母亲，和凯特越发亲密。

第86节：新单身女性

我再次联系到格温时，她已经49岁，凯特也26岁了。格温告诉我，18岁到20岁这几年间，凯特一直在外面住，后来又搬回来，在家一住就是6年。凯特干一份不错的全职工作，支付一半房租，还承担了许多日常开销。她朋友很多，生活很忙碌，男朋友一星期里总有几天来过夜。格温和凯特都不是那种“搂搂抱抱型”，不是“触摸生情的新人类”。但母女二人仍然喜欢共处，说些心里话。两人同吃早饭，有时也在一起吃正餐，一般睡觉前都要相互联系。格温这样说起凯特:“她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我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们这样亲密我很高兴。”
最近，格温认为她们各自都需要更加独立。她想在20英里外的小区里买下一套一居室的公寓。这栋公寓楼共有29套房，住户共享很多公共空间，每周三次共同进餐，共同为本栋楼的公益事业服务欲知共居的更多信息，请查询网站cohousingco.该网站的创始者也出版了一本书。。她9个月内还不打算搬进去住，但已经成为小区生活的一分子，而且乐在其中。格温对这种共同生活的理念深表赞同，希望在小区里能结交更多的朋友，发现更多的小区生活空间，使自己单身女人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凯特租到了一间两居室的房子，第一次一个人生活。
和格温一样，詹妮丝觉得她和儿子是“一起长大”的。詹妮丝一般都和儿子单独住在一起。第一次访谈时，詹妮丝45岁，以赛亚16岁，詹妮丝说:“和以赛亚在一起我能得到很多很多。我们在一起就是一个真正的‘家’。这些年虽然我并没有真正的伴侣，但我并不孤独。”詹妮丝的好朋友都住在外地——西雅图、亚利桑那、巴黎等——她和以赛亚的关系非比寻常，非常亲密。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种感情纽带在以赛亚成年时产生了什么结果。
女权主义者罗宾·摩根谈起自己的儿子时说过一番话，我觉得用在我和我23岁的儿子马克身上倒是恰如其分:“这是我唯一真正爱慕的男人。”我们母子之间的感情的确非常深厚，没有别人能让我如此兴高采烈或者忧心忡忡。这种感情纽带从一开始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在以赛亚成长过程中一步步深化。以赛亚身上热乎乎的，爱往人身上凑，不像我，总爱跟人保持一定距离。他对别人的情绪变化非常敏感，这一点真是太难得了。有时听他谈论什么不如意事、令人尴尬或失望的情形，我也跟着难过;也有时候他跟我谈起生活中的得意经历，但无论如何，他能和我毫无保留地分享他的全部生活，确实非常可贵，因为我自己就没法对自己的父母这样敞开心扉。
我和马克回想起他5岁到12岁之间的往事，都觉得那是一段令人怀念的诗情画意的日子，我们都非常开心非常惬意。马克离开幼儿园之后到六年级之间在一家私办小学上学，学校规模不大，但我和马克都非常喜欢。幼儿园毕业后整整7年，他班上20个孩子中有14个都上这所小学，其中5个孩子跟他一样，都是黑白混血儿。这所学校是我和马克的共同生活圈，就像马克参与的其他任何活动一样，比如少年巡逻队(当地公园组织的少年男女组成的背包远游项目)、体育运动、夏令营、戏剧和音乐表演等等。
马克小时我们经常外出旅游，有时和其他家庭，也有时候只有母子二人，我们的感情就在这些共同活动中一次次加深。我和马克都喜欢呆在户外，喜欢背着包长途跋涉。马克还喜欢钓鱼，我不爱钓鱼，但一般都带本书和他一起去。我们有时出了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托隆门草场，到海拔很高的马鲛鱼野营地去。在西南部我们至少有过三次难忘的旅行，远途跋涉到大峡谷、宰恩和拱门国家公园，还去过别的地方。
有马克，有朋友，有事业，我生活得很充实，几乎没有时间和感情空间来容纳风流韵事。马克也跟我谈起过，说希望我再结婚，但只有我的异性朋友关心他他才可能喜欢他们。马克也说过想要姐妹，不过当他的好友的单身母亲生下第二个孩子的时候，马克(10岁)并不怎么兴奋。“小孩子，”他告诉我说，“太爱哭，太麻烦。”

第87节：新单身女性

80年代和90年代初，我作为单身母亲仍然不免受到主流文化观念的影响，这种观念认为母子感情过于亲密对孩子成长不利。我是个女权主义者，希望有个细腻敏感、知情多义的儿子，根本不相信如果母亲过多地介入儿子的生活可能会助长儿子的同性恋倾向。马克体格健壮，身手敏捷，同时明显有点“女里女气”。4岁时马克就喜欢玩洋娃娃，8岁时就喜欢上现代舞蹈课，接近青春期的时候就喜欢追随时尚，而且一贯情感非常外露。一方面我很欣赏这些品质，但另一方面我也有些担心，这些素质会不会妨碍他在社会上做个男人。他八九岁的时候有一次打少年组棒球时，突然来到观众席里，在我膝上坐了一刻钟。不是两三分钟，一坐就是一刻钟!我感到幸福，同时不免有些担忧。
几年以后，我看到临床医学家奥尔加·塞维斯坦和贝丝·拉斯鲍姆合写的一篇文章《培养好男人的勇气》，才感到心头释然。这位医学家否认母子关系中存在所谓的“过分亲密”现象。心理学家威廉·保莱克写了一本《真正的男孩》的书，书中也表明了同样的观点。保莱克坚持认为，如果和一个富于爱心的母亲亲近，那么这个男孩更有可能“自由、自信、独立，也更有可能孤芳自赏，敢于冒险，成年以后易于和人亲近，感情容易投入”
威廉·保莱克:《真正的男孩:挽救我们的儿子摆脱少年时代的童话》，纽约:兰登书屋.1998年，82页，下同。。
但我相信，青春期和母亲分居对母子双方都难以接受，感情亲密仅仅是原因之一。
寻找父亲或男性榜样
说起抚养没有父亲(或没有人代替父亲的角色)的孩子，单身母亲是最敏感的话题，也面临着思想观念的强大压力，这些思想观念是指根深蒂固的文化成见。让我们先来审视一下我们所生活的文化环境，再看看各个母亲是怎样应对这种压力的。
一份母权社会成因分析论文在美国社会科学界和通俗文学界逐渐引起瞩目，这篇报告开篇就是有名的1965年墨尼汉报告。这种分析理论最早只适用于贫穷的黑人单身母亲，后来引申用来解释所有单身母亲。该理论的基本点是，“父亲缺失对孩子——特别是男孩——的成长可能带来灾难性影响，因为没有父亲意味着孩子没有经济来源，没有榜样可供仿效，缺乏父亲管教，没有等级观念，也没有引导和指点，而这些只有父亲才能给孩子。”比博拉兹和拉夫特里:《家庭结构，教育成果与社会经济的功能:重新思考“女家长制的不足”》，见:《美国社会学期刊》，1999年9月，第105卷第2期，321页，下同。20世纪60年代盛行的女权主义对这种观念进行公开抨击，认为其中包含了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还多方呼吁，要求政府部门对贫穷的单身母亲给予支持，重视职业母亲给孩子提供最起码的良好教育。但这一时期女权主义运动的重心是让男性更积极地参与家庭生活，扮演平等的伴侣和父亲角色。从这一点上来看，女权主义运动产生了一个间接效果，就是加深了社会文化对单身母亲的偏见。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女权主义的第二次思潮进入黄金时期，这一时期有一系列很有影响的女权主义作品发表，这些作品毫无例外地证明了这一偏见。
莱蒂·柏格罗宾1980年发表了一部很有影响的作品《自由成长》，在80年代还出了一本《养育孩子》。在这两部作品中，柏格罗宾坚持认为“孩子需要父亲”，“管得最少的母亲是最好的母亲”
。柏格罗宾没有预见到80年代小家庭继续衰落的趋势，认为取而代之的其他家庭形式都差强人意。“10个孩子里有8个都父母齐全，所以接下来要重点讨论这种家庭格局。但我鼓励那些单亲家庭和混合家庭尽可能采纳书中的建议，以适用于各自特殊的家庭形式。”
其他畅销的女权主义报告都应合了柏格罗宾这一观点。艾德丽安·瑞奇在《生为女人》(1976年)一书中对抚养孩子作了精彩纷呈的报告，末尾一章《母与子，男人与女人》专门探讨了男人应该如何介入孩子的生活。简·拉扎里在《论有爱心的男人》(1978年)一书末尾完全否定了自己对孩子产生的影响。“因为在那个世界中我是个女人，有些东西只有父亲才能给予孩子，我没法给孩子。”

第88节：新单身女性

学术界的女权主义理论家也支持这一观点。南希·查杜罗和桃乐茜·丁格斯坦各自从精神分析角度出发，认为妇女系统地抚育孩子，不知不觉地复制性别差异，培养出依附型的贤妻良母和独立自负的男人。针对这种基于性别的角色差异，她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让父亲参与抚养孩子
。这种理论视野有自身的局限性，所以20世纪90年代面对公众的批评时，女权主义理论家猝不及防，无力替中等阶层的单身母亲进行有力的答辩
20世纪80年代反对女权主义的过激运动诋毁了单身女强人的名誉，进而反对流产和男同性恋解放运动，这些却促进了倡导母性的运动。社会文化在散布有关母系社会偏离正常发展轨道的说法，单身母亲没有得到充分关注。间接地说，80年代的过激反应对已婚的或单身的母亲都不利。80年代兴起了中产阶级母亲育儿的标准，人们对好妈妈有了更多的期盼。这种备受关注的母亲育儿需要经济支持，或有沟通技能的合作伴侣。后者可能是心灵伴侣，会成为孩子的父亲。
有关这两种意识的一个有趣的例子——孩子需要父亲，母亲需要伴侣——在一项对由捐献精子而怀孕的单身母亲研究中可以看到这两方面相互作用。社会学家罗赞娜·赫兹发现女同性恋和异性恋女性都想让已知的捐献者和她们的小孩子保持一段距离，因为她们希望想抚养孩子的伴侣成为孩子的父亲，如果是女同性恋，则共同抚养孩子。这些单身母亲不能想象超过两人的父母抚养或者不想在一起承担抚养义务的稳定的伴侣。。
1992年当时的副总统丹·奎尔指责电视人默菲·布朗，因为她打算婚外生子，并单独抚养孩子。这引发了一场声势很大的激烈的公开辩论。当时我正是一个10岁孩子的单身母亲，很欢迎这样公开的讨论，因为这场辩论认可了许许多多像我一样的母亲。“最好把问题公开化，哪怕公众的反应是消极的，也比掩盖问题要好得多。”我这样想，但没有料到这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1993年《大西洋月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丹·奎尔是正确的》，引起公众普遍关注，文章的作者芭芭拉·迪弗·怀特海德就此明确了有关单身母亲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她收集了所有学术文献来证明，在单身母亲身边长大有损于孩子的健康发展。几个月后，《时代》杂志报道了几位父亲，该报道透露，一部分匿名心理学家“认为没有父亲的孩子容易丧失自信心，过于依恋女人，感情粗糙”南希·r.吉布斯的《提到父亲》，《时报》，1993年6月28日。。1996年，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79%的美国成人赞同这一观点——“美国面临的最为严重的家庭及社会问题就是家中缺少父亲。”另外斯达希证实了90年代文化氛围强调没有父亲的影响。
女权主义者继续支持单身母亲的基本权利，抗议政府迫使妇女通过婚姻改善自身经济状况，但他们未能对这种不可或缺的父亲文化做出一致回应。90年代女权主义研究涉及已婚母亲面对生活和工作的双重压力，出现了一系列新名词，如“第二次转换”，“身为人母的代价”，等等，但类似研究使单身母亲的处境更为尴尬
参见霍克希尔德·阿丽·卢梭:《意想不到的团体:老年亚文化的众生相》，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2年，下同。。
众目睽睽之下，并没有出现任何事实对以上观念形成挑战。但这种事实确实存在。心理学家撰写的专著(奥尔加·塞维斯坦的《培养好男人的勇气》和威廉·保莱克的《真正的男孩》)里都提出，单身母亲能够培养出优秀的儿子，家里没有父亲或一个主要男性，儿子或女儿都可以顺利地长大成人。社会学家蒂莫西·比勃拉兹和其他人合作进行量化实证研究，发表在社会学核心刊物上。他发现如果控制单身母亲的教育水平和职业素质两个变量，她们孩子的发展(在教育和职业方面)跟亲生父母带大的孩子一样，比在单身父亲身边或只有父亲或继父的再婚家庭中长大的孩子要好

第89节：新单身女性

2004年的一次私人谈话中，比博拉兹和我谈论他的研究结果，尽管已经在两本最知名的社会学杂志上发表，却没有多大轰动效果。这种所谓的一致观点——没有父亲的成长对孩子是有害的——在美国社会学协会创办的旨在学者研究大众化的杂志第一版上还有重复的论调。。但母亲工作体面舒适这一重要事实却被忽略了，虽然单身母亲的数量正在增长。
只有父亲才能付出感情并共同抚养孩子，所以在这种环境下，单身母亲们担心自己的孩子在没有父亲的家庭中长大会受到消极影响
社会学家罗赞娜·赫兹在对通过人工授精的方法(不论知道还是不知道谁是捐献者)受孕的单身女性研究中，发现很多女性幻想找到伴侣，使其成为孩子的爸爸。梅丽莎·路德克以一个单身母亲为例，她开始通过征婚广告来寻找约会对象，唯一的目的就是为她两岁的孩子找一个爸爸。。我的研究表明，如果生的是儿子而不是女儿，母亲对父亲缺失现象更为担忧。和离婚单身母亲相比，未婚单身母亲更直白地表明，她们的生活需要一位父亲或者代理父亲80年代对选择成为单身母亲的女性研究发现，与不知道谁是孩子的父亲的那些人相比，那些想着有父亲参与抚养的女性以后会更不满意。。而离婚妇女摆脱了酗酒成性、性情暴虐、满口脏话的丈夫，往往为自己的子女能免受父亲的影响而暗自庆幸。但她们一般都寻找那种理想化的男性，如果有机会再婚，一般都希望丈夫会给孩子当个好爸爸。
有研究表明，和单身母亲长大的孩子相比，和继父长大的孩子发展更不尽如人意，但单身母亲很少留意到这一点
。继父可能会带着自己的孩子进入这个家庭，即使没有孩子拖累，也可能要占去母亲一部分时间、感情和精力。研究结果显示，男人给家里添乱，几乎抵消了他为家庭所作的奉献
。此外，如格温即将看到的那样，继父往往是家庭内部幼童性虐待的罪魁祸首
2000年美国司法部发现，18岁以下青少年的性虐待事件的34%由一个家庭成员造成，一般总是男性。查询网站ojp.usdoj.gov/bjs/。其他的研究也表明孩子如果和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男性住在一起，更易受到性虐待的威胁。。
我记下了四位母亲替孩子寻找父亲或亲近的男性榜样的经历，但均以失败告终。我们都是坚强的女人，但仍不免受制于社会偏见，认为孩子的生活中必须有个关键的男性角色。我们为了替孩子寻找到合适的父亲或其他男性而费尽心力，虽然这种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而我们的孩子却一如既往，从母亲的亲友那里得到类似父母般的关怀，也从偶尔进入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男人身上受益良多。与此同时，我们所有人都得益于一种文化观念，在这种文化观念影响之下，我们尽量让孩子接触有意帮助我们的成年人，而远离另外一些成年人，他们只知道教导我们自力更生，不要给国家增加负担，为孩子寻找一位父亲90年代中期开始，女权主义法律专家挑战所有的孩子需要父亲的参与才能养大的意识形态，并且提倡法律上要保护单身母亲。。
我们的父兄，其他男性朋友，孩子的老师、教练、辅导员可能并不像一个真正的父亲那样疼爱孩子，但他们同样能给孩子树立正确的榜样，教孩子在社会上做一个男人社会学家克伦·汉森批评家庭社会学，只集中研究的是核心家庭问题。她发现祖父、外祖父、舅舅和叔叔在孩子的生活中起重要的作用。有男性朋友，也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女性朋友在帮助抚育孩子方面做得更多。。我们做母亲的也能起到示范作用，告诉我们的儿女们什么样的人才“意志坚定而不失温柔，信念执著而富于爱心”。在这样的影响之下，我们单身母亲的孩子和其他孩子一样，可以顺利地成长为心理正常、举止得体的姑娘或小伙子，但他们兼备了两性的特点，不像传统观念中的阳刚与阴柔那样容易区别
塞维斯坦和拉施鲍姆:《培养好男人的勇气》，纽约:威金，1994年，85页。朱迪思·斯得塞和蒂莫西·比博拉兹，评论很多女同性恋者抚育孩子时写道:“从独立于男性权威或影响的女性那里得到爱的源泉、修养和保护的孩子们应该少些象征性的、情感上的、实际中的，以及行为上的性别陈规化。”。

第90节：新单身女性

詹妮丝·内尔蒙特希望自己混血儿的非裔美国父亲给孩子当爸爸，父亲的父母及兄弟姐妹能给孩子提供亲戚关系。她花费了很大气力刻意营造这种父母家庭关系纽带，但结果却让她感到失望。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母亲离异或打算独自抚养身份不明的孩子，她常常为了建立这种成人交际圈处心积虑，而詹妮丝却并没有为此耗费那么多心思。詹妮丝的朋友们给了她精神上的鼓励，但她最要好的朋友已经有了孩子，住在一百英里以外。所以詹妮丝身边没有人帮她带孩子，而我和格温都有亲友在身边帮忙。詹妮丝也没有类似于朱丽叶·科恩创建的强有力的互助网络，朱丽叶·科恩是位离婚的单身母亲，我们在第三章谈起过她。
很多年以来，詹妮丝想让以赛亚的父亲更多介入孩子的生活。以赛亚的父亲偶尔上门，带以赛亚去见自己的母亲，但从来不请儿子在自己家里过夜。以赛亚有时一两年见不到父亲的面，父亲来的时候，詹妮丝总觉得他主要不是冲着孩子，而是冲着自己。詹妮丝从来没有要求他帮助照料孩子，她只希望他给孩子一点父爱。
于是詹妮丝对这种父子关系很担忧。“我一想到孩子没有父亲就觉得难过，没有一个男人爱他，为他牺牲、奉献。我觉得这种爱和奉献对于一个年轻小伙子是很重要的。”詹妮丝说，但她也承认，如果她和以赛亚的父亲待在一起，他也不一定就会给儿子父亲般的爱和奉献，以赛亚也许会看到父母的矛盾，可能会面对不和睦的家庭关系。
以赛亚的父亲经常邀请詹妮丝和孩子到自己母亲或姐姐家参加家庭聚会，参加聚会的还有他的兄弟姐妹和他们的孩子。詹妮丝是唯一的白种人，在一个黑人家庭聚会上得不到信任，所以觉着不自在。这是美国历史上形成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残余影响，詹妮丝能理解，但理解了并不能使她轻松、解脱。以赛亚想成为父亲大家庭中的一员，但他也觉得自己并不能真正融入这个家庭。以赛亚年龄渐长，詹妮丝的母亲和兄弟姐妹搬来加州北部，住得很近，他就不再和母亲参加父亲的家庭聚会了。和父亲家人一起过节也很紧张，但如果詹妮丝和以赛亚一起过节，气氛就很宽松、很愉快。
以赛亚14岁时，开始主动跟父亲接近，也主动接近比他大11岁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和祖母。詹妮丝鼓励以赛亚这样做，特别支持他主动看望父亲，甚至带以赛亚坐长途巴士到几个小时路途以外的父亲那里去。但到了16岁，以赛亚又失去了对父亲的迷恋，得出了詹妮丝早就得出的结论:他没法让他父亲像真正的爸爸那样爱他。“我父亲不像你，为我什么都可以做。”以赛亚告诉詹妮丝。詹妮丝觉得同时抚养和管教孩子很难，也意识到做单身母亲能锻炼出特殊的品质，詹妮丝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具有这些品质。每当儿子要度过难关，詹妮丝都向他人求助，但大部分时间她独自承担一切。以赛亚18岁刚上大学那一年，他父亲死于癌症。
单身女人的我收养了男婴以后，一直操心想为孩子找一位替代父亲。马克4岁时，我才得知他的非裔美国生父的姓名收养是个复杂的问题，我不想在本书中多着笔墨。我从未收到马可的生母或家里的任何人的来信，虽然他们知道我的名字和电话号码，这些还和从前一样。马可有生母的照片，还有一张自己的出生证明。当他是小孩子的时候，我们经常公开谈论他的收养事情，他也总和朋友说起这事。他一直想看看自己的出生的家庭，我保证说他长大时就会知道。现在，他23岁了，常说要和他们联系，但还是没做好准备。他最感兴趣的就是想知道他是否有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以及家庭的黑克里奥尔人的那部分。他和我说，他很高兴自己被收养，虽然我怀疑他的情感比他说的更加复杂微妙。。但我只知道这个男人的姓名，住在路易斯安那或得克萨斯，其他细节一概不知。
我父亲那时已经七十多岁，马克5个月的时候才第一次见到他。从第一次见面起，祖孙俩就特别亲密。但我父亲住在3000英里以外的地方，我们一年里也只能见到一两次。现在回想起来，我父亲94岁高龄去世时，马克十分悲痛，使我相信外祖父虽然年事已高、住得很远，也容易和孙子形成非常亲密的关系。如果我当时意识到这一点，也可能就不会急着替马克寻找一位男性榜样了。

