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袭波士顿马拉松:俄罗斯转轨启示录:评叶利钦时代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3/28 22:52:49

俄罗斯转轨启示录:评叶利钦时代

⊙ 苏 文

 

  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天,叶利钦(Boris N. Yeltsin)宣布辞去俄罗斯总统之职,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叶利钦结束了苏联帝国,这在一些人看来是大功,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大罪。功乎罪乎,未来的历史会作出判断。我们不妨用一种中性的眼光看,不谈「姓资姓社」,只说他在瓦解了一种体制而建立一套新体制的过程中,究竟取得了多大成功?

  无疑,从体制转轨的角度看,叶利钦时代的特点是「破旧」有力而「立新」无术,不仅俄国经济一直没有走上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轨道,而且政治上也没有建成完善的民主法治秩序,以完成向民主的过渡。于是俄国一直处于转型期危机之中,迄今未能自拔。

  在经济方面,人们常提到俄罗斯在转轨时期经济滑坡的时间与程度,它不仅与经济持续增长的中国形成对比,也比大多数东欧国家的情况更糟糕。这些国家在一段「阵痛」之后多已恢复了持续增长。人们还提到,俄国不仅经济总量上不去,经济体制更新也远未到位:「私有化」进程并未真正地明晰了产权、改变软预算约束状况、产生创业激励;货币主义政策并未真正制止通货膨胀与现实预算平衡;农业中并未出现家庭农场制度的兴盛,而仍然是衰败中的「翻牌集体农庄」居优势;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税收、金融、社会保障体系也未能建立,国家收不上税,但仍然要维持旧体制下由国家包下来的那套「保障」体制,不出财政危机那才怪了;转轨近八年,俄国并没有形成象样的民间资产阶级与自由雇佣劳动者阶级,更谈不上中产阶层的发达,而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有权势者致富、无权势者贫困的状态。但在笔者看来,经济「立新」不成功的基本标志是:俄国经济至今无法形成一种投资激励机制,以致于即使在俄罗斯其他经济指标出现「好转」苗头的时期,投资萎缩的趋势仍未能遏制。而无论甚么「主义」的经济,没人想投资也不会有正常的再生产机制与要素配置功能,其他指标「好转」也只能是镜花水月。在社会结构方面,人们通常都以俄罗斯寡头金融工业集团的兴起来作为首要的批评对象,但重要的还不在于「寡头」这一概念所显示的分配不公平,而在于这些「寡头」还远未形成如日本、韩国那样的、按市场经济规则运作的大财团。俄罗斯的「寡头」权贵色彩浓于其「大资产阶级」色彩,他们多是旧体制下的官僚出身,与政权的关系太密切,政治背景突出,因而与其说体现了「资本的权力」不如说更像是「以权力为资本」。如果他们真能演变为「大资产阶级」(虽然也有这种趋势),像日、韩的财团那样成为足以拉动经济的大规模投资者,那也算是以不公平为代价实现了转轨的成功。然而,至少目前,情况还远非如此。

  在政治方面,转轨的成就应当说比经济好些,然而也还谈不上完成,比多数东欧国家包括前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也要差一截。1993年的炮打白宫(俄国议会所在地)表明俄国人还远未学会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其后的新宪法体现的总统集权也有违民主制下的权力制衡原则。然而由于规则不健全,机构无效率,事务官的专业素质比政务官的民主素质更差,加上地方「诸侯化」的影响,使俄政府的实际行政能力低下,形成了「集权的弱政府」的畸形状况,这与现代法治民主国家实现的是「权力制衡的强政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俄目前政党政治的发展水平也很低,小党林立而缺乏有影响的大党(俄共除外,但实际上俄共影响也在下降之中),这与中东欧各国大都已从众党林立的初期阶段发展出成熟的两党(或数党)理性竞争的体制相比,差距甚大。俄国不少政党有浓厚的「会党」、「朋党」色彩,人际关系纽带重于思想、政纲纽带,卡里斯玛魅力重于主义的影响,竞选主要是个人魅力的角逐,而非党及其纲领的较量。以致许多俄国政党在名称上就显得非「纲领化」且突出个人色彩,如「祖国」、「家园」、「我们的选择」、「亚博卢」等。显然,即使在政治方面,俄罗斯转轨也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

