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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底线伦理，警惕民主投机

    我谈民主之四

民主是什么？笔者难以用几句话说得清楚完全。但至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民主是一种行为规则，是一种社会制度。这种规则和制度是公开透明的，是公平公正的，是普适于每一公民个体的。民主制度不是靠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意志来维持，而是靠一套可以为所有公民个体所认可、所熟知的法律规则定来运转；这些法律保障每一公民个体的基本权利，反对各种各样的腐败与特权；这些规定平等地面向所有公民，所有能够独立行使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人，不分性别、贫富或种族。这意味着，任何人——包括订立和维持民主规则的人——都不得凌驾于民主规则之上。

民主规则的背后，是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观。或者说，民主制度就是建立于普世价值之上，普世价值构成了民主制度的思想基础。民主制度需要每一公民个体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利，而非依赖于、仰给于他人，所以，民主制度的最初建立，往往伴随有一场启蒙运动，而民主制度之维持运转，也离不开得到启蒙的成熟了的公民个人。

民主作为一种行为规则和社会制度，就是要保障每一个人的天赋权利，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借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话来说，民主制度就是要保障每一公民享有不可被剥夺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所以，民主制度不是要人们大公无私、牺牲奉献、超凡脱俗、尽为舜尧，而是要每个人都成为他自己，每个人都在尊重规则、尊重他人的前提下获得收益，实现梦想。民主制度所要反对的是只有某些人有而其他人绝不可能都有的特权，反对的是某些人可以公然损害他人的基本权利，并以此来谋取名利满足私欲。

可见，民主不是一件多么高贵的事情，民主就是要每个人都有机会实现梦想，获取私利。与此同时，民主又是一件公平、公正的事，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自由权利，任何人都不得搞只是某些人才能有的特权。所以民主并不要求人们无私奉献的道德高标，而是有赖于人人都必须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的底线伦理。

但是，在民主思想刚刚兴起，民主规则最初建立的时候，那些启蒙思想家，那些民主实践者，却不可能仅仅满足于追求自己的安全、自由和幸福，止步于谋取自身的私利。在从专制到民主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人如果既不想做奴隶，也不想做奴隶主，那么，他必须反对奴隶制度。试想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人，如何在普遍奴役和压迫的社会情境之下，总是能够自在逍遥、明哲保身呢？那些能够为自己，同时也为所有人争取自由的人，就是在努力谋取和实践公平、公正的民主规则，他们事实上已经开始追求超越于伦理底线之上的道德高标，不啻我们这个时代的仁人志士。不要忘了，对于民主制度的追求，必然触及某个特权阶级的垄断利益（包括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不可避免要冒丢饭碗甚至丢性命的风险，需要作出某些方面或某种程度上的自我牺牲。

然而，追求道德高标必须坚守底线伦理，无视伦理底线的道德高标，就是伪善，就会走向善的反面。钱钟书先生说得好：“世界上的大罪恶，大残忍——没有比残忍更大的罪恶了——大多是真有道德理想的人干的。没有道德的人犯罪，自己明白是罪；真有道德的人害了人，他还觉得是道德应有的代价。”“真有道德理想的人”如何能够干出残忍的事情呢？因为他们往往用自己的道德理想来强迫他人，来绑架社会，罪孽深重而不自知。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践踏了人人必须坚守的底线伦理，把自己的道德理想视为人间至善，不计一切代价去追求，结果反而给社会与他人带来更大的损害，从而走向善的反面。正可谓“生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底线伦理如此重要，那么，我们应该守护怎样的伦理底线？1993年世界宗教议会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为我们提供了现成答案。这一宣言确立了世界性伦理的两项基本要求，即“每一个人都应受到符合人性的对待”和“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以及四条不可取消的行为指令，即“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说谎”，“不可奸淫”。上述两项基本要求及四条行为指令，构成了人类普世伦理的底线，不管你来自哪里，何种肤色，什么民族，怎样的信仰，贫穷还是富有，官员或者平民，每个人都必须严格遵守。追求民主自由、力求公平公正的仁人志士，焉能抛弃如上底线伦理于不顾？

事实上，只有坚守底线伦理，才不会让某些道德理想走向善的反面，底线伦理正是道德高标的解毒剂。同时，是否坚守底线伦理，也是判断真民主还是假民主的一个重要标准，也就是说，底线伦理可以充当民主自由的试金石。