第91节：新单身女性

我买下一套二联式公寓，和一对夫妇过共同生活，主要是想家里有个男人，结果却事与愿违，我给马克找代理父亲的努力遭到了最惨痛的失败。我的男室友对马克毫无兴趣，只喜欢自己的儿子。马克3岁时，开始问我为什么这小孩有父亲而他却没有。我的回答差强人意，我举出几个马克认识的小朋友，告诉他说他们也一样没有父亲。马克4岁那年，那个家庭也破裂了，我甚至为此感到幸灾乐祸。
马克上小学时认识了很多优秀男人，包括来自加纳的课外教师维克多，负责组织青少年背包远游项目的戴维，马克的钢琴老师迈克尔，协调夏季音乐剧演出的非裔美国人罗素。此外还有我的朋友罗伯特，他教马克如何钓鱼(我写下这些人名的时候，好几个都记不得了，但马克却能脱口而出地叫出他们的名字来)。马克还小的时候有了什么不顺心的事，对我毫不隐瞒。特别是当我们搬出二联式公寓以后，他从来没有提到过没有父亲(当然他可能对我隐瞒了自己的真实情感，或者还无法体验到某种感情)。但我仍然替他操心，觉得他应该和一个男人建立更加亲密的联系。马克9岁那年，我替他申请加入了一个非裔美国人老乡会，叫做“大哥”。
这个老乡会里来的一个男人三十来岁，是一个公开的同性恋者。几年前从中西部搬到了海湾地区，替无间断供电公司工作。马克喜欢他，和他一块到别处去玩，但我对这个人一直怀有戒心。我对同性恋并没有恐惧到病态的地步，所以我把自己的不安归因于年龄、社会阶层和种族的差别。他在这里没有家人，也不把我们介绍给他的朋友圈子，这些都让我心头不安。他不想参加宴会，也不想认识我的朋友们。几个月后，他问我马克可不可以在他那里过夜，我拒绝了。几周以后他打电话来问能不能带马克去迪斯尼乐园，要去那里必须在外面过夜。他事先已经跟马克谈过有可能要去迪斯尼，我很不高兴，所以当我说不行时候，他居然满口脏话，毫无教养。几天以后他又打电话要挟我，话说得比以前更难听了。于是这一次我录下了全部电话内容，我看出来了，这个人不能出现在我和马克的生活中。但是在绝交之前，我把这些都掏心掏肺地告诉了我的一位同性恋朋友。“我是不是病态性恐惧症？”我问她。“哪有这回事，”她说，“你能让自己的儿子和一个不了解的异性恋者在一起吗？你能容忍一个异性恋者那样对你说话吗？”后来我打电话要求老乡会停止这种关系，他们对我毫无同情，再没给我们派新的非裔老乡来。我告诉马克他以后再也见不到他的非洲大哥了。马克很难过，我只能告诉他说我和那个大哥合不来。有好几周，马克还在提起这个人，想看看我会不会改变主意，但很快就忘记了，因为他马上就认识了新朋友，参加了其他的活动。
这个老乡会的名字(大哥)字面意思并不是爸爸，很多单身母亲，至少那些中等阶层的单身母亲们冲着给孩子找爸爸才参加这个组织的，我就是其中一个。梅利萨·路德克研究过自愿成为单身母亲的成熟女人，她的报告中提到一个女人，一心要给孩子找一个准父亲，“大哥”老乡会一般只收8岁以上的男孩，但她孩子才3岁她就急着让他加入
梅丽莎·路德克:《独立自主:美国的未婚母亲》，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348~354页，下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乡会的男人一般都承诺当一年大哥。我有一个朋友，她儿子通过这个组织结识了一个结了婚的男人，两人关系很好。但一年到期，这位大哥就中断了关系。他加入老乡会，满心想着帮助穷困无助的小男孩，没想到遇上这么有钱有教养的孩子。他加入老乡会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知道自己是不是想当爸爸。结果发现自己确实有这个念头，他妻子很快就怀孕了，所以他所有精力都必须得放在这未出世的孩子身上。但不管怎么说，我朋友的儿子成了牺牲品，他被抛弃了，这成了他一次痛心的经历。
我的经历是个别的，也是短暂的，所以我不想据此指责“大哥”老乡会。我相信肯定有人会讲出老乡会美好真诚的动人故事，抵消这些反面事例的消极影响。我这里只是想对单身母亲心急火燎地为孩子找“爸爸”这种做法提出质疑。简·麦迪斯是单身母亲志愿组织的发起人，还出过一本同名畅销书。她相信单身母亲没有孩子父亲也能抚养子女，但鼓励孩子尽早找到成年男人，和他们形成亲密的关系。她批评“大哥”组织，理由是该组织应该接受更年轻的孩子。我相信，麦迪斯这种观点弊大于利，因为首先它会使母亲们更加忧心忡忡、惶恐不安我希望我的辩论会在她的组织和其他的组织引起更多的争论。。

第92节：新单身女性

第93节：新单身女性

“我完全相信凯特，”格温说，“一点都不怀疑。”格温找加布理论，告诉他“离开这里”，而且很快就提出离婚。经凯特同意后，格温决定诉诸法律，以未成年人性侵犯的罪名正式起诉加布。加布承认了所有罪行，所以没有进行公审，他在监狱短期服刑期满后，又根据法庭判决，在社区义务服务了很长时间。凯特再也没有见过加布，几年后她不让格温和加布的母亲及其他亲属继续联系了。
格温和凯特一起接受治疗，这次的治疗专家水平很高。她们给这位治疗专家讲述了事情经过，凯特最担心的，是自己睡着的时候是不是被玷污过而自己没有及时醒来。她们后来发现可能没有这样的事，但这次性侵犯给格温和凯特母女二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创伤。格温现在已是49岁，自那以后从来没有和男人一起生活过，只偶尔出去约会。多年来她全部的心血都花在凯特身上，她的朋友同事都给了她很多帮助。凯特青春期是个“问题女孩”，一次离家出走4天之久，酗酒吸毒、滥交成性、无所不为。这一期间，格温仍然认为有个男人在家会起一点作用，想让詹妮的丈夫多方照料凯特的生活。但他拒绝了，直截了当地告诉格温他没有这样的责任。格温现在认识到他是对的，当时格温快40岁了，应该懂得替凯特寻找替代父亲是无济于事的。格温一方面自己约束凯特，同时很多事情上积极支持凯特，母女之间一直保持着亲密和默契。
一个单身母亲带着一个独生女儿，这不是孩子成长的理想环境。但解决方法不是替孩子找一位父亲，或一位关系亲密的男性榜样。在《一个男孩》这本书里，12岁的马库斯和自己抑郁寡欢的母亲一起生活，他说对他而言，问题不是见不到爸爸，而是两个人的家庭“缺点什么”
尼克·霍恩比:《一个男孩》，纽约:河源图书公司，75页。。马库斯希望有个大家庭，“他倒不在乎他向往的家庭是不是清一色的男性、女性或是孩子。他只是需要更多的人。”霍恩比:《一个男孩》，95页。后来他才意识到，他和成年人及青少年建立的交际圈并没有给他一个家庭，而只是给了他安全感。“你能找到人，”马库斯说，“就像马戏表演叠罗汉，一大堆人堆成金字塔形，你站在最上头。这些人是谁并不重要，只要下面有人就行，必须得有人替换他们才能让他们走开。”霍恩比:《一个男孩》，299页。根据这本书改编的电影删掉了这些原话，只突出强调了成人男性朋友对马克的重要意义。
我不相信类似于父亲的角色是家庭中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如果孩子生活中本来已经有足够的人关心他们的时候。这一点我们还需要作进一步研究，研究不同情况下单身母亲的状况。单身母亲如果是女同性恋者，她们一般不需要父亲介入而独自抚养孩子，经常依靠亲朋好友帮忙，这些单身母亲很值得研究。孩子父亲的身份不明又有什么关系？管不管孩子又有什么影响？只要母亲不热衷于为孩子树立男性榜样，也不感到对不起孩子，孩子成长过程中没有父亲而只有至亲好友(包括男性)，这对孩子究竟有什么影响？
步入成年
是不是孩子缺少父亲，单身母亲和孩子之间过分亲密，不利于孩子顺利地步入成年人阶段？有可能是，但我的研究表明，这样的孩子反而可以更加顺利地步入成年。到了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单身母亲养大的孩子已经是相当成功的成年人，而且继续和母亲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我的抽样调查规模不大，但揭示了一个令人瞩目的事实:单身母亲带大的孩子都住在离母亲不远的地方，一般开车一个小时左右就能到达，甚至更近。唯一的例外是朱丽叶·科恩，本书第三章描述过这位同性恋母亲。她女儿在美国东部一所一流大学读书，随后在那里定居。不过让我们来看看剩下的孩子们。我们在第二章认识了玛莉亚·科德萨，20出头就生了儿子，现在孩子住在20英里远的地方;玛拉·戴特维勒(第二章提到过)21岁的儿子现在还守着母亲过;瓦努娜·拉·布兰克有4个孩子，最大的四十四五，最小的也快40了(见第三章)，其中有三个都是先有了孩子再结婚的，就住在附近，还有一个女儿带着孩子和瓦努娜住在一起;贝丝·吉尔曼(见第四章)30刚过就生了女儿，现在她女儿住在50英里以外的地方，一个25岁的儿子也已经成家，有两个孩子，现在就住在邻镇;格温·帕默本来决定住得离女儿远一些，但现在两人相距不到20英里;我儿子23岁，离我还不到两英里远;詹妮丝·贝尔蒙特儿子26岁，和詹妮丝·贝尔蒙特一块儿住;凯伦·米尔斯我们在下一章谈到，有两个女儿，都刚过30，一个和她住，另一个和自己的孩子、伴侣住在开车几分钟远的地方;戴安·爱泼丝坦(见第九章)61岁去世，去世前和自己24岁的女儿住在同一城市。是不是因为加州适于人类居住，所以母女二人才同住加州呢？这个问题只有看了住在别处的单身母亲后才能知道。

第94节：新单身女性

很多单身母亲和自己的母亲并不亲，我们这些人当中有3/4离我们各自的家庭都有千里之遥。我们父辈的传统婚姻中，夫妻双方唇齿相依，我们这一代才更容易选择单身生活，反过来，我们的独立自主又促使我们的子女选择更紧密的家庭生活。这当中我们自身也受益不少。我们大多数是独生子女的单身母亲，我们都是小家庭，但这种家庭还是延续下来了我希望其他的学者会继续探讨这些观点，并用大量的例子证明。。
我不想讲我的儿子青春期或步入成年的故事了，我和本书中叙述的其他母亲不同，我无法匿名。我只能告诉大家，我已经从这个社会上了解到很多年轻黑人如何拼搏，如何奋斗。通过亲身体验我已经了解到种族关系的大致情况，了解到黑人开车面临着什么样的危险。但我也知道，像他这样聪明绝顶、才华横溢而又风度翩翩的中等阶层黑人青年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机遇。他和一位年轻妩媚的年轻女人的关系持续了6年之久，我为此深感骄傲。我很幸运，能有这样关心我、体贴我的儿子，他能容忍我对他的失望和焦虑，也从没有出言不逊。
我第一次采访詹妮丝是在1995年，詹妮丝给我讲述了她16岁儿子的故事，这是我听到的最沉重的故事。以赛亚在学校成绩很好，擅长运动，朋友很多。15岁时，他想和他的黑人父亲联系，但没有成功，就开始发泄。以赛亚烦躁易怒，有时情绪低落。他天生不爱打架斗殴，但自那以后经常打架，还因为小偷小摸被抓了起来。以赛亚有一段时间有幻觉，被诊断为患有情绪性紊乱，靠服用锂维持生命。6个月后，我第一次拜访他们母子二人，以赛亚看上去好了一点，但情绪还是很焦虑。詹妮丝发现，以赛亚父亲家族有精神病史，她也有类似家族遗传病。还有，詹妮丝了解到，以赛亚的问题部分是由自己而起，以赛亚想和她分开一段时间，但又不知有谁可以依靠。
詹妮丝因祸得福，这段艰难时期使她接近了自己的两个哥哥。他们给了她精神鼓励，帮以赛亚出主意、想办法。另外，以赛亚的父亲破天荒地同意给孩子抚养费，每月200美元，用于以赛亚的律师费和其他开销。这样的经济支援持续了一年，直到以赛亚的父亲被诊断为癌症晚期，不得不停止工作。
8年以后，我找到了54岁的詹妮丝·内尔蒙特，她还是跟她儿子住，他儿子已经24岁了(他儿子上大学时曾经离开家住了一段时间)。他住在家里不是出于自愿，而是经济原因造成的。17岁时，以赛亚背着詹妮丝停止服用锂，也没有什么异常反应。医生后来认为精神病是误诊。以赛亚从高中退学，但又开始修普通教育水平课程和学术能力测验课程，还上了一所州立大学。他6年才从大学毕业(原因下章详细探讨)，但他以优异成绩毕业，正打算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詹妮丝谈到这些成就感到很骄傲，随后告诉我他生活中一段艰难的转折时期。
高中时，以赛亚结识了一位信奉基督教的白种女孩，上大学之前他打算和这个女孩分手，但却发现她已经怀孕，而且不愿堕胎。以赛亚不想娶她，但大学一年级他的儿子就出生了，以赛亚同意支付抚养费，帮她抚养孩子。这意味着以赛亚必须边工作边上学，还要一周两天照料孩子。他儿子3岁的时候，以赛亚总是和孩子母亲一起回家去，看看能不能组成一个完整家庭，但这期间女孩又怀了孕，以赛亚的希望也落了空。我和詹妮丝面谈的时候，以赛亚女儿5个月，儿子5岁。以赛亚是两个孩子的法律监护人，一周两天两夜必须亲自照料。他每月付1000美元的抚养费，所以没有办法只好和詹妮丝住在一起。
以赛亚为自己的孩子尽职尽责，詹妮丝感到骄傲。以赛亚告诉母亲自己不想和以前的女朋友“这样的人一起过一辈子”，詹妮丝对以赛亚的决定表示支持。詹妮丝喜欢和儿子一起住，何况他们租住的房子很大，卧室隔得很远。她很爱孩子，愿意为他们营造一个家庭。“我爱和孩子们一起玩，但这比我想象的有更多的责任。”詹妮丝解释说。詹妮丝的梦想就是拥有自己的小房子，和自己的儿子住得不远，孙子们能经常来家。“有两个孙子，就不会觉着孤独了，”詹妮丝最后说，“但我现在必须得保护自己，保证自己有足够的时间独处。”

第95节：新单身女性

这里介绍的中等阶层单身母亲既没有粉饰她们的生活，也没有夸大独自抚养孩子的艰辛。社会文化历来对单身母亲抱有偏见，我们都深受其害，有时甚至会使我们远离那些比我们更年轻、更贫穷的人。社会学家简·伯克研究自愿做单身母亲的成熟的中等阶层妇女，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个案。我读了她的相关文章，为她所作的分析大为惊讶，因为我从中了解到一个从未留意过的事实。伯克写道:“这些生活水平中等、社会地位居中的单身母亲自称为‘自愿的单身母亲’。”言下之意是其他单身母亲不是自愿的，至少，非自愿的单身母亲选择当妈妈是不像她们那样有高度的责任感。由此，这些“自愿的单身母亲和其他单身母亲就有了区别，而这些非自愿的单身母亲才是所谓真正的社会问题。”
简·伯克:《做得对吗？有选择地成为单身母亲并为合法性而斗争》，见:《性别与社会》，2000年，第14卷第1期，62~86页，下同。自那以后，我再也不不加区分地使用“自愿的单身母亲”这个说法了。
某一文化如果接受并支持所有单身母亲，也就应该帮助已婚母亲。新闻工作者安·克里坦登写了一本很有影响的书——《做母亲的代价》，对七个发达国家进行研究。该研究发现，为单身母亲及孩子提供丰厚福利的国家有更多的已婚妇女在家带孩子。克里坦登据此总结道:“已婚妇女感到，如果婚姻失败经济损失不大，那么在家带孩子还是值得一试的。”
我的研究规模有限，所得出的结果不一定可靠，但我访谈的这些单身母亲能够坦诚相告，她们和她们的孩子相依为命，直到孩子长大成人，从中都总结出了个人的心得体会，这些富有启发意义的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让我们不要再继续比较双亲家庭和单亲家庭有何不同，得出什么陈腐的结论，说单亲家庭是有缺陷的
社会学家罗赞娜·赫兹是进行这项研究的一个研究员。她在研究不同类型的自立的单身母亲。高贝和布莱斯顿的心理学研究是此类研究的另一个事例。。让我们深入研究不同类型的长年单身母亲，让我们比一比有亲朋好友或大家族帮助的母亲(单身或有伴侣)和完全独立抚养孩子的单身母亲有何不同传统上讲，由女性亲戚以及虚构的亲属抚育在美籍非裔团体中会起很大的作用。研究者开始调查知道精子捐献者时出现的可能的复杂的大家庭关系。。有众多亲友帮忙对孩子的成长会有什么影响？
我认为类似研究会让我们发现，是哪些因素使单身母亲成为一个更明智的生活选择，这种生活有自己独特的优缺点。当然，不是所有女人都想做单身母亲，但走上这条路的妇女们知道了前辈的经历，可能会从中受益。单身母亲并不违反常情，也不是社会问题，而应该被看做一个重要链条，促进了传统大家庭、友谊圈和社区生活的再度复苏。
我结婚的朋友们认为我还是单身，而在我未婚朋友们眼中，我却不属于单身行列。
——玛丽亚
我第一次想写一本单身女人的书时，打算在初稿里对现行婚姻制度进行批判。但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想法。原因有二:首先是因为这脱离了我原来的研究对象——单身现象本身。其次，1994到1995年最初的分组访谈时我采访了婚龄很长的女人以后，才发现单身和已婚妇女存在两极分化现象，而我并不打算探讨这一现象。我发现很多已婚妇女和单身女人一样，对她们的生活并不满意，她们的丈夫并不是自己的心灵伴侣。有的妇女辞掉了工作，放弃了事业在家专门照顾孩子，但总觉得她们的劳动没有得到社会承认。她们都崇拜自己的单身女友，有的则认为单身女人生活得更刺激、更成功。她们的这种态度和单身女人的态度一样，至少部分地受到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按照这种价值观念，单身女人和已婚妇女之间存在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相互处于竞争状态。
但事实是，当今的单身女人和已婚妇女并不是一成不变、截然不同的两个群体。到44岁，离异的单身女人数量已经超过未婚的单身女人统计数字来自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很多未婚女人都有过同居的经历，有的同居时间还相当长。现今的大多数妇女并非真正地“单身”生活，她们和异性伴侣婚内或婚外同居，但也有很多时间独自生活，特别是结婚前或离婚后。但我发现，“单身”这个字眼包含了各种复杂的生活方式，有时很难断定究竟谁是单身，谁有异性伴侣。