  除了经济、社会、政治以外,俄罗斯在民族关系上至今仍没有找到一条实现「瑞士式的多民族祖国」的路,在国际关系上至今无法给自己在冷战后世界明确定位,在军事上也没有定下新的战略思想与军事体制。总之,说叶利钦「破旧」有方而「立新」无术,大体是对的。

  叶利钦时代是个有成有败的时代,对叶个人而言,是失败大于成功,但对于俄罗斯的转轨而言,则成功大于失败,而从叶利钦执政的历史看,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91年「8·19」政变到1992年中盖达尔(Yegor Gaidar)辞退代总理之职,这是叶利钦崛起为俄国第一号人物、瓦解旧体制并全面推进激进改革的时期,是叶利钦政治生涯的「黄金时代」。「8月政变」被粉碎后,叶利钦以「民主拯救者」的姿态赢得很高声望,成为俄罗斯乃至全苏实际上的掌权者,而被「救」出的戈尔巴乔夫(Mikhail S. Gorbachev)则大权旁落,已被架空,到年底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下台后,叶利钦便从名到实、从权力到声誉都达到了顶峰,1992年初他开始全力依靠以盖达尔为代表的「青年改革家」推进经济转轨。但半年之后便因「休克疗法」引起的社会反应及议会的抵制而难以为继。到年底盖达尔下台,当时的「中派」「公民联盟」提名的切尔诺梅尔金(Viktor Chernomyrdin)出任总理,标志着俄罗斯改革的「浪漫主义时期」结束,叶利钦「凯歌行进」的岁月也告终了。

  从转轨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但叶利钦的两个失策无疑加剧了困难。第一,在「8·19」政变后、苏联解体前,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即俄罗斯与联盟中央)的充分合作是挽救苏联、至少是在某种范围内维持联盟以渡过转轨时期的唯一机会,政变后戈尔巴乔夫已彻底转向民主派,他与叶利钦之间已无路线分歧。而这时叶的声望正隆,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对许多加盟共和国拥有影响,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的象征,在国际上比叶更有声望。另一方面,仅从当时核控制的角度,国际社会(主要是西方各国)也不希望苏联解体,而愿意看到一个制度剧变后「亲西方」的苏联仍维持某种统一。因此,叶、戈合作挽救联盟,至少存在延缓其解体的可能性。然而,由于个人恩怨和权利欲,也由于反政变胜利冲昏了头脑,叶利钦这时对戈尔巴乔夫十分傲慢无礼,俄罗斯实际上在拆联盟的台,致使联盟在仅仅四个月间便迅速解体。不能说叶利钦不想维持以俄为中心的联盟,但他至少没有认真帮助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联盟中央。而联盟统一经济空间的解体对转型期危机雪上加霜的程度,是出乎当时那些陶醉于「独立浪漫曲」的人们意料之外的。据一些经济学家分析,1991-95年间独联体各国的经济滑坡幅度中,约有50%以上是统一经济空间瓦解的后果,只有40%多是制度变革的「成本」。

  也是由于「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使叶利钦陶醉于自己的个人魅力,在急于给联盟找麻烦的同时,却没有因势利导地改革俄罗斯自身的权力体制,使俄罗斯带着苏联时期选出的议会(苏维埃与人大)和宪法进入了「激进改革」。这个宪法对议会与总统的权力没有明确地划分,一旦双方产生分歧,就会出现「两个政权并存」的混乱状况。这个议会具有很大权力,其多数成员在旧体制下拥有权益,他们虽然在「8月政变」中支持政治民主并拥护叶利钦,但难以接受激进的市场经济与私有化改革。在「休克疗法」引起痛苦的情况下,他们很快与社会上的抵制力量结合,成为叶利钦的反对派,使「休克疗法」在议会的强烈抵制下实际上只实施了半年便告流产,由切尔诺梅尔金取代了盖达尔。其实,如果叶利钦在1991年8月以后抓住时机改选议会、修订宪法,他在次年的经济改革中就会得到议会的更多配合,「休克疗法」的结局可能会大有不同。即使不能收波兰的巴尔采罗维奇、捷克的克劳斯之效,至少也会比后来断断续续的「多次休克」、「长期休克」付出的代价小一些。

