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草图大师2017许可证:唯“民富论”才能拯救中国

唯“民富论”才能拯救中国

　　在当下中国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国家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富裕，而个人却感到不稳定，生活脆弱感在增强；国家经济迅速增长，而公民的生活质量似乎却在下降。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2010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将会突破8万亿，前5个月国内多数省和计划单列市已纷纷宣告提前一个多月完成上半年财政任务，各省增幅大多在30%左右。很明显，政府财政增长速度远超GDP增速，与居民收入增速相比更是堪比“大跃进”了。

　　政府财政的“鹤立鸡群”，使得居民收入显得如此暗淡。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陈志武分析：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在中国，超过75%的资产是政府拥有的，民间只有不到25%的资产。政府本来就掌握着大量资源，财政又一家独大，一个“超级富豪”的模样早就屹立起来了。

　　有一派观点认为，国富和民富并非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从相对数来看，中国财政收入比重并未过高；通过转移支付、加大民生投入可以推“国富”向“民富”转化。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并没有过高，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属于中等偏低水平。世界平均水平为40%，而中国2009年仅占30%。他的意思很明白，政府财政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富裕。这种看法也不错，中国大，人口多，要做的也事多，相对来讲财政收入也不算太多。可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绝对数的多少问题，而在于财政的征收与支出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我们知道，再次分配是由政府的财政政策来实现的。政府通过财政收入的“征收”和“财政支出”两种方式在社会各阶层中实现财富的再次分配。如果政府倾向性的向高收入者多收税，在支出的时候向低收入者倾斜，那么就会克服初次分配存在的不足，从而达到“社会公平”的目的。一般来讲，政府财政收入总量越大，表示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能力越强；另一方面，若政府财政收入过大，那么居民收入就会减少。而当前的现实是，政府的再次分配能力“疲软”，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基尼系数早就超过国际警戒线，且已经接近5.0。

　　从财政收入这方面看，我国税收不透明，以间接税为主，间接税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这种税收较为隐蔽，我们再买商品的时候只知道商品的价格，而不知买这个商品或服务要交多少税。而在国外商品的价格和税费是分开的充分照顾到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曾在文章中提到，我们经常交电话费，而不知道其中有近四分之一是交给国家的。这也是为什么《福布斯》公布的“税负痛苦指数”中国内地排世界第二，而普通民众感觉不明显的原因。与中国恰恰相反的是，国外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的税收一般以直接税为主，直接税主要包括所得税、遗产税、财产赠与税等，其中遗产税中国是没有开征的，这似乎也说明中国社会贫富差距为什么越来越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政府财政飞涨与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是分不开的，有些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甚至占到总收入的一半以上，中国楼市的近几年的火爆无疑很大程度上助推了政府财政的增长。

　　从政府财政支出来看，中国的政府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用所占比例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即使以2006年为例，我国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18.73%，而同期日本的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是2.38%，英国为4.19%，韩国为5.06%，法国为6.5%，加拿大为7.1%。美国最高，也只有9.9%。由于政府投资性支出与行政支出比重过大，从而使得保障性支出比重过小，引发出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需要政府大力投入的社会医疗、教育、养老、科研、住房、就业、养老等领域的公共支出投入太少，且分布及其不均衡。譬如，我国医疗资源80%集中在城市，只有20%在农村，况且农村人口比城市人口的多很多。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中国卫生分配公平性世界排名188位。以2008年为例，我国用于医疗、社保的支出加起来占GDP的15%左右，而世界人均3000到6000美元水平的国家平均比重为30%多。我国居民的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也远低于其他国家。若按世界银行1.25美元一天的贫困线，中国还有一亿多人口属于贫困人口。

　　实际上，在财政支出上存在“奢华与欠账”并存的现象。此前，有学者曾指出，“三公消费”是三个三千多亿，这还是保守估计。虽然还有那么多人没有脱困，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包括一些知名的贫困县，在民生方面没钱投，可是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说上就上，也不考虑实际。建个政府办公楼竟然向着人家美国总统府白宫的标准，建个广场竟然想要与天安门广场比肩。动不动就投资几千万甚至上亿搞个毫无用处的项目，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某贫困县也敢花几百万克隆一个。公款出国考察风也是屡禁不止，有些官员国外景点看腻了，竟敢下赌场。