第96节：新单身女性

根据我的研究结果，我对单身和非单身女人之间的区别表示质疑。不仅如此，我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过渡现象，在已婚和同居妇女以及真正独宿的女人之间存在很多介于两者之间的生活方式。同时，我还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兴文化观念对女性进行更严格的区分——单身或离异还是已婚——并把这两类妇女对立起来，认为她们相互威胁、彼此竞争。比如，一方面，婚姻的捍卫者们对单身和离婚妇女的生活大肆攻击诋毁;另一方面，有人热烈赞美单身生活，贬低婚姻制度。双方都把同居的女人划归自己的阵营，或者当做已婚妇女来对待，或者干脆否定了婚姻的概念，把她们看做单身女人。传统文化观念对已婚和单身妇女进行严格区分，而我却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过渡现象，这种反差说明进行新一轮的文化对话是可能的，这种对话把单身女人和已婚妇女同等对待，对两者之间的各种过渡身份也一视同仁。
单身女人和已婚妇女之间的鏖战
关于家庭的价值问题，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场保守的文化思潮，这场思潮是由十几个文化界人士、公共政策从业人士和宗教发言人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引发的最突出的家庭价值观拥护者有威廉·高尔斯顿、芭芭拉·迪夫·怀特亥德、简·贝斯克·厄尔斯坦、大卫·勃兰肯霍恩、大卫·波普努，以及与纽约市美国价值学院有关的其他的学者。。90年代中期，这些社会文化界人士开始关注婚姻问题这些学者和美国价值学院还是婚姻运动的倡导者和发源地，但是其他组织也纷纷加入，如鲁特格斯大学国家婚姻工程、芝加哥大学的宗教文化家庭工程、华盛顿特区的婚姻家庭夫妻教育基地。，这一变化具有战略意义。因为此前的研究都表明，尽管不同文化对于婚姻制度的见解有着很大差别，而且这种差别越来越大，美国人对家庭观念却一直情有独钟。另外，通过重新关注婚姻问题，文化上的保守派们也吸引了一些民主派加入他们的阵营这些自由联盟包括学者罗伯特·贝拉、诺沃·基林、玛丽·佩佛、朱迪思·华莱斯蒂恩，以及提倡共产主义社会者阿米带·俄次奥尼。。
和家庭价值问题的文化思潮一样，婚姻问题文化运动并没有深入民间，而是知识分子自发的思想观念运动，目的是改变既定的文化规范。他们的终极目标是降低离婚率，使更多的孩子能在双亲家庭中健康成长这个新主张最清楚地陈述婚姻运动:《原则声明》(marriagemovement.org)，于2000年6月发行。。这些目标无可厚非，但婚姻运动的倡导者们大肆宣扬结婚的好处，和单身生活——特别是单身女人和单身母亲——的种种弊端相对照。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为了对以上观点进行驳斥，女权主义知识分子故意贬低婚姻，为单身生活进行辩护。鏖战双方的评论家提出正反两种论点，局外人则以更学术化的方式不关痛痒地发表意见支持或反对婚姻。
不管是攻击单身生活、维护婚姻，还是批判婚姻制度、拥护单身生活，鏖战双方使用的措辞突显了论战的主题，但我重复这一主题并不想详细说明这些观点是正确的、合理的。我只是想强调一点，这些论辩双方的假设都未经证实，或者以偏概全。我想说明这些文化界的辩论怎样危害了单身和非单身女性，使两者敌对、竞争，而掩盖了两者之间的共同之处和过渡性特征。
毁谤单身、批判婚姻
为了说明我的观点，我参考了论战双方学者和记者写的专著，这些书都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在探讨双方的论辩术之前，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些书及其作者。
琳达·维特是个社会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自视为自由民主派)，她和新闻记者玛吉尔·加勒格尔(著名的保守派)合著了一本书，2000年出版，书名叫做《为婚姻辩护:为什么婚姻中的人们更幸福、更健康、更富有？》从书名上看，该书把已婚和未婚的人们截然二分。维特和加勒格尔与婚姻运动步调一致，为政府新出台的婚姻政策辩护，该政策奖励婚姻，惩罚离婚和单身现象。但他们从大众报章文学和社会科学中也秉承了一个久已有之的传统，就是将已婚妇女和单身女人截然划分开维特和加勒格尔汇集了许多统计调查，批评70年代由社会学家杰希·伯纳德做的一个著名的研究——认为与已婚女性相比，单身女性在身体和心理上都更健康。。

第97节：新单身女性

除了维特和加勒格尔以外，攻击单身生活、支持婚姻制度的不乏其人。两位专门研究离婚现象的社会学家更隐晦、更暧昧地表达了他们对单身现象的仇视。朱迪丝·华莱丝蒂恩、朱丽叶·刘易斯和桑德拉·布莱克丝丽2000年的著作《离婚的意外遗产》以及e.梅维丝·赫丝雷顿和约翰·凯利2002年的著作《不论好坏:再论离婚》对离婚妇女及其子女的生活进行了长达25年的追踪调查。华莱丝蒂恩对离婚持悲观态度，而赫丝雷顿对离婚现象则很乐观，双方的争论以及媒体报道中都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排斥长年单身妇女，这里的长年单身妇女指的是离婚后一直单身或离婚家庭中大而未嫁的老姑娘。华莱斯丝恩和赫丝雷顿只是间接地对单身妇女颇有微词，不假思索地反复用各种反面典型为例，而新闻记者丹妮尔·克里坦登在《我们的母亲们没有告诉我们》一书中直言不讳地反对单身妇女。
抨击婚姻制度的学者则立场鲜明地指责这些著作。我必须承认，我对新闻记者和其他学者抨击婚姻制度、捍卫单身生活的立场有一种自发的认同。这些否定婚姻生活的文章文笔优美、机智幽默，读来令人耳目一新，和那些贬低单身妇女的作者形成鲜明的对照。直到我的已婚妇女朋友和学生告诉我这些作品触怒了她们，我才意识到这场论战背后更深远的文化及政治含义。我明白了，这些学者也进一步加深了单身和非单身女性的社会文化差距，这种差距对我们任何人都有害无益。
新闻记者达尔马·海恩撰写了《美国妻子性生活的沉默》(1992年)和《婚姻的冲击:女人到妻子的角色转型》(1997年)两本著作，认为妇女一旦满怀传统期待进入婚姻生活，就会失去自己的声音，失去她们的自我，失去性快感。后来，海恩在另一本书中举出大量统计数据，使已婚和未婚妇女的形象固定化、程式化，她采用的数据与华莱丝蒂恩和赫丝雷顿采用的统计数据正好相反
例如，海恩写道:“已婚女性的沮丧率是单身女性(从未结婚、离异、寡居)的三倍;已婚女性的神经衰弱症是单身女性的三倍。”。海恩写道:“我赞成婚姻，我自己就结了婚，而且很幸福。”但接下来，她例举的所有已婚妇女都是反面的，而单身女人都是正面的、积极的，无一例外。
雅克林·盖勒是个三十来岁的单身女人，在纽约大学英语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对婚姻生活的弊端表现得更加偏激。她2001年发表了《新娘来了:女人、婚礼和婚姻神秘感》。书中盖勒对婚礼及人际关系进行了饶有趣味的批判，对自己和其他妇女的单身生活也有独到见解。其实，不彻底否定婚姻制度她也一样可以写这本书，但她书中却完全抛弃了婚姻制度。“我们别再唱老调了，单身生活没什么不好，”盖勒宣称，“如果更偏激一点，不如干脆利索地说‘结婚不好’，也很痛快。”盖勒事先就承认她指责“在个人品味和意向的指引下进入婚姻。”劳拉·奇普尼斯是西北大学的传媒学教授，她在2003年的著作《反对爱情:一场辩论》中更加尖锐地批判婚姻制度。
单身女人郁闷、孤独、幼稚、自私
《我们的母亲们没有告诉我们》一书中有激烈的辩论，但还是让我们先看看更严肃的学术著作如何不知不觉地把单身女人塑造为反面典型的。
维特和加勒格尔没有对比数据，在不依靠统计数据的情况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单身妇女的生活“没有意义，或者说没有目标”，而且没有人帮助她们摆脱危机
维特、加勒格尔:《为婚姻辩护:为什么婚姻中的人们更幸福、更健康、更富有？》，纽约:百老汇图书公司，2000年，76页。。“人生来就不是一个人过的，女人尤其如此。”但他们似乎又把单身女人视为最大的敌人，因为她们也要求“很多只属于已婚妇女的权利和利益”维特、加勒格尔:《为婚姻辩护》，175页。。
在《离婚的意外遗产》中，华莱丝蒂恩坚持认为，人很小的时候如果父母离婚(到20世纪90年代在28到43岁之间)，成人以后工作可能很出色，但个人生活往往很成问题。华莱丝蒂恩所谓的“成功的个人生活”就是婚姻稳定并且承担父母的义务和责任。她跟踪调查的93个孩子当中，只有60%“离婚家庭的孩子”已经结婚(普通同龄成年人结婚率为80%)，只有38%有孩子。华莱丝蒂恩只对5个“离婚家庭的孩子”(其中一个是单身)进行过详细报道，并给我们讲述了丽莎的故事，丽莎到31岁尚未出嫁。

第98节：新单身女性

华莱丝蒂恩认为正在成长的丽莎是最好的例子。丽莎是个年轻女孩，父母离婚但很疼爱她。丽莎适应能力很强，性格活泼开朗，现在工作干得很出色，也很热爱本职工作，眼下正和一个男人同居。他很照顾她，但丽莎却表示自己并不爱他。丽莎告诉华莱丝蒂恩她可能不会要孩子，而且已经“决定这辈子一个人过”华莱丝蒂恩、刘易斯、布莱克斯丽:《意想不到的离婚后果:25年的重大研究》，纽约:许珀里图书公司，2000年，288页。。丽莎谈起单身生活的种种好处:独立不羁、不必考虑他人、依靠自己、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在我听来，这坦率的表白和要求女人结婚生子的社会压力背道而驰，渗透了心理学家大力提倡的强烈的自我价值感。但华莱丝蒂恩对这一番表白却并不认同:“如果丽莎是我的女儿，不想寻找一个她爱的男人，我能想象我会多么难过。我结婚53年了，一直很幸福，我知道她将会错过多少美好的东西。”华莱丝蒂恩、刘易斯、布莱克斯丽:《意想不到的离婚后果》，290页。
华莱丝蒂恩得出这番结论至少是真诚的，她并不认为自己的结论就是真理，也并不把它强加于人，但她坚信她的读者会奉行她的婚姻观，这种自信却使我大感意外。华莱丝蒂恩并没有问丽莎为什么和人同居，是因为对方满足了自己的性欲，还是给了自己安全感？丽莎的哪些要求还没有得到满足？华莱丝蒂恩没有追问这些，她接下来只想知道，31岁的丽莎是不是真能肯定自己永远不会和一个男人相爱。这一强大的心理攻势再次强化了丽莎被反复灌输的理想婚姻模式，丽莎终于招架不住，承认自己最想得到的莫过于爱情。她没说自己想结婚生孩子。
华莱丝蒂恩拿丽莎和另外一个离婚家庭的孩子进行对比。这孩子叫凯伦，成长过程并不顺利。“她和加文(凯伦的丈夫)关系稳定、彼此恩爱，孩子很可爱，婚姻的前景很美满。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他俩都代表我们这个时代成功的爱情。”华莱丝蒂恩、刘易斯、布莱克斯丽:《意想不到的离婚后果》，58页。华莱丝蒂恩认为，凯伦和其他离婚家庭的孩子都有一种长年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他们的“主要成就说明他们更加成熟、更有自尊”华莱丝蒂恩、刘易斯、布莱克斯丽:《意想不到的离婚后果》，59页。。华莱丝蒂恩对凯伦和丽莎做出的判断截然不同，反差太大。
梅维丝·赫丝雷顿不关注离婚家庭的孩子，她研究离婚的男女以及他们经历的长期变化和发展。根据他们对离婚生活的长期调整和适应，赫丝雷顿把离婚男女分为六类。赫丝雷顿对这六类男女的表述并没有做到客观公正，而是带有价值判断和先入之见。赫丝雷顿认为有些人(受试人的20%)对离婚生活做出了最积极的调整，她就把这些人划归“改进者”。这些离了婚的人(主要是妇女)“有能力、适应性强、实现了自我”，而且她们第二次婚姻都很幸福、成功赫丝雷顿、约翰·凯利:《不论好坏:对离婚的再思考》，纽约:w.w.诺顿，2002年，98页，下同。。
第二类人(占到她抽样中的10%)适应得较好，叫做“能干的独处者”。这些人(有男有女)“适应性强，独立自主，善于社交，事业成功、社会活动频繁、兴趣庞杂、爱好广泛”赫丝雷顿、约翰·凯利:《不论好坏:对离婚的再思考》，105页。。但这些人没有二婚，而且对二婚也没有兴趣，那么赫丝雷顿为什么把她们叫做“独处者”，赫丝雷顿不是也承认他们“善于社交”“社会活动频繁”吗？问题的答案在于，这些人都不愿意二婚。赫丝雷顿写道:“他们对于和他人生活毫无兴趣。”但接下来她又举出一个离婚男人为例，说他为一个寡妇恪尽职守赫丝雷顿、约翰·凯利:《不论好坏:对离婚的再思考》，98页。。两人都不愿同居，但他们共同拥有很多东西。虽然赫丝雷顿认为离婚可能会产生一些积极结果，但还是间接地、暧昧地美化婚姻——包括二婚，并把长期单身生活模式化据我所知，赫丝雷顿和华莱丝蒂恩不同，在婚姻运动中没有借用自己的名字和专家意见。但是她的研究经常被用来反对华莱丝蒂恩，这里我批评的是她们对单身生活有偏见。。

第99节：新单身女性

丹妮尔·克里坦登认为，越来越多的离婚妇女是第二次女权运动的直接后果，而第二次女权运动，引发了一场所有知识女性争取独立自主和事业成功的单方面运动。但克里坦登却和这次运动背道而驰，她力主妇女们重返婚姻，复归母亲身份，认为这才是实现所有妇女梦想的关键所在。结果，她歪曲了追求自身独立的妇女形象。
一旦你不再是单身，你会突然发现，你过去为了独立和自尊而全力奋斗、打拼已经失去了全部意义，除非你打算后半生当修女、在远离尘嚣的山顶上进行哲学玄思或者当一个好莱坞式的女冒险家，40年后盯着空空如也的波旁酒杯，怀疑自己以前的努力是不是值得丹妮尔·克里坦登:《我们的母亲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幸福远离摩登女人》，纽约:西蒙&苏斯特，1999年，64页，下同。。
对克里坦登来说，单身妇女追求独立等于继续自己的幼稚和无知。“很多情况下，”她解释道，“所谓独立就是某些人害怕、懦弱的托词。有人虽年轻得多，也比她们老成、能干，能做得了她们做不了的事。”丹妮尔·克里坦登:《我们的母亲没有告诉我们》，73页。克里坦登继续写道，单身女人没有责任，容易变得自私、幼稚。“多年来总为自己一个人活着，只替自己一个人着想，”她说，“只对自己一个人负责，你的自私自利自然而然地从青少年延续到中年。”丹妮尔·克里坦登:《我们的母亲没有告诉我们》，69页。
在克里坦登笔下，单身男女没有朋友，没有家庭，没有邻居，没有同事，所以既谈不到任何责任，也得不到任何帮助。克里坦登这样写道:“只有为人夫妻或为人父母，我们才能真正界定自我身份，丰富我们的生活，最充分地完善个性，实现自我。”丹妮尔·克里坦登:《我们的母亲没有告诉我们》，74页。克里坦登最后总结道,“终生独立可能最终会作茧自缚。”丹妮尔·克里坦登:《我们的母亲没有告诉我们》，75页。
攻击婚姻生活的人则异口同声地赞美单身生活，和这种否定态度针锋相对。比如海恩在《婚姻的冲击》一书中谈到，单身女人都有“放荡、强权、爱心和性感的一面”。接下来她更真实地描绘了单身女人“舒适温馨的人际关系”，她们从不会失去自己的声音:“在单身生活中，女性内在的知识见解就像高亢嘹亮的女高音，不会屈从于他人支配;单身生活是一块前所未有、无拘无束的自由地带;就单身女性的行为规范可能会有争议，但从本质上来讲，社会文化对单身女人的私人生活不感兴趣，因为它不涉及男人和孩子。所以，单身女人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心声。”
已婚妇女被囚禁在“家庭工厂”
海恩写道，和心满意足的单身女人相比，已婚妇女过得很压抑，因为为了做好妻子她们失去了自我。“我所知道的就是家庭妇女们常说的‘贤惠’，”海恩写道，“我们所谓的道义本应该将家庭维系在一起，但正是道义扼杀了个性、快感，也无情地斩断了人际关系。”从这段话中，海恩就婚姻制度得出了一个悲观的结论。“婚姻会继续存在——社会制度很少完全消亡，”海恩总结道，“但婚姻会衰落，会蜕变成一种官方认可的一夜情缘，因为现代女性和所有时代的女人一样，迫不及待地闯进婚姻，大失所望后又急不可待地逃离婚姻。”
盖勒考察了自己的出生地——纽约斯卡斯代尔一带中上阶层的全职太太，据此总结出了消极的婚姻观。盖勒把一位太太描述为“迷人而麻木的洋娃娃”，认为她不过是囚禁在小家庭里的“家庭囚犯”雅克林·盖勒:《新娘来了:女人婚礼和婚姻神秘感》，纽约:四墙人富出版社，2001年，3页，下同。。盖勒的观点和丹妮尔·克里坦登针锋相对，克里坦登认为长期的单身生活形同监狱，把单身妇女称为“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着囚徒般的生活”盖勒:《新娘来了》，5页。。盖勒观点更加极端，她断定“结婚证书的本质和核心就是一股腐朽之气”，而且“婚姻会摧残人性。”盖勒:《新娘来了》，69~70页。

第100节：新单身女性

和盖勒一样，劳拉·吉普尼斯也认为两人组成的一户人家好比囚笼，夫妻“相互看守，软禁了现代爱情生活的基本条件”奇普尼斯:《反对爱情:一场辩论》，纽约:万种殿图书公司，2003年，103页。。这种“家庭集中营”以“保险安稳的全国模式”为基础，奇普尼斯:《反对爱情》，44页。通过否定单身生活确立了自己的合法地位。“婚姻生活痛苦不堪，会导致男人早死，这已经广为人知。统计数据表明，女人找到伴侣的希望微乎其微，锐意改革、不满现状的夫妻双方受到了严重威胁，”吉普尼斯写道，“就好比任何苏联人误入歧途，认为应该进行系统的社会改革，都会被视为国家公敌，不容置辩——‘喂，如果你不喜欢这里，就到别处碰碰运气，看你喜不喜欢那里。’”奇普尼斯:《反对爱情》，23页。
吉普尼斯接着把夫妻双方的二人家庭比做管理有序的工厂。吉普尼斯写道，婚姻就是“一个家庭工厂，必须服从严格的车间规程，这些规程使夫妻和世界上家庭伴侣们呼吸不到自由空气，束缚了他们的手脚，使他们如同机器”奇普尼斯:《反对爱情》，19页。。“夫妻二人的家庭中既需要劳动密集型的亲密关系，也需要‘建立你的人际关系’，现在婚姻对所有人来说都越来越难以捉摸了。”奇普尼斯:《反对爱情》，20页。婚姻中的性生活也受到工作规程的影响，夫妻双方年年月月、持之以恒，“就像工作流水线上的一线工人一样兢兢业业(一周一次，时间不变，姿势不变)，偶尔突发奇想，希望把旧机动车翻个个儿，或者继续跑，或者停下来。”奇普尼斯:《反对爱情》，66页。
吉普尼斯继续打着比方，认为系列心理治疗对“爱情需要付出努力”的传统观念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认为“通奸是对婚姻的静坐罢工”奇普尼斯:《反对爱情》，31页。。但家庭工厂无需经理，夫妻双方相互监督，调整对方的日常生活。
从卫生间到卧室，从汽车到厨房，二人生活中的一切都处于对方监督之下，需要相互商量，也需要受到行为规范的约束……不说清你的去向就不能离开家，也不得不告诉对方你回家的时间，对方如果想待在家你就不能出门，也不能邋邋遢遢，即使对方想多花一倍的力气来收拾房间，你也不能少干你那一半活儿，虽然你觉得没有必要甚至没有理由那么讲究参见《反对爱情》的节选部分，题目是《反对爱情:有关两个暴政的论文专述》，《纽约时报》杂志出版，2001年10月14日。。
吉普尼斯还连篇累牍地提供了很多例子。
看完这洋洋洒洒的文章，单身读者优越感油然而生，而非单身则不免备受打击或恼羞成怒。
沟通文化隔阂
单身和非单身妇女就像书中描写的那样，注定永远水火不容吗？难道真的像社会学家诺佛·格伦预料的那样:“婚姻围墙那一面的草就一定更青翠吗?”我不这么认为。如果没有单身和婚姻的反面论调，或少唱这些反面论调，如果有文章为单身和婚姻同时辩护，妇女们会发现婚姻生活和单身生活是延续的、过渡的，有很多相似之处。在更偏激、有创见的论文中，这种折中的观点不乏其例。
据我所知，在1974年合著的《单身的挑战》一书中，玛丽·爱德华兹和埃丽诺·胡佛最早、最全面地尝试沟通单身和非单身妇女的文化隔阂。在该书最后《单身宣言》一章，作者宣布:
我愿意通过个人的单身生活体验帮助提高单身生活的社会文化地位。在这一过程中，我会强调婚姻的重要意义，而不是想削弱婚姻，因为只有我们有机会选择独身时，婚姻才会真正成为一种自由选择，而不是一个夫妻双方构成的，社会强加给我们的无奈之举。最后，我想尽我所能，在单身和非单身妇女之间架起友善的桥梁，因为自我意识、独立自主、充分自由、自我实现和完善等等，和单身或结婚没有丝毫关系。归根结底，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成为真正的自我。只有我们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这一点，单身和非单身妇女之间的误会、曲解才会有所减少爱德华兹和胡佛:《单身的挑战》，纽约:新美国图书馆，1974年，217页。。

