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怎么看sketchup:刘锋：死者镜像中的中国

刘锋：死者镜像中的中国

　　活着的人如何对待死去的人，验证着一个时代的文明质量和人性质量

　　“奥巴马逐一地念出全部遇难者的姓名”，仅一个细节，就意味着奥巴马所代表的美国人民对死者生命权利的尊重

　　中国虽告别了“人折磨人”的“文革”时代，但是转换了形式的新“人折磨人”的现象还是层出不穷

　　让自己在维护自己和他人权利的过程中有尊严地死去，应该是人活着的方向和死去的路径

　　有一次，我在梦中梦见了离世的舅舅，醒来后若有所思。舅舅是一个煤矿的矿工，几十年都在井下挖煤作业。令人惊叹的是，他在三次的矿井事故中都侥幸生还。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吗？非也。有一天，他在朋友的家中竟然死于酗酒，结束了他平凡潦草的一生。

　　在他的葬礼上，村中的左邻右舍，远方的亲戚按照当地习俗为他送行。然而，葬礼并没有想象中的悲痛，一种看热闹似的、欢快的氛围萦绕其中。亲人们象征性地悲鸣几下，其他人则在谈笑风生中体会着难得的聚会。就这样，舅舅走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却始终留在我的脑海。

　　活着的人如何对待死去的人，验证着一个时代的文明质量和人性质量。众人对待舅舅的去世，缺少了一种悲哀，却多了一份快乐，更缺少一份反思。农村生活的单调、乏味，使人们拿去世的人开着玩笑；鲁迅眼中的“围观”陋习还在农村变换形式得以重生；亲人们因为家中缺少了经济支柱而流泪，却不知道除此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人性关怀和至纯情感需要悲悯地对待。

　　比舅舅去世更加不幸的是，有的矿工去世了，在社会上只留下了一个代号，或者只是一个死亡的统计数字。2010年，陕西子洲县永兴煤矿瞒报3起矿难，遇难者的名字一开始连个曝光的机会都没有；2011年7月6日，山东枣庄防备煤矿有限公司井下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28人死亡；2011年7月月10日，山东潍坊昌邑正东矿业有限公司发生井下透水事故，造成23人死亡；2011年10月29日，湖南衡山县霞流冲煤矿致29死6伤；2011年11月10日，云南曲靖市师宗县矿难共造成35人遇难；等等。这一连串的矿难中死去的人只是在统计数字中存在，至于他们姓甚名谁，他们生命权利的流逝则很少有人关心。

　　无独有偶。自2010年1月23日富士康科技集团员工第1跳起至2010年11月5日，富士康已发生14起跳楼事件，有人死亡，有人伤；2011年7月23日，浙江温州甬温线动车特大事故致40人死亡，200余人受伤；2011年11月16日，甘肃正宁县境内发生一起接送幼儿园学生的特大道路交通事故，造成21人遇难、43名幼儿受伤；2011年11月22日，广东汕尾市在建大厦坍塌事故，造成6人死亡，7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2011年12月17日，江苏丰县的一辆小学生校车发生侧翻事故，已确认15死8伤。人的生命权利只是在数字统计中存在，而且只是在死去的时候才在被统计中“暗暗的死亡”。由此联想到鲁迅小说中人物的死亡：在旁人的眼中，孔乙己的死亡十分卑微；祥林嫂的死让“活得有趣的人”松了一口气；魏连受的死很滑稽；子君的死被涓生的世交漫不经心地告知。没有对死去的人，特别是社会底层的个体生命的认知和关怀，就不会有对人的生命权利的真正理解，也不会有对“以人为本”的真正感悟。

　　2010年4月5日，美国西弗吉尼亚一处煤矿发生爆炸，夺走29名矿工的生命，成为1970年来该国最严重的矿难。4月2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副总统拜登出席遇难矿工的悼念仪式。在致辞中，奥巴马逐一地念出全部遇难者的姓名。请注意，“奥巴马逐一地念出全部遇难者的姓名”，这意味着什么？仅仅这一个细节，就意味着奥巴马所代表的美国人民对死者生命权利的尊重，与之相比，就映照出中国人对生命权利的尊重还处在多么初级的阶段。有人常常不满于国内对美国人权的宣传，但是，如果美国人真正从细致入微的地方关心人的生命权利，那么中国能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尊重和保障人权”精神的角度提出反对和批判的理由吗？

　　2010年10月14日，持续69天的智利矿难大救援完美收场，全部33名矿工从摄氏32度的高温中、700米深的矿井下安全获救。在全世界的聚光灯下，智利迅速、不计成本、动员全世界资源救援被困矿工的果敢、透明、人性的行动，把整个国家形象注释为一句话：“在智利，我们珍视国民的生命。”由此可见，在智利“以人为本”不仅是一句动人的口号，还是落地有声的踏实行动。

