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皇98小驴:储建国：治国需要小智慧

 储建国：治国需要小智慧

        很多人把治国想得神乎其神，以为需要什么大智慧，还要到处去寻找。结果当然是找不到，自己心里也知道。

        有的人还是装作找到了，便故作高深，把一些没有道理的讲得有道理，把一些简单的道理讲得很复杂，把一些朴素的东西讲得玄叨叨。         有的人老实一点，承认自己没有找到，但因为读了书，不讲点复杂的、玄叨叨的东西，似乎对不起那些书，因此，也便这样讲了。作为知识分子，也没什么大碍，别人听了，也还是有所收获，长点智慧。         有的人自己没找到，以为别人找到了，尤其以为那些当了大官的找到了。于是，便对当大官的心生敬畏，进而产生崇拜。官越大，崇拜的越多。孔子曾经曰过：“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许多现代人不怕天讲了什么，不怕圣讲了什么，就怕官讲了什么。不少人背后拿当官的开心，但一旦当官的站在面前，便奴心立现，至少火焰矮了三分。老百姓讲了一点什么道理，他们不当回事，可一旦当官的讲了类似的道理，便奉若神明，大赞了不起，真是了不起。         当官的，尤其是当大官的，本来就以为自己比别人聪明，在别人奴心的印照下，更加觉得自己伟大。于是便拿腔拿调起来，把一些大白话当成大智慧，要大家去领会，去学习。有的觉得光说大白话有点不好意思，便故意说得曲折一点，把句子搞得长一点，用点老百姓不常用的词。这样，别人领会起来更难一点，没有领会的，好不容易才领会的都会佩服自己伟大。连大白话也不怎么会说的，那就只好只请秘书代劳了。可怜了那些秘书，读了一点书，有的还是读了不少的书，但成天得揣摩领导的意思，模仿领导的风格，弄出几千、几万字出来，却不能算自己的成果。为什么秘书容易腐败？大概因为他的精神价值得不到承认，只好弄点实惠的。更何况权呀，钱呀，老是在眼前打晃，一伸手就可以拿到，心里很难不痒痒的。         当然，并不是说，当了大官的不聪明，老毛说的“官越大，越愚蠢”还是夸张了点。如果搞一个智商测验的话，当官的平均智商与没有当官的至少在同一个层次上。即使检测结果证明当官的高一点，或低一点，都没什么大不了，都不构成仰视或鄙视当官的条件。         其实，治国要不了那么高的智商，中等智商就够了。智商太高的人也许不宜当官，因为这种人一般瞧不起普通的人，一旦当起官来，就容易蔑视老百姓，做出违背常理的事来。希特勒大概就属于这类的人。所以，高智商的人，还是应该从事发明或发现之类的事情，那会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治国是一项职业，很普通的一项职业，需要点智慧，但不需要很高的智慧。治大国与治小国有点不同，可能智慧要多一点，但也多不到哪里去。老子曾经曰过：“治大国，如烹小鲜”，也许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治大国，也就像下厨做菜一样，需要点智慧，否则就做得不好吃；但也不需要很多的智慧，不要想得天花乱坠，只要小心照看，不慌不忙地加点作料就行了。         治国需要的那点智慧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日常的智慧，是小智慧，是大脑正常的老百姓都能听明白的智慧。笔者像很多人一样，读了一点书，也到处寻找治理的大智慧，古今中外关于治国的知识也了解一些，结果没有找到什么大智慧，到是发现了一些很管用的，老百姓都已了解的小智慧。         毛泽东一代干革命成功了，靠的是小智慧。在一个天下大乱的时代，有人搬出这主义，那主义，这理论，那理论，老毛一度很迷恋，但后来醒悟了。你要搞这搞那，首先得要有政权，乱世中的政权是靠打出来的。什么马基雅维利、什么霍布斯、什么亨廷顿不都讲这个道理吗？要打仗，自然要打赢。老毛批评朱德的军事主义，其实他们之间在观念上没有什么大的冲突。老毛骨子里也是个军事主义者，只不过朱德老实一点，老毛狡猾一点。打胜仗是第一位的，但打仗不仅需要人，需要枪，需要粮，还需要斗志、需要团结、需要支持。于是便有了什么“三大任务”，什么“纪律”、什么“注意”。老毛想当家长的意识很强，考虑多一些。他不仅仅考虑上面这些光明正大的问题，还要考虑如何能当家长，把家长当稳这种私个儿的问题。这些是大智慧吗？我相信很多有正常智商的人都会考虑到这些问题。但三人行，必有我师。很多人在一起思考，总有人想得多一点，想得周全一点。更何况在战争岁月里，需要一个权威，一个令行禁止的权威。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大伙儿的抬举，形成了这么一个权威，这没什么奇怪。