第101节：新单身女性

越来越多的妇女结婚或与人同居之前长期过单身生活，或者结婚多年后离异，这也有助于打破单身与非单身妇女之间的文化隔阂。有些妇女已经开始描写她们经历过的双重生活。《46岁结婚:痛苦与狂喜》一文中，南希·瓦提克写道:“爱情、婚姻和单身生活一样，都是奋斗，只是奋斗的方式有所不同。”但瓦提克长年单身，她深知单身妇女仍然饱受非议，做个单身女人仍然很难。她写道:“我从来不想在二人生活中陷得太深，忘了自己做主才天经地义，也极富挑战性。我总是愿意和那些人持同一观点，他们宁愿在孤独和其他独身的烦恼中挣扎，也不愿在爱情生活中做出太多让步。如果我没有遇见丹尼斯，我想我很有可能现在仍然在孤独中挣扎。”
年轻妇女莉萨·米娅·杰维斯是杂志《淫妇:女权主义者对通俗文化的回应》的编辑和出版商，她写了一篇文章《性欲旺盛的独身女人的心结》，发表了类似观点。米娅·杰维斯想独身，她所有的亲朋好友也能接受。所以她结婚时大家反而感到意外，但米娅·杰维斯相信，这种早年婚姻观念的影响能够解释为什么她一直赞成、认同单身生活。
我们结婚周年来了又去了，“老公”这个字我一念就念得拗口、含糊，就像我念“好声”的租碟户头一样。但一谈到奉献以及单身的独立和快乐，我总觉得自己更是一个单身女人，不像个结了婚的人。“有些女人对二人生活心满意足，认为真正的幸福只属于那些有配偶的女人，就像诺亚方舟上的动物一样。我却不属于这一类女人。”在此我想大声宣称:“我知道你们的单身生活和我婚后生活一样有收获，因为我过过单身生活。”莉莎·米娅·杰维斯:《性欲旺盛的独身女人之心结》，见:李·达莫斯基:《性与单身女孩:坦率而古怪的女人论性爱》，西雅图:海豹出版社，2000年，286页。
凯瑟琳·格雷厄姆是另一类女人，她结过婚，后来很长时间独身生活。她丈夫自杀以后她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继任《华盛顿邮报》的出版商，成为纽约地区最有影响的女人。格雷厄姆没有二婚，原因就像她自己说的:“我嫁给了我的事业，我热爱它。”但格雷厄姆继续和她很多已婚朋友有来往。“我喜欢和婚姻幸福的人打交道，他们总是彬彬有礼、善解人意，能让人感到他们之间很真诚而且相互鼓励。”她解释说。
单身和非单身妇女的文化两极分化风行一时，而同性恋婚姻运动提供了另一块平台来抵制这一分化。有评论家认为，不管是激进还是保守，赞成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社会变革都可能加深单身和非单身妇女的不平等关系。女同性恋夫妇玛撒·阿克丝伯格和朱迪丝·坡拉斯格发表一份个人声明，非常清晰地表明了她们的政治立场。
我们彼此相爱，相互尽职尽责，一起生活了近20年，都是马塞诸塞州公民。我们不会结婚，但我们相信男女同性恋者完全有权利结婚。同性恋者获得全部公民权利的一个最大障碍终于消除了，这实在可喜可贺。但我们并没有享受这一新权利，只有这样才更有利于我们倡导自己理想中的社会。
玛撒·阿克丝伯格和朱迪丝·坡拉斯格接着写道:
如果我们结婚，就意味着助长和延续社会的夫妻生活模式，这种模式把单身男女、单身父母，丧偶寡居和离异之人以及其他非传统的生活方式边缘化。当同性恋者只顾为获得结婚的权利而欢欣鼓舞时，我们想树立新的社会理想，在这个社会里，人的基本权利和婚姻状况毫无瓜葛，人的私生活方式可以多样化，包括婚姻状况玛撒·阿克丝伯格和朱迪丝·坡拉斯格《为什么我们没有结婚》，在线参见commondreams.org，2004年6月1日。。
以上声明试图调和单身和非单身之间的对立状态，但就多样化的非传统生活方式她们却语焉不详。相比之下，盖勒向我们指出了一个更加复杂的现实。她这样想象着:
在未来的理想社会中，单身生活模式毫无优势可言。有人愿意顺其自然，一辈子一夫一妻，从一而终;有人想和多个人过这样的夫妻生活;有人愿意独身寡宿;也有人想有多个性伴侣;有人愿意和爱人一起生活;有人愿意和至亲共居一室;有人愿意独往独来;还有人愿意和朋友们一起过集体生活。法律和社会风尚应该对以上诸多生活模式给予同样的尊重和鼓励盖勒:《新娘来了》，381页。。

第102节：新单身女性

我观察到的现实——单身和结婚生活之间存在过渡性生活方式——比现有的文化描述更加复杂。这一复杂现实说明，社会文化观念需要变革，就像盖勒所预见到的那样。
单身族和同居双方的社会过渡身份
“介于单身和非单身之间”是什么意思？是说某人并不是真的独处独宿，与人有同居关系，还是说这样的关系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个问题并不是我研究的重点，但有一些新鲜的资料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把我的观察结果分为三个小标题:有人介于传统的单身或非单身之间，但还没有一个文化范畴来表示这些人;有人不和人同居但保持着长期明确的性关系或爱情;还有人和人同居但不发生性关系。
介于单身与非单身之间:文化范畴缺失
我研究的所有妇女都认为自己是单身，否则可能就不会这么自告奋勇接受采访了。直到跟朋友熟人谈到我的研究时，我才发现如果一个女人的婚姻状况不太符合现行范畴时，她是不是把自己看做单身就很难预料了。
我认识达伯拉(快60岁了)很多年了，她从来没有结过婚，但和吉米过了10年一夫一妻式的二人生活。达伯拉因公外出，他们才每隔一周或夏天里有一段时间在一起生活。但双方都承认，他们希望有两套住房。吉米喜欢乡下，达伯拉喜欢城里，两人都想拥有充分的个人空间。他们同居时登记为家庭伴侣，吉米从达伯拉的保险里享受健康津贴。
但达伯拉仍然认为自己是单身，和自己的同事客户介绍自己时也是这么说的。我问她为什么，她骄傲地回答说:“我从来没有结过婚，也从来没有依赖过别人。”他们现在合住的两套房子都是她的，她还支持吉米，直到他写完并推销掉自己的小说，在此之前达伯拉以为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如果他们像普通夫妻一样生活，吉米养活达伯拉，达伯拉不认为自己是单身女人。
还有一个熟人更让人吃惊，我一直觉得她是个令人羡慕的单身母亲，有时和人同居。但她告诉我，她一直不认为她是单身。我问她为什么，她的回答是:“因为我一直有异性伴侣，而且一直在找异性伴侣。”
不管自己在外人看来是不是单身，这些女人对自己的婚姻状况却毫不含糊。与此相对，还有的妇女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单身。我认识的另一个女人叫玛利亚(也是五十来岁)，本章开篇就引用过她的话。她全心全意地与人相爱8年，但没有和对方同居。她对我说:“我结婚的朋友们认为我还是单身，而在我未婚朋友们眼中，我却不属于单身行列。”如果要更公开地探讨单身或非单身之间的生活，可能需要借助比“介于”更丰富的字眼。
不同居但保持着长期性关系或爱情
有些已婚夫妇(海员，旅行推销员和流动工人)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分隔两地。越来越多的已婚妇女外出工作，所以两地奔波式的婚姻也就越来越多。但这些并不足以改变长久形成的文化观念，即夫妻双方倾向于共住一处。在没有工作限制的情况下，如果有人自称喜欢和人同住，但又和伴侣分隔两地，就会引起家人、朋友、同事的怀疑，不会为人所接受。而且社会对于同居现象越来越宽容，所以未婚夫妇同居一两年后又分开，反而要招人议论。我们可以看看一些例子(第四章，贝丝·吉尔曼和乔来往4年但从未同居)，这些例子当中有一方实际上不是一夫一妻，相互也不承担责任。很多男女恋人常年来往但没有同居关系，他们的动机往往受到怀疑，只好以工作为由替自己辩白。如果一方已经有了孩子，就以孩子的需要为分居两地进行辩护。第三章描述过的女同性恋母亲朱丽叶·科恩以及达伯拉、吉米这一对恋人，本来是为了保留个人隐私或保持适当距离才分开住的，但他们也以工作或孩子为由替自己开脱。我遇到一对五十多岁的女同性恋夫妇，也两地分居，但并不是因为孩子或工作，而是因为她们喜欢分开住。
琼恩尼·吉布丝54岁，2003年4月充满信心地走进我的单身妇女课堂。一个名叫“生活在夫妻以外”的小组组员把琼恩尼吸收进他们的组织。琼恩尼身材高挑，风度优雅，能言善辩，举止迷人。她只告诉组织她的部分生活背景，因为她不想张扬自己私生活中的一个事实——一个女同性恋者，和自己的恋人相爱10年，但从未同居过。她接受的正统教育不一定会使人(包括她自己)料想到她现在的生活。

第103节：新单身女性

琼恩尼生于加州南部最虔诚的天主教地区的天主教家庭，五个孩子中排行老大，刚高中毕业就结了婚。她很迷恋和丈夫的性生活，但很快就发现他专横、苛刻，婚后生活也很单调乏味。于是两三年以后琼恩尼离了婚，逃避到加州北部，搬进了住在乡村的朋友家，成了消极颓废、对抗世俗的嬉皮一族。她一个朋友在那里拥有一片地产。
三十多岁的时候，琼恩尼回到一座小城市，买下一片店面，经营了10年。到了45岁，她想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就弄到了不动产许可证，加盟一家大公司。最近这8年她一直待在那家公司，打算从那里退休。琼恩尼不愿意谈自己什么时候、为什么成为女同性恋者，但她说过她一辈子时不时和人同居。15年前，她搬进自己的公寓，本想重整旗鼓，重新来过，没想到一眼就看上了这套房，自那以后一直独处独宿。她还租住10套小户型公寓房中的一套，周围的租户搬出去后，她朋友搬了进来(她最要好的朋友就住在隔壁)，和其他租户成了朋友。最近她才知道这栋楼上所有租户都是单身，有的人有非同一般的朋友或孩子不时前来看望。琼恩尼自己也没想到，自己居然创建了一块单身族社区。
琼恩尼就喜欢忙完一天的工作后回到自己的小家，享受一个人的安静空间。“我点上几根蜡烛，放放音乐，做做瑜伽，想想心事。”琼恩尼说，“我不喜欢身边一直有人。”但有亲密朋友住在隔壁，她外出的时候可以帮她取回邮件，有急事可以找她，平时可以随心所欲地谈谈心，交流交流，琼恩尼还是很高兴的。
琼恩尼10年前遇见她现在的伙伴露西的时候，露西和自己10岁的儿子住在一起。琼恩尼和露西都没有想过她们有一天会住在一起。露西的儿子几年前搬出去以后，琼恩尼不想把自己的公寓房租给外人，而露西也喜欢拥有自己的空间。于是她们决定继续这样住下去，琼恩尼和露西相隔不到一英里，什么时候见面都没有一定之规。一般她们都在一起过周末。露西和琼恩尼最好的朋友们和紧邻吉尔也成了朋友，这三个女人相互戏称对方为自己的“妻子”，这当然是玩笑话，但主要是因为她们相互照顾。吉尔有个女朋友，开车4个小时就能到，她们一个月才见两三次面，所以吉尔总有时间参加她们的社交活动。有时候三个女人一块出去，但更多时候琼恩尼让她们俩去，好给自己留一点时间独自在家。吉尔和露西都喜欢棒球，也喜欢戏剧，但琼恩尼却对此不甚热心。
琼恩尼和露西发现，她们这样的生活方式有个好处——彼此都不用介入对方的家庭。琼恩尼和4个姐妹、8个侄子侄女感情很深，常去看望他们，但露西刚刚费尽心力把一个孩子拉扯成人，不想去看孩子们，所以总是趁琼恩尼看望家人的时候去自己其他朋友那里。琼恩尼也觉得没有露西，一个人去看望母亲更自在。琼恩尼和母亲很亲，虽然她的性行为母亲并不能接受。“我母亲还是想问我什么时候结婚。”琼恩尼转述和母亲的谈话，“我54岁了，但什么时候结婚都不算晚。”琼恩尼说她家人宁愿把她看做单身，也不愿意把她当做女同性恋者。琼恩尼总结了自己婚姻状况的好处:“你生活中需要各种各样的人，五花八门的人，因为这形形色色的人际关系丰富了你自身。”例如二十多岁处于长期的非同居状态的异性恋关系。
和人同居但不发生性关系
未婚同居男女恋人在社会上的身份更加隐蔽，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室友，但并没有性关系或其他风流韵事。我无意中发现了这样的两对恋人，我将一一介绍给大家。一对是我采访一位离婚母亲，进行跟踪访谈偶尔打听到的，另一对是我和我的美发师聊天的时候听说的。
前夫前妻共同拥有房子和家庭生活
1994年，凯伦·米尔斯58岁，仍然精神矍铄，留着短短的棕色头发。凯伦当时还在读博士，同时在洛杉矶一家经济规划公司当兼职做经济分析。她现在仍然干这份工作，不过已经是专职员工了。2003年一个晚上我到她家访谈，凯伦干完一天的工作，每天来回坐车近一个小时，非常疲惫，她穿着运动服，懒洋洋地躺着。

第104节：新单身女性

我了解到，凯伦和两个女儿很亲密。1994年，凯伦已经是个离婚12年的单身母亲了，两个女儿一个19岁，一个21岁，她很想和女儿们住在一起。“我和她们很亲，她们也和我很亲，比我和我自己父母之间要亲得多。”凯伦断言。“我们在一起谈她们各人生活中出了什么事，我和我父母就从来不说这些。她们两个都不想离开家，她们很快乐，我也很快乐。”凯伦离婚后也和别的男人发生过关系，这些男人大多住得很远，所以他们都没有见过她两个女儿。凯伦直截了当地说:“我不会再结婚了，我就想独立自主，也喜欢那种自由的感觉。”但她不想一个人住。
所以，2003年我发现凯伦的一个女儿(在东部呆了4年以后)搬回家来和凯伦住，我并不觉得奇怪，她的另一个女儿和一个认识了4年的男人、两个孩子就住在几英里以外。凯伦很喜欢当祖母，每周三四次帮着看孩子。我见过她两个女儿，能感觉到母女之情。
但有件事我很吃惊:我发现凯伦的前夫也和凯伦住在一起，但从以前谈话中我感到他们不可能在一起生活了。凯伦说，她丈夫做过癌症手术之后搬进来住了一段时间，这样凯伦的女儿们可以帮着照顾他。我猜这是最近的事，后来才知道他6年前就做了癌症手术。凯伦很快解释了一句:“这是我的房子，我们也没有恢复以前的关系。”
凯伦结婚８年时，两个女儿一个上一年级，一个上三年级。这时，凯伦感到丈夫詹森只知道喝酒，喝了酒就发火、谩骂、威胁。但明知他酗酒，凯伦还是想让詹森给两个孩子当爸爸，所以为了两个女儿她一直维持着两人之间的友谊。
很多年来两人关系很紧张，离婚12年以后(1994年)，詹森和凯伦仍然是“相当好的朋友”。两个女儿和父亲很合得来，詹森从来不骂她们，凯伦也为此感到欣慰。她说:“他人不错，我只是不想和他一起住。他喝醉的时候我不愿在他旁边，但和孩子们一起吃饭还是挺好的。”他替凯伦修车，也帮着收拾房子，但当我问凯伦，她是不是愿意把他看做一家人，凯伦回答说:“我一想起这个心里就有点发怵。”
但这话说了刚过3年，詹森就搬进了凯伦新买下的房子里，一直住了下来。我想探听凯伦对这有什么反应，对凯伦来说，房子所有权是很重要的。可凯伦说:“他有自己的一间屋子，没有对着全家指手画脚，我们也不经常在一起吃饭。如果我想做饭我就做饭，但我从来不觉得我必须做饭。不管谁住在这里，只要是我做饭我就做得足够大家吃。他不做饭，但有时自己热点东西吃。经济上我们完全是独立的。他不收拾房子，但这房子也不属于他。”凯伦接着说，“经济上和家务活上我们没有什么硬性规定，他干院子里的力气活，锅炉不好用了，他会找人来修，他买个部件就能修好。重新装修房子我只买了需要的材料，剩下的附带材料他自己买的，然后房子就装好了。还不错。”
这样的生活方式行得通，因为凯伦很愿意独身。“我一个人过活，没有性伴侣，我从来不感到不安。”凯伦说，“我也从来没有这样的愿望，不愿花费力气去给自己找这么个人。”当我问到她詹森是不是有别的女人，或另有性生活，凯伦说她不知道也不关心。凯伦只看重家庭生活，她从来没有一个人生活过，也不想一个人过。和一个女儿和前夫一起过，又有另一个女儿和孙子住在附近，凯伦很高兴。
另外，以前孩子还小的时候，凯伦参加了一个小镇社区，现在她连续8年参加妇女垒球队，有了新的集体生活。这个垒球队经常参加比赛，还参加州级和全国性竞赛。凯伦喜欢垒球队活动，参与各种球类比赛和其他比赛项目。詹森从不和她一起去，她垒球队的朋友们知道詹森和她一起住，但没有人见过詹森，也没有人认为凯伦还有个男人。凯伦自己也不这么认为，她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单身。
凯伦也承认邻居和自己的大家庭可能不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她提到詹森在德国的姐姐前年来看望过他们，当时还问他们还算不算一对夫妇。邻居们倒是不打听，可能她们认为一对男女，特别是曾经的夫妇，如果一起生活，就应该是一对。很多已婚夫妇虽然在一起生活，但不一定很亲密，也不一定就发生性关系。凯伦比大多数人更加诚实，她自己也知道自己的婚姻状况有悖于社会规范，既不是非单身，也不是单身。

