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大地七枷社音乐:中国巨浪导弹研发细节公开 总设计师自称罪臣4

　　有一种责任，一诺千金、一往无前

　　20世纪60年代我国发展导弹核潜艇已经势在必行，被列为当时国防科研“三抓”工程之一。

　　如果说液体导弹曾经从苏联得到一些借鉴，固体导弹则没有任何资料和图纸以及仿制品，起点高、技术难度大，加之要重点解决潜地导弹水下发射技术等难题，这对中国导弹研制队伍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

　　一纸调令，黄纬禄从液体导弹研制岗位调任固体导弹型号总体部任主任。他凭借在技术上的影响和个人魅力，组建起了一支固体导弹研制队伍。

　　54岁的他重新开始学习，这次他的老师是他的下属。

　　航天科工四院型号总设计师，曾任“巨浪一号”副总设计师的侯世明，从黄老调入就一直和他共事，向记者回忆说，当时黄老很刻苦，主动找大家聊天，说自己是搞导弹控制系统的，对总体很不熟悉，请同志们把他当小学生一样教起，请大家多帮助。

　　“黄总很谦虚，不论大事小事都很动脑筋，思维很敏捷。”侯世明回忆说，黄总刚去时，院里要开展一次地球旋转对射程影响的计算，当时计算量很大，需要请计算站算参数指标等。他把计算的任务书交给了黄总，按例领导签完字计算站就开始执行任务。黄总看了半天，就问：“这个我也不太懂，但你看这个算一半行不行？”

　　“他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地球是对称的，计算南纬35度和北纬35度是一样的，一下子计算工作量就减少了一半。”侯世明说。

　　黄总常说，导弹是一门综合技术，任何一个技术权威都不可能样样精通。即便是领导者，也必须先当学生，不懂就是不懂，不懂就问，问明白以后就懂了。很快，他便成为总体设计的内行。

　　成功的道路上总是充满艰辛。

　　在开展固体导弹正式试验前，我国已经向全世界发布了某公海海域的禁航报告。

　　然而，头一发导弹发射失利了。

　　压力像大山一样压在大家心头。问题分析会气氛紧张。

　　“我是总设计师，我来负主要责任！”黄纬禄挺身而出。大家望着连续几天彻夜无眠、满眼血丝的总设计师，多少委屈烟消云散，眼含热泪埋头查找原因、解决问题。

　　问题解决了，第二发导弹是否打，何时打还要等上级的指示。这时距离国家发布的禁航结束时间不远了，有些同志却还有疑虑。

　　黄纬禄又迅速回顾了试验各个关键环节，周密思考后，向北京报告：“发射条件已经具备，不宜推迟，建议按时发射，不再延期。”之后，北京回答：“我们尊重第一线同志的意见。”

　　1982年10月12日，当发射按钮按下去，渤海海面上，一条喷火的蛟龙跃出水面，直冲蓝天，冲天的水柱化作层层水帘，尾部橘红色的火焰染红了天与地……

　　十分钟之后，喇叭里传来令人振奋的声音：“末区发现目标！”“弹头命中预定海域！”

　　这次发射标志着我国具有了二次核打击能力，使中国人的腰杆在国际上挺得更硬、更直！

　　可是成功的背后，是顶着巨大压力的黄纬禄忍耐着巨大病痛的折磨。到医院检查时，医生十分诧异，这个消瘦的人到底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会落得一身的病：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输尿管结石、心脏病……

　　那一年，66岁的黄纬禄由于过度操劳，体重减了22斤。人们说，黄老是剜下自己的血肉，补在导弹上了！

　　干导弹事业，总是意味着高风险、高压力。参加“巨浪一号”核潜艇试验的侯世明告诉记者，每次出海试验前，试验队员都到码头列队。当时黄总就把他单独叫出来，连连嘱咐：“现场出了什么问题，少汇报，大胆做主！该做什么做什么，出了问题我来承担！”

　　在遭受连续失利的重大挫折后，1988年，“巨浪一号”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黄老一到时任院党委书记的王可立面前便喊着“罪臣向你报到！”“当时看到年迈的黄老这样，我的眼泪都差点掉下来，慌忙扶住他，对他说，您哪是罪臣，您是我们的大功臣啊！”王可立告诉记者，现在想想，黄老当时要承担多大的压力和责任啊！

　　有数据显示，“巨浪一号”研制工作的单位共有109个，3万多人，涉及全国19个省市、10个工业部门。由于导弹武器研制的系统复杂性，加上大家都没有研制经验，从技术到人员到产品再到时间节点，如果没有精准的统筹兼顾和协调管理，根本无法完成。

　　一度，大家在会上发生争论，拍桌子大嗓门问题依然解决不了。由于首次研制心里没底，看似简单的一个指标，每家单位都留足自己的余量，结果导致总体上衔接困难。

　　“科技人员因技术问题发生意见分歧，一方完全有道理，一方完全没有道理的情况几乎是没有的。”紧要关头，黄纬禄召开首次总师扩大会，他静静地听完各方意见，要求大家全都把余量拿出来，再分散难点。“这样的风险要共同来承担，不能出了问题相互埋怨、指责。”他说。

　　黄老所倡导的“有问题共同商量、有困难共同克服、有余量共同掌握、有风险共同承担”的“四共同”原则，如今已经成为航天系统工程管理思想在实践应用中的“金科玉律”，成为航天系统工程协同工作、解决问题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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