　　由于当前财政体制的弊端，相关监督和纠错机制不完善。“只管投入，不管产出”的现象长期存在，公众对政府怎么花钱几乎没有发言权，即使造成重大损失也没有人为之负责。于是，形成了“不花白不花，多花多要”的习惯，才有了政府部门花近3万买个电脑的奇闻。有的部门还攒起了“私房钱”。据中央纪委的信息，全国自查自纠和重点检查共发现“小金库”22884个，涉及金额101.58亿。另据审计署2006年1月至2007年6月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审计，随意挪用经费的问题相当突出，在审计调查的54个县中，有46个存在挤占挪用现象。本来投入就少的教育经费也成了人家的刀下肉。

　　让人难以想象，很多地方政府是在负债中运行的，有的甚至存在“破产”的风险。6月23日下午，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向全国人大十一届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作了《关于2009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刘家义在报告中表示，部分地方政府偿债压力较大，存在一定的债务风险。其中，省、市本级和西部地区债务风险较为集中，有7个省、10个市和14个县本级的债务余额与当年可用财力的比率超过100%，最高的达364.77%。然而，吊诡的是，政府还存在“突击花钱”的现象。2009年12月全国财政还有2万亿预算支出没花完，也就是说一个月内必须把剩下的这两万亿花完。一边过着“奢华糜烂”的生活，一边保障性支出少的可怜，一边高负债运转，一边还玩“突击花钱”。在这种效率下，财政要破8万亿，公众怎么会高兴的起来呢？相反，那种久存的不公平感又加剧了，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民众对个人生活水平提高信心不足，因为财政的飞增没有让民众感受到切身的实惠。

　　因此，政府财政应从经济建设财政、政绩工程财政、形象工程财政、吃饭财政真正转向以保障民生和改善民生为目的的公共财政，也就是从“以政绩为本”转变为“以人为本”。其实，国家富裕并不是终极目的，国家与民众收入差距过大，反而是很不和谐的。政府财政收入应回归“民富论”本真。

　　应下决心进行收入分配改革，让全民享受到发展成果，彻底改变分配失衡的局面。在初次分配领域存在这样的现象，劳动者所得持续下降，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有数据显示，在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的50%左右，而中国占不到10%。因而，加大劳动者劳动所得，让他们的劳动更体面，生活更有尊严势在必行。有学者认为，我国可研究出台一个“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搞了个“10年收入倍增计划”，结果很成功，例如国民收入原计划增长2.7倍，实际增长4.2倍；人均国民收入原计划增长2.4倍，实际增长3.7倍。这些有益的国际经验值得借鉴。

　　要增加保障性支出，建立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广大农民享有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的权利。我国目前的2亿农民工，5000万没有单位依托的个体户，近5亿农村居民该如何享有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已经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中国保障性支出一直低于10%，财政支出以消费性支出为主，比例高达65%。而美国的保障性支出占财政支出的60%以上，消费性支出低于30%，投资性支出低于10%。可见，中国是一个高税赋，低福利的国家。

　　应该发挥税收杠杆的作用，让其在调节收入分配中发挥应有的功能。现实状况是税收政策有利于高收入阶层，不利于低收入阶层。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过低，对低收入阶层不利；没有开征遗产税明显有利于富裕阶层。同时，还要改变以间接税为主的现状，应该以直接税为主。美国以直接税为主，所得税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达60%，而我国的所得税所占比例不足10%。过多的征收间接税，会推升CPI，增加低收入群体的负担。说的直白些，当前政府财政飞涨，是低收入群体相对贡献的太多，而高收入群体则太少。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推进政府信息公开，透明化。由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调查完成的“2010中国省级行政机关透明度排行榜”正式公布。在31个省份给予正式答复的109个部门中，只有18个部门主动公开部分信息。信息不公开，不接受公众监督，自然会滋生腐败。现实中，有些政府部门对财政收支状况一直讳莫如深，甚至当成“国家机密”。2008年11月，沈阳市民、律师温洪祥向市政府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办公费、招待费等财务账目，结果被告知“极其敏感，公开难度大”。无独有偶，2008年12月30日，河南南阳市民王清向南阳市181个行政部门提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结果被有的部门当成间谍。由于政府信息的不公开，政府收入越多，越让民众感到不安。“裸体乡政府”白庙乡的实践，已经证明信息公开会杜绝行政费用的贪污浪费行为，明显会减少各种公务消费。

　　民富才能国强，只有让绝大部分人富裕了，一个国家才算真正的富裕。政府财政收入全球第二，不但不值得骄傲，反而应该彻底的反思。这已经是一个关口，“民富论”应该提上议事日程。唯有民富，社会才能和谐，国家才能昌盛，民族才能崛起。政府财政回归“民富论”的本真，上顺天时，下顺民意。

　　本文转自《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