第105节：新单身女性

和非同寻常的他者同居但不发生性关系的女人
我的美发师达利亚和人有非同寻常的同居关系，他们之间比凯伦和詹森相互更加负责，也更加亲密，但却和凯伦和詹森一样，没有性关系，也缺乏浪漫情调。达利亚性格外向，55岁左右，很漂亮，和安琪一起生活了35年，过去28年一直住在一起。但达利亚从来没有和安琪或别的女同性恋者有性(浪漫)关系。他们共同拥有两处生意和一所房子，而且两人各自都和男人长期有性关系(达利亚和人同居11年，安琪和人同居20年)。“我们就是对方的那一位，不够浪漫但非同寻常的那一位，”达利亚解释道，“我从来没有从别处听到这个说法，但它正适合我们。”
达利亚生于东部海岸的一个正统家庭，她长大后自然而然想到结婚成家，靠丈夫养活，生儿育女。刚上完大学，她很快就结了婚，但很快又离掉了。现在37年以后，她前夫住在洛杉矶，仍然是她一个朋友。他一个人抚养孩子，达利亚帮他把儿子带大。“我认为自己是内森的妈妈，”达利亚说，“他们是我大家庭中的一部分。”达利亚生活中有个孩子，安琪很高兴。她们曾经考虑过共同抚养或收养一个孩子，但她们的生活独立而忙碌，还没有想清楚怎么才能让这个孩子融入她们的生活。
达利亚和安琪在20世纪70年代女权运动中相识后，决定一起上美容学校。她们先在同一家商店打工，后来一起买下自己的商店。但她们相互吸引不仅仅是因为生意上的合作。“我完完全全被安琪迷住了，但从来不是性的原因。”达利亚进一步解释说:
和她在一起，我感到自己就是原原本本的自己。我很尊重她最真实的自我，也缺乏她具备的某些品质。我想学习如何关照自己的内心情感，如何更加真诚坦率。而她想学习如何变得更实际，不再像以前那样花钱……我第一次见到她，就想和她一起住。我提出我的想法时，她却说:“你疯了吗？”可28年以后的今天我们还是住在一起了。什么叫魅力？不光是指性。我一直有女朋友，但我还是需要明白友谊的价值。友谊代表了特殊的东西，也能解释某些特殊的东西。我不是说我一直有朋友陪伴，直到我发现了真正的友谊。朋友们就是真正的友谊。我们是为了对方才聚到一起的。我刚度过一段难熬的日子。我男朋友很体贴，愿意听我诉苦，但他不会像安琪那样理解认识问题。和他可以颠鸾倒凤，逃避到最销魂的境界里去。
达利亚和安琪之间的关系一直缓慢地向前发展，没有固定的轨迹。刚开始那几年，有过两次结婚经历的安琪经常有男朋友陪伴左右，这就影响到两个女人的关系。达利亚回忆道:
有一段时间她和丈夫分居，我们好得不得了，后来他们两人又走到一起了，我们就不在电话上聊天了。我打电话给她说:“你没了丈夫就和我好，有了丈夫就不和我好，这不太合适。我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你跟我谈心，我对你很重要，要么我对你不重要。”安琪说这话没错。但我仍然需要克服嫉妒心理，因为只要她和别人在一起我就嫉妒。我能感觉到，“我不和别人发生关系又有什么不好？”过了一段时间，我慢慢认识到我还是以前那个完完整整的自己，不必非得有性或浪漫的一面。终于，我认识到我的生活很美好，比我梦想的还要美好。
但她们的异性伴侣怎么面对这种反常的关系呢？达利亚的情人马克，住在50英里以外，和达利亚的情形很相似。他和前妻共同拥有一处生意。马克和前妻虽然不一块儿过，但他们天天见面。他们没有私生活但仍然是对方生活中很重要的人。他们的儿子已经长大，也在这店里干活，住在他们地产上的一栋房子里。达利亚和马克的前妻是朋友，很喜欢和她在一起。达利亚和马克每周末和周三晚上都见面，一般都是在马克家里。“我迷上这小伙子了，想和他待在一起，我们处得很好，”达利亚解释道，“但我并不想和他结婚或同居。不住在一起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总盼着见面，一周见两三次面已经太多。能见到马克，能回家独自呆着，又能和安琪和其他朋友在一起，我感觉我能得到蛋糕，而且想吃就吃。”达利亚最后说:“我不相信有人能从某一个人身上得到所有想得到的东西。”

第106节：新单身女性

安琪的风流韵事却有所不同，她和一个已婚男人有20年的性关系。这男人有个40岁的妻子，她不仅知道也默许了他们的关系。她把安琪称为“亲家妻”。安琪和他一周见一次面，有时一起出去度假。安琪有时还和他妻子在电话上聊天，她喜欢他妻子，但不想过她那样的生活。她是个安分守己的妻子，安琪和她丈夫从来不会让她难堪。他们公开场合从来不握手，好在安琪和她丈夫的朋友圈子互不相干，有时他和安琪参加聚会，安琪就跟人介绍说这是她男朋友，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夫妻任何一方的朋友或家人。安琪喜欢这个男人，也喜欢这种有分寸的关系。但她知道如果没有达利亚，这种关系远远不能使她满足。她认为如果她和情人都是单身，对方要求同居的话，两人的关系反而不会长久。安琪不想跟独断专行和有洁癖的人一起生活。刚开始，安琪父母也不赞成安琪和一个已婚男人有染，现在他们对他比前两个女婿都好，都喜欢和他待在一起。他们也喜欢达利亚，待她像自己女儿一样。
达利亚的家人却很难接受达利亚和安琪的关系。“我父亲临终前告诉我，如果我能遇到一个穿西装的犹太人，他会由衷地为我高兴。”达利亚回忆起往事:“我母亲现在都不能理解安琪对我而言有多么重要，她宁愿把她当成我的室友。她不想给我钱让我去买长沙发，因为她想给安琪也买一个。要是安琪是我丈夫，那当然没什么关系。我母亲不明白我们在钱上是怎么算的。她过来看望我的时候问我:‘谁买的这个？冰箱里是谁的牛奶？谁付电话费？’”但达利亚和安琪有一个最公平的办法支付开销。“传统夫妇必须算出如何分担费用和其他一切开销，”达利亚解释说，“我们也是。”达利亚没有告诉母亲，她和安琪从各自家庭继承下来的那一小笔钱她们打算共享。除了这些问题以外，达利亚和她母亲非常亲，每天都和母亲在电话上聊天。安琪和达利亚的双方父母计划好同时看望各自的女儿，有一次还一起去海上旅游。“我们对他们说:‘这是最亲的亲家了。’”
达利亚和安琪还有一个办法共享家庭。她们两人都和安琪40岁的做医学博士的侄女很亲，她侄女二十来岁的时候经常过来和她们同住，安琪和达利亚都承担了她的医学教育费用，她管两人都叫姨妈。她现在还是单身，把两位姨妈视为离经叛道但生活幸福的榜样。
多年来，朋友们已经接受了达利亚和安琪的非同寻常的关系。“我们朋友很多，和我们认识时间很长，”达利亚解释说，“他们邀请我们时总是把我们当做一对，虽然有时邀请方可能跟安琪更熟悉。有时她和他男朋友一起出去，但更多时候人们把我们看成一对已婚老夫妇。”达利亚的情人住得较远，对达利亚的朋友圈没有兴趣，达利亚正中下怀。
达利亚和安琪毫不费力地适应了共同生活，但共同经营那两家小店时却遇到了意料不到的麻烦。达利亚有点咄咄逼人，精力也更充沛，干活总是在前头，但安琪天性散漫，属于悠闲一派。达利亚嫌她干得少，就感到压抑、不满。达利亚认为理想的度假应该和工作相联系，而安琪度假时就纯粹度假，丝毫不愿涉及工作。她们学会了有意识地讨论相互的意见和不满，寻求各种解决办法(有时达利亚拿钱更多)，也有时候会制订更正式的协议，更好地适应双方的性情、利用双方的技术特长。
总的来说，没有性关系而又是对方非同寻常的朋友，这一点双方都很满意。自己最终会这样生活，达利亚自己也感到意外，她从来没有想象过这样的生活。但自己这样开明，愿意挑战幸福生活的传统生活理念，达利亚还是很高兴。两人有位共同的朋友，有段时间和两人一起住，她对这种关系是这样认识的:“她们有不同寻常的个性，能使对方快乐，丰富对方的生活。”
达利亚知道自己的家庭比普通家庭更丰富。“有人对我说过我凑了一家人。”她说，“我有安琪，有男朋友，帮我以前的丈夫抚养孩子，我觉得他们都是我的大家庭。我的朋友们也像我家人。除了他们以外，我东部海岸还有自己的家。我父亲几年前去世，那里还有我的母亲、姐妹、侄女和侄子。”有这么一大家人，达利亚相信自己老来有靠。

第107节：新单身女性

年轻的妇女们也尝试着和没有性关系但非同寻常的人一起生活，只是她们并不这样称呼对方。2001年《女士》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作者培根·肯尼迪的生活方式和达利亚、安琪如出一辙，但同样缺乏一个光明正大的称呼，她在文章中想改变这种尴尬状态。肯尼迪和自己的伴侣莉斯，一个二十八九，一个30出头。各自都有男朋友，但两年多以前一起成了家，相互之间的责任和义务远远超过了普通室友。肯尼迪文章中告诉我们，她不满意自己的男朋友，所以找到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关于生活空间我和他有完全不同的观点，”肯尼迪这样写道，“他觉得我们的公寓就是桌面，上面可以放纸、咖啡杯和电脑部件。我看来乱成一团糟，他却觉得是个分门别类的档案系统，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打乱。另外，我在起居室举行了一次政治聚会，在最后一分钟邀请了10个人过来参加，他简直气疯了。我们很爱对方，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就得一起住。”
肯尼迪发誓自己再也不愿卷进这种家庭闹剧了，她慢慢形成了自己的想法，也知道如何实现这个想法:“我要找到一个人和我同住，他和我一样把住处当成一个活动中心——吃得讲究，周末有客人，花呀台子呀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有艺术设计、活动家聚会、后花园，门道上还有几辆旧自行车，谁缺了车轮子都可以借。我朋友莉斯好像正是这么一个人，于是我就跟她提出来。”第一年住在一起，她们一起在外面开了几家公司，还管理一个非盈利性组织，但她们也和对方家庭一起过节，共同面对人们对她们的成见，即把她们当做女同性恋者。
肯尼迪和莉斯相互没有长期的责任和义务，对将来没有什么打算，对她们共同组成的家庭也没有充分的说明萨沙·卡根描写了两个年轻异性恋女性之间长达六年多的类似的关系。。听说了达利亚和安琪的故事以后，她们才知道这样的生活同样可以延续下来，这成了她们和其他人仿效的榜样。
当我们打破单身和非单身之间的等级划分，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和考虑我们以往对性关系和友谊的不公正评价。可能终有一天，与性爱无关的明确的友谊会取代性关系，而且会被认为和性关系一样重要。可能终有一天，我们会说我们“不过是爱人”，口气稀松平常，就像我们说我们“不过是朋友”一样。
通过拓展朋友间的关系我们来创建社团。
——埃伦·古德曼和帕特丽夏·欧·伯力恩《我知道你的心思》
不单单指最好的朋友或者小圈子里的朋友，拥有大的朋友圈，也能确保单身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相互照应，以及保证即将去世的单身朋友得到照顾，保证即将去世的单身女性得到照顾。虽然好朋友之间能够沟通亲密情感，但她不是获得安全的唯一来源。期望什么都能从一个最好的朋友那里得到满足通常不太现实，就像离婚一样，与最好的朋友关系破裂也很有破坏性。友谊，不同于婚姻和同居关系，不受法律和社会习俗的保护。相反，一个有许多朋友的单身女性，当她与一个朋友的友谊不能继续下去时，不会给她带来很大的打击。有着更广泛的朋友圈，她就会找到从个人兴趣到不同类型的情感支持;就会更加确保她获得手里所需的帮助及在危难时刻的救助社会学家玛格丽特·亚当斯1976年出版的《单身祝福》，是一本被遗忘的绝版的书，书中认为不是孤独或孤立，长期单身的女性有可以依赖的10个朋友或亲戚。她发现这些朋友允许广泛的情感寄托。参与我的课题研究的最知足的女性有8到10个好朋友，有时亲戚也是朋友。。
一个朋友圈包含的不只是数量，不只是好朋友。与一个封闭的圈子或派系不同，朋友圈对想要离开和新加入的人来说，是开放的。在这样一个圈里，不是每个人都相互认识，也不一定很熟悉，但大部分人彼此之间认识。一个朋友圈包括工作上的同事、少年时期的好友、参与教堂及政治活动的人们，以及娱乐伙伴。这些圈子相互交错，工作中的朋友认识了你儿时好友，或教堂里的朋友认识了你的高尔夫伙伴。一个圈子通常包括与你相处密切的朋友，还有你从事社交活动时认识的那些人，以及你们都有一个特殊乐趣，但不能分享生活中的亲密细节那些人，还包括那些更随意场合和新近结交的朋友。这样的朋友圈既促进个体的自主发展，又能提供互相支持。研究表明这种不同形式的朋友圈尤其有助于身心健康。

第108节：新单身女性

另外，朋友圈是组建社团的关键所在。与其说当代社团可以由住得较近，彼此有相似的价值观，定期见面的互动人群组成，然而现在社会学家强调的是个人社团，指能提供伙伴关系、社会支持、归属感和信任感的社交网络
。虽然个人社团通常在道德和意识形态上没有凝聚的目的，但它却是建立在归属和关爱的基础上的——交往，如同我们所观察的，能够激发共同的行动。
四种形式的联系——朋友、亲属、同事、邻居——组成了维持个人社团的网络，其中，朋友之间联系得最多
。由网络关系形成的个人社团不局限于一个特殊小组，组织或邻里之间。朋友通常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结识的(在学校、学院、工厂、教堂和体育馆)，但是朋友圈超越了某一特定的环境。一个基于朋友圈的社团，反过来，成为新朋友的来源，因为我们有机会结识朋友的朋友。
社会评论家常常感叹单身数量的增加，并把它当做社会衰退的标志，但有研究表明，美国社会的单身女性会有更多的朋友，彼此更能经常见面
。在发达的工业社会，单身人士的朋友网络可看做促进社团的更新
。因为在当今美国，女性更擅长结交朋友，建立友谊网络，
单身女性可被看做社团的创造者。
个人社团没有地域之界，但是彼此住得不太远(一小时车程)对于单身女性来说很重要，平日里和危急时刻可以互相关照。你可以通过电话或网络得到情感支持和符合实际的建议，但那不同于平时你经常能看到、就住在附近的人，或者当你有特殊需要时，能够迅速赶到的人。因为单身人士更依赖于朋友圈和社团，同已婚的同龄夫妇相比，很多人发现单身女性更不方便随意搬迁或调动。或许有一天，职业单身女性会考虑事业变动，只要老板答应为她的几个好朋友帮忙联系工作
艾伦·古德曼和帕特丽夏·欧伯林恩在2000年《我知道你的心思:女性生活中朋友的力量》书中，在亚特兰大采访了活跃在学术界的两位女性朋友约奈特·科尔和贝弗莉·盖—沙弗岛，她们相互保证会或者不会住到一起。两个人都是离异的单身母亲，但约奈特再婚，而贝弗莉没有。。
在病危时刻朋友圈的作用
在畅销的英国小说《布里奇特·琼斯的日记》(后来拍成了电影)中，描写了三十多岁单身女性的辛酸苦辣的日子。布里奇特坦白自己的担忧:“一个人在孤单中死去，三个星期后被发现时已被阿尔萨斯牧羊犬吃掉一半。”
不管有没有说出来，很多单身女性的心里都会笼罩着这种恐惧的阴影。我认为，这解释了这句话经常被引用的原因。相反，我发现，只有像玛丽·毕晓普那样有这种要求，单身女人才会孤单地离开这个世界。我发现单身女性经过多年建立起来的朋友圈在重病及生命垂危时能够提供的关爱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家庭所能给予的。
在课题研究的过程中，参与者戴安·爱泼斯坦去世了，还有她和林恩·罗丝特最好的朋友温迪也去世了。温迪是这两个人的朋友，在与乳腺癌抗争了两年后去世。在此期间，朋友们都在协助她们家里人来照料这两个离异的单身母亲。但这两个朋友圈的运行方式有所不同，根据病危者的不同个性和个人风格来调整。戴安的整个患病和去世过程(当时她61岁，有个24岁的女儿)，以及温迪的临终过程(当时她50岁，有两个儿子，分别18岁和22岁)证实了朋友圈的服务多么体贴入微，同时，这种做法既巩固了朋友网络，又促进了团体的形成。
朋友，社团和家人给予的临终呵护
在12月份一个寒冷潮湿的星期天下午，我冲进位于加利福尼亚奥克兰市的不限教派的一个社区教堂，唯恐赶不上戴安·爱泼斯坦的追悼会。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巨大的微笑着的戴安的彩色照片，被摆放在精心布置的大厅，激起了每个人对她的追思，追思起她那乐观、令人难忘的温和性格。我听到音乐人进行热身演奏。在隔壁的房间，我放下从家带来的沙拉，作为聚餐的一份。我心里想着小范围好友间的亲密交谈，却身处在超过三百人的一大群人之间费力地移动着。这些人和戴安的关系都很近吗？这个7年前五十多岁我第一次采访时还没有安全感的单身母亲，是在一家犹太幼儿园苦于经济窘迫，同时兼职心理理疗师的那个人吗？

第109节：新单身女性

眼前的这些人使我弄清了为什么几个月前我没能看到戴安，甚至我主动提出带食物或跑跑腿也不成。我从常春藤那里得知，她处于病危状态，我还想再和她会谈一次。以往我都是通过朋友的安排约定日期，但那次被取消了。我被告知许多朋友和家庭成员正在看望她。那时我想戴安一定是病得太重或太消沉而无法接待一般的熟人或研究者。现在知道实际上她太忙了，有太多的朋友都喊着要看望她。这次追悼会——温暖，亲情化的，感人，幽默——以及接下来与戴安的一个好友琼的会谈，帮助我描绘了戴安的生活画面和去世时的情形。
戴安在贝弗莉希尔斯的一个犹太家庭长大，父亲是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商人，母亲是位有着高中文凭的家庭主妇。起初她的父母拥护罗斯福民主党派，但他们居住的左邻右舍都是左翼人。戴安的母亲非常热爱这个社区，对政治也变得热衷起来。青少年时期受进步政治以及犹太左翼社区的影响，戴安很快就融入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新左翼运动中，尤其是她在洛杉矶、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及米尔斯学院上学的时候，正赶上了反战和平运动。但是，戴安没有加入到任何一个左翼组织;她发现大多数组织都太教条了。虽然她定期加入反战游行和集会，有时参与也有其他目的。戴安形容自己“一直处于边缘”政治。她加入了一个提高女性意识的小规模团体，但不是女权组织。
设想一下戴安对自己的评价，我惊奇的是在追悼会上很多发言的朋友都强调她参与政治活动，如同在《旧金山编年史》讣告中称她为“和平的拥护者”及在《旧金山犹太公告》中的头条新闻，题目为《61岁的和平使者兼教师离开人世》，戴安的朋友琼，断定她不是一个活跃分子，但猜测她的朋友、同事、熟人认为她很有政治倾向，因为她对政治非常张扬，而且她的确参加了规模庞大的游行和示威。戴安最后一次参加是2002年10月26日在旧金山举行的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游行，那发生在她去世前的一个多月。在她的监护下，戴安的学龄前学生给环保人士朱丽娅·巴特弗莱·希尔斯写信，唱工人的歌曲，并且告诉他们的父母不要到盖普购物。也有一部分人，认为这样做可能太教条了，但戴安不这样认为，有时她利用木偶、演出服装、假发来给孩子们讲述复杂的、奇怪的故事，然后跪下来直视他们的眼睛，真诚地倾听他们到底想说什么。
戴安一直说自己单身，当我第一次采访时得知她23岁时有过短暂婚姻，我感到惊讶，那次婚姻9个月后就解体了，因为她的丈夫做事不利索。“他这人不错，”戴安回忆，“但我俩都很天真。”戴安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仪式，当婚姻无法顺利进行时，她的心“碎了”，“对生活很失望”。她去以色列两年，和一个男人住在一起，但那种关系就像其他的婚外情或比较严肃一点的关系，持续的时间不长。戴安说她总想找一个永久的婚恋关系，但她不能把握自己的生活。她周围的朋友不断，戴安很开心。
她去世前一周，她的朋友们聚到一起，每个人都要求用一句话来描述戴安。他们选择了如一束阳光、发光的星星、有社会良知的、分享、微笑的女王、有趣、璀璨的宝石等赞美性词语。戴安自己选择了“热衷派对的女孩”这个词。每年她自己举办五六次生日派对，由不同的朋友圈组织，在万圣节前夕她总是举办化装舞会。戴安第一次住院的时候，早在25年以前，做子宫切除手术，琼发现手术后她的病房里有16个人。戴安还没有听到自己患的不是子宫癌，但不管怎样她要唱歌，开派对。即使她就要走到生命的尽头，戴安动员她的朋友帮助给她妹妹举办欢庆60岁的生日聚会。
与其要伴侣，不如说戴安想要一个孩子。她喜欢和母亲(她的父亲几年前就去世了)、妹妹、侄女还有其他的亲戚，建立更紧密的家庭联系。戴安在三十七八岁的时候，开始盘算做一个单身母亲，这是受琼的决定影响，怀孕，没有伴侣独自抚养孩子。戴安尝试一年时间的人工授精，幸运的是她找到了一个医生，在这个行为能被人们接受之前，他愿把精子捐献给一个单身女性。但是，戴安没有能够怀孕，后来她又做了子宫切除手术。现在她下定决心要领养一个孩子。