特别是“不可说谎”一条，同民主规则所要求的“公开透明”相一致。每个个人在投出自己宝贵的一票之前，是应该首先熟悉民主规则，并拥有充分地了解公共事务和公共人物的知情权的。所以，民主规则建立于事实真相之上，民主人士则必须诚实守信，不说谎不作假。民主规则怎么可能靠暗箱操作来运转呢？民主人士怎么可以凭说谎作假、欺瞒哄骗来赢得民众呢？

是否坚持“不可说谎”的底线伦理，是否言行一致，是否人己一致，正是我们判断民主阵营中仁人志士与投机分子的一个重要标准。民主投机分子有许多种，其共同之处都是以民主的名义来行骗，不是立足于成就包括自己在内人人必须遵守的民主规则，而是借此制造只有自己才有的新的特权，特别是话语权，并以此谋得种种私利。

一种投机分子是把民主作为政治权术，利用民主，玩弄民主。“喊着哈维尔，想着洪秀全。”（见易中天：《韩寒的新衣》）这句话看来很能形容这些投机分子。但是，投机分子真正所想的，恐怕并非洪秀全，而是另有他人。洪秀全造反失败了，他也并不以民主相标榜。以民主自由起家，以民主自由为斗争手段并取得胜利的人，不是洪秀全，而是毛伟人。这一点，我们只要简单翻一翻毛伟人和他的战友在49年之前的文集和社论就很容易看到。不管是韩寒还是易中天，他们的革命论的确是有革命性的。他们无情地否定了整个中国近现代革命史，明确指出革命胜利之后，那些掌权者仅仅是一批玩弄权术、心狠手辣的人。他们一旦大权在握，就把民主自由一脚踢开了。

另一种投机分子，是把民主作为一个商业品牌，贩卖民主，消费民主。“什么时髦就来什么，怎么有利就怎么做。”（见易中天：《韩寒的新衣》）贩卖民主就是赶时髦，就是吸引大众眼球，就是成为偶像明星。然后，再利用自己的明星身份明显效应，出书、讲学、表演、代言，真是一本万利，财源滚滚。很不幸，易先生力挺韩寒，然而韩寒自己却有贩卖民主生财有道的嫌疑；易先生恭维韩寒，结果韩寒自己恐怕才是那个光着屁股什么也没穿的皇帝。

还有一种投机分子，是把民主作为博取国际主流社会同情的筹码，作为出国移民、领取绿卡的敲门砖。他们刻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异见分子”，刻意做出与专制政权相对立的姿态，目的只是为了吸引国际主流社会的注意，取得境外政治势力的保护，得到出国移民的机会。在我们这儿，看似危险的“异见分子”，也有人山寨，也有人冒牌，只要其中有利可图。

不管哪种投机分子，不管玩得多大，目的都是为了一己私利。他们不会真心实践民主，不会真正反对特权。他们往往以民主为名义，来制造新的特权，并以此盈利。他们绝不可能真正为民主自由而自我牺牲。必要的时候，他们会牺牲别人，自己则投奔权贵，华丽转身。

如上所言，辨别这些民主投机分子并不难，就是看他们是否真正坚守了底线伦理。他们是否言行一致，是否人己一致？是否说一套做一套，对人一套对己一套？他们是否明显或暗中维护了某些人的特权？是否制造着于己有利、于人有损的新的特权？

在今日中国，在我们这儿，追求民主自由，是无利可图的；做一个仁人志士，不可能把个人私利放在第一位。这不仅需要独立思考，需要勇敢精神，甚至还需要自我牺牲。民主自由的好处和收益是属于整个人类世界的，不仅仅属于某些人；当民主自由真正到来时，那些曾为此而努力奋斗的人，并不会从中获得多少额外的好处。二战中领导人民捍卫民主、英勇作战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战后却在国内大选中落选了。苏联领袖斯大林为此幸灾乐祸，出语讥讽。丘吉尔则从容回应说：“我打仗就是保卫人民有罢免我的权利。”甚至，在民主自由真正到来的一天，“那时，我们已经死了……”（见杨恒均：《感言：对2012年的愿景和梦想》）

笔者就以杨恒均先生的一段话为本文作结：

“我对未来有信心，但如果没有今日的努力与牺牲，未来也许永远不会到来。对于我这种人，让美好的未来早日到来，就是目标，就是理想。至于未来到来之后干什么，其实并不重要，而且，越是美好的未来，付出的代价越是高。我理想的未来到来的时候，我们这些为那个未来打拼的人可能都会筋疲力尽、伤痕累累，甚至早就……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施文，2012-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