  从1992年年中议会迫使政府修改预算,基本放弃财政、货币双紧缩的「休克」政策,直到1993年10月炮打白宫,是叶利钦时代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议会在逼退盖达尔、剎住「休克」风之后势头大增,与叶利钦从交恶到全面对抗。「执行权力系统」则发生分化,副总统鲁茨科伊倒向议会,而原由「中派」提名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却在几经摇摆后选择了追随叶利钦。于是「两宫」(克里姆林宫和当时议会所在地白宫)之战愈演愈烈,经过全民公决,宪法法院参与,政治斗争成为俄罗斯社会生活的重心,而经济转轨处于停滞状态,致使经济局势不断恶化。最终以叶利钦炮打白宫,驱散议会,通过新宪法实行总统集权而告终。

  炮打白宫当然是民主政治下的越轨行为。但由于当时「两个政权并立」的僵局已造成了混乱,此前的全民公决支持了叶利钦,加上事变时又是议会方面首先动武占领市府并进攻电视台造成流血,因此人们对民主俄罗斯发生如此悲剧虽然伤感,但对叶利钦的批评还是有限的。更多的非议是在经济方面。

  至今谈到这段历史,俄国内外都有强大的舆论把「休克疗法」列为第一大误。的确,以盖达尔的「休克疗法」开始的俄国经济转轨应当说搞得很糟糕,但别的办法是否会好一些则很难证明。毕竟,进行了激进改革的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与前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经济转轨都比俄罗斯成功得多,而没搞「休克疗法」的白俄罗斯与乌克兰,如今的经济状况决不比俄罗斯好。诚如王金存等学者所指出的:就前苏东地区各国的比较而言,激进改革的国家在中长时段上付出的总代价一般要小于「渐进」的国家,而不管激进还是渐进,转轨初期的经济滑坡则是各国无一例外的现象。中国的情形与东欧有很大不同,是不好简单类比的。进而言之,究竟甚么叫「休克疗法」,从而哪些国家在甚么时段上搞了这种疗法也是个争议极大的问题。许多德国学者把「休克疗法」理解为财政、货币双紧缩,从而认为前东德是唯一避免了「休克」的地方。但波兰学者科沃德科却从私有化的角度认为,只有前东德搞的才算「休克疗法」,其他苏东国家包括波兰,实际上都没有出现这种实践。笔者认为,狭义的「休克疗法」本是指以财政、货币双紧缩来治理通货膨胀(这个术语在拉美经济实践中出现时就是此意),其下药虽猛,但只是一种技术手段而与「主义」无关,其目的在于纠正经济失衡而非改变经济体制,是一种稳定经济而非改造经济的药方。但在东欧,这个术语有时被泛化为指称变革经济体制的一切激进做法,包括放开价格、大规模私有化、对外开放等等。

  在1992年初的俄国,这两种意义上的「休克疗法」实际上都很少回旋余地。当时俄国已经连续两年经济滑坡,又突然面临经互会「大家庭」经济空间与苏联统一经济空间双重解体的冲击,经济失衡已到了无论甚么「主义」者都无法容忍的地步,以紧缩遏制通胀的「休克」大概是谁在台上都难免要搞的。而私有化在那时几乎是众望所归,就是俄共也表示,如果私有化不可避免,那就只有平均分配,而不能让国有财产落到少数人手里。因此那时出现的《证券分配法》恐怕也难有替代的选择。同时在明知「阵痛」与风险难免的情况下,趁「8月胜利」后「民主大潮」中民心可用而发动「闯关」,也比人民热情过去后经济状况更糟时再在埋怨声中让他们「休克」风险要小些。可见当时那种转轨决策,也的确是大势所趋。