　　不可否认，在不同的国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的去世受到的礼遇是不同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农民工的去世是一个长期令人感伤的现实。而处于社会顶层的人士在去世的时候，则会受到在《新闻联播》、执政党报等重要媒介上发布讣告的礼遇，其生前事迹、突出贡献、级别待遇的示范意义也会影响他人对生命权利的认知。虽然这种做法有其好的作用，但是，这是不是也人为地制造了人的不平等？如果人们承认这种现实，那么是否意味着人们就接受了人的不平等的现实，继而接受了漠视那些在统计数字中死去的人的合理性？如果是这样，那么在不平等条件下的“以人为本”不就是一句空话吗？

　　与社会底层和上层人士不同的是，中间阶层的人的去世，特别是那些学者、科学家的去世，常常促使活着的人思考人的权利保障问题。换句话说，他们生前用才智追问人的权利问题，用行动传播人的权利思想，他们去世后，活着的人还在延续他们的事业。例如，季羡林、钱学森、蔡定剑三位先生虽然离去了，但是，他们生前的遗愿还活着，还在引领着有识之士的思考和行动。

　　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先生去世。季先生被称为国学大师，生前著述甚多，其中有一本叫《牛棚杂忆》的书谈到了人的权利问题。在“十年浩劫”中，季先生遭到一些比“畜生”品级还低的“非人”们残酷无情地批斗、折磨，斯文扫地，一度计划用省吃俭用的安眠药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突然到来的批斗打乱了季先生的自杀计划，所以他又坚持活了下来。他在书中说：“‘这样残酷的批斗原来也是可以忍受得住的呀！’我心里想。‘有此一斗，以后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还是活下去吧！’”在“士可杀又可辱”的环境中活下来是一种勇敢的权利，活下来以后还会思考如下问题：这些“非人”们折磨人的“派性”毒素来自于哪里；那个时代的悲剧就怎么会是“人折磨人”呢？今天，中国虽告别了“人折磨人”的“文革”时代，但是转换了形式的新“人折磨人”的现象还是层出不穷，对此，各个行业中的中国人能否先自知，然后警醒，最后克制呢？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先生去世，留下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本来，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但是中国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学生进入学校以后，是不断地把自己的性格、才智交出去而又收不回来的过程。“应试教育”不允许学生有自己的看法，“在学校听老师话”培养出的是没有创造性的反抗精神的学生，“个人爱好、兴趣”被边缘化造成的创造力短缺，“写一些没有个人学术观点的论文”造成的科研荒漠等等，都是杰出人才生长不出来的原因。说得刻薄点，在学校中，学生被当做一个工具打磨，而不是当做一个人去激发其探究陌生领域的兴趣。王蒙先生曾经在一次讲坛中说到他有一篇小说《羊拐》被学校的老师出题考学生，老师给了三个选项，单项选择，王蒙先生说自己看到这三个答案，都觉得对，所以不知道该怎么选择。这个例子说明，中国“应试教育”中的“单一答案”教育实际上在削弱学生的发散性思维，把学生的多样性成长路径给堵塞了。这样的学生越是背诵答案的能力好，越是没有创造力。他的背诵能力成了束缚他才智的牢笼，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异化”。钱学森先生的发问是众多中国人的共识，但是要很好地回答这一问题，还有漫漫长路要走。

　　2010年11月22日，蔡定剑先生去世，留下了一个“宪政中国”的梦想。“运用宪法保障人民权利”，“让民众权利管住公共权力”是他留给后人继续研究和行动的课题。此外，他几十年来为底层民众的权利奔走、呼喊，用实际的行动书写自己的民主法治理想，使他显得格外高大。蔡先生在《民主与可持续发展》的讲座中说：“没有民主法治，人们需要有很多的劳动为制度付出代价，甚至为不受节制的政府机构和政府开支付账，为贪官付账，挣了半天才是自己的。民主和法治本身并不直接创造收入，但它可让同样的勤劳创造更多的收入，让同样的财政惠及更多的人民，让人们的劳动事半功倍，这样比较少的劳动就可以得到比较幸福的生活。”只有那些真正民主法治的国家才能保证人的生命权利不受侵害，而只有人的各项权利得到保障以后，其所在的国家才能持续地屹立在地球之上，令各个国家的人景仰。用蔡先生的话来说“中国要崛起而不再趴下，必须有民主和法治”，而中国人要站起来不趴下，也必须有民主和法治。

　　死去的人已经死去，活着的人也会死去，但是“如何死去”却是个人可以做些努力尝试的。用平等对待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活着的人，用尊严和人权精神对待所有死去的人，用实际行动表达对那些死去的人的真诚哀悼和精神继承，让自己在维护自己和他人权利的过程中有尊严地死去，应该是人活着的方向和死去的路径。

　　刘锋为法学博士，独立学者