第110节：新单身女性

没有把握领养一个小婴儿，戴安想找个大一点儿的孩子。琼回忆道:“戴安从墨西哥的孤儿院给我打来电话，说她已经发现了一个年龄正好(4岁)的可爱的小女孩，但又担心她当不好一个母亲。我打消了她的顾虑，对她说这可能是唯一的机会了。”在我第一次采访戴安的时候，那时女儿希丽亚16岁，她还谈到了自己作为母亲有些不安，虽然希丽亚已经出落成一个少女，性格开朗，是个快乐的孩子。琼确定戴安对自己的一些抉择没有信心。虽然戴安是一位热情有爱心的母亲，在接受治疗时还不断地要周围的朋友给她建议并帮助她。“当朋友来帮助她的时候，她非常可爱，不论人们提供什么实用的帮助或建议，她都很高兴。”琼说。尽管存在困难，戴安还是坚信领养这孩子是她作的最正确的选择。她说出的最后几个字，琼说，是“希丽亚，希丽亚”。
成了一位母亲，戴安在犹太幼儿园工作。一起工作的一小群女教师成了她的朋友，这种经历鼓起了她当好妈妈的信心。这也促使她加入了犹太社区，这个社团的宗教气氛很浓，但没有她原来的那个地方政治色彩强。成为母亲使得她和家庭的联系也加强了。戴安和好几个晚辈都走得很近。她同一个亲戚及她家人一起去度假，离这90英里远，有时带着希丽亚和她母亲，有时带上她妹妹和妹妹一家。
在追悼会上，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些家庭关系是否密切。就像希丽亚一样，两个表亲、一个侄女、戴安的妹妹分别发言。希丽亚现在24岁，已长成一个漂亮姑娘，粗粗的黝黑辫子披在背上。希丽亚语调坚定，有时还泣不成声。她说，来参加追悼会的人中有95%她都不认识。希丽亚答谢所有在场的人们。她回忆到自己的母亲是怎样把她从贫穷、一无所有的孤儿院里领出来，而那个孤儿院是专门培养女仆和佣人的地方。希丽亚后悔当初自己认为母亲付出的爱是理所当然的，少年时期的她不懂得领情，这让母亲很难过。“我将永远珍惜和母亲在一起生活的美好时光，”希丽亚说，“如果我将来有了孩子，我要让我的孩子了解他们的外祖母。”希丽亚说，尽管戴安不是她的生母，但她永远都是她唯一的母亲。
参加追悼会的那些非家庭成员主要是一个大的朋友网络，戴安把她们聚在一起组成一个个人团体。琼翻看戴安三十多年前的照片，发现基本上都是戴安和朋友们在一起的照片。拉比是这样开始悼词的:“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戴安最好的朋友。”戴安的朋友圈有五个不同的来源:她的长期朋友包括戴安在大学的或是20世纪60年代的骨干分子们;在幼儿园和戴安一起工作17年或有些年头的7个同事，以及在生日宴会或其他的庆祝仪式上认识的，通常是特殊的仪式(她们称戴安是群体中的老太婆，她是其中第一个步入50岁，然后进入60岁，又是第一个去世的);一个非正式的女性团体命名为“金色女孩组合”，20世纪80年代由5个人创建，后来又加入了4个成员(这个团体由已婚和单身女性组成，除一人外其他都是母亲，多年来她们每月聚一次，主要谈论她们自己以及她们的生活。这个团体对戴安来说很重要，帮助戴安克服了初为人母的焦虑);进步的左翼犹太社团，她成为大约14年的会员;戴安平日里不管去哪儿，也不论做什么，她随意结识新朋友。琼说在她所认识的人中，五十多岁的戴安交的朋友最多。另一个朋友回忆说如果你和戴安一起散步，或徒步郊游，那你就不得不停下来17次，来和戴安认识的人打招呼。有了这些来自不同范围的朋友，戴安从中吸取力量对抗癌症。
她去世的4年前，戴安被诊断出有乳腺癌并做了乳房切除手术。两年后，癌细胞开始扩散。那时，戴安已退休，她很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在与医生和治疗癌症专家打交道时，戴安表现出明显的不安，因为最初她对他们的诊断结果感到恐惧。然而，朋友们总是陪着她看医生、作化疗，在她们的支持下，戴安学会了面对医生，她让自己尊敬的医生组成了一个医疗队。第一次她解雇了一个肿瘤专家，还是很紧张的，但到了她第四次解雇肿瘤专家时，她已经变得很自信了。在追悼会上一个朋友还回忆到，“在癌症的治疗过程中，戴安拥有了以前不具备的自信和刚强”。

第111节：新单身女性

我第二次与戴安见面是在她去世的前一年，在她做了八个疗程的化疗之后。她告诉我，朋友和家人之间，她更喜欢依靠朋友。虽然她女儿搬回来陪她了，戴安希望她能过自己的生活。戴安的母亲86岁，她妹妹和表亲都住在几小时路程远的地方。戴安的亲密好友更多地分担了对病痛的恐惧，因为她觉得她们更能客观而明智地对待她的病情。家人太过伤心，这样她对付癌症会更艰难。家里人也很感激能够把这个“负担”交给她们。
并不像我们会看到的身患癌症濒临病危的另一个女性，戴安想自己组织朋友来帮助她。一个朋友曾说戴安“借助团体对付乳腺癌”，她想把朋友们组织到一起。戴安允许在幼儿园的同事们筹备饭菜，不然她就会主动去做。她叫朋友来陪她看医生，并协助她完成各项任务。她邀请朋友(有时多达5人)在她做完化疗后到她的公寓陪她过夜。“她知道人们擅长做什么，要求得到她们的帮助。”琼说。例如，戴安自己选择的遗嘱执行人是在犹太人聚集团体中认识的一个男人，还有一位是做律师的女友。戴安选择和一个身患结肠癌的濒死的男性谈论死亡，而不是和那些她更亲密的女性朋友。
因为戴安的许多朋友都主动提供帮助，有一些她最初结识的朋友在这次关爱行动中并没有起到主要的作用。琼表示理解，另一个老朋友不满的是她很难有机会见戴安一面。再有，戴安的乐观个性保持到了最后时刻，对她的大多数朋友来说，她离开人世的过程就是一个积极的体验量化研究发现生活满意感与外向性格有很大关系，对女性意味着热情，好交友。参见阿盖尔·迈克尔:《幸福心理学》，纽约:罗特幕泽，2001年第二版，150页。。在她去世前的8天里，朋友们组织一个仪式来同她诀别。一个参加者回忆说:“她穿着粉红色的睡衣，头戴粉红色的假发，显得光彩照人，一点也没有消沉绝望的表情。去世前两天还在唱‘这是我的唯一’。在帮助她战胜疾病的过程里，在她面前我们都很受鼓舞。”
戴安·爱泼斯坦的朋友圈是她临终时自己组成的，这与我的课题中的另外一个女性大有不同。林恩·罗丝特为她病危的朋友组织了一个更为正规的支持网络，但这个朋友比戴安脾气大得多，更难以服侍。
分担照顾临终的朋友
尽管她接受过哈佛的教育，而且还在加利福尼亚生活了多年，林恩·罗丝特言语之间还带有布鲁克林的口音。一头卷曲乌黑的头发看起来极富活力，她性格直率，有一种嘲讽的幽默感。林恩在哈佛二年级时嫁给了她的同学，他俩都在1968年毕业。在波士顿住了一年后，林恩的丈夫被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研究生院录取，夫妇俩随之搬到了加利福尼亚。然而，那个动荡的时期使得林恩走上了不同的方向。受妇女解放运动和反文化运动的吸引，林恩加入一个女权主义提高意识团体，并在一家观点前卫的报社工作。
搬到加利福尼亚一年之后，23岁的林恩离开了丈夫，把自己所有的东西打包到大众汽车上，沿着海滨一路开去，想寻找一个适合左翼分子和女权反文化运动发展的地方。她被这个港口城市所吸引，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停了下来。她弟弟一家就住在附近，这里还有一家激进的媒体、一个女诊所、女权事务所、食品合作社及绿色食品店。她在一个合租房里住下，那里的消费水平不高，林恩做一些零活——在回收中心，一家前卫报社，还在一家罐头厂工作过一阵子。
在波特兰，林恩遇到了比她小5岁的温迪。一下子就被温迪对生活的热情所感染，林恩回忆起这个成为她朋友的女人:“在院子里看到一只新来的小鸟，或在饭店里同一个陌生人进行一次简短愉快的谈话，或听到电台里的一个不错的节目都会让她无比喜悦，而且她与别人一起分享她的快乐。”林恩回忆她是怎么遇见温迪的:
我们有双重的关系，温迪和我认识的为先锋派报纸工作的一伙人住在一起。大家都知道其中有一个人是逃亡者，他负责这份报纸的天气预报。我和温迪都支持他那个组，我俩和他发生了性关系，她比我还严肃一些。有时候我和她搬进一个集体住所里，那里还有另外两个男人。随着温迪的去世，所有其他人也都死于癌症——一个死于肝癌，另一个死于脑癌，温迪死于乳腺癌。我也得了乳腺癌。这真令我迷惑不解，我们在那个房子里可能住了一到两年。

第112节：新单身女性

林恩和一个女人好上了，便开始认为自己是一个双性恋者，这样她和温迪的关系渐渐疏远。温迪遇见大卫后，就嫁给了他，然后他们搬到了海湾地区。几年后，林恩和她的伴侣也去了那个地方，但是林恩没有去找温迪，虽然她的伴侣和温迪都在同一所医院里当护士。然而，林恩和温迪都听说过对方的消息。林恩知道温迪有两个儿子，温迪也听说林恩的那位生了个男孩，林恩要和她一起抚养那个孩子。
在为约瑟夫找合适的幼儿园时，我们对一家幼儿园很感兴趣，听说温迪也把孩子送到那里了。所以我给她打电话，她告诉我我们的朋友，那个在逃犯已经被抓获，就要被押送到监狱，现在正在她的家里待几天。她问是否我想过去看看他。我去了，我和温迪到一起过得很愉快。我们都想重续友情。她和大卫的关系已经告吹，而我也刚刚分手，现在我们两个都是单身母亲，她有两个男孩，我有一个，她的一个儿子比约瑟夫大一点儿，另一个比他小一点儿，所以他们在一起简直太合适了。
在她们分离的这些年里，林恩回到学校，成为一名心理治疗师，又变成了异性恋者。温迪去当瑜伽教练，来贴补育儿的费用，她卷入到一个藏传佛教团体里——世俗的林恩和她们的兴趣不同。但是她们俩喜欢一起去远足，听音乐，看电影。她们和男孩们一起宿营，吃家庭便餐，以及组织假日活动。
她们重新联系的那一年(1988年)，温迪被诊断为乳腺癌。经过一年尝试各种理疗方法之后，她最后做了乳房切除手术，而后化疗，预测只能活不到5年的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她的六七个知心朋友碰头商量怎么帮助她。其中大部分人林恩都不认识，也不太记得在那段时间里她们为温迪做了什么。“我给她做饭，”林恩回忆道，“我记得给她做过一个她特别爱吃的菜，当她身体好的时候，她不敢再吃这个菜了，因为这提醒她想起她的病。”
7年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温迪癌症复发。这一次她对化疗反应强烈，痛苦不堪。林恩给了温迪许多心理安慰，又为她十几岁的儿子找了心理治疗师。与温迪的另一个朋友一起，林恩又组织了一个支持网，现在由12到15人组成，帮助购物、做饭，陪着温迪去看医生。2000年，温迪被诊断为癌变转移，没剩下多少日子了。第一年的时候，一个类似随意组成的小团体帮助她，但是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从2001年的9月到2002年的10月，林恩就成为一个主要组织者，她组织了一个规模更大、结构更严密的支持网。
温迪担心她会把别人累垮，也担心她太穷了，还担心人们这样照顾会厌烦。“她的担心是很客观的，”林恩说。有一天，温迪兴冲冲地打电话给林恩，说她发现了一本书，是关于朋友如何为一个四十多岁快要垂死的单身女性组织支持团体。林恩买下那本书《分享关爱:如何组织团体关爱重病在身的人》，作者是卡比·凯波塞拉和希拉·瓦努克，林恩认同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方案。组织一个大规模结构严密的协助团体，没有人会负担过重，好朋友多做些，熟人和生活中有其他负担的人还可以少做些。人们可以选择她们喜欢做的事，有时候根据她们的生活安排可以穿插着进行。团体的参与者彼此也能互相照顾。
《分享关爱》这本书强调了第一次小组会议的重要性，并为如何管理而列举了详细的计划。林恩按照这些说明来做了;就像推荐的那样，她选另外一个女性作为合作领导，跟林恩情况相似，她从事这种非正规的支持网已有多年。与会者大约有25人，会议是在“911”袭击之前的那个星期天召开的。温迪的前夫大卫，也是孩子的父亲，几年来已经成为温迪的一个朋友，在关爱网络中扮演着积极而重要的角色;还有她妹妹，是一个工程教授，离这有一小时远的路程，但大多数参与者都是来自不同圈子的朋友。其中有通过孩子交的朋友，还有几个是和她一起工作的护士，来自佛教团体的朋友，其他的几个像林恩一样在波特兰认识的朋友，还有几个是她瑜伽课的学生。虽然大部分以前的学生都不是亲密朋友，她们从个人感情上还是很爱温迪的，因为她教瑜伽、静思、佛教表现出来的认真和兴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一些最初的参与者退出了，但其他的人又加入了，所以共有大约30人参加。

第113节：新单身女性

如同《分享关爱》所建议的，林恩和参与者进行了几次实习，在实习的过程中，她们能够表达接近临终人的感觉，说她们会加入关爱网。后者尤为重要，使温迪感觉到这不像一个慈善活动，进而强调友谊双方平等受益的理念。林恩回忆起参与者的回答:“有人说，温迪给予她们的太多了，她们也想回报一些。其他人说死亡对她们很神秘，她们想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几个人说他们的家庭成员已经去世，没有能够处理丧事，他们认为参与这个小组内心会得到宽慰。在人的一生中每个人都需要团体的关爱。”
经过这些实习之后，温迪谈自己的需要，林恩提出了一个详细的方案。温迪需要一个独立的医疗队，由她的一个医生朋友和几个护士朋友组成。有时还需要另外一个人陪着温迪去问诊，通常情况下，他们独立承担关爱网络的任务。对于这些关爱项目——购物，一周做几次饭，跑腿等等——参与者被分成四队，每一队负责一周。在第一次会议上人们提出他们想做什么事情。一些人承担不只一项任务，其他人更喜欢随叫随到，每一队都由合作队长带头，队长负责提醒人们轮到她们的一周了，当人们有事时，要找替代者，负责填写温迪事情而单子上没有写的需要。
为了换一种角度来看待支持网，我采访了林恩的另一个朋友凯茜，她也是在俄勒冈认识的温迪的，但是和她关系不是很密切。凯茜决定加入支持网络，因为她的好朋友林恩在那儿，还因为作为一名单身女性，她想了解如果其中任何一个需要帮助，她们如何帮助自己的亲密朋友。凯茜说到了这个系统的机动性:“我不想购物，我觉得自己还不太了解温迪，不想和她一起去看医生，我也不能做全职工作，但是我能当合作队长，做一些通知和组织之类的事情。我做了几个月，一直到自己被诊断出乳腺癌，然后又有别人充当我那个角色。在几个月的化疗和放射疗法过程中，我什么也没做，但是最后我又回来了，做做饭，打个电话。”然而，凯茜的主要角色是为林恩不平凡的经历做一个情感宣传者。
林恩写了一个电子邮件地址单，这是在《分享关爱》这本书中推荐的有创新的一点。通过电子邮件，林恩及时通知每一个人有关温迪最新的健康情况，以及最新的病情发展(好的和坏的方面)。“这个地址单成为一种交流方式，”林恩回忆说，“不仅针对分享关爱队，而且对她的不住在这儿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住在洛杉矶的大学室友以及不属于分享关爱队的同事们。所以当一种特殊药物不再有治疗作用时，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当她试用另一种药时，大家也都知道。”
从不同角度看待的林恩和凯茜都觉得关爱网络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人们对参与这个事都很负责任，并且能够持之以恒，整个夏天只有几种特殊情况除外，因为其中一些人去度假。还有几次小变故，但是也无关大局。然而，随着温迪的健康情况越来越恶化，肉体上的痛苦折磨着她，她很恐惧。她越来越需要帮助，但是她又恨自己依赖别人，有时斥责她的朋友来发泄内心的郁闷。
林恩回忆道:“温迪对购物的那些人很挑剔——觉得她们没有按照她说的去做;她不喜欢吃有些人做的饭。所以我还得需要一些技巧来更换周围的人。我不得不对某人说，‘你知道别人也非常想做这件事。’”
2002年5月，关爱网已经运行了九个月，温迪住院5天了，林恩把整个小组召集一起，又开了一次会，显而易见医疗情形正在改变，流动性更强了。温迪参加了会议的前半场，“对她来说到会一个小时，听到人们说这些有爱心的事情真好，”林恩说。“我认为这延长了她大约四周的生命，她离开后，我们谈论对我们更有挑战的事情。”一个新的要求出现了:需要有人陪着温迪待在医院里。“她需要人们在那一天二十四小时陪着她，我们可以那样做，”林恩说，“在她的病房里我们加了一张轻便小床，这样就可以睡在那里了。”大家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在医院，所以不去规定一些具体的事，四个小队不得不更加机动，队长首先给队员打电话，但是如果她们找不到人，她们就会给单子上的任何人打电话。

第114节：新单身女性

凯茜回忆起在温迪生命的最后几周里在一个队担当合作队长的经历:
这真是个非凡的经历，三周来，人们轮班二十四小时照顾，每周七天。我认为这会很难办到，因为人们都很忙。但是大家却很容易地做到了，我手头还有更多的人想来这儿。没有人谈到很劳累，即使她们筋疲力尽。她们的孩子和伴侣也都认为这事很重要。我儿子也会接受我花一整天时间为温迪购物、做饭的做法。一个女性的确对我说过:“不让我看她，我也没什么，因为我看到疾病是如何改变了温迪的面孔后就很不安。如果你不需要我，我宁愿不去。但是如果你需要我，我就可以做这件事。”其他人甚至没有提到那点:人们太慷慨了。
作为五人核心小组的一员，林恩的经历就更复杂了。温迪临近死亡的过程变得十分艰难，部分是因为她以往在各个方面都很活跃——在智力上、情感上、身体上——兴趣广泛，激情四射。但是当温迪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她一时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拒绝了医疗队要她住院治疗的建议，变得越来越难以配合。林恩回忆起温迪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月，大约是她在医院里待上的3/4的时间:“她想要的简直是不可能办到。她想要别人不知道的东西，她想接受不存在的治疗方法，她想用别人想不到的方式来关爱她。”有时温迪对人们大喊大叫，斥责人们所做的，使她们觉得做得很差。林恩运用心理治疗师的策略处理这些冲突，以维持这个网络。“一次有人喊要放弃，因为温迪很难为她，让她买五个西红杮，而不是四个。我安慰她说温迪对每一个人都这样。”在她去世前的几个月，林恩和一个护士以及佛教团体的一个朋友，来给温迪做心理咨询，帮助她抚平心中的怒气。林恩觉得她们三人组合不错——一个是心理治疗师，一个是医学顾问，一个是精神顾问——一起来到温迪的房间，但她不敢肯定是否会见效。
《分享关爱》没有为林恩提供对临终女性表现出的怒气和敌视如何解决，当温迪向她发泄的时候，也没提供她自己的情感感受。林恩讲到一次温迪在医院时:
因为一个客户取消了预约，我有一些空闲时间，所以我决定到医院去，想列出一张单子写上她想让谁留在这里。我走进房间，温迪抬起头说:“我不想看到人们像这样地进进出出。”她说，“苏珊刚才在这儿，我给他轰出去了。”我自言自语地说:“苏珊认识你只有一年，而我认识你有30年了。”我觉得很委屈，但几分钟后我和她妹妹走进大厅时，她安慰我，我心里就好受了一些。经常在我离开温迪的时候，我就给人打电话，说一说心里的烦闷。在对待温迪反常的脾气和伤害别人这一点上，人们需要彼此安慰。
林恩又一次受到伤害，因为温迪想在去世那一刻安排4个人为她送行——3个来自佛教界的朋友，另一个是她那护士朋友，而不包括林恩、温迪的儿子和妹妹。考虑温迪是她的最好朋友，被拒绝使林恩更是难以接受。凯茜评论说:“我认为温迪没有分清最好的朋友和普通的朋友，而我能。我有很多朋友，我知道从每个人那里该得到什么，但我心里清楚谁是重要的朋友，谁是普通的，我想应该可能更像这一种。”
听到林恩叙述的这些事，凯茜为自己在温迪生命的最后几周里没有和她接触而感到欣慰。凯茜承认:“我与林恩和小组中其他人的关系使我加入其中，不是因为我和温迪的关系。”
我问过林恩和凯茜，温迪的家庭是怎样看待分享关爱这件事的。凯茜说，“他们非常欣赏。”“深深地感激，”林恩说，“深深地感激。”温迪去世时50岁，她的父母七十多岁，还很健康。温迪的母亲从中西部来过几次，待过一两周，想帮忙多做点事，但是温迪和母亲不太亲，不想让她做。在温迪去世时，温迪的一个儿子上大学离家在外，另一个刚踏出高中校门。他们是关爱网的成员，但不可能所有的事都去做。温迪过世后，在关爱网的评估会上，一个儿子说:“关爱网使我们和母亲之间不只是购物、做饭、担心生活细微之事的关系。我们能够做个正常少年。”