奇怪的是把这种权威吹成神，把这种过程描绘得神乎其神。         神起来之后，便把那些管用的，老百姓能听懂，能服气的小智慧抛在一边了，搞起了什么大智慧。那些谁也搞不清怎么回事的什么主义，什么计划强行钻进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老百姓糊里糊涂，治国者也不知怎么摆弄，结果自然都弄不好，日子越过越糟。         邓小平几上几下，有更多的机会跟老百姓泡在一起，知道那些大智慧是骗人的，还是老百姓过日子的小智慧管用。他要改，他要革，他要老百姓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他要老百姓出去见见世面，知道什么叫好日子，什么叫坏日子。如此之后，国家就治理得正常了一些。         有些人像吹捧老毛的革命一样，也把邓小平的改革捧上了天，好象邓小平有大智慧，老毛没有。像张五常之类，读了很多经济学的书，把邓小平一捧，神化的效果就更明显了。         其实，邓小平自己心里也明白，他和老毛的成功，运用的都是老百姓的小智慧。你做的事，能够把老百姓说服了，而且让老百姓长久地心服了，那就是治国的成功。         让老百姓口服心服的道理自然不是什么复杂、玄奥的道理。搞革命是如此，搞建设也是如此。         老百姓跟着领导，是为了过更好的日子。你把我们折腾来折腾去，日子一天不如一天，那为什么还要跟你呀？         可是日子怎么样才过得更好呢？当官的能耐再大，也不能替老百姓把日子过好。日子首先是需要自个儿过，怎么舒坦，怎么痛苦，自己心里最清楚，用不着当官的来给自己指手划脚。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就是自由的道理：老百姓自个儿的日子过好了，国家的日子也就过好了。那个自由主义，应该说是那种比较正常的自由主义，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它把老百姓都明白的这种小道理讲了出来，讲得老百姓口服心服。         我手头上有一本书，讲的是1450到1789年欧洲几个国家的历史，全书最后一句话是：自由是一个强大国家兴起的前提条件。这种道理很多人以为中国人不懂，其实不懂的或装着不懂的是某些治国者。只要有合适的语言讲出来，中国的老百姓是懂的，而且懂得很多。中国唐朝很强大，实际上是因为老百姓有了很多的自由，不需要为某种丰功伟业而疲于奔命。当代中国人享受了好些年正常的日子，也是因为老百姓有了很多的自由，可以花时间和精力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可据说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把自由作为治理的指针，可老百姓日子好不到哪里去。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他们奉行的只是西方人从生活中抽出来的自由干条条，而不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老百姓和当官的都能懂、都能操作的自由小智慧。         让老百姓自己过自己的日子，不是说当官的可以不闻不问。烹小鲜也要用心照看，否则不就烹糊了吗？我们喜欢说当官的有这毛病，那毛病，老百姓难道没有毛病了吗？当官的不神圣，老百姓就神圣吗？有的人对当官的不满，就把老百姓捧上了天，老毛不是神明，那老百姓就是神明吗？有的主义以老百姓神圣为前提，生出了一些大道理。这些道理讲起来，让老百姓自己也脸红，好象老百姓就神圣得不得了，圣洁得不得了，聪明得不得了。         当官的是凡人，老百姓自然也是凡人，也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他们想过好日子，但常常不知道如何来过好日子，他们经常缺少智慧，缺少毅力，缺少资源。在某些社会里，这样的老百姓会更多一些。老百姓想过好日子，自己又缺这缺那，可怎么办呢？这就需要有人来引导，来帮助。共产党的领导如果是在这种意义上来说的，那是有道理的，是老百姓能够接受的。         相信社会在发展，也就是相信老百姓的日子会越过越好。在这种变好的过程中，总是有少数人率先走一步。大家齐头并进地过好日子，想一想是可以的，但自古至今是没有出现过的，老百姓也会相信在可以看得到的未来也不会出现。所以，邓小平说，要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这是一种无奈而现实的选择。