  在此之前,苏俄已经出台了沙塔林计划、亚夫林斯基计划、雷日科夫计划、雷日科夫─沙塔林折衷方案、帕夫洛夫「反危机计划」等。这些计划与盖达尔的方案哪一个更好,也许并不值得讨论;它们都没能扭转经济局势。事实上,无论激进还是渐进的方案都不是万应灵药,但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关键在于任何方案都有其行为逻辑,其有效性取决于这种逻辑能否贯彻到底。无论激进还是渐进,都比一忽儿激进、一忽儿保守、朝令夕改、没有章法要好。在叶利钦与议会的拉锯战中,任何疗法都不能贯彻到底,其疗效不佳也就不奇怪了。

  1992年7月,俄罗斯议会推翻了政府的紧缩预算,大幅放松银根。这时「休克疗法」仅持续半年,议会的行为给人的感觉是:俄罗斯人民已难以承受了。然而那时「承受」的东西──无论是较抽象的经济指标下降,还是人们确实感受到的拖欠工资之类,在数年以后实际上是更沉重了。如果说1992年7月按议会的说法不放松紧缩就会发生社会爆炸,那么1993年「10月事变」中人民没有起来支持议会就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事实上,1992-93年、特别是「两宫之战」期间,不同的民意调查表明,这个时期叶利钦的声望固然大大下降,但反叶的议会方面的民意基础更差。就整体而言,这个时期俄国人并没有失去对「激进改革」的期望。而实际上,在议会压力下放弃财政、货币紧缩的结果是靠大印钞票来弥补赤字、增加国企补贴,饮鸩止渴而使经济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务实的切尔诺梅尔金只能倾向于再紧缩,这就是这位「中派」提名的总理何以在一度犹豫后又成为「没有盖达尔的盖达尔路线」代表者的原因。其实这种现象在东欧也不乏其例,许多靠反对「休克疗法」起家的在野党,包括左派(如匈牙利社会党、保加利亚社会党),一上台也不得不搞「休克补课」,只不过是在更困难的情况下搞罢了。

  由于政策摇摆不定,导致经济与货币无法稳定,「私有化」也搞得很糟糕。本来,「证券私有化」作为在国有资本基数大、无买主而且公众又有起点平等愿望条件下的一种私有化起动方式,虽有其缺点(股权过于分散,无法形成资产责任),但在许多东欧国家如捷克,还是行之有效的。然而在俄国由于货币急剧贬值,资产估价严重失准,而且在政局多变的情况下企业折股工作极为迟缓,致使私有化证券长期有价无市,在不稳定气氛下人们也没有持券信心,因此尽管俄政府一再号召公众慎用证券,许多人还是为一瓶酒之类的代价便出让了自己的一份,导致严重的入市前投机。加之俄国证券私有化方案设计得也不如捷克周详(如直接用卢布,而不是像捷克那样以「投资点」计价,也没有像捷克那样建立记名帐户以控制入市前投机),这一切使俄罗斯的证券私有化阶段存在着严重弊病。虽然叶利钦政权在1993年4月全民公决后曾采取措施加快企业折股、规范证券市场,但不久再度激化的两宫之战及「炮打白宫」后立即展开的杜马大选,又把这一切打乱了。

  这样俄国便渡过了混乱的一年,政争激烈、改革出现混乱与停滞、经济大滑坡,成为这个阶段的特点。

  从1993年10月白宫事件到1998年3月切尔诺梅尔金下台,为叶利钦时代的第三阶段。白宫事件后,叶利钦消除了「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通过总统集权的新宪法,使他成了「民选沙皇」,俄罗斯政局出现了叶利钦时代最稳定的局面。叶利钦大权独揽,但并未缩小政治自由。以俄共与日里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反对派,在白宫事件后仅两个月便在第一届杜马选举中大显身手,使新杜马的成员中叶的反对派比重甚至高于旧议会。然而,此时政治游戏规则已经改变:杜马权力大为缩小,而反对派则从热衷于政治斗争转化为主要从事议会斗争。这两点使这一阶段的政争相对温和而有序,左派起家的议长雷布金与谢列兹尼奥夫反而比过去的「民主派」起家的哈斯布拉托夫更能与叶利钦和平相处。俄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无民主而有自由」或民主少而自由多的「新权威主义」格局。加上经过10月事件考验后,切尔诺梅尔金彻底倒向了叶利钦,受叶任用为总理达五年多,政府的相对稳定使其得以实行一贯的转轨战略。经过四年多的调整,俄国逐渐实现了从稳定财政货币到稳定生产,从证券私有化到货币私有化、个案私有化的转变。俄国经济在1995年趋于稳定,虽因1995-96年间的「选举战」和车臣事件影响又有反复,但到1997年上半年,已首次出现了回升的苗头。