第115节：新单身女性

温迪死后的一个月，在关爱网的最后一次便餐聚会上，人们谈起了温迪的上进心，对生活的热情，洞察力和同情心，还提到病情严重时她所受的煎熬。在场的人都赞扬分享关爱网的种种好处。与温迪关系不错的那些人，都觉得如果没有小组，她们是无法忍受温迪的苛刻和愤怒的。林恩与其中的一个护士关系更密切了，她以前就认识她，但不是作为朋友;她也和温迪的妹妹成了好朋友。这些新的友谊弥补了温迪离开后留下的空白。像凯茜与温迪关系不是很密切的那些人，感觉加入这个小组，有一种新的集体意识，她们更加确信自己遇到困难朋友也会帮助她们。温迪的一个亲戚对这个网络感触颇深，她在自己的教区组织一个分享关爱部门，为会员中有需求的成员提供正规的帮助。
这样，建立在友谊网基础上的一个非正式的个人团体，提供了一个道义上的关爱模式——已成为组织、关爱教堂和社团可以效仿的模式。“因为温迪有一大群朋友，许多年来她们走到了一起，这个关爱网这才成为可能，”凯茜说，“如果这个朋友网络不存在，关爱网也就无法召集起来。”
单身人士在二三十岁建立朋友网络
即使二三十岁的单身认识到朋友网的重要性，但建立朋友网络需要时间，生活稳定成为其必要条件。三十多岁的记者伊桑·沃特斯是单身，写了《城市部落》——为单身人士提供的一个松散社交网络，帮助彼此走出困境，提供亲密以及情感支持。
我们用e-mail彼此保持联系。平均每周，我的25个朋友都会收到上百个一对一的电子邮件，十几封小组邮件，大约有50个电话交流……我们一起分享食物，不仅每周二在莱特咖啡小屋，而且经常临时聚餐烧烤……有读书小组、打牌组、品酒组，还有鸡尾酒时刻，谈论每周体育赛事，聚在一起看电视节目伊桑·沃特斯:《城市部落:重新阐释友谊，家庭的承诺的一代》，纽约:布鲁姆伯利出版社，2003年，38~55页，下同。。
这些朋友还相互帮忙搬家具、粉刷公寓，凑钱帮人摆脱困境。他们彼此鼓励冒险来达到个人目标沃特斯:《城市部落》，第3章。，沃特斯认识到他的朋友网与其他的网络联系起来，就可以形成一个团体21世纪初期，二三十岁的单身男性或女性超越地理界线，开始网上交友。很多网站如——friendster，everyonesconnected，celebratefriendship.org.——鼓励人们介绍自己以及介绍自己的朋友。个人可能和第四级朋友的朋友相联系(也就是说，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最初创立约会网站设想朋友的朋友比陌生人更容易约会，这些网站也用于其他的用途——结交新友，帮助找工作，提供其他的帮助。在当地的在线网络——像旧金山海湾地区craigslist.org——能产生互动，强化其他的社会关系。
然而，研究员丹阿·博伊德把注意力放在在线交友网络有问题的一面，注意到人们交友有不同的标准，这些网站很容易让骗子混进去，这就大大影响了人们对网站的信任度，对各种关系的合理性产生质疑(参见丹阿·博伊德，查询网站zephoria.org/snt)。还有，这些网站鼓励年轻人考虑家庭和夫妇之外的其他支持关系。。“十多年后，”沃特斯若有所思地说，“在现代美国城市，一个单身的生存意识就是忠诚地属于团体的意识。”沃特斯:《城市部落》，39页。
随着日常的社会援助变得越来越重要，朋友网也能帮助更年轻的单身人士度过医疗危机。琳达·乌尔斯，我们在第七章谈到的试用人工授精来怀孕的那名女性，讲述了这种帮助的重要性。我第一次采访她时，琳达(30岁)非常自立，独自一人生活，讨厌成为负担。一次她和18个朋友乘筏子旅游时，一条腿骨折了，需要拄拐两个月，她需要帮助。她得到一些住在附近的家人帮助，但主要靠她那大群朋友。朋友们开车送琳达去上班，为她购物、打扫房间、做饭，但是她们也带她去看电影，或停下来聊一会儿。我采访她时，她说一些人可能会把这种健康危机看做找生活伴侣的催化剂，但是琳达可不这样认为。即使想找伴侣，她觉得在需求之中，也很难形成严肃关系。她怀疑如果她和某人一直生活在一起，这些朋友们是否还会招之即来。

第116节：新单身女性

沃特斯认为由二三十岁的单身人形成的规模较大的朋友网络不会长久，因为在三十八九岁时大多数单身都会结婚或是找个伴侣。作家萨莎·卡根，二十八九时，强调单身生活的积极一面，也把友谊看做像人生变老的一种现象，附属于“婚姻，父母身份，事业以及其他责任”卡根:《单身怪人》，113页。。“在中年时(老年就少了)把友谊看做生活的中心就太奇怪了，”卡根得出结论卡根:《单身怪人》，114页。。我的研究表明沃特斯和卡根目光短浅。
年轻人在二三十岁营建的朋友网络可能不会持续一辈子，但是即使这样，也能提供一种模式，有助于培养一个人在四十多岁、五十多岁或者以后来重新创立朋友网所需的技巧。喜欢丰富多彩的集体生活的年轻人，就不会害怕单身，如果她成家了，她不太可能回到孤立的核心家庭，与所有单身朋友断绝往来。
友谊网络不是家庭
从给予迪恩和温迪的关爱网络中可以看出，朋友和家庭之间有着清晰的界线。友谊维持着关爱行为，而家庭成员只在适当的时候才加入。同样，伊桑·沃特斯把他的网络称为部落，避免使用家庭这个词。而在一些类似现象的书写报道中，我发现了有很多例子，在朋友网络中使用家庭这个词在《分享关爱》一书中，林恩组织一个关爱网来支持温迪，作者把他们自己的朋友关爱网称做“苏珊逗人的家庭”。《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报道了纽约市的单身如何处理“911”危机，记者季涅写道“朋友的重要性高于一切”。她继续说单身的纽约人“由朋友来替代家庭”。90年代的许多学者和记者评说朋友圈对男女同性恋团体的重要性，但是大多数把这种关系标榜为“选择的家庭”。只有几个评论者怀疑这种趋势合并了家庭和友谊。70年代妇女运动的骨干分子彼此称做姐妹，声明“姐妹是有力量的”。这些所谓的姐妹没有血缘关系，却是朋友、同志。朋友圈，不是亲戚，把女权主义者团结在一起。。
家庭比朋友更具有文化价值。社会心理学家莉莲·鲁宾注意到，朋友“用来指各种程度的亲密与距离的广泛的关系”;对比之下，家庭关系有“一系列丰富的描述词语——母亲、父亲、阿姨、叔叔、表兄妹”鲁宾:《只是朋友》，5页。采访人们有关友谊的概念时，鲁宾发现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说到她们的好友就如同家庭一样。“亲情的概念根深蒂固于我们心中，”鲁宾说，“它是描写亲密时一个最常见的比喻说法。”鲁宾:《只是朋友》，16页。在我们的文化中，因为友谊没有明确的关爱义务或期待永久，使用家庭这个词语似乎使朋友网络更合理化。
然而，在非亲属关系中使用家庭这个词，使得由朋友网络提供的关爱更加微不足道，而且造成了与家庭关系不好的那些人没有安全性。提供关爱的朋友网络没有指明是个人的朋友还是家庭成员，这有一定的模糊性。此外，正如政治理论家玛撒·阿克伯格所讲的，“使用亲属语言来描述庞大的……非亲属的关系……家庭使永远存在的社会不平等模糊化”。我们经常忘记在很多种情况下所受到的伤害——来自丈夫以及父亲的掌控、父母的辱骂等。
朋友网络的力量——及有能力促使社团的形成，依靠的是摆脱家庭和同居关系。这方面，朋友网络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形成的集体家庭不同。如果在那个时代，伊桑·沃特斯住在旧金山，他就会加入集体家庭，而不会形成一个部落。那些加入集体家庭的人一方面想组成社团，另一方面想寻找组成核心家庭，后一种解释更流行些社会学家罗萨贝斯·肯特区分了美国19世纪成立的群居团体:“不可抵抗地，小团体的关系已经取代了过去的乌托邦设想。相反，正在出现的另一种概念的社会是另一种家庭的概念。而过去在书中经常出现公共团体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合作，而今天出现的更多的与家庭有关”。。但是如果沃特斯加入这样一个集体，很有可能同他松散的朋友网络相比会更加不稳定。那一段时期的集体家庭，不管是城镇的还是乡村的，大大小小，主要是由成长在完整的核心家庭中的中产阶级白人青年组成，大多数没有超过两三年

第117节：新单身女性

。首批离开集体家庭的那些人，以及那些待得时间长的少数有实际观点的人相比，根据社会学家本杰明·扎布拉奇的说法，正在寻找另一种方式的家庭。拒绝核心家庭而倾向于模糊的集体家庭的参与者没有考虑到平衡个人的自主性——一种美国价值观——从而成为更大社团的一部分。
我加入的集体家庭持续了8年的原因在于规模小(3个人)，形成这个集体家庭的时候年龄偏大(快到40岁)，我们保留自己独立的生活空间，允许一些自主性。然而，像大多数当代人那样，我主要在寻找另一种家庭方式——当集体家庭瓦解时，这种寻找使我的幻想没有着落。不像更大的集体那样，总有外边的朋友来削弱他们之间的关系
，我的那个小集体家庭强化了友谊，成为社团的中心。但是这个家庭的解体威胁了这个社团，使解体变得更加痛苦。
我和其他人已经发现在更松散的友谊网络中蕴藏着更稳定的社团基础，提供了安全感，但是与家庭生活提供的安全不同
90年代采访60年代参与公共实验的一些老兵，米勒发现他们“更喜欢某种私有设施，一般把公共和个人特色结合起来的家庭生活”。。我想分清友谊网络和家庭的想法，可能仅仅在美国和欧洲的主流文化中得到应用社会学家亨·c.泰在对美国对越南战争的第二代的研究中发现很多人“经常拒绝美国主流文化广泛流行的自给自足，个人主义，平均主义”。对于那些人而言，“友谊像家庭一样，充满着义务感，非平均主义和资源的分享”。这些年轻的越战后代不想从白人朋友那借钱，因为那些朋友希望马上还钱。越战后代没有给予、索取的严格概念。我不想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为我的主张辩护——作为一个可能为少数族裔或者美国的移民而存在。。
朋友关爱网络更广泛的意义
朋友网络虽不是家庭的替代者，它的作用不仅对于单身生活，而且对于家庭生活可能越来越必要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和谐家庭与不和谐家庭的关键区别，”历史学家斯蒂芬妮·库恩兹认为，“不在于家庭形式，而在于家庭之外的支持网络的质量，包括在那些网络中的非亲属关系的存在。”史蒂芬妮·库恩兹:《未走过的道路:美国家庭与怀旧误区》，纽约:贝恩克图书公司，1992年，230页。
我们中有很多人，住在离父母、兄弟姐妹或成年的孩子很远的地方，更不必说包括近亲在内的大家庭了，所以朋友网络对已婚夫妇也很重要(或者那些长期同居的)。即使在最稳定的婚姻和核心家庭中，灾难性的疾病也能很快导致一个人体验到类似单身人的经历。当她丈夫被诊断为致命的脑癌时，在长期婚姻关系中的一个52岁的朋友对我说:“我几乎一下子就变成单身了，但是肩负着照顾垂危的成年人的责任——这个过程持续了两年。如果我只能依靠我的核心家庭——两个20出头的孩子——或依靠包括亲戚在内的大家庭，这就等于在监狱中一样。”幸运的是，她有一个由好朋友和同事组成的网络，帮助照顾她丈夫，给予她情感支持，以及她所需要的实际帮助。另一个有稳固的朋友网络的一个已婚朋友，在一次严重的交通事故中，她受伤了，她惊讶于朋友对她的细心照顾。根据大量调查中的这些个案实例说明，在如今的美国提供个人关爱的重要来源是在核心家庭以外实现的乔迪·黑曼是哈佛大学社会与健康中心政策主任，跟踪全美范围内的有代表性的870人的抽样调查，每天和参与者说一周的情况促使他们支持爱心工作而减少有薪工作。她发现减少的24%是为了照顾家庭之外的成年人，包括其他的亲戚，朋友和邻居。。
这些研究同样提供了发动史无前例的与传统家庭无关的网络来关爱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以及得艾滋病的男同性恋者的事例。在当代的男同性恋团体中，关爱主要是由那些非传统意义上的关爱者提供，年龄在20岁到50岁之间的年轻男人给没有血缘和法定婚姻关系的同龄者提供帮助。研究中大量的例子表明，朋友与生活在一起的爱人比提供的关爱一样多，而比家庭成员多得多。为情人和朋友提供关爱的男同性恋网络认为如果他们病了，也会有类似的网络来关注他们

第118节：新单身女性

下面的量化研究是对美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关爱的抽样调查。在此感谢社会学家安德鲁·伦敦为我提供的这些研究。g.哈特等人《男同性恋者，社会关怀与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对男同性恋团体社会综合研究》，《艾滋病关爱》，第2卷，第2期(1990)，163~170页;希瑟·特纳等人的《在美国普及对艾滋病人的关爱:关爱者的特点及其含义》，《社会科学医学》第38卷，第11期(1994)，1543~1552页;a.s.伦敦等人的《美国对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关爱，病例管理及社会服务机构的综合》，《艾滋病关爱》第10卷，第4期(1998)，481~503页;希瑟·特纳等人的《美国对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关爱:中心城市居民18岁到49岁关爱者的负担》，《美国社会心理学杂志》第25卷，第1期(1997)，35~59页;琳达·瓦德劳的《保持对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关爱》，《社会大家庭:当代公共事业》杂志，第75卷，第6期(1994)，373~384页;艾伦·勒伯兰克和理查德·怀特的《关爱艾滋病的互惠和消沉》，《社会视角》，第43卷，第4期(2000)，631~649页;希瑟·特纳等人《对艾滋病人关爱者社会支持的来源及决定性因素》，《健康与社会行为杂志》第39卷(1998年6月)，137~151页;伦纳德·珀林等人的《艾滋病关爱关系中的结构和功能》，《心理恢复杂志》第17卷，第4期(1994)，51~67页。。此项研究的作者们得出结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已经开始认识到这种非专业免费的国家健康资源的有价值的奉献。”艾伦·勒伯兰克、卡罗尔·阿尼汗邹、理查德·怀特《心理分析疗法的使用以及艾滋病关爱者的沮丧》，《社会心理学》杂志，第23卷，1995年4月，127页。
通过对老年文献的考察，研究者发现对于老年人的精神和幸福而言，友谊比家庭关系更重要。有几个朋友在内的朋友网，对老年人的健康幸福尤为重要苏珊·克罗安和托尼·安托努奇得出结论:“由于朋友间有共同的经历、生活方式和兴趣，他们比家庭成员有更多的共同之处，更经常与大社团中的老年人接触。”这些发现由社会学家阿丽·霍克希尔德提供，其研究是在70年代初期在加利福尼亚海湾地区进行的，是对住在补贴的小公寓楼的一群工人阶层的白人寡居者人种研究。大多数38岁的女性有强烈的家庭观念，住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但是她们更喜欢住自己的公寓楼。日复一日，比起家庭，她们更多地与朋友交往，在社会互动中得到情感支持，给予和得到关心。女性之间较多的社会互动——与5位住在那里的男性——是平等互惠的。他们一起分享食物，相互拜访，到教堂和社区。但是霍克希尔德也发现一些不能回报年轻而健康的关爱者的例子。在朋友圈中，关爱给予那些贫穷的人，希望在将来那些接受帮助的人能够报答。。这样，朋友网络提供的关爱弥补了家庭的私人空间和市场的公共空间(花钱买的关爱)，以及国家(医疗、医疗帮助、福利、对残疾人的援助)关爱政策的不足。朋友网络提供的关爱比家庭提供的涉及面更广，比花钱雇用或者国家提供的关爱更有人情味。非正式的朋友网络能够提供国家与市场关爱经常缺失的投入感情的亲密触摸，能够完善除小家庭团体之外的个人关爱。但是朋友网络的关爱不等于取消市场以及国家提供的关爱需求。
不是每一个人都拥有这里描述的理想的友谊网络。交朋友、保持朋友联系以及营造友谊网络需要技巧和关注，
如今，如果我们想如何创建这样的网络，我们碰巧符合形势的需求。虽然我们有大量的书籍、心理治疗师、研讨会等，探讨有关如何找到浪漫情侣以及改善家庭关系，据我所知，没有几本书，也没有心理治疗师，以及研讨会专门探讨如何找到以及增进友谊的
。
即使我们有稳固的朋友网络，也不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提供有效的关爱，也不能弥补美国社会存在的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现象
。对于长期残疾或者老年者来说，友谊网络也不是提供关爱的可信赖的源泉，因为这些人不能满足我们坚持的平等互惠的原则。