这个道理老百姓能明白，能接受。         不过，“先富起来”是有条件的。第一个条件是先富者要承担带后富的责任。很多先富者很奇怪，尤其是学了点自由知识的先富者更奇怪。认为靠自己的本事致富的人为什么还要承担带后富的责任呢？别人富不富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任何人的富裕都建立在别人合作的基础上。为什么这么说呢？先富者一般要比别人占用更多的资源，而这些资源一般是大家共同所有的（在当代中国更是如此，这里就不多说了），它们凭什么要你来占用，而不要别人来占用呢？这通常是国家政策使然，可是政策也要讲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是邓小平刚才的那句话，你可以先用这些资源富起来，但要为带动后富承担责任。我们可以将此理解为中国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一个契约，是由邓小平做中间人来签订的。没有这个契约，富人和穷人之间就没有办法一起过日子。         第二个条件就是先富者不能靠不法手段富起来。这里本来想说“不正当手段”，但由于“正当”的含义太含糊，争议太大，老百姓不大清楚，当官的也不大清楚。如果通往富裕的道路上没有规则，那烧杀抢劫都是可以允许的，那要国家干什么？老百姓牺牲生命打出一个政权干什么？有了一个国家，存在于老百姓心中的许多公道，公理就应该变成实实在在的法律。先富者不需要遇事来问问良心，问问公道，而是看看法律允许不允许，在法律不管用的时候，再来问这问那。         问题是，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先富者积累起了不少的私人财富，里面有多少是通过合法的手段得到的呢？这事真的很难说，但老百姓相信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不是通过合法的手段得到的，事实也确实如此。这可怎么办呢？对私有财产来一次大清理，将合法的留下，非法的充公或平分吗？这在技术上似乎不可行，即使可行大概也会打击一大片，经济可能陷入瘫痪，也影响未富者的生活。有人称这些非法财富的获取是一种绑架，绑架了社会，绑架了穷人。不管怎么称呼，得承认有这么一种事实。可是，即使是遇到绑架者，你又怎么办呢？你不能跟他说，你这不对，你应该把人放了，自己到监狱里去。而只能跟他谈判，满足绑架者一些条件，让被绑者获得自由。这个比喻似乎不恰当，但用在中国的富人和穷人关系中，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说得过去的。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先富者的财产，即使是通过不合法的手段得来的，如果当时没有抓到，又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其他的老百姓就姑且容忍了，国家的法律也不追究了。但是，必须要增加先富者的责任，主要是带后富的责任。         这种不追究也是有代价的，因为它对后来者有示范作用。大家想过好日子，似乎必须跟坏人学习，不守法，不讲规矩。长此以往，社会又进入野蛮状态。         因此，这种不追究只限于一个特殊的时代，也就是改革开放的初期。这个初期到什么时候结束呢？现在中国的老百姓要思考这个问题了。         中国人基本上脱离了某种匮乏状态，都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教育，都有一些时间来思考大家如何一起过日子，而不仅仅思考自己的日子怎么过。         “天下为公”的道理看似大道理，其实也是小道理。它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大家要一起过日子，日子不能只让一个人或少数人过了去。我们在处理自个儿事情的同时，还要一起处理大伙儿的事情。也就是说，不仅要自由，还要民主。民主的道理也是老百姓容易懂的道理，是小道理。那种认为中国人没有民主意识的人基本上是胡说八道。中国人几千年前就有了民主意识，“天下为公”就是几千年前的中国人说的话。         那时候的中国人还说，既然天下是大家共同所有的，那么治理天下也要大伙儿商量商量。尽管具体的事务要交给有较多治理智慧的人去做，但重大的事要问一下大伙儿的意见。那个周厉王不愿意这样做，他把本属于大家共同所有的资源占为已有，还不让大伙儿提意见，所以老百姓不答应了，就造反了。结果，周厉王就被赶走了，周公、召公就懂得老百姓都懂的这个道理，遇到一些大事，就同贵族、平民商量商量，国家就治理得好一些。         