  然而,这个时期也是叶利钦锐气失而暮气升的时期。经过前两个阶段的挫折、动荡与决斗,叶利钦在实现「新权威」式相对稳定的统治的同时,也从一个「闯将」逐渐变成了守成的政客。其政策与行事的价值取向逐渐为既得利益取向所替代。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各派别也由思想观念的分野变为利益集团的分野。在这一过程中,「新权威主义」下的转型经济为权力资本的兴起提供了最好的土壤。所谓金融工业寡头的垄断势力正是在这一阶段形成的。如今,抨击「寡头」在俄国国内外,包括在中国知识界都已成为潮流。但其中充满许多似是而非之论,最流行的说法便是认为俄罗斯的金融─工业寡头是民主化、市场化的「激进改革」造成的,是全民分配国有资产的「证券私有化」造成的,是西方势力推动的。

  这些说法颇值得怀疑。东欧各国都发生了民主化、市场化与「激进改革」,可是寡头垄断只在俄罗斯出现,这一事实本身就使民主化、市场化导致寡头制的逻辑无法成立。其实已有不少学者指出,当代俄罗斯寡头是由苏联时期的权贵阶层或官僚阶层演变而来的1,现在的寡头垄断脱胎于过去的国家垄断,寡头制源于过去的集权制2。正如世界银行驻莫斯科代表处专家斯塔杜波罗夫斯卡娅所说:金融工业集团「通常都被理解为是在国家庇护下建立起来的一种组织」3。换言之,它恰恰与「激进改革」要求限制国家干预的方向是相反的。

  那种一方面指责「激进改革」过份削弱国家干预,一方面又把作为国家干预结果的寡头集团斥为万恶之渊的说法,在逻辑上是矛盾的。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所副所长西蒙尼亚更指出:所谓金融寡头不是一般的官僚资本,而是「官僚国家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形中,「官员并不非法占有国营企业的资本,而是在国营部门内部非法利用所有这一切」。他们「用各种形式上合法而事实上违法的方式把私人利益和国企活动联系在一起」,从而建立了「官僚资产阶级对大型国营企业的控制」。而苏联学者巴弗连科更认为:「金融官僚资本并非私有制,而是由私人管理的国家所有制。」4换言之,寡头资本与其说是被不公平地私有化了的原国有资本,不如说是在市场条件下经营的国家资本,这些资本由于国家的民主程度不够而被官僚控制并用以谋私。可见,形成寡头的必要条件并非私有化过份,而是民主不足。

  事实上,如今被称为寡头的「金融工业集团」正是在以盖达尔为代表的青年「激进改革派」「闯关」失败离开决策层后,由一些「稳健」的老经济学家和技术官僚所大力提倡、国家大力支持、甚至往往就是由国家授权自上而下地组织的。因此,学者称他们是「指令」形成的寡头。在「激进改革」时期,一些民主派基于在俄罗斯建立以广泛的私有者为基础的真正民主制的愿望,同时也基于私有化之初社会上自发地涌现众多小型商贸组织、作坊与小工厂表现出的经营灵活性与当时大多数大中型企业危机深重的鲜明对比,主张以发展中小型企业来走出困境。「闯关」失败后这种意见被拋弃了。出身于国营大托拉斯的切尔诺梅尔金上任伊始便表示:「我们国家有强大的基础设施,不应变成小商小贩的国家」,「想用小店铺把我们国家包围起来并在此基础上振兴经济改善生活的做法不会成功」5。1994年在结束证券私有化之际,以老经济学家阿甘别吉扬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也表示反对分散化,主张「把国有大型企业改组为集生产、销售、金融活动为一体的金融─工业集团」,认为这种组织「应在今后俄经济中占优势」6。老经济学家什梅廖夫也提出:俄罗斯今天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强大的工业─金融集团」7。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94年2月叶利钦提出1994年应成为「金融工业集团年」,并在此后两年中连续出台了《促进金融工业集团建立并展开活动的措施》(1995年4月)、《关于金融工业集团的联邦法》(1995年11月30日)、《关于促进银行与产业界一体化》(1996年4月)等十几个法令、总统令与行政法规。于是寡头经济迅速崛起:1993年全俄还只有一家金融工业集团,1994年便有了7家,1995年21家,1996年37家,1997年已有近60家。并进一步从中产生了「巨人中的巨人」,最终形成了后来的「七大寡头」之制8。