第119节：新单身女性

改变公共政策支持朋友网络提供的关爱
一方面我们争取国家基金给予关爱的更好条件，也争取高质量和可行的市场型关爱，同时我们必须提倡改变公共政策——目前把所有的个人关爱都看做仅仅以核心家庭为基础。现在公共政策不予扶持由朋友网络(经常包括大家庭的成员)提供的大量关爱。比如医院承认只有家庭直系成员(先进的机构包括家庭的伙伴关系)才允许进入到特殊护理室和那些垂危病人的房间，不住在病人家里的关爱者被排除在外。
工作单位的丧假不包括参加朋友的葬礼，即使最进步的家庭休假政策也仅仅允许休假来照顾家庭成员，不管是广义上的还是狭义范围内的1993年美国家庭和医疗休假法案为公司的五十多个雇员提供12周的免薪假期照顾出生儿、生病者、伤者、孩子、配偶或父母。加利福尼亚有薪家庭休假法案于2004年6月开始生效，让所有加入加利福尼亚残疾保险合格的雇员在家庭紧急情况时，每年可以拿到高达12周的工薪(55%，2005年高达840美元)。受雇者可以在有薪时间去照顾有病的孩子、父母、孙子、夫妻、家里合伙人或者与新生儿有关的人。2004年6月由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提议美国参议院引进健康家庭法案，还使用家庭语言，但是开始得出关爱可能适用的关系更广。法案为全职雇员提供每年7天的有薪假期，为兼职雇员按比例提供薪水数量。有薪假期是为自己的身体所需，或者“用于照顾孩子、父母或任何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或等同于家庭成员的人员”，参议院法案2520，第12页。。利用时间来照顾朋友，只有抽出很少的时间，而且要间接地照顾才有可能。市级标准的生活工资条例包括带薪的和不带薪的假期，用来“病假，度假或者个人所需”在旧金山，奥克兰和伯克利包括这些储备的最低生活工资，规定可在网站上看到livingwageresearch.org。。然而，照顾朋友会算在自己的度假时间和病假时间里。如今，一些统一合同和一小部分大公司实行带薪和不带薪的假期可以任意支配旧金山的当地两家酒店的雇员与旧金山酒店谈判合同的带薪休假，不论什么原因，雇员可以自行决定。更多的信息，请参考:aflcio.org/issuespolitics/worknfamily。在凯泽坡么努特代表工人的工会商讨生活平衡日，一年休息5天来平衡生活和工作责任。这5天可以任意使用，还可以捐给所需的同事。参见《工人家庭的劳动新闻》第十卷，第2期(2002)，3页，在laborproject.org.也可看到。服务业劳工国际工会，在当地有715名会员，与加州西部城市圣克拉拉有关部门进行商谈，结果可以自愿减少会员要求的1%、2%、5%或20%，最高达6个月时间。参见工作时间控制:商谈情况说明书请查询网站laborproject.org。。这种方案前进了一步，但是提供关爱来源的友谊网络还没有得到法律承认。
鼓励人们为自己的关爱更加负责不是个人的观点，我们提议促进新的关爱团体政策的出台——超越于父母——孩子关系之外由朋友网络和大家庭成员提供的关爱。允许雇员请假照顾任何孩子以及成人的政策，不仅仅为照顾他们自己或近亲的家庭成员，而且促进价值观的变化，这如同政策鼓励雇员抽出时间来照顾有需求的同事查询新政策的信息，在线参看美国单身协会网站unmarriedamerica和工人家庭劳动工程网站laborproject.org。。有助于营建关爱网络的公共政策会提高所有成年人的生活质量，不管单身还是有配偶的，同时也有助于集体生活的再复兴。
如果我们能发现一个词，它的意思是“冒险”而不是“浪漫”，我们……就会摆脱那股冲动，摆脱总是与渴望和性联系在一起的冲动。如果……一个女人发现自己渴望新的事物，渴望还没有得到的事物，那么难道那种事物就一定是性，或者是到死我们也只能得到部分的浪漫吗？
——卡罗林·海尔布伦《岁月的最后礼物》

第120节：新单身女性

如果认为一生都在执著地寻找理想伴侣或心灵伴侣不是幸福之路，就有可能被贴上不浪漫的标签，我拒绝那种看法。相反，我认为和心灵伴侣的结合会产生很多消极的结果，浪漫可以重新被阐释。
与单身女性的友谊网络相比，自我内心以及人际交往中重视心灵伴侣的理念高度强化了个人主义罗伯特·伍斯努写道，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松散淡漠使得人们寻求更密切的心灵伴侣关系。更进一步地说，我认为集中在心灵伴侣上会破坏这些联系。英国社会理论家玛丽·伊万斯也强调心灵伴侣是在浪漫爱情的基础上，助长了个人主义的形成。。而且，强调与心灵伴侣的密切沟通也加强了阶层分化和种族分离，因为我们更可能与和我们有很多相同之处的人有更深的交流，比如说相似的教育程度，以及休闲时间如何度过伊尔洛兹:《摧毁浪漫的乌托邦》，1997年，237页。。我同意温迪·朗格福特的观点，这种浪漫的完美典范模糊了男人和女人之间权利变化中的持续不平等状态。另外我同意社会学家伊娃·伊尔洛兹论文中的观点，浪漫已经被融入到资本主义市场里面，消费主义已经输入到爱情之中——例如，到浪漫的适合度假的地方旅游，这样心灵伴侣之间就能在风景美丽的地方约会伊尔洛兹:《摧毁浪漫的乌托邦》，第3章。。本书描写的一些单身女性敢于向根深蒂固的文化习俗挑战:旅游只和浪漫的情侣密不可分，这些单身女性能够开心地和朋友一起去旅行，或单独一人或参加团体旅游。但是，虽说认同反对心灵伴侣的这些论点，而且单身女性拥有自己乐观的生活，并不意味我们能够轻易地放弃这种理念:找到永久的心灵伴侣会增加我们幸福感。
实际上，我描写的许多新单身女性，在精心营造令人满意的拥有亲密“性”福生活的同时，还没有完全放弃可能会找到长久的浪漫情侣的希望。只不过她们没有全力以赴在寻找，对非传统的选择方式持开放态度，不必是同居或者婚姻关系，但是她们没有完全放弃这个理想，因为它已经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灵深处。这种微妙的诱惑以及一直信奉的浪漫情侣的理想，在简·纳尔讲述的亲身例子中可以看到。她是《旧金山纪事》的一名记者，也是一位离异的单身母亲，负责为每周栏目撰写有关单身生活的报道。甘纳尔讲述了她五十几岁时，参加校友聚会，与大学二年级的室友梅丽莎得以重新联系，梅丽莎已经结婚了23年。梅丽莎说甘纳尔看起来非常快乐。甘纳尔回答:“我吗？我猜因为单身生活真的很适合我，我用了很长时间才认为它是一个特权，而不是一所监狱。”但是梅丽莎提醒甘纳尔，即使在大学，“这就是你过去一直说要做的。你说过一夫一妻制从来不适用于你，你一直想单身”。甘纳尔听说她自己过去曾说过非常吃惊。如同本书的其他女性一样，甘纳尔把接受单身生活看做是一种抗争:把自己从需要伴侣才能快乐的文化束缚中解脱出来。
《新单身女性》这本书甚至在出版之前就遭到批评，原因是挑战理想的伴侣观念。一个大出版社的高级编辑在我“分析这种新出现的更加自信的一族，一般是指满意的单身女性”之后，把它定性为“既印象深刻又鼓舞人心”，随之拒绝了出书的建议，认为它不会有大的潜在市场。据她评价，“想读有关女性关系方面书籍的读者群，强有力地受那些声称帮助单身女性——或者不开心的已婚女性——找到满意的婚恋关系观念的操纵”。她说:“暗示她们可能不需要那样做，并且还能创造一个开心而充实的生活似乎是违反常规的。”
这里展示的最违反常规的看法可能就是在亲密关系中性爱因素并非那么重要，更有甚者，切断了与性和家庭的情结。我主张多种类型的亲密关系和爱情，以不同方式来展示性爱我不赞同社会学家阿丽·霍克希尔德的观点，即把爱情和性爱分别看待的女性是被男性规则同化或者保护自己以防感情投入或免受情感伤害，来展示她所说的“酷的现代爱情观”

第121节：新单身女性

。。“有性爱亲密，也有情感亲密，这两种可能也不可能兼而有之，”精神学家埃塞尔·培森写道，“有亲属间的亲密，情人间的、朋友间的、工作关系上的亲密。”我难以想象如今许多单身女性会以达利亚和安琪的关系为模式，作为亲密朋友生活在一起，却是不浪漫的重要的他者，同时她们有各自的性伴侣，不同居也没有家庭关系。然而，这种家庭生活方式只差超越一步;更常见的是那些离异者和一直单身的女性，她们和自己的孩子住在一起，和朋友无话不谈，没有同居的情人，这种生活方式与那些已婚女性也仅有一步之遥，她们与丈夫一起分担家庭义务，同时与朋友保持最亲密的联系，追求婚姻之外的性满足。
我认为很多女性不能像玛拉·戴特维勒一样，有本事从一个男人那里得到性满足，与另一个男人保持亲密情感，同时与第三个男人维持家庭关系。但是，我们中的很多人(不管是单身、有配偶的，还是处于二者之间)必须承认亲密情感、性感表示以及家庭关系不总是恰到好处地融为一体。更多的单身女性能够想象没有同居或婚姻而保持的有承诺的性亲密关系，或者她们处于有性生活的独身状态(一些人已经跨出了这一步)。我们所有人必须抵制文化评论者所说的——这种关系是肤浅的、不成熟的、不健康的、悲哀的、糟糕的，只有与心灵伴侣之间的亲密才是真正的爱情，是把精神融入到我们的爱情生活的唯一方式。
新单身女性不是孤立的个体，而卷缠于朋友网络和包含近亲在内的大家庭之中，为她们提供亲密与支持。各种关系网支撑着这些单身女性保持自主。她们的友谊网络包括有伴侣的和已婚的女性，在人生的特殊阶段为她们提供安全保障，如离婚时、配偶死亡时及重病在身时。通过这样的网络，单身和有伴侣的女性获得不同来源的可依靠的亲密情感。以这种方式，新单身女性的存在使婚姻、有伴侣的生活以及社团更加稳定，而不是起着威胁的作用。
我不认为中产阶级的单身女性是资本主义、家长制、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家庭瓦解或离婚文化的牺牲者，虽然这些因素，我认为，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起过一定的作用。有人可能会认为单身女性数量的增加与男人女人之间的“失速发展”术语“失速的革命”由阿丽·霍克希尔德创造。有关，但这解释不了单身女同性恋者现象。相反，我认为女权主义是一股积极的影响，拓展了美国个人主义给女性带来的好处，但是这里指的是它促进了女性的自主和联系的新形式。与传统意义上的伴侣或者核心家庭相比，由朋友网络和包括近亲在内的大家庭提供的关系可能会“松散些”“松散淡漠的关系”这个术语是由罗伯特·伍斯诺创造的。，但是它们却能给社团以及有不同生活方式的个体提供更多的帮助。
参与课题研究的所有女性经历了一系列选择，最终使她们走上单身生活之路。虽然有时是痛苦的选择，并且总是受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所局限，让她们欣慰的是她们做出了选择，除了为数较少的几次外，她们并不觉得遗憾。1970年始女性有了新的就业机会及一些文化变革，尤其是那些受女权主义激励的人，使得这些选择成为可能，虽然二者都没有为单身女性如何生活提供文化导向。在心理层面上，单身女性有力量开创新的路径，一些人因为强有力的家庭支持，另一些人因为她们顽强的性格特点——在与贫穷抗争或者由于小时候在破坏性家庭环境中长大所形成。
我拒绝的不是有伴侣的生活，而是拒绝把它作为唯一的、最好的生活方式。我承认一些单身女性会更喜欢日常生活中伴侣间的亲昵、触摸，过平凡的生活。但是我想指出不是每一个人都想拥有伴侣，尤其是以传统的方式。我也不否认浪漫有吸引力，但是我们要扩展它的概念。我喜欢芭芭拉·拉塞尔·阿瑟写的《难道它不浪漫吗，寻找日常生活的魔力》。“浪漫是客观的渴望，”她写道，“在浪漫的时刻我们一起共同渴望，为了与我们自身之外的事物交往，相信不计成败这种交往是可能的。”但是阿瑟扩展了浪漫交往的概念。“浪漫的追求能够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她写道，“它不需要一个重要的他者、美妙的时刻、充满激情的性爱，一件新裙子或者精细的计划。浪漫唯一需要的是心有所愿和自由想象。”阿瑟:《难道它不浪漫吗，寻找日常生活的魔力》，1999年，xiii。阿瑟完美地描述了观鸟时的浪漫。在各种激情展示中——如南希的弗拉明戈舞——看到“我们永远渴望交际和兴奋，是因为我们有好奇意识以及内心强烈的表现欲”阿瑟:《难道它不浪漫吗？》，xvi。。

第122节：新单身女性

我发现在成熟的单身女性生活当中，把亲密情感、性爱以及家庭关系分开的这种现象，在今天的青少年中间也存在。通常的做法，她们不局限自己的性爱体验，也不寻求与稳定的男友或女友间的亲密。她们不约会，相反，与一群朋友交往(闲逛)，有几个亲密朋友(男性或女性)，发生短暂而安全的性行为，没有浪漫的期盼或者承诺。这种随意的性行为被称做“一夜情”，可能会有接吻、口交、性交等行为。
在对女大学生的全国调查中，其中有91%的人反映经常发生一夜情，更经常在学院里发生美国价值学院，《主要的新研究:沟通情感，约会，希望找到白马王子:如今的大学女生约会与寻求伴侣，》新闻稿，2001年7月26日。上网查询报道，请看americanvalues.org。。81%的大学生说“大学里的男生很尊重女生”，88%“对这种社交场合很满意”，96%“清楚地知道在浪漫的性交中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
。这些年轻女性与告诉研究者们她们正在寻找心灵伴侣的那些人相似。这种理想和现实行为间的相左，为我的论文提供了论证:寻找心灵伴侣为二三十岁女性的单身生活提供合理的解释，但是，对长期单身者没有文化上的认同。
尽管女大学生对这些新的社交做法和情感释放表示满意，考虑到受多年的教育以及她们就要面临的职场准备，她们不准备作出严肃的承诺，进行这项研究的社会学家感到不安，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新的大学规范，“破坏了未来可能达到成功婚姻的目标”。然而，我把她们的行为看做是多种亲密关系与性生活的热身，我认为这种经历会使年轻人变得更有弹性，在几种可能的背景下，包括有伴侣的、单身的，以及处于二者之间的模式，增加能够找到幸福的概率。然而，她们需要的是对这种复杂状态的文化支持，不是简单的、误导的信念:她们应该坚持一直到找到心灵伴侣为止。
最有争议性的是在青少年之间，成双成对的约会在减少，这已经被和朋友及其他人随意发生一夜情取而代之。2004年5月30日的一篇文章《朋友，利益朋友，以及当地超市利益》，记者布纳特·德尼泽特—刘易斯，发表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宣传语句是:“青少年的浪漫到底怎么了？”作者强调了几乎所有专家在这篇文章中引证的观点，认为一夜情对青少年有伤害，尤其是对女孩子们，这与他采访的一百个青少年的观点不同。虽然承认在年轻人当中有利用性的现象存在，犹如这种现象在老年人中也存在一样，德尼泽特—刘易斯还是为学生们的观点辩护道:
针对尽可能让青少年意识到一夜情的危险性，我采访过很多高中生，他们对一夜情是个坏事的观点不屑一顾。他们认为，如果再有10年他们不结婚，为什么在高中阶段不能全力做好其他的事情(友谊、功课、体育)？并且，如果他们没有伤害任何人，没有使任何人怀孕，随意地玩一玩会有什么害处呢？事实是，青少年花在一夜情上的时间可能会比成年人想的更少——对于很多人来说友谊已经成为社交生活的最重要的部分。
然而所有的专家在为更严肃关系减少而遗憾时，他们认为这些青少年很肤浅，尤其是女孩子们，否认她们真正想要的是内心的无距离感，在对这些看法表达意见时，德尼泽特—刘易斯在这篇文章中阐释了不同的观点，没有得出结论。
2004年6月13日《纽约时报》杂志刊登了一系列关于这篇文章的来信。几个作家觉得这篇文章很悲哀，“写到的这些个人很孤独，情感上没有归属，总之很沮丧。”另一个女性积极地回应:“这些年轻人比我们那时聪明得多。大多数人本能地识别出，在高中阶段‘约会’和‘稳定的关系’是性体验虚伪的代名词。谁还记得我那个时代浪漫的形式——雾蒙蒙的车窗使停着的小汽车里的两个扭在一起的身体变得模糊？”然而最有趣的信最含糊其辞:
你的文章使青少年看起来，嗯，很明智的。有几件事情更是难忘。第一，一般来说使用安全套似乎是格外负责任的。第二，大多数理性的成年人会同意高中不是搞浪漫关系的地方……第三，与异性交朋友的巨大好处——会伴你终生。第四，不与学校的人约会和不与办公室的人约会一样令人印象深刻。第五，年轻人认为没有必要在高中甚至是在大学得到所有的“情人”，以后还有时间。还有，那些人面对同龄人的巨大压力，留意到一些内部声音谈论承诺关系……他们似乎不躲避同龄人，但是几乎被别人所羡慕，虽然可能是远距离的，因为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模式。

第123节：新单身女性

所以这封信的男作者，羡慕年轻人有能力把性爱与伴侣的关系分开，同时分享友谊提供的亲密，最后回到了有承诺关系的优势。知道他提倡理想的心灵伴侣的理念，对此我并不以为怪。
如今的文化为年轻人和我们所有人呈现了相反又有冲突的观点——赞成浪漫情侣，现在又提出找到理想的心灵伴侣，一方面，可以用各种方式找到爱情、“性”趣，另一方面，认可稳固的家庭关系。所以，我希望本书所考察的生活会有益于文化交流，拓宽和丰富我们的选择方式，来引向一种令人满意的生活。让恐惧不再影响单身女性的决定伊塞尔·佩森有如下发现:“在心理上很多女性所想的不是欣赏男性阳具，而是害怕丢失爱，处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女性经常有如下特征:依赖性强，害怕独立，担心被抛弃，害怕孤独，渴望得到男人的爱。如同很多第一代心理分析设想的那样，这些特点不是由早期发展而来。她们源于更加恐惧成为单身女人”。。伴侣之外的生活，没有心灵伴侣的生活，不管它有什么问题和局限，希望都是有爱、有尊严、有目标、有精神和快乐的生活。
我衷心感谢同意参与这次研究的女性，在本书写作的近10年中，与我交流过两次、三次甚至四次，敞开人生中的细节——内心的亲密情感，有时则是痛苦的经历。感谢所有的这些人。然而，分析只代表我个人观点，或许你们有不赞同的地方。
如果没有写作组5年多来对我坚持不懈的大力支持，本书就不会以这种形式出版。尤其是戈丽·格林、艾琳·菲利普森、芭芭拉·艾普斯坦、雪莉·吉司、马蒂·路易斯，这些人从头到尾，一直参与本课题的研究，特表示衷心感谢。她们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各章节的草稿，提出建设性意见，促使我提高写作水平，强化分析深度。她们在讨论内容时表现出来的情绪化，有时甚至是激烈地辩论表明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主题。感谢其他的朋友在不同的写作阶段阅读部分手稿，并及时给予反馈信息:威妮·布雷尼斯、艾伦·迪布瓦、朱迪·格雷塞、挪密·卡兹、凯斯林·莉雷、萨沙·莉雷、格雷纳·马休斯、卡洛琳·萨阿尼和艾丽丝·维克斯勒。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我开始考虑单身女性的主题。我的研究助手墨娜·古德曼和克利丝·蒙哥马利，那时是我的学生，现在是同事，帮助我收集文献，集中焦点问题。除此之外，我还受益于林德塞·克芮廷旦，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教创作性写作的一名出色的讲师，于2004年春季收集学生在课堂的真实评论。贝肯出版社的主编，盖亚翠·帕特奈克倾注了热情，提出尖锐的见解，以极高的工作效率促使手稿得以出版。
由于他们不断地关注、支持和帮助我的工作，为此我要感谢下面的同事和朋友:马蒂·班尼特、安·博拉克、迪恩·博克、迈克尔·布罗瓦伊、克里斯蒂娜·考波、墨娜·卡登、艾丽丝·伊口兹、维克多·伽林、芭芭拉·海恩、艾塞·约翰逊、克莱尔·卡哈尼、伊勒恩·李德、可劳迪·罗宾斯、辛迪·斯代斯、代拉·韦伯。
感谢学院对单身女人课题研究给予我的帮助。1994年国家人文学科基金提供的夏季研究首次采访的费用。接下来的研究基金来自索那玛州立大学——教工鼓励奖以及1996年到1997年的研究小额资助——支付了抄写和额外的研究费用。1997年获得了拉德克利夫研究资助奖，用来在哈佛大学默里研究中心收集资料。虽然我不想提及本研究的历史成分，但是它在形成视角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于2000年到2002年在加州伯克利大学工作家庭中心做访问学者激励我继续研究下去，该中心主任阿丽·霍克希尔德和巴丽·桑纳提供的学术环境，对课题的关注和肯定，都增强了我的信心。我在2001年深秋写的工作底稿《朋友圈与关爱》成为第九章的基础。在中心举办的一次有关社会学家如何提高写作的研讨会上促使我提笔写作。从2003年，我受益于成为加州伯克利大学社会变化研究学院的访问学者，以及来自院长雷切尔·毛兰的支持。同样的感谢送给媒介关系主任简·华寺普，感谢她对作品的兴趣以及所做的促销工作。
2000年我发现了美国单身协会，并成为该协会的支持者。协会主任汤姆·科尔曼热心地帮我查找相关的数据资料，并肯定该书一定会有读者群。通过美国单身协会，我遇到了贝拉·迪宝罗，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我们一起探讨有关“单身”的写作问题。
最后，把感谢送给我的儿子马可。1981年他的到来，使我过渡到一个新单身女性，拥有令人满意的生活。2000年他搬离了我们的房子——虽然他依然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却给予我空间——心理上的以及身体上的——来写成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