大伙儿的意见是不一样的，这是好事，不用害怕。中国当官总是怕这一点，所以治理水平老是上不去。让大伙的尽可能自由地去想，自由地去表达，除了对大伙儿的安全带来直接的、可以看得到的威胁之外，都不要有什么限制，并为大伙儿的交流、协商创造尽可能方便的条件。不过，在公共决策时，往往只能采用一种意见，这种意见怎么产生呢？投票自然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中国人喜欢把这个东西当作西方人的专利。其实，这只是产生公共意见的一种方法，谁都可以用。中国古代人说过一句话，叫“善钧从众”。现代人对这句话有点陌生了，我也很陌生，只是以前看书看来的。这句话的道理很简单，每个正常人都会懂，而且一般都会接受。也就是说，做决策时，先要让各种意见涌现出来，通过商量之类的方式将不好的意见淘汰掉，剩下一些好的意见。这些好的意见难以取舍，就采取多数支持的那一种意见。这不就是先协商，再投票吗？中国古代人似乎也不比现代人笨，只不过不大被现代人看得起罢了。过去的儒家讲三代之治是有道理的，那时候发明了许多治理原则和方法，都是老百姓能够懂，能够拥护的，只是后来人不争气，没有发扬光大罢了。中国一些近代儒者到西方一看，看他们搞议会，搞选举，热热闹闹，脑子中很容易将它与三代之治联系起来。这不就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吗？         大伙儿要一起商量天下大事，这并不是说老百姓有大本事，只不过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对于公共的事务，大家都有资格说上两句。这种资格，西方喜欢说权利，其实也是一种责任。我不能只是想着这权利，那权利，还应该想想这责任、那责任，不对公共的事务尽一份责任，我的那点权利也难以得到保障。         人的智慧确实有限，没有一种好的方法能够让大家在所有的公共事务上平等地发表意见，然后充分地协商，再有效地转换成公共意见。这种事情不仅仅技术上不可能，甚至据说理论上也有问题。所以，也就是像前面所说的，日常的事务让少数有品德、有能力的人去干，这些人可由选举产生，可由考试产生，哪一样适合，就用哪一样。但无论如何，这些人要受到监督，他们相互之间要监督，更重要的，是要受老百姓的监督。而且，一些重大的事情，哪怕再麻烦，也要让老百姓自己来做决策。中国古代，国家危难了，要迁都了，要立君了，治理者是要询问老百姓的。把老百姓当人，这是治理的根本，不需要什么高深的道理。这点小智慧都没有，是不需要来治理的。         老百姓的才干的确有差异，自己不一定能管好自己的事（包括私事和公事）。而且有时候，没有才干的老百姓还非常普遍。这就需要像老师一样的治理者来带一带。当代中国的治理者大概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其实，西方的古人亚里士多德早就讲过这个道理。他说在很古的时代，民智未开，有一个聪明人出来了，大家很自然地拥戴他做王，就形成了君主制。后来，在他的教导和治理下，聪明人多了一些，这些人都能对治理说上一些话，于是君主就让他们一块来治理，便形成贵族制。再后来，聪明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想进入治理过程，更产生了共和制。         我们姑且承认当代中国人中有一些聪明人，据说是先进分子，老百姓比他们稍稍笨一些。这些聪明人应该干什么呢？他们不应该成天要老百姓承认自己聪明，有资格治理国家，管理老百姓，而是应该帮助老百姓变得更聪明，帮助他们学会自己治理自己。现在有当官的反其道而行之，推行现代愚民政策，怕老百姓知道这知道那，让老百姓生活在“无知”之中，什么都不要想，只服从他们的领导就行了。这是违背古今中外治国之常理的。连老百姓日常的道理都不讲，还奢谈什么大智慧？         治国没有什么神秘的大智慧，想寻找的人是永远也寻找不到的。找不到，还要说有的人，八成是在装神弄鬼，忽悠老百姓。咱老百姓要死守那些基本的、日常的道理，一方面对付那些不讲道理，或讲野蛮道理的人，如“打天下，坐天下”之类，另一方面对付那些装神弄鬼的人，如“万岁、万岁、万万岁”之类。         我们要死死记住：自己的事情自己办好，大伙儿的事情大伙儿办好。         我们欢迎那些真心帮助我们办好的人，坚决抛弃那些以帮助为名，以谋私为实的人，不管来自哪个国度，哪个群体，哪个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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