  正如亚夫林斯基所言:俄国建立的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而是「半犯罪特性的寡头统治,这种体制在原苏联时期就已基本形成。在苏共垮台后,它只不过改换了门庭,就像蛇蜕皮一样」9。还应该指出的是,在今天俄国的政治谱系中,无论盖达尔还是亚夫林斯基这些「民主派」都与金融寡头的关系相当疏远(丘拜斯是个例外,但1994年之后丘拜斯与盖达尔实际上已距离很大,丘拜斯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国家主义者」了),而切尔诺梅尔金的「家园」才与金融工业集团关系最密切,甚至俄共也与这类集团有颇深的关系10。因此,无论「民主派」在其他方面的功罪如何(他们的「激进改革」的确有许多不切实际的东西,包括他们过份天真地相信西方列强会全力支持俄罗斯的「闯关」),说他们代表了寡头的利益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无论从逻辑上还是在现实中,俄罗斯寡头集团的思想─政治代表只能是左与右的「新权威主义」者(1994年以后的叶利钦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就带有这种色彩),而不是甚么「民主派」。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白宫事件后,即我们论述的这个阶段中,金融工业寡头对政府影响的增大(乃至于直接加入政府,如别列佐夫斯基等)与「民主派」的日渐失势是二位一体的大趋势。当然,叶利钦的「民主派」出身使他难以与后者划清界限,出于政治权术的考虑,他也常常需要联合「民主派」来对付俄共等主要政敌。而「民主派」中亚夫林斯基一派固然对叶利钦已完全失望,其反叶的调子有时比俄共还高,但盖达尔等人还是愿意支持叶利钦以对抗俄共。然而无论如何,此时的叶利钦已绝不是甚么「民主派」总统了。

  1998年3月,叶利钦突然解散了切尔诺梅尔金政府,由此开始了叶利钦时代的第四个阶段也是最后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叶利钦走马灯式地频繁更换政府,并且似乎已经完全乱了章法。基里延科政府任职仅五个月便被免职,任命切尔诺梅尔金复出受阻,叶立即改变主意挑了普里马科夫。普氏上任仅八个月就被免职,换上斯捷帕申。斯捷帕申政府的寿命更短至两个多月,再换了普京(Vladimir Putin)。叶利钦此时用人似乎已经完全不顾政绩标准:切尔诺梅尔金是在俄罗斯经济止跌回升、形势看好时被免职,普里马科夫是在克服金融危机、稳定经济初见成效时被免职。斯捷帕申之免职也是莫名其妙,只有基里延科是碰上了「8月危机」,但严格地讲,主要责任也不在他。叶利钦此时用人似乎也没有甚么价值标准:基里延科接近于民主派,切尔诺梅尔金如前所说是寡头新权威主义者,普里马科夫以下三人都是克格勃出身,而普里马科夫本人政治倾向是中左,斯捷帕申和普京则纯属事务官员。总而言之,叶利钦此时用人施政已既不讲政绩也不讲「主义」,纯属为保住自己的地位及其善后而玩弄权术。因此很自然,这时的叶利钦几乎受到各方的一致批评,包括原来拥护他的寡头派。

  叶利钦如此措置乖戾,固然与他在权力无制衡情况下「病夫治国」之不智有关,但也反映了叶利钦时代尤其是在上述第三阶段中俄罗斯过渡模式──政治上的新权威加经济上的寡头化──的危机。在这一阶段中,经济虽然止跌回稳,国有资产也被寡头们瓜分得差不多了,但社会矛盾却积累起来,而叶的声望也进一步下降。在眼看叶利钦病体难支、不能久任的情况下,叶利钦身边的小圈子行为日益短期化,他们不仅不能为俄国的长远利益、甚至已经不能为他们在上一阶段所主要依靠的社会基础即金融工业集团的长远利益考虑,而只是着眼于怎样能实现一种在「后叶利钦时代」尽可能保住自己既得利益的善后安排。

  这就导致叶利钦在这一个阶段的行为越来越走向个人权术,而这样的短期行为又使俄国的转型期危机拖长、经济发展受损。本来在切尔诺梅尔金政府末期已开始回升的经济,在进入「走马灯时代」后又趋恶化。政府短期行为导致社会短期行为,尤其是资本的短期行为。而资本的短期行为则是金融危机的直接成因。8月金融危机虽然有其深层、宏观的原因(无投资激励机制经济不能真正稳定、国际油价下跌致使俄罗斯国家财政状况恶化、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俄罗斯金融系统的体制性问题等),但人们的心理预期恶化造成抽逃、挤兑无疑是危机的导火索。形成这样的心理预期,叶利钦末期的唐突举措是要负至少一部分责任的。

  「8月危机」沉重打击了俄罗斯的经济及其转轨过程,也使叶利钦的声望进一步掉到谷底,而这又反过来使叶利钦身边的「圈子」更担心「后叶利钦时代」的局面,从而使叶利钦的行为更加短期化。如此恶性循环,终于使叶利钦的政治生涯趋于终结。

  如今已经很明显,无论就民心、政情还是叶本人的身体状况而言,叶利钦都已不可能连任,而他要逆民心而采取非常手段搞独裁恐怕也行不通。真正的问题是后叶时代会在怎样的情况下到来?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人们看到了叶利钦时代(确切地说也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留下的正面遗产在起作用。

  叶利钦的寡头转轨模式诚然远不如波捷匈的民主化转轨,而叶本人的末期措置又是如此差劲。他在金融危机使俄国经济再入谷底、支持者纷纷离去、民意背离、体力难支的最不利状态下下台。从常理而言,从俄国历史经验而言,这是最容易引起「翻烧饼」的。而叶利钦体制虽然毛病很多,真要把它掀翻了来一场反攻倒算,只怕是更加糟糕。然而现在看来,俄国各方都表现得惊人地理智。当8月底危机来临时,许多人断言这不仅是一场金融危机,而且是俄国整个经济转轨进程「不可逆转的失败」,它将导致「整个政治上层建筑的崩溃」,此后几年俄国将发生大乱,人们只能讨论「民族与国家的简单生存问题」了。国内外很多人都认为,俄国已经面临社会爆炸、秩序崩溃与内战。

  的确,就叶利钦本人而言,他对这场危机惊慌失措、束手无策,与过去历次危机中他表现的极为果断、敏锐、自信与机智形成鲜明对比。正如麦德维杰夫所言:「叶利钦的个人权力资源与政治资本已经耗尽,他已不再拥有能控制克里姆林宫之外事态发展所需的施政班子、执政纲领、精英与民众的信任以及过去的精力与健康。」11实际上,在这一时期中叶利钦已不再是个「新权威」了。

  然而俄国并没有因此而大乱,甚至没有给叶利钦很大难堪。与人们预期的相反,叶此后又换了两届政府,发起了车臣行动,都未遇到太大的反对。而议会的弹劾程序无疾而终,许多人预言会发展为「革命」的10月7日全俄大游行也进行得十分温和。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危机后「左」「右」两翼的极端思潮不盛反衰,而「中左」、「中右」渐成气候。社会思潮的「中派化」使俄罗斯很有可能向后叶时代平稳过渡。总之,在叶利钦这个「强人」不再有能力逞强之时,当「新权威」的权威基本消失之际,俄国一没大乱,二没走极端,三没走回头路。在专制与极端传统深厚的俄罗斯,叶利钦能依宪政程序离任已属不易,而在最不利条件下仍能平稳离任就更近乎奇迹了。

  这表明俄国人在叶利钦时代虽然付出了许多代价,但的确成熟了。他们很有希望走出历史循环的怪圈。叶利钦时代尽管有自由而少民主,但基本的民主规则毕竟有了,叶利钦时代没有建成市场秩序,但市场化的基础也有了。而俄国人民尽管对叶利钦再不满,他们也不想走回头路。

  

  总之,在叶利钦时代的四个阶段中,叶利钦都既有出色的作为,也干过许多蠢事。尤其在首尾两个阶段中更明显:如果他在「8·19」政变之后不拆戈尔巴乔夫的台,而是叶、戈合作共创民主新联盟,如果他不在反政变胜利后忘乎所以,错过了宪政改革的最佳机会,他的「闯关」式改革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如果他前期倚重的民主派不把「证券私有化」设计得如此拙陋,后期倚重的寡头自由派不那么违反公正原则扩展权力资本,俄罗斯的转型期社会问题不会如此严重。如果他在这两年不那么乖戾地频繁更换政府,1997年的经济回升有可能持续,1998年的危机可能避免,即使难免也可能不那么严重。当然在另一方面,叶利钦是俄罗斯民主化、市场化改革的象征,如果没有他挺身而出带领人民反击「8·19」政变,苏联就可能出现第二个「停滞时代」。作为一个过渡型历史人物,叶利钦顺应了俄苏人民摆脱旧体制的愿望,因此曾深得民心。但他并没有完全摆脱旧官僚那种专横独断、刚愎自用的习气,而在建立了「新权威」之后,权力腐蚀症在缺少制约机制的条件下在他周围的小圈子里蔓延,可能也传染到他本人。作为个人因素,叶利钦是个「闯将」而不是深谋远虑的思想家,喜弄权术而缺少真正的朋友,很少有人能与他长期合作。再加上他长期有病,导致行为亦常呈病态,「病夫治国」的负面影响也很明显。对于俄罗斯的现状,他是难辞其个人责任的。

  认真分析叶利钦时代的历史是意义重大的。然而,如今两种似是而非的论点却值得注意:「右」的一种认为俄罗斯亏在「平民主义」上,似乎如果不搞「平分证券」而一开始就放纵寡头搞「亚洲自由主义」就好了。「左」的一种认为俄罗斯亏在「激进改革」上,似乎「普鲁士道路」当年救不了沙俄如今却可以救苏联。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叶利钦时代既不缺寡头也不缺新权威,他们所缺的不就是我们也要争取的吗?总而言之,叶利钦时代给我们的教训决不是公正太多、民主太多,而是相反,我们需要更多的公正、更多的民主。

 

注释1

〔俄〕《消息报》,1996年1月10日说:前苏联官员出身者在总统班子占75%,政府中占74.3%,地方精英中占82.3%,经济精英中占61%。其中,前苏联经济官员在政府中占42.3%,经济精英中占37.7%。

2董晓阳:〈俄罗斯官僚资产阶级是如何形成的〉,《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6期,页23。 3伊·斯塔杜波罗夫斯卡娅:〈金融工业集团:幻想与现实〉,〔俄〕《经济问题》,1996年第7期。   4〔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96年第7期。  5〈新总理赞成改革,但要对改革作出重大修改〉,〔俄〕《消息报》,1992年12月16日。  6阿甘别吉扬:〈以增加投资来摆脱危机〉,〔俄〕《实业界报》,1994年5月16-22日;参见马乌:《经济与政权》(莫斯科,1995),页50-54。7什梅廖夫:〈困境与前途俄罗斯改革阶段预示着甚么?〉,〔俄〕《独立报》,1997年7月24日。8黄立弗:〈俄罗斯激进经济改革与金融工业集团〉,《东欧中亚研究》,1997年第6期,页38-39。 9亚夫林斯基:〈俄罗斯虚假的资本主义〉,〔美〕《外交》,1998年5-6月号 。 10田永祥:〈俄罗斯政党与金融企业的关系〉,《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2期,页38-43。 11罗·麦德维捷夫:〈叶利钦时代的终结〉,《东欧中亚研究》,1999年第3期,页94-95。  

 

苏